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第三章 (1-2)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1) 　　

                     蒋经国留学苏联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的“一大”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1925年3月，他在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苏联，遗嘱希望国民党与苏联“合力共作”。孙中山的逝世使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联共（布）首脑集团很快也作出决策，决定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了枪炮之外，还准备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收大批中国先进青年来学习，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并成为以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开始招生的时候，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热血青年，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在反帝一边，参加了反英、反日的游行大示威。事后，学校当局以“行为出轨”而将其开除。6月间，其父蒋介石介绍他去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关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受“五四”以来革命思潮的影响，产生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此时年方15岁的蒋经国满腔报国热忱，说服了父亲蒋介石以及吴稚晖等人，让他去莫斯科学习。从国民党要员子女中选拔出50人赴苏留学。这些人和从全国选拔出来的300人，先后渡海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90名同学从广州搭一艘苏联轮船赴苏留学去了。　　

和蒋经国同船的学生中，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张锡媛，一年后他成了邓希贤(邓小平)的爱人。还有一位18岁的安徽青年是原名陈绍禹的王明。　　

    到了苏联，苏方为中国学生取俄文名字，此后，蒋经国就是尼古拉同志。王明则叫古路经夫。　　

    就在蒋经国到达中山大学之后一个多月，21岁的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因为他在巴黎主力油印周刊《赤光》有油印博士的雅号。他被插入蒋经国所在的班上，并成为中国共青团的小组长。　　

    1918年春，在吴玉章的领导下，在张澜的鼎力襄助下，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新思潮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目睹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使汪云松（1873 年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深受感染，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随之，汪云松又出面召集重庆各社会名流，筹集经费，在市中心夫子祠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出任董事长、校长之职。　　

    1920年7月19日，在首批结业合格的83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广安年仅16岁的学生邓希贤。汪云松见邓希贤年龄最小，聪明过人，学习上进，便以学校名义补助100银元，私人名义另赠300银元，助邓希贤赴法学习。　　

    1920年8月27日，年仅16岁的邓希贤踏上了旅欧留学的人生之路。这位邓希贤，就是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邓小平。在此之前，聂荣臻从江津赶到重庆，也是通过汪云松之鼎力相助，方才得以成行。从1920年到1923年期间，重庆总商会组织社会各界资助旅欧留学生25750元，输送留法学生158人。　　

         邓小平与蒋经国是同学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国外，引起海外侨胞的无比愤慨。这时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并担任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员的邓小平（时用名邓希贤）多次组织旅法留学生、华工、各界华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因此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跟踪和监视。正当巴黎当局准备把邓小平驱逐出境之际，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让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二十余人于1926年1月初秘密离开巴黎去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　　

    在学校，傅钟担任党支部书记，邓小平任党团小组长。蒋经国比邓小平先到中山大学一个多月，他还只是个热血青年。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　　

    当年国民党派送的两个最年轻的同学，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都是只有15岁。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当时个头只长到1.55米、体重55公斤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　　

    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他经常写稿，时常忙到夜里12点半。邓小平经常给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一般都是短小精悍的，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邓小平性格开朗、活泼，说话幽默，富于组织才能和表达能力，蒋经国特别喜欢这个与自己一样矮个子的年轻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蒋经国饭后总是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一起冒着寒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边走边聊天，津津有味地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邓小平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什么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回答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他以干过清洁工而自豪。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喜欢晨练，而邓小平、蒋经国却喜欢晨读。拉狄克校长每次早上锻炼身体，总是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在树林里读俄语。有一次，他跑过去问：“年轻人，你们俄语学得如何？”蒋经国说：“俄语很难学，也学得很累。”邓小平说：“俄语是很难学，但我要下决心把它学好。”听了两人的回答，拉狄克校长笑着说：“俄语确是很难学，唯一没有困难的是上帝，我和你们都一样。我非常喜欢多佐罗夫（邓小平的俄文名字）的话，要下决心把它学好。你们中国不是有这样的寓言，叫铁杵磨成针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年轻人，把铁杵磨成针吧。”在拉狄克校长的鼓励下，邓小平、蒋经国的俄语进步很快，成为全校同学中的佼佼者。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学长”。邓小平对蒋经国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他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中共党员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驻地和苏联顾问的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共党员四十多人。“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山大学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他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严肃地说：“一、广州‘三．二０’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使蒋经国感到，邓小平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从此，他对邓小平便更加肃然起敬了。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内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回国工作，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底，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　　

