李仲公与贺龙的乞降信

文1：贺龙两封旧信的一个细节

转自《大山无言》博客　[ 2011-05-30 19:13:31]

    世间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一起共事久了，总要有摩擦。便会有矛盾，但矛盾是矛盾，别往死里整，却又偏偏往死里整。

    贺龙这个人“土匪”出身，脾气不会好，元帅久了，不会和中共军队里的其它将帅没摩擦。天下大定，將帅相轻，你瞧不起我我看不上你。别以为就文人相轻，武人也相轻。彭德怀轻刘伯承、粟裕，陈毅不轻粟裕吗？粟裕的下属叶飞、陈士渠、许世友，不轻老领导吗？贺龙、罗瑞卿不轻林彪吗？

　　这些很正常，人啊，没有不喜欢往自己脸上抹粉的。

    中国有句老话：“恩断义亡只为钱”，这是民间。官场上层则是：“恩断义亡只为权”。钱和权其实是一个字——利。为什么朝朝代代几千年过来，人们记不住“狡兔死，走狗烹”？贪利。

    但贺龙和你再有矛盾，不是罪，不该死。

    贺龙被整死后又平反时，周恩来八宝山里曾有令人吃惊的表现：朝贺龙连鞠七躬。为什么，仅仅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吗？

    文革，贺龙夫妇无处可逃时，曾躲进中南海西花厅，但旋即让周恩来派人送进京郊的一个山沟沟里。临走时周对贺龙夫妇说不久即去接他们。只是后来接他们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

    曾疑问：周安排的秘密地方，中央专案组怎么知道的？又想：周就是中央专案组总负责，贺龙夫妇藏在哪还不好找吗？

    周、贺几十年战友，又一块“八一”，保不了吗？毛、林要打倒的人，他保得了吗？为了顾全大局，孙维世、成元功他都不能保，他能保贺龙？

    贺龙被中央专案后，致其死地有两封旧信，为当年贺的恩人李仲公上交。

　　李仲公何其人也？1924年国民党东征时的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共事交往。1926年7月，就是李仲公向蒋介石进言使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此人也曾国民党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贺龙当年给李仲公写了什么信？李为什么不转报？

　　〔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

     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这是两封要命的信呀！你说这李仲公也怪，人家写信让你转呈蒋介石你不转也就算了，你烧了它不行吗？你“珍藏”它几十年干什么？而今，人家倒霉了，你又交出去了！

    不过，真有这两封信，贺的问题可不是林彪开小差和井岗山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这里，细节出来了。原来致贺龙于死地的两封旧信，是贺龙的恩人和最信赖的老领导、老战友一交一收，最后成了贺龙历史上曾想叛党的铁证。

    李仲公上交贺信时曾附信给周恩来：

   “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

    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

                                            1968年3月29日。”

    作为李仲公的儿子，李幼华既然承认父亲的这封附信，为什么又不肯承认父亲的行为是落井下石呢？文革，为保自己，父非父，母非母，子非子，相互揭发的事太多了，李仲公为保自己交出贺龙的旧信还有什么奇怪吗？周恩来不也是将信供铁证用了吗？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代社会人事变迁用不到三十年了。贺龙转眼平反，李仲公来事儿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决定说：

　　“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

    这很不讲理了！明明是将信交给周恩来，要说“伙同”，也是“伙同”周恩来，怎么成了“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了？

    呜呼！

    蛮不讲理！

    文化大革命！

                                       大山无言        2011-5-26

文2：文革后关于李仲公的处理决定（选自：《文革李仲公陷害贺龙内幕 伪造向蒋介石乞降信》选自中华网）

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还提出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
 

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事情清楚了，陷害贺龙的李仲公也受到了处理，但在当年，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却是致命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贺龙含冤去世。贺龙去世后，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人送花圈，也没有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为他送行，只由几个医护人员在专案组的安排下，把贺龙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贺龙冤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审理，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陷害贺龙的那些人，则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文3：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选自选举与治理网

  我是李仲公的女儿。现旅居德国，为德籍华人。李仲公与贺龙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话题。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许多报刊杂志及网页上，均可以看到“贺龙受害始末”、“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之类的文字。近年来，我清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文稿之类的遗物，加上我对这一事件的亲闻亲见，并走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作为一面之辞公诸于众，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

　　父亲李仲公是贵州贵阳人，十八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恺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晚，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拘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贺龙托人送过一件獭皮大衣给父亲，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几次和我说：“这是贺龙送给我的。”

　　　　　　　　　　　　　　　　　二

　　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父亲担任过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起草工作。1957年，父亲作为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常参加高级国务会议。1959年7月，父亲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此时，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参事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也许是父亲在与李奇中关于袁祖铭所部的交谈中，无意识地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信的事情吐露出来了。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当时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无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父亲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根据父亲留下的致周总理信的底稿。内容是：“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段时间。

　　中央专案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里的亲笔信的呢？父亲一直没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国第一次赴贵州给父亲扫墓，并转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闲谈中，秦萍老人心直口快，向我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说知道贺龙写给李仲公亲笔信的只有李侠公和李奇中两人，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参事室参事李奇中说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脱不了手”。

　　　　　　　　　　　　　　　　　三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

　　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他“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看来，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岐，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在中共“反右”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成了“牺牲品”，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今天，看到我的祖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民主，民富国强，我们这些海外中华儿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愿去回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历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理智地尊重史实，才能有效地对后人起到借鉴和教化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箴言啊！

文4：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发 [1974] 25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文5：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因病逝世。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贺龙同志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游说”、“策反”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湘鄂西红三军。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所谓“通敌”，本无此事（见附件一、二）。但林彪和黄、吴、叶、李等反革命分子，不将查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捏造假材料，甚至还把敌伪报纸上刊载的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一些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

二、所谓“篡夺军权”问题，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贺龙同志对林彪提出的以“四好为纲”，“向空军学习”等口号，提出过不同意见。林彪等人怀恨在心，采取特务手段，有计划地编造黑材料，胡说贺龙同志“阴谋篡夺军权”，并支持一些人在总参、海军、空军和北京、成都军区等单位“篡夺军权”。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并无此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使用阴谋手段，颠倒历史，捏造事实，欺骗党和人民，陷害贺龙同志，罪恶至极。

我们建议，对贺龙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文6：一、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二、蒋介石为优恤熊瑞龄所颁发的命令（节录

附件一：

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写 四月十八日到

中央：

……

八、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军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

此致布礼

夏曦、贺龙、关向应
　　三月十七日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附件二：

训令

训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呈称熊瑞龄奉派招降贺匪惨被诱杀拟恳特加优恤令仰该部长从优议恤抚字第五○六号

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案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签呈称，窃查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一案，兹接湖北何主任来电，谓被贺匪诱杀等语，查熊瑞龄……因与贺匪昔年友善，……恐该匪入川与徐匪会合，遂愿深入虎穴，招安投诚，迨行抵施南后，与该匪见面，一切办法，均已议妥，不料该匪阳为归顺，阴实叵测，竟将熊瑞龄惨杀。……查该故员招降贺匪，致遭惨杀，殊堪悯惜，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该部长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为要！此令。

委员长蒋中正

（注：原文载一九三四年蒋匪南昌行营《军政旬刊》第十八期）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