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论社会制度
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周泉缨

银河出版社

全世界知识分子、
劳动大众与有产者们联合起来，
为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而奋斗！

总前言

2011年7月8日，我在网上全文发表了“给中共中央上一堂政治、哲学课——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前途无量）”。在本书中，这篇文章简称为“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
2011年2月18日，我在在网上发表“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在本书中，这篇文章简称为“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
2010年7月我在网上发表并印刷出版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在本书中，这篇文章简称为“论国家兴亡之道”。
现在将上述三篇文章汇总为本书，书名确定为《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因为，上述三篇文章的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一个中心思想：
【1】现代人类社会正处于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过渡的过渡时期；
【2】在这个过渡时期，现代人类的历史使命，是彻底告别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构建知识阶级主导的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
【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是：学习和改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拒绝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过时落后的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并构建现代先进的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法制化的集权政治制度。

目  录

总前言 /3

第一篇  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 /15

序  言  （“普世价值观”攻击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16
第一章  “普世价值观”的历史地位 /20
一、“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内涵
二、“普世价值观”曾经无敌于天下
三、“普世价值观”曾经套牢全人类
四、“普世价值观”正在走下神坛
第二章  “普世价值观”的四个理论来源 /27
第三章  “普世价值观”的四大基本观点 /30
第四章  评判“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38
一、洛克与卢梭论原始私有财产的起源
二、正常的经济制度必然是自发的制度
三、正常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四、人为试错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五、正常自发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六、批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五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58
第六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62
第七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67
一、人民是三大阶级的不对称的系统
二、人民当家作主观点是乌托邦观点
三、正常的人民民主必然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四、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主导西方政治的原因
第八章  关于批判“普世价值观”的六个结论  /80
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效反驳“普世价值观”
二、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腐败问题
四、前一段改革开放出现明显失误的根本原因
五、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之历史真谛
六、西方正逼迫中国走上主导世界的历史舞台
结束语 （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前途无量） /129
一、评判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标准
二、评判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
三、现代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境遇
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要领
五、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历史命运

第二篇  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 /139

引  言  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140
第一章  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144
一、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概况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十二种论说
三、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四、不同时代的社会的“真理标准”
第二章  更新人类思维逻辑的“顿悟” /150
一、“顿悟”概念的创生和发展
二、“顿悟”的基本特征
三、“顿悟”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四、“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第三章  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 /158
一、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自发更新
    （经济制度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
二、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自发地在西方普及
第四章  更新社会制度的“试错”实践  /165
一、“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
二、“试错”实践主观的动机与阶级性
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四、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五、“试错”实践的共同特征
六、社会主义制度是“试错”的制度
七、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
八、文革是特殊的“试错”实践
九、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第五章  更新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 /190
一、“顿悟”存在三个级别
二、“思想顿悟”的内涵和功能
三、“思想顿悟”确立“真理标准”
四、“思想顿悟”破解“社会顿悟”
五、“思想顿悟”设计政治制度
六、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之必然
七、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
八、比较不同社会的几种政治制度
第六章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 /211
一、现代人类社会大过渡有三个阶段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与任务
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统一论哲学思想”与执政权力相结合）
四、科学界的科研机制提供的启示
五、人类社会变革历史提供的启示
第七章  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历史误区 /219
一、关于贫富悬殊的历史误区
二、关于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三、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四、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
第八章  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 /237
第九章  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成功 /241
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估
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三、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人类社会政治信仰更新规律）
四、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
五、解决腐败问题的正确途径
六、中国共产党的因缘和命运
结束语  清除西方的多元化哲学误区 /269
一、民主派攻击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利器
二、多元化思想主导西方的原因和过程
三、多元化思想正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四、多元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危害极大

第三篇  论国家兴亡之道  /279

序  言  /280
第一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诞生的因缘 /281
一、剥削阶级出身的因缘
（两大阶级对抗的时代大因缘）
二、外婆普渡众生的佛教思想的因缘
（非暴力地解决阶级对抗的因缘）
三、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因缘
四、清华大学文革的因缘
五、毛泽东的因缘
六、夫人和朋友们的因缘
第二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创生的过程 /292
一、“414思潮必胜”阶段
（初试黑格尔否定之否定逻辑的阶段）
二、第二次坐牢中顿悟的阶段
（否定《资本论》真理性的阶段）
三、开除党籍后大彻大悟的阶段
（否定唯物主义哲学真理性的阶段）
四、完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系的阶段
第三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来源 /303
一、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二、社会外因决定社会内因的规律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评判标准）
三、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
    （社会存在第三阶级——知识阶级）
四、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
（罗斯福新政划时代地结束了美国
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
五、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
（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三个前提）
第四章  马克思不是无产阶级成员 /326
一、“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
二、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与服务对象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三、社会成员为谁服务和代表谁
原则上不决定于社会成员的意志
四、更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的理论意义
第五章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同归于尽的 /334
    一、经济制度体现社会根本的阶级属性
二、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有三种：
无产制、私产制和共产制
三、 共产制替代私产制是现代高科技生产力
发展之必然
四、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造的假经济制度
五、社会主义不是败在资本主义手里的
第六章  没有暴力社会主义就没有福利社会 /344
一、暴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天然的对立面
二、暴力社会主义全面揭示了
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三、暴力社会主义是伟大的历史的试错
四、暴力社会主义是防止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
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必然的威慑力量
五、“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
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差异
第七章  文革促进人类社会完成“思想顿悟”/355
一、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规律
二、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创新
三、文革决不是历史的浩劫
四、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原因
第八章  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由之路 /369
一、人类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
而不在于政治体制
二、人类社会正确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
三、人类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性
四、人类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现状和前景
第九章  一党制是福利社会的最佳选择 /381
一、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
二、两党制或多党制
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工具，
而只是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政治平台
三、独裁、腐败与一党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四、民主是西方福利社会促成暴力社会主义
和平演变的根本法宝
五、暴力社会主义被历史淘汰之后，
 西方片面强调民主自由已经走向反面
六、民主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七、法制主导下的一党制
是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最佳选择
第十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 /402
一、“六四运动”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
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二、民主派学习西方的大方向完全错误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前景
（评判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领导人）
四、解决文革和六四问题的时刻表
结束语  用一个公式概括多元化世界  /422

总结束语 /427

参考文献 /433

作者简介 /436

第一篇 
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

序  言
（“普世价值观”攻击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西方“普世价值观”，即西方关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的价值观体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观体系。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通过认定和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企图以此瓦解和分裂中国共产党，甚至像当年瓦解苏联民族那样瓦解中华民族，从而继续维持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统治。由此可见，关于西方“普世价值观”攻击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最终命运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而且也关系着现代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
通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研究，发现如何评判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如何破解社会制度更新的奥秘的问题。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开始我在2009年4月发表的《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八章“阶级社会经济形态进变规律”中已经明确地作出了回答；今年年初，我又通过在网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进行系统的论述；现在再度通过本文，从彻底批判“普世价值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入地讲解。
实际上，人类社会所有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稳定有序发展的正常的经济制度，例如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都不是像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那样是人为制造的制度，而是天生地灭的、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制度（注：正如我在《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中揭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人为试图消灭资本主义劣根性的历史的非常的试错制度）。而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主观设计和创造的适应有关经济制度的从属性的制度，因此评判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标准，不是设计和创造政治制度的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政治制度自身能否有效地适应有关的经济制度，如果政治制度能够适应有关的经济制度，则生存和发展，反之则灭亡或淘汰。
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可以通过我们生养和教育孩子去生动地理解。从表面上看问题，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是我们的孩子的最具有权威的创造者。但是，实际上我们生下了孩子，对其体质、品性和命运三方面可以说掌握得甚少，因此从这个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孩子与社会经济制度一样，原则上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生地灭的、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事物。接下来是教育和培养孩子。我们，也包括有关的社会方面，都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人为设计和创造一套自以为是的“教育方法”，去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设计和创造的教育和培养孩子的“教育方法”与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其正确与否，不决定于我们教育和培养孩子的主观意志，而决定于其是否能够有效地适应我们的孩子的体质、品性和命运。
按照上述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的内在逻辑，本文通过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系统地论证：
【1】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早已经在1933年左右通过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模式，开始自发地和平演变为与其本质不同的先进的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后来，通过二次大战，现代发达国家自在地普及了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告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全面过渡的过渡时期。
【2】由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适应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不可能适应先进的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西方在人类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时期，人为地通过鼓吹“普世价值观”在世界上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切行动，都只能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加速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
【3】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原先是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其通过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这个本质点上，必然是能够适应先进的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只不过必须对其进行适时和合理的改造。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现代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全面过渡的时期，把握现代人类社会前途的政治制度，必然是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全民的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而不是只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能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第一章
“普世价值观”的历史地位

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曾经在社会上热过一阵子。现在从网上的有关文章看，当时人们讨论的“普世价值观”，在政治内涵上显然缺乏统一的规范。所以，本文在展开有关的论述之前，需要对“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内涵作一个统一的规范，以便读者或听众能够正确和系统地把握本文通过批判“普世价值观”所展示的有关政治和哲学理论思想。

一、“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内涵

 “普世价值观” 顾名思义，是指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且不讲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统一的“普世价值观”，至少从人类的认识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不同思想的人们，对于“普世价值观”的理解是不同的。
关于“普世价值观”的定义，本文认为，严格地讲，“普世价值观”应该叫做西方“普世价值观”，它是指拥有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观体系。或者说，“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普世价值观”，是指现实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现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观体系。
所以，按照本文关于“普世价值观”的定义，“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政治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其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西方民主思想的表述方式，偏重于政治理论；“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表述方式，则偏重于哲学思想或价值观。
细心的读者或听众，会发现本文关于“普世价值观”的定义，强调“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普世价值观”，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观体系。言外之意，现实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已经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实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已经早已经和平演变为比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更为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而其政治制度则仍然还维持着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时和落后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论述。

二、“普世价值观”曾经无敌于天下

应该说，西方“普世价值观”至少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胜利开始，已经基本上定型。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洛克，在他1690年发表的誉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政府论》一书中，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基本观点，譬如“人权、人民主权、自由、平等、法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观点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
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之后，到1917年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西方“普世价值观”主要面对世界各国的封建主义，它与西方对外扩张的炮舰政策一起，无敌于天下。可以说，西方“普世价值观”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存在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第二个里程碑，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三个里程碑，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不过，西方在发表《独立宣言》和《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时，“普世价值观”实施范围是不包括黑奴、有色人种、妇女和穷人的。一直要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才在理论上确认全人类都普遍适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私有财产权”等的西方“普世价值观”。

三、“普世价值观”曾经套牢全人类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全世界推广的西方民主制度被社会主义国家拒之门外，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仍然控制着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效地反驳和拒绝西方“普世价值观”。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详细论述。
正因为如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等，没有一个否定过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的核心观点——“人民民主观”或“人民当家作主观”。
也因为如此，现代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人民民主防止干部腐败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晚年终于孤注一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企图依靠人民民主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最后，还是因为如此，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们，都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合理的，只不过他们一致认为“普世价值观”的专利权不应该属于西方资产阶级，而应该属于全人类而已。
所以，应该说，历史决定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在本文彻底批判它之前，实际上套牢了全人类。换言之，历史决定了，在本文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之前，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效地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四、“普世价值观”正在走下神坛

    从表面上看问题，西方鼓吹“普世价值观”和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最辉煌的战果，莫过于解体苏联和欧
东社会主义阵线崩溃；其次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不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前几年在台湾和现在的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也屡屡得手。
不过从本质上看问题，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命运，通过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和瑞典模式社会出现，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逆转。因为，实际上从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后，特别是从二次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后，西方“普世价值观”所依托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发达国家社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比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欧东社会主义崩溃，并不意味着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意味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要先进，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全面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冷战，开始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全面过渡。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在下面将进一步论述。
正因为如此，“普世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逐步走下神坛。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通过“九.一一事件”、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与“世界金融危机”等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的日趋衰落；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进入构建福利社会的正确轨道，并开始明确拒绝按照西方“普世价值观”进行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所以，这几年我在网上连续发表了《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等论著，明确揭示和论证：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历史地同归于尽；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历史地同归于尽；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必然会产生崭新的福利社会及其指导思想。现代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就是我1997年通过顿悟创生的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它将指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划时代的历史性过渡。

第二章
“普世价值观”的四个理论来源

西方“普世价值观”与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同一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与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四位重量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四大重要的理论著作。
【1】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第一个理论来源，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洛克于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的基本观点，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治、分权、人民主权等观点，在洛克的《政府论》中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所以洛克的《政府论》被誉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它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指导思想。
【2】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第二个理论来源，是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实际上是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联邦政权的指导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主要在两个方面对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影响巨大：一是认定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二是主张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保障公民的自由。
【3】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财产私有权”等基本观点，特别是将“普世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核心观点——“人民主权或人民民主”观点，在哲学上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使得“普世价值观”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卢梭可以说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集大成者。
【4】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苏格兰出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通过论证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控制其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财产私有权”等“普世价值观”，在经济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除了上述四位重量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的四大重要的理论著作之外，其它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或多或少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有所贡献，但是有关的贡献，在理论内容和理论创新等方面，都没有超越上述四位重量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西方“普世价值观”贡献的水平。

第三章
“普世价值观”的四大基本观点

按照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四个理论来源，即按照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特别是按照“普世价值观”的集大成著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西方“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存在四大基本观点：“财产私有观”，“人权自由观”，“社会平等观”和“人民民主观”。其中：“财产私有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的理论大前题或不证自明的公理；“人权自由观”和“社会平等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原理性的基本观点；“人民民主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之实践性的基本观点，即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之核心观点。
【1】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实际上是既是“普世价值观”的另外三个基本观点的理论大前题，又是“普世价值观”的另外三个基本观点的最终归宿，因此它在理论上和逻辑上不受另外三个基本观点的制约。
关于私有财产问题，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指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有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作用于自然之物后必然的产物，因此政府成立后只能保护私有财产。
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的不少的经济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主张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私有财产”是人民自愿、平等订立“社会契约”的大前题。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讲的“社会契约”，原则上是不理会社会成员在拥有私有财产方面的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社会契约”，“以道德的及法律的平等替代自然加于人们的体智上的不平等，使人们虽在体力智力方面不平等，而依契约法约定的权利，大家一律平等。”也因为如此，卢梭虽然在其另一本著作《论不平等的起源》中，已经意识到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但是他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对于这种不平等只能置若罔闻，不予批判。
最后，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私有财产是 “看不见的手”推动的市场经济之必然，政府如果人为干预积累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国富之大患，因此亚当.斯密竭尽全力主张后来西方大力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场”。
所以，西方“普世价值观”内含的“财产私有观”，归根到底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的要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西方“普世价值观”所讲的“人权”、“自由”和“平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人民拥有私有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所谓的“人权”、“自由”和“平等”，即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的所谓的“人权”、“自由”和“平等”。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有的经典著作，都是完全一致的。
【2】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人权自由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原理性的两个基本观点之一。
关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地认定：“自由来自人的本性。人的最大的原则是保持他自己的生存，他的最大关心是照料他自己。”因此，“放弃自由，便是放弃做人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的理论内涵无非是两个：
第一，人之本性是追求自身自由地生存和发展，或者简言之，人性的唯一内涵是追求“自由”；
第二，人追求“自身的自由生存和发展”（或人追求“自由”），是天赋于人的权力——“人权”，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所以，通常西方“普世价值观”讲的“自由”和“人权”两个观点，实际上是同义反复的两个观点。所以，我们将“普世价值观”讲的“自由”和“人权”两个观点，合二为一为“人权自由观”。
【3】关于“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
“社会平等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体系原理性的两个基本观点的另一个观点。
关于社会的起源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是如此论述的：“在自然状态下，危及人们生存的阻力，比个人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努力，还要厉害。这样，这种原始的情况不能继续存在，人们必需改变其生存的方式，否则便要灭亡。”因此，卢梭逻辑地推定，人们只有通过联合或结合成为社会，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存，“问题是在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能以社会的全力保护每个分子的生命财产，同时每个分子一方面与全体结合，一方面仍然可以只服从自己并仍然和从前一样自由。这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以，卢梭最后认定：“社会契约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权力交给公共，受公意之最高的指挥，我们对于每个分子都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部分看待。”因此，“社会契约”的本质内涵或其体现的“公共意志”必然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安全，并使之继续按照人天赋的本性自由发展”。反过来讲，社会契约必然隐含着一个条款：任何人如不遵守“公共意志”，那么全体全体社会成员有权用任何手段逼迫他遵守“公共意志”。
由此可见，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具有以下三个内涵：
第一，“社会”或“国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人民”而言是“平等”的，因为“社会”或“国家”是“人民”自愿平等地通过“社会契约”形成的共同体；
第二，“社会”或“国家”的“公共意志”，即“人民”自愿和平等地订立的“社会契约”的“公共意志”，只能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安全，并使人民继续按照人天赋的人权自由地生存和发展”。
第三，如果“国家”的政府，违背“社会”或“国家”的“公共意志”，那么人民就有权联合起来推翻它。
所以，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的以上三个内涵分析，不难看出，“社会平等观”讲的所谓的“社会契约”，并不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而是政府所代表的“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安全，并使人民继续按照人天赋的人权自由地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即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而“社会平等观”讲的所谓的“社会契约”体现的“公共意志”是指“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安全，并使人民继续按照人天赋的人权自由地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实质上即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的“宪法的精神”或社会（实质上即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的“指导思想”。
【4】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实践性的基本观点。
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是通过“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的概念来论述的。
卢梭明确指出：“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时的“公共意志”的运用；因此，“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分割和转让的；具体地说，“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的体现，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人民掌握的“立法权”；至于人民如何掌握“立法权”？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人民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只能依靠“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
为此，卢梭讲：“全体的意志和公共的意志当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只考虑公共的利益；前者则顾及私人的利益，不过是个别的意志的总和而已；但把这些个别意志中互相抵消的正反二面的意志除去，其余下的（正面意志或反面意志）即代表公共意志（较多数的意志代表公共意志）”。
同时，卢梭又讲：“因此，欲使公共意志能表示出来，须要国家之内没有营私的党派组织，每个公民应只依自己的思想去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有了党派组织，则这些组织须愈多愈好，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对等……有了这种预防，才能保证公共意志始终开明地保证人民不致自欺。”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就是卢梭讲的上述“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能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先进的创新的真理，开始的时候必然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因为真理必然是对认识对象矛盾否定之否定的顿悟的结果，因此真理开始时只能产生在能够对有关矛盾发展全过程进行最后的否定之否定综合的少数知识先躯头脑里。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所有思想家的思想，包括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亚当.密斯等的思想在内，开始时必然都是少数。于是，卢梭讲的“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与先进的创新的真理开始时是少数的历史事实，必然相悖。这意味着，如果社会永远按照“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运作，那么真理的少数必然被不断否定，因此真理永远不可能成为多数，结果社会只能一直开倒车，从而回到最原始的氏族社会去。正因为如此，与卢梭同时代的有名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伏尔泰，公开讥笑卢梭：“卢梭要我们四肢爬地，以橡实为食”。

第四章
评判“普世价值观”的
“财产私有观”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 作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理论大前题，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虽然在理论上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真理性的。因此本文对其进一步系统和科学地扩展和论证。
第二个问题，是私有财产或私有制是否长生不老或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由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财产私有观”认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现代已经是完全过时和错误的了，所以本文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

一、洛克与卢梭论原始私有财产的起源

关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洛克的《政府论》讲得比较深刻。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指出：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里就必然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换言之，劳动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劳动创造财富，货币扩大财富；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有私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而绝对不能侵犯它。
关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卢梭在《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书中，将其归结为：“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他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
显然，上述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私有制的起源的两种讲法，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情不自禁和不约而同地认定，人类社会的私有财产直接自发地起源于人类适应自然大环境的实践，而不是起源于人类意志自觉的创造性的制定。
洛克和卢梭关于“私有财产直接自发地起源于人类适应自然大环境的实践”的发现，由于其论述得非常感性和简单，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实际上洛克和卢梭这个发现，涉及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制度——经济制度的起源问题，理论意义重大。

二、正常的经济制度必然是自发的制度

由于洛克和卢梭关于“私有财产直接自发地起源于人类适应自然大环境的实践”的论述，过分简单，而且偏重于感性，因此我们特意运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证，论证的结果是：人类社会正常的经济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必然不是依托人类意志人为设计和创造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产物。
【1】由于私有财产涉及人类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因此追根溯源必然涉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双方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即归根结底必然涉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宇宙的本质问题。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有关论证的彻底性，我们从这个人哲学的根本的问题开始论证人类社会的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起源问题。
首先，现代科学能够证明，在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涉及的宇宙的宏观与微观范围内，不存在没有具体结构的抽象的物质。换言之，现代科学能够证明，宇宙从本源而言，是物质与其结构信息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宇宙。
同时，现代科学的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证明，宇宙中所有的事物或系统，无一例外地都是能够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环境的有序发展的整体。所以，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实际上已经证明，宇宙万物必然是其内在系统与其外在环境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有序发展的整体。
最后，现代科学“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实际上已经证明，人类的认识或实践过程，必然是体现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工具（世界观）或实践工具，与客观的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人类认识或实践的结果，必然不可能是一元化的唯客观或唯主观的，而只能是二元化的主客观对立统一的。
综合现代科学证明的上述三方面内容，可以得出：第一，无边无际的宇宙是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矛盾组成的宇宙；第二，正因为如此，无边无际的宇宙在在对立统一的矛盾的推动下，必然是信息量无限增长的有序发展的宇宙。于是，我们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必然得出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宇宙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宇宙”。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从反面意味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是一元化的唯物或唯心的看法的是错误的。换言之，宇宙中所有的存在，包括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一切，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是一元化的唯物或唯心的，而只能是对立统一的或二元化的。
【2】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出发，或者直接从现代科学的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出发，可以推导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宇宙中的事物或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或系统整体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是事物或系统的外因，而不是事物或系统内因。在此，外因，是指事物或系统整体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内因，是指事物或系统内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知识阶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里来，其结果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的内因，而是社会的外因。社会的外因，是指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或人类社会适应外在环境的能力——人类社会生产力；社会的内因，是指人类社会内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3】按照上述科学论证的知识阶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和“外因决定论”，可以判定洛克和卢梭两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的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直接自发地起源于人类适应自然大环境的实践，而不是起源于人类意志自觉的创造性的制定”，原则上是正确合理的。
实际上，私有财产确实起源于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的直接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对于自然而言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保持自然的普遍联系；而对于生命体而言，是通过与自然的普遍联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后来，由于生命体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不断发展，生命体获得了超过自身需求的剩余产品；于是，生命体们为了更好地与自然相互作用，不同生命体之间的不同的剩余产品开始进行交换；久而久之，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形成一种规则，这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诞生。
接着，也产生了半脱产、直至脱产的专门维持这种规则（社会制度）的机构，这就是国家的萌芽。
最后，产生国家产生调整社会生命体之间剩余产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所以，应该说，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即社会生产力）自在发展的产物，而国家的政治制度是适应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宇宙）永远是对立统一和有序发展的自然环境（宇宙），因此社会生产力直接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原则上是不可能停止发展和倒退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现的人类意志，只能支持或者阻碍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它不可能扭转社会经济制度有序发展的总趋势，更不可能人为地创造或者消灭社会经济制度。
【4】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于人类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之前的历史证据非常丰富：首先，确认古代雅典奴隶私有制法律地位的梭伦改革，是在古代雅典社会已经自发地产生奴隶私有制的大前题下产生的；接着，古代中国秦王朝著名的商鞅变法，产生于它确认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之后；再接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大前题，是社会的商品市场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自在地发展，同时商品市场经济相关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雏型已经自发地出现；最后，下面将要论述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存在的三种经济制度：其中两种经济制度是正常和自发的经济制度，它们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它们是证明“正常的经济制度必然是社会自发的制度”的正面例证；还有一种经济制度是非常的人为的试错性质的经济制度，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证明“正常的经济制度必然是社会自发的制度”的反面例证。

三、正常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天然的正常的经济制度。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早就率先已经意识到了。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拥有的世界观，不是现代知识阶级的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
【1】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按照他们一元论哲学思想错误地认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只存在历史合理性，不存在历史的劣根性，因此必然是长生不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实际上，正如“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历史上人类社会的任何经济制度一样，是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其历史的劣根性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制度，因此它不可能是长生不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众所周知，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的历史劣根性的发现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2】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按照他们一元论哲学思想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单一的社会财产私有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揭示和论述的，历史已经证明，纯粹的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国家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公有制和公有制管辖下的国家公有财产的存在。
【3】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按照他们一元论哲学思想错还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元化的“看不见的手”操控的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正如我在《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揭示和论述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自从诞生国家以来，经济制度必然是“国家控制”与“自由发展”的二元化的对立统一体，甚至可以说，国家的诞生就是为了调解市场的经济纠纷。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必然也是“自由发展”与“国家控制”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国家控制”相对于“自由发展”不处于主导地位而已。例如，前一阶段，我国对于奶制品市场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的处理，纯粹属于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的控制，因此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存在，无疑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是“自由发展”与“国家控制”对立统一的市场经济。

四、人为试错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在现代人类社会出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全依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产生的非常的人为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必然存在其历史个劣根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战争危机周而复始的升级。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历史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是正确合理的。
然而，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劣根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样，犯了坚持一元论哲学思想的错误，只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而马克思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因此他们所犯的错误的形态刚好相反：
【1】马克思主义试图用其人为设计和创造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替代天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天然的二元化的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作为单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劣根性的非常的经济制度，由于其无法继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合理性，即能够自发配置社会资源和自在发展的历史合理性，而迅速被现代历史所淘汰。
【2】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意味着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样，在所有制问题上，错误地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元化的经济制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由于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因此错误地认定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是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由于坚持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因此错误地认定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是单一的私有制的经济制度。
【3】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单一的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意味着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一样，在国家控制问题上，也错误地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元化的经济制度。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由于坚持尼采的唯意志的的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因此错误地认定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是单一的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由于坚持自然主义的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因此错误地认定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是单一的“看不见的手”自然控制的经济制度。
【4】所以，正如我在《论社会制度试错、顿悟与更新》一文中揭示和论述的那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马克思按照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设计并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是人类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正常的经济制度，而是现代人类社会人为和非常的“历史的试错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是从反面证明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是现代社会自发的经济制度的一个例证而已。
首先，正如前面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的对抗，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是依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历史劣根性上的存在。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劣根性，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尽管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它始终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市场经济而存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只限于揭示和对抗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劣根性上。
同时，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色是在经济上坚持和向往平均主义。由于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以高级的不平等替代低级的不平等的有序发展的社会历史，因此坚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劣根性，必然对抗社会生产力的有序发展，所以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都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经济制度。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正常的自发的经济制度，其历史合理性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同时其历史劣根性，只是自身的框架最终无法容纳自己促成的生产力的发展罢了。正因为如此，正如我们在后面要讲的，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必然会历史地被比它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但是由于它存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它在地球上的生产力落后的地区，往往可以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言，无疑是望尘莫及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依赖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而存在，因此一旦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崩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刻就土崩瓦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正常自发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人类社会崭新的先进的经济制度，是1933年左右通过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模式社会，自发产生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而我在1997年通过顿悟创生的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就是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必然产生的指导人类构建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
历史证明，美国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美国社会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充分积累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经济制度。具体产生的过程，是在罗斯福总统权力与凯恩斯关于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思想相结合形成的政治权威的领导下，通过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等方式发动广大民众，对美国的金融体制、资本运作体制和福利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和创建的结果。
正如我在《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一文中揭示和论述的，历史证明，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虽然主观上为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客观上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质的更新，从而成功构建了划时代的崭新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1】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既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又是对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
第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托“国家控制”控制资本投资，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使之在不发生经济危机的规范内运行，从而使市场经济原则上能够脱离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轨道。
第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构建社会福利体制，实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有，转变为福利社会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因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有制经济制度。
第三，罗斯福新政上述两步的实施，保证了福利社会经济整体上自在地进入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服务的轨道。换言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按照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两大历史使命。
第四，所以，罗斯福新政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不自觉地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并将其转移到控制国家机器的知识阶级手中。这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实质。
总而言之，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题下，原则上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劣根性问题。这就是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历史地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
【2】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事先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和设计，事后在很长时间内，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洞察其实际上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的阶级实质。这无疑证明了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是现代人类社会自发产生的经济制度，存在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性。
【3】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继续不断升级，特别是通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意识到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的阶级实质，但是都情不自禁地通过普及崭新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更新本国的过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现代人类社会自在发展的崭新的经济制度。换言之，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原则上不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意志或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4】正如我在《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一文中揭示和论述的，在破解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模式社会自发创生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时代和阶级实质的基础上，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终于在1997年顿悟和创生了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为正确设计和创生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历史事实，证明了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现代人类社会自发的崭新的经济制度，也必然存在其自发创生适应它的政治制度的历史功能。换言之，福利社会的正确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的产物，即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顿悟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政治理性设计和创造的产物。

六、批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至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看法了。
【1】历史证明，正如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已经揭示的，原始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生命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类生命体自身存在的目的，所以将私有财产抬高到超过人类生命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实践之上，而冠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头冠，无疑是错误和不切实际的。
【2】实际上，作为剩余产品的私有财产，在开始交换时，就存在交换双方自发地认定侵犯和被侵犯的问题，否则调解剩余产品交换双方纠纷的市场管理机构（国家）就不可能通过长期的试错诞生。由此可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本身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3】正如我在《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一书中讲的，从起源而言，“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应该说是基本上同时产生的，因为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由类似国家的机构去管理。而历史证明，有国家存在，就必然会出现国家公有制管辖下的国有财产。所以，自从人类离开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后，人类社会的财产存在形态也不是单一的一元化的形态，而是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对立统一的形态；同时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也一直不是单一的一元化的私有制的形态，而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统一同时存在的形态。这意味着，在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之间，或者在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永远在相互侵犯和反侵犯（相互渗透或反渗透）。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或听群，可以参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史》一书。其中，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社会，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社会，社会财产的也是以私有财产主导公有财产的形态存在；到了现代福利社会，由于人类社会高科技的生产力的发展小平和发展速度都空前提高，因此其财产形态倒过来以公有财产主导私有财产的形态出现，同时其经济制度也演变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有制。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美国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对社会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的做法，无疑是对资本家阶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明目张胆的侵犯。由此也证明，西方“普世价值观”坚持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4】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问题，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能够轻而易举地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福利的时候，私有财产的私有性质，必然会在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失去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在现实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发达国家，“财产私有观念”确实已经全面淡化，人们选择当资本家、当官吏、当教授或当工人，原则上都不是出于金钱挂帅的财产私有观念，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人生的特长和爱好。因此，在拥有越来越高级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发达国家里，人们已经全面告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福利的”社会财产共同所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制神圣不可侵犯。

第五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
“人权自由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四个基本观点中两个原理性的基本观点之一。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实际上是西方普遍认同的西方的所谓的“人性论”的翻版。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称西方的所谓的“人性论”，为西方“片面人性论”。历史证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将西方“片面人性论”作为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理论的出发点。
西方“片面人性论”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因为，西方“片面人性论”认定人性，必然是一元化的人性，即不是一元化的恶的人性，就是一元化的善的人性，或者是不恶也不善的某种一元化的属性。譬如，作为霍布斯的《利维坦》的出发点的西方“片面人性论”，认定人性必然是一元化的恶的人性；作为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出发点的西方“片面人性论”，认定人性必然一元化的善的人性；而作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的西方“片面人性论”，认定人性是人追求自身生存与发展自由的一元化的属性。
然而，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由于现代科学能够证明“宇宙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宇宙”，因此宇宙万物必然不可能是一元化的存在，而只能是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存在。具体到人类的人性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地注意观察，不难发现，实际的人性决不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讲的那样，只追求自身发展自由的一元化的自私的人性，实际的人性必然是“适应环境”的公性和“自我发展”的私性组成的二元化的对立统一的人性。例如，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启发和教育下，学习喝热水：由于孩子的人性中存在“自我发展”的私性方面，所以孩子会去认真地学习喝热水；由于孩子的人性中存在“适应环境”的公性方面，所以孩子能够有效地听从大人的教导，学会将热水吹冷的办法，去喝热水；这样孩子通过自己人性中的“自我发展”的私性方面与“适应环境”的公性方面的对立统一，既喝到了热水，又不被热水烫伤。
所以，由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权自由观”，实际上是错误的一元论的西方“片面人性论”的翻版，因此建立在“人权自由观”基础上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整体而言，必然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基础上的错误的价值观体系。
让我们打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开始卢梭就讲，“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无疑说明《社会契约论》，作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卢梭之代表作，一开始就就掉进了西方“普世价值观”自己无法解决的“人生而自由”与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悖论之中。
实际上，由于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永远是适应环境的动物，因此原则上讲，人在环境的制约下永远是不自由的。只不过当人性的“适应环境”的公性方面发挥得比较好的时候，人性的“自我发展”的私性方面必然也展开得比较充分，因此人在感觉上觉得自己在环境中是比较自由的；相反，当人性的“适应环境”的公性方面发挥得不好的时候，人性的“自我发展”的私性方面必然也展开得不够充分，这时人在感觉上觉得自己在环境中不够自由甚至很不自由。所以，人在环境的制约下生存和发展，原则上不存在自由问题，只存在自由程度或自由度问题。同样道理，离开人的生存环境就不存在人权问题，人权只能在人适应环境的意义上才是合理的，因此严格地讲，人权应该是“人适应环境的权利”。例如，任何人出生时，离开母亲的怀胎，就谈不上自己生的权利。又例如，如果牛奶商全心全意为牛奶用户服务的精神比较好，那么他的牛奶生意就容易做得好，因此他在牛奶市场中会感到比较自由，而且他也有自己继续发展的空间；反之，如果牛奶商一心一意只想着自己发财致富，而不顾牛奶用户的死活，那么他很可能沦为“三聚氰胺事件”的罪犯，到那时，他很可能被国家剥夺其人生的基本的自由，甚至根本谈不上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有继续生存发展的权利了。

