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第一章 (3-4)蒋介石永别大上海 上山避寿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蒋介石永别大陆 (3) 　　

                     蒋介石永别大上海　　

    5月3日杭州解放。京沪杭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且已处在解放大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蒋介石担心在上海呆下去，恐怕会成为瓮中之鳖，或再演西安之变，所以决计开溜了。遂于5月5日向蒋经国交代：“去准备好出发的船只。”又指明要吨位大的轮船，他有预感，是最终告别上海了，要将沪上贾尔业路（今东平路）行宫里的动产全部搬走。　　

    蒋经国冒着大雨到外滩轮船招商局，约见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道明来意，征用4600吨的“江静”号轮船，严令船上已售出的客票全部退了，备好足够四天用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5月6日上午，蒋介石单独把汤恩伯召来，说：“要尽力坚守，能守多少时间就坚持多少时间，实在守不住就撤往舟山，相机去台湾。有台湾在，就有希望，所以一定要保存军队。”　　

    有了蒋介石这几句交底的话，汤恩伯只守了半个月，就逃之夭夭。　　

    1949年5月5日中午，新婚方三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午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直着嗓门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一趟，三轮车已等在门口了。”　　

    徐品富吃完饭就急忙赶到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和副总经理黄慕忠正急得团团转。一见徐品富，顿时高兴万分。　　

    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四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董事长，这次要我船担任的到底是啥任务，活动的区域在哪里？我这个当船长的，心里总要有个底，再说业务上也要有个准备，一无所知的出了海，将来万一出了事，到底啥人负责呢？”　　

    徐学禹和黄慕忠交换了一下眼色，压低了嗓门对徐船长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此事要绝对保密，只能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　　

    徐品富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想托词推掉，但转念一想，既然已经选中了，推不得，只好见机行事了。告别了董事长，徐品富匆匆赶到码头，只见“江静”轮象往常一样，平静地靠在码头旁。　　

    “江静”轮是艘上海沦陷时期由江南造船厂建造的4600吨位的大型客货轮。航速每小时十余海里，当时叫“宁波丸”，专门跑上海到宁波的航线。抗战胜利后，“宁波丸”改为“江静”轮，并进行了彻底的改装，气派豪华，成为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往来于申甬航线上的特殊船舶。　　

    第二天一早，一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一百多名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中有机要人员、马夫、轿夫、炊事员等；至于物品更是不计其数，有几个人才能抬动的大银箱，有挣扎着不肯上船的大洋马，有一乘轻便的轿子，甚至连蒋介石睡的大铜床和红木三联大橱都在吆喝声中抬上了船，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严阵以待。一名副官告诉徐品富船长，船上所有人员一律不得随意走动。　　

    晚上8时许，在极度神秘的气氛中，一艘大型的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上膛的卡宾枪，扣上板机，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脚蹬圆口轻便缎鞋的蒋介石，右手执根手杖，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款款登上了舷梯。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他的儿子爱伦。徐船长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蒋介石看来比照片上瘦长，高高的颧骨，深深下陷的眼窝似乎有点忧伤。至于跟在蒋介石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已同他打过几次交道。碍于面前的蒋介石，蒋经国只是对徐品富淡淡地一笑。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时间仓促，还来不及布置，于是这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　　

    “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踏进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徐船长询问蒋介石何时开船为好，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船长：“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　　

    “12小时左右。”　　

    “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蒋介石说。　　

    “开船时不要鸣汽笛。”蒋经国在旁边说。　　

    “好吧，明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开船，黄昏到达舟山。”　　

    5月7日早上6点钟，“江静”轮拔锚离岸，驶向东海。蒋介石透过玻璃窗，依恋地望着渐渐远逝的大上海，不禁悲从中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内心的痛楚：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产党，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今天黑暗重重，危险艰苦，但我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一定要不屈不饶地奋斗下去。　　

