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了解历史吗？——兼谈中华文明的前途

　　  对现实问题的判断流于浅薄之辈必定对历史缺乏了解。寒武纪俱乐部自创立起就旨在承续前辈学人遗志，在他们辉煌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国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这两大世纪纠结做进一步梳理和探讨。这一使命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在认真研究中国人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以及人类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两大课题之前，不可能对任何现实问题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站在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发现了妨碍我们工作的真正困扰，那就是：我们真的了解历史吗？

　　不敢对该问题给予肯定回答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陷入了某种认识论困境，确切些说，是一种经典的史学方法论困境，即如何对待史料、如何处理史料与逻辑的关系。方法之一是以逻辑裁剪史料。无疑这是大多数史学论著必然采取的方法，但对历史学人而言，如何在学术实践中拿捏尺度，却颇近乎于走钢丝的考验。走到一个极端，著作就成了史料拼贴的大杂烩；在另一个极端，则是以论代史，理论或意淫的成分重，从而掩盖了更多样性的历史真实；在其最极端的状态，则成了历史哲学。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尤其是建国后的史学研究深受苏东教条马克思主义束缚，史学几成意识形态——一种最糟糕、最肤浅、最粗糙的历史哲学，今天的史学界表现出强烈反弹，热情拥抱傅斯年“史料即史学”的著名论断。这对于克服史学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愚蠢的形而上学本是有益的，然而若职是之故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反理论”的方法论理念，则于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史料仅是一种记录。事实上广义地来看，不仅文献，并且考古学的实物发现也可以称为史料。史料离开了头脑的加工仅仅是自在之物。而只要我们将史料组织为叙事——历史学的基础工作和原生态形式，史料就成了对象，也因此就必然存在对史料的有意无意的拣选工作。选择某些史料永远意味着同时摒弃——更常见的是无视——另一些史料。正是人们无视的那部分历史，而非挑选出来的那部分历史，更准确地刻画了他们的方法论视野和对历史的一般认识水平。即便历史写作者们没有一个自觉的逻辑概念，甚至根本不想将鸡零狗碎的历史细节构筑为组织程度更高的完整故事，由他们的选择所先验性地同时暗示出的忽视，也已经说出了他们为理解所欲理解的历史而在为二十世纪哲学精心描绘的认识论上所需要的前定理解。

　　傅孟真除去他的上述方法论理念，于史学研究实践上曾有《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一文，表明其对明史有特殊兴趣。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学人几乎都于明史有非同寻常的特殊兴趣。左翼史学一边，吴晗、郭沫若的研究因新中国文化教育部门的大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其他站在各种政治立场的学者也都不吝笔墨。甚至史学的业余人士都兴趣浓厚。蒋介石推崇王守仁，对明亡经验教训念念不忘；张学良长年软禁中，也曾下大力气研究明史；胡琏战败跑去台湾以后还在埋首研究，其余诸事不问。这种特殊偏好甚至延续至今，从近年来的明史热中可窥其端倪，连带着各种穿越小说都以明朝为主。这真的只是偶然或巧合吗？我们关于史料与理论关系的上述见解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种完整解释。

　　我们认为，近百年来断代史研究的特殊趣味主要是为乱世中的国人对现状的强烈焦虑感所决定，这让他们对历史研究有一种资治通鉴式的迫切需要。明帝国看来因集合了一个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诸多特征而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它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彻底拔除了自汉迄宋总时有反复的封建割据势力；它废除了相权，突出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阶级在既斗争又合作中共主天下的中华文明典型政治架构；它是一个维持了长期大一统的有着辽阔疆域的王朝；它的小农制经济基础历经上千年磨砺已相当成熟；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极为强悍和坚固，统治者鲜见对释、道等异域宗教的摇摆，笃定在理学化了的儒教，科举制也臻于成熟顶峰，确立了八股形式；它一样为如影随形的北方边患困扰，并最终亡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一样少不了末代农民战争。所有这些特征强化了时人关于有明一朝作为中国式王朝兴衰标本的印象，使这些深为“历史周期律”——这已普遍为时人所认识，从黄炎培的表述到《甲申三百年祭》都可见出——所困扰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明史研究中，以期找出历史治乱根源而服务于时局、救中国于官匪循环之魔咒。在我们看来，今天不少明史爱好者如吴思等，同样是这个思路，只不过他们已有答案，并且答案，或者说目标模式十分清晰而已。