第六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
“社会平等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中的原理性的哲学观点之一。
从表面上看问题，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似乎涉及人类社会制度整体的起源问题，但是由于整个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是以前面已经讲的“财产私有观”为大前题的，即是承认社会或国家的政府应该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和私有财产为大前题的，因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实际上涉及的不是前面已经讲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而是维护和支持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或私有制的政治制度的起源问题。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由于将所谓的“人追求自身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片面人性”视为人类社会产生保护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因此它除了犯了从“人权自由观”那里继承下来的，将“人追求自身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片面人性”视为人的正确全面的人性的错误之外，还犯有将社会内在的因素（即指人的“片面人性”）视为产生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统一哲学思想论”批判的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的“内因决定论”的错误；或者说就是违背“统一哲学思想论”的“外因决定论”的错误。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实际产生和更新的过程，根本不是像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讲的那样，是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协商订立“社会契约”的过程；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产生和更新的实际过程，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或革命过程。正如我今年发表的《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与更新》一文中论述的那样，知识阶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顿悟理论”揭示，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或革命，原则上决定于人类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经济制度，其基本的过程，必然包括以下三个重要的环节：
【1】由于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劣根性的对立斗争，已经进行到了某种极限，或者说已经进行到了某种充分的程度，新经济制度必然会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自发产生、并自在地开始发展。这是适应和支持它的新政治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的存在意味着，社会新政治制度的命运，归根到底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于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发展的新经济制度。
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革新或政治革命（除了前面讲过的反常的社会主义试错事业之外），无一例外地是为了确认或完善在政治变革或政治革命出现之前已经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新经济制度。例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古代雅典的梭伦改革，是为了确认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业已存在的奴隶制度；古代中国的商鞅变法是为了确认和完善秦朝业已存在的土地私有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上都是为了确认和完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
【2】在上述旧经济制度全面没落和崩溃以及新经济制度已经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历史大前题下，少数有缘的知识分子会通过对旧经济制度内在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顿悟和发现新经济制度实际上已经客观存在及其比旧经济制度更为先进的历史合理性，从而为正确设计适应新经济制度的新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显然，这里讲的少数有缘的知识分子顿悟和创生了当时代最先进的政治思想。换言之，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革新或政治革命出现之前，指导它们的先进政治思想，原则上都已经由有关的知识分子通过对旧经济制度内在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顿悟和创生了。
例如本文讲的洛克的《政府论》事实上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是高举自由大旗的惊天动地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最后，可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创美国国家制度，很大程度上依据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3】上述少数知识分子顿悟创生的先进思想，与相信和信仰这种先进思想的社会实力相结合，形成社会革新或革命的政治权威；接着，这种革新或革命的政治权威发动、领导、教育和训练群众，摧毁旧政治制度及其维护的旧经济制度，构建新政治制度并通过新政治制度确认和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制度。所以，人类社会正常和成功的政治变革或政治革命的的实际过程，必然是革命或革新的政治权威，依托先进政治思想，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或革新的过程，按照孙中山的讲法，必然是通过“军政、训政、宪政”推翻旧政治制度和建立新政治制度的过程。有关的历史例证非常普遍，请读者或听众自己去思考和收集。
总而言之，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社会平等观”，认定人类社会通过政府“保护社会成员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政治制度，起源于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按照“公共意志”（追求自由的人权的意志）订立“社会契约”的看法，完全是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依据的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想。

第七章
批判“普世价值观”的
“人民民主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认定，“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即“人民民主”的权力），是人民通过平等的“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意志”的运用；因此，“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实际上是西方指导西方政治制度运作实践的观点。事实上，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确实主要是依托“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推向全世界的。

一、人民是三大阶级的不对称的系统

按照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在国家或社会当中，人民必然是平等的群体。然而，实际上，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能够证明，人民或社会全体成员决不是平等或铁板一块的群体，人民是三大阶级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不对称的群体系统。
首先，按照科学的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应环境的生命系统。由于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角度而言，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人相对而言，都不可能是相同或平等的。
同时，还是按照科学的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社会是适应环境的生命群体系统，所以社会内在必然是存在结构的，社会事实上是依靠不断地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因此，社会内在的全体成员或人民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平等或铁板一块的群体。
最后，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证明，在人类历史离开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内在的全体成员或人民，按照他们支持社会适应环境或发展生产力的功能的不同，原则上分为三大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依托自己的劳动功能支持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劳动阶级，他们就是奴隶社会的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第二个阶级是依托自己积累社会财富功能支持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财产阶级，他们就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阶级或资产阶级；第三个阶级是依托自己的处理信息功能支持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知识阶级，他们就是奴隶社会的管理奴隶的阶级，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知识阶级。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和社会成员或人民，必然是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不对称的社会成员系统。
所以，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认定：“人类社会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三大阶级组成的三位一体的阶级结构关系、去适应外在环境的群体系统”。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读者或听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参阅我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

二、人民当家作主观点是乌托邦观点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实际上也是我们通常讲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观点，即人民应该“主导”国家或社会的观点。然而，历史证明，所谓“人民民主观”或“人民当家作主”的观点，纯粹是西方“普世价值观”欺骗大众或者自欺欺人的乌托邦观点。因为，所谓的“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不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
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揭示，历史已经证明，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代表有关时代社会生产力的阶级，成为必然主导这个时代社会的统治阶级。
首先，在氏族社会，虽然因为社会生产力低级，社会还没有私有财产，因此社会全体成员应该说都是劳动者，但是氏族社会决不是“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是代表氏族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力，即代表生产人类后代（生孩子）的生产力的母亲们当家作主的社会。
接着，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社会，于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依次、相继分别作为他们所在时代和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当仁不让地主导他们应该主导的社会。
现在，人类开始全面结束两极冷战时代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现代知识阶级作为现代社会高科技生产力的代表者，实际上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主导现代人类社会。
将来，由于人类社会永远是用新的先进和高级的不平等替代落后和低级的不平等的有序发展的社会，因此社会内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主导与非主导的矛盾将是永恒的矛盾，所以认定人民（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同时平等地主导社会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观点。

三、正常的人民民主必然
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民民主观”，在实践上的要害，是将“民主” 人为地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从而给人们一个错觉，好像“民主”在政治上是可以像天马行空那样独往独来和主宰一切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
【1】具体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必然是具体社会的“指导思想”或具体国家的“宪法精神”指导和控制下的、由“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个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系统。例如，中国唐朝贞观之治时代的政治制度体系，就是儒家思想控制下的、由唐太宗的政治“权威”、贞观之治时代的宫廷“民主”和唐朝的封建“法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系统。
【2】具体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的运作法则，就是在具体社会的“指导思想”或具体国家的“宪法精神”的控制下，通过不断调整其内在“权威”、“民主”和“法制”的三位一体的比例关系，去适应和维护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发展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被毛泽东依托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调整为亿万群众直接参与的“大民主”主导下的政治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仍然是群众的“大民主”、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政治“权威”和一系列有关文革的“法制”组成的政治系统，只不过其内在“民主”、 “权威”和“法制”三者之间的比率关系与正常年代的政治系统内在的比率关系有所不同而已。
【3】具体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中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个要素的功能不同：其中，“权威”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政治决策支持政治制度体系的有序发展；“民主”的功能主要是保持政治制度体系与社会环境的普遍联系，从而保证政治系统的生命活力；“法制”的功能主要是保持政治制度体系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人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民主决策”之一说，这种说法往往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民主具有决策功能。实际上，民主原则上不存在决策功能，民主只存在显示和比较政治实力的功能，政治的决策功能原则上依托政治权威的政治实力。因此，一般地讲，当政治权威认为可以和需要通过民主显示其政治实力进行政治决策时，民主投票才对政治决策起作用；相反，政治权威必然千方百计回避或不通过民主进行有关的政治决策。毛泽东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在政治决策问题上，无疑揭示了政治权威必然是依靠政治实力进行决策、而不是依靠民主决策的真谛。
【4】具体社会的“指导思想”或具体国家的“宪法精神”，就是主导或统治具体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即代表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时代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代表时代社会整体利益的思想。
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证明，总体而言，欧洲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是奴隶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指导下的，奴隶社会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封建社会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指导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最后，未来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治制度体系，必然是福利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福利社会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
【5】所以，可以肯定，正常社会在正常的条件下，人民民主必然是在社会的“指导思想”或国家的“宪法精神”指导和控制下的人民民主，即是维护和支持社会统治阶级统治的人民民主。或者更明确地讲，人民民主作为社会“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政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能存在其独立自主的所谓的“人民意志”的，人民民主只能与相关的“权威”、和“法制”一起，相互制衡，共同去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意志”，并共同去维护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发展。
例如，在《水浒传》描述的“水泊梁山”所在的封建社会，人民民主就是在儒家思想指导和控制下维护和支持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人民民主。正因为如此，“水泊梁山”造反英雄们的造反行为，在舆论上被广大农民群众公认斥之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但认为造反英雄生时是叛匪应该被镇压，而且他们死后也必须驱逐出各自的祖庙当孤魂野鬼。正因为在封建社会存在如此强大的人民民主的舆论压力，“水泊梁山”的造反派英雄们，最终被迫走上了被封建朝廷招安的悲惨道路。
又例如，当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据传我们中国有几个记者正好在美国某城市的一家旅馆里看电视，这几个中国记者一见“九.一一”的恐怖主义的场景，就情不自禁地为恐怖主义的英雄们拍手叫好，结果被美国公群所举报告，最后被美国政府有关的监控机关，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驱逐出境。显然，在旅馆里面对电视机为“九.一一”恐怖主义英雄拍手叫好，在我们中国完全是属于人民民主的范畴，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对有关的人们的这些行为进行监控和干涉的，但是在西方民主思想或“普世价值观”指导下的美国就不行。无疑，这个例子是人民民主必然是在社会的“指导思想”或国家的“宪法精神”指导和控制下的人民民主的典型的实例。

四、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
主导西方政治的原因

历史证明，从1668年英国“光荣革命”三百余年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原则上是“民主”主导“权威”和“法制”的政治制度。通俗地讲，在西方世界，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的功效，最终都是依托全体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得以确立的。
关于全体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认定，是全体公民依托自己“追求自身自由发展”或“保持自身的生命和私有财产”（实际上是指“片面的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权，通过平等的“社会契约”体现的“公共意志”的运用。卢梭的上述理论，在实践上，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部内容完全依托于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
于是，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几百年来，卢梭唯心片面的“人民民主观”，能够主导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行？对于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进化，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系统内在的三个要素（权威、民主、法制）有序地轮流主导政治制度系统运行的。
【1】人类社会可以看成为由生产力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中，生产力系统是“工具、分工和知识”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生产、交换和需求”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统；政治系统是“权威、民主和法制”组成的三位一体系统。人类社会大系统以及其生产力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内在结构关系，原则上随着人类社会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能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然大环境的支持下，是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
【2】因此，在人类离开原始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之后，以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系统的发展为标尺，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人类社会适应自然大环境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的时代，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时代：生产力系统是“工具主导分工和知识”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生产主导交换和需求”的系统，同时市场经济虽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经济形态，但是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政治系统是“权威主导民主和法制”的系统，即帝王或元老院的宫廷集权政治系统。
第二个阶段，当人类社会适应自然大环境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中级阶段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生产力系统是“分工主导工具和知识”的系统；经济系统是“交换主导生产和需求”的系统，同时市场经济历史地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的经济形态；政治系统是“民主主导权威和法制”的系统，即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分权系统。
第三个阶段，当人类社会适应自然大环境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高级阶段的时代，即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时代：生产力系统是“知识主导分工和工具”的系统；经济系统是“需求主导交换和生产”的系统，同时市场经济历史地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形态转变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形态；政治系统是“法制主导民主和权威”的系统，即脱离金钱挂帅的私有制控制的、明确“试错、顿悟和创新”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法制主导下的知识阶级的集权政治系统。
【3】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和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系统，必然是民主政治制度系统。因为“以民主主导权威和法制”的政治系统，对于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而言，无疑是最佳的政治系统。
关于这一点，人们从市场经济中的实际生活中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出来。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最适合每个人为了自身的发财致富去自由拼搏和奋斗的经济，因此只要每个人都自在地为了发财致富进行个人奋斗，那么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不可避免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金钱挂帅的社会。这就是“以民主主导权威和法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在现代世界不断地扩展和推广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政治是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佳的保镖。
此外，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主导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还有两个相对而言比较次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后，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可以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稳定地以复旧的形态维持下去。因为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不存在顿悟和创新功能，它必然将先进或者叛逆的少数，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从而让政治权力永远倾向于维护已经确立的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第二个原因，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可以让人民中的被统治阶级，得到所谓的“当家作主”的似是而非的满足，从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劣根性的危害性暴露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让资产阶级更加容易依托金钱挂帅蒙蔽广大劳动大众，并稳妥有效地维持自己的统治。

第八章
关于批判“普世价值观”的
六个结论

最后，本文在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论述关于批判“普世价值观”的六个结论，这六个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和正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之未来都很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效反驳
“普世价值观”

西方“普世价值观”在现代世界一直屡屡得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对立面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有效地反驳“普世价值观”。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实质上就是西方社会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观体系。因此，西方“普世价值观”事实上是鼓吹和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而马克思主义是揭露和企图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历史劣根性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在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劣根性，永远对立统一地存在；只不过它们在资本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间的配比关系不同而已：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主导资本主义的劣根性；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主导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以它们双方谁也不可能战胜谁，谁也不可能消灭谁，它们的最终只能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同归于尽。正因为如此，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作为鼓吹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与揭露资本主义的历史劣根性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思想理论体系，同样谁也不可能战胜谁，谁也不可能消灭谁，最终也只能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同归于尽。
【1】从哲学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指导下的理论体系，西方“普世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指导下的理论体系，因此它们虽然在哲学形态上对立，但是它们在哲学本质上都统一地对抗知识阶级的二元论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的。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与知识阶级格格不入之世界观本性。
【2】在阶级问题上，西方“普世价值观”认定人性永远是片面地追求自身自由发展的自私自利的人性，因此世界必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世界，所以谁拥有更多的财产，谁就必然主导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世界唯物的世界，即世界是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世界，因此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的现代代表必然主导现代世界。很显然，西方“普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在谁主导世界的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它们双方之间既不可能相互包容，也不可能相互克服。
然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西方“普世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主导世界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实际上
人类社会的全部文明从来就是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制衡、共同创造的，只不过由于三大阶级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的功能不同，因此在社会生产力不同的发展阶段，主导社会的阶级也不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历史条件下，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导要素，因此直接使用工具从事劳动的劳动阶级，必然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质的提高，以分工要素为主导要素，因此依托积累社会财富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财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从而相继出现了奴隶主阶级主导的奴隶社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社会和资本家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知识成为生产力的主导要素，因此依托知识支持生产力发展的知识阶级必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阶级，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开始全面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
【3】在财产私有问题上，众所周知西方“普世价值观”认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马克思主义表面上似乎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只不过企图用“无产阶级整体的私有制”和“无产阶级整体的私有财产”取代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有制”和“个人私有财产”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没有真正断了自古以来人类关于财产私有的“贪念”。
然而，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统一论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认定，财产与劳动和知识一样，都不可能社会上任何人或任何阶级的私有之物，而是人类适应环境或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财产与劳动和知识等三种工具，对于人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财产与劳动和知识等三种工具在人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在现代高科技的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财产已经不可能像过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成为人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工具了，因此自古以来人类关于财产私有的“贪念”必将被逐出人类的灵魂世界。
【4】在权力问题上，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代表作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其基本理论就是关于权力制约权力的三权分立思想。实际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大前题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意思是权力必然服从私有制或服从资产阶级拥有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具体的办法就是用“狗咬狗”的招术，让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制衡、共同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
在权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明确强调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本质上也不反对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只不过其大前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不是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唯一能够代表无产阶级执政意志的共产党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
在权力问题上，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也完全不同。“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权力作为社会管理之权力，本质上是调整社会内在三大阶级关系去共同适应环境之工具，因此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其内在的知识要素主导的高科技的水平，权力无疑也必然服从知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和经验），而不是服从财产（金钱挂帅）或劳动（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掌控权力必然成为知识阶级的天然的功能。换言之，知识阶级在福利社会掌控权力，原则上根本不存在与社会其它阶级“分权”的问题。总而言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现代高科技的水平，虽然权力内在的结构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三位一体的制衡形态（完全可能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形态），但是其大前题决不是服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精神”，也不是服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而是服从福利社会的“依托知识和创新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原则。
【5】在人民民主问题上，西方“普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虽然其理论来源虽然不同，但是其最终看法是相同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主张依托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监督政府权力，马克思主义也主张依靠人民民主监督权力。所以，在人民民主问题上，西方“普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一致地体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于实际掌控权力的知识阶级分子的不信任。换言之，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支持社会生产力的天然的功能，是通过积累财富或劳动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依靠知识掌握权力管理社会间接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要主导社会，必须通过能够实际掌控权力或管理社会的知识阶级分子。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主导社会管理或掌权问题上的天然的缺陷，决定了它们对于自己通过知识阶级实际控制权力主导社会的有效性很不自信，于是历史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借助和依靠“神的意志”来保驾，这个“神的意志”
就是人民民主这个乌托邦之神——“人民当家作主天经地义”！实际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这个“人民当家作主天经地义”的乌托邦思想，完全是从封建帝皇的“天赋皇权”思想演变来的。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由于知识阶级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的主要功能是依靠知识掌握权力，或者说通过管理社会支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知识阶级天然的功能，因此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让权力脱离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控制时，即当权力必然接受福利社会共有制的控制时，知识阶级掌握和控制的权力，自然无需要借助人民民主这个乌托邦之神（“人民当家作主天经地义”思想）来保驾。人民民主无疑只能走下主导社会的神坛、重新回归政治制度系统内在维持与社会普遍联系的要素的天然的角色。这就是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破天荒地揭示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是欺骗大众和自欺欺人的乌托邦的原因。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民主思想），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一根藤上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思想理论之瓜，虽然它们在理论形态上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在哲学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双方不但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反驳或包容对方，而且最终只能同归于尽，历史地让位于比它们更先进更高级的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这就好比，我们作为我们孩子的对立统一的父亲与母亲，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历史地同归于尽、从而历史地让位于我们的孩子一样。
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的世界上，必然会出现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资产阶级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民主思想）信仰之间搞折衷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信仰。例如，瑞典社会党人的政治信仰、克林顿和布莱尔的政治信仰、新加坡执政者的政治信仰，直至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
都属于此列。历史正在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折衷主义政治信仰，去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入侵，一代人两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托不断的救急和维权，或许还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讲，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恢复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在中国灭亡，中国要抵挡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信仰问题上的真正的出路，是及时因势利导地用现代最先进的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信仰，替代落后过时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自如地通过拒绝西方民主制度和改善自己的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集权政治制度，去顺利完成自己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民主制度不可能解决自古以来的
腐败问题

西方“普世价值观”之所以一直屡屡得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给全人类制造了一个天大的历史误区，这个历史误区让全世界都误认为：由于西方民主制度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又是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因此它们双管齐下必然是能够解决自古以来私有制社会的老大难的腐败问题。
实际上，正如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论述的，自古以来私有制社会的老大难的腐败问题，不是一个政治制度决定的问题，而是经济制度决定的问题。有关的具体分析如下：
【1】腐败是私有制社会官吏以权谋私、集中财富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其风险虽然比私有制社会正常的集中财富的办法要高，但是其收益则比私有制社会正常的集中财富的办法要大，同时由于其实际上以剥夺其它社会成员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拥有的财富为大前题，因此从长远的意义上必然加速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并冲击私有制社会正常的道德规范，从而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成为古往今来所有的统治阶级明令禁止的集中财富的办法。
然而，腐败在私有制社会里，不但一直屡禁不止，甚至经常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其根本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讲，由于在私有制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不高，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社会财富高速高量地集中，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领域里的分工的不断推广和深化。所以，腐败从集中社会财富的角度讲，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存在某种合理性的。
第二，从人类的生活需求的角度而言，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因此社会生产力无法保证满足个人一生的物质需求，因此腐败作为保证和满足个人一生的物质需求的手段而言，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由此可见，腐败问题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涉及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问题，然后才是官吏和社会的政治或道德问题。
【2】关于腐败在私有制社会里屡禁不止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设立残酷的吏制，将贪官污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示众，但是最终也没有解决明朝的不可遏止的腐败问题。由此也证明了腐败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由于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国时只杀了两个张子善，就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共产党官吏的腐败问题；相反在改革开放中，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健全的经济制度暂时替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即便中共中央实际上已经杀了无数个张子善，但是腐败问题照样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地泛滥。
【3】西方的“人民民主”和“三权分立”属于民主政治制度范畴，西方运用它们设计和构建民主政治制度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防止实际执掌政府权力的官吏腐败。然而，历史证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人民民主”和“三权分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遏制腐败的作用，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在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前，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同样，在现实的普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发达国家中，由于没有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不但是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地存在，甚至经常因为腐败泛滥而引发社会的失稳和动荡。
所以，西方“普世价值观”关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依托一人一票的人民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必然能够解决私有制社会的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必须彻底清除。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制是社会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经济制度，人类主观设计和构建的政治制度，只能人为地通过维护私有制经济制度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政治制度在客观上根本无法管制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社会财富集中的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这就是在私有制社会中，政治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内，原则上不可能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如果企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去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无疑是一种完全错误的选择。
顺便讲一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其出发点确实是通过权力制衡，监督和防止权力背叛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指导思想”或“宪法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无疑属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范畴。不过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从哲学上讲，是符合“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的。因此，从哲学上讲，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无论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将来知识阶级主导的完整典型的福利社会，虽然指导这三种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或国家的“宪法精神”根本不同，但是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形态，都是这三种社会的政治制度或者国家权力制度的最佳选择。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
解决了腐败问题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确实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的、包括腐败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其根本原因不是像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讲的，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自在地普及了、美国1933年通过罗斯福新政和瑞典模式社会自发地构建的、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分析和对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是《资本论》和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得很清楚。
1776年亚当.斯密通过他的《国富论》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因此亚当.斯密主张，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放任自由地发展。
1867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反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现代私有制经济，必然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两个矛盾：一是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无政府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群众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而复始和不断升级。所以，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构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与西方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一样，凯恩斯的《通论》也是从唯心主义的人的心理因素出发的，
因此它必然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有关读者或听众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参阅我的《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一书。然而，由于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逼迫的产物，因此凯恩斯的《通论》不自觉地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凯恩斯的《通论》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表面上回避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而实际上在提高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刀：第一，通过“国家控制”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二次分配，从而提高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第二，通过“国家控制”金融系统和财政系统等措施，控制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及其运作，从而提高社会的“投资需求”。因此，深入研究凯恩斯的《通论》，不难发现，凯恩斯的《通论》不仅背叛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的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理论，同时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凯恩斯实际上通过国家控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手，正确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两个固有的致命的矛盾，即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无政府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劳动群众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市场经济的主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挪移”到知识阶级手中，从而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产阶级独占剩余价值的私有制的本性，让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脱胎换骨地演变为福利社会共有制的市场经济。
在凯恩斯发现《通论》的理论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瑞典模式社会，成功地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兑现了凯恩斯《通论》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接着，西方发达国家又自在地普及了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通过构建和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危机问题。
此外，从自古以来私有制社会必然存在腐败问题的角度看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通过构建和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成功解决腐败问题的原因如下：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了垄断时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历史上常见的生产不足或流通不畅的危机，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意味着，积累财富或强化分工已经不是影响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影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开始是知识创新和正确运用知识。所以，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旦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历史地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腐败作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累财富的一种古老的手段，已经历史地失去了必然存在的合理性。
【2】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已经能够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从摇篮到坟墓”高质量地包起来；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从摇篮到坟墓”高质量地包起来；因此，腐败作为保障个人物质生活需求的一种非常的手段，已经历史地失去了可以存在的合理性。
【3】再加上与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一样，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也明令禁止腐败。因此任何拥有正常理智的人，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不可能、无需要和不容许”腐败的历史条件下，去冒险涉足腐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基本上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根本原因，决不是西方拥有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因为西方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已经和平演变为国家控制的共有制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目标，只能是正确地学习和构建西方先进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而不是错误地学习和引进西方过时的不能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民主政治制度。

四、前一段改革开放出现明显失误
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前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具体表现为：官吏腐败现象泛滥；社会因为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开始失稳；金钱挂帅的糜烂之风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关于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出现失误的原因，中国社会不同的政治派别的看法很不一致。民主派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得不到人民民主的有效监督，中国社会必然走向腐败。毛泽东派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根本宗旨，从而一心一意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政策行使执政权力，其结果当然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中国共产党自己认为，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或管理社会的能力跟不上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因此出现了腐败泛滥和社会失稳等问题。
然而，应该明确指出，关于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出现失误的原因，中国社会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不同的看法，虽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整体而言都不得要领，甚至文不对题，因此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劣根性或经济危机造成的、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而是中国知识阶级主导的改革开放造的失误成的、知识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出现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倾向的问题。很显然，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新问题。
【1】在美国罗斯福新政自发地构建成功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后，特别是通过二次大战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后，现代人类社会开始告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应该说，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划时代的历史大转变。这种划时代的历史大转变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现代人类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老问题，而是由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过渡过程中的新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世界各国的知识阶级，开始历史地替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逐步走上主导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国际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知识阶级的时代因缘也不同，因此世界各国的知识阶级走上主导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的过程和表现也不可能相同，同时它们对于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影响也不相同。
首先，发达国家的知识阶级，由于本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所以它们继续坚持西方“普世价值观”通过全球化推销西方过时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观上是在继续为资产阶级充当奴才，客观上是通过主导经济全球化，为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准备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下面将进一步论述。
其次，不发达国家的知识阶级，特别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知识阶级，实际上正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束缚，并全面补习如何在本国构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课程，从而为本国迎接未来的福利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逼迫下和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要求的推动下，正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完成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从而情不自禁地走上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历史舞台。而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以及其着手纠正这种失误的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在人类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过渡时期，通过不断的试错，自觉和不自觉地摸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正确道路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2】关于前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可以通过凯恩斯的《通论》看得很清楚。
凯恩斯《通论》面临的问题虽然是资本主义危机这个历史的老问题，但是它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则是历史的新方法。由于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无法容纳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的力度与规模，因此凯恩斯《通论》实际上主张打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库”，将“现代高科技生产力”这个“洪水”放出来：
凯恩斯《通论》主张打开的第一个“闸门”，是通过“国家控制”剥夺资产阶级对于资本投资和运作的控制权，从而不按照资产阶级金钱挂帅、唯利是图的经济目的和宗旨控制资本投资和运作，而按照全社会的实际需求控制资本投资和运作，从而提高社会的“投资需求”；或者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运用“国家控制”法宝“发展经济”。
凯恩斯《通论》主张打开的第二个“闸门”，是通过“国家控制”构建福利社会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剥夺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的独占权，从而让全社会诸阶级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共享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或者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运用“国家控制”法宝“构建社会福利体制”。
1933年罗斯福新政与瑞典模式社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自发地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事实证明，凯恩斯《通论》的主张是正确的。
经过研究发现，凯恩斯《通论》之所以正确的关键，是凯恩斯《通论》主张的上述两个“闸门”——提高“投资需求”与提高“消费需求”，是构建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统一和相辅相成的两手；这两手原则上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是发展经济之“主导”，后者是发展经济之“根本”（发展经济的“消费需求基础”和“人力素质基础”）；这两手对于提高社会经济“产能”和“产质”以及防止社会生产力“过剩”或“溢出”（贫富悬殊与腐败），都是缺一不可的。
实际上，西方世界虽然最早发明和使用凯恩斯《通论》去解决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在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过时落后的水平上，即停留在西方“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民主思想的水平上，因此可以说西方世界对于凯恩斯《通论》主张的上述两个“闸门”的辩证关系，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的。正因为如此，西方世界在二次大战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以后，由于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缠绕之苦，于是西方世界也就忘记了凯恩斯《通论》主张的第二个“闸门”，不再去不断提高社会的“消费需求”，而是片面地通过提高财政预算去提高“投资需求”，结果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出现“停滞膨胀”。所以，我在《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西方世界的“停滞膨胀”根本不是因为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过时了，而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有关国家，在基本上达到充分就业以后，脱离福利社会提高全社会诸阶级有效需求的经济目的，错误地滥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论”和赤字预算去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和继续为资产阶级独家谋私利服务。
至此，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前一段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明显的失误”到底失误在哪里？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经过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高科技的生产力，以如“大雨季节之洪水”积累在中国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水库”之中。这种情况无疑比凯恩斯《通论》面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历史局面要严酷得多：第一，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1933年美国社会的水平；第二，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美国社会1933年拥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比较，其完善程度无疑是不够的。
而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自觉的武装，因此根本不可能在理论上搞清楚凯恩斯《通论》的二个“闸门”的辩证关系。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和民族复兴要求的推动下，必然一味地热衷于依托“国家控制”法宝去“发展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即只注意打开凯恩斯《通论》的第一个“闸门”，而没有及时自觉地打开凯恩斯《通论》的第二个“闸门”（“构建社会福利体制”）。于是，社会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越来越高，社会生产力的溢出（腐败和贫富悬殊）的强度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改革开放实际上一直不自觉地继承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时政策，结果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前一段改革开放出现明显失误”。
同时，这次失误造成的社会危机的蔓延速度也空前的快，甚至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和传播的速度也快得多。其中的原因是：第一，现代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第二，资本主义危机是资产阶级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在的危机，而前一段改革开放的失误是中国知识阶级依托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控制”法宝人为的失误造成的危机；第三，在互联网的现代世界，社会危机的传导的速度空前。
现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通过打开凯恩斯《通论》的第二个“闸门”，即通过“构建福利社会体制”，去解决前一段改革开放明显的失误问题。不过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思想出发点，基本上是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即所谓“让人民大众共享发展成果”。然而，至少在理论上讲，凯恩斯《通论》的第二个“闸门”，即构建福利社会体制，原理上与马克思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不是一码事。凯恩斯《通论》的第二个“闸门”，表面上是“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际上是保证凯恩斯《通论》的第一个“闸门”——“发展经济”，拥有持久扎实的“消费需求”基础和“人力素质”基础。而这种保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平均主义式的保证，而是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进行的天然的不平等保证。换言之，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福利体制，是让社会三大阶级按照他们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贡献和需要，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意味着知识阶级在福利社会的主导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是知识阶级历史存在之必然，是福利社会之天命所归，根本不需要前一段改革开放失误中那样，凭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时政策的影响，依托“国家控制”法宝，肆无忌惮地人为“拔高”……，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不必要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前一段改革开放的失误造成中国社会的失稳的政治风险，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都是非常之大的。关于这个问题，与前面已经提到的民主派对改革开放前一段失误的判断有关。
【3】民主派对改革开放前一段失误的判断，逻辑上的要害是“本末倒置”，即认定腐败是改革开放失误之原因，而不是改革开放失误之结果。实际上，正如前面分析的，在中国社会的高科技的生产力，以如“大雨季节之洪水”积累在中国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水库”之上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任何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阻挡现代高科技的生产力越过中国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大量溢出”。换言之，面对中国社会的高科技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中国共产党不通过“国家控制”及时打开构建社会福利体制的第二个“闸门”，官吏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金钱挂帅思想驱动下腐败泛滥是历史的必然；知识阶级整体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金钱挂帅思想驱动下，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倾向抬头，也是历史之必然。
由此可见，民主派对于改革开放前一段失误的判断，在实际上无疑不值得一驳，但是其危害性则非同小可。因为，民主派对于改革开放前一段失误的判断，实际上轻则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注意力，吸引到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劳民伤财的所谓的“民主改革”上去，因此势必推迟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打开构建社会福利体制的“闸门”去纠正改革开放失误的时间；重则有可能促成国内外的西方民主势力，依托西方“普世价值观”鼓吹所谓的“民主改革”，瓦解或分裂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的领导，断送中华民族正确崛起的“国家控制”法宝，从而让中国重蹈苏联和现实的中东国家之覆辙。
【4】所以，在前一段改革开放明显的失误面前，中国共产党既不要被毛泽东派的极左呼叫乱了方土，也不要被民主派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所迷惑，而应当在失误之后痛定思痛，坚定不移地学习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一方面继续坚持和改善“国家控制”法宝（即继续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集权政治领导）坚决遏制共产党内的腐败，另一方面还是继续通过坚持和改善“国家控制”法宝，正确辩证地打开“发展经济”和“构建社会福利体制”两个“闸门”，让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威力在中国社会充分释放出来。这样，久而久之中华民族正确崛起的胜券自然在握，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不断的巩固。
【5】最后，让我们再来分析前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出现失误的主观原因，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解析中国前一阶段改革开放出现的失误问题，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新问题。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从客观的整体效果而言，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着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构建福利社会的正确方向前进。不过，从主观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一直在左右摇摆式地调整，但是至今仍然还没有抵达知识阶级自觉主导福利社会的必然的历史境界，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邓小平时代的党内的理论家们，在正确提出“改革开放理论”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这无疑证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里，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宗旨，虽然在表述上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是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江泽民执政时期的党内的理论家们，在正确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之后，又情不自禁地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无疑证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里，虽然已经发现无产阶级不代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还可能意识到知识分子（知识阶级）实际上代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事实上并没有搞清楚，“三个代表思想”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俱进和划时代地进化的，因此中国古代民众向往的小康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与资本主义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福利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换言之，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目标，在理论上不匹配。
第三，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党内的理论家们，在正确提出“和谐世界战略”之后，又情不自禁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且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胡锦涛执政时期的理论标志。这无疑证明，
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所谓的和谐世界就是全世界统一的福利社会，因此要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条件是在世界各国构建和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同时，要构建和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只依靠“发展经济”（“科学发展”）一手是不行的，必须依靠 “发展经济”（“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福利体制”两手一起抓。所以，从理论上讲，单一化地提“科学发展观”，原则上不是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正确的提法。换言之，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战略”，在理论上也不匹配。
    顺便提一下，胡锦涛执政时期讲的依靠“科学发展观”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派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差别的。因为，胡锦涛进中共中央以后所青睐和运用的清华大学辅导员的领导和管理社会的方法，本质上不是西方民主政治依托“人民民主”主导和管理社会的方法，而是知识阶级不自觉地依托知识优势主导和管理社会的集权政治方法。
综合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三位领导人的执政理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整体而言，其政治信仰仍然是在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西方“普世价值观”）之间徘徊，还没有抵达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正确境界。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不能及时拒绝民主派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及其民主政治改革的诉求、集中力量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观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自觉的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不可能正确把握“发展经济”和“构建社会福利体制”之间的正确辩证关系的主观原因。而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的上述缺陷导致的改革开放的明显的失误，则雄辩地证明，在现代人类社会彻底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全面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国企图继续依托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西方民主思想）之间的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历史新问题，无疑只会增加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错成本，而对中华民族的正确崛起，是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好处的。

