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途殊归：论中共之兴与苏共之亡——一个前驻苏联记者的思考

同途殊归：论中共之兴与苏共之亡——一个前驻苏联记者的思考

    

    2011年，对世界历史有着非常的意义。中共建党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东方，震撼世界。20年前——苏共消亡，苏联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一变为15个各奔前程的国家。至今，苏联发生的这场“政治大地震”，在世界上的“余震”仍未稍歇。有的苏联学者承认：俄罗斯仍“无法修复自由化改革的后果，依旧处在制度危机、意识形态不清的状态之中。”两个大党的兴亡，引起国际大世局的变化仍在扩散之中。
    中苏两党之肇始，都表示要实行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苏联建国前期，确曾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骄人的成就。中苏两党当然应视为曾经“同途”。百年不到，一兴、一亡，可谓“殊归”。“殊归”之“殊”令人瞠目。
    一个受到百般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愤图强，历尽艰辛，走上伟大复兴之路。
    另一个起步早，底子厚，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国。建党93年，执政74年之后，在国内没有像样的“抗争”，外国没有对之发动任何战争的情况下，悄然解体。人类历史尚无先例。
    说没有像样的“抗争”，那是从“老百姓”当时的表现来看。表面上确实给人以“波澜不惊”的感觉。“载舟，覆舟”，人心逆转使然。
    当时，确实没有来自国外发动的战争，但这决不是说苏联“弱不禁风”，可以随风而逝。而是有着一股由内力、外力，远因、近因，交相作用，相互鼓荡，形成的一股超大级“龙卷风”，把苏联颠翻在地。能够把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掀翻，撕成碎片。此风包涵的能量，无疑是巨大无比的。但是，确是没有真枪实弹的“热战”，有的只是“冷战”，而且是全面的、“立体的”、无孔不入的“冷战”。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苦心经营的“冷战”，终于开花结果。喜出望外，有人高呼“历史的终结”！但“冷战”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继续向多个方向扩大战果。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23日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344页）
    小平这段话是在“六四风波”平息不久，东欧国家“多米诺骨牌效应”发展到巅峰的时刻发表的。他的政治判断，政治预见性，是这么深刻，这么尖锐，这么意味深长。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判断，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才采取断然手段，平息“六四风波”。遗憾的是邓小平必须准备应对“两个冷战”的重要思想，现在不大被人提起。而是常把“冷战结束以来”，挂在嘴上。好像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就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事实上，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论是对解体后的俄罗斯，还是对世界“南方”（也包括中国），实施的都是“亦将剩勇追穷寇”的办法，毫无“沽名”之意。
    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对此有着比较正确的解释。他说：“为什么发生这一切”？“冷战一般是认为是20世纪一场最大的非军事地缘政治较量，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以对手（以国家为靶标）全面失败为目的的一场信息战、意识形态战。国家（动乱）是从国家人民内部挑起的，特点是好像有失败，但是又没有军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苏联被打败了。现在，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战胜单个国家或单个军事政治集团，而是全面统治整个世界。未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第四次世界大战，它将逐步蔓延到整个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
    使用“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说法，有点吓人。但可以使人清醒和警惕。
    历史为什么这样？这场超大级“龙卷风”是怎样形成的？西方“冷战”为什么得手？苏联为什么输得这么惨？我们为何逃过一劫？