　　本着“是人们没有说的而不是他们说出来的，暗示了更多信息”这样一种另类见解，我们要提出一个看上去颇有些抬杠的问题，即为什么人们没有拿清史来写资治通鉴，而偏偏拿明史呢？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根本意图一是论证自身代彼之合法性，二是为统治者提供史鉴，教训子孙、警钟长鸣，万勿覆辙重蹈。按此逻辑，民国难道不应以清史为研究重点吗？更匪夷所思的是，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还在一门心思钻明史，而对清史和民国史兴趣阙如。这说明近代以还，一直有人认为明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对近现代中国问题有最大参考借鉴价值。那么为什么清朝在他们眼中所能给予的历史启示不大呢？我们猜想主要有两点。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原因是异族统治的中原王朝似乎总不如汉族王朝更近似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清亡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完全颠覆了传统上改朝换代的标准路径，亡得莫名其妙、措手不及。如果说理解标准改朝换代的真实历史原因都需要一种放宽历史视界的大历史眼光的话，理解一种洋夷代替了北蛮、革命党代替了盗寇的闻所未闻、超乎了饱读经史的士大夫想象力极限的改朝换代模式，则根本不是时人能力可逮的。他们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就是以廿四史的思维方式对当下历史情境给予一种“后视镜”式的理解。好比人们最初对电影的理解就是“运动的相片”（motion picture）一样，他们对于民国内忧外患的理解就是现代版的建州流寇故事——日寇和共匪。

　　“后视镜”这一术语起初正是麦克卢汉在其媒介理论中所使用，用以描述人类对新媒体的认识总要借助其中包含的旧媒体因子，将前者视为后者的一种综合或近似，才能求得基本的把握。这本来是一切人类认识的通则，即由对事物感性的、直观的把握最终上升到理性的、概念的把握。区别在于完成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所需的时间因事物复杂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要充分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而要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执着于明史教训的当时论者只不过是囿于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今人回首应予宽容。然而，这却恰好证明了一切历史叙事的背后总有某种逻辑在支配。历史学者在爬梳史料之前，总是已经对历史面貌有了某种判断和理解。对于一贯坚持本学科科学立场的历史学人来说，这种观点听上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说批阅史料之前就已经有了历史理论，这和说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有什么区别？这难道不是预先准备好一个理论的大筐，然后把史料削足适履地往里塞吗？但请记住，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试图消除前理解是不可能的，毋宁说，没有前理解就不可能有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郭沫若、翦伯赞们固然愚蠢，傅斯年、钱穆们却也未必高明。这里的问题本不在于争论是否“史料即史学”，而根本还是以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历史前理解驾驭史料。

　　更高明的史学范式一直到近几十年“全球史观”出现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地平线上才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同一切相较更先进的理论范式一样，它没有直接回答前述“为何明史取代清史占据了清以后中国史学核心视野”的问题，而是改变了这一问题的内涵，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了无论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范式还是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在利用明史观照中国近现代转型问题中的失误。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即如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居然可以在中国传统史学框架内求得理解，那它也就不能称“三千年未有”了。所以民国一脉史学方法的错误很明显，除了针对现代事物多出些现代词汇，他们的认识水平甚至未必超过明末清初那一干人。对于这批缺少现代学术训练和学术视野的人——哪怕留过洋、拿过博士，也实在不必过于追捧。另一方面，左翼史学虽则引进了完整成套理论框架，怎奈食洋不化，更可怕的是所食的根本就是“二道手”的洋。他们学会了一种从经济领域寻找历史真实动因的分析方法，自豪地标榜为历史唯物主义，却不谙其真髓，于是在被土地兼并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占据了全部注意力的同时，忽视了更广阔、更多面向的经济史研究，忽视了因中华文化重视史料积累而可以方便地为这种研究所利用的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也忽视了前人中的有识之士立足于切身经历和深沉反思的诸多洞见。本来从帝王将相家谱的政治史走向广大基层社会的经济史将必然导致对史料的更宽广兴趣和更充分利用，却被这种简化的普遍主义历史阶段论引向对史料的挑肥拣瘦甚至视而不见。事实上，如果他们能够更耐心细致地整理史料，认识中国问题的全球背景是完全有可能的。并非对我们先前观点的让步，先有史料积累后又历史观形成，与先有历史前定理解后有这种理解指引下的史料摘选，并行不悖地构成史料与逻辑的完整精彩辩证法。