五、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
之历史真谛

应该承认，在二次大战之后，现代世界威力最大的政治武器确实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包括中国被迫选择改革开放在内，苏联的解体，欧东的巨变，直至近期中东的震荡，可以说无一例外的不是西方鼓吹和推广“普世价值观”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一般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甚至无敌天下的一面，而看不见“普世价值观”正在加速完成自己历史使命和准备退出历史舞台的一面，而后者正是
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二次大战后屡屡得手的历史真谛。
正如前面已经反复讲的，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能够历史地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标志着人类划时代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福利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个划时代的过渡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二次大战与两极冷战阶段。这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的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全球化阶段。这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阶段。这个阶段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世界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走上主导人类社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历史舞台的阶段。简称美国主导全球化阶段
第三阶段，是未来中国领导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阶段，简称中国主导世界阶段。
依托前两个阶段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但可以展示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二次大战后屡屡得手的历史真谛，而且可以预测第三阶段必然的发展大趋势。
【1】中国文革前，世界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趋向于势均力敌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前，虽然美国通过1933年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在美国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和优越性的发挥必然存在一个历史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主导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发达国家整体而言，还没有或刚刚普及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世界范围内的二次大战与两极冷战展示的基本特色，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势均力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更加适应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民族独立的需要。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它们双方谁也没有战胜谁。
【2】中国文革后，世界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趋于同归于尽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自觉地开始改革开放和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久，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长期、持续的攻击下，苏联通过解体与欧东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如雪崩似地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事实，给世人一个“资本主义必然战胜社会主义”的错觉。实际上这个历史事实的真谛根本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二次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情不自禁地普及了美国和瑞典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像美国和瑞典一样，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而且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大增。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必然落后于人类社会物质形态领域的发展，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指导思想与政治制度仍然还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旧貌。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已经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拥有相互匹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正常的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拥有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与其不匹配的过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非正常的过渡时期的过渡性社会。
于是，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就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高举着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旗帜，依托先进强大的福利社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非常的历史现象，其结果就是世人耳闻目睹的似是而非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甚至无敌于天下。
不过，通过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前后的世界格局变化，人们不难发现，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无法摆脱周而复始不断升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困扰的话，那么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世界上屡屡得手、甚至无敌于天下的历史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二次大战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甚至无敌于天下的历史真谛，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战胜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战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自发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前题下，继续在社会主义国家战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换言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只能以同归于尽的方式被福利社会所替代。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普遍废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立刻被废除，因此在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这一种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揭示的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刚好形式相反而实质相同，当时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被废除，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换言之，对于包括社会物质形态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社会整体系统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将来同归于尽之前，它们的对立是不可能停止和同一的。这也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政治上民主派与毛泽东派的斗争不可能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3】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为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地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创造全球化的物质条件
实际上，现代人类社会要真正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的同归于尽”，或者现代人类社会要历史地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原则上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都是必须达到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发展阶段的水平。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必须在经济上实现全球化。
历史证明，二次大战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甚至无敌于天下的历史真谛，无论对于已经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言，还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还不完善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例如对于近期正在发生大变革和大动荡的中东国家而言，短期而言无疑是残酷的和难以接受的，但是长远而言无疑是必要和可喜可贺的。因为，二次大战后西方“普世价值观”屡屡得手、甚至无敌于天下，在客观上在两方面为人类社会全面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加速准备条件：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为有关的各国社会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完成经济全球化创造条件；第二，在世界范围内，为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劣根性的充分暴露创造了条件，即在世界范围内加剧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从而必然也为西方“普世价值观”及其体现的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早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九.一一事件”后国际上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此起彼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4】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为缔造领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领袖国家创造条件。
    现代人类社会要真正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的同归于尽”，或者现代人类社会要历史地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原则上必须具备的两个
先决条件中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必然缔造崭新的能够领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领袖国家。
    历史证明，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运用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结果，大大出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料。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但没有屈服于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引进和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相反自觉或不自觉地一步一步地强化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控制”
为中心的集权政治制度，并在这种集权政治制度的领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历史大方向，快速有效地崛起。因此，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成为领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领袖国家的历史大趋势，正在越来越明确地显露出来。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人类历史上新旧领袖国家的历史更替问题，所以我们将它作为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最后一个结论，在下面进一步详细地论述。

六、西方正逼迫中国走上主导世界
的历史舞台

应该说，“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结果，适得其反，它不仅已经促进了中国快速成功地崛起，而且正在逼迫中国历史地成为领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领袖国家。其中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地位的不断衰落和中国逐步走上现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是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
【1】现代人类社会要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划时代的过渡，必然需要历史地造就能够主导现代人类社会成功告别资本主义的新的世界领袖国家。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几千年来的常规，而且也是我在《论社会制度试错、顿悟与更新》一文中揭示的人类社会制度试错、顿悟与更新的规律之必然。实际上，古罗马奴隶制帝国在古代欧洲，中国封建社会在古代亚洲乃至全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全世界，都充当了一个时代一种经济制度的世界领袖国家的角色。
【2】能够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告别资本主义、并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世界领袖国家，一般地说，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新的世界领袖国家，必然是在规模和人口上是大国而不是小国。这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条件。因为只有统一和强大的大国才能有效地领导和影响整个世界。近代的英国之所以没有能够最终维持资本主义世界领袖国家的历史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历史造就的所谓的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实际上只是小英帝国的脆弱联邦而已。
第二，按照我们通常的讲法，新的世界领袖国家，必然是现代的“三个代表”的大国，即代表现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现代世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和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的大国。具体地说，新的世界领袖国家，必须在现代生产力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必须拥有现代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拥有能够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现代先进的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拥有能够指导福利社会正确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先进的“指导思想”。
第三，一般地说，新的世界领袖国家，最好拥有曾经充当领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当然，这不是必要条件，但是这无疑是一个充要条件。试想一个习惯于充当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大国，从民族的文化习惯和积累的角度讲，无疑很难成为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告别资本主义、并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世界领袖国家的。
【3】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迫资本主义的旧的领袖国家美国，改革成为福利社会的新领袖国家。换言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旧领袖国家的美国，不可能自我和平演变或进化成为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领袖国家，是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论证的铁的法则。
如果从表面上看问题，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旧的领袖国家，从以下三方面看，似乎应该可以成为领导现代人类社会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新的世界领袖国家：第一，美国是有充当世界领袖经验的现代的大国；第二，美国拥有现代社会一流的先进的生产力；第三，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通过1933年罗斯福新政，早已经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由此可见，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只剩下两个条件没有达到：一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二是美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于是，通常人们往往以为，美国可以通过类似中国的自我改革，最终更新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从而成为领导现代人类社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的领袖然国家。
然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外因决定论”揭示， 任何国家作为适应环境的系统，没有外在无法抵抗的强大的环境的压力，是不可能自行进行内部变革的。这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开始一样，如果没有母亲的身体和精神的强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出生，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舒舒服服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过着天堂般的稳定美好的日子。由此可见，由于现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迫资本主义的旧的领袖国家美国，改革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美国也就不可能在其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劣根性充分暴露、并让美国丢失世界领袖地位之前，通过自我改革成为福利社会的新领袖国家。
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无一例外都是社会外在环境因缘逼迫的结果。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是如此。
同样，也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任何强大的国家或社会，在其政治制度的历史劣根性没有彻底和充分暴露出来之前，原则上是不可能进行自我革命或自我改革的。除了现实顽固不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旧的领袖美国不可能放弃民主政治制度之外；强大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列强的外来压力，只可能改朝换代，不可能改朝换制；还有，欧洲强大的奴隶制古罗马帝国，也不是通过自我改革演变为封建社会的；唯一似乎例外的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崛起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深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时刻面临强大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危险的缘故。
【4】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逼迫中国成为主导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划时代的过渡的世界新领袖。换言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领袖国家退出历史舞台发过程，必然是其历史劣根性在全球化过程这充分暴露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自觉地逼迫或缔造中国成为主导完成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世界新领袖的过程。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西方不断地运用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拥有的高超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鼓吹“普世价值观”和推广资本主义制度屡屡得手的一个间接的成果。这就决定了西方必然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国社会必将完成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关键步伐。于是，按照资本输出的金钱挂帅原则，西方放手大规模地向中国输出相对落后的制造业。结果，西方此举，对中国而言，正中下怀。中国以世界难以想象的高速度，按照自己理解的“改革开放信仰”，通过改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控制”法宝，不但没有让西方如愿以偿地在中国看到全面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景象，相反让西方始料不及地在中国看到迅速构建独立自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壮观场面。显然，这是西方在其它成功推广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发达国家中从来不曾见过的历史事实。
第二，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不断加剧，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九.一一危机”、海湾战争危机、伊朗危机等相继出现。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中国仍然出乎世界预料地按照自己理解的“改革开放信仰”，通过改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控制”法宝，一一成功地应对，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显示了中国强劲崛起与美国迅速衰落的强烈的历史反差。
第三，由于外有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持续猛烈的进攻，内因恢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包括腐败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的抬头，再加上中国自己理解的“改革开放信仰”要磨练成为构建福利社会的正确信仰必然存在一个试错过程，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始终面临国内政治派别斗争严重的考验。然而，中国一依靠对自己理解的“改革开放信仰”的不断调整，二继续依靠“国家控制”法宝的不断完善，彻底破碎了西方分裂和瓦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梦想，继续高速度地推进国民经济的高速稳定地发展。
第四，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历史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中国现代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持续的历史高压下，争取民族复兴和崛起的试错实践史：首先是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失败，接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接着是蒋介石政权的叛变和卖国，再接着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的试错，最后才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历史的开始。因此，毫无疑问，不断地在西方列强的持续的历史高压下，探索和调整民族正确复兴和崛起的政治信仰，是中国现代试错历史的主旋律。最后，到了改革开放的1997年，这个主旋律终于奏响了关于中华民族正确复兴和崛起的完整的政治信仰理论体系——“统一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在西方列强的持续的历史高压下，全面总结中华民族现代试错实践历史的基础上，通过顿悟创生的现代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先进“指导思想”或政治信仰，它是对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的结果，因此它也是对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的结果。
正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先进“指导思想”或政治信仰，是人类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产物，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或理性的产物，因此历史决定了，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信仰”的不断调整的总趋势，必然只能是规律性地不断逼近“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的正确的历史境界。
首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决定于通过改革开放适应中国社会外在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即决定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决定于中国社会内在的阶级斗争。这无疑是符合“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和“系统外因决定论”的。因此，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理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因决定论”思想。
接着，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是知识阶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的一种政治实用型的表述方式。“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系统三位一体论”揭示，人类历史上任何依托于正常的自发产生和自在发展的经济制度的具体社会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其全盛时期，必然是“三个代表”的政治制度，其领导阶级也必然是“三个代表”的阶级。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思想”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的正常的“三个代表”的社会，无产阶级也不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正常的“三个代表”的阶级。同时，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思想”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必然也意味着：无产阶级依托马克思主义主导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已经全面结束；知识阶级实质上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或者现代的“三个代表思想”，自觉和不自觉地领导中国社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已经开始。
最后，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实际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的构建福利社会的根本法宝——“国家控制”法宝；同时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战略”，实际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基本治国思想——“阶级等强度制衡”思想的再现。正如我在《和谐世界理论——统一理哲学思想》一书中论述的，社会“阶级等强度制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内在阶级结构关系必然呈现的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最佳状态。
因此，我在《国家兴亡之道》一书中，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在总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战略”的基础上，为不发达国家指出现代唯一正确的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崛起之道：高举现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综上所述，一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拥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和自发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但是因为顽固地坚持过时的不适应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原则上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先进性，从而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退出主导世界的舞台。另一方面，历史也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中国因为始终在西方列强的历史高压下探索民族复兴和崛起的正确道路，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必然会坚持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承下来的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着干的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而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控制”法宝，因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国家控制”的社会福利制度合之总和；因此，改革开放的中国，虽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和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方面，暂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速度和改善和发展“国家控制”法宝的速度都是惊人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整体上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其历史的先进性，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一步一步地走上主导世界的历史舞台。

结束语
（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前途无量）

西方通过鼓吹“普世价值观”认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是应该历史地抛弃的政治制度。然而，历史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过时，并将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通过适时和合理的改造所坚持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前途无量。

一、评判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标准

由于现代人类社会通过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自发产生了划时代的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现代人类社会是彻底告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全面过渡的过渡性社会。这意味着，历史决定了评判现代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正确或错误的标准，已经不是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能否适应和支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能否适应和支持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二、评判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

现代人类社会在1933年后自发产生福利社会后的历史证明，西方“普世价值观”体现的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过时，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而促进现代人类社会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众所周知，德国的希特勒是通过西方民主制度上台的；英国张伯伦是依托西方民主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的；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断阻碍美国加入反法西斯联盟；苏联解体和欧东的大动荡大灾难也是有关国家引进西方民主政治的结果；“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是依托美国民主政治进行的；最后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全民炒房地产运动”还是依托美国的人民民主的支持的。
相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通过适时和合理的改造，是可以通过“国家控制”法宝，正确合理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这无疑意味着，只要中国能够继续正确把握现代人类过渡社会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经过适时合理的改造，是能够在中国成功构建和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

三、现代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境遇

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而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经过适时合理的改造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呢？其中的原因如下：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因此适应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反对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相反原先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本质上是支持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因此在对待“国家控制市场经济”这个时代性的根本问题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而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则可以通过适时和合理的改造、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
【2】众所周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制度；相反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本质上是控制甚至企图消灭私有制的政治制度。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不可能适应它，而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通过适时和合理的改造是能够适应它的。
【3】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特色功能，是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历史劣根性问题，即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包括腐败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同时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宗旨，是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在现代人类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过渡时期，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历史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色功能，是通过人民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双重监督，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和防止政府腐败；因此，随着现代人类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进程的深入展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色功能将越来越成为历史之多余，最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只能演变为劳民伤财的专供政客们享用的政治赌博机器，从而被历史彻底淘汰。
相反，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软肋是缺乏有效抗拒腐败的能力，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特色功能，正好能够护卫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软肋。因此，原则上讲，只要共产党坚持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大方向，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软肋问题自然而然必然可以依托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步逐步地克服；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特色功能，是善于集中社会力量办大事，这刚好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宗旨相通；所以，上述两方面的综合结果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经过适时和合理的改造，必然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因此它必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在上述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首选。

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要领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要领必然如下：
【1】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是在中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2】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任务是按照构建和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以“国家控制”法宝为中心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
【3】中国改革开放关键，必然是正确把握下面三大实践的三位一体的相互制衡关系：一是逐步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二是不断完善“国家控制”法宝为中心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三是不断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共产党内外向金钱挂帅方向腐败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已经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还没有成功构建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外的金钱挂帅的腐败倾向，只能控制在某种允许的范围内，而不可能完全消灭，党内外的金钱挂帅的腐败倾向的最终解决，只能依托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全面构建成功。
【4】所以，中国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共产党必须始终不渝地按照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需要，适时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或政治信仰，使之有效地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进攻和腐蚀，从而逐步地逼近和达到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历史境界。
前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只能是在中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相反不少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错误认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迎合西方“普世价值观”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正因为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共产党内外金钱挂帅的错误倾向普遍抬头，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突显。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不能适时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或政治信仰，从而及时确认和坚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的一次严重的教训。

五、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历史命运

正因为前一阶段时间，共产党内外金钱挂帅的错误倾向普遍抬头和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突显，因此人们普遍对于共产党能否正确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不足，很多人在网上或通过街谈巷议提出关于“共产党如果顽固地向往腐败，中国老百姓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依托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或依托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普世价值观”，都是不可能有效地解答的，然而如果我们依托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则很容易有效地解答。
实际上，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早已经揭示，正如我们任何具体人的人生、原则上不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于我们人生的因缘一样，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防止腐败，原则上不决定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决定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以，中国共产党以下的重大历史和环境因缘，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能够正确地坚持和改善自己的集权政治制度，从而正确成功地领导好中国的改革开放：
【1】中华民族百年以来受西方列强凌弱的历史阴影的客观存在，逼迫中国共产党无法直接倾向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社会主义试错实践失败的经历，逼迫中国共产党继续继承马克思、毛泽东的遗志，为在中国解决资本主义历史劣根性问题而奋斗到底；
【3】西方“普世价值观”对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猛烈和持续的攻击，逼迫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正确坚持和改善自己的集权政治制度，从而正确成功地领导好中国的改革开放；
【4】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一直在民主派和毛泽东派的夹击中，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文革和“六四”教训构成的历史夹道，一左一右地试错前进，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不可能不向着既否定资本主义，又否定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方向，去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5】“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的人类社会制度更新的历史规律决定了，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必然会自发产生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在1997年，已经历史地率先在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顿悟产生；同时，人类社会制度更新的历史规律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会逐步地依托理性认识和接受“统一论哲学思想”，并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将自己的指导思想或政治信仰调整到位，从而正确改善和坚持自己的集权政治制度、和正确成功地领导好中国的改革开放。
总而言之，历史必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成功构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正确配套的完善的福利社会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换言之，我们中华民族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们，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当中的寿命较长的人们，肯定都能够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崛起并重新主导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第二篇 
论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
与更新

引  言
（民主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

最近，我在发表了《再论文革是论述的试错》一文之后，在网上见到民主派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文章的中心内容是讲：毛泽东构建和运用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导致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的浩劫的制度性的根源；然而，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仍然顽固不化、死抱着“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放，结果腐败泛滥，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在体制上是应该果断地改弦易辙“脱苏入美”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让党、政、军分离，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不堪设想。
虽然这篇文章宣传的民主派政治观点，没有任何的新意，但是这篇文章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集中体现了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在理论上的一系列漏洞：
【1】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来源毛泽东独裁中国、甚至独裁世界的野心，那么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卡斯特罗等都不约而同地构建和运用本质上相同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去领导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2】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落后和反动，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当年偏偏不选择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选择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难道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的如同民主派的这篇文章里所讲的那样，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意志创造和左右的历史吗？
【3】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毛泽东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不仅“害死”几千万中国万老百姓，而且也“害苦”了所有正派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这种制度必须彻底否定。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是毛泽东构建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造成的、还是西方社会制度造成的？如果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害死的各国老百姓，比毛泽东的制度“害死”的中国老百姓还少吗？为什么民主派唯独要否定毛泽东构建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而不否定西方社会制度？
【4】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中腐败的泛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构建的一党独裁的集权制度，那么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原则上不存在人民大众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呢？同时，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社会腐败问题决定于社会的政治制度，那么为什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构建了非常严厉的反腐败的官吏制度，甚至将腐败官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然而仍然解决不了官吏的腐败问题呢？
【5】既然如同民主派所言，美国的西方民主制度，是能够依靠内部的“制动装置”、“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的优秀的制度，那么美国的西方民主制度岂不成为长生不老的制度？为什么二次大战珍珠港事件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在应付一系列的世界危机中一直在疲于奔命呢？
【6】最后，民主派是否能够论述清楚，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底是如何更新和产生的呢？如何民主派到现在还不能正确地论述清楚这个重大理论问题，那么民主派根据什么评判毛泽东的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必然不好，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就必然就好呢？
所以，我认为民主派《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这篇文章，实际上提醒我：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即运用知识阶级的世界观），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必要性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我特意撰写本文。
应该说，本文的主题，是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试错”、“顿悟”和“权威”等理论概念联起来，系统地论述现代社会制度更新问题，从而揭示改革开放的中国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当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亮点，或者说是本文对人类知识库的新贡献。
由于本文的主题直接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事业的成败和命运，所以我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的名义，首先在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清华校友网”发表本文。

第一章
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本文的主题是论述：包括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和更新。而在当今世界上，能够正确论述本文的主题的理论，非“统一论哲学思想”莫属，所以本文一开始必须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来源及其主要的内容。

一、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概况

“统一论哲学思想”，是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实践积累的基础上，于1997年在佛祖释迦牟尼的“缘起说”启发下，综合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哲学、经济、政治和科学之成果，通过顿悟、创生的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思想。
“统一论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原理和三个具体理论。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认定“宇宙是以物质与信息相互制衡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三个具体理论是：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发展原因的“外因决定论”；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的一般变化的“三位一体论”；论述宇宙中的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突然质变的“顿悟理论”。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十二种论说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就是揭示和论述人类思维逻辑更新的规律和社会制度更新的规律的。可以说，本文的全部内容，就属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论述的范围。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判思维的真理性和社会制度的真理性问题，即如何确立思维的“真理标准”和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的问题。
经过研究发现，以下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对于现代人类确立正确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意义非凡。同时，以下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也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的主要来源。
【1】佛祖释迦牟尼的“缘起说”，其核心意思是：“大千世界，缘生缘灭”。因此，按照“缘起说”的逻辑，宇宙必然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宇宙万物都是其因缘聚合的产物。
【2】中国孔子与欧洲柏拉图关于理想的人类社会的思想，其核心意思是：理想社会是社会内在各个阶级，各按天命、各得其所的社会。
【3】中国佛教六祖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其核心意思是：人的心（思维）只有通过修炼，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台阶，才可能抵达佛的大圆满的境界（绝对真理的境界）。
【4】黑格尔关于绝对真理的辩证法，其核心意思是：人类的思维只有对其内在矛盾双方、完成最终的否定之否定，才能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
【5】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政治理论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6】现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关于“科学真理只能证伪，而不可能最终证明”的理论。
【7】现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关于“科学真理必然是：能够更圆满地解释科学史、能够更有效地预测科学发展之未来和拥有更和谐与优美的逻辑的科学理论”的理论。
【8】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理论和现代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关于“思维图式”的理论。它们的核心意思是：人类的思维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主观的“范式”或“图式”，与客观环境因素的相互同化、顺应的过程。
【9】现代美国哲学家杜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不是一个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问题，而是一个在价值领域里关于它所控制和指导的实践的效果评价问题”的理论。
【10】爱因斯坦“相对论”，其核心意思是：在宏观领域里，由于光速不变，因此时间、空间和质量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制衡关系是确定的。
【11】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其核心意思是：在微观领域里，由于人类的测量工具与被测量对象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被测量对象的时间、空间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测不准的。
【12】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三、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上述十二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说，对于不同的阶级或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真理性，不过相比较而言，其中的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不仅能够包容其余十一种论说的真理性，而且其揭示的“真理标准”，最适合于现代人类正确评判现代的社会制度。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宇宙中所有的系统，都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而且系统调整内在结构适应环境的过程，必然是减熵增信息量的有序发展过程；此外，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极限时，系统的内在结构的会发生突然的质变。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当中的系统，包括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和人类社会。而对于人类社会系统而言，其内在结构主要就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其内在结构的“自动调整”就是指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更新和发展的问题。

四、不同时代的社会的“真理标准”

按照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在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生命周期内，能够指导和控制社会的实践，通过调整社会内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制度，去有效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思想，必然就是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或真理思想。
人类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台阶上的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代表社会适应环境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思想”：
【1】人类社会原始的氏族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可以说是“绝对平均主义”和“绝对民主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欧洲的奴隶社会的真理思想或“真理标准”，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
【3】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真理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孔子创生的儒家思想。
【4】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西方民主思想。
【5】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6】本文揭示，现代人类社会是正在由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社会；现代人类社会的真理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就是本文讲的体现知识阶级世界观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第二章
更新人类思维逻辑的“顿悟”

由于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人类依托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因此本文的主题“社会制度试错、顿悟和更新问题”，必然涉及人类思维的逻辑更新或顿悟问题。

一、“顿悟”概念的创生和发展

关于“顿悟”概念，是中国佛教六祖惠能在“顿悟成佛说”中首先提出来的。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六祖的“顿悟成佛说”的核心意思是：人的思维只有通过修炼，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 台阶，才可能抵达佛的大圆满（绝对真理）境界。通过研究发现，六祖关于“人的思维可以抵达佛的大圆满（绝对真理）境界”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宗教的乌托邦观点，但是六祖关于人的思维可以通过不断地攀登一个又一个有序的“顿悟”台阶，从而抵达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境界的观点，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创新观点。
在中国佛教六祖惠能破天荒地提出“顿悟”概念之后一千余年，现代西方心理学也提出了关于“顿悟”的“格式塔理论”，其核心意思是：人的思维的逻辑，能够通过实践的积累突然自发地完成质变（“顿悟”），从而人的思维的旧的逻辑会突然神奇地崩溃；同时全新的逻辑会突然神奇地耸立起来。西方的“格式塔理论”比六祖的“顿悟成佛说”先进的地方，是它完全突破了宗教的乌托邦思想的束缚，能用重复性的科学实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例如，心理科学有一个著名的动物顿悟实验，叫做黑猩猩摘香蕉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作为高级动物的黑猩猩，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反复不断的试错实践，顿悟利用木箱为工具、登高摘取头顶的香蕉。又例如，初学扫地的孩子，开始时他往往在椅子下面吃力地扫来扫去，倘若大人不教他挪开椅子再扫地能够省力而省事，他自己也能通过不断的扫地实践的积累，突然顿悟出挪开椅子扫地的好方法来。
最后，我通过对人类思维和社会制度更新的研究，历史地将六祖的“顿悟成佛说”和西方的“格式塔理论”，提升到现代化的水平，从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顿悟理论”。

二、“顿悟”的基本特征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存在顿悟思维，或者说，人类的思维存在“顿悟”功能，其特征如下：
【1】“顿悟”能够完全自发地（不需要通过外界的教育和帮助）更新人的思维的逻辑。换言之，“顿悟”更新思维逻辑的过程，原则上是一个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的过程。这是“顿悟”最本质的特征。一般地说，完全可以按照能否在没有外界的教育和帮助的条件下、自发地更新思维的逻辑这一点，判断有关的思维到底是否是“顿悟”思维。
【2】“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时的必然结果。或者说，“顿悟”是有关的思维矛盾发展到了极限时，自发地通过对其矛盾双方“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因此“顿悟”是思维矛盾双方“皆大欢喜”的大统一的结果。
【3】“顿悟”出现时，有关的人的精神必然处于极度兴奋的良好状态。换言之，由于“顿悟”是人的有关思维矛盾的双方通过极度的对立斗争，在新的逻辑下达到“皆大欢喜”的新的大统一的和谐境界的体现，因此“顿悟”的出现，必然有人的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支持。
例如，一个没有学过立体几何的少年，在没有大人启发教育的条件下，独立地破解用六根火柴棒搭成四个等边三角形的智力题的思维过程，就是这个儿童通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突然自发地用立体几何逻辑替代和更新平面几何逻辑的顿悟过程。当这个过程的完成时，这个少年的精神必然会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又例如，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坐第二次冤狱的时候，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深入研究，有一天早晨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顿悟”：马克思讲的商品的剩余价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独家创造的唯物的东西，而是同时内含着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风险投资精神的心物不二的东西；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天生地养的自在之物，它们谁也不可能人为地消灭谁。因此，通过这次“顿悟”，我的政治信仰在一个早晨突然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惊心动魄和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从一个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突变为当时中国社会所不容的反暴力革命者，因此我坐第二次冤狱过程中的这一次更新政治信仰（更新政治逻辑）的“顿悟”体念，确实让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三、“顿悟”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由于“顿悟”存在自发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更新思维的逻辑的第一个特征，因此“顿悟”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神秘色彩，所以“顿悟”的第二个特征，即“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时的必然结果，对于人类理解和把握“顿悟”的产生过程尤为重要。
由于人的具体的思维系统或人的实践对象系统，内在必然存在一对主要矛盾，因此前面讲的“顿悟是有关的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的必然结果”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只能是有关的具体思维系统或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的意思。
进一步分析下去，“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必然导致对立面向其反面转化。例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最后胜利和失败双方相互换位，共产党最终打败国民党。而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最终只能向矛盾双方绝对统一的绝对真理方向转化。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原则上都是错误的。因为，“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最终只能导致矛盾双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向更高的层面的新矛盾转化。例如，父亲的基因与母亲的基因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极限，父亲的基因与母亲的父亲的基因必然同归于尽，从而产生孩子的基因，而孩子的基因同样内含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矛盾。
综上所述，“顿悟”是有关的思维系统或者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进行和积累积累到了某种极限的时候，有关的思维系统或者实践对象系统内在的矛盾双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黑格尔讲的“否定之否定”，从而让有关的思维系统内在逻辑或人的实践对象内在的矛盾的内在结构，自发地发生脱胎换骨的质变。
例如，我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终于在1997年春节期间，受佛祖“缘起说”的启发，突然“顿悟”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当我在“顿悟”以后，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顿悟”完成过程时发现：“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全方位的系统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1】在哲学上，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和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2】在经济上，是对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和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放任自由经济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3】在政治上，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西方的通过金钱挂帅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

四、“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任何首创性质的思想、发现或发明，都不是人类社会已有的旧的逻辑推导的结果，而是人类的思维通过突然的不自觉地“顿悟”、更新旧的逻辑的结果。例如：立体几何，决不是从平面几何的逻辑里面推导出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决不是从牛顿力学关于“以太”绝对坐标逻辑里面推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是从西方民主思想逻辑中推导出来的；最后，“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同样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或西方民主思想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它们统统的都是有关知识分子，在有关的长期的实践和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突然不自觉的“顿悟”和更新人类社会有关的旧的逻辑的结果。
所以，“顿悟”对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意义重大：【1】“顿悟”是人类进步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或者反过来讲，如果人类思维不存在自发的“顿悟”功能，那么人类这个物种就不可能存在于世界上；【2】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精髓——“系统能够适应环境”这句话的最终归宿，就是人类思维存在自发的“顿悟”功能；【3】人类思维的“顿悟”功能的存在，体现了人类归根到底不仅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且也是大自然控制下的存在之物，总而言之一句话：“顿悟”体现了人类的天命。

第三章
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

由于依托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环境的人类，必然拥有自发的思维“顿悟”功能，因此从逻辑上讲，同样依托人类的社会思想指导社会实践适应和改造社会外在环境的人类社会，也必然也拥有相应的“顿悟”功能。

