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忽悠谈“主义”

觉悟忽悠谈“主义”                            　　

(文化——什么是我们的旗帜之九)　　

么贵彩　　

自从“主义”一词引入中国，情况真是复杂极了。我只能管窥蠡测地谈一点点。　　

什么是资本主义？用汉语直白地解释汉语的这四个字，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切以膨胀资本为目的的理念与行为——就是“以资本为本”主义或“以资为本”主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偏重于纯经济学的概念，其特点是狼文化的、体现为人类的恶性本能。但一进入马列主义，这个原本简单的概念就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了。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资本论》的书名讲，应该是论“资本”问题的专著。但读后你会有一个感觉：论来论去怎么罪责全成了私有制？这不是很像小学生的作文——跑题了吗？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本是两个定义域不相等同的概念，怎么能张冠李戴、李冠张戴的乱“戴”一气呢？古今中外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的经营事实告诉人们：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资本的参与和运作，都可能“猫论”、“硬道理”的一切为了赚钱，都可能搞出血汗工厂、黑砖窑、假疫苗、三鹿奶粉、豆腐渣工程，都可能搞资本主义！同样，无论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只要守法遵纪、善意经营，便都是在为全社会创造财富，便都属于良性经济与公益经济，又都不是资本主义。把持“公有制”的专制官吏多不把工人当人看，私有制的好老板也可同工人建立公正和谐关系；公有制可以搞资本主义——一切为了赚钱，私有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马列主义者和许多人，把拥有大工厂与大商店的个人全称之为资本家；把拥有个人资本并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全叫做资本主义；把容许私人拥有大机器、大商店从事市场化生产经营的国家政权通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做法从各方面讲都是不正确、不科学的，都是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膨化”与乱用。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依法解放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但不可以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有许多号称“精英”的不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以西方曾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罪恶为依据，以辩称目前我国出现资本主义罪恶的“合情合理”，好像西方人曾做过的坏事我们学着做、加倍的做便都是对的、“情有可原”的、“避免不了”的和“不能指责”的。一句话：西方资本主义过去有过的，我们现在有能叫错？这叫什么“理由儿”呢？邻居家有人打骂过爹娘，你也打骂爹娘就不是大逆不道了吗？正常的思维方法应该是：同马克思和所有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过的罪过与错误，对于我们实是一种加倍的罪恶与耻辱！因为，起码我们是明知故犯、知错故为！但在中国目前的许多当红“精英”们的口中，这样的逻辑几乎是习以为常的、使用起来洋洋得意的。奇怪的中国状况，也真的使中国人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心理。罗斯福新政以来，西方还在以社会主义修正与改造资本主义，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而我们的许多原本慷慨激昂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就像川剧演员那样的刹那间一变脸，便又昂然成了比西方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者，还总爱摇头晃脑地挺立起大拇指曰“我们的GDP……”，真不知道这些人自己是怎样审量与定位自己的身份与人格的？在“交相利”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劳动者是全社会的衣食父母。经济的高速“发展”和GDP的高速增长，若不能给于用血汗直接创造财富的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相应的幸福与快乐，这样的“发展”越高速、这样的GDP增长越快，便越是对劳动人民更疯狂的犯罪与瞎折腾；在资本主义者的魔爪中，则国家与人民等一切都是金钱与权势者的鱼肉，少数人的发财复发财，多由广大劳动群众的悲惨与痛苦所聚成，这样的“国民经济发展”实质是少数人对国家和国民的折磨、奴役与玩弄。我们的国家和国民，不可以盲目反对一切私有制，但必须坚决的、毫无保留的反对一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泛滥至今，主要有两大罪恶：一是它自身的也就是经济的狼文化恶搞，二是政治的——即对国家公权的收买与操纵。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至今仍在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冠冕堂皇的盛行着；这是人类的进步正在克服中的一大障碍。我们的改革开放，决不能对西方的数百年资本主义罪恶亦步亦趋或照搬有加，把我国的政治与经济搞成了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后代的无法解释与无法交待。新加坡有位叫杜平的学者在答问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时说：搞资本主义很简单，只要把人的恶性的一面放开就行了。我想，这该是我见到的汉语言中，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为通俗又最为“一针见血”的旁注。我们的官府，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开放”恶搞成了杜平先生这里的“放开”，那就糟透了！如此“放开”再加一个“猫论”的鼓纵，中国这个“人的社会”岂不要变成“金钱与恶欲横流的世界”么？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官民两个积极性，坚决打击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强力规范“公”、私两种所有制经济与劳、资分配比例，全面保障经济发展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保障我们人民生活的同步提高，保障中国经济的国际信誉并少受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所谓“转变发展方式”，对政府与政治来说，这里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重点。国家公权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同资本主义和人类恶性搂抱为一体！“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永远是个政府不务正业的伪命题！　　