                                      一

  这些都是复杂问题，但又是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不仅事关解答苏联解体的历史谜团，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前进路上重蹈他们的覆辙。
  有人说，苏共一开始就错了，九十三年全错了。不能那么说，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段时期，苏共确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功于国，有功于世界。
    那么，苏共何时出现转折？为何一直不能纠正？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远因、近因，外因、内因，交互作用，错综复杂。但之所以被“和平演变”，还是内因为主。辉煌之际，自我“妖魔化”、失去政治方向；社会“沉沦”、人心离散。终于“堡垒从内部攻破”。
    对此，各个时期苏共领导都负何种责任？
    苏联发展的拐点，出现在赫鲁晓夫时期，历史发展掉头向下，直至覆灭。
    1、列宁、斯大林时期：他们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虽有缺点，失误，但在他们领导下，苏联国家的发展曲线始终向上。
    2、赫鲁晓夫时期：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前期历史。苏联发展方向逆转，一路下滑，直至灭亡。
    此后，历届领导，虽然也有些小修小补，但基本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3、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政治庸人统治苏联长达18年，不思改革进取；社会各种弊端发酵、国家机器官僚化；经济的匮乏和社会精神的匮乏交相作用，整个社会蜕化，沉沦。
    4、戈尔巴乔夫时期：
    在戈“新思维”指导的“改革”活动逼攻下，苏联共产党遍体鳞伤。除了利加乔夫等极少人对苏共表示维护外，大部分体制内外知识分子，随波逐流。老百姓心灰意冷，对充斥社会的谬论邪说或朦朦胧胧，或以为“未尝不可一试”。到上世纪90年代初，种种社会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西方和平演变接近“瓜熟蒂落”，民族分裂势力已成气候。标志性的事态出现在1991年1月，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要求独立。其领导人公然向美国驻苏大使征询关于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意见，其他加盟共和国紧随其后，也在摩拳擦掌。国家分裂在即。
  当此之际，苏联也曾调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准备使用强硬手段。戈尔巴乔夫却临事缩手，出尔反尔。公然通过外交部召集美、英、德、法等国大使，当面宣读他的“手谕”，说他对军队“行动一无所知，一概不负责任”。以出卖军队的方式，向西方“交底”，“交心”。转过身来，反尔腆脸乞求西方“援手”，帮助劝说立陶宛缓期独立，为其脱围解困。低声下气，向敌人乞求“怜悯”。特别是以200亿马克，公开出卖东德，最令人齿冷。最后，陷入绝境的他，亲手把一个“超级大国”断送。
  5、西方对苏联和平演变方针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当政者都清楚，在“核时代”，从外部改变苏联是“不可能的”。内部演变到什么程度，“那是需要观察的”（见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西方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从内部演变着手。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和平演变上面。
    其实，西方过去并没少使用 “热战”手段。包括亲自出兵，支持内乱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企望借助法西斯力量拼掉苏联。1941年希特勒的骑也确曾横扫苏联欧洲领土。如果，不是斯大林实行“五年计划”，成功地组织了“伟大卫国战争”。苏联就不是在1991年垮台，而在1945年以前就不存在了。
  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的政策终于成功了！因为它们避开了核大战的风险，发现了苏联内部确有可以利用的“健康因素”，找准了苏联“死穴”所在，锲而不舍，时机一到，摧枯拉朽之势已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二