一、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更新
（经济制度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的正常的经济制度原则上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与其外在的自然大环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的产物，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在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推动下的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
所谓“社会顿悟”是指：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社会的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的斗争进行到某种极限时，社会能够通过对旧经济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自发地“顿悟”产生新的经济制度的过程。 
由于社会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的结果，因此它原则上不是人类的主观意志能够预测和控制的社会自发过程，它真实不虚地体现了人类社会也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天命”。在此，“天命”的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决定于人类社会自己的内在结构变化，而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与自然大环境的相互作用，甚至决定于人类社会外在的自然大环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所有正常的经济制度，不但无一例外地非人为创造，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诞生在支持和维护它们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之前：
【1】雅典奴隶制民主共和国，起源于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梭伦的改革。梭伦的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其一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度；二是破天荒地以公民的私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们的政治等级。由此可见，在人类自觉地构建雅典奴隶制民主共和国之前，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早已经自发地在雅典产生和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
【2】中国古代秦国的商鞅变法，主要的功绩是在秦国确立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商鞅变法之前，土地私有制实际上已经在秦国自发地产生了。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以及相关的成熟度的政治制度的产生，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晚得多。
【3】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制度已经在这两个国家普遍自发地流行。同时，即便在当时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封建王权复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然依靠自在发展的动力在英国和法国高歌猛进。
【4】本文揭示，在现代，虽然人类普遍还认为资本主义仍然健康长寿，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寿终正寝并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了。

二、罗斯福新政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事实，是“统一论哲学思想”论证“社会顿悟”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重要例证。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在人类社会的开始。接着，通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普及。再接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通过大英帝国的炮舰政策，统治了全世界。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衰败时期，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不断暴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不断循环与升级，从而导致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于是，在经济危机、战争危机和革命危机的高压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同时在1933年左右，不自觉地划时代地创生和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中论述的，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虽然主观上为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是客观上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历史证明，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自发更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既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又是对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否定之否定。关于这一点，从1933年左右发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也可以体会出来：
【1】由于罗斯福新政事实上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
第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托“国家控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使之在不发生经济危机的规范内运行，从而使市场经济原则上脱离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轨道，进入自在地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服务的轨道。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际上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两个历史使命。
第二，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实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从而使得市场经济原先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有，转变为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因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是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通过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题下，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劣根性问题。
第三，罗斯福新政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实际上不自觉地剥夺了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并将其转移到控制国家机器的知识阶级手中。这就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实质。
【2】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在形态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社会顿悟”自发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在事后通过研究发现，罗斯福新政出现的必要条件，是被它更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的对立斗争进行到了某种极限，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和升级到了某种极限，但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甚至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都无法预测和破解其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及其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

三、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普及

在罗斯福新政更新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由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自发性，人类主观上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察觉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划时代地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没有立刻跟在美国后面质变，而且在继续运行，结果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虽然与一次大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但是更重要的是，二次大战是国际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战争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试错。实际上，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通过西方民主制度在德国上台并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代表张伯伦的关爱，其根本原因就是希特勒打出了暴力铲除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所以，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致命的劣根性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而且也意味着国际资本主义通过战争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行不通。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罗斯福新政创生和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二次大战后，才得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的普及。

第四章
更新社会制度的“试错”实践

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疑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全局性的质变。然而，由于人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变化出发，才可能体会社会经济制度全局性的质变，同时也由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远远没有发展到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水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都没有察觉到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首先在美国开始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一、“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

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要破解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划时代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试错”实践的积累，让现代社会内在主要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并发展到某种极限，此时此刻，有关的信息才可能集中到有关的知识分子头脑里去，并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关于“思想顿悟”在后面详细论述），于是人类社会才可能依托“思想顿悟”，发现和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意义及其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从而为人类社会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所以，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客观的战略功能，就是促进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发展，促进社会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从而一方面通过“思想顿悟”去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另一方面通过“思想顿悟”去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

二、“试错”实践的主观动机与阶级性

实际上，资本主义越过自由发展阶段进入垄断和衰败阶段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固有的合理性与劣根性矛盾双方的地位倒个，劣根性成为主要矛盾方面，而合理性则成为次要矛盾方面。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不断地循环和升级，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属性）压倒和超过资本主义合理性（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属性）之必然。于是，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地循环和升级，现代人类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通过各自的“试错”实践去，去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它们带来的巨大的危害。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在经济危机中是冲突的，因此两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的“试错”实践也是冲突的。换言之，在经济危机中，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实际上就是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所以，从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是有阶级性的.或者说，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对立统一。
【2】现代社会“试错”实践，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还是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它们的动机或目的，都是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劣根性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或者说，都是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试图改善或更新（铲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由于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受资本主义劣根性和经济危机的危害相对而言更为严重，因此历史证明，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1】无产阶级群众自发地破坏资本家私有的工厂的机器和设备的斗争。
【2】无产阶级群众，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争取提高自己工资和改善自己劳动条件的斗争。
【3】无产阶级在各自的国家范围内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并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府斗争。
【4】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试图在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领域，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以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属于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5】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无产阶级依托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开始通过改革或改革开放，寻找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劣根性的道路。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原则上也属于“试错”实践之列。
【6】国际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坚持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也属于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四、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的“试错”实践如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侵略和掠夺别国而言，无疑不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然而，从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暴力争夺世界市场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角度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重大的“试错”实践。
【2】罗斯福新政从资产阶级的主观上讲，也是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的“试错”实践。只不过，资产阶级万万没有想到，罗斯福新政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革命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压力下、通过自发的“社会顿悟”的质变。因此，从客观上讲，罗斯福新政已经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自觉的“试错”实践的规范，而是人类社会自发性的全局性的“社会顿悟”的体现。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侵略和掠夺别国而言，无疑也不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然而，从国际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暴力消灭共产主义的角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重大的“试错”实践。
【4】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同罗斯福新政类似，从资产阶级的主观上讲，也是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的“试错”实践，但是在客观上已经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自觉的“试错”实践的范畴。而是现代社会全局性的“社会顿悟”结果的传播。
【5】国际资产阶级坚持资本主义阵营坚持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本质上也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之列。

五、“试错”实践的共同特征

经过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一般地说，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1】正如前面已经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不约而同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去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或者说都是为了改善或者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2】无论是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还是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所有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指导思想，都是本阶级的顿悟思想，即它们在逻辑上都是本阶级史无前例的创新思想，因此它们必然是有关的知识分子依托有关阶级大量的阶级斗争实践积累或长期的科学研究，突破阶级的旧逻辑，顿悟产生的思想。
例如，马克思关于通过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决不是从无产阶级自发地谋求自身解放的实践内含的一般的旧的思想逻辑推导出来的理论思想，而是超越无产阶级自发的思想逻辑的顿悟思想。
【3】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阶级的“试错”实践，必然也是阶级的史无前例的实践。
【4】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在阶级的“试错”实践发动和展开之前，人类根本无法依托历史的旧逻辑推导或预测其结果。因此，任何人在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面前，顶多只能当一个“事后诸葛亮”。由此可见，民主派今天居然认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能够在它们发动和展开之前预防或阻止，纯粹是无知和别有用心的天方夜谭。
【5】正是由于指导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思想是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因此“试错”实践在本阶级内部必然是普遍拥护的实践，同时也是对立阶级虽然反对、但又根本无法有效反驳的实践。这就决定了“试错”实践发动时，必然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任何人根本无法阻挡的。
例如，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思想，实际上已经承认上层建筑、精神、思想等，同样也是阶级的客观存在，这无疑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唯物主义的旧逻辑中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能够迅速发动十几亿人民参加文革，同时又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当时依托党内民主事实上已经取得绝对多数共产党人支持的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其中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拥有神一般的权威，也不是刘少奇在当时的共产党内不拥有权威，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或者说在其劣根性没有通过文革实践充分暴露出来之前），在无产阶级内部，甚至在全中国，拥有不可抗拒和不可阻挡的权威。
又例如，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希特勒的执政思想，作为资产阶级企图依靠暴力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史无前例的顿悟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的政治实践无疑也是资产阶级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正因为如此，不仅当时德国的西方民主政治分权制度下的人民民主，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希特勒上台，而且作为国际资产阶级代表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情不自禁地支持希特勒政权，从而让希特勒顺利地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二次大战从国际资产阶级企图依靠暴力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讲，也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历史的“试错”实践，因此在其发动时或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之前，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可能预先阻止的。
从上述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可见，民主派关于依靠所谓的人民民主或所谓的民主政治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能够预防和阻止类似文化大革命和二次大战等之类的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发动和展开的观点，粹是按照他们自己某种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想当然的观点。
【6】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除了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西方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外，必然都是错误的实践。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阶级的“试错”实践的指导思想是局部性的阶级的顿悟思想，而不是全社会的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的结果，因此相对而言，它必然是片面和错误的思想，进而其指导下的阶级的“试错”实践必然也是错误的实践。
例如，文革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关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无疑是正确的顿悟思想，但是对于“阶级不可能人为消灭”的社会的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结果而言，必然是错误的，这也就是文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7】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的积累，是现代人类社会完成自发的“思想顿悟”的必要条件。而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是人类自觉地破解“社会顿悟”划时代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创生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划时代的意义和功能的理论工具，也是人类正确设计能够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的理论工具。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的“试错”实践，是人类社会促进全局性的“思想顿悟”的“必然、必要和必错”的实践。

六、社会主义制度是“试错”的制度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其意义重大，因为它破天荒地创生了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其它劳动阶级，例如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有关的“试错”实践，比如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所办不到的。
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无产阶级“试错”实践创生的制度，与人类社会历史上正常的通过 “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 自发产生的一般的社会制度，例如原始氏族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存在质的不同。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在应对不断循环和升级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阶级“试错”实践积累基础上，通过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的顿悟思维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主义“试错”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的产物，而不是现代人类社会通过社会全局性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一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相对于一般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由此派生出来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的一系列具体的特征：
【1】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存在自觉地克服资本主义劣根性的特征，而不存在自发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自发地发展生产力的特征。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是“一门心思”或“一条道走到黑”去自觉地克服资本主义劣根性和消灭资产阶级的人为的社会制度，而不存在自在的自我调整的能力。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的根源；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内部上上下下进行无节制的你死我活的派别斗争根源。
【2】正因为社会主义“试错”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的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是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顿悟思维的产物，所以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在其劣根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之前，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当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对于反对它的人们而言，也具有无法有效反驳的权威。实际上，社会主义“试错”制度，也正是依托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当中的绝对权威，生存和发展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般的自在的社会制度，在两大阶级的群众中，原则上不拥有也不需要拥有自觉的权威，就可以自在地运行和发展。
【3】现代中国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之所以不可阻挡地在中国展开，除了有关运动的指导思想本身是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之外，还因为有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特别是共产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的支持的缘故。因此，严格地说，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是有关的无产阶级顿悟思想与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的双重权威支持下的产物。例如，大跃进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人民的唯物的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顿悟思想，与社会主义“试错”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4】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对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罗斯福新政体现的更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的出现；后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也促进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快速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5】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对于整体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而言，是天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牺牲人类发展生产力创造力的片面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休止地在国家内部进行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6】由于社会主义“试错”的制度是人为的自觉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试错”的制度相对于一般的正常的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而言，合理性耗散得很快，劣根性暴露得也很快，进而退出历史舞台也快。相反历史上一般的正常的自然自发的社会制度，无论其自发产生或者自发消亡，速度都要慢得多。
【7】总而言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试错”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必然、必须和必错”的人为设计和创造的制度。它对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的福利社会制度必然和必须的一个先导；同时，它对于整体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而言必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它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人为和自觉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与自然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结果，最终只能是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双双历史地被后来出现的现代“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否定之否定。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内含着后来的福利社会制度的某种合理性。历史已经证明和行将证明，从经济制度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试图通过“国家控制”消灭市场经济的“试错”实践，无疑是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通过“国家控制”正确控制市场经济发展之先导；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通过共产党一党的集权政治的“试错”实践，也将是福利社会依托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集权政治，去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之先导。

七、两极冷战之“试错”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两极冷战可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共同的“试错”实践。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普遍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在二次大战以后，两极冷战的性质首先发生了质变。在二次大战之前，两极冷战基本上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而在二次大战之后，两极冷战实际上已经质变为西方的福利社会阵营与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的对抗。由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国家控制下的剩余价值公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它不仅原则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而且能够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表面上也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这是以不断地搞平均主义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根本无法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匹敌。结果，很快两极冷战性质的质变导致两极冷战态势也发生了质变，过去东方社会主义社会阵营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挣扎的西方阵营的优势，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很快就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的“试错”制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人为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的方式快速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的奇观，在现代人类历史上突然展现的根本原因。

八、文革是特殊的“试错”实践

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这个命题，我在2006年发表了专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今年我又在清华大学“清华校友网”发表了文章《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为了本文论述“试错”实践的完整性，我再简明扼要地重复一下有关的重要内容。
文革是在“两极冷战‘试错’戛然而止”的历史奇观出现之后的无产阶级“试错”实践。所以，应该说文革“试错”实践的历史使命，不是为了证伪西方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的真理性，而是为了证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理性。或者说，文革“试错”实践的历史使命，不是为了暴露西方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而是为了暴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劣根性。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文革“没有任何先进意义”，因此“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甚至“文革是历史的浩劫”。所以，文革与现代社会其他的“试错”实践相比较，有其特殊之处，而理解和把握这种特殊之处存在一定的难度，关键是必须直接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全局出发，才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革“试错”实践。
首先，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是人类社会发现和正确认识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和必须的先导。换言之，如果只否定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不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么建立在上述两方面“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福利社会的历史合理性永远不可能确立，而文革是暴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劣根性、并最终完成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否定的“试错”实践，足见文革“试错”实践历史意义之重大。实际上，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而言，正确与错误，永远是暂时的，但是作为它们的先导者或先行者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所以，从人类历史的全局上看问题，文革对于今天和今后的福利社会何谓不先进？
其次，人类为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其付出的代价，比人类为资产阶级主要的“试错”实践（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因此文革作为无产阶级的“试错”实践，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何谓“浩劫”？
最后，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在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是在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试错”的党，而中国革命与是无产阶级“试错”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严格地说，现代人类历史离开了两大阶级的“试错”实践就等于零。所以彻底否定任何阶级的“试错”实践，就等于彻底否定人类自己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中的道理如同彻底否定幼童学步摔跤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必然等于彻底否定人类在地球行走的权利一样简单。

九、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总而言之，正如前面讲的那样，人类社会的“试错”实践，包括所有阶级的“试错”实践，是促进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地更新社会旧制度和创生社会的新制度的必然、必须和必错的先导。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对于奴隶社会而言，人类在原始的氏族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 对于封建社会而言，人类在奴隶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人类在封建社会的实践是历史的“试错”；对于现代福利社会而言，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甚至整个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财产社会的实践，都是历史的“试错”；因此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通过“试错”实践积累，不断地迎接新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有序的“试错”和“顿悟”的历史。简言之，人类历史是试错和顿悟的历史。

第五章
更新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

正如前面所讲的，现代社会的“试错”实践的客观的战略功能，是促进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全方位的激化，从而在此基础上让现代社会自发地完成“思想顿悟”。“思想顿悟”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正确设计有效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所以，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制度整体更新和最终确立的关键。

一、“顿悟”存在三个级别

从人类社会是人类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环境的整体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思想顿悟”，实际上归根到底都是人类思维的“顿悟”的品种。人类思维的“顿悟”，按照其真理性的高低，可以划分为三个级别：
【1】一般的更新个人思维逻辑的“顿悟”，是人类社会最低级别的“顿悟”。它是依托于对个人实践对象内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完成的“顿悟”。
【2】依托于对阶级或集团实践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其标志为更新了阶级或集团的思维或实践的逻辑。这是人类社会中间级别的“顿悟”。 例如，前面已经讲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造反思想或实践的逻辑的更新，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属于人类社会中间级别的“顿悟”。
【3】依托于对整个人类社会全方位的阶级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是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顿悟”。其中，又分为更新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和破解“社会顿悟”时代真谛的“思想顿悟”。例如，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和下面将揭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现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都是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顿悟”。

二、“思想顿悟”的内涵和功能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是对社会阶级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彻底更新了人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发展逻辑”的认识，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这三个内容也就是“思想顿悟”的三个功能：
【1】确立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标准”，或确立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2】破解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
【3】在理论上，为正确设计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依据。
应该说，我1997年在文革和改革开放实践积累基础上，通过总结现代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试错”实践、和综合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哲学、经济、政治和科学之成果，顿悟和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就是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全方位的系统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标准”——西方民主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理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必然是正确评判现代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必然是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的思想工具；而且必然也是设计能够有效适应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

三、“思想顿悟”确立“真理标准”
（“统一论哲学思想”之大纲）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在哲学上既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劳动人民的劳动决定社会的一切”理念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否定西方民主思想从“人性原本自私”理念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因此，正如本文开始介绍的那样，“统一论哲学思想”按照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认定，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或系统是能够有序地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环境变化的整体，所以世界不可能是唯物的，也不可能是唯心的，世界必然是以系统的内因和外因对立统一方式（或者以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的方式，或者以信息或精神与物质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这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评判人类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
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结构的标志，其“真理标准”只能是：能够有效地适应人类社会外在的环境，或者说，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从“统一论哲学思想”上述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派生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三个具体的理论：
第一个理论，是“外因决定论”：决定系统或事物发展和命运的根本原因，不是系统或事物的内在原因，而是系统或事物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决定于系统或事物的外因。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外因决定论”意味着社会制度更新的根本动力，决不是社会内在的阶级斗争，而是社会整体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在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只是社会制度更新的具体表现或具体手段而已。
第二个理论，是“三位一体论”：在系统或事物在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中，系统或事物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结构调整为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形态，因为系统或事物以三位一体结构形态适应环境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佳。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整体形态，必然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内在的结构，原则上也是三位一体的：例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必然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又例如政治制度内部的法律制度系统，必然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位一体的。
第三个理论，是“顿悟理论”： 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性的矛盾，在外在环境的推下发展到了某种极限时，只要系统或事物的命运没有终结，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结构就会自发地通过“顿悟”，更新系统或事物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得系统或事物的发展跃上更高的水平。具体到社会制度更新问题，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更新，必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通过自发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才可能最终完成。
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上述三个具体理论，有关评判现代社会制度“真理标准”的具体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
【1】关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之本，只能是知识阶级提出的“以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为本”，而不是无产阶级提出的狭隘的“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也不是资产阶级提出的所谓的超阶级的“以人为本”。
【2】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只能是知识阶级提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发展”。“和谐发展”是不断地通过“试错”去逼近“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理想境界的“测不准”的阶级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发展方式。与“和谐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科学发展”，是“测得准”的物质利益主导的片面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在现代社会是已经过时的必然要被淘汰的发展方式。
【3】关于现代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只能是知识阶级奉行的三大阶级（知识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和共同适应社会外在大环境的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可以称之为“阶级制衡关系”。与“阶级制衡关系”不同，无产阶级奉行的阶级关系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或阶级对抗关系”，资产阶级实际上奉行的阶级关系是“金钱挂帅的阶级统治关系”，这两种阶级关系都在现代社会必须淘汰的阶级关系。
【4】现代社会最终必然是知识主导劳动和财产的社会；同时必然也是知识阶级主导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的社会；最后必然也是三大阶级按照“人类整体适应自然大环境”的需要，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社会。

四、“思想顿悟”破解“社会顿悟”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即破解其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时代功能和阶级实质。有关的具体内容已经在前面“罗斯福新政自发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节中讲清楚。在此，需要强调一下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直接体现人类社会的天命的特色。
【1】社会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力一样，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天命，因此它不可能人为地产生和消灭，只可能自发地通过“社会顿悟”更新。例如，马克思创造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试图消灭市场经济制度和创造计划经济制度的“试错”实践的失败，就是最佳的例证。
【2】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通过“社会顿悟”更新之后，原则上它只能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在地发展，它整体上与社会生产力一样，永远不可能破坏或倒退。正因为如此，虽然当年的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封建王权的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然在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高歌猛进，最终它还是在欧洲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崛起。
【3】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国能够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已经能够让美国社会通过福利社会体系的构建、维护和完善，原则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劣根性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这也体现了
“社会顿悟”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命。
【4】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破天荒地实现了市场经济在“国家控制”下的自觉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实际上一直是国家的自在的管理下发展的。所以，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实际上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让人类完成了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而这一种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天命。
【5】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体现了知识阶级在经济领域里主导人类社会。由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可以说是劳动大众主导的社会；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是财产阶级主导的社会；而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迎来的社会，是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所以说，人类社会主导阶级的有序进化或演变，无疑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由自在向自觉发展的天命。

五、“思想顿悟”设计政治制度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不但是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工具，而且也是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因此它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或者说，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是以下三个必要条件的综合结果：
【1】确保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原则。
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依托高速发展的高科技生产力，解决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因此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和保证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的有效性。具体地说，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构建和完善剩余价值二次分配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地按照发展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正确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
【2】支持福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则。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将市场经济有序地控制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规范之内，从而确保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须依托“国家控制”，不断地围绕市场经济调整社会内在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去适应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这个原则，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功能，应该是及时有效地按照适应社会外在环境之需要，将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在此，所谓阶级关系“等强度制衡”的意思，是有关的阶级的阶级实力相互配置关系，对于有效地适应社会外在环境而言，既不多余也不缺少。
【3】确保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的原则。
一旦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满足了上述两个原则，其结果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功能（管理功能）脱离利益挂帅和利益对抗的轨道进入阶级利益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轨道，即政治成为纯粹的调整和管理社会内在经济关系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专业化的事业，而不是利益纷争的角斗场。也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政治功能，历史地终回归成为知识阶级的天职或天然的功能。换言之，社会政治权力或者社会管理权力，成为知识阶级天然独裁的权力。

六、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之必然

关于“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的提法，无疑是“统一论哲学思想”首创性的提法，但是关于“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独裁”观点，只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一个新的发现，而不是新的创造。
通常“独裁”这个政治词汇，在西方民主思想字典里无疑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永远不可能存在绝对“独裁”的现象，但是作为西方民主思想字典里贬义的“独裁”现象，相对而言非常普遍。例如，当病人被推上手术台时，有关的医生就开始对病人进行“独裁”的手术了；当人们张开嘴巴喝下牛奶时，人们的肠胃系统就不知不觉地被牛奶商“独裁”了；当任何一个外行的人进入某一个专业化的领域，都必然被内行所“独裁”……。所以，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客观存在，相对而言，外行被内行“独裁”是必然的。
历史证明，知识阶级的诞生，是在市场经济中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关系需要有中间人协调和仲裁之必然。所以，知识阶级实际上是依托处理社会管理信息功能而生存的阶级。换言之，如果讲：在劳动领域里，劳动阶级是相对的“独裁”者；同时，在财产领域里，财产阶级是相对的“独裁”者；那么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知识阶级应该说也是相对的“独裁”者。 
然而，由于财产集中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较低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相继自发产生了奴隶私有制经济制度、封建私有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而私有制经济制度决定了，通过政治权力的“寻租”或腐败，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极高的效益集中社会财产。因此，知识阶级手中实际把握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社会始终关注的热点。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家思想，虽然不自觉地意识到阶级制衡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但是历史决定了它仍然只能坚持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阶级制衡，因此它设计了一整套“君君臣臣”的吏制来制约官吏（封建社会知识阶级的主体），让当时治理国家的内行——官吏服服帖帖地服从治理国家的外行——地主阶级在总代表皇帝的利益和意志。西方民主思想本质上也是制约知识阶级官吏的，它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金钱挂帅原则，设计出人类历史上制约知识阶级官吏的顶级的政治制度——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用三权分立的办法，让把握政治权力的知识阶级集团永远情不自禁地通过党派之间“狗咬狗”的斗争，去充当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终身奴隶。
不过，历史不是总是永远青睐财产阶级的，现代高科技生产力通过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终于自发产生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派生的社会福利体制，使得人们通过政治权力“寻租”或腐败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风险作业。于是，政治权力以“国家控制”的形态，直接代表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意志，集中控制和配置社会财富。这必然意味着，把握“国家控制”的政治权力的知识阶级，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终于成为独立自主的相对的“独裁”者。
应该特别指出，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知识阶级在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回归天然的相对的“独裁”者的角色，决不是历史的复辟倒退现象，而是历史有序发展的进步现象。因为，福利社会的高科技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顿悟和创新主导的崭新的历史时期，而知识分子的思维“顿悟”功能，必然是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创新的主要的发动机。同时，下面还将论述，社会制度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到全方位的确立，主要必须依靠“思想顿悟”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政治权威”。所以，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决定了知识阶级在协调阶级关系和治理社会领域里，回归天然的相对的“独裁”者的角色，无疑是历史的伟大的进步。

七、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

假如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成功构建福利社会，而西方世界的过时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因此人类社会的国家仍然没有消亡，进而和谐的大同世界仍然还未能成功构建。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设计的中国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是知识阶级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其基本模式如下：
【1】中国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是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中国福利社会的执政集团是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正确的执政的方略，是不断调整现代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和制度体系，使之始终适应社会外在自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2】中国福利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全民的党的党中央委员会。它集中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一切权力，集中国家、政府、军队的一切权力。下设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党委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3】中国福利社会的最高权力内部的建设和运行原则，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的建设运行原则，是相同的，即都是在“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共同依法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按照我在《和谐世界理论》一书中的说法，包括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内的福利社会制度之整体，原则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指导下的“国家控制”法宝、“权力制衡”法宝和“社会福利”法宝三位一体的法宝系统之总和。
所以，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的“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机制的运行原则，已经不是卢梭讲的人民民主多数原则或“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原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条件下的金钱挂帅的原则），也不是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实质上是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挂帅原则），而是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的指导思想或者“真理标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正因为坚持这个原则，才能让“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的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确保知识阶级掌控的合理正确的“国家控制”的权威的有效性。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无论是卢梭讲的人民民主多数原则或“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原则、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还是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的“真理标准”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尽管形态各异，但是在适应和维护各自社会的经济制度这一点上，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卢梭的原则实际上在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在发展的优势；马克思的原则实际上在发挥社会主义“人定胜天”的优势；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福利社会的原则，则是在对卢梭的原则和马克思的原则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既顺应市场经济自在发展的规律，又充分发挥“国家控制”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市场经济脱离必然爆发危机的资本主义的轨道，完全为发展福利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服务。

八、比较不同社会的几种政治制度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其内在结构的模式，原则上都是“权威”、“民主”、“法制”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模式。不过，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的经济制度不同，因此它们的指导思想也不同，或者说它们的设计思想也不同；同时，它们的具体形态、内在结构三个要素的配比关系以及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变化也不同。
【1】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世袭皇权”、“宫廷民主”和“封建法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的经济制度是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封建社会的劳动阶级、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儒家思想。因此，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世袭皇权”是主导方面，其次是“封建法制”，再次才是“宫廷民主”。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因此只要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在“世袭皇权”主导下，原则上不违背儒家思想的治国方略，封建社会整体上维持稳定发展的大趋势并不困难。这也是中国大多数新兴的封建朝廷往往都有几百年寿命的缘故。
中国封建朝廷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原因，是因为在缓慢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力还不可能更新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条件下，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原则上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内在主导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世袭皇权”衰落，必然导致封建朝廷周而复始不断更替，一般表现为：封建社会是指导思想儒家思想的治国方略有名无实，皇权旁落，贵族与豪强兼并无度，低层民众造反，从而导致封建社会的劳动阶级、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超出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承受的最低极限。
封建社会最终的灭亡，本质上也是社会生产力突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极限，从而通过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产生新的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于是，原来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封建政治制度，必然面临来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新的阶级关系的挑战，从而导致改革危机或革命危机，久而久之被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所替代。
应该特别指出，封建社会最终的灭亡的根由与过程，本质上与任何正常的人类社会的灭亡根由与过程是相同的：首先，是经济制度被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自发地更新；然后，政治制度在相应的社会“试错”实践（改革或革命）中垂死挣扎；最后，必然因为社会通过“试错”实践的积累完成了“思想顿悟”，从而创生出能够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制度的新政治制度来替代旧的政治制度，于是新的政治制度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制度的历史里程又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开始了。当然，人类社会各个品种的灭亡根由与过程的具体的形态，必然也是千差万别的。
【2】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财产阶级（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
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植根于“社会个人发财致富”，其扩张力空前。同时，资产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法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起源于封建社会的低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拥有史无前例的创新特色：首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本质上直接依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发增长力，因此其内在三位一体结构中的主导方面为“植根于社会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在地谋求发财致富”的金钱挂帅的“人民民主”；其次，其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在金钱挂帅的“人民民主”主导下，自我调整能力超强；最后，其三位一体法律体系，在“人民民主”主导下稳定性极高。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民主思想，其原则是“植根于社会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在地谋求发财致富”的金钱挂帅，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衰落，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无法克服自古以来私有制固有的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弊病，而这种弊病，在现代高科技的生产力条件下必然会快速膨胀，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周而复始和不断升级的经济危机，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不断地连锁反应导致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和战争危机的不断爆发。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本源于社会经济制度，所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其内在的“人民民主”、“国家权力”和“法律体系”等是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劣根性的，更不可能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现代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更新的必然灭亡的命运。所以，虽然现在西方仍然在拼命鼓吹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绝对完美的长生不老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人类社会任何的历史时期都快，因此可以预见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将指日可待，同时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政治制度，完全彻底地退出人类历史的速度，无疑必然比它的“前辈”——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退出人类历史的速度要快得多。
【3】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的特征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是人类历史上通过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而是马克思主义人为设计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试图更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试错”的经济制度。因此，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也不是通过社会自发的“思想顿悟”创生的正常的政治制度，而是马克思头脑中的无产阶级思维“顿悟”的产物。
因此，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体而言，对于揭露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和促进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升级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对于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必然是不合理的。它的本质特征，是必须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依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在发展而发展。它以遏制和摧残社会生产力自发的生长力为代价，去人为维持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完全依靠人为推动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非常的假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统帅下的“权威”、“民主”和“法制” 三位一体的政治系统。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特征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内在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的“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地位，存在绝对性和不可替代性。
第二，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在其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以前，对于无产阶级整体而言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威，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又是无法有效反驳的政治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内在“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以前，是超强的，其超强的的力度，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正因为如此，通常西方将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称之为独裁政治制度。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生命依据，因此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暴露，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内在的“权威”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主导作用，就会迅速失效，因此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为了维持自己和自己维护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生命，其内在的“权威”呈现的形态，往往与封建社会的帝皇的人治“权威”非常相似。斯大林的“权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威”，金日成儿孙三代世袭罔替的“权威”，卡斯特罗兄弟的“权威”等都是如此。所以，很多人称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为个人独裁政治制度，甚至将其原因归结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其实，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最终以个人独裁的政治权威形态出现，其原因根本不可以归结为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因为以阻碍社会生产力自在发展为代价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试错”政治制度，必然越来越排除“民主”，因此必然也越来越无法依托基础于人民民主的“法制”，最后必然只能依靠个人独裁。所以，我将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收敛的集权政治制度”，在此“收敛”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受人民民主的欢迎，进而法治化的水平越来越低的意思。
第四，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生命依据，因此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制度与其维护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一起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其退出历史舞台速度之快，是“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正常的政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戛然而止的原因就在于此。
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其整体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是“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或者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拥有自发的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不过，历史也证明，即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先天不足，但是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存和发展的表现，是非常优秀和称职，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制度“后来者”——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借鉴和值得借鉴之处。
【4】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典型模式的特色
由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虽然普及了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在美国创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更新，同时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在现代世界上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实际形态还没有出现，所以本文只能按照能够正确设计未来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来论述未来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理想模式的特色。
由于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挂帅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所以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首先必然是能够继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的政治制度；其次，必然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劣根性的政治制度；最后，整体上必然是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本质特色。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理想模式的具体特色有四个：
第一，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自在地能够轻而易举地依托社会福利体系解决人类历史上所有私有制社会老大难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因此使得作为福利社会制度在整体上出现一种一分为二的分工合作的倾向：经济制度主要自在地解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水平问题；而政治制度主要自觉地如何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显然，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高级和非常令人振奋的现象。它意味着社会的执掌社会政治制度的执政者们，原则上将历史地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专家，而不再是社会内部搞阶级斗争或通过争权夺利搞窝里斗的专家。
第二，由于福利社会必然是主要依靠知识阶级不断的“顿悟”和创新去创造未来的社会，因此福利社会必然存在知识阶级的指导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权威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意味着，福利社会政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样，是内在的“权威”要素主导“民主”和“法制”要素的集权政治制度。
第三，由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与人类历史是所有的依托“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经济制度一样，拥有自发的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因此在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生命周期内，维护其发展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与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样，既是越来越受人民民主欢迎的政治制度，又是越来越容易通过社会的法制建设不断巩固和完善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综合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第二”与“第三”两个特色，称其为“福利社会的发散的集权政治制度”，至此“发散”的意思，是指福利社会的集权政治制度越来越得到人民民主的欢迎，进而福利社会的法治化水平越来越容易提高的意思。
第四，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和谐大同世界的政治制度的先导。换言之，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必然是未来和谐世界的联合国的政治制度。将来一旦福利社会政治制度演变为联合国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人类社会的国家功能，已经演变为人类社会整体适应地球外环境的功能。

第六章
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

总结前面已经讲的内容，不难发现，现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或者说，现代人类社会是正在全面告别资本主义社会并向福利社会过渡的过渡社会。因此，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即已经不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批不发达国家，能不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矛盾。