做为一种经济理念与经济行为，在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交织并存的时代里，资本主义不能构成社会制度差别的主要特征，而只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那种近现代型、狼文化经济恶性。在我们中国人的头脑里与话语中，一定要坚决剔除马列主义话语中的一个习惯性错误：即把资本主义等同或混淆为西方发展至今的那一整套民主制度。因为，资本主义既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构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近现代的欧美多国，最恰当的称谓应该是“民主国家”或“资产私有制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它的政治制度特征主要是尚待进一步完善与深化的民主、它的经济制度特征主要是资产的私有制，而并非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与行为。拿我国论之，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党的领导，而不是我们党在实行什么样的、不断改变的经济政策——包括从毛主席时代的“大锅饭”到小平时代的各种“小灶”这样“公有制”朝着私有制的转化。我们也不能随便将私营业主统称之为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应概指所有那些以专搞资本主义——扩张资本第一的“行家里手”，而奉公守法的公、私业主则都不是、都不能一概斥之曰“资本家”。“资本家”是个专用名词，专门对专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者的称谓。一百多年来，以专制政治——专政的办法全盘废除私有制、建立假性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所谓理论，诱使世界上多少激情而正义的人们为之抛头洒血、英勇奋斗，还创造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新的伟大奇迹——社会主义阵营，但曾几何时，那些英雄们的鲜血便已经白流，劳动群众童真般的幻想也在铁的现实面前渐次“灰飞烟灭”！归根到底，这一切都同马列主义者们根本搞不清资本主义到底是一堆什么东西脱不开关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苏、东和毛主席那样的社会主义对那里全社会的伤害面与打击面实在太大了。把“私有制”和民主政治等许多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当做资本主义去反对。这样的“太大”的结果，是反而孤立和毁坏了社会主义“自己”。　　

资本主义是个“暗中”有术的娼妇，她把民主的系列花环戴到自己头上。马列说：告诉你们，那花环也是骚货；陈独秀说：那不是她的“专利”呀；孙中山说：苏俄那一套“不适合中国”；毛主席说：灭资兴无才是“人间正道”；小平同志说：还是“摸”吧……，亲爱的读者，你说：我们还能没有一点独立思考吗？　　

