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开门办学”

          ——兼议大学生找工作的能力

所谓“又想起”是指关于这个题目，过去写过，常常又会想起。

“开门办学”这个词儿，45岁以下的人大都不知道，更多的是听说“封闭式管理”。今年是新中国60周年诞辰，作为教育工作者，觉得很有必要进行一点回顾总结。

新中国的教育，20世纪50年代是“扫盲”阶段，也就是“扫除文盲”。60年代前期还是有高考的，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试分数好的学生里相当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真正的工农子弟、贫下中农和军队官兵的孩子们，学习成绩翻不了身，加上“反右”等因素，后来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高考，工农兵上大学靠推荐。过去听老师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考试作不出来怎么办？可以抄嘛！”至于毛主席是否有过这样的教导，真有点难以考证。还有“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影响很大，白卷英雄张铁生应运而生。

到了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门办学红火一时。作为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我没有参加“上山下乡”，却参加过许多次“开门办学”。记忆中的开门办学，印象很深，而且很丰富，这是今天的80后、90后没有的。有人说“文革”是伤疤不能抓，一抓就破。就出血。不过。我们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开门办学”今天我特别想提及，揭揭这块“伤疤”。

现在想起来，“开门办学”对我的影响大都是正面的。至少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劳动，崇尚创造，尊重劳动人民。

大约小学一年级刚入学，我们就用小背箩背石头给学校铺操场，我清楚地记得人民小学的老师一边往背箩里装石子，一边怜惜地劝到：“少背点。别压坏了。”那时我才七岁。小学二年级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劈柴生火做饭，筒子楼道里烟雾浓浓，家家都在过道里烧饭，眼睛经常熏的睁不开。

后来二年级下学期随父母到农场，农村学校的条件差多了，每天上学不仅路途很远，还必须随身带一只畚箕拾牛粪，不交牛粪不给进教室。那时才8岁，最快乐的记忆就是在上学的路上采杨梅、蘑菇和到河里摸鱼，我们还和年级稍大一点的同学把手推板车的杠杆相互架起来，形成一辆可操纵的四轮车，顺着下坡飞快地溜很远，那是危险而刺激的活动。我跟着母亲用一根带柄的棍棒往泥田里一插，我往洞里扔蚕豆种子，一辈子忘不了。那是多么生动的一节劳动课呀！

教育学家早就发现，人们能记住阅读的5——20%，能记住经历的亲自动手参与的20——80%。知识教育仅靠书本是不够的。对于“开门办学”重视实践的做法，今天我们总结得还不够。为什么那么多80后90后厌恶劳动？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那么多在校学生厌学？为什么中国人考试能力强而发明能力弱？为什么……

至少小学时我已学会野炊，知道家里生火做饭与野外生火做饭的不同。初中时我们搞野营拉练，才12岁的孩子，一天走山路30多公里，烈日炎炎，许多同学在老师的管理和鼓励下都敢下水塘游泳嬉水避暑，我不敢，特别怕水，也特别受刺激，还不如一些女生。如今，游泳成为我最擅长的运动项目，应该与那次经历有影响。记得没有救生圈，一个要好的同学用绳子栓住我的腰，在深水池里扑腾。

后来几乎每学期都“开门办学”，一次，我到工厂车间修过汽车，冬天很冷，手泡在汽油、柴油里冻得通红，脸上也都是油污。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学习拆洗发动机零部件。双手整天泡在柴油汽油里，冻得红肿，可我们兴致很高，很快乐，在工人师傅指导下，没几天便学会了把整部发动机拆洗干净并装配成原样。我们在实践中了解到汽缸的工作原理，甚至还学会了开动汽车。看到我们修好的解放牌汽车开出厂门，心里别提有我高兴啦。我们还乘师傅不在时发动汽车溜动起来。说来惭愧，开车那么简单的事儿，我至今没学会。

人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可能过于忽视了书本知识学习，这使我得以幸运地在恢复高考后一举中榜，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太多了，“文化知识”的得来太难了，数理化简直对他们就是天书，但是他们插秧、割草、收麦子、挑玉米杆、拔花生、种土豆和到烂泥塘里打滚游泳，比我强很多，这些农活我全干过，而且全都记忆深刻，如果需要，我今天都会做。然而，今天我突然发现许多学生真的全都不会做，而且根本不以为然。

今天还有许多孩子文化课学不进去，劳动能力和劳动观念也极弱，有的家长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还一味坚持不让孩子将来当工人，认为当工人做工是一辈子没出息。这种现象不需要深思吗？