一、现代人类社会大过渡有三个阶段

现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开始于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在美国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结束于未来人类社会全面成功地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大同世界。因此，现代大过渡社会必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依托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从而在本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
【2】西方发达国家，按照现代“思想顿悟”的结果，改革本国的不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否则从近期而言，西方国家很可能不自觉地成为不发达国家崛起的障碍力量；而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西方国家也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构建全球化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障碍力量。
【3】未来地球上所有的福利社会国家，如何联合起来构建全球化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与谐世界政治制度，显然这是人类构建和谐大同世界的阶段。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与任务

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即依托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并构建福利社会的阶段。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即现代社会的“两个顿悟”，是人类认识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构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条件：其中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即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能够自发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中国通过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试错”实践，率先完成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能够破解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从而为现代社会正确设计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纯粹从理论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向前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通过包括反右斗争、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等“试错”实践，实际上只解决了一个在理论上成功探索中华民族正确崛起的途径和目标（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面临的任务，必然是依托现代社会“两个顿悟”的成果，即依托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成果，最终在中国社会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统一论哲学思想”与执政权力相结合）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不存在人为设计和创造问题，只存在自觉确认、构建和维护问题。而中国人要自觉确认、构建和维护福利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必须依托有关的“试错”实践的积累，完成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相应的“思想顿悟”，并依据“思想顿悟”的结果，去设计和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还是如前面已经讲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就是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结果，因此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并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这个问题后面将详述），构建实实在在的福利社会及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由于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是“权威”、“民主”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因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福利社会的关键，是让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与中国的“政治权力”结合，形成能够有效领导改革开放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制度的新的“政治权威”。或者更确切地讲，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掌握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能否完成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向信奉“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转变，并有效运用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的的“政治权威”，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去构建福利社会新制度，包括构建福利社会的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包括构建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内在新的“权威”主导“民主”和“法制”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体系。
应该特别注意，在全民的党的的“政治权威”没有形成之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实际存在的过渡性的社会制度，至少从纯粹的理论角度上讲，是不可能自发地演变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它们都必须重新完善或改造。换言之，因为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福利社会的新制度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的；福利社会的新制度，只能依靠全民的党的“政治权威”，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自觉地构建。

四、科学界的科究机制提供的启示

实际上，上面讲的关于福利社会制度确立的关键，对于任何创新型的管理制度的确立，都是适用的。例如，现代科学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主导科学研究制度确立的关键，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现的“科学顿悟”与有关的“科研权力”相结合，成功形成“科学权威”。具体过程大致如下：
【1】“科研权力”发现并重视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个“科学顿悟”之成果，并与之相互结合形成“科学权威”。
【2】“科学权威”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现的“科学顿悟”，通过科学界的“科学民主”，进行科学研究的“试错实验”：一方面成功否定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对立面的牛顿力学的“以太”理论的真理性；另一方面成功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有关天体观察预测的正确性。
【3】最后，“科学权威”依托上述“科学民主”和“试错实验”的结果，建立有关的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指导科学研究的“科学制度”，去持久地指导和控制科学界的科学研究，譬如在二次大战时期，依托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等等。

五、人类社会变革历史提供的启示

正因为人类社会新制度诞生的关键，是有关的“思想顿悟”与“政治权力”成功结合形成有效的“政治权威”，所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成败，无一不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有关的“思想顿悟”的真理性；第二个因素，是有关的“政治权力”的有效性。人类历史上改革或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正反例子如下：
【1】雅典梭伦改革成功，是梭伦等的改革思想与梭伦的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最古老的实际例子。因此，梭伦改革让雅典社会成功告别氏族社会，顺利进入奴隶制社会。
【2】古罗马元老院，依托其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百折不挠坚持奴隶主阶级正确的建军和向外扩张战略，成功构建了强大的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
【3】中国古代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商鞅的变革思想和秦穆公的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4】中国封建社会自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基本上稳定发展的内在原因：一是汉武帝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儒家思想）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是汉武帝确立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思想的政治权力足够的强大和有效。
【5】彼得大帝领导俄国的崛起，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顿悟思想与彼得大帝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6】明治维新成功，是近代日本民族维新思想与明治天皇政治权力成功结合的成果；
【7】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不足以支撑戊戌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缘故；
【8】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顿悟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结合的成果；
【9】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的农民革命思想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结合的成果；
【10】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失败，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和拿破仑的政治实力，不敌欧洲封建主义势力的缘故。

第七章
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历史误区

至此，前面基本上讲完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制度试错、顿悟与更新的“顿悟理论”，只剩下一个有关多元化的哲学问题留到“结束语”中去论述。接下来应该具体评判和论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开放。由于“统一论哲学思想”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思想，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理论思想，所以在具体评判和论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开放之前，需要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清除社会上的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形成的历史误区。

一、关于贫富悬殊的历史误区

关于贫富悬殊问题，人们的糊涂观念很多，其中有的甚至属于长期以来历史误区。
【1】应该说，贫富悬殊概念的来源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老子和孔子关于“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的思想。而在老子和孔子的有关论说中，贫富悬殊的概念，并不是可以用财富的数量“测得准”的科学概念，而是“测不准”的“阶级制衡”概念。然而，贫富悬殊概念到了马克思手里，就变了质。
马克思最著名的论著是《资本论》。我在第二次坐冤狱过程中，曾经深入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硬是创造一个“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将“测不准”的“劳动”搞成为“测得准”的“劳动力价值”。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贫富悬殊概念就变成为，可以用“必要劳动时间”通过量化计算剩余价值定量描述的“测得准”的科学概念。这么一来，马克思一箭双雕：一方面打着科学量化的旗帜，将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世界”的哲学信仰神圣化；另一方面通过对贫富悬殊的量化描述，激化社会阶级对抗的力度，加速锻造无产阶级专政的治国利器。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主要不是马克思用“必要劳动时间”量化计算的一般性的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主要是人类的顿悟思维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创造的；同时，人类的顿悟思维和创新实践的价值，根本就无法量化计算。例如，任何人无法量化计算爱因斯坦创生相对论的价值。这意味着，贫富悬殊概念的正确内涵，只能是老子和孔子的有关论说当中描述的“测不准”的“阶级制衡”概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可以量化计算的“测得准”的科学的激化“阶级斗争”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因为“人类社会主要是顿悟思维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创造的”命题的无法反驳，而顷刻之间哗啦啦地倒落在地。
所以，关于贫富悬殊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它们不是专门用来激化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阶级制衡的概念。人们不可以一提贫富悬殊问题就和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甚至，应该明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贫富悬殊也不是没有历史合理性的现象，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
【2】众所周知，关于贫富悬殊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原则上应该说是不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很多人都归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执政意志，其实这种看法也属于历史的误区。历史证明，贫富悬殊问题是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必然的产物，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贫富悬殊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贫富悬殊的大方向，是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必须明确，贫富悬殊来源于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是来源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执政者的意志。
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人虽然早就有“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思想，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前，在由于中国只存在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存在公有制经济制度，所以老子和孔子关于“天下不怕穷，就怕不均”的思想，只能成为文人茶余饭后之空谈。
也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时代存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关的主观意志，只起到了维护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辅助作用而已。
最后，还因为如此，人类社会要彻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更新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不可能通过政治变革或暴力起义或暴力革命；同时，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经济制度只能通过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才能更新，因此从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讲，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仍然存在，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志，最多只能够随缘控制贫富悬殊，而不可能彻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这也就是前面讲的试图消灭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人类社会“试错”制度，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3】一般人们在谈起贫富悬殊问题，很少有人自觉地意识到，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最后的关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因此，本文重新强调“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最后的关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似乎让人感觉有一点“空头理论”的味道，其实不然，为此只举两个实际例子说明之。
例如，前几年，在广州市，人们看见财大气粗的大老板，神气活现地拿着像暖水瓶那么大的“大哥大”，坐在豪华的酒店的酒席上与其部下通话，无疑是非常新鲜的事情。然而，没有几年，高科技的社会生产力发了神威，生产出人人可以拥有的手机，将当年“大哥大”体现的贫富悬殊，一下子扫进太平洋。
又例如，前几天，地铁通到我家门口，于是我特意下地铁体念一下在家门口坐地铁的滋味儿。我的最大体会是，自己这个穷光蛋与拥有奔驰汽车的富豪之间的贫富悬殊，至少在进广州城这一点上彻底消失，甚至对于我而言，坐地铁比坐奔驰汽车进广州城，更加快捷、安全和舒适。

二、关于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腐败概念与贫富悬殊概念有相关之处，是因为腐败的最终结果上是加剧社会的贫富悬殊。腐败概念与贫富悬殊概念有不同之处，是因为贫富悬殊是描述社会经济关系状态的概念，而腐败通俗地讲话是“以权谋私”概念，西方经济学里称之为“寻租”，它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因此腐败在历史上是作为加剧社会贫富悬殊的政治劣迹而存在。
然而，历史证明，腐败一般地说，虽然是官吏的“以权谋私”的政治行为，但是由于其在经济上是成本极低、效益极高的集中社会财富的上乘手段，所以腐败与贫富悬殊一样，由于其集中财富的大方向，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同时，也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也不是依靠政治制度和政治手段能够彻底消灭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手段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腐败的作用。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腐败连同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是拥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不治之症。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将腐败官吏的人皮剥下来钉在宫墙上，最终也禁止不了明朝官吏腐败的不断升级。
也因为如此，无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国元勋们如何按照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思想”——儒家思想改革吏制，但也无法避免他们的王朝被腐败所推倒。
还因为如此，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只要经济制度“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那么无论你如何地发扬人民民主，无论你如何地大开杀戒，腐败就必然会不断翻新和升级，以至于导致中国社会目前的严重的失稳状态。
最后，反方向的例子，毛泽东之所以杀了两个张子善就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腐败问题，根本原因不是毛泽东反腐败的手段比朱元璋厉害，而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毛泽东制止腐败的政治措施，在一定的时段内打了有效性的包票。
所以，过去人们以为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黑暗或政治人物品质恶劣的看法也是历史的误区。

三、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在我们中国上上下下都普遍存在依靠人民民主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
追根溯源，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关于“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观点。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在理论上将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民民主”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给后来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人民民主是万能的，人民民主必然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关于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开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将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的内容，归纳为学习“科学”与学习“民主”两个方面，从而认定“科学”与“民主”能够拯救中国。到了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延用“五四运动”的上述逻辑，继续认定依靠人民民主可以在中国防止共产党腐败，以至于在他的晚年，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命，企图完全彻底地依托人民民主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最后，现实的党内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实际上也来源于上述人民民主的历史误区。
然而，经过研究发现，在人类的私有制社会里，包括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形态的民主，无论是雅典式的民主、奴隶主的贵族民主、封建帝王的宫廷民主或者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原则上只能在某种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控制腐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究其原因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适应外在环境的系统，其内在的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有序的：社会的经济制度直接来源于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它体现了社会的天命，它是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民主或人民民主，只是社会政治制度内在的三个要素（民主、权威、法制）之一。而腐败，正如前面所讲的，与贫富悬殊一样，“由于其集中财富与私有制经济制度通过集中财富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只要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腐败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升级”，所以作为政治制度内在三个要素之一的人民民主，原则上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这就如同在中国的封建大家庭中，小孙子辈的原则上是无法干涉和管制老祖宗的品性和爱好的一样。
【2】虽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在理论上将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民民主”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仍然是“民主、权威、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因此西方的“民主、权威、法制”，同样要受它们维护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的制约。正因为如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民主、权威、法制”实质上永远是金钱挂帅的“民主、权威、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能够允许腐败在社会上存在，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的民主或人民民主对于腐败必然也无可奈何。实际上，无论是在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前的西方，还是在今天不发达国家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民民主对腐败现象原则上确实是无可奈何的。
【3】西方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销其过时的民主政治制度呢？或者说人类绝大多数无法有效地反驳西方的人民民主政治呢？经过研究发现，根本原因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还远远没有普及，1933年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时代真谛还没有被破解，因此绝大多数人类的灵魂世界实际上仍然被过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所锁定着，所谓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升官发财、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等等一系列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派生出来的理念，始终主导着大多数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挣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金钱挂帅思想的束缚。
【4】民主包括人民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三位一体的三个要素之一，即便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腐败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最终兑现，还得依托相关的权威和法制的支持。更何况，民主对腐败的揭发和暴露在方法和内容上还不可能完全正确，同时腐败者往往高高在上身处掌权地位，腐败在方法上又是与时俱进和不断翻新的，所以即便在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原则上能够防止腐败的大前题下，民主或人民民主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而言，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主要的。
【5】由于人民民主天然地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人民民主必然不存在“顿悟”和“创新”的功能。或者说，由于“顿悟”和“创新”必然处于少数地位，因此“顿悟”和“创新”必然被人民民主天然地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排斥。所以，历史证明，人民民主根本不可能及时识别和破解“创新”形态的腐败的本质，相反完全可能被“创新”形态的腐败所蒙蔽、而与其同流合污。例如，在最近发生的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的人民民主就是金融“创新”腐败的最危险的同流合污者。同时，历史也证明，由于人民民主天然地没有“顿悟”和“创新”的功能，因此它只能在旧的经济制度既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下去对待和处理腐败问题，而不可能超越旧的经济制度既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去对待和处理腐败问题，因此人民民主在社会制度面临更新的大变革时代，在反对腐败的问题，不可能有什么建树，而往往只能令人失望地搞复辟倒退。例如，在中国现实的的改革开放当中，面对日新月异和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人民民主由于没有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结果指导，即没有“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指导，结果只能充当马克思主义左派或民主派向文革或者六四方向复辟倒退的帮凶。

四、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

无论对于我们中国，还是对于全世界而言，在人们的思想里，还普遍存在着关于集权政治的历史误区。体现这个误区的最典型的理论，就是当年日本的一位思想家提出的关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理论。不管日本思想家提出关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理论的主观用意到底是什么，人们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几乎则是统一的，人们普遍认为按照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推断：权力的正确性必然是与权力的集中度成反比的。于是，人们也就不约而同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命题来：【1】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灭亡，说到底都是封建帝皇搞独裁的缘故；【2】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搞政治独裁的结果；【3】西方民主政治的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制度之所以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防止和避免了独裁；【4】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的缘故。一句话，集权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然而，历史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中国封建王朝灭亡，一般地说，都是因为真正能够坚持封建社会“三个代表”儒家思想的皇权的缺失，而不是因为有关的末代皇帝有能力搞独裁或实际上实行了独裁。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历史也证明，凡是封建王朝的开国帝皇和有建树的帝皇，无一不是基本上搞独裁的帝皇。
【2】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失败，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劣根性之必然，而决不是社会主义集权政治之必然。同时，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相反是正确的，甚至是正确的创新。所以，如果历史能够让毛泽东的集权政治，不是去维护和支持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试错”的经济制度，而是去维护和支持“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么历史的结果将完全相反。换言之，一般地说，集权政治与正确和正常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必然大发展。正因为如此，一般地说，在人类历史的大变革时代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必然都是其伟大的领袖人物坚持集权政治的结果。相反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直接依靠人民民主和民主分权制度的，而大国直接依靠人民民主和民主分权制度血淋淋地解体的例子（苏联解体），至今仍然让全世界的无产者心有余悸。
【3】说到“西方民主政治成功的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防止和避免了独裁”，表面上看问题，似乎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揭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市场经济，确实是排斥“国家干预”的，因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确实正确有效地适应和维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但是有三点决定了上述说法的是存在实质性的历史局限性的：
第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虽然防止了官吏独裁，但是却扎扎实实地坚持和维护了资本主义依托市场经济自在发展而牢固确立的金钱挂帅原则的独裁。所以，应该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史以来非常高级的独裁制度，是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地围绕资本主义金钱挂帅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旋转的自动化水平超高的独裁制度。
第二，西方社会，譬如在美国，在其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某种程度的个人独裁：一是华盛顿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二是罗斯福新政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三是罗斯福领导美国参加二次大战。
第三，实际上，人类社会历史可以从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顿悟”，划一条线：在这一条线的过去时代，是人类社会的少年时代，在这一条线的现在和将来时代，是人类成年时代。历史已经证明，而且也将继续证明，虽然社会经济和我们人体一样，永远是自在发展和自觉发展的对立统一系统，但是在人类在少年时代的社会，主要是依托经济制度的自在力推动的社会；而人类成年后的时代的社会，必然是主要依托“国家控制”推动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适应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将来原则上永远不可能像自由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排斥独裁了，当然这种独裁决不是缺暂的可能错误的个人独裁，而是长期的正确的法治化的独裁。
【4】讲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或一党独裁政治，则纯粹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别有用心的编造。下面本文将会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上述问题，一是改革开放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必然，二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坚持一党集权或一党独裁，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整体是的反腐败的一党集权或一党独裁的正确权威的缺失。
所以，人们关于集权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的普遍看法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政治制度内在三位一体的“权威”、“民主”和“法制”，本质上都是其指导思想控制下运作的要素，因此政治制度的评判标准，决不可能决定于“权威”、“民主”或者“法制”单独的要素，更不决定于有关“权威”要素的集权还是分权力，而只能是这个政治制度中的“权威”、“民主”和“法制”三要素的相互制衡关系或配比关系“能否适应和维护与其对应的经济制度”，即整个政治制度是否“否符合时代评判社会制度的“真理标准”，而与权力或者权威是否分散或者集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系统，说其是多元化的系统，只是讲其内在的结构只能是相互制衡的结构而已，但是它们本质上必然是一种一元化的集权系统，只不过它们的一元化的集权的具体方式，因为它们适应的经济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例如，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不同，根源就是它们适应的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前者是人为维持的“试错”经济制度，后者是高科技生产力条件下的天生地养的自在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
也因为如此，对于适应和维护同一的经济制度而言，在政治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制度，无疑比多元化的分权政治制度，成本低、效益高。例如，即便在西方世界，美国制度显著的比英国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同时，德国的制度显著的比法国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最后，新加坡的制度比日本的制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制度成本低、效益高。
还因为如此，可以说，指导思想正确的一元化的政权，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例如，1956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元气无疑是正确和不存在失败的问题的政权。同时，在广大民众认定是不正确的政权，原则上也很难形成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更加不用说去领导广大民众实施他们认定是必然失败的政策。例如，随着文革的展开和深入，中央文革主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就是这么一种政权。当然，“指导思想正确的一元化的政权，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是必然能够适应环境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必然。
更重要的是，严格地讲，有史以来，人类和人类社会，实际上从来都是在人类的“思维”的“独裁”下生存和发展的。众所周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有两只脚、两只手、两个眼、两个耳朵、两个鼻孔，甚至有两个半脑（两个CPU），然而当我们面对确定环境，我们整个身体系统永远只服从大脑的统一的指令去实施有关的统一的实践。因此，可以说，人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高级最精密的“独裁”系统，而人体作为世界上最高级最精密的“独裁”系统，本身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的结晶或集中的体现。

第八章
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

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是论证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大变革成功的关键是“思想顿悟”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很好的反面例子。
众所周知，苏联的改革，实际上开始于赫鲁晓夫时代。在那个时代，虽然由于西方世界普及了罗斯福新政创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冷战演变为福利社会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冷战，因此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原先能够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优势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了赫鲁晓夫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动和展开，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现代人类社会距离完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顿悟”仍然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愿望还没有成气候，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它还不可能与赫鲁晓夫的政治权力有效地结合，从而形成改革的“政治权威”，这就是赫鲁晓在苏联的改革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进行改革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愿望普遍高涨，正因为如此中国率先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苏联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不同，苏联民众原则上没有中国民众充当殖民地半殖民地臣民的痛苦和屈辱经历，因此对于西方世界的亲和力相对中国民众比较强；同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教育水平也比中国社会高，因此苏联民众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测得准”的科学发展观，而不容易相信东方的阶级制衡思想和“测不准”的和谐发展观。由于这两方面原因，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还是叶利钦的改革思想，原则上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在苏联的翻版，它们的差别只是在实施改革时的依靠力量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结果苏联的改革思想（实质上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被迫承受“休克疗法”恶性治疗的悲剧。
由于苏联改革开放，没有划时代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并构建相应的能够适应全球经济的社会经济体系，政治上更没有构建能够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相反俄国社会事实上已经倒退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应该说苏联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改革开放。
苏联改革开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坚持的改革思想，不是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的结果、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缘故。换言之，苏联解体和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雄辩地证明，直接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复辟，无疑不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崛起的正确道路。至于苏联为什么不可能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避免一头扎进西方世界的怀抱去的原因，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个人意志能够决定的问题，而是因为苏联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同的缘故，或者说是苏联的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与中国的历史与国际大环境不同的缘故。
后来，苏联通过解体和“休克疗法”的大震荡、大洗牌，强势政治家普京走上了俄国政治的舞台上，俄国回过头来走某种程度的反西方民主的政治之路，在经济上遏制暴发的垄断资产阶级势力，全面强化“国家控制”的权威，从而使得国家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在俄国全面复辟，普京的上述执政措施，在战略上无疑是不可能彻底变革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俄国的劣根性的。
不过，苏联和俄国的变化，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虽然俄国通过苏联解体，社会曾经出现过令人痛心的倒退，但是后来的俄国当局，始终没有将民众的住房、养老和医疗保险以及教育“三座大山”推给无法无天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果现实俄国社会的稳定性，大有超过中国社会稳定性的迹象。
总而言之，苏联改革开放的失败、俄国普京执政和俄国社会福利水平等三个现代俄国社会的重要现象，也证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只能向福利社会制度方向演变，而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能向法治化的集权政治方向演变。

第九章
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成功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举世瞩目，原因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划时代的提高，中国只以世界排名100位以下的人均GDP，创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容量的经济体系，其经济规模和经济潜力确实让任何人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问题，纯粹从现象上看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依赖低端出口的比例过大，尤其是依赖对美国的低端出口比例过大；二是因为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官吏与国企官吏的对抗情绪不小。
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的争议不小：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改革开放，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民主派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党集权政治，从而导致改革开放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完全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缘故。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首先是一个对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评估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估

作为现代的“思想顿悟”结果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评估，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估是不同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终标准，不是依托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让“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也不是按照金钱挂帅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构建西方的民主制度并彻底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最终标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构建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适应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一党集权的福利社会政治制度。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大致上将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开放迎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的“试错”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现代社会“思想顿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结合，形成正确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并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为全世界福利社会化以及为全人类构建和谐大同世界贡献力量的阶段。
显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没有达到成功的标准，甚至应该说，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刚刚完成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形成正确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的第二个阶段。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以下的两个成果和一个问题。
【1】抓住了的现代人类社会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成果非常巨大。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由于中国的文革“试错”实践充分暴露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因此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冷战戛然而止。于是，西方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下的高科技生产力的威力，以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全面释放出来，再加上划时代的互联网的出现，人类社会向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速度明显提速。首先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传统的制造业，在发达国家产业普遍向高科技方向转型的压力下，如潮水般地不由自主地向不发达国家输出。而中国刚好开始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共产党一党集权制度下的“国家控制”法宝，扎实而有效地抓住了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上述历史机遇，从而建成了中国独立自主适应国际大环境的初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并为中国未来构建福利社会快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这就是前面已经讲的，中国只以世界排名100位以下的人均GDP，创生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容量的经济体系的历史奇迹。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彻底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大经济成果的观点，纯粹是当年“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观点的翻版。因为，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告别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两极冷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代表的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甚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建成了独立自主和初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并为未来构建福利社会快速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崛起意义重大，而且对应人类最终构建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2】坚持一党集权制度迎来了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
中国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成果也非常巨大。正如我在有关文章里讲的，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历史决定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非常狭窄的，左面有文革教训之“高墙”，右面有六四教训之“高墙”，中国改革开放只能在这左右两个“高墙”中间，左右摇摆着向前行进。这就决定了，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誓死崛起的意志驱动下，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中，无论国内外各种干扰如何地不可一世，一直死心塌地地坚持一党集权政治制度不放，从而不但确保了改革开放上述经济成果的夺取，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最终获得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口号的进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接着是“三个代表思想”；最后是“构建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科学发展观”（实质是坚持“国家控制”法宝）。很显然，延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口号自在进化的内在逻辑向前延伸，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最终必然进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的范畴，即进入“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范畴。足见，虽然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仍然是历史的“试错”，但是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迎接现代社会“思想顿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相结合，从而形成未来正确领导改革开放的“政治权威”的重要历史时节的到来。
【3】反腐败的权威缺失，社会贫富悬殊、腐败泛滥。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权威缺失，结果导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金钱挂帅之病毒已经蔓延至中国社会所有的领域，甚至蔓延到知识阶级最后的最神圣的学术研究之殿堂。为此，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问题争论不休。
马克思主义左派中的极端意见认为，只有让中国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比如讲，来一次类似中国大陆解放时的“镇压反革命”的人民革命运动，将中国共产党处级以上的官吏和拥有千万元以上财产的家庭，统统划为被镇压对象，从而在中国大地上重新造就一个崭新的廉洁奉公的中国共产党、取代今天的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去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
而民主派的意见则认为，应该让中国共产党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政党，并按照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上的做法，让它们在人民民主的监督下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样中国也就与西方一样，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了。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的看法完全不同。“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主派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的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是主张在中国搞复辟倒退，一个是让中国社会倒退到文革以前去，另一个是让中国社会倒退到一般的不发达国家所处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去。这两种办法，不但原则上都解决不了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而且必然会让中华民族正在崛起的历史机遇得而复失，甚至搞得不好让中华民族付出比苏联解体更为悲惨和可怕的代价。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在现实的中国，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唯一的的正确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前面讲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制度的“试错”、“顿悟”和更新的理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为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首先我们必须通过回顾历史搞清楚“到底我们中国当初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一提起上述这个令人振耳发聩的问题，就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现代最伟大的领袖，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不仅深知只有让中华民族拥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将中国治理好，而且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将他的这个治国理念，落实到了他领导中国的实践，并坚持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钟，虽然历史决定了毛泽东自己不可能拥有正确的现代信仰，因此也不可能在中国真正按照现代正确治国理念进行卓有成效的治国实践。所以，我认为当年林彪称赞毛泽东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领袖，并不过分，因为在我掌握的人类知识库里，只有毛泽东才称得上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要求的合格的领袖。
回顾毛泽东的治国宗旨和治国实践，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华民族当初选择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华民族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失灵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依托强化阶级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代价高昂，让中华民族实在无法继续承受下去，同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问题。
现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正在崛起，然而中华民族同时又不得不付出另一种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中华民族实际上正在被迫放弃关于彻底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的世世代代的梦想，而这种“被迫放弃世代梦想”的代价，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很难继续承受下去的。
很明显，中华民族追求的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是：既要解决经济上的崛起问题，又要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两者缺一不可。实际上，这也是当年马克思创生共产主义理论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而且更是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的英豪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甚至是从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开始的近代中华民族的英豪的最终追求的信仰和目标。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阶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它实际上涉及中华民族最终能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信仰和实现正确崛起梦想问题，同时也涉及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自己领导中华民族正确成功地崛起的历史使命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在国庆大典之日，破天荒地带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围绕人民英雄纪念旋转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三、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人类社会政治信仰更新的规律）

既然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中华民族追求的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是：既要解决经济上的崛起问题，又要解决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两者缺一不可”，问题是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不可能像“统一论哲学思想”那样，准确地知道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去实现中华民族追求的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第二，他们与毛泽东一样，也错误地认为，直接或主要依靠人民民主对于官吏的监督，可以实现中华民族追求的上述信仰或正确崛起的理想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西方民主思想的民主攻势的包围下，整体而言，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没有正面坚决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百年来受西方侵略的经历，又决定了他们也存在希望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潜意识。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整体而言，只能谨小慎微，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弃了毛泽东的关于信仰第一的正确和可贵的治国理念，被动地为了保卫自己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完全依托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步试错法”（此乃我对“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提法），并以“黑猫白猫拿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执政方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1】中国共产党既然划时代地提出了的“三个代表思想”，而且在实际上也欢迎和接纳“资本家加入共产党”，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中明摆着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进行锲而不舍地的深究、讨论和宣传？比如，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到底什么样的阶级和政党才是“三个代表”的阶级和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政党能不能够算是“三个代表”的阶级和政党呢？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这样做，其中的原因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敏感地意识到“三个代表思想”是个好东西，但是在理论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搞清楚“三个代表思想”划时代的真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对“三个代表思想”根本就不自信；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很害怕老百姓把“三个代表思想”解释为“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从而导致社会失稳和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保。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只能继续按照邓小平的老办法，对其不深究也不争论，任凭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停留在“资本家也可以入共产党”的实用主义的统一战线水平上，最终成为党内外很多不知道深浅的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2】在“三个代表思想”的划时代的内涵还没有搞清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又火烧火燎地提出了关于“和平崛起”的“和谐世界战略”。当然，认定“三个代表思想”，不够味，没有水平，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是，无论如何对于最新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和谐世界战略”总应该深究吧：首先，关于“和谐世界”问题：中国与美国怎么个和谐法？中国和朝鲜又怎么个和谐法？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官吏与穷光蛋和的大富豪又怎么个和谐法？其次，“以人为本”与“以适应环境为本”到底哪一个提法是和谐的提法？还有“测得准”的“科学发展观”和“测不准”的“和谐制衡发展观” 到底哪一个提法是和谐的提法？最后，“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其中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可能和谐吗？
【3】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提出“普世价值观”，主张按照“普世价值观”搞政治改革。于是，某些西方人士发了言：“普世价值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等，统统是西方首先提出来的，专利权属于西方，因此中国应用它们必须缴纳专利费。具体缴纳专利费的办法，就是废除中国共产党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直选国家主席和全国的官吏，同时中国共产党如果还要继续执政，必须要经过人民大众选举，否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合法！一句话，这些西方人士的意思，是提出“普世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首先必须下台，因为他们提出“普世价值观”的那个讲台就不合法！
【4】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高级官吏又超越国家既定的法律搞震惊中外的“唱红打黑”。于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发了言：“唱红打黑”虽然不错，但是远不够味道，应该继续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唱红铲腐”，首先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开始铲、再从中国共产党处一级官吏开始铲，铲一年不行，铲他个七年八年，警察如果不够用，可以调动正规的武装部队上，警察和正规的武装部队如果还不够用，那么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也还可以上！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上述在政治信仰和执政方略上搞“黑猫白猫拿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做法，不但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的政治困境，而且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状况越来越混乱，中共中央的正确的政治权威，特别是反腐败的正确权威不断衰落，甚至给国内外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印象；于是在市场经济固有的金钱挂帅的氛围的腐蚀下，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尤其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越来越被利益化和腐败化，整个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势越来越凶猛，尤其是民主派因为有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撑腰，其攻势更是肆无忌惮、不可一世，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也不断地恶化。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机器在维持的，而不是依靠民心、党心和军心在维持的。
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执政的症结所在，是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结果导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1】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天命的角度上讲，是因为过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与“统一论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善缘还未成熟。当然这无疑是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理论认识的角度上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在本文发表之前还不可能真正搞清楚人类社会政治信仰的更新规律，进而很可能错误地以为自己的所谓的“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实用主义的政治信仰，不但可以顺利替代先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而且可以战胜西方传进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政治信仰——西方民主思想，然而可惜的是这并不是现代人类历史必然的选择。
正如本文前面所讲的，两极冷战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人为设计和创造的社会主义“试错”制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以及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主导现代人类社会，进而现代人类社会行将完成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所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为时代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政治信仰，由于它们处于在同一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逻辑水平上，因此它们在理论上肯定是不相上下和不分胜负的。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所依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的自在发展的经济制度，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所依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不能自在发展的假经济制度，所以它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没落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相对极快；所以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比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更有前途。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让资本主义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独存于世的，历史只是通过似乎有生命力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肯定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最后的竞争，去促进人类社会通过相应的“思想顿悟”产生能够适应新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新的政治信仰（“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政治信仰），从而完成对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同归于尽的否定之否定。
因此，在上述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竞争过程中，现实的世界上必然会产生在这两种信仰之间搞折衷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信仰。例如，瑞典社会党人的政治信仰、克林顿和布莱尔的政治信仰、新加坡执政者的政治信仰，直至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信仰。所有的这些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它们在内容上都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之间搞折衷主义的自以为是的“黄金分割”，而不是对西方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进行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和提升。例如，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政治信仰，其中“中国特色”无疑是指恢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旗帜”无疑主要指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阶级性决定于是什么？中共中央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或者根本也不敢认真地说清楚。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既没有能力有效地反驳和否定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更不可能最后替代行将同归于尽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因此，在实际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金钱挂帅的社会氛围下，它既不可能有效地指导群众社会实践，也不可能有效地统领全党的信念，更不可能给中共中央自己带来当好领导人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没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下，上述这些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顶多只能历史地充当“必然、必须和必错”的“试错”政治信仰，最后归根结底都只能与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同流合污，去等待必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因为，历史决定了，最终必然有效替代同归于尽的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只能是现代社会通过“思想顿悟”自发产生的福利社会的政治信仰——“统一论哲学思想”，而不可能是任何的人为设计的政治信仰，包括不可能是上述所有的在西方民主思想政治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之间搞折衷主义的人为设计的政治信仰。
顺便提一句，现代社会出现大量的折衷主义的政治信仰的竞争场面，非常类似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信仰竞争的场面，其最终结果，众所周知就是中国汉武帝独尊的封建社会的“三个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人类历史自发的“思想顿悟”的政治信仰，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独领风骚。
【3】中共中央的政治信仰不振和政治权威缺失问题，从领导人执政素质的角度上讲，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代领导人不拥有毛泽东那种伟大领袖的天赋，当然其中历史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这一代人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受社会上的关于人民民主的误区和关于集权政治误区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原则上只是西方片面的关于多元化和“测得准”的科学教育，而接受佛祖、孔子、老子、柏拉图、黑格尔、康德、杜威、波普尔、库恩、普里高津等有关的“测不准”的“和谐制衡思想”的教育则很少。这一切就决定了这一代领导人，在没有“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党内外民主派势力越来越凶猛的进攻，一方面不可能认识清楚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可能谋求的伟大的未来；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正确吸收和合理改造毛泽东以信仰第一的治国理念，甚至很可能自以为是地以“五四”时期的所谓的“依靠科学与民主救国”为由，蔑视毛泽东这样的似乎有点古典味道的强势的哲学家型的领袖人物。