经济的社会化生产程度与市场化程度愈高，愈更需要国家公权政治更强力、更有效的规范与管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分配的严重不公、虚拟经济的恶搞、血汗工厂的猖狂、假冒伪劣产品的横行、破坏环境与浪费资源的丧尽天良、对劳动群众“科学化”的反复盘剥等，都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更是最严肃、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像目前的我国：“一平方米门店三十个劳动力不换”、“一个高管三千无产（工人）”、“炒股炒地收入过亿”，这些固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恶作剧、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即这样的经济行为起码又是“政治”点头、认可的，甚或是“政治”引导、纵容的。当今世界，最可怕的是国家公权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即执政者和政府不务正业的号召、甚至带头大搞资本主义。果如此，问题就大极了！那里的国家与人民所陷入的必定是长时间的而非短暂的水深火热、大灾大难！资本主义要“化”真正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治很难，因为它会受到民众意志伟大力量的坚决抵抗；资本主义要“化”专制的国家政治就非常“畅顺通达”，因为二者原本就是价值观上的“一丘之貉”。政治的天职与本能，是规范与维护国民关系的公道与正义，但资本主义化了的政治却是反着干的——捞钱就是一切。试想，“政治”如果也去搞钱，经济这个“竞技场”能不乱套吗？但愿，我们国家的“政治”这位官老爷，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干啥吃的”！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是人类文化当中的狼文化部分在经济领域里的最突出表现。由于资本主义的介入与袭击，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市场经济已质变成了资本主义占“主流”的东西。什么炒房炒地、操纵股市、虚拟经济、假冒伪劣、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血汗工厂等，都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准则，把市场经济异化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与金钱几乎成了个人、国家与全社会的癌扩散，整个人类都深受其害、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眼望着这一切，无奈的人们是怎样的无奈、不平的人们是这样的不平呀？这样的情况能够长久么？反正我不相信——尽管中国的有些人惊喜于资本主义就像失奶的婴儿刚摸到自己的亲娘一样。不久的将来，资本主义就会被人类的继续进步所淘汰。无论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缺点与错处，资本主义的被淘汰都是世界上“交相利”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也都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天下为公主义者，我们不反对私有制、不反对市场经济，更不反对公有制；但我们却坚决、全面而彻底地反对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包括农民种地不能滥施农药、工人做工要坚持产品合格、商人不能搞价格与质量欺诈、政府不能只顾富有者利益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用汉语直白的解释汉文的社会主义，它也可以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意思是人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着眼于全社会的、以全社会的公利与公益为本的。笔者查对了一些有关资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倒正好符合西方原本“社会主义”一词的原本含义。圣西门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最早创用者。马列社会主义以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都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烈的反对资本主义，但却并不反对或全盘否定私有制。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这种只全盘否定资本主义而不全盘否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就是欧洲原本的、早期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以共产主义为前途，更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在生产经营的理念与行为上，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弄明白这一点，对于习惯于少见多怪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实在并非多余。因为，在多数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专制政治加全盘公有制，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这样 的社会主义只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已不是欧洲原本意义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从逻辑是说真是奇怪极了：试想，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哪里能搞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呢？那不是在“缘木求鱼”、或者是在用黑色的染料染制白布吗？欧洲原本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主张经营者在理念与行为上必须一切为了包括本人、本企业在内的社会公益与社会福利。他们不反对所有私有制是因为：私有制企业生产和创造的合格产品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公有制企业生产和创造的合格产品也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二者同样可以通过政治的规范与税收，按劳、按资及贡献大小实行多层次公正分配以福利全体国民；是因为二者都可以搞社会主义、都可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社会主义以一种全方位的“交相利”生产经营方式与分配方式，反对资本主义那样个人或强势群体不择手段的多捞多得。他们主张规范与提倡的是：人文化价值观的良性竞争、人类公益与奉献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与调动。而后来马列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就成了一道“专制政治加假性公有制经济”等的伪科学“杂烩菜”了。我们中国人落不首先约定好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定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谁在搞社会主义和谁在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大家斗来斗去，成了一场场“关公战秦琼”那样的“叫你打来你就打”闹剧。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间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也有分歧吗？谁掌权谁就说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无奈和可怜的，只是那些都要高呼“拥护”的广大党员与广大百姓而已。　　