  为了防止苏联被颠覆的历史在中国重现，为了保持中国伟大复之路继续顺利前行，对中苏两党做一些比较：
    1、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曾深受主观主义，特别是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之害（包括来自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干扰），教训惨痛。为了纠正轻视实践的倾向，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这篇光辉的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理论结晶。“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建设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以及“论人民内部矛盾”、“十大关系”、“两条腿走路”，直到“改革开放”……都是在《实践论》照耀下，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发展出来的。
    苏共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发展，但教条主义和片面性倾向严重，有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及时调整政策。思想的僵化导致政治、政策的僵化，不利于改革出新。
    更严重的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名，全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内涵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原则，背离实践检验一切的真理标准，背离广大人民群众，背离世界发展大趋势。
    2、对待群众。
    我们在野28年，困境多于顺境。天然地趋向与群众相依为命。中国共产党90年之兴，倍历艰辛。端赖信念坚定，摧不垮，打不烂，百炼成钢。
    执政后，在使用行政权力的同时，也继承了依靠群众光荣传统。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向科学进军”等等，都充分发动群众，取得历史性成果。在建国初期，对发扬群众民主方面也曾多所探索。虽然，群众运动难免出现过火和偏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锻炼群众也是必要的。给民众以直接表达意见的机会和环境，总比“万马齐喑”好！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我们的目标是，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这话是在反右斗争刚开始时讲的，接下来就是一场反右风暴。半个世纪过去，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出现。我认为，不是这种理想错了，它也绝非是“乌托邦”幻想。现在，社会前进了，条件变化了，社会多数共识增强了，这种“局面”，应尽早实现。当然，它应该是沿着中国自己的道路
实现。
    苏共思想上的片面性，僵化的教条主义，官僚机器的反民主性，都使与群众鸿沟加深，隔膜加重，“鱼水关系”，变成水火难容。
    执政党任何时候，都要善待老百姓。让百姓做出一时牺牲，是可以的，但长期忽视民生，视之如“草芥”，人民必逐渐以“寇仇”待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共之亡，很大程度上亡于“覆舟”。
    3、对待领袖不能“神化”，更不能“妖魔化”。
    我们相信“时势造英雄”的原理。领袖都是应历史而生，也会有“历史的局限性”。全盘否定领袖，就是全盘否定历史。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对待领袖的态度要比苏共好。
    斯大林、毛泽东功绩伟大，都有失误。在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到冲击，当然会有“怨气”。但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多次讲话都强调“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卷二P．291）．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情怀与政治远见。如果，也像赫鲁晓夫那样来一个“秘密报告”会是什么结果？
    同时，也应当看到，纵使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了邓小平的反复强调，大声疾呼。迄今，国内一些人，还不是仍然对毛泽东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吗？他们只是对毛泽东个人有深仇大恨吗？事关党的历史定性，党的发展方向，决不能闭目塞睛，听之任之。
    4、领导接班问题
    苏共几代领导人的接班都极不正常。
    1953年，斯大林猝死。几个月后，贝利亚被杀。三年后，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随后，大权独揽。随心所欲，任意胡行，天怒人怨。1964年一场“宫廷政变”，一个庸碌的官僚勃列日涅夫夺权上台。1982年以后，一连三个总书记死在任上，不得不由戈尔巴乔夫接班。
    世界上还没有那个正常的国家是这样交接班的。后来的接班者，不能尊重历史，而以自己为中心，“重打鼓，另开张”，甚至以颠覆前任为能事，用之为自己“扬名立业”。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现在不搞终身制，有序接班，十分英明。保证了国家民族几十年来持续稳定发展。但是，保证交接班“无缝对接”，也是一件难事。无论是交班者，还是接班者，一定要以党的事业为大，瞻前顾后，继往开来。不可有意无意对历史“切香肠”，“各管一段”或“到站下车”。
  5、对待改革开放。
    这是中苏两党兴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不是没有改革的呼声。柯西金就几度酝酿改革，他的人望很高。凡是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在公开场合同时露面，他总是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而勃列日涅夫却没有。
    自70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才有了今天中国的腾飞。作为一个侧面，对比两国市场供应，很有意思。
    1974年，初到莫斯科时，中国国内市场什么都凭票供应。感受的是，苏联市场比北京好得多，那里可以见到许多中国没有的商品。我一个重要的业余使命，就是东跑西颠，替国内同志买照相机等国内所无的东西。
    工作一段之后，发现长期生活在莫斯科的苏联人的感受，远非如此。
    他们日子过得是艰难的。市场供应远不能满足他们正当生活要求。生活要过得好一点，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家电、衣着、日用品陈旧，很难更新。产品更细换代很难。70年代末，彩色电视已流行世界，而苏联市场唯一出售的名牌彩电，加上包装重达80公斤（其中部分零件使用的是真空管）。稍有新花色产品出现，排队争购，一抢而空。我在莫斯科生活的六年半，市场供应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副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去外地采访，中小城市更是残不忍赌，国营商店货柜空空如也，肉食品常常断档。自由市场则价格奇高，或无货。
    要知道，苏联的国策虽然封闭，但老百姓对其他国家经济生活情况还是知道的，羡慕的。外汇是个好东西。出去采访，大中小城市随处都有大人、小孩，要和你“change money?（兑换货币）”如果你有外汇卢布，就可以到外汇商店买稀缺商品。如果能出国出差，哪怕是到东欧国家，也是美差。因此，莫斯科旧货商店走私或使用过的旧衣、旧鞋，比苏联市场全新商品，要贵好几倍，日本音响可以卖到2000卢布（相当月平均工资的8到1 0倍））。你到国家边境采访，居民长长的电视天线，都指向国境以外。