    一个星期之后，蒋经国才得悉邓小平已归国。根据当时的组织纪律，他没能给邓小平送行。为此，他感到万分惆怅和无可奈何。　　

    1927年，就在蒋经国即毕将业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残酷手段清除党内的赤色势力，中国革命阵营瞬间天地变色。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举行了抗议集会，很多学生都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们义愤填鹰地痛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和蒋介石。蒋经国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　　

    他在会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了主席台上，振臂用俄语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蒋经国还满腔怒火，公开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声明：“革命是我所知唯一的任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并声明要和他父亲蒋介石划清界线。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员全部被遣送回国。蒋经国被作为人质留在苏联。1927年后，蒋经国被选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中央军政学院深造，1930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探讨游击战争。　　

    蒋经国担任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共青团书记和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的团委委员。1930年2月，他被接纳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6年11月，蒋经国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初，经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安排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安娜回到了中国。　　

                  蒋经国与冯弗能成婚　　

    1925年10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与当时国民党元老的子女约二十人，从海参崴坐火车抵达莫斯科。当时这批中国留学生共有300人，其中50人由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蒋经国即为其中之一。1937年他由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员康生陪同回国。　　

    蒋经国在苏联求学时期，获准进入莫斯科的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在有“苏联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军事破坏专家斯塔里诺夫．伊里亚门下接受训练。随后，蒋经国又在列宁格勒军事政治主修“游击战”，是当时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的得意门生。蒋经国还具有优于当时苏联一般知识分子的俄文水平，有很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喜欢与俄国女孩子谈恋爱，蒋经国却认定同在孙中山大学留学的冯弗能（冯玉祥的女儿）为对象，15岁的冯弗能美丽窈窕，情窦初开。她向蒋经国写了许多感人的情书，于是二人共坠爱河。不久便成婚。　　

冯弗能当时与其兄冯洪国、妹冯弗伐同在莫斯科，三兄妹于1927年回国。　　

    冯弗能后来嫁入北京张家，曾随夫婿赴英，1979年逝于北京。　　

    1927年7月于中山大学向校党委写下的自白书中，宣布与冯弗能脱离夫妇关系，并批评冯弗能思想有问题，“她想对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说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他的，表示自己绝不接受。　　

    当时蒋经国18岁，冯弗能小他1岁。　　

    1927年7月苏联当局让蒋经国写下与冯弗能“划清界线”的自白书，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　　

    1926年，冯玉祥在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军攻打下吃了败战，随即赴苏联“考察”三个月，那时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还很好。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势力此消彼长，冯玉祥在1927年6月宣布与蒋介石合作，与苏共断绝关系。苏共中央立即透过中山大学的共产党支部，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冯弗能不愿与父亲反目，坚持返回中国，并企图影响蒋经国同行。　　

可是，蒋经国在1927年4月已经写下了自白书与蒋介石划清界线，又在7月写下一份自白书表示与冯弗能脱离夫妻关系，不愿与冯弗能一起回国。　　

1930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有如下的评语：“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鉴于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曾经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这位“忠诚而成熟”的苏共党员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但中共不轻信蒋经国在苏联的表现，并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苏共的派遣计划。斯大林采纳了中共的意见，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化为泡影。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2) 　　

                     法依娜与柯利亚的爱情　　

蒋经国在苏联的名字叫尼古拉（昵称柯利亚），蒋方良在苏联名是法依娜，他们是乌拉尔重钢铁厂的同事。　　

  十七八岁的法依娜和苏联大多数女孩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活泼但不聒噪。她读书不多，但她有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她很随和，却不轻易向外人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遇事时，也比一般年轻姑娘有主见。她有一双像中国人的丹凤眼，因此她的朋友中有人说，她和中国解不开的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当年，乌拉尔重钢铁厂是个很大的工厂，年轻人很多。比较起来，法依娜不算顶美，可也不乏人追求。俄罗斯人习惯早婚，一般从十六七岁就开始找自己的意中人，法依娜在和柯利亚来往前，有位男朋友。　　

      蒋经国与蒋方良在苏联谈恋爱时                  少女时代的蒋方良　　

　　　　　　　　　　　　　　　　　　　　　　　　　　　　　　　　　　　　　　　　　　　　　　　　　　　　    法依娜与柯利亚的爱情并非一触即发，而是含蓄的渐进的。柯利亚身处异国难免有病痛，法依娜温暖的照顾，起了很大作用。法依娜和柯利亚越走越近，除了在工厂内谈笑，还一块下班。渐渐地两人不避讳在厂内手牵手散步，假日一同出游，周围亲近的人都意识到，柯利亚和法依娜已经是一对恋人了。　　