    为防动摇军心士气，蒋介石严令对离开上海秘而不宣。　　

    “江静”轮在“太康”舰的护航下，按照事先的命令，没有鸣笛，便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至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凿沉江底。昔日被称作“水上大马路”的黄浦江，这时已是行舟寥寥，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十时许，徐船长正在驾驶台凝神了望，蒋介石带着四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徐船长赶紧端过一把太师椅，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四名卫士静侍左右，一个拿着黑色大衣；一个臂弯上挂着手杖；一个手提望远镜；还有一个拿着张海图。只要老蒋向谁一使眼色，谁就会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递上去。　　

    “江静”轮进入舟山海域，远礁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一些好转。　　

    一片辽阔的洋面出现了，蒋介石便问：“现在我们在哪里？”　　

    “大戢洋面。”徐船长回答。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问：“这是什么岛？”　　

    “金塘岛。”　　

    蒋介石要求天将黑时到舟山，徐品富船长只能通知机仓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　　

    徐船长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着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徐船长只好操纵着“江静”轮转悠于碧水青山之间，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乘轻轿，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面授机宜，安抚人心。连日来，蒋介石也是风尘仆仆，不遗余力。　　

    10日下午5时，“江静”轮首次抵达普陀山莲花洋面，因怕发生意外，蒋介石当晚未登岸。次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才乘小艇在短姑道头登岸。这时岸上已准备好了轿子，侍卫长刚想扶蒋介石上轿，蒋忽然扬扬手中的文明棍，问道：“这叫什么地方？”侍卫长毕恭毕敬地回答：“此地叫短姑道头。”蒋介石听说是短姑道头，立即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一头钻进了轿子，叫轿夫快快抬走。后来陪同人员打听到短姑道头的“短”字犯了老蒋的忌讳，所以他一上岸就很不高兴。　　

    蒋介石上岸后，顶着八级大风先到他母亲于民国九年（1920年）春寄住过的三圣堂礼佛朝拜。他下轿步入三圣堂，见庵堂建筑款式已变，多不如前，就问僧人何故。僧人告诉他民国二十三年，三圣堂遭受过火灾。蒋介石在大殿内外看了一遍后，就坐轿上佛山顶了。到了佛山顶他步行至菩萨顶天灯台，与随从人员摄影留念。中午，蒋介石在慧济寺吃过斋饭，从小路东行下山，游悦岭庵、古佛洞，他在古佛洞内十分详细地观赏了仁光和尚的塑金肉身，后又游览了梵音洞和净土庵。因当时天下了雨，他就在净土庵休息片刻，之后直抵天福庵、南天门。下午4时多才回到船上休息，当夜就宿在船上。　　

    （三个月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再次从台湾乘机飞抵定海，随即转乘“大康”舰抵普陀山拜佛。在此过了三天的普陀山礼游生活。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来过舟山。）　　

    到了5月16日下午，愁肠百结的徐品富靠好码头后正在寝室小坐，只见蒋经国匆匆走进房来，对徐品富说：“老先生这几天坐你的船十分满意，今晚略备饭菜，务请徐船长光临。”　　

    当晚，徐船长走进餐厅，只见餐厅已改为蒋介石的起居室，锃亮的大铜床，红木橱，沙发排列得体，加之宫灯照亮，倒也显得幽静，雅致。原来的会客室改作了餐厅。餐厅里除了蒋介石，还有侍卫长俞济时、英文秘书沈昌奂及蒋介石的孙子爱伦。就席时，自然是蒋介石坐了首席，蒋经国和徐品富互为左右，团团坐了一桌。　　

    徐品富坐定后，打量了蒋介石一眼。几天来，蒋介石本来就显得清瘦的脸更显得苍白，他不声不响，眼神游移不定，显得心事重重。　　

    “老先生，在船上习惯吗？”徐船长也学着蒋经国称蒋介石为老先生。　　

    “蛮好，蛮好！”蒋介石连说了两个“蛮好”。　　

    侍者端上菜肴。蒋介石性喜素食，有三碟素菜，其余都是海鲜。　　

    “吃，吃啊！”蒋介石将筷头点着菜劝徐船长。徐船长浑身不自在，匆匆吃了一碗半饭便退了席。　　

    饭后，蒋经国又告诉徐品富：“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　　

    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急中生智，说：“‘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的把……”　　

