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第三章 (13-14)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13)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1973年11月12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五年之内完成九项重要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大制钢厂、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后来加上原子能发电厂，总称台湾十大建设，这是蒋经国对台湾的最大贡献。

　　　当时国际物价大幅上涨，岛内有人认为搞十大建设太冒险，可蒋经国却坚决表明态度说：“十项重要建设的完成，将使我国(指台湾)由开发中国家成为开发国家。我们深知，十项建设的同时执行，就现阶段而言，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结构的形态，使国力加强，我们就必须勇敢肩负起此项无可规避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固执，而是我们深切了解，如果不明确地把建设目标订出来，因循下去，可能十年二十年还不能有明确的方向道路。今天不做，明天必将懊悔!现在，工作的目的既已公诸国人，我们必须汇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成为台湾“总统”。他上台后推出“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不愧是接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国民党人，他生活朴素，深恶腐败，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高雄市长杨镏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一人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

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貨，赞成巨额亏空而倒闭，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士彦被迫辞职。“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办法。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与此有染的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祖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改革开庭，经济发展迅速，亿万民众脱贫致富，社会进步很快，使蒋经国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

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织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1986年9月28日，党外的激进分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临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个突如其来的演出，当然震撼了执政的国民党。保守势力的中坚人士认为当时尚未解严，公然触法组党，不容宽纵，主张加以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等。但这个讯息到了蒋经国那里，他却非常沉着镇定，丝毫看不出有何激动。他做了最后的决定：政府对民主进步党依法不予承认，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开始实施，委托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着手。

红十字会总会准备了1万份申请登记表，从11月2日开始3天之内就被领光，不得不临时加印10万份以应需要。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很快，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陆冒了出来。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

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生前曾写信给他的好朋友严灵峰，表示台湾毕竟不是他俩久居之地。这说明蒋经国始终心系大陆，虽然他说过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蒋经国最大的错误，就是重用了李登辉，并选择了李登辉作为继承人。李登辉曾是共产党的叛徒，后来也成了国民党的叛徒，是个台独分子，他上台后大搞台独活动，使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变得困难和复杂了。

                   穿梭于两岸的神秘使者　　

　　　　　　    在国共斗争中，有许多人曾是双边阵营共同认识信任的朋友，他们很自然地担当起沟通双方的密使。

    邓文仪：邓文仪曾与邓小平、蒋经国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及“南昌行营”调查情报科（军统的前身）科长，在蒋介石内部圈子的黄埔学生中，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便是邓文仪。

    邓文仪曾与贺衷寒、康泽、戴笠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而名列第一。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80多岁的邓文仪带团悄悄访问大陆。

    邓文仪到大陆后，常常帮蒋经国传信给邓小平，后因他年事已高，改由曾任蒋经国七海官邸的邓天龙退伍担任传信工作，由日本绕道往北京。接待者是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中将，后来杨德中是第一个获得上将军衔的警卫局局长。他深得中共第一代元老周恩来赏识，是杨尚昆的老部下。

    1981年到1986年，蒋经国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委派当时在港经商的沈诚，三度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就中未来统一方向等问题进行面对面接触。沈诚是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

    杨斯德：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学大师南怀瑾牵线，两岸在香港密会。中方代表是前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及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台方代表则是李登辉的亲信、“总统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及健委会主委郑淑敏，此二人同时为南怀瑾的学生。

    杨斯德长期在军队（三野系统）中任“敌工部长”，“淮海战役”中，他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之命，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邓小平亲自主持大陆对台工作后，具体对台政策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有些政策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张荣恭：后来李登辉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秘密联系，由李办的苏志诚与江办的重要人物充当核心枢纽。双方曾在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对话。

    台湾方面由有军情背景的曾永贤、张荣丰统筹，后来增加张荣恭。大陆方面则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宁负责。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江八点”后，张荣恭赶赴北京，向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探底。1998年8月，辜汪上海会晤前，张荣恭奉苏志诚指示访问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长汪道涵。1999年8月，张荣恭奉命密访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长邢魁山。