    柯利亚是个聪明、好学、勤劳的好青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也习惯俄罗斯的生活。柯利亚工作异常专注，他能做到副厂长职位，全靠他自己。法依娜之所以能够放开心胸和柯利亚交往，主要原因可能是她的双亲都不在了，只有姐妹二人。                           姐妹二人，左安娜、右芬娜(蒋方良)　　

    让法依娜为难的是，未来公公的政治立场和她截然不同，他会接受一个苏联媳妇吗？种种的不确定深深困扰着法依娜，让她十分苦恼，她那时才19岁。　　

有一天，法依娜和玛莎一起下班，她突然问：“玛莎，我嫁给柯利亚好不好？”玛莎回答说：“这是你个人的事，能做决定的只有你自己。”　　

    不久，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俄式传统婚礼，很温馨，知道的人不多，受邀请的人更少。　　

                 蒋介石两次拒绝交换蒋经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使馆工作人员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令。　　

1927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介石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霭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协定》，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　　

蒋介石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夫妇等。                       蒋经国与芬娜结为夫妇　　

　　　　　　    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　　

    宋庆龄于1931年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继承者，我希望您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　　

    宋庆龄于当年12月16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至苏联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　　

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这里所说的“东方部长”就是牛兰。　　

蒋介石在与宋庆龄的言谈间，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骨子里，蒋介石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他试图等待着从别的管道设法营救蒋经国。　　

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　　

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扶立伪满洲国，也处心积虑要占领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斯大林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　　

斯大林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于是，斯大林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外交关系。最后，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形成了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蒋介石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但他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日渐缓和，蒋经国返国时机已经露出一线曙光。　　

    到了1937年3月，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承诺帮助找回蒋经国，因而去电斯大林联系此事，蒋经国终于携妻儿返国。　　

    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次年1月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越狱。　　

    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当时人们还真以为蒋介石是“大义灭亲”，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蒋经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呢！　　

                 周恩来答应他们父子团员　　

    在“西安事变”之前，苏联就制定了对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谴责张学良“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蒋介石。斯大林最担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把张、杨的行动说成是苏联指使、操纵的。　　

    “西安事变”时，堂堂的“委员长”，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此境遇情况下，蒋介石十分想念他的家人，尤其是远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在托黄仁霖给宋美龄的信中写道：“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生，自当为革命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余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已也，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那天，蒋介石因逃跑时翻墙跌伤，躺在床上讲话。他本不愿与共产党人会见，但是由于宋美龄的一再斡旋，他才同意与周恩来会见。但他绷着面孔，打算与周恩来敷衍两句就算了。　　

    聪明过人的周恩来仍以“校长”称呼蒋介石，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张、杨的六项主张只字不提，却在闲话家常，将斯大林提供的有关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的情况一一加以转述。于是，蒋介石严肃的表情开始转为笑意，内心的防线也开始因此松懈。                                               1936.12.17周恩来飞抵西安　　

    周恩来对他说：“十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蒋介石思子心切，在谈判中提出让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恩来答应设法帮助他们父子团圆。　　

    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苏联政府答应以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日。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了斯大林。　　

    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盼子回归的迫切心理。　　

                   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　　

    “西安事变”前，蒋廷黻出使苏联后，第一次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时，就转达了蒋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动身之前，曾经蒙蒋委员长关照，代为查询其公子蒋经国的情况，不知阁下能否给予帮助？”　　

    回答是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去做，不过此事难度很大，试一试吧。有消息我会尽快告知阁下。”　　

    蒋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这一试就是几个月。　　

    这期间，蒋经国正经历苏联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波的严重考验。介绍他入党的苏共老布尔塞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区委书记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的浪潮中。蒋经国本人被撤消《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主编的职务，并被无情的卷入了失业的大军中。　　

    仿佛是命运有意促成，“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两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并直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壮着胆子正式要求回国。　　     斯 大 林　　

　　　　　　    他的请求自然更加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出于对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重视，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蒋介石表达的意愿和蒋经国本人的要求，斯大林决定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蒋经国接到通知，斯大林要见接见他。　　

    1937年2月，斯大林再次召见蒋经国。蒋经国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斯大林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回国进入国民政府工作，并促进他的父亲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　　

    1937年斯大林释放蒋经国，除了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提出了要求外，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当时苏联派驻上海的情报站站长（代号“雅科夫”）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正在汉口服刑。蒋经国返回中国，也交换了“雅科夫”获释返回苏联。　　

    蒋经国在留苏期间曾见过斯大林。1945年，蒋经国随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苏，在莫斯科又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所有人的面，送给蒋经国一把精美的俄制冲锋枪。代表团成员对斯大林此举百思而不得其解，现在可以推测：或许斯大林想提醒蒋经国，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