    蒋经国听出了徐船长话语中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太康’跑就是。”最后，他要徐品富考虑，明日再听他的回音。　　

    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明去还是不去台湾，采取拖的办法。十时左右，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徐品富提心吊胆躺在住舱里。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急忙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三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突然落了地，看来蒋介石也许要坐飞机去台湾了。　　

    原来，5月2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岌岌可危，已成惊弓之鸟的蒋介石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下午1时半，蒋介石离开了“江静”轮，登上“美龄”号飞机，在隆隆的巨响中，飞机滑过跑道，冲上蓝天。　　

    5月24日，蒋介石亲笔起草了两通电报，落款却是俞济时。内容如下：　　

    “可交太康黎舰长速发。桂总司令：总裁昨派周参谋携慰劳书来沪，想已接到。此函与犒赏款，除通令各官兵外，不必登报，亦不必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为要。特属代达。俞济时叩。”　　

    “最急。派专人监发。汤总司令：昨周参谋携总裁慰劳书及犒赏款项，想已接到。此书与赏项，除通令各官兵外，不必登报，亦不可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陈兄及周、桂总司令慰劳书外无他。各将领函件已停交，以免登报。并以此意转告谷正纲同志为要。奉谕转达，请即办。俞济时叩。”　　

    给桂永清的电报中，蒋介石明明说的是给了他犒赏。但是，给汤恩伯的电报中却说，只给了陈良、周至柔和桂永清发了慰劳函，没有给他们其他东西。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而且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话，从中不难领教蒋介石的权谋了。　　

    5月28日，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　　

    “汤总司令：两日来未得沪战确息，系念之至。昨派经国飞沪，传达意旨，又因江湾机场撤退及定海气候不良，无法落机，只得中途折回。今又派其试飞上海与定海，未知果能达成目的否。如果上海不得已而撤退，应由吾弟名义，对中外发表一简短宣言。大意谓：此次上海剿共之战，共匪被国军消灭者，在阵前死亡者已不可数，足有八个军，其论总数者不下十万人。国军以打击共匪之目的已经达成，而又不愿我人民在市区内因作战而遭受无谓之牺牲，故放弃在市区内战争，乃依照预定计划实行撤退，以期从事整补后再与共匪决最后之胜负，以完成我国军消灭赤祸、复兴民族、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惟望上海全市同胞勿为共匪所威胁，坚持反共之决心，勿与共匪合作，勿为共匪张目，以免贻害国家而免为共产国际之奴役，与充任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炮灰。凡我同胞，须知汉贼不两立、忠奸不并存，有共无华，有华无共。发扬我中华民族不可屈服之精神，竭尽自救救国之职责。是为至盼。上海同胞们，不久再会。等语。中正。”　　

    5月27日，上海已经解放，战事全部结束，28日应该没有必要再发此电。或许，汤恩伯隐瞒军情，如电报中所说，两天没让蒋介石知道战况，所以蒋介石才会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还在布置汤恩伯在上海解放之际应该如何如何。好在这通电报当时不为人所知，似乎也不闻汤恩伯在逃出上海时有什么宣言声明之类文字。半个世纪后，让人从档案中发现此材料，人们只能会心一笑：曾经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人物，居然是这等模样。　　

                    美国想阻止蒋介石入台　　

    却说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已不愿再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拒绝了蒋介石一再要求增加援助的请求，继而反对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脱身，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因为美国政府判断，蒋介石的失败已不可挽回，如果退守台湾，中共必跨海东征，台湾一旦落入中共之手，美国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的战略链将会出现缺口。据此，杜鲁门政府决定：阻止蒋介石入台。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支持加强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地方政府，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　　

    早在日本投降前，美国参与制定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公开承诺战后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时候，美国海军总部却在暗中另搞一套，称台湾极其重要，战后应由“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不要中国介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于中国政府以迅雷不久掩耳之势，很快接收台湾，并立即派兵进驻，美国海军总部制定的接管台湾的计划才搁浅了。　　