四、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

至此，关于“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答案，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讲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让“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也不是按照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继续搞资产阶级金钱挂帅的社会，而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在中国构建知识阶级主导的既能够解决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又能够不断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和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现代化的福利社会。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与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之产物——“统一论哲学思想”有效地结合，从而形成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有效的政治权威，并依托这个政治权威去正确有效地构建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接受运用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之产物——“统一论哲学思想”，彻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从而将中国共产党正确演变为“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坚持法治化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全民的党，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善始善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成功，。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必然是：高举“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治化的一党集权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略的灵魂是“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它揭示了法治化的全民的党一党集权政治制度，是现代人类社会完成结束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最佳选择；它规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最终是不断调整中国社会内在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去正确适应中国社会外在的历史和国际环境；它正确指出有效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然的结果形态；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讲的“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也不是西方民主思想实质上讲的资产阶级的金钱挂帅世界万年长，而是中华民族在知识阶级主导下构建所有阶级和谐制衡与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以及和谐世界。

五、解决腐败问题的正确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大前题下，整个中国共产党必然会逐步会回到建国初期哪一种生气勃勃的状态去，并在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胸怀全局、果断自信、统一意志、统一步伐，勇往直前地去解决任何可能的困难问题。其中，在继续完成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不断提高科技生产力的同时，稳定有序地解决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问题，必然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1】反腐败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或道德问题，不如讲是一个政治信仰问题。反过来讲，如果历史注定了在中国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复辟，私有化和自由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官吏，乃至中国社会的全体，人人修炼“腐败的潜规则”，八仙过海搞腐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反腐败首先要从中共中央和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普及知识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论哲学思想”开始，以如封建社会人人学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从而让全体中国人至少认定资本主义金钱挂帅是必然被历史淘汰的丑恶的东西，至少让金钱挂帅在中国社会逐步失去可以无法无天和完全合法地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2】必须让全党全民明确，腐败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只要改革开放在中国逐步恢复市场经济，并使其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腐败现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地不断翻新，除非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福利社会化，从而让人类成功构建和谐世界，腐败将永远存在。所以，一方面腐败在很长时期内，不存在彻底消灭的问题，而只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反腐败问题主要是一个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换言之，反腐败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工程，尤其是腐败已经在中国的官场和社会形成一定的气候的条件下，反腐败将是科学化和艺术化相互制衡的长期工程。
【3】一般地说，只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信仰上、实践上和制度建设上始终不渝和有效地反腐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反腐败的路子也会越走越顺，老百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吏的对抗情绪也必然会逐渐地消除。关于这种良性循环的反腐败格局，实际上在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以后的西方社会已经出现，那么在我们中国也没有理由永远不可能出现。换言之，从战略上看问题，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信仰上真正能够否定西方民主思想的金钱挂帅原则并排除其影响，那么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的腐败现象，都无法与我在《和谐世界理论》一书中讲的、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下的“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三个法宝匹敌的。更何况，俗话讲“富不过三代”，金钱一旦失去合法地位，或者脱离活的产业活动，原则上只能成为断送富二代、富三代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因此时间是站在党和人民反腐败一边的，而不是站在腐败这一边的。所以，反腐败问题，一不要在腐败泛滥面前惊慌失措、失去方寸；二要坚定信仰、持之以恒；三要坚持搞好有关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若能如此，反腐败的成功，最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必然的事情。
讲到这里，或许还有人要问：万一到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一定要坚持走腐败道路，那么我们中国老百姓又能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本文下面要讲的内容。

六、中国共产党的因缘和命运

现在，由于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人们的心态非常烦躁。于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崛起的命运问题，被西方式的人民民主炒上了天。国内外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无条件地成为西方式的人民民主炒作“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问题”的助推器。甚至很多预言家，也释放出大量的关于近几年中国或世界必将发生大乱的骇人听闻的离奇信息。
面对社会舆论如此的似乎“一边倒”的格局，我自岿然不动。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明确告诉我，关于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下面六大因缘，而不决定于任何人的意志和舆论，甚至不决定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志和一时的表现。
【1】现代人类社会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界过渡的总格局，决定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可以不再通过像苏联那样复辟倒退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直接过渡到福利社会去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国情不自禁地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模式，就是指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再通过苏联那样复辟倒退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而直接过渡到福利社会去的模式。而这一种模式的最终确立，也必然意味着现代人类社会自在地以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产生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崭新的真正的领导者。所以，现代人类社会历史有序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必然倾向于成功。
【2】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党。因此，人类历史有序发展的大势决定了，知识阶级的党，在没有资本主义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支持下，试图直接依托“国家控制”和平演变为现代世界各国比比皆是的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利益的党，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实际上也没有先例，除非统一的中国经济基础像统一的苏联的经济基础那样在西方的民主攻势下彻底解体。
【3】拥有顽强的百年复兴梦想的中华民族，又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试错“实践的锻炼，是决不可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利益的党方向和平演变的。文革和六四的历史证明，这种社会压力是不可抗拒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这种压力下进行某种大调整，虽然这种调整的效果不可能一下子很理想，因为“中华巨轮”调整或转舵需要一定的时间。
【4】虽然由于现代生产力和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作用，各国利益相互渗透性和同一性空前提高，再加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意志和能力涉足核战争的尝试，所以一般地说，世界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西方仍然坚持与其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相悖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所以西方金钱挂帅的对外政策决定了西方不可能真正支持中国崛起，相反西方总是企图通过向中国发动人权攻势、民主攻势，金融攻势，甚至有形无形的军事攻势，来摧毁和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一党执政地位，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现代中国的崛起。因此，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压力，客观上也逼迫中国共产党很难与西方民主政治亲和。
【5】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严格地说完全是一个为中华民族正确崛起探索正确崛起道路的“试错”的党，因此且不去说民主派对于共产党历史的别有用心的妖魔化，就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中华民族确实为共产党领导的“试错”实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这种代价是中华民族迎来现代社会的“思想顿悟”的必然和必须的代价。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与大清帝国晚期的执政者，在历史地位上存在质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老本可以吃，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任何资格搞复辟倒退的党，而只能是拼死一搏、奋勇向前，从成功领导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事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谋出路的党。
【6】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关于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试错”实践已经积累达到了极限，现代人类社会终于完成了能够彻底更新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因此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现代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或现代化的“三个代表思想”，已经明确地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自己正确领导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因此，在这一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能不成功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通过相应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必然更新的规律之必然。
所以，我在本文将要结束之前，愿意告诉所有的有缘读懂本文的读者们，本文的发表，决不是意味着我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可救药的担忧，甚至我敢说，我今天比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前途还有信心。所以，本文发表的主要目的，是按照我在哲学上的第一导师佛祖的教导，随我自己人生的因缘，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早日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和早日完成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使命，尽自己的一份力。与此同时，我也通过本文，认真地告诉每一个真正对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关社会变革的重要的看法：自古以来“新的社会管理集团”都是依靠民族付出大量的痛苦、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而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决定了，知识阶级已经成为主导现代人类社会必然的阶级，人类知识的顿悟和积累，已经将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以自在发展为主的台阶，提升到以自觉发展为主的台阶，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制造“新的社会管理集团”的旧办法，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的，都已经过时和应该抛弃了；更何况，在现代人类社会大环境还没有根本的转变之前，如果现代民族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新的社会管理集团”，其结果也不见得是“合格的社会管理集团”；因此，现代民族产生“新的社会管理集团”的正确的办法和途径，只能是按照佛祖和孔子发明的“学佛法”、“教育法”或“移魂大法”，因势利导改造“旧的社会管理集团”，使之脱胎换骨变成为“合格的社会管理集团”，这也就是本文正在认真实行的正确的办法和途径。
最后，诚心诚意地祝贺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结束语
（清除西方的多元化哲学误区）

中国民主派，无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他们鼓吹的政治观点完全是从西方民主思想那里抄袭来的，可以说原则上没有任何中国特色的创新内容。
中国民主派从西方抄袭的西方民主思想，其哲学内核就是关于“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的多元化思想，而多元化思想，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的哲学误区。

一、民主派攻击共产党集权政治的利器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国内外的民主派们似乎发了疯，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不断的攻击：他们一方面在社会基层拼命鼓吹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要求在中国构建西方的多元化分权的政治制度，企图在体制外一举瓦解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层运用所谓的多元化思想，拼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历史和现实，试图在共产党内挑起内讧，从而在体制内一举分裂中国共产党。
所以，从哲学上看问题，国内外民主派们攻击中国共产党一党集权政治的利器，就是西方民主思想的哲学内核——多元化思想。

二、多元化思想主导西方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西方的哲学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西方哲学史》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虽然罗素本人是奉行多元化思想的，但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仍然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奉行多元化思想，可以说只是现代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从黑格尔的关于思维通过否定之否定抵达绝对真理境界的辩证法开始，一直追溯到哥白尼运用关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学说与宗教关于上帝是世界的中心的理念的斗争，西方一直基本上是奉行一元化思想的。只不过有的哲学思想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哲学思想倾向于世界统一于精神，比如像黑格尔哲学。后来，随着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制度自发地开始主导西方世界，因此随之而来，西方的哲学思想开始转向多元化。
【1】在经济领域里，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看不见的手”，并认定政府人为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多余的，从而在经济理论上为西方奉行市场经济自由化或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2】在政治领域里，西方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观点，从而依托人民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理论上为西方政治奠定了民主化或多元化的基础。
【3】在科学领域里，由于宏观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无法反驳微观的量子力学，同时微观的量子力学也无法证伪宏观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因此使西方的科学界在失去牛顿力学这个一元化的中心以后，也不由自主地信奉实用主义的多元化思想。
正因为多元化思想在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科学三大领域里，都占领了统治地位，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也只能停止从哥白尼、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对一元化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而完全拜倒在多元化思想的脚下，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时代性的创新贡献。于是，整个西方世界开始躺在多元化的哲学的误区里面夜郎自大，以至于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敢于公开讥讽马克思：“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足见，在现代的西方世界，与多元化思想对立的一元化思想，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之低。

三、多元化思想正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本文所论述的，现代人类社会在现代高科技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推动下：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与劣根性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通过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更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划时代地自发创生和构建了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接着，又通过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量的“试错”实践积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整体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完成了“思想顿悟”从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并为正确设计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意味着，主导西方世界的多元化思想所依托的社会的文明基础，在不断地削弱和缩小。
【1】在经济领域里，罗斯福新政和支持它的凯恩斯理论，事实上已经证伪了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市场经济完全受“看不见的手”控制的理论，并确认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是“国家控制”体现的人类主观能动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自发的“看不见的手”对立统一、相互制衡，共同控制的经济，从而逼迫自由化或多元化在现代社会的经济领域，退出历史舞台。
【2】在政治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
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构建的政治制度；福利社会的政治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金钱挂帅下的人民民主原则主导的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的越来越不受人民民主欢迎的人治化的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而是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越来越受人民民主欢迎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集权政治制度。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多元化思想也将被赶下历史舞台。
【3】在科学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
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宏观领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微观领域的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前题的“光速不变”，而微观领域不存在“光速不变”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光线被物体吸收时，“光”和“光速”不可能不变，只不过人类科学暂时还无法揭示“光”和“光速”具体变化的过程和形态罢了。正因为如此，整个科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在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基础上一元化地大统一起来，只不过这种一元化的大统一，并不是传统科学的“测得准”的纯粹的物质性大统一，而是类似量子力学那样的“测不准”的物质与信息永远相互制衡的大统一。
【4】在哲学领域里，体现现代社会“思想顿悟”
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全面展示自己的现代化的一元化的二元论哲学理论体系：宇宙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宇宙（“基本原理”）；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本质上决定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外因决定论”）；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原则上呈现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因为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适应环境能耗最低效率最高（“三位一体论”）；当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积累到某种极限时，宇宙万物内在的结构逻辑会突然发生质的飞跃（“顿悟理论”）。
由此可见，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划时代地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元化哲学思想，提升为永恒辩证的（“物质与信息永远制衡”的）一元化的二元论哲学思想。通俗地讲，“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形态上多元化的世界，本质上必然是一元化的；只不过一元化的世界，并不像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所讲的，统一于物质的世界，也不是像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讲的，统一于精神或信息的世界；一元化的世界，永远是统一于“物质与信息永远制衡”的逻辑的世界。
实际上，由于1933年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已经被罗斯福新政更新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接着，通过二次大战，整个西方世界普及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最后，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完成能够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顿悟”（“统一论哲学思想” 诞生）；因此，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连同它的指导思想——西方民主思想和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必然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起，全面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四、多元化对中国改革开放危害极大

正如本文所讲的，虽然现代人类社会已经通过“思想顿悟”创生能够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制度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但是“统一论哲学思想”在现代人类社会的传播还存在一个过程；具体到我们中国，虽然改革开放最终成功的关键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决定了中国要真正解决这个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也存在一个过程。
然而，正是在“统一论哲学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是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的条件下，国内外民主派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末日行将来临，因此他们正利用中国共产党十八地即将召开之际，通过鼓吹西方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运用多元化思想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企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一举瓦解或分裂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事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目标只能是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施的关键，只能是不断地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正确完善和强化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并依靠这个法宝发展社会生产力、依靠这个法宝构建包括社会福利体系在内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依靠这个法宝构建能够维护和支持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法治化的全民的党的一党集权政治制度。而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政治制度的主要部分，所以一旦中国共产党被西方民主思想及其多元化哲学思想所瓦解和分裂，那么就等于可以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完善和强化的中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被瓦解和分裂，其结果只能让中国社会倒退到不发达国家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去，从而彻底断送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机遇，甚至很可能让整个中华民族面临比苏联民族解体更为悲惨的大分裂大动荡的境地。
所以，每一个对民族和国家真正负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于国内外民主派当前对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发动的攻击高度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本文政治目的之一，就是要提起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派当前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集权政治制度的高度重视，并为彻底粉碎民主派的上述攻击提供正确有效的理论武器。

第三篇 

论国家兴亡之道

序  言

我在2010年发表和出版的《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一书（以下简称《国家兴亡之道》），从治理现代国家的角度，向全世界系统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新颖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我于1997年在佛祖“缘起说”的启发下，顿悟和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本文实际上是对《国家兴亡之道》一书的概述，因此将它定名为“论国家兴亡之道”。它一方面简明扼要地向读者介绍“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另一方面也直接明确地回答了现代世界上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例如，关于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和平演变为福利社会的问题；关于苏联和欧东突然巨变的问题；关于西方民主思想已经过时的问题等；同时，本文还直接明确地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敏感的政治问题：例如，关于反腐败问题；关于镇压文革和“六四”的问题；关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评判问题；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问题，等等。

第一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诞生的因缘

我的《国家兴亡之道》一书出版后，不少好朋友为之欢欣鼓舞，并将《国家兴亡之道》展示的划时代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归结为我一生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结果。
大凡，人都自发地喜闻赞赏而不乐意接受批评的，我也一样如此，所以当我开始得知不少朋友对我出版《国家兴亡之道》一书的上述反应时，心里确实非常欣慰。然而，深入一想，我觉得朋友们将《国家兴亡之道》归结为我个人意志和奋斗的说法，应该说原则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也是违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有关理论的。
我前几年在佛教网站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认识论的文章，题目叫做“人的认识的本质是缘分”，中心意思是讲，人的认识和实践，本质上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于人和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决定于人的缘分。这个道理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上的事物或系统的发展，本质上决定于事物或系统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不决定于事物或系统内在结构的变化；事物或系统内在结构的变化，只是事物或系统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而已。而我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实际过程，正是论证“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典型的实例。具体地说，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人生的六大缘分的汇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

一、剥削阶级出身的因缘
（两大阶级对抗的时代大因缘）

我人生的第一大因缘，是我的剥削阶级出身缘。我祖父叫做周福良是浙江诸暨市的地主；我父亲周绍郁是北平和平起义的中级军官，在肃反扩大化中坐冤狱，直到1986年才平反；我母亲叶爱林是个小学教员，在解放初就与父亲离婚，所以我自幼生活在开小商店的外婆家，外婆的名字叫杨茶菊。因此，我的出身成分，虽经有关学校的组织同意，在履历表上填写为外婆家的“小商人”，但是严格地说我属于剥削阶级子女之列。
我的剥削阶级出身缘，决定了我从童年开始，就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出身问题，否则我就很难在新中国这个历史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换言之，命运决定了我的人生一开始就与人类社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即“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抗”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对这个社会重大问题解决得好坏，则决定了我的人生的质量和境界。
回想我的童年和少年，我曾经拉着妹妹的小手，跟在抱着弟弟的母亲的后面，随着劳改的地主分子队伍去游街和劳动改造；曾经因为出身不好而在学校里经常承受各种各样的歧视；甚至因为出身不好，当班级里面出现“很多同学玩的胡琴通通都捅破”的“大案要案”时，理所当然的成为这类“大案要案”的替罪羊，从而承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而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屈辱……。所以，我在童年和少年所受的阶级苦与雷锋的童年和少年所受的阶级苦相比，虽然阶级属性不同，但至少在精神力度上是相似的，只不过雷锋的命运比我的命运好，雷锋完全可以凭借童年和少年自发的阶级情感，如鱼得水般地建立自己适应新社会的新生活；而我则相反，必须全力以赴抗逆童年和少年自发的阶级情感，完全依靠后天培育的某种高屋建瓴的理性，才有可能建立自己适应新社会的新生活。在此，我所讲的“某种高屋建瓴的理性”就是我外婆教育和培养我的普度众生的佛教思想。

二、外婆普渡众生的佛教思想的因缘
（非暴力地解决阶级对抗的因缘）

我人生的第二大因缘，是与外婆普渡众生的佛教思想的因缘。我外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外婆的佛教思想归根到底为一句话“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因此外婆坚信佛教的这个信仰，认定任何人生都是自作自受的人生，任何人都只能自己救自己。因此，解放后，外婆始终认为共产党领导穷人造蒋介石国民党的反是有理的，因为这是对蒋介石国民党长期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报应。所以，外婆总是用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活的例子，向我灌输上述佛教思想，教育我正确对待自己的出身问题。首先，外婆教我在冤屈中学会忍让，她要求我临事一定要在心中默念，自己在当下受冤屈之苦，是在还债，一是还自己祖辈所欠穷人的债，二是还自己前世欠穷人的债。同时，外婆还不断地勉励我好好读书、乐观向上，她说一个人欠的债，只要肯还，总有一天是会还清的，关键是自己今生今世不要再去造孽和欠债，而要善待自己每一个缘分，不断积累自己普度众生的功德，那么自己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人世界间一趟，既对得起众生，也对得起祖宗，更对得起自己。所以，在外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下，我很小就懂得：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因缘，只能善待自己的出身和因缘；人生价值不在于其随缘获得的名利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随缘普度众生功德积累之多寡。因此，我自懂事起就立下宏愿：“今生今世，发奋图强，为世间所有孩子生来平等而奋斗到底！” 这也是我后来在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始终乐观向上、勇猛精进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回想起来，童年时代外婆教育我的关于佛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普渡众生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非暴力的解决“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抗”问题的宗教理念，虽然它因为根本无法用科学检验，因此也无法主导人类社会，但是由于它的哲理是符合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适应环境的历史大趋势的，因此它事实上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正确有效地调整社会矛盾的历史作用。我的人生里程就是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非暴力地解决阶级对抗问题的生动实例。

三、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因缘

我人生的第三大因缘，是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之因缘。由于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存在，我母亲顺利与我在监狱里“享受”冤案待遇的父亲离婚，自告奋勇地远离故乡去新疆开发石油，她在新疆入了党，并重新建立了家庭；同时，我在亲戚的帮助下，户口迁到省城杭州，并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杭州一中，此后又经杭州一中党组织的允许，在个人履历表上填写的出身，为外婆的小商人而不是祖父的地主。此后，我考上了我国最高的工程学府清华大学。由此可见，我的人生的逐步展开，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结果，这个历史事实无疑也证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在某种程度上非暴力地缓解了两大阶级的对抗，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清华大学文革的因缘

我人生的第四大因缘，是与清华大学文革之缘。清华大学在文革中事实上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试点单位。清华大学的文革，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展示我与众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理论才能的政治平台。可以说，没有清华大学这个文革平台，我这个出身有问题的大学生，不可能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可能撰写被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不可能为了阻止全国“抓军内一小撮”炮打中央文革而坐一年牢；也不可能在否定文革的大潮中，因为贴大字报继续坚持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而再度坐三年牢。甚至，我后来在改革开放中被湖北省委错误地开除党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源于我拥有的清华大学文革因缘，因此我在武汉工作期间，对湖北省造反派中比较温和的“三新”派公开表示了湖北省某些当权派不能容忍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支持。
应该说，文革前我热爱共产党主要是受外婆的佛教思想教育的结果，因此是被动和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热爱；文革使得我成为自觉热爱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使得我从心底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决不是朱元璋、洪秀全式的政治集团，而是真正忠诚于《共产党宣言》的解放全人类的政治集团。正因为如此，虽然文革最终是失败了，但是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在无法否定《共产党宣言》真理性的历史大前提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伟大的历史的试错，所以文革无疑为人类社会完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从而进入福利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我的清华大学文革因缘，使我的人生拥有亲自实践解决“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对抗”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传奇般的文革阅历。我的文革因缘，事实上让我在理论研究领域里，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明显的优势。 
此外，我作为1960年入学1966年毕业的中国文革前清华大学六年制的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由于文革爆发才推迟毕业时间，因此应该说我的科学基本功是扎实的。这使得我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里，比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老一代哲学家和理论家们，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我甚至认为，毛泽东主席作为解放后中国的顶级的哲学家，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老人家缺乏基本的科学功底。

五、毛泽东主席的因缘

有文革经历的一代人多数可能知道，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时，特意对我撰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进行了两次批判。开始，毛泽东主席说：“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后来，毛泽东主席又说： “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 所以，我认为，我与毛泽东主席这一点特殊的缘分，是我人生的第五大因缘，而且也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缘分。
首先，从毛泽东主席1968年7月28日对我的评判中，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解决“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抗问题”，即没有解决“无产阶级打江山，到底能不能坐江山的问题”。因此，毛泽东主席对我的点名评判，在我思想意识里自然而然转化我立志解决这个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举足轻重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三十年后在我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以后，我通过出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一书，明确地回应毛泽东主席1968年7月28日对我的评判：无产阶级打江山、就是不能坐江山！
其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主席作为当时代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一生除了对我以外，从来没有因为理论问题认真地评判过任何一个人。换言之，对毛泽东主席而言，因为理论问题对我的公开点名批判，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因此，毛泽东主席通过理论问题公开点名批判我的事实，大大地强化了我坚持从事理论研究的信心，因为我从这个事实出发，意识到自己的理论研究天赋可能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理论天赋，争取为普渡众生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对我的公开点名评判，实际上顷刻之间让我成为中国的一个名人，这无疑对于我后来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传播是非常有利的。

六、夫人和朋友们的因缘

最后，我人生的第六大因缘，是我与夫人陆平威和朋友们的因缘。如果没有我夫人和朋友们的帮助，很难想象在已经过去的近二十年中，我能够在没有工资、没有劳动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住房保障的条件下，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地坚持理论研究，并顺利地战胜癌症病魔，最终登上创生划时代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高峰。
总而言之，我的人生的上述六大因缘，实际上始终紧紧地围绕着解决“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对抗”的时代主题，它们对于我创生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充分的。换言之，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原则上依赖于我人生拥有的上述六大因缘；反过来讲，任何人一旦拥有上述六大因缘，原则上都必然能够成功地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统一论哲学思想”实质上是我们民族的现代历史的必然的产物，特别是文革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实践的必然的产物。当然，我也承认我个人的专注人生理想、乐观向上和自强不息的品性，确实也是我成功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不过即便如此，也应该承认我的品性与我父母的遗传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父亲在故乡是一个有名的仗义豪放的乐天派，而我母亲最突出的品性就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

第二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创生的过程

不少读者对于《国家兴亡之道》展示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创生过程很感兴趣。我认为读者们对我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思想过程的追索和审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了解“统一论哲学思想”创生的思想过程，是检验“统一论哲学思想”真理性的最佳的切入点。

一、“414思潮必胜”阶段
（初试黑格尔否定之否定逻辑的阶段）

应该说，我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 的第一个阶段，是我在清华大学文革中撰写和发表“414思潮必胜”的阶段。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文革是毛泽东个人一手操纵广大红卫兵的群氓运动。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百年来的国情了解得实在太肤浅了。实际上，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坚忍不拔地坚持统一复兴理想的伟大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具独立思考能力和最无法操纵的民族，因为中华民族无条件地排斥任何领袖人物的与民族复兴梦想相悖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的卧榻之旁，即在毛泽东的文革试点清华大学，出现值得毛泽东主席认真评判的“414思潮必胜”这样的系统的非毛泽东文革路线的红卫兵大字报，无疑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红卫兵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青年决非是任人操纵的群氓。
正如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主席认定我撰写的“414思潮必胜”大字报的要害是提出“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的口号。换言之，毛泽东主席认定，在清华大学文革中 ，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打江山派，理所当然地应该坐江山，而我们414派不代表无产阶级，是中间派，理所当然地不能坐江山。
然而，应该明确指出，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批判，至少在形式上并不是我在“414思潮必胜”大字报中实际表述的逻辑。我在“414思潮必胜”大字报中表述的逻辑，从哲学上讲，就是我后来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内含的一个重要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矛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逻辑——真理不在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而存在于对矛盾双方同时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更高级的层面上——此乃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的精华。
具体地说，我在“414思潮必胜”中认定：文革中在清华大学，刘涛为领导的保守派（代表刘少奇走资派）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旧的不彻底革命派；同时，主张以反刘少奇为标准划分社会的左、中、右的蒯大富领导的团派（代表中央文革派），是新的不彻底革命派，他们头脑中的“权力阶级私有观”决定了他们的文革目的，只能是狭隘地反对刘少奇走资派对他们的镇压，而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所以，清华大学文革路线，应该是在对刘涛为代表的保守派和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左派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确立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彻底革命派——414派（代表周恩来派）掌权的文革路线，正因为如此，文革和文革之后，决不可以只以反刘少奇派为标准划分社会的左、中、右，而应该以全面综合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以来的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为标准，去划分社会的左、中、右。
现在我回想起来，毛泽东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确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辩证哲学思想的，因此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上述哲学思想是真理的大前提下，清华大学文革中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确实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涛领导的保守派确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而我们414派原则上只是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的中间派。不过，也应该明确指出，虽然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讲，“414思潮必胜”相比毛泽东主席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更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不过，当时我作为“414思潮必胜”的作者，还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人生阅历和理论水平，还无法让我在哲学上认识到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有在否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原理的大前提下才是真理，进而在政治上我也不可能意识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导社会政治的派别，不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自觉地代表知识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周恩来派是根本不可能主政的。

二、第二次坐牢中顿悟的阶段
（否定《资本论》真理性的阶段）

 “414思潮必胜”除了提出与毛泽东文革路线不同的文革路线之外，其直接动机是反对中央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414思潮必胜”发表一个月后，即1967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所以，我认定“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乱军篡权的阴谋事件，因此又贴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大字报，为此我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他老人家出于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政治需要，通过批判“414思潮必胜”，将我与文革中进监狱的所有的保守派或反对中央文革的青年学生一起释放。此后我被母校清华大学分配到河北省成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层，我感到通过文革，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显示出提前折旧和老化的种种病态：【1】由于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发展失去了实在的标准，干部以其上级领导的意志为意志，群众以上面下达的指标进行生产，整个国家都围绕一种主观虚妄的东西在旋转，显得非常浮躁和压抑，早已经失去建国初期那种生机和希望；【2】文革前和四清运动中批判的干部脱离群众和压制群众的现象几乎遍地皆是，“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已经被干部倒转过来用来对付群众，因此干群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3】干部的特殊化和腐败倾向，已经成为干部从政的不成文的习惯和必然趋势。所以，当时的我，基本上否定了自己在文革中撰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观点，相反文革中清华大学团派的观点似乎对我更具有吸引力，因此我将中国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坚持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文革核心理论上。1977年华国锋通过政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开始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大动荡的方式是应该否定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文革核心理论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越来越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决不应该否定。于是我进京贴大字报，批判《人民日报》的有关文章，结果被当局视为干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再度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
由于我在文革中事实上因为反对“中央文革”坐过一年牢，而在1977年则因为理论认识问题，反而被当局错误地视为干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坐了近三年牢，这种极为离奇和矛盾的人生经历，使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无产阶级专政自我标榜的所谓的“解放全人类”的大公无私性。
在这次监狱生活中，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能够全面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通过反复的研究和深入的苦思冥想，有一天，我突然不自觉地大彻大悟（顿悟）。我发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物质和精神对立统一的东西；同时，我也发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物质性的劳动创造的，而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共同创造的；最后，我还发现马克思主义企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就像男人企图消灭女人那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次顿悟，事实上使我在一瞬之间，从一个坚定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突然质变为思想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这在当时全国还在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扎实地使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此外，这次顿悟的实际经历和体会，还促使我后来通过潜心研究佛学理论，破解中国佛教六祖的“顿悟说”之奥秘，从而发现和完善了关于人类的思维的顿悟规律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突变或顿悟规律。
所以，当我结束近三年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迈出北京市半步桥监狱的时候，我打心底里认为我的这次坐牢是值得的，因为我用三十个月的时间，换得了平常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实现的顿悟，从而让我的世界观一举跃上了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基因缺陷（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不可克服的悖论）的划时代的理论台阶。

三、开除党籍后大彻大悟的阶段
（否定唯物主义哲学真理性的阶段）

我结束第二次监狱生活后，很自觉地投身到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去，因为我在理论上非常清楚，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和救中国共产党。一年多后，由于我的朋友胡德平的父亲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怀，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提拔为成安县农机厂厂长、成安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不久，我又由胡德平推荐调到湖北省，出任湖北省改革试点单位“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试图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之际，我的人生又遇到了新的重大变故。
1984年夏季，湖北省当局完全因为某种政治原因，对注册营业不到一年的“东湖公司”进行大检查，结果很快“东湖公司”被彻底整垮。于是我只好离开湖北省。后来，我经清华大学校友的推荐，出任“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1990年，湖北省当局居然利用胡耀邦离世和“六四”的政治大气候，以有关“东湖公司”的莫须有的所谓的经济问题的罪名，跨省开除我的党籍。实际上，湖北省当局开除我的党籍的真实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在“东湖公司”被整期间，公开越级向中央控告湖北省关广富等当权派，企图通过整“东湖公司”，利用中央有关胡耀邦的斗争，捞取政治资本；第二，我曾经同意和批准“东湖公司”的某些分公司，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的条件下，为个别刑满释放的湖北省文革群众组织头头，提供自食其力的工作机会，从而被湖北省纪委在有关的公开刊物上点名批判为企图集结湖北省的文革造反派重新造反。
由于被湖北省当局错误地开除党籍，我不但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机会，而且我的精神状态也再度逼迫提升到新的境界。我深深感到，我的多灾多难的人生处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处境非常类似。如果我们民族继续沿着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文革——“六四”等事件内在的关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继续走下去，那么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终将被斩尽杀绝，因此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无疑将被彻底破灭。所以，当时我探索民族正确复兴之路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回想起来，当时我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能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是我因为仍然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因此在理论上也就无法自信地为民族提供百年复兴的必胜方案，所以我一直非常痛苦。我的这种精神状态，被我夫人陆平威默默地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她一方面全力以赴支持我为了民族的前途完全“脱产”搞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建议我通过研究博大精深的佛学理论，去探索民族百年复兴的正确理论。大约在1996年底的样子，我按照夫人的建议认真攻读各种各样的佛学经典，经过三个多月日以继夜的潜心钻研，最后于1997年春节后不久，在佛祖“缘起说”的启发下突然神奇般地顿悟和发现：自古以来统治人类灵魂世界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原则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类的实践规范内，根本就不存在一元化的绝对圆满的东西，所以宗教所谓的上帝、神或佛，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没有结构和结构信息的一元化的物质，黑格尔所谓的没有内在矛盾的一元化的绝对精神，统统都是人类自己编造出来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思想。于是，顷刻之间我过去信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在脑海里如雪崩一般倒落下来，与此同时崭新的二元论的“统一论哲学”体系神奇地耸立起来。我的整个世界观，因为这次顿悟而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我不仅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同时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在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上同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从而顺利地创生了划时代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从1997年顿悟以后，我已经能够自信地告诉世人：我已经找到了我们民族百年复兴的正确之路，同时也找到了实现人类世界和谐大同的必由之路。