    政商学人物传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俞大陆之行，有一番酝酿和讨论铺垫的过程。

    连宋二人在正式决定参访大陆之前，就曾透过台湾到大陆来的各阶层的人士，向大陆传递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与立场。这些人士，有的是国亲两党的政治人物、党务主管，有的是与连宋有交情的企业负责人，还有的则是以学者、媒体主管的身份，传送一些有关连宋的讯息。

    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张荣恭和以学者身份赴大陆的国民党“国发院院长”关中等人，经常往来两岸扮演了“触媒”的角色；亲近国民党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会长郭台强，被视为台湾工商界中替国民党传话的管道之一；而具有“泛蓝”背景的学者、媒体人士，也发挥了沟通理念的作用。

                    蒋经国派特使往大陆　　

    198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台湾当局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不久，叶剑英接见应邀由香港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蒋经国原机要秘书沈诚。沈诚到京前专程去台湾请示蒋经国，蒋经国表示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叶剑英要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　　

    在香港经商的沈诚，是蒋经国经过深思熟后，派他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从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后，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1949年他随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台湾。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给沈诚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　　

    蒋经国对他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蒋经国嘱咐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给沈诚一个私人任务，希望沈诚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1981年9月25日，沈诚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的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　　

    沈诚在抗战胜利后和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共过事，如今离那次见面差不多快35年了。　　

    叶剑英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邓颖超在北京接见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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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14) 　　

                  廖承志公开致信蒋经国　　

                                                           廖 承 志　　

　　　　　　　　　　　　　　　　　　　　　　　　　　　　　　　　　　　　　　　　    1982年7月初，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此信立即广受海内外瞩目，台湾报刊亦全文转载。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重。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情深，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谈，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不太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与我。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廖承志的信发表之后，直到8月中旬，蒋经国依然毫无反应。　　

    蒋经国清楚，廖承志公开信的背后是邓小平，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公开作答是避免不了的。在蒋经国的授意之下，台湾当局搬出了宋美龄，让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8月17日，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发表一公开回函，开口便称“承志世侄”，廖承志以兄长之名写信给蒋经国，半开导半训斥，蒋经国默不作声，宋美龄却以长辈之名，来对廖承志数落了一番，而且口气不小。宋美龄写道：“余阅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随后即大段追溯蒋、廖两家世交渊源。公开函的末尾，宋美龄摆出“恩人”的姿态说：“世侄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希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根据史料，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国民党元老，力求保释独子，后蒋介石顾及党内反应，下令释放廖承志。抗战中期，廖承志任南方局委员，并在粤、赣、桂、湘、闽边区发展组织，进展迅速。随后，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七团对南方局开会的民宅进行突击，逮捕了廖承志以下近百名干部。廖承志被捕之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承志妻子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再予释放。宋美龄所提之事即此。蒋对廖的两次捉放，无论其私人恩怨的是非曲直如何，宋美龄的公开回函，虽然不可能刊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但却在海外华人社会掀起相当的波浪。　　

    宋美龄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又于1984年2月写了一封“致邓颖超公开信”，不过这封信无论内容或文采均不及上一封，在收不到任何回应的情况下，只能黯然落幕。　　

    宋美龄的回信尽管表面上恶气充盈，但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他的密史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开始了海峡两岸的高层秘密接触。　　

    这个人就是沈诚，他成了蒋经国和邓小平及中共领导人都信赖的信使。　　

    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达举行国共和谈的愿望：“国共合作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是国共两党商谈”；现在“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尽快与台湾蒋经国进行联系和沟通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沈诚由此而成为往来两岸间的“密使”。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你们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邓小平对杨力宇教授的作为表示赞赏。这次会见，其实就是一次公开的隔海传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直击蒋氏父子：“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　　