    到了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接触，敦其实现台湾自治。但因形势发展太快，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陈诚入主台湾后，美国认为陈诚是个比魏道明更具有实力的人物。但想到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若要让陈诚拒绝蒋介石来台湾，似乎很难。但美国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1948年2月14日，美国派遣驻华大使莫成德为密使到台湾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对陈诚大致谈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台湾现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与国民政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台湾主席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援2500万美元。                       陈  诚　　

    二、形式上，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国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之内，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苏联、中国国民政府亦可参加。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来袭；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之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只是亮明了态度，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双方又经多次接触，大抵是美国以经援为诱饵，诱陈诚脱蒋“自立”。言谈之间，陈诚表示赞同成立台湾自治政府，但没有形成文件。　　

    陈诚为骗取美援，说：“蒋先生是不会复出的，可以考虑在台湾建立自治政府，大陆如果成立联合政府的话，一定不让该政府插手台湾。”　　

    陈诚话是这样说了，却毫无行动。　　

    陈诚与美国人的接触自然瞒不了蒋介石的耳目，所以此时蒋介石尚要观察作为东道主的陈诚的态度，定行止。　　

    1949年5月，蒋介石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诚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介石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诚势力范围。四天后，即5月21日，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蒋介石。最终，美国发现陈诚真正关注的只是钱，他不可能背蒋介石而转奉美国的“独立”旨意。　　

　　　　　　    莫成德见拉拢陈诚无效，便转而建议司徒雷登大使促使国民政府起用在台湾主管新军训练、实力仅次于陈诚的孙立人为台湾省主席，以便于美国掌握。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拜会代总统李宗仁，建议他免去陈诚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李宗仁为难地说：“人事权仍操在蒋先生手中，你直接与蒋先生谈吧。”　　

    美国知道蒋介石不会以孙立人取代陈诚，索性直接策动孙立人。在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以会商台湾安全与防备为由，邀请孙立人去东京。麦克阿瑟对孙立人说：“大陆就要失陷，国民政府势必垮台，美国政府对它不抱多大希望，但不能让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被中共夺去，所以有意请孙将军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而由美国全力支持。至于蒋介石想留在台湾，只能作为政治避难。”                                      孙 立 人　　

    孙立人回答说：“我忠于领袖和国家，一切应请示总裁，在总裁领导之下，挑起保卫台湾的责任。”　　

    孙立人回台湾后，即将在东京之行详告陈诚，请他转告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早已听说孙立人与美国暗中接触，他的特务也注意到孙立人与美方电报往返频繁的情况。　　

    飘流在东南沿海的蒋介石闻此消息，又气又怕，害怕去台路被美国阻断，顾不得大上海战事紧张，决定马上赴台。　　

    5月17日午后1时半，他从定海机场起飞，才飞到一半路程，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降落在彭湖的马公岛，因为他怀疑孙立人阳奉阴违，会对他下毒手。　　

    为防孙立人有变，蒋介石决定推迟入台，先作投石问路，并作了两手准备，如去台不成，就去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　　

    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奉召来马公岛。经蒋介石面授机宜后，陈质平飞往台湾高雄，对孙立人说：“日前回国述职，去马公岛看望总裁。总裁对于以后进退考虑甚多，第一个方案是到台湾，主持复兴大计，但不知仲能兄意见如何？若将军您以为未便，则他父子径去马尼拉矣。”　　

    孙立人暗暗吃惊，知道蒋介石怀疑自己有异心，次日即飞赴马公岛，向蒋介石表白，欢迎他去台湾，并表示：“一切以总裁之命是从。”　　

    蒋介石询问了台湾新军的训练情况，并留孙立人一起吃饭，又许诺入台后让他出任陆军总司令。　　

    送走孙立人后，蒋介石决定登上台湾岛。　　

    1949年5月28日，蒋介石飞至高雄寿山，直接到孙立人处。一下飞机，蒋介石开口就问孙立人：“我在此地安全吗？”　　

    孙立人有点不知所以，然而他马上立正回答：“有卑职保护，绝对安全，总裁尽可放心。”　　