    离任后，时隔四五年，再出差路过苏联。感受是他们市场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中国人看中眼的商品。而苏联人来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觉得中国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商品实在太多。甚至夸张地说“想把整个百货公司都买下来”。由是，俄中的“倒爷”穿梭于中俄之间，势不可挡，成为一大景观。
    为什么，中国短期能做到，而苏联不能？他们的生产能力、物质资源、技术水平，可以让飞船上天，氢弹爆炸，小小的生活用品，怎能难倒他们？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6、官僚化是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大敌。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官场中官僚主义的典型代表。缺德少才，绝不是个领袖人才。但善于官场经营之术。18年上行下效，党和国家政权“异化”十分严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声称“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成为一潭死水；另一方面，高层官员长期担任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
    曾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博布科夫在《克格勃与政权》描绘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数十年来，国家这条大船上逐渐长满了贪污腐败和利欲熏心的毒瘤”；“腐败、虚伪、公然的阿谀奉承在高官阶层，这种腐败之火，燃遍了各个地区阶层。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竞赛：看谁最善于对最高领导阿谀奉承”。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这种制度驱使干部的追求主要都放在沿着“名册”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变成大大小小的“食禄者”。他们寄生于国家机器，靠着吮吸“寄主”的营养而肥壮，靠着国家的权势为非作歹，他们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他们鲸吞蚕食化公为私。他们小则“窃钩”，大则“窃国”。官僚主义的不断演进就使苏联这个“寄主”，到处“跑冒滴漏”。 “小洞不补，大洞受苦”，最终“灯尽油干”。
    官僚主义，看起来是一种多发“常见病”，实际上是执政党的一种“恶性肿瘤”。一旦恶性发展，政权会变质，国家会变色。
    说执政党必然“异化”，是不正确的；但是执政党“异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官僚化与“异化”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做修改党章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卷二401页）。
    7、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强大的精神内核”。
    “强大的精神内核”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有异于其他各型社会的根本差别。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同时一定要有“强大的精神内核”。
    当我们党弱小的时候，只有“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可以依靠，它支撑着我们勇敢前行。“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历史上，我党多次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端赖信仰坚定，死里求生，方得“凤凰涅榘”，蹈“烈火而永生”。要想革命火把永远不灭，不能靠一个个人传递（个人生命有限），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们在群体之间“薪火相传”。要使“强大的精神内核”一代代不间断地传递下去，且使革命之火越烧越旺，而不是逐代递减，实在是革命的头等大事，也可以说是，“头等难事”。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如具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内核”，在与资本主义势力的竞赛中，可以从精神与道德的“制高点”上，抵御和战胜各种“和平演变”图谋。
    从长远历史发展来说，共产党人要创立人类演进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它不仅从现在起，就要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拼，力争上游；更要经过多少代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全面超越一切已有模式的崭新社会。这个社会是全面发展的，既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各取所需”；又有“强大的精神内核”，以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充分发挥个人与集体的内在潜质，以期“各尽所能”。
    现在看来，苏联社会的建设，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失败了。
    “强大的精神内核”的观点，是金一南同志5月3日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几点思索》中提出的。他说，我们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如果不建立强大的精神内核，物质再丰富也无济于事。”
    我们的社会的“精神内核”建设得怎么样？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现在，对党的“昨天”、“今天”、“明天”各个阶段，都有各种议论，“聚众纷纭”，“难衷一是”。
    目前，对共产党的历史，党的领袖，肆无忌惮地歪曲和污蔑，实在令人发指。一些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了“土围子”，唱反调成了它们的“常态”。
    严重一点地说，现在似乎“乱流横溢，主流不彰”。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的是由于它们猖狂，有的是由于我们的“容忍”，“心慈手软”，或者是由于缺少“火眼金睛”，以致“养痈遗患”。
    营建我们的“强大精神内核”，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并反过来推动它的发展，是我们历史的使命。
    8、怎样对待和平演变。
    现在，我们不少人常把“冷战结束以来”挂在嘴上。好像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就没有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极为有害的看法。
  说没有战争，那是指真枪实弹的“热战”而言，但“冷战”是有的，而且是全面的、“立体的”、从苏共诞生就开始，无孔不入的。
  即如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前文所说：在20世纪里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一场最大的非军事地缘政治较量”，即“以对手（以国家为靶标）全面失败为目的一场信息战、意识形态战”，现在，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战胜单个国家或单个军事政治集团，而是全面统治整个世界。它将逐步蔓延到整个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苦心经营的“冷战”，对苏联大获全胜。喜出望外，高呼“历史的终结”！但“冷战”并不打算终结，而是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战果，直到消灭共产主义。
  从后来西方透露的情况来看，邓小平等老同志处理“六四风波”的决断，确实是挽狂澜于欲倒的唯一可行之道。西方尽管对我们的处理咬牙切齿，但心里是很清楚这招的厉害。