    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已经三度北上。此后，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沟通，因此他有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根据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他于1986年夏在台北草拟“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由台北返回香港后，中共方面要沈诚就两岸关系提出具体意见，他在“国是建言”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内容有：“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建议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方面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不反对沈诚建议，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沈诚。杨尚昆对沈诚说：“我们党中央对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　　

    关于国共和谈问题，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话来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即将此信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几天后，邓小平接见沈诚。邓小平向沈诚谈了“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带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谈。　　

    3月29日，沈诚赶到台北将杨尚昆信函面交蒋经国，蒋经国一面接函，一面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杨尚昆，我们在莫斯科就认识。”当沈诚介绍杨尚昆每次见他必定问及蒋经国的情况时，蒋经国说：“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有了共识，两岸才能走向合作、统一的大道。”　　

    沈诚除了将杨尚昆的信函交到蒋经国手上，同时还把《香港基本法》带给台湾当局，希望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还可以更加变通的，尽可以提出来。　　

    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沈诚赴大陆之后，几经接触下来，蒋经国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较为明确了解，随着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邓小平数次隔海传话后愈发强烈。在这次密使沈诚京返回台湾六天之后，也就是蒋经国反复研读杨尚昆的信之后的1987年4月4日，蒋经国在慈湖书房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　　

    蒋经国很快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于1987年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作了“适度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　　

    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　　

    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1987年10月，杨尚昆在北京第二次约见沈诚，了解蒋经国对国家统一态度和台湾“本土化”及“台独”情况。沈诚表示：“经国先生绝不会搞‘两个中国’，更不会助长‘台独’或‘独台’。”杨尚昆说：“我们是绝不允许‘台独’的，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不放弃武力，也就是针对‘台独’的。”　　

    11月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产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励全体同志，贯彻到底。”　　

    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的中常会作决定，那时你就可以安排了”。显然这是对杨尚昆密函的答复，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已是呼之欲出。　　

    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于1988年1月13日突然去世。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宣布李登辉继任“总统”职位。　　

1月21日，蒋经国去世后仅一个星期，他派往大陆的信使沈诚就被捕入狱，不审不判关押达近一年之久。　　

                 “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1987年初，外界风传台湾“总统”蒋经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到日内瓦，汪德官与女儿汪长诗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毕竟曾为一家人(汪长诗曾是蒋经国儿子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更何况他们的外孙、儿女蒋友松与蒋友兰深得曾祖父和祖父的疼爱。两人商定，马上飞台湾看望蒋经国。　　

　　　　　　途经香港，汪长南(汪长诗的同父异母哥哥)夫妇早已在机场迎候父亲和妹妹的到来。汪德官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也到宾馆探望汪德官父女俩。交谈中，黄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的目的，随即托付父女二人可否帮忙携带一盘录像带当面交与蒋经国。汪德官父女二人没多问一句，欣然表示同意。　　

其实，此时的蒋经国病还不是那么严重，汪德官父女不远万里专程来台湾探望他，令蒋经国非常感动，乃以“亲家公”和“儿媳”待之，亲情交融。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你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见是一盘录像带，马上屏退左右，独自和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                                        蒋 经 国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场景：浙江奉化溪口镇，青山逶迤，碧水荡漾。溪口镇东口，是武岭门。门上“武岭”二字，仍为当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留笔墨，只是重新刷过漆，愈加清晰醒目。蒋家老宅子丰镐房，蒋介石出生的地方玉泰盐铺，蒋氏宗祠等，还有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动地保持得非常完好，并且修葺一新。尤其是蒋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蒋介石母亲墓地，墓碑上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蒋母之墓”，没有丝毫变化。溪口镇北摩河殿附近的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纬国生母毛福梅的坟墓，亦经过修葺，当年戴季陶提笔写下的“蒋母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更是历历在目，肃穆苍劲……　　

看到这一切，汪德官父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推翻并被赶至台湾已经50年了，还将其祖坟、旧居如此善待，如此尊重，其心如日月，昭然于世。蒋经国双目紧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看完录像带后，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不久，蒋经国就宣布了两岸开禁政策，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为冰封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打开一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