    于是，蒋介石就开始频频约见党政要员，又前呼后拥地去视察兵营、军港、军校、训练基地，出席各种纪念会并作训词，喊出了“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的口号。　　

    此外，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退到台湾，还通过种种途径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企图让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但对于这一点，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孙立人，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赞成。蒋介石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岛享有绝对主权。”　　

    蒋介石的行动是向世界，特别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已掌握在我蒋介石手中了。　　

    美国为了谋求在远东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企图把台、澎、金、马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没有得逞。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蒋介石永别大陆 (4) 　　

                     蒋介石上山避寿　　

    蒋介石一生中对过生日一向看得很重。自从他发迹以来，每年寿诞之日，无不大肆铺张，热烈庆祝一番。有时在南京总统府，宴请百官，冠盖云集，一面祝寿，一面犒赏下属，封官进爵；有时携夫人宋美龄，专程回奉化老家，设宴祝寿，光宗耀祖，借以炫耀权势，收买人心。1936年曾在洛阳大搞“献机祝寿”，热闹非凡。可是，在他的一生中也有过得很不愉快的生日，最使他伤心难忘的恐怕要数在台湾阿里山那次了。他自己称那次祝寿为“避寿”。　　

    那是在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后，第一次在台湾过生日。　　

    那年农历9月13日(公历11月3日)，一架“美龄号”专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从台北起飞，不到一个小时，就降落在台湾中部的嘉义机场。　　

    蒋介石一行人从舷梯上走下来。蒋介石身穿深灰色长袍，外罩黑色呢子马褂，头戴礼帽，手里拿着一根精致的手杖。他边走边脱下礼帽，用手帕擦了擦秃头顶上的汗珠，对排成一行、前来迎接的军政人员似乎不悄一顾，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匆匆钻进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小轿车中。　　

    蒋介石这次外出避寿，由于心情不佳，尽量轻装简出，不事声张。他带了蒋经国、谷正伦等人，连同警卫人员、服务人员仅仅二十余人。他到阿里山避寿是十月一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之后决定的。当他得到人民解放军已进军西南的消息，眼看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云、贵、川已危在旦夕的时候，他简直气得有些发狂了。他那里还有什么心思祝寿啊！他真想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场。蒋经国完全了解父亲的心思，为了使父亲解闷，过个愉快的生日，由他提议，让父亲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到远离台北的啊里山过生日。为了不干忧父亲，还规定沿途不举行任何迎送仪式，严格保密，加强戒备，保证绝对安全。　　

    蒋介石乘坐的黑色“奥斯汀”高级防弹轿车，在随员和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很快来到嘉义市北门林场火车站。火车站周围戒严，车站的月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蒋介石的轿车一直开到月台，在众人拥簇下，一下汽车，就钻进事先准备好的专用车箱里了。这个专列车箱，原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供日本高级官员上山乘坐的。车箱里设备相当讲究，有沙发、写字台、壁灯、地毯等。　　

    “呜”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出车站，不大一会功夫，便开始上山了。火车跨桥穿洞，在茫茫云雾中穿行。这里古木参天，奇石峥嵘，在万绿丛中，常见到白练悬空、飞瀑奔泻的奇观。而蒋介石由于心绪不宁，一直躺在床上，根本无心观赏。随着车轮的铿锵声，伴着车箱有李奏的摇晃，他双目微闭，似睡非睡。蒋经国和谷正伦站在卧铺前，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唯恐在寿诞之日再惹老头子生气。　　

    “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败得这样惨！”蒋介石突然叹了一口气，对着蒋经国、谷正伦说了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父亲，”蒋经国上前安慰说，“您的生日快到了，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叫我怎么不想！叫我怎么不想！”蒋介石突然坐起来，气冲冲地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苦心孤谐建立起来的军队，想不到竟然败在共产党手中。这次徐海会战，几乎将我的老本输光，我的爱将黄伯韬、邱清泉在战场上殉职，杜聿明被俘，生死未卜。如今大陆上只剩下西南一隅，我怎能安枕！”　　