四、完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系的阶段

大约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直到现在，是我在理论上全面构建和完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依托现代科学的一切理论成果，特别是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将佛祖“缘起说”，中国佛教六祖的“顿悟说”，黑格尔哲学“关于矛盾否定之否定规律”，孔子与柏拉图“关于社会诸阶级各得其所、相互制衡”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当中的合理成分等，全部有机地融合为一个严密和系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我也随缘从各种角度撰写各种著作和文章，力所能及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统一论哲学思想”。

第三章
“统一论哲学思想”
的逻辑结构与来源

关注《国家兴亡之道》这本书的读者，不少是我母校清华大学文革期间的毕业生，他们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很多是涉及《国家兴亡之道》的理论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及其来源的。例如，为什么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上不决定于人类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于人类的“天命”？为什么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为什么马克思作为知识精英不能代表知识阶级自己？为什么说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自发顿悟的结果，难道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真正的经济制度吗？为什么在政治体制中民主主导集中和法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必须从理解和把握“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及其来源入手，才能深入思考和解决。所以，我在回答有关《国家兴亡之道》一书的具体问题之前，首先集中介绍一下“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及其来源。

一、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过去我在自己有关的著作中介绍“统一论哲学思想”，总是习惯于从论述“宇宙规律”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此地介绍“统一论哲学思想”，有利于在我有关的论著的一开始，就向读者交代清楚，佛祖的“缘起说”对于“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创生，存在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启示作用。
然而，读者的立足点与我不同，读者至少在开始阅读我的有关论著时，不急于了解佛祖的“缘起说”对“统一论哲学思想”创生的作用，而需要首先判定“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尊重读者重视科学的习惯，变换过去介绍“统一论哲学思想”方式，从一个定型的科学理论出发，展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这个科学理论，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1969年创生、197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耗散结构理论”。 
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个内容，宇宙在大爆炸后远离了绝对平衡状态，从而产生了无数的系统或事物；
第二个内容，宇宙间最简单的系统或事物是氢原子，最复杂的系统或事物是人类和人类社会；
第三个内容，系统或事物是能够自动调整自己的内在结构去适应其外在环境的相对独立的整体；
第四个内容，系统或事物适应环境的过程，是减熵或增信息量的有序发展的不可逆过程；
第五个内容，系统内在的结构在适应环境的调整过程中，由于环境因素涨落积累而达到某种圆满的程度，系统内在的结构方式或逻辑会突然发生质变和更新，从而使系统适应环境水平也有质的提高。
依托现代科学的成果，不难发现“耗散结构理论”除了其第一个内容之外，其它四个内容都是有科学的实验和观察依据的，唯独第一个内容，是没有科学的实验和观察为依据的超越人类实践的规范的主观猜想。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从宏观角度看问题，还是从微观的角度看问题，现代科学只能证明宇宙都是无始无终的无限的宇宙，因此“耗散结构理论”的第一个内容认定宇宙在大爆炸之前曾经存在无差异的绝对平衡的起源状态，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而且是一种与现实的宇宙中的事物或系统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或逻辑完全相悖的主观臆想。
依托“耗散结构理论”的后四个正确内容，我们可以科学地推演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来：
【1】由于实际上宇宙中所有事物或系统都是互为环境的，因此从宏观上讲，宇宙必然是以系统与环境相互矛盾的方式普遍联系的。同时，由于系统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因此从微观上宇宙中的任何物质的东西必然是有具体结构的物质，而有物质结构必然有对应的物质结构信息，所以可以肯定，宇宙在微观上必然是以物质结构与物质结构信息相互矛盾的方式普遍联系的。将上述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存在方式综合起来，就能够得出第一个结论：“宇宙是以缘生缘灭（或矛盾）的方式普遍联系的”。
【2】综合“耗散结构理论”的第三个内容和第四个内容，可以直接推演出“宇宙中的事物或系统是以缘生缘灭（或矛盾）的方式有序发展的”的结论。
【3】再将上述【1】与【2】两个结论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统一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宇宙是以缘生缘灭（或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统一论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为：宇宙规律是一个规律系统，它是由“宇宙缘生缘灭规律”、“宇宙普遍联系规律”和“宇宙有序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作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系统。
应该指出，“统一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对佛祖的“缘起说”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解释，同时它也是一个简明扼要地描述宇宙和宇宙规律的公式。

二、社会外因决定内因的规律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评判标准）

依据“耗散结构理论”，宇宙间最最复杂的系统或事物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同时宇宙万物或系统是能够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因此可以直接推演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外因决定内因的规律”：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决定于社会整体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在结构的调整和变化（社会内在阶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变化），完全是社会整体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将“社会整体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定义为社会发展的外因，同时将“社会内在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定义为社会发展的内因，那么就可以得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外因决定内因的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外因，社会发展的内因，只是社会发展的外因的具体表现而已。
由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或系统都是能够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因此系统的内在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适应外在环境而言，必然存在某种最佳配比关系。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外因决定内因的规律”，实际上可以直接推演为“统一论哲学思想”在社会领域里的基本原理——“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任何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发展，就必须按照适应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总要求，将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关系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所谓的“等强度制衡的水平”，是指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三大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刚好与社会适应特定的国际和历史环境的需要相匹配，不会出现某个阶级贡献过多、某个阶级贡献不足的现象；或者说，是指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三大阶级中的弱势阶级或集团（通常情况下是指劳动阶级、知识阶级的在野集团和小财产阶级等），非暴力地有效制衡社会强势阶级或集团（通常情况下是指大中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的执政集团）的能力必须足够的强，以便使社会不出现整体性的失衡或不跌进阶级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的深渊。
很显然，“阶级等强度制衡”关系，就是指社会系统在适应某种既定的外在环境时，社会内在诸阶级之间的最佳配比关系。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或“社会外因决定内因的规律”实际上既是评判社会整体发展的标准，也是评判社会结构功能和水平的标准。关于评判社会整体发展的标准，例如评判古代欧洲奴隶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不是现代人的自由、民主观念，而是其推动古代欧洲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性，所以通常人们称赞的雅典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比通常人们鄙视的罗马君主制，更加落后和低级的制度。关于评判社会结构功能和水平的标准：例如人类社会成员阶级划分的正确标准，决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决定于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决定于社会成员支持社会整体适应外在环境的功能，所以人类社会的阶级原则上可以划分为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它们的根本差异，是它们支持社会整体适应外在环境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劳动阶级依靠劳动支持社会适应环境，财产阶级依靠积累财富支持社会适应环境，知识阶级依靠知识和处理信息支持社会适应环境。
最后，应该明确指出，“统一论哲学思想” 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也是对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柏拉图《理想国》思想关于社会诸阶级各安天命（或者各安上帝之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的正确的治国方略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解释。

三、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
（社会存在第三阶级——知识阶级）

由于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生命群体系统，是通过调整自己内在的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形态必然存在阶段性的变化问题。“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和发现的“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的理论来源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现代科学证明，非生物的事物或系统，原则上都可以视为由三个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整体。例如，原子是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统；稳定的凳子是由三条高度一样的凳腿支撑的；机械结构学认定三角形的构架具有稳定的刚固性；汽车是由驾驶系统、动力系统和行走系统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整体。
第二，现代科学证明，人体是大脑和神经系统（控制系统）、各种器官（动力系统）、五官和四肢（运动系统）组成的三位一体的适应环境的实践整体；人体成长的次序原则上是首先五官和四肢为主，接着各种器官为主，最后大脑和神经系统为主；人体衰老的次序原则上也是首先从五官和四肢开始，接着是各种器官，最后是大脑和神经系统。
第三，现代思维科学证明，人类的思维是“外缘信息”、“有关的记忆信息”和“有关的逻辑”三位一体的系统。其中，“外缘信息”体现思维的现实的依据；“有关的记忆信息” 体现思维的历史依据；“有关的逻辑”体现思维运行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方式。
第四，人类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原则上首先通过夫妻的对立统一产生孩子，然后通过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三位一体的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系统去完成家庭适应环境和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
同时，社会阶级结构系统，原则上首先是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的对立统一产生了国家和知识阶级，然后是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组成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社会整体去共同适应社会外在的国际环境和自然环境。所以，社会自从有阶级以来，除了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之外，一直存在第三阶级——知识阶级。
最后，社会的实践系统，原则上首先是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对立统一，然后才产生文化传统，最后是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组成三位一体的整体去共同适应社会外在的国际环境和自然环境。
第五，黑格尔哲学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部分。运用黑格尔哲学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难发现，矛盾的发展开始必然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然后通过对矛盾双方的否定之否定产生比矛盾双方更加高级的第三方面，最后矛盾双方和它们产生的第三方一起组成三位一体的事物或者系统，形成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或系统。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老子哲学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的正确内涵。
第六，现代科学的系统论能够证明，事物或系统的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三个连环式矛盾的内在结构，相对于三个以上要素组成的三个以上矛盾的结构，以及两个要素组成的一对矛盾的结构，适应环境的能耗最低、效率最高。这是事物或系统原则上呈现三个要素、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三个连环式矛盾的内在结构的深层次的科学原因。
综合上述六个方面的来源，可以推演出“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的理论内容：人类社会是由三大阶级（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组成的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和共同适应环境的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别依次轮流主导社会的有序发展过程。具体地说，“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和阶级，人类社会逐步呈现为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和共同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系统，其中劳动阶级与社会外在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密切，其次是财产阶级，与自然关系最间接、而体现人类的理性最强烈的阶级是知识阶级。
【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内在阶级结构原则上呈现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以次轮流主导的有序发展过程。其中，氏族社会由于还没有阶级分工，可以视为全社会劳动者共同主导的社会；接着，财产社会，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依次主导的三个阶段组成的有序发展的社会；最后，现代福利社会是知识阶级主导的社会。
【3】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体现了人类社会整体与外
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外因和根本动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氏族社会可以说是石器和陶器生产力的社会；财产社会的三个阶段的社会，分别是青铜器生产力的奴隶社会、铁器生产力的封建社会、动力机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现代福利社会是互联网和核能源生产力的社会。
【4】自从有剩余产品和阶级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始终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从经济制度而言，氏族社会的经济制度是没有剩余产品的无产制；财产社会的经济制度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私产制，其中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奴隶私产制，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土地私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商品私产制；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
【5】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原则上始终是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氏族社会是全体劳动者共同维持的民主主导集中和法制的政治体制（确切地说，应该是管理体制）；财产社会的政治体制原则上是财产阶级领导的集中主导民主和法制的政治体制；福利社会的政治体制是知识阶级领导的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政治体制。其中，财产社会的最高级的台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一直维持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演变为集中主导民主和法制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不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不倾向于能够将社会财富无限集中的集权政治体制，而是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资产阶级还来不及在政治上垄断和集权，资本主义社会就在频繁的危机推动下，大规模地和平演变为比它更高级的福利社会了。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集权的历史奥秘。

四、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
（罗斯福新政划时代地结束了美国
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

正如前面已经介绍的，在人类社会通过调整自己内在的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的整体形态变化，总体上必然符合“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而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则必然符合下面将要介绍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
“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的理论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佛教六祖智能关于“顿悟成佛说”；
第二，现代思维科学关于思维通过顿悟更新逻辑的“格式塔理论”及其有关的科学实验成果。
第三．黑格尔哲学的精髓和合理的部份——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第四，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的第五个内容：系统内在的结构在适应环境的调整过程中，由于环境因素涨落积累而达到某种圆满的程度，系统内在的结构方式或逻辑会突然发生质变和更新，从而使系统适应环境水平也有质的提高。
第五，体现人类社会通过“社会顿悟”自发产生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瑞典模式社会的出现。
第六，我自己在第二次坐牢期间和1997年学佛过程中所遇到的两次顿悟的体验。
下面，我结合罗斯福新政更新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实际例子，主要通过黑格尔的“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展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规律”的理论内容。
【1】黑格尔的“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质上是“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
过去我们由于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一个方面可以消灭另一个方面的错误观点的误导（例如受《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可以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的误导），因此根本没有认识清楚黑格尔的关于“矛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论的真理性。后来，我通过深入研究，发现黑格尔哲学的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实际上就是“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
首先，摒弃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失误。黑格尔认
定思维矛盾可以不需要外在环境的支持，完全能够依靠自己对立统一的内动力，推动自身的发展，最终通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到达绝对统一的绝对精神的境界。黑格尔哲学的上述观点，从整体上讲，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唯心的武断。因为，第一，人类的思维矛盾的素材和动力，原则上来源于人类的实践环境，人类离开实践环境，原则上也就无法进行思维；第二，现代科学证明在人类实践规范内，根本就不存在黑格尔哲学讲的所谓的一元化的绝对统一的绝对精神。
在摒弃黑格尔哲学上述唯心主义的失误的大前提下，不难发现，黑格尔哲学关于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描述矛盾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确实是真理。
实际上，如果将世界上的事物或系统都简化为只有一对矛盾组成的整体，那么在矛盾的事物或系统整体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中，事物或系统内在矛盾双方必然会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它们同归于尽的质变或顿悟。所以，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否定之否定规律”，实质上就是“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
例如，氢气和氧气能在高温下通过剧烈地反应，实现它们双方的否定之否定，最后质变为水。
例如，男人和女人只有将各自的性功能发挥到极至，才能完成对双方基因的否定之否定，从而生产出拥有崭新的基因的后代。
例如，山坳里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政权，战胜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蒋介石政权，变成为拥有新中国的毛泽东的政权，这个过程的哲学含义，决不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讲的那样，是毛泽东政权消灭了蒋介石政权，而是山坳里的毛泽东政权与蒋介石政权通过否定之否定同归于尽，最后产生了比它们更加高级的拥有新中国的毛泽东的政权。换言之，山坳里的毛泽东政权战胜了蒋介石政权，必然也就同时战胜了自己。
例如，思想真理既不在矛盾思维的两个极端上，也不在矛盾思维的两个极端的折衷点上，而在对矛盾思维的两个极端进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展示的更高级的层面上。
顺便再提一下，当年文革中毛泽东没有发现414思潮必胜的真理性，就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真正吃透黑格尔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因此他老人家错误地认定414派只是文革中的保守派（资产阶级派）与造反派（无产阶级品）之间的中间派，而不是在文革实践中通过对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否定之否定形成的更为高级的知识阶级的派别。
【2】罗斯福新政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质变和顿悟为更为高级的福利社会。
由于任何社会都可以视为由一对主要的阶级矛盾组成的矛盾体，而社会制度的更新意味着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社会制度的更新——社会的质变必然符合黑格尔的“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或“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1933年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历史事实，就是人类社会的质变和顿悟过程必然符合黑格尔的“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或“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的典型例子。
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这对矛盾，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循环和十月革命体现的暴力社会主义试错的积累，终于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质变和顿悟，从而突然自发地产生了（顿悟和创生了）比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高级的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所以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事实上划时代地结束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从而开始了美国的崭新的福利社会历史。
深入研究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的过程，不难发现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更新经济制度的自发的“社会顿悟”过程。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的过程，作为典型的“社会顿悟”过程存在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矛盾或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这对矛盾，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循环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在经济上发展到了某种极限或圆满程度的产物。
第二， 正如《国家兴亡之道》一书论述的，罗斯福
新政成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事实上彻底更新了美国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逻辑。首先，整体而言，美国的知识阶级通过掌控的国家机器，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金融系统控制权、社会投资控制权、剩余价值二次的分配权，从而控制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使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为知识阶级主导的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同时，从美国的经济制度而言，美国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严格地说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私产制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在美国的国家控制下，通过市场调节制度、社会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已经和平演变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经济制度。
第三，罗斯福新政的初衷是解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结果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美国的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为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事前任何人无法预测，就是在事后，全人类一直没有搞清楚罗斯福新的阶级实质，最后直到1997年我们中国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才在理论上成功地搞清楚这个问题。  
第四，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决不是美国社会三大基本阶级进行阶级对抗的结果，而是美国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皆大欢喜地进行阶级合作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对于美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适应外在国际和历史的大环境是最合理的。
【3】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更新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
至此，我们综合黑格尔的“矛盾的质变或顿悟规律”对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美国福利社会历史事实的分析，可以推演出“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的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顿悟”的历史使命是更新人类社会的旧的经济制度，从而构建人类社会的新的经济制度。因此，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体现了人类社会自发的阶段性的突变或质变，即体现了人类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段性地有序发展的“天命”。
第二，人类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关系必须发展到了某种极限或圆满的程度，或者说，主导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危机的积累和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试错”实践的积累，必须达到某种极限或圆满的程度，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才可能通过对人类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关系双方的否定之否定，在人类社会具体地展示。
第三，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决不是人类社会诸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体现，而是人类社会诸阶级之间相互合作的体现，因此“社会顿悟”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社会诸阶级皆大欢喜的结果。
第四，由于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体现了人类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段性地有序发展的“天命”，因此“社会顿悟”过程完全是社会自发的过程。换言之，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在“社会顿悟”之前，不可能预测人类社会到底在何时何地展示“社会顿悟”以及“社会顿悟”的最终结果的阶级实质到底是什么。
第五，人类社会的成员要破解“社会顿悟”的时代和阶级的实质，必须同样沿着“社会顿悟”对人类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关系双方的否定之否定的途径，完成相应的“思想顿悟”。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社会顿悟”自发的产物，而维护、巩固和完善经济制度的正确的政治体制的设计思想，则来源于人类社会相应的“思想顿悟”。
例如，前面已经讲了的罗斯福新政构建的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加高级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就是现代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而破解了罗斯福新政体阶级实质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则是人类社会相应的“思想顿悟”的产物。

五、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
（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三个前提）

将“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和“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综合起来，不难发现，总体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有序地攀登一个比一个高级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台阶的历史过程。正如前面介绍“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时已经讲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已经攀登了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古代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社会无疑是没有阶级也没有个人财产的“无产制”社会；第二个台阶，是财产社会，财产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社会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继有序轮流主导的社会，其经济制度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私产制”；第三个台阶，是福利社会，福利社会台阶就是现代人类正在攀登的台阶，福利社会是知识阶级主导的社会，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
“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知识阶级主导现代的福利社会有三个前提：第一，高科技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第二，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已经通过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自发地呈现；第三，人类通过“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现的破解罗斯福新政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已经能够正确设计适应和维护福利社会“共产制”经济制度的政治体制。
在现代人类攀登福利社会台阶的历史过程中，对于我们中国和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国家而言，正确的改革开放和治国之道是：高举“三个代表思想”或“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去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而对发达国家而言，就是要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有效改革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从而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完善和提高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不发达国家普及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和人类社会构建大统一的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都普及“统一论哲学思想”和构建成功现代福利社会，人类社会也就自在地进入和谐大同世界，国家作为协调国内阶级对抗的功能和维护国际民族利益的功能也就自然消亡，人类社会的政治管理体制，自然而然演变为完全为了提高全人类生活质量和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非对抗性的无党派的自我的管理体制。这就是未来人类社会必然会实现的和谐大同世界的实实在在的理想。

第四章
马克思不是无产阶级成员

关于社会阶级划分的问题，左派和民主派都不约而同地一致质疑《国家兴亡之道》的有关理论，他们一致认定，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无产阶级的成员，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知识阶级的精英。
我听了左派和民主派关于社会阶级划分问题的不约而同的质疑，心中一阵暗喜，因为左派和民主派在社会阶级划分问题上观点的一致，再一次证明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左派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派所拥护的西方民主思想，都属于同一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范畴。
应该指出，实际上，无论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直至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都是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社会问题的，只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哲学基础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元论哲学的范畴，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属于福利社会的二元论哲学的范畴，所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原则上是相同的，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则与它们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上不同的。

一、“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世界上处主导地位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一致同意的阶级分析方法，它们都是按照社会成员是否“有产”或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统一论哲学思想”将其命名为“内因决定论”（唯物或唯心的辩证法）的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它是按照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因素去划分人类社会成员的阶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现代人类社会的成员应该按照他们拥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它们的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显然“内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相对独立的知识阶级，只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而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可以属于资产阶级，也可以属于无产阶级，当然还可以属于它们之间的中产阶级。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按照“内因决定论”划分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将整个人类社会错误地描绘成为以金钱或财产为中心的争权夺利的大旋涡。然而，“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人类社会本质上不是以金钱或财产为中心的大旋涡，而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阶级结构去适应外在自然大环境的系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按照“内因决定论”划分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统一论哲学思想”依据现代科学，认定人类社会是能够不断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系统，因此人类社会内在阶级结构的分析和划分的标准，不决定于类社会内部的因素，而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决定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人类社会内在阶级的划分的具体标准，只能是社会成员支持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功能。这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根本分歧。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人类社会的阶级应该按照社会成员服务社会和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功能划分为三大阶级，其中劳动阶级主要依靠劳动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财产阶级主要依靠积累财富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而知识阶级则主要依靠知识和处理信息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
在人类社会处于最低级的氏族社会阶段时，人类社会三大阶级的萌芽或倾向就已经出现了：氏族社会的父亲们是后来的劳动阶级前身；氏族社会的母亲们相当于后来的财产阶级；氏族社会的族长、军事领袖，祭师相当于后来的知识阶级。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和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经济，三大阶级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分工终于形成。其中，奴隶社会是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社会的知识阶级三位一体的社会；封建社会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封建社会的知识阶级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知识阶级三位一体的社会。
最后，在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福利社会。福利社会的三大阶级是：知识阶级（白领阶级）、工人阶级（蓝领阶级）和资产阶级（金领阶级）。福利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差异在于：在福利社会，知识阶级（白领阶级）是主导社会的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社会的阶级是资产阶级。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疑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阶级的精英，而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阶级的精英。

二、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与服务对象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或许马上会问：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服务当然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凭什么道理说他们都是知识阶级的精英？
对此，我愿意反问这些读者：中国封建社会亿万农民不是都在为地主阶级种地、交租（服务）吗，按照你们的逻辑，难道中国广大农民，都不属于劳动阶级，而应该归入地主阶级的范畴了吗？
显然，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与社会成员的服务对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以混为一谈。
实际上，由于人类社会是三大阶级相互制衡、共同适应外在环境的整体，所以任何阶级的社会成员，广义地讲，必然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所有阶级和所有成员，从正反两个方向，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完全决定于他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而不决定于他的服务对象。这就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丈夫为妻子和孩子服务是必然和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决不可以因为如此，而将丈夫开除出“丈夫籍”，因为丈夫的“丈夫籍”完全决定于丈夫支持家庭生存和发展的“丈夫功能”，而不决定于丈夫为妻子和孩子提供服务。按照上述道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虽然他们服务的对象阶级不同，因此他们代表的阶级不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不属于他们服务的对象阶级，而属于同一的知识阶级。

三、社会成员为谁服务和代表谁
原则上不决定于社会成员的意志

至此，有的读者或许又会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只能代表无产阶级或代表资产阶级，而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所属的知识阶级呢？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了“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
“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决定了，社会成员的主要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决定于社会成员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于他们所在时代的“社会顿悟”产生的经济制度或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所在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类社会还没有开始全面进入福利社会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所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无一例外地不可能代表知识阶级自己，而只能代表无产阶级或者代表资产阶级。然而，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福利社会，由于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已经能够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由于罗斯福新政在1933年完成了确立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由于1997年“统一论哲学思想”诞生标志着人类完成了能够正确设计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思想顿悟”，因此知识阶级主导人类福利社会的三个大前提已经成熟。所以，可以肯定，将来随着福利社会的普及，代表知识阶级自己主导人类社会的知识阶级精英，无疑将在知识阶级精英中占绝对的多数。

四、更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的理论意义

最后，顺便讲一讲“统一论哲学思想”用“外因决定论”彻底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过时的“内因决定论”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意义。
第一，“统一论哲学思想”用“外因决定论”彻底更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科学揭示“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的存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阶级能够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内因决定论”误导了人们，使得人们被资本主义金钱主导社会的历史事实搅昏了头，因此认识不到争夺财产和权力的阶级斗争或阶级对抗，只是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一种低级的不自觉的方式而已。
第二，科学揭示“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事实上完成了“统一论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和系统论天衣无缝的对接，从而为“统一论哲学思想”形成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科学揭示“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事实上让“统一论哲学思想”完成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柏拉图《理想国》关于“社会阶级各安天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的合理内核的继承，从而使其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不忘祖先恩德、科学承上启下的思想和理论。
第四，科学揭示“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事实上使得“统一论哲学思想”顺利登上了现代福利社会的阶级相互制衡和共同发展的大同信仰的高峰。
 

第五章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是同归于尽的

读者质疑《国家兴亡之道》的大量问题的理论前提，是认定1933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以后的西方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实际上，正如前面“第三章之四”所讲的那样，西方社会在罗斯福新之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已经普遍和平演变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先进的福利社会。所以，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是与资本主义一起被福利社会淘汰的。

一、经济制度体现社会根本的阶级属性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规律”揭示，人类社会是三大阶级轮流主导的有序进化的系统。因此，当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别主导人类社会时，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为体现了三大阶级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根本制度，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体现了人类社会根本的阶级属性，它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志，它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天命”。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系统视为我们人类的人体系统，那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就相当于人体的基因结构。

二、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有三种：
无产制、私产制和共产制

整体而言，人类社会在三大阶级轮流主导的有序发展历史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相继有序地出现过三种经济制度，其中两种是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
【1】人类社会起源于原始的氏族社会，这是人类社会有序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由于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社会还没有剩余产品，因此氏族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作为经济上平等的劳动者共同主导的无阶级社会。按照氏族社会还没有剩余产品这个大前提，氏族社会的经济制度，严格和确切地说，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讲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无产制”。氏族社会的“无产制”，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体再生产制度——“婚姻制度”。正因为如此，人类在创造有关上帝的故事时，首先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关于人类的婚姻，众所周知，母亲不可以与儿子发生性关系是人类“婚姻制度”不言而喻的禁令。然而，由于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最亲密，因此实际上人类排除母子之间的两性关系，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举两个有关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初刻拍案惊奇》，书中记载了古代的一个禁止母子发生婚姻关系的悲剧故事，故事大意是一对母子私定婚姻关系，生育了几个奇形怪状的孩子被一位官吏发现，结果官吏下命令将这些奇形怪状的孩子全部处死，于是这对私定婚姻关系母子也双双投江而亡。第二个例证，前一些日子，《参考消息》刊登过奥地利有一个父亲与他的女儿生育了不少的孩子的消息，世界舆论为之愕然。从上述两个例证可见，人类的“婚姻制度”，从乱婚制度进化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合理的婚姻制度，无疑存在一个漫长的有序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个漫长的有序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人类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自然大环境的。
【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经济，因此人类告别了没有阶级分工的氏族社会阶段，进入财产阶级社会阶段。人类社会的财产阶级社会阶段，存在众所周知的三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和三种具体的经济制度：首先，是奴隶主阶级主导的奴隶私有制社会；接着，是地主阶级主导的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最后，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商品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关于财产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它并不是单纯的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而是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因为市场经济的维持和发展必须要有“国家控制”为后盾，而“国家控制”本身是公有制存在的体现。所以，过去我们称之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私产制”经济制度。
【3】在罗斯福新政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崭新的现代福利社会形态。“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福利社会是现代知识阶级主导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其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共产制”经济制度。

三、共产制替代私产制是现代高科技
生产力发展之必然

关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共产制”的提法，对于倾向于民主派的读者刺激不小，他们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必然是私有制经济制度，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的福利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必然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替代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私产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于这一点，广东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大趋势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
据了解，广东的私营企业中发展得好的，很多都是亲戚朋友合伙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通常人们都不假思索地认定它们是纯粹的私有制企业，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这类合伙企业的合伙合同，不难发现它们制定的合伙规范决不是私有制的规范，而是合伙人共同遵守的公有制规范。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和不断的吸收外来融资，合伙合同中有关合伙的公有制的规范，不是在不断的缩小和退化，而是在不断的扩大和强化。最后，一旦这类企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企业的老板集团自然与管理集团分离，最终成为老板集团、管理集团和劳工集团三位一体共同适应“国家控制”和市场环境的现代化企业，其管理模式与经营方式与大型的国有制企业不存在原则的差别。相反，在这类企业中，发展不好甚至破产的，往往是因为合伙人内部的公有制关系处理不好，或者合伙人内部的公有制关系不能维持和发展的缘故。由此可见，即便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经济制度在全球化的国家垄断资本竞争过程中的无法匹敌的优势，就凭中国私营企业普遍的发展历程，就能够断言，在现代社会高科技生产力的大前提下，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取代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私产制”，是现代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
至此，我想特别提一下，有一位读者以改革开放中很多国有企业纷纷破产为例子，否定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共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此，我想将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中年时代一直在国有企业中服务，我深深地感到，绝大多数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根本不是现代化的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企业制度，而是任何人管不得、也管不了的“无所谓是谁的资产的”企业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这种企业制度很不理解，搞不清楚它到底来源于何处？后来，我通过研究古代氏族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突然醒悟，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来源于（或者倾向于）不需要对资产进行刻意管理的古代氏族社会“无产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在绝对平等的社会里，必然倾向于无需要对任何资产进行管理的“无产制”。所以，我国过去的国有企业败在私营企业之手，实质上体现了财产社会的“私产制”对原始氏族社会“无产制”的胜利，而决不是体现资本主义“私产制”对现代福利社会“共产制”的胜利。

四、社会主义公有制是
人造的假经济制度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误导，错误地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新和进化，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实际上历史证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新，不可能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其中，构建现代福利社会的罗斯福新政成功更新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是最现实的例子。
于是，有读者或许会问，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无疑都是工农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这个铁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证伪“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顿悟”理论的强有力的证据吗？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在研究“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顿悟”理论时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其正确答案如下：
【1】彻底更新社会旧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存在对社会旧的经济制度内在两个必然的对立统一的方面的否定之否定结构。例如，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须既能够克服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劣根性，又能够继承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优越性，两者缺一不可。
【2】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实能够克服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个固有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依托人为的计划经济切断了社会与外在环境自发的联系，因此无法继承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不可能成功地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而被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所淘汰。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两个固有的矛盾，视为人的癌症，那么社会主义就相当于治疗人的癌症的手术和化疗，然而单纯的手术和化疗虽然可以杀灭人的癌细胞，但是无法让人康复。正因为如此，有人早就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
【3】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能够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的优越性和劣根性的否定之否定，从而不能最终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依托“社会顿悟”产生的自发或天然的经济制度，而是马克思主义人造的只能否定资本主义劣根性、不能继承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片面的假经济制度。

五、社会主义不是败在
资本主义手里的

通常人们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无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匹敌，因此社会主义是败在资本主义手里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早在1933年就开始在西方逐步和平演变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福利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全面和平演变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西发达国家事实上已经依托现代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解决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从而成为现代强大的福利社会国家。因此，在后来的“两极冷战”中，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强大的西方福利社会国家，自然不可能再拥有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对抗时的势均力敌的气势了。然而，即便如此，历史也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也不是直接败在实质上是福利社会阵营的西方的手中的，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然同归于尽的历史规律驱动下，自己通过动乱、解体和改革开放，戛然而止地退出历史舞台的。

 

第六章
没有暴力社会主义就
没有福利社会

有一些倾向于民主派的思想极右的读者认为，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确证列宁开创的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暴力社会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因此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不存在历史合理性，应该彻底批判和抛弃。实际上，民主派关于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不存在历史合理性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进而也是违背人类社会历史有序发展的规律的。

一、暴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
天然的对立面

历史已经证明，暴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必然的产物，因此暴力社会主义从其历史来源上讲，是资本主义天然的对立面。换言之，有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有无产阶级主导的暴力社会主义社会，暴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矛盾的必然形态。
说到这里，或许有读者马上会问，说暴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天然对立统一的两种社会，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可能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社会，就不存在与其天然对立的另一种社会。
然而，只要我们细致地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封建社会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社会，它事实上也是与农民起义政权领导的社会对立统一地存在的，而且只要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阶级的社会危机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政权领导的社会就可能随时出现。例如，在我国古代的三国时代的中国西部，就出现过张鲁农民起义领导的平均主义的社会；到了宋代又有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梁山好汉的“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平均主义的小社会；最后，到了近代，规模浩大的洪秀全领导的社会也是与封建社会完全对立的平均主义的社会。只不过，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里，还不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因此劳动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平均主义社会，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不可能达到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的水平。

二、暴力社会主义
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历史证明，暴力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天然的对立面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历史成果，其直接的历史合理性，就是从反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劣根性。
马克思是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私产制劣根性的第一人。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两个致命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序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序性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的增长和资本主义劳动大众有效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恶性循环和升级，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躯壳已经不能容纳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了，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历史地灭亡。