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一词，从欧洲“君临”中国，还如实被拜上了中国意识形态庙堂的第一把交椅。在被用来征服中国人、取代和否定中华文化方面，竟是何等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但是……中华天下为公主义觉醒与复兴的日子到底不会太久远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尤其在马列主义以前的欧洲话语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两个内容大不相同的概念。而且社会主义的舆论大大超过共产主义的舆论。共产主义呼声的“响彻云霄”，是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迅速掀起了国际共运的结果。也许是为了策略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才有意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两个本属不同的概念等同到一起，以唤起更多的认同与注意。到了后来，马列主义在欧洲广大的范围内风行一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在政治的话语中就逐渐习非成是的成了同义语。共产主义最核心的主张，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凡真正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与行为，都须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与主题，否则，就不再是“共产”党人！欧洲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后来成为国际共运旗帜的是德国人马克思，两个人的政治主张就是对立的。康帕内拉和马克思在经济问题上有着最多的共同点：都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都主张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实行财富全部公有、计划经济与产品按需分配等。但在政治上，康帕内拉主张执政者由人民选举与撤换——即人民民主；马克思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党专政、直到国家消亡。在苏、东剧变后至今的世界上，一些挂着马列主义牌子的共产党，实际上已同马列的共产宗旨背道而驰。他们就像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口念“共产”、面向共产，实际却在反向而行。在经济上不是在搞“共产”而是在搞个人“收入”，在政治上不是在搞专政权力的弱化和还权于民而是在搞专制机器的日趋膨胀与凶残。名符其实成了口是心非、言是行非的“两非”党。有的“共产党人”搞起西方资本主义来，还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党更野性、更疯狂、更加狼文化、更加肆无忌惮。苏、东剧变等，不知到底是国际共运的天因必然还是信仰群体的人因悲剧？　　

基督教对人们说：忍受苦难，死后能升人天堂；佛教对人们说：好好修行，涅槃后能到极乐世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人们说：服从领导，记住，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三者的不同是：“天堂”和“极乐世界”距离人们都很近——死后便知；而唯有“共产主义”最为前途无限——人们究竟会被专政至、“少数人先富起来”到那年那月呢？共产主义——到底是人们平等、和谐、友好地、说说笑笑地向那里走去，还是一小部分人“押解”着大部分人、彼此间专政着与被专政着向那里走去？在笔者看来，共产主义只是进步人类的一种“大公有制”经济体制选择，大可不必搞得那样残暴、残酷、神圣而神秘。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人们互敬互助、沿着人民民主政治的道路、轻松愉快地向那里走去。马克思总说，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产物；要我说，共产主义只能是国家与社会多数人的主动意愿。同社会财富的多少究竟有多大关系呢？毛主席时候有个例子：食物越少越需要“大锅饭”式的按需分配，否则会饿死更多的人；七、八十岁的许多中国人，至今忆起当年的一些干部能与民共苦而泪沾衣襟！问问天下的穷人，谁不懂得这点道理？马克思一会儿说“产品的增加与剩余……产生了阶级”，一会儿又说“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真不知其到底哪个意思才是对的。　　

实事求是的讲，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其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理想主义的，除专制主义的办法之外，那意识与道德的根基，无疑都是人文化的、人性的物欲经济主义。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也都认为：主宰和左右人类社会的，不应该是经济上的金钱，而应该是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这些也都是中国的天下为公文化中早有的，只是在表达上属于汉民族的言语。真正人民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初期，可能没有某种资本主义的GDP增长来得“快”，但只要不是“波将金村落”式的或“大跃进”式的，它就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是罪恶的、血腥的，而是良性的、健康的、民望的、春光无限的、前途光明的！在经济上，中国与全人类的光辉未来，不会是资本主义而必定是“天下为公”、“交相利”的社会主义。这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社会主义再朝前走是否是共产主义，恕笔者驽钝，不敢觎睨。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让一些同志看来，这是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个“主义”的提出者小平同志及其实行者已有其人所共知的本意。还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全套理论与实践——那是多么英明而伟大的论述与答案呀？但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大不敬的把这个旗帜性的命题看成了只是一个大玻璃瓶的标签：政治家们往瓶里具体装填些什么“内容”——是美酒还是敌敌畏？才是最重要的。我这里谈的，只是我本人面对“标签”的望文生义与顾名思义；即无涉小平同志本意地搞一点“循名责实”小游戏。也算是对战国时期“名家”的“名符其实”主张，领悟一点联系于社会现实的意义。我自卑与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动量：在目前的我国兴起一场全面的“循名责实”运动，以有贡献于打破那被百姓们指斥为“假话天下”的系列骗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来说很应时、很实际。从语言结构看，主要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特色”，即中国先进文化的主体地位，意思是我们的大政方针必须以中国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旗帜、为根本、为前提；二是重点借鉴与吸纳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先进部分，由此形成东西方最进步文化的高度融合，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振兴、为全人类的继续进步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直接贡献，是首先从口号上打破了要把“中国全盘马列化”论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统天下，又拒绝了全盘西化的错误蓄意。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全盘马列化主张和全盘西方化主张，都是对中华民族智慧与品格、对文明悠久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根本放弃与否定，都是善意或恶意的背祖忘宗，都是不对的、数典忘祖的。　　