    蒋经国想再劝父亲几句，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话，只好默默无语地站在一旁。　　

    火车继续在深山密林里前进。蒋介石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朦朦胧胧，刚想入睡，只听“当当”一声，把他惊醒。他微微睁开眼皮，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站在跟前的谷正伦。　　

    谷正伦会意，赶紧解释：“中途停车是因为这里有一株远近闻名的‘神木’，不知总统是否愿意下车观赏一番？”　　

    蒋介石白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什么‘神木’！不就是一株树吗，有什么好看的！”　　

    蒋经国见父亲不高兴，赶紧向前劝说：“父亲，这棵神木号称‘亚洲树王’，古木参天，高大无比，树龄少说也有三千多年，很值得一看。”　　

    蒋介石有些犹豫了。谷正伦也补充说：“据历史学家考证，这株神木确系周代以前种植，据说神木显灵，能预卜吉凶，所以当地老百姓都来磕头烧香，常年香火不断。”　　

    听说神木显灵，蒋介石倒有了兴趣，于是站起身，懒懒地伸了一下腰，便走下车箱。刚出车站，离这儿不远，果然有一棵参天大树。抬头看，树冠高插云端，足有二十层楼高，接近地面的树围，估计十个人手牵手也难把它围住。这棵树经历三千多年的风霜雷雨，依旧傲然屹立在高山之中。而自己当政以来，仅仅二十一年就被人家赶下台，逼到这个孤岛上……蒋介石站在这棵大树下面，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不一会儿，他就转身回车箱去了。　　

    火车沿着山涧铁路，继续往上爬行。约一个多小时，抵达阿里山车站。这里早有几辆小轿车在月台上等候。他们坐上汽车，只转了一个湾，便到了蒋介石下榻的宾馆了。这座宾馆原为日本统治时期所建，宾馆周围，风景秀丽，溪流潺潺，泉水咚咚，居住其中，如入仙境。已被战火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难得有这样理想的去处。　　

    为了消除蒋介石的旅途疲劳，当天晚上阿里山林场安排了一个篝火祝寿晚会。晚会在宾馆附近一处安静的平台上举行。篝火点燃后，由谷正伦致祝寿词，然后由嘉义市挑选的几个年轻演员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蒋介石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没精打采地看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摄影记者打开镁光灯要拍照，被他摇手制止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歌舞没有演完，篝火正旺，而蒋介石却提前退席了。　　

    蒋介石一回到宾馆，刚坐下，就问跟在他后边的谷正伦：“广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担心可能已被共军占领。”　　

   蒋介石早就知道广州是守不住的。正当解放大军循粤汉铁路大举南进的时候，他早已密令防守湘西的宋希濂部西撤鄂西，密令扼守赣南的胡琏部南撤汕头，以致使粤北的门户洞开。特别是在粤北处于危急关头，他又改变国防部原令刘安琪部增援粤北的指示，竟秘密调刘安琪部开赴海南，使粤北大庾岭一带空虚。蒋介石的用心很明显，因为广州是桂系部队的大本营，蒋介石是想借解放军之手，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从南京迁穗的李宗仁的国民党政府垮台；一方面让解放军消灭他的宿敌桂系部队。所以他对广州方面的情况，一直十分关心。　　

    谷正伦听蒋介石问他，忙回答说：“我听说，广州已于本月十四日被共军占领！”　　

    “怎么广州已沦于共军之手？这事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蒋介石动怒了。　　

    蒋经国见父亲动怒，赶紧走到跟前，小心翼翼地说：“这是出发前接到的前线战报。为了让父亲度过一个愉快的生日，我没有向父亲及时报告。”　　

    “广州不守，德邻哪里去了？”李宗仁号德邻，蒋介石最关心的是李宗仁的下落。　　

    “根据情报，”蒋经国回答说，“共军未到广州以前，李代总统已离开广州，仓惶飞往桂林去了。”　　

    “那么健生的部队呢？”白崇禧又名健生，他的桂系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潜在对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他几次调桂系部队去前线增援，都被白崇禧拒绝了，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在蒋军被削弱的情况下，如今保存实力的桂系部队，更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所以对桂系部队的存亡他是十分关心的。　　