                                     三

    我的希望：
    1、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要高举到底。要坚信社会主义高潮终会到来，高潮往往起于低潮之中。
  李大钊1919年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地。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希望”（《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p．52。）
  2、推荐一本书。
    《道理也要打假─朱穆之政论杂文选》。2010年1月五洲出版社出版。这位参加和领导新闻、宣传、外宣工作70多年的老同志出的书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对现实有很大的针对性。
    “道理也要打假”，这句话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哲学”的通俗的表述，言浅意深。
    他说：“什么都有假，都要打。现在打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如假钞、假药、假发票、假文凭等等，这些都害人不浅。精神方面的假，其实也相当普遍，如假笑、假哭、虚伪情意、笑里藏刀等等，这些比物质上的假，害人可能更深。而道理也有假，假小道理让人碰壁，假大道理就可能危及整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但是对假道理似乎还没有像物质方面的假那么齐声叫打。”（《道理也要打假》 25页）
    3、道理怎么打假出真？
    (1)道理打假者，本身首先要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
    打假者要有胆识。对假道理能识别，敢碰硬，道理讲得清，能服众。
    研究历史和处理现实问题，一定会碰到疑点、难点、众说纷纭之点、一时难下结论之点。我们一定要做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锲而不舍，在求真务实上，下大功夫，下苦功夫。
    对一些所谓“敏感问题”，也不应老是绕着走。否则，会给某些人造谣惑众，蛊惑视听的机会。
    (2)要以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对待历史，不要小家子气，要有包容。
    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谈及了许多历史人物，有些应当单独立传。许多地域、许多部门、省、市、县镇，甚至乡里都应该有自己的史，予以补充，以收自己教育自己之效。
    那些在世的、年高德重的老同志本身就是活的历史，应该创造条件把他们的经验、经历、感受都详细记录下来，留存后世，不可贻误时机。
    对那几位拉二胡，刻图章和搞水电的同志，也应该动员他们写下自己的历史。这不是仅属他们个人的私事。
    我们常用人生“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鼓励人们立志。我们对每一个为革命而献出生命的烈士、国殇者，都应以“重于泰山”的态度对待之。现在，内务部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有2000万，但编纂在册的仅有180万，是否就此了结。应当努力发掘、发现那些还被湮没在历史尘埃的人，使他们“有名”起来。一个革命党要对整个历史（昨天、今天、明天）负责，不能一旦执政，就不问“前朝之事”。
    这一点我们应向苏联学习。克里姆林宫旁有永不熄灭的无名烈士墓，是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圣地。逢年过节，婚庆喜事，都有人前去参谒。大小城镇、乡村多有纪念国殇的纪念碑或纪念物，这是“物化”了的历史。
  (3)要从哲学高度来对待“道理打假”的斗争。
    不论是当前还是今后，打假斗争的核心始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唯心主义者诡辩的方法归根到底就是：抽去其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具体性，随意使用（滥用）抽象性概念，招摇撞骗。此乃马克思主义的大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自己也要警惕不要滥用抽象概念！
    从哲学上“终结”假道理，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唯心论往往是从抽象概念出发，不断地演绎，一个推论接着一个推论，不联系实际，不考虑具体的时空条件，不受实践的检验，随心所欲，直到达到心中预定“目标”为止。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等等，都属此类。

                                     四

    结束语：“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还璞归真”的真。
    这是夏明翰就义前，在绝命诗中告别我们后人的话。
    共产主义的信念要坚如铁，硬过钢，不能掉价，不能掺水。
    夏明翰被“砍头”后，80多年过去了。现在，又出现另外一种“砍头不要紧”。有些披着共产党员身份的贪官污吏，也是前仆后继，飞蛾扑火，身败名裂在所不辞，但只是为了是钱与权。当年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几十年。现在，不算判刑的，被“杀头”、“死缓”的，何止百十个，怎么就震慑不住他们？
    这个“真”是“返璞归真”的真，并不复杂！就是那几条：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要羞羞答答！
    讲唯物论比唯心论好！讲辩证唯物主义比机械论好！
    继续大讲实践论！
    继续大讲矛盾论，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严重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相信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
  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对的！（2011年6月13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