“中国特色”所代指的主要内容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人民民主政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交相利”经济；勤俭御欲、仁义礼让的人文道德。这样的政治所实行的是：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国家公权和一切社会公权的公有公用，而不是任何借口的专制主义压迫；是放手学习西方民主的先进实践，又要坚决摒弃西方民主中金钱与种姓等对民主公正性的干扰与干预。这样的经济，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交相贼”、反对“小人趋利不顾天理”、反对一切资本主义。这样的人文道德，核心是中华文化的“仁”与“义”。“仁”就是自己首先要努力修身做好人、“义”就是勇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人类社会永恒需要的美德。一些主张中国全盘“西化”或主张中国全盘“马列化”的同胞，一提中华文化的“仁义”二字就恼火，难道外面文化中的不仁、不义、对无辜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才是好的吗？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的“社会主义”，首先应泛指从英国的莫尔开始直到马恩列斯毛的所有上百种社会主义学说。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学说有一个最大的贡献与无比正确的共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不调和的反对与根除资本主义。已经国际化了的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至今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各领域同疯狂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做着坚决的斗争。有的干脆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有的不断进行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其言与行一，是殊途同归、令人鼓舞的。与此同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资本主义也空前疯狂，许多国家的政治家甚至其首脑人物，都在利用国家公权的力量，以所谓的“发展经济”为幌子，助推那里的人们疯狂地追逐狼文化的“发财”兽欲。这是令人愤怒的。试想，如果某个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用牺牲绝大多数国民幸福生活的办法、去为少数人的发财与奢侈、去为贪官污吏们那带血的GDP政绩，而猫论、硬道理的恶搞“发展经济”，总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岂非绝大多数人一代一代的总在因“发展”而承受痛苦与被奴役？这样的“发展”接着“发展”，是否就是民众的“痛苦”接着“痛苦”？是否实际上就是少数人对民众的一代又一代持续耍弄与瞎折腾？或者还有——这些人是在加速人类生存环境的崩溃与人类的灭亡？古人云：治国与治身同，知足者福，纵欲者祸。国家和官府不能鼓动自己的官民一味不择手段的去搞钱，那不是把政治儿戏成了胡闹么？国家公权政治的本份与职责何在？一切为钱而钱的个人和一切为“发展”而“发展”的国家政权都是错误的、犯罪的，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与“好主义”的立足点，应该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幸福加幸福、递增式的幸福；而不应该是痛苦叠加成的更痛苦——就像中国的王朝兴衰与更替那样。　　

有些人正在起劲的宣传：中国没有民主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好像民主是资本家的爱情产物。此言大谬！这也是马列主义创始人们的一大政、经关系错位顽疾。事实上，人民民主政治的产生于发展，始终都是人民群众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而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民主政治。而且，民主政治至今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最有效约束和对资本主义犯罪最有力打击。离开民主政治约束的资本主义必定是更疯狂无忌的资本主义！我国的改革开放和许多国家的现实都无可辩驳的说明：专制特权加资本主义的“婚外情”恶搞，短期内一定会比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更“高速”，但其罪恶也会更凶猛百倍。这样的专制主义加资本主义之“私生子”式暴发户，其财产之来源，没有一个不更“便捷”、更灰暗、更无顾脸面与良心；也没有一个愿意舍弃自己赖以生存与兴旺发达的特权。问问今天中国的文强们、黄光裕们，哪个愿意中国实行人民民主政治？今天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凡资本主义与资本家，都必然是人民民主政治的真正敌人。一些马列主义者关于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产物的谬论，无论怎样诡辩都是反人民的。前面我们批判了“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就没有共产主义”；这里，我们又批判了“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社会上还有“公民社会”论、“中产阶级”论等，其实质都是在说：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产主义、当然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基石，反对资本主义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刨社会主义的墙根。一句话：只有真搞资本主义才是在真搞社会主义——谁反对这样的理论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看看目前我国处于“左愤”和“右愤”之间的那些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子的理论家，有几个不是这样的、“貌似公允”的理论？　　