    蒋经国又说：“据前线战报：广州失陷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已向广西的雷州半岛撤退。现共军一路循西江西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直趋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撤往海南岛的退路。如今共军对白崇禧的主力已构成三面包围之势。”　　

    蒋介石听到这里，脸上突然闪现一丝笑容，这种笑容是这次来阿里山从未有过的。他得意地点点头，幸灾乐祸地说：“嘿！桂系这次彻底完蛋了！他们长期和我闹独立，我早预料到，他们终归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一行人去看日出。早晨五点多钟，东方天边出现鱼肚白色，逐渐白里透红，显出亮光。这时，一个血红的大圆球，从玉山顶峰跳了出来。顿时金光万道，光芒四射，连万倾碧波的山林也涂上了赤金色。蒋介石看到这里，突然兴奋起来，高兴地说：“阿里山的日出，真可以与泰山观日出相比美！”　　

    早餐后，蒋介石去参观阿里山著名的高山植物园。蒋介石看见这里种植的许多罕见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很感兴趣。他走到一株长得十分茂盛的松树下，忽然看见这棵树下边立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邵力子偕夫人傅学文于1948年6月亲手植栽”。这几个字立即使他想到北平和平谈判，邵力子代表他去北平，不但没谈出名堂，反而留在北平不回来了。他想到这里，心里像塞了一窝麻，禁不住气又上来了，他真想把这个木牌拔掉扔得远远的。　　

    这时，林场场长孙金铭抱了一棵长春松，请总统植树。蒋介石却发火了，怒冲冲地说：“我不种树，我不要什么纪念！你们给我滚开！”　　

    这天晚上，正式举行庆寿大典，据说附近嘉义市长、台南县的县长、阿里山林场的场长都参加了大典，还送来了不少寿糕、寿面。因为蒋介石一直闷闷不乐，似有满腹心事。几个准备致祝寿词的人，也不敢出场了。整个祝寿大典开得冷冷清清，几乎无法收场。　　

    这时，汤恩伯从福建前线归来，特意登上阿里山，有要事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听说汤恩伯来了，立即退出祝寿会场，让汤恩伯向他汇报。                  汤恩伯　　

　　　　　　　　　　　　　　　　　　　　　　　　　　　　　　　　　　　　　　　　    汤恩伯首先给蒋介石祝寿，然报告后说：“由于朱绍良布防失误，贻误战机，致使共军叶飞兵团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共军占领南平、古田之后，直逼福州。我军浴血奋战，终未能挡住共军强大的攻势，福州已于8月17日落入共军之手。”　　

    朱绍良是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上次李宗仁代总统去福州视察，朱绍良让福州的党政军民倾城出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此事被汤恩伯告密，蒋介石非常恼火，一道手令，没通过李宗仁在广州的行政院，就将朱绍良撤职查办了。蒋介石一听到朱绍良的名字，气又上来了。他怒冲冲地说：“福建的防务就败在朱绍良之手，这个人违抗军令，贻误战机，跟我们不一条心，应予以严办。”蒋介石说到这里，想了一下，突然又问：“你将朱绍良解来台湾没有？这个人千万不能让他落入共军之手！”　　

　　　　　　    原来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查办朱绍良的事是汤恩伯亲自操办的。前不久，他乘飞机一到福州机场，就打电话给朱绍良，让他速来机场，传达蒋介石的手令。朱绍良以为又要委他以重任，便急忙赶到机场。汤恩伯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朱绍良。朱绍良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手令上写着：“着即撤去朱绍良福建省主席兼绥署主任职务，遗缺由汤恩伯接替。”朱绍良见大势已去，还想拖延一时，便说：“我服从命令，请汤将军与我一同回省府办理移交手续！”　　

    汤恩伯脸一沉，说：“不必了吧！蒋总统令你登机，立即飞往台湾。”　　

    朱绍良一见机场内外已站满荷枪实弹的军警，知反抗已经无用，只好交出随身的武器，在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下，随汤恩伯飞往台湾。　　

    此时，汤恩伯听到蒋介石问到此事，便说：“根据您的手令，我已将朱绍良解来台湾，并交给了军事法庭，听候总统处置。”                                                   朱 绍 良　　