记得一次到小江农场学农时，我皮肤过敏，脸肿得让别人看到害怕，就象茄子，可那时强调轻伤不下火线，劳动时请病假是可耻的，我一直坚持了一周，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建议我自己回家，从小江农场步行爬一座上千米的高山，就是如今网上经常可见到的红土坡，那是我第一次脱离家庭和班集体独自行动，一个人走啊走啊，碰见的人都问：“你这孩子的脸怎么那么肿啊？”我表现得一定十分坚强，未掉一滴泪，尽管内心十分寂寞无助也十分痛苦无奈。

在一则日记里，我是这样描写小江农场夜景的：“圆月黄，星星稀；乌云翻滚，狂风卷吹。碎石跑，泥沙飞；树猛摇，声如雷。迎风难说话，顶风行如龟，沙石扑面来，如雨把脸捶。”我们那时参加劳动，完全是义务性质的，没有报酬，至多补助一点粮票或很少的几块钱。可我们对劳动很投入，争先恐后，在老师的率先的榜样的带动下，赤膊赤脚下田，经常是一天干完活后，浑身汗水和泥水。

我和许多同学就是在小江农场的泥水塘里学会游泳的。为了躲过老师的眼睛，我们不惜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地去游泳，也不知喝了多少泥水，终于漂浮在水面上了。随便提一下，有时我会想自己为什么喜欢游泳有时还写点诗？应该说多多少少与文革那个时代的领袖崇拜有关，可见崇拜也有正面的作用。

大约初二时，我被选入东川市一中的文艺宣传队。那是一段充满了轻松愉快和新鲜感觉的时光，很值得留念。每天清晨，我们顶着满天的星星去学校练功，拉腿、劈叉、翻跟头。学校把唯一的一台录音机给了宣传队，并投资建立了一支十几人的乐队。二胡、提琴、小号、圆号、扬琴、手风琴、锣鼓等，自编自演，自己伴奏，剧目戏曲形式几乎应有尽有。我们到乡村田头、工厂球场、学校操场、机关剧院，甚至上省城去表演，还到几十里外的东川市文工团观摩学习，那个文工团后来出了电影大明星张丰毅。在宣传队多才多艺的张宇丹老师指导下，我学会许多种打击乐器，出演快板、相声和话剧。后来证明那些学习是很有用的，在大学的文艺汇演和今天中学生的迎新晚会上，我还可以露一手绝活儿。

看到现在许多中学生整天忙于学习，有些潜在的艺术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启蒙和挖掘，我颇以为遗憾。艺术，无论干哪一行，都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它们对于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启迪作用，往往令人意想不到。目前，我们对中学生的艺术能力的关心，恐怕是太少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追星族”呢？

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一时到两百多里外的寻甸县马街镇学军，与部队官兵同吃同住长达两个多月。我们天不亮就与士兵们一起出操，早饭后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进行长时间的队形操练，拼刺刀，投掷手榴弹匍匐前进，翻越障碍物，长途行军等。最令人振奋的是看露天电影前与解放军战士进行拉歌比赛，一曲未了一曲又起，比哪个连队唱得多，唱得响亮。这边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那边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那边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间稍有停顿，拉歌者就带领大伙儿喊“我们唱完了，××连来一个！”领队叫：“一二三四五”，大伙齐声吼“我们等得好辛苦！”气氛热烈。

那次到马街学军，有几件事颇值得一提。一是头一次打靶，当时规定每人放三枪，皆中十环者可奖励五枪，一枪未中者可补打一次。我自幼心眼儿实在，不会耍花招。有的同学嫌三发子弹不够过瘾，私下商量故意打脱靶可多放几枪，我也动了心眼。一开始连续打了三只“烧饼”，补打时枪枪中靶，取得良好成绩。

我国农村多有赶集的习俗，云南也不例外。一个星期天，我们十几位同学约起来赶集。从马街走到狗街大约　二十五公里　，我们天不亮动身，摸黑回驻营地，一天赶了一个来回。那是我一生当中至今最长的一次步行。背着七、八公斤板栗返回军营的路上，双腿沉重得几乎迈不动了。与极度的疲劳做斗争，在挣扎中战胜自我，体会品味出了什么叫“坚强的毅志”。

“开门办学”应该值得反思，现在的年轻教师，如果让他们带领学生去搞“开门办学”，搞实践学习，把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教学，他们未必知道怎么样做。现在的家长，如果让他们的孩子去学习劳动知识、劳动技能、生活常识、生活技能，他们会怎么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而又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的未来会幸福吗？

今天，我们怎样把应试教育发展成为创造教育？把素质教育深化为创新能力的教育？怎样尽量避免大量的低效无效，空洞无用，甚至是学生厌恶的教育？“开门办学”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