说实话，我确实很反对中国的这样的“马列主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但又不知道能有一句什么样的话能给这样的同胞一点善意的刺激——网友们帮帮忙，好吗？　　

我身边的一位同志曾经问我：你是什么“主义”呢？我回答说：在大“主义”上，我当然自觉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天下为公主义！我反对政治上的各种专制与特权、经济上的各种资本主义与“交相贼”；而主张政治上全方位的“选贤与能”宪政民主和经济上全方位的“交相利”社会主义。世界上的这主义那主义，只要同这两条相悖，我都是反对的。我这样的炎黄文化大“主义”有什么不对吗？这样的大“主义”，几乎概括与包容着东、西方文化以及马列主义文化中的全部进步内容，并且排除与剔除着那里面的落后部分与全部糟粕。在小“主义”方面，就复杂起来了。比如：我赞成张维为先生对西方搞“民主游戏”的批判，又反对专制制度本质上对人民的奴役；我崇拜英明人物的短暂独裁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替代作用，又反对化公权为私有、强奸民意；我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狼文化个性放纵，又主张“修身”、“御欲”的人文化自由；我反对暴力、反对动乱，又不否定人民革命不得已的暴力夺权、讴歌人民抗争对政治进步的推动；我不反对公有制，但却反对商、周、王莽、苏东那样的假性公有；我不反对私有制，却反对权贵资本家对国家公权的操弄与资本主义恶搞；我不反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但反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扭曲；对近现代经济来讲，我认为只有错误的计划、没有计划的错误；我主张发展经济、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但反对“猫论”的同外国比拼GDP；在文化上，我主张中华民族应高举起自己更高的文化旗帜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继续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而反对中华民族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旗帜或以马列专政主义为旗帜；我主张西方民主和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而反对中国的全盘西方化或全盘马列化；中国的教育应放手让我们的孩子学会“选贤与能”的人民民主、发扬做人的诚信仗义、坦荡正气，而不应总向他们强制灌输顺从专制与媚权趋利；中国再穷、宁可缩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政花费，也要实行全民彻底免费医疗，而反对贵贱有别、贫富悬殊的各种“医疗保障”；我赞成一位农民兄弟所说：不反对有人有权，也不反对有人有钱，就是反对权或钱的来路不明、得之不义、不用来做好事、反用去胡作非为！如此等等，都可说成是我的小“主义”。中国人的思维与语言已经被“主义”化了，这也是马列主义对中国的贡献之一。细想起来，只要放弃了“搞主义就是不说理”的专制恶习，应该并非全是负面的。　　

我渴望在我国的话语界说了话有些分量的人们，在谈及中华优秀文化的时候，口下也尽量多拖带些“主义”，如“天下为公”主义、“选贤与能”主义、“兼相爱交相利”主义、“法不阿贵”主义、“仁义道德”主义、“勤俭御欲”主义、“等贵贱均贫富”主义、“联合政府”主义、“立党为公”主义等。有了这一点，就像给中国的、有自己品格与“特色”的理论家们也穿上了一双以“主义”为高跟的黑皮鞋——汉装革履，由于脚跟也多了块增高的东西——便能同西方的“导师”、“精英”们一样“平起平坐”了！　　

中国——需要许多主义走进来，也需要许多主义走出去！　　

胡适先生曾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漫说今天的中国，早就要不得了。以愚观之，今天的中华民族岂只要多谈，而且，中国人更要更高地举起自己更高的“主义”旗帜，以向全人类展示我们更高文化与更高文明的灿烂辉煌！　　

离开了这一点，“复兴与振兴中华”的高喊，岂非都是空的或指东打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