    “要尽快按军法严办，免得李宗仁又来说情。”　　

    汤恩伯善解蒋介石的意图，此后很快就把朱绍良枪毙了。　　

    汤恩伯走后，蒋介石又接到西南前线的告急电报。说共军正集中优势兵力，向四川重庆集结，势如破竹。蒋介石知道，退守西南云贵川一带的国民党残部尚有数十万，一定要鼓励他们，顶住共军的进攻，一定要在大西南保留一块反攻复国的基地。他想到这里，再也无心祝寿了。他这一夜辗转反侧，未曾合眼，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便早早起床，立即返回台北。他飞回台北阳明山官邸，没顾上休息，便又乘飞机，匆匆飞往旦夕不保的重庆，给他的残兵败将打气去了。　　

                    “草山”改名“阳明山”　　

    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后，他先住在高雄寿山，6月24日就转到台北草山，住在草山宾馆。　　

    草山位于台北市北郊，海拔433米，离市区约16公里。草山群山环抱，景色极佳，一年四季阴晴雨雾，景象万千，是台湾首屈一指的风景区。山上的温泉，同北投温泉、台南关子岭温泉、恒春半岛四溪温泉并称为“台湾四大温泉”。　　

    一天，蒋介石上草山时，问身边的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回答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发火说：“胡说八道，台湾哪有草山呢？要是叫草山，我肯定不会来的！”　　

    因蒋介石发了火，随从人员就不敢说话了。第二天，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及少数几个随从游览了山上风景之后，对草山的景色赞不绝口。　　

    他说：“以前听人讲，台北草山风景不错，我还不大相信。这次游览了草山，感觉确实很美。没有想到台北北面还有这么一座美丽的山，这真是天赐我也。”　　

    他问身边的人：“这座山为什么叫草山？”　　

    大家都想起他昨日发脾气的那一幕，都不敢答话。　　

    蒋介石在山上呆了几天的时间，对这个新住处很满意，就是对“草山”的名字不高兴。因为他是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的，如果住在草山，怕世人讥笑他“落草为寇”。他想，既然自己很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打算在此长期住下去，应该把山名改一下。他冥思苦索，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山名——阳明山。　　

    那天，蒋介石吃过晚饭后，从宾馆出来散步，征询随人员意见。随从人员都是读书人，自然明白他改山名的用意，一致赞成他的意见。蒋介石转回住处，随从人员立即拿出笔、墨、纸，由蒋介石题写了“阳明山”三个大字。至此，台湾所有官方报刊和公开出版物只得“尊旨”将草山称为“阳明山”。　　

    蒋介石为何将此山改叫阳明山呢？　　

    原来“阳明”二字是取自明代大学者、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阳明的名字。王阳明，又名王守仁，字伯子，字号“阳明子”，生于明朝成化二年(1472年)，浙江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故乡的阳明洞中，世人称他“阳明先生”。王阳明聪明好学，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是明代的一位大才子。他27岁中进士，随后步入仁途，官至兵部主事。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任佥部御史，巡抚江西。在江西期间，正碰上赣、粤、闽、湘交界地带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的统治，他迅即指挥部下屠杀了起义军一万多人。嘉靖七年(1528年)，广西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难以忍受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又爆发了以壮、瑶少数民族为主的农民起义，他再度带兵镇压，残杀了少数民族五千多人。　　

    蒋介石这次将草山改为阳明山，意即决心效法王阳明，将来要“反攻大陆”，彻底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怕人饥笑他，别出心裁地随意更改山名，人们还是在背地里取笑他“落草为寇”。　　

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总裁办公室”的设置。蒋介石不再是国民党总统，他只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台湾设置为他所用的机构和职位。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总裁办公室”，蒋经国任办公室第一组副组长，抓军事、财政还有情报，在草山办公。这个月，蒋介石还在高雄主持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裕、强化”。此后，特工系统的地位就与军队、党务并称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同时突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但是半年后，“政治行动委员会”被撤消，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府资料室”，该室主任是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