　　没错，全球性交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非只是自清朝开始，而是自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起就贯穿中国历史，明朝自然也不例外。人们之所以有相反印象，完全是被长期以来关于古代中国闭关自守的宣传所误导。而事实是，唐、宋、元三代，中国都是同时代数一数二的外向开放国度，即便明清也绝非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保守封闭、与世隔绝。要知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虽在晚清到来，却绝非一夕而就；中华文明模式的千里长堤溃于清末，蚁蛀虫蠹却可远溯至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中国的历史性衰落决不是自一八四零年始——尽管这一界标由于本土遭受武力攻击以及主权沦丧而表现得更为直观；中国衰落的转折点，也即是一种新兴文明在地球另一侧积蓄力量、沿地中海向北海扩张壮大、最终冲出欧洲的转折点，更直白些说，是全球力量对比的转折点——1500年代。其实按说这一认识也早已不新鲜，《邓小平文选》中就有类似表达，但深刻理解个中原因者始终是少数。也正是因为大家都对此不甚了了，才导致今天还有人对明史的兴趣停留在傅斯年、钱穆的视野内，实在可悲。

　　鉴往知来。只有正确理解了中国自明清至近代历史大转折的原因，才能理解先辈们一百余年来的奋斗，才能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才能对未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道路有清醒愿景。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在统计数字和会计账面上的蒸蒸日上，国内开始兴起一股文化保守主义风潮，表现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拾，甚至热衷于当作软实力而向海外推介。一些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与前者相鼓和，急切地要在现代文明的所有领域卸载重装中国版本。这里所触及的理论课题并不新鲜，是百年前就已被争论个底儿掉的要不要全盘西化问题。我们认为，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没有结果。众所承认，一些基本的现代价值无法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导出；并且就算可以导出，我们也认为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有现成的可用。我们至多只是在将这些价值落实为制度设计时考虑并合理尊重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至于更多器物层面的舶来物，更是一概取拿来主义之便宜态度。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总体成就是各个文明相互交流的结果；思想、技术的贸易和丝绸换香料、茶叶换毛皮一样自然；大自然本就没有均匀分配这些财富，故方有互通有无之必要。如果滥觞于西北欧的现代文明经由全球扩散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民族和文明所掌握，那简直是后者的天赐之福、是后发优势，与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成果经由阿拉伯征服者的全球扩散而为欧洲掌握有什么区别？

　　问题在于现代文明固然很美妙，但却附着在资本主义这张皮上。这导致现代文明成就与古代历史上各文明能够交流共享的文明成就存在根本区别。区别之一：古代文明成就能够均匀扩散至全球，就像一滴墨水滴在水杯里扩散到整个杯子一样；现代文明却止于少数几个国家，其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不足15%。这些国家享受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福利和政治权利两方面——无论其它国家怎么诚恳地模仿也学不到手。因此它是有等级结构的。区别之二：古代文明成就推动人类文明行进在一条似乎无止境延伸的大道上，现代文明则仿佛徘徊在悬崖边缘，能够清晰看见其增长的边界。因此它是不可持续的。一种空间上有等级结构、时间上不可持续的文明，看来这不是拿来主义就行的了。正是在这里，关于现代性的中华版主张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依据。请注意，我们向往现代文明，但这个天使却为资本主义的绳索束缚。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不仅容量有限，而且有保质期，保质期一过可能退回到石器文明。中国若在资本主义这个框架内追求现代文明，有且仅有两种结果：一是和平不崛起。半途落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二是崛起不和平。中国人过上欧美人的日子地球吃不消，必须用马尔萨斯策略把欧或美打回至——不必石器，中国就行。而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没把欧美打回中国，欧美把我们打回石器；二是我们把欧美打回石器，我们自己变成青铜。不管哪一种，现代文明是永远废了。

　　所以，头脑清醒些。大国崛起式的霸主沿革史就到美国这里为止了。再来一次交班无法想象！君不见现在从美国一超独霸到世界多极化都已经如此困难，更何况那种伴随剧烈力量消长的衰落与崛起。然而中国仍然有机会恢复其全球领袖地位。因为历史上它曾经领袖世界至少一千年，而其领导方式、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截然不同于大国霸权和威斯特法利亚以降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因此可以断定，如果未来它重返领袖地位，上述二者还将会与现在不同。为现代文明安装中国版，不能再是基于天朝上国的面子需要，而是如同马克思从犹太人问题中得出人类解放命题，中国问题的答案将同时给出人类文明的出路。一方面，我看不出其它任何文明有这种潜质；另一方面，我也看不出除该方案外，人类文明如何有明天。相信启示录和形形色色历史命定论的人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然而如果当年阿拉伯人都像罗马人对待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欧洲也不会有文艺复兴，也就很可能不会有后来的一切。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就像我们今天对地球的伤害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终须子孙后代才能做出公允评价一样。思想改变世界，行动创造未来。中国能否变“富国强兵”为“再造文明”，将考验包括寒武纪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独立思考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