三、暴力社会主义是伟大的
历史的试错

正如前面讲的，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自发地在人类社会展示的大前提，是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危机的不断升级和循环以及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试错”实践的积累，必须达到某种极限或圆满的程度。换言之，主导社会的一对阶级矛盾，不发展到某种极限或圆满的程度，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就不可能自发地在人类社会展示。因此，体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的暴力社会主义，必然会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和埋葬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暴力社会主义的途径，尝试消除资本主义的劣根性的可能性。换言之，暴力社会主义是促进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到来的伟大的历史的试错。
在此，所谓“试错”一词的理论含义有三个方面：
【1】由于人类社会是通过人的思想指导实践去适
应环境的系统，因此人类试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摒弃问题多多的旧的社会制度，从而创生新的社会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天性的体现。换言之，人类通过“试错”去探索自己的未来，是人类历史之必然。所以，“试错”第一层含义是人类必然会通过史无前例的创新实践，去探索未来。换言之，“试错”必然是创新实践。
【2】“试错”一词的根本含义是在“错”字上。因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正确的经济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社会主观臆造出来的，而只能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因此，人类历史是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甚至整个人类，如果试图通过自己的主观意志或理性去创生某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种愿望和做法违背了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更新的“社会顿悟”的规律。所以，“试错”最重要的含义，是人类依托理性去创生社会新的经济制度的“试错”实践，是必然要失败的错误的实践。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由于人类社会是不断调整内在阶级结构去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社会整体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结果，原则上不决定于人类自己的意志，而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水平（天命），甚至最终决定于人类社会外在自然环境（上帝）。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孔子相信天命，古代西方柏拉图相信上帝的根由所在。这也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外因决定论”的理论精髓。
【3】虽然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原则上决定于不
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外在自然环境，但是这不等于人类只能被动地等待天命或上帝将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恩施给人类社会。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社会顿悟”过程虽然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突变，但是它仍然要通过人类的实践来体现，正因为如此“社会顿悟”必须在主导社会的阶级矛盾发展到某种极限或圆满的程度才能展示。这意味着，人类的“试错”实践，对于人类社会更新经济制度是完全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顺便提一下，按照“试错”一词的理论含义，人类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领导人类进行伟大的历史的“试错”去迎接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试错英雄”，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就属于此列；另一类是依托“社会顿悟”的成果完成相应的“思想顿悟”，并按照“思想顿悟”的成果去构建适合于社会新经济制度的新政治体制的“创新英雄”，卢梭、孟德斯鸠和华盛顿就属于此列。

四、暴力社会主义是防止中国共产党
和平演变演为资产阶级政党的
必然的威慑力量

由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暴力社会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指导的资本主义，是天然的两个对立面，因此从理论上讲，它们谁也打不倒谁，谁也说服或包容不了谁。这
决定了至少在“统一论哲学思想”诞生之前，由于人类无法破解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的阶级实质，人类还搞不清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会一起被现代福利社会所淘汰的规律，因此暴力社会主义，必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防止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强有力的威慑力量。
    一方面，凡是失败的事业不见得一定是不正确或永远失败的事业，失败的事业只有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必然失败的事业之后，才能真正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由于西方民主思想根本无法证明暴力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所以在中国的特殊的现代历史
条件下，一旦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真的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那么暴力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华民族继续进行历史“试错”的首选武器。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最终顺利地和平演变为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并成功地领导中华民族构建现代福利社会，那么历史无疑
也雄辩地证明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从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历史地过渡到未来中国福利社会的全民的党的最佳中间环节，是暴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暴力社会主义成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威慑力量，也是历史之必然。

五、“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
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差异

最后，顺便对比一下“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差异。
正如前面提到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基本的哲学原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宇宙永远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在此，所谓宇宙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发展的意思，就是指宇宙存在缘生缘灭或对立统一的规律，即指“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实际上是改造和完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关于矛盾“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
【1】所谓“改造”的意思，是指“统一论哲学思想”无条件地摒弃黑格尔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可以通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最终达到一元论的绝对精神的境界”的观点。因为，人类历史证明，在人类实践的规范内，宇宙永远是充满矛盾的二元论的无始无终的宇宙。
【2】所谓“完善”的意思，是指“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矛盾的发展达到最高境界的过程，是既否定矛盾的一方面，又否定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过程。矛盾发展最终的顿悟过程，是矛盾以双方同归于尽的方式向更高层次转化的过程，也是矛盾自发地更新发展逻辑，从而完成脱胎换骨的质变的过程。为什么矛盾脱胎换骨的质变的过程，必然是不以矛盾双方意志为转移的自发的顿悟过程呢？其根本原因是矛盾，包括人的思维矛盾，都是外在环境支撑下的矛盾，因此它们的生杀大权，最终不是掌握在矛盾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矛盾外在的环境手里。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定，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因此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结果，必然导致矛盾双方向其对立面转化。
对比“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难发现两者的根本分歧是：“统一论哲学思想”认定事物或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它们整体与外在的环境的相互作用（事物或矛盾的外因），而不是它们内在双方的对立斗争（事物或矛盾的内因），甚至事物或矛盾最终的存在依据是事物或矛盾外在的环境，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可以说是“外因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定事物或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或矛盾内在两方面的对立斗争（事物或矛盾的内因），而不是事物或矛盾的外在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说是“内因决定论”。
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分别运用到社会领域，它们的结果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阶级斗争对于更新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所以，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并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认为，阶级斗争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阶级斗争对于更新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只是必要的表现方式，而不是根本和充分的途径；所以，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真正更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通过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才能成功地更新。换言之，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虽然能够促进人类社会完成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的进程，然而不可能替代“社会顿悟”去完成更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使命。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肯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造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统一论哲学思想”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停留在“被压迫阶级造反有理”的水平上，而是要求被压迫阶级彻底突破纯粹为了本阶级解放而造反的狭隘境界，让自己的立足点上升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高度，不但能够批判和否定对立面阶级的劣根性，同时也能够批判和否定本阶级的劣根性，从而自觉理性地去迎接社会所有阶级皆大欢喜的“社会顿悟”的到来。 
历史证明，在社会经济制度更新的问题上，“统一论哲学思想”辩证法是正确的，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错误的。

第七章
文革促进人类社会完成
“思想顿悟”

民主派质疑《国家兴亡之道》关于一党制的理论，并主张在中国全盘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认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实际上，正如我在《国家兴亡之道》一书中讲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完成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的“社会顿悟”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的必要条件。

一、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规律

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并更新资本主义私有制，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社会已经完成现代的“社会顿悟”。然而，当时人类在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已经更新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还没有完成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换言之，在更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上，人类社会客观上完成“社会顿悟”与主观上完成能够破解“社会顿悟”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
从理论上讲，只要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了，那么同时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自然也已经充分释放出来了。这意味着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矛盾的两方面的对立斗争已经发展到了某种极限和圆满的程度，因此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辩证法，到了这个时候，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的完成，无疑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体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罗斯福新政），主要是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循环和积累完成的。然而，实际上，由于人类无法直接全面地体会和把握社会经济制度的宏观整体功能，即人类原则上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去间接地体会社会经济制度的宏观整体功能，所以从人类认识或感受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劣根性通过经济危机不断升级和循环充分暴露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某种极限和圆满的程度，尤其在无产阶级方面，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已经充分暴露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劣根性已经充分暴露。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历史地完成以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冷战并没有停止，相反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原因就是历史正在等待体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某种极限和圆满的程度的“思想顿悟”的实现。因为，只有人类完成了“思想顿悟”，才能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由此可见，应该说体现更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顿悟”，与能够破解“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时间差的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理解和合理的。
所以，人类社会除了存在“社会顿悟”规律之外，还存在“思想顿悟”规律。“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两者的阶级实质和完成的逻辑途径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理论内涵和实际功能并不相同。“社会顿悟”之所以称之为“社会顿悟”，是因为它是社会自发的制度性的顿悟，它主要是依托旧制度的经济危机的积累到了某种极限和圆满程度的结果，因此人类在认识上无法直接破解“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而“思想顿悟”之所以称之为“思想顿悟”，是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发的顿悟，它是主要依托人类阶级斗争实践（包括经济领域里、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等三个领域里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实践）积累到了某种极限和圆满程度的结果。所以，一旦人类社会完成了“思想顿悟”，也就必然能够破解“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因为“思想顿悟”比“社会顿悟”在完成的时间上更为落后，而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不过，“社会顿悟”与“思想顿悟”阶级实质是相同的，它们都体现了社会旧的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同时，它们完成的逻辑途径也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对社会旧的主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进行同归于尽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二、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创新

到了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暴力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原则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宗旨的，它们都属于暴力社会主义的“试错”实践的历史范畴。只不过十月革命主要是在经济制度上试图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而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政治和思想上试图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所以，正如毛泽东晚年已经意识到的那样，他的历史功绩主要不是领导共产党建成了新中国，而是在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前者只是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的“试错”实践的进一步积累而已，而后者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试错”实践的创新。
文革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试错”实践的创新，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全面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从而使得人类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顿悟”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劣根性或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基因缺陷，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决定论”派生的关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上。由于宇宙是普遍联系的宇宙，因此人类社会诸阶级依托宇宙的普遍联系规律，永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尤其在政治思想上更为如此。甚至应该说，社会任何一个成员的思想都是社会诸阶级思想的混合体，只不过由于社会成员生活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同，因此他们的思想主要倾向于某个有关的阶级罢了。于是，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空想理论坚持到底时，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那种思想上越来越极左，手段上越来越残酷，组织上越来越分裂的社会格局，从而让整个民族跌进了四分五裂和自相残杀的深渊。因此，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强化了人类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力度，从而最终导致体现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诞生。
所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在经济上达到了某种极限，结果人类社会迎来了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失败，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在政治思想上达到了某种极限，结果人类社会迎来了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从而产生了知识阶级正确主导现代福利社会的“统一论哲学思想”。

三、文革决不是历史的浩劫

至此，或许有读者会情不自禁地问，你承认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社会跌进了四分五裂和自相残杀的深渊，那么不就是等于承认了文革是一场浩劫吗？
不是的！我承认文革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不等于我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换言之，我在文革问题上所持的是知识阶级的“试错论”，而决非是资产阶级的“浩劫论”，而“试错论”与“浩劫论”是评判文革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
【1】文革的损失虽然很大，但是与同等量级历史意义的其它历史事件相比较，损失则是很小的。正如前面已经讲的那样，现代人类社会更新社会制度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进行到某种极限的必然的产物，它们一方面必然依托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的升级和循环，另一方面还必然依托无产阶级试图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的“试错”实践的积累。于是，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人类社会为与文革同等量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有关的事件有：资本主义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促进成了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二次大战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成了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广；最后，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现代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结果——“统一论哲学思想”。很明显，文革让人类社会为她付出的代价相对其它同等量级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是最小的。
【2】文革从动机而言，归根到底是为了探索中华民族真正能够崛起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文革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成为十三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所以，文革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拿破仑的扩张、与英国殖民主义主导的八国联军的侵华、与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可见，将文革说成为历史的浩劫，不仅是非理性的武断，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是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
【3】至于文革的历史意义，正如前面已经反复讲的，是促进了人类社会完成“思想顿悟”。它至少与十月革命和新中国建国相当，甚至在思想上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影响比它们更为深远。所以，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崛起，甚至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人类未来的和谐世界。
【4】说到文革的大批的冤案问题，实际上文革冤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民族为了探索自己崛起的道路所付出的“试错”代价。同时，由于冤案的标准，最终决定于文革“试错”实践的政治标准，因此文革冤案原则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因缺陷导致的历史性的失误。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知识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立场上看问题，确实应该问一问在文革问题上持“浩劫论”的朋友们：如果说文革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那么在镇压文革的过程中，我们难道就没有制造比文革冤案更大更多的冤案吗？这些冤案难道不是同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因缺陷导致的历史性的失误吗？
【5】最后，关于民主派批判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裁问题，我认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治国之道，一旦通过时代的顿悟被人们认定是真理，那么它必然只能依托主政者的权威，才能转化为治国的物质力量，而这种治国的物质力量要长期坚持下去，从战术上讲只能依靠法制，而从战略上讲则只能依靠治国之道本身到底是否是这个历史时期的货真价实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当年孙中山提出了有名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之说；也因为如此，人类的政治体制都必然是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由此可见，文革的问题不是毛泽东坚持文革“试错”实践的独裁方法不对，而是文革体现的治国之道本身并非是文革时代货真价实的真理。所以，民主派脱离历史大环境批判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裁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重大的创新，往往是与英雄人物的独裁联系在一起的。

四、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原因

无产阶级打天下、难道坐不了天下？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对我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提出的质疑和批判。三十年以后，我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回应毛泽东主席的在天之灵：“无产阶级打天下、就是不能坐天下！”由于这个提法直接涉“治国之道”，因此有的左派朋友利用我发表和出版《国家兴亡之道》这本书的机会，又一次对我的这个提法提出质疑。
首先应该明确，“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不可能持久地主导现代社会。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不可能持久地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治理社会。按照这个意思，“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结论的依据如下：
【1】“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
“统一论哲学思想” 关于“社会三位一体有序发展的规律”的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内在主导阶级的选择或产生，不决定于任何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精神意志，而决定于人类社会整体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需要。因此，人类社会内在三大阶级是随着人类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有序地轮流主导社会的。
在原始的氏族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因此社会自在地维持“无产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虽然因为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需要，社会已经有了不稳定的分工的倾向或萌芽，例如母亲们主内（她们是后来的财产阶级的身影），父亲们主外（他们是后来的劳动阶级的身影），同时氏族社会也通过最公平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推举不脱产的族长、军事头领和祭师（他们是后来的知识阶级的身影），但是这种不稳定的分工的倾向或萌芽，还不能够算是定型的阶级，原则上氏族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氏族社会应该说是全体劳动者（或者说全体劳动“阶级”）主导的社会，或者说是“劳动大众打天下和坐天下”的社会。现代人类所向往和称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上都来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告别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了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财产阶级打天下和坐天下”的财产社会。最后，由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高科技生产力的水平，人类迎来了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现代社会的“社会顿悟”，自在地产生了知识阶级主导的现代福利社会。所以，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证明，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的现代品种，原则上是不可能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因为劳动阶级主导人类社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决定了“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天命，也是人类社会的天命。
【2】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无法跳出资本主义范畴，这是“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主要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定市场经济是单一的私有制的经济，是违背宇宙缘生缘灭或对立统一规律的。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社会经济，从来就是私有制与公有制对立统一的经济。甚至社会每一分财富，每一个成员的生命，都是私有和公有对立统一的实体，至于其公有与私有的配比关系，完全决定于其适应外在环境的需要。
第二，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际上社会财富决不是劳动阶级单一的劳动创造的东西，而是社会三大阶级通过各自的实践去适应共同的外在环境的结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实际上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在内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对于现代社会适应自然环境都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大失误或片面性，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根本没有超越和跳出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元论的“内因决定论”的哲学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也只能充当资本主义思想的天然的反对派，而不可能是超越和凌驾于资本主义思想之上、从而成为指导更高级的现代社会的理论思想。换言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论思想，因此既然资本主义思想能够打天下和坐天下，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是既能打天下又能坐天下的思想。当然，这也是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之必然。
【3】无产阶级不需要打天下坐天下，这是“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阶级意识方面的原因。
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最高级的品种，与其祖先一样，原本就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需求。关于这一点，当年毛泽东主席在陕北根据地与一个放羊娃的对话很说明问题。据传，当年毛主席在陕北问放羊娃：“娃放羊为啥？”放羊娃回答主席，“赚钱娶媳妇”；毛主席又问放羊娃，“赚钱娶媳妇为啥？”放羊娃又回答主席，“再生娃放羊……”。为之毛泽东主席非常感慨。其实，这个放羊娃回答毛主席的话内含深刻的哲理，它展示了劳动阶级自古以来朴素的“法自然”的最高境界。换言之，“打天下、坐天下”的需求，原本是财产阶级在财产私有的观念指导下产生的需求，而不是劳动阶级依靠劳动适应环境的需要。劳动阶级后来之所以产生“打天下、坐天下”的迫切需求，究其原因，完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逼出来的。关于这一点，雷锋之歌的歌词最说明问题：如果残酷的地主阶级不用“鞭子”（“打天下、坐天下”的武器）打幼小的雷锋，那么幼小雷锋是万万不可能悟出夺取“鞭子”反过来打地主阶级的深刻道理的。所以，当人类社会开始向共产制的福利社会过渡时，人类社会三大阶级停止对抗、各得其所的大好时代已经来临了。此时此刻，及时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真理，这决不是对无产阶级的恶意刺激，更不是不公平地对待无产阶级，而是善意地按照无产阶级的天命，为无产阶级揭示重归劳动阶级“法自然”的理想境界的解脱之道。

第八章
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由之路

如何解决社会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以下简称腐败问题），几乎是所有的《国家兴亡之道》的读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1933年罗斯福新政已经原则上解决了的问题，只不过由于人类社会一直没有完成破解罗斯福新政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即没有掌握当代最先进的“统一论哲学思想”，所以一直没有能够自觉和自信地掌握罗斯福新政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
应该明确指出，在理论上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创新。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之所以没有能够在理论上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的关键，也是它们没有关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的创新。

一、人类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
而不在于政治体制

自古以来，人们通常将社会腐败归结为社会的政府官吏腐败或政治体制腐败，因此从古到今人们普遍都企图通过对政府官吏的有效的监督或者对政治体制进行有效的革命或改革来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也将防止新中国腐败的希望寄托于人民民主。所以，应该说，在“统一论哲学思想”诞生以前，人类一直没有搞清楚社会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不在于社会的政治体制，而在于社会私有制经济制度存在基因缺陷或天生的劣根性。
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几乎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认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坚持一元论的“内因决定论”，因此在认定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万恶之源的同时，又错误地认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是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这样一来，上述的正确与错误叠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自古以来人类试图通过变革社会政治体制去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历史误区，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托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民主思想为什么无法阻挡体现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不断升级和循环的原因；同样，也不可能搞清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始终无法避免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的原因；最后，也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朱元璋镇压腐败官吏的措施比毛泽东的有关措施强硬和残酷得多，但是朱元璋原则上没有解决腐败问题，而毛泽东时代原则上则解决了腐败问题的原因。

二、人类社会正确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

通过破解罗斯福新政的阶级实质，“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不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天命的体现，它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作为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系统，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的制度，而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只能对经济制度起一个支持和保证作用，它们原则上无法变更经济制度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劣根性或基因缺陷。所以，人类正确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腐败问题的途径，必然如下：
【1】理论上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迎接能够破解更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或者说，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关键，是掌握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和瑞典模式社会阶级实质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因为，“统一论哲学思想”发现和正确论证了，1933年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共产制经济制度，是历史地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出路。
【2】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设计和构建能够维护、巩固和完善福利社会共产制经济制度的正确的政治体制，去有效地维护、巩固和完善福利社会共产制经济制度。
【3】通过不断地建设和完善福利社会正确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持续地维护和巩固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向全社会普及“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全面更新社会的文化传统，这样久而久之使得整个福利社会内在三位一体的结构，彻底告别财产私有的资本主义，那么自古以来的社会的顽疾——腐败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会逐步解决。
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福利社会正确的治国之道，是高举“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社会福利”和“权力制衡”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因此随着福利社会高科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福利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具体步骤大致如下：
首先，通过福利社会第一大法宝——“国家控制”法宝，正确控制全社会资本的投入和运作，正确控制社会财产的二次分配，例如坚持累进税、遗产税、赠送税等税收制度，那么由于富不过三代，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就很快就能解决；
接着，继续通过“国家控制”法宝，构建福利社会的“社会福利”法宝，并不断地完善和坚持它，那么全民都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住房保障的福利社会基本目标迟早会达到，到那时阶级对抗问题自然烟消云散；
最后，通过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逐步构建福利社会的“权力制衡”法宝，让社会全体成员的合法收入公开化透明化，并制定有关的法律有效地制裁社会成员的不合法收入问题，政府官吏的腐败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遗迹。
不过，应该注意，所谓解决“自古以来的社会的顽疾——腐败问题”，只是讲，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已经不可能影响福利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了，而不是讲腐败等现象可以彻底消灭，这是因为福利社会的共产制是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因此社会私有制将与社会的公有制永远同在，正因为如此，体现私有制的劣根性的腐败问题也就不可能彻底消灭，只不过腐败问题的规模和力度很小，已经不可能对福利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值得关注的阻碍作用罢了。

三、人类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性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人类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性，我在此借用一个类似的实例来说明之。
正如前面提到的，众所周知母亲是不可以与儿子结婚的，这是一种人们不言而喻的铁定的社会习惯，因为母子结婚会让人类的基因退化恶变，从而断送人类的前途。然而，实际上，禁止母子结婚成为人类普遍自觉遵守的习惯，存在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于是，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禁止母子结婚的历史过程，来联想社会禁止腐败的历史过程。由于事实上，社会权力只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而不可能改变社会经济的本质属性，因此社会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刚好是“母子关系”；同时，腐败刚好是社会经济与社会权力私自“结婚”生产的怪胎，这种怪胎膨胀势必严重阻碍和破坏社会发展，因此社会的政治体制一般地说似乎从来就禁止腐败。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母子结婚的现象实际上已经近乎绝迹，而社会经济与社会权力私自“结婚”生产的腐败怪胎的现象，仍然在社会上到处泛滥？究其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在财产社会阶段，社会本质性的制度——私有制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没有禁止腐败。相反，由于腐败实际上是社会私有财产积累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办法，所以在私有制经济制度统治的社会里，尽管社会的政治体制名义上都在禁止腐败，但是腐败在方法上总是能够不断的创新，突破政治体制人为架设的阻碍，最终形成国家改朝换代的大气候。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社会要最终禁止社会经济与社会权力私自“结婚”生产的腐败怪胎，首先经济制度要从根本上能够有效地禁止腐败，然后政治体制作为一种辅助的保证性的措施，维护和坚持经济制度有效地禁止腐败，那么腐败这个社会经济与社会权力私自“结婚”的怪胎，连同私有制所固有的迷恋金钱的社会弊病一起，必然迟早会像“母子私自结婚生产的怪胎”一样，在人类社会逐渐地走向绝迹。其中根本的道理，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能够不断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有序发展的系统。
    至此，让我回答读者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少读者问我：老百姓反腐败，但是手中无权，而有权的政府一定要腐败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前提有毛病的问题。因为，政府和老百姓原则上不可能是绝对对立的两个实体。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任何政府都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政府，只不过各种各样的政府，掌握自己服务社会诸阶级的配比的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好的政府能够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 掌握服务配比；而坏的政府就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无论是好的政府还是坏的政府，具体掌握自己的服务配比的过程，都是有关的政治体制“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相互制衡”的过程。所以，对于防止和反对腐败而言，社会的第一要务，是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及时认识、巩固或引进福利社会共产制的经济制度；社会的第二要务，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正确设计或选择“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去有效地维护、巩固和完善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的第三要务，还是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正确运行正确的政治体制反对和制止腐败。最后，在特殊的迫不得已的条件下（至少在人类社会建成和谐世界之前），暴力社会主义仍然是打倒和铲除一切顽固不化的腐败政府的急速有效的法宝，不过社会一旦动用暴力社会主义这个法宝，必然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痛苦和震动，所以任何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永远牢记的警示是：“千万不要逼迫社会动用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可怕的法宝！”但是，纵然未来的人类历史上再度出现暴力社会主义的悲壮场面，人类社会最终还得依托“统一论哲学思想”通过完成上述三个要务，去有效地解决自古以来私有制社会的腐败顽疾问题，因
为这是人类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由之路。

四、人类社会解决腐败问题
的现状和前景

实际上，腐败问题在现代人类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在理论上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实践上卓有成效地正在解决的问题。最令人振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在二次大战推广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经济制度以后，通过有关的法制，普遍解决了人治形态的软性的腐败问题、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这无疑证明了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经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腐败问题，存在根本性的保证作用。不过，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还没有完成现代的“思想顿悟”，因此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抛弃资产阶级的金钱第一的历史惯性，结果导致包括金融创新腐败和选举腐败在内的一些刚性的社会腐败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所以，可以断言，一旦西方社会掌握和普及“统一论哲学思想”，并成功革除和更新资本主义多党的民主政治体制，那么人类社会包括软性腐败和刚性腐败在内的整个腐败问题，将必然会在西方率先顺利解决。
在不发达国家方面，目前腐败问题仍然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发达国家社会的现实生产力还普遍没有达到构建福利社会的水平，因此一般地说，不发达国家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于是，不发达国家必然面临一个两难的历史课题：一方面为了早日构建福利社会，必须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必然产生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必然出现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至少从近期而言，不是要去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而是要反对和控制腐败，使之尽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国家的经济成为国外垄断资本的依附性经济，从而使之丧失独立自主持续发展之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国经济成为国外垄断资本的依附性经济，是不发达国家最大的腐败问题。如果不发达国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持续发展本国经济的原则，并构建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本国经济体系，那么也就能够逐步构建本国社会的“国家控制”法宝，从而使得本国社会拥有向福利社会过渡的“根”。因为，从现代社会发展大趋势而言，“国家控制”法宝是构建福利社会另外两大法宝（社会福利法宝和权力制衡法宝）的基础法宝。
总而言之，不发达国家最终解决腐败问题的条件，与前面提到过的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条件，原则上是相同的：首先，社会的高科术生产力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即社会已经具备进入福利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次，本国执政集团开始理解和掌握“统一论哲学思想”，因此开始成功地引进福利社会的共产制经济制度，并成功地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稳定有序地领导本国社会向福利社会和平演变。

第九章
一党制是福利社会的最佳选择

关于福利社会的政治体制问题，读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集中在一党制和多党制的选择问题上，至于对福利社会应该是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质疑。
深入分析读者对《国家兴亡之道》主张一党制的质疑，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认为一党制无法防止政府腐败，而两党制或多党制能够防止政府腐败；
第二个理由，认为一党制无法防止个人独裁，而两党制或多党制能够防止个人独裁；
第三个理由，认为一党制不利于群众民主参政，即不利于人民民主。
由此可见，读者关于《国家兴亡之道》坚持一党制的质疑，实际上涉及社会政治体制的整体运行规律，因此也涉及的诸多的政治概念，例如，政党政治、经济制度、腐败、独裁、民主等等，所以我的答疑需要从人类社会政治体制运行的一般规律开始讲起。

一、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社会是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三位一体共同适应外在环境的系统；其中经济制度是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的产物，它直接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功能原则上是维护、巩固和完善经济制度的，它们运行的基本逻辑，是能够破解“社会顿悟”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的结果决定的。
所以，从形式上看问题，“统一论哲学思想”似乎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承认社会的文化传统服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基础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力的宝塔型的结构关系，但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这个结论，是从二元论哲学的“外因决定论”推导出来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结论是从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推导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结论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而“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这个结论则不存在这种致命的弊病。
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由于认定矛盾可以向其对立面转化，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决定经济制度的命运的，例如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统一论哲学思想”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代科学理论，发现矛盾不可能向其对立面转化，矛盾只能随着环境的发展不断地升级，直至双双同归于尽或转化为更加高级的新的矛盾。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经济制度的看法是错误的，社会政治体制永远只能在经济制度决定的规范内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不可能突破这个规范（超越天命）去决定经济制度的命运。所以，正如前面已经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它只是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集体私有制，因此只能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劣根性或弊病，而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从而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前面已经讲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范畴内，主观臆造的非自然的假经济制度。
至此，我们可以展示“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人类社会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
【1】政治体制永远只能在经济制度决定的规范内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不可能突破这个规范（超越天命）去决定经济制度的命运。
【2】政治体制本身是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的系统，其历史使命是为了维护、巩固和完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政治体制内在三位一体的民主、集中和法制的正确配比关系或正确的标准，决定于政治体制外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水平和运行状态。例如，正如《国家兴亡之道》一书中讲的：氏族社会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应该说是管理体制）是全社会成员共同支撑的民主主导集中和法制的“政治体制”；财产社会的政治体制是财产阶级领导的集中主导民主和法制的政治体制，其中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没有发展为集中主导的政治体制，是因为社会高科技生产力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来不及发展为集中主导的政治体制，社会高科技生产力就逼迫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了；最后，现代福利社会的政治体制原则上必然是知识阶级领导的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政治体制。很显然，人类历史证明，一般地说，劳动阶级倾向于民主，财产阶级倾向于集中，而知识阶级既不从事劳动，又不积累财富，但是又要依靠知识去协调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只能倾向于通过国家机器的法制。
【3】革命或改革是社会政治体制内在三位一体的结构突变的体现，革命和改革是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积累的结果，但是革命或改革仍然不可能超越“社会顿悟”既定的经济制度的规范。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无疑是社会政治体制大震荡大改组的体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每次改朝换代，都无法超越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又例如，1933年罗斯福新政成功构建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之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始终无法解决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因此更无法阻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和循环。

二、两党制或多党制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
的有效工具，而只是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
政治平台

深入分析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当年西方国家设计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人性都是自私的，所以任何知识精英掌握了国家权力，原则上必然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倾向，所以必须设计两党制或多党制，让知识精英手中的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定期举行的全民选举手里，从而原则上确保国家权力为全民服务。
依据“统一哲学思想论”不难发现，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的上述设计思想，事实上自发地或不自觉地利用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关于“人性都是自私的”的误区。实际上，人性是自私自利性和大公无私性的对立统一体，因此人性是以自私自利性主导大公无私性的人性，还是相反以大公无私性主导自私自利性的人性，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制度环境。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环境下，人性必然普遍倾向于自私自利；相反如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的“公有制”环境下，人性必然普遍倾向于大公无私。
第二个误区，关于“全民选举必然代表全民利益”的误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顿悟”产生的自发的经济制度，因此在其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必然是社会诸阶级都拥护的皆大欢喜的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劳动阶级是千方百计努力成为资本家阶级的阶级，知识阶级则是千方百计维护私有制的阶级，所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的关于“全民选举必然代表全民利益”的设计思想，必然是“全民选举必然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的结论。或者换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意味着符合资产阶级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存在，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全民选举结果必然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再换一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发存在的历史大前提下，由于人性的总体表现是自私自利性主导大公无私性，而全民的选举又决定于全民的自私自利的人性，所以全民选举代表的所谓的“全民利益”，必然只能是代表自私自利性主导大公无私性的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众所周知，西方的全民选举，实质上是金钱实力的较量，当然必然代表掌握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所以，由于上述两个误区的客观存在，因此西方民主思想设计的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防止资本主义社会腐败和危机是虚假的，而让资产阶级通过金钱控制政治体制不违背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则是货真价实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前，既没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也没有能够阻挡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的不断膨胀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升级和循环，但是能够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为继续重整和维护维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而效力，所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无疑不是有效解决社会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和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而只是资产阶级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平台。

三、独裁、腐败与一党制不存在
必然的联系

将独裁和腐败与一党制捆绑在一起，是蒋介石统治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留下世人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景观。
实际上，腐败、独裁和一党制是三个内涵不同的政治观念：独裁是指政治体制面对某种特殊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时，将内在结构调整为集中主导民主和法制的极端状态的手段；腐败是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劣根性恶性膨胀的体现；一党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后的体现不同阶级权利之争的政党政治的一种政治体制。
因此，能够将独裁和腐败与一党制这三个不同内涵的政治观念，汇总到一个政治实体上去的情况，可能只有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才可能出现。所以，读者如果带着蒋介石政权的旧框框，去认识世界上其它时期或其它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无疑会陷入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因为独裁和腐败与一党制，至少在理论上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例如，希特勒独裁统治，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独裁统治，它虽然是当时德国社会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产物，但是它本身可能不能算是腐败的政权，同时，它也不是一党制的产物，而是当时德国社会多党制的民主选举的产物。
又例如，罗斯福连续执政四届12年，当时的美国政治颇有独裁的倾向；后来，到了小布什时代，小布什利用9.11后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大民主倾向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也颇有独裁的味道。美国的这些独裁政治倾向，虽然也是美国有关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产物，但是无疑不是政府腐败的产物，更不是一党制的产物，
还例如，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当然是一种独裁，但是其宗旨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到底，而且也是一党制的产物，不过无疑不是政府腐败的产物。

四、民主是西方福利社会促进
暴力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根本法宝

在前面我已经讲过，社会主义不是败在资本主义手里的，而是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生产的“孩子”手里的，这个“孩子”就是1933年罗斯福新政构建的二次大战后在西方推广的现代福利社会。而现代福利社会战胜社会主义的主要法宝，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大力鼓吹的西方民主和自由。
回顾世界两极冷战历史，过去人们通常将其错误地视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
实际上，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这一段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全面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资产阶级在西方已经历史地退出主导社会的舞台。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还没有充分暴露，还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进而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完成能够破解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的阶级实质的“思想顿悟”，即不可能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这意味着，实质上已经全面和平演变为现代福利社会的西方，在主观上必然会自发地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姿态，试图通过两极冷战去战胜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通过同归于尽的方式同时历史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社会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决定了，西方试图通过两极冷战的暴力铲除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也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情不自禁地自己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结果，民主和自由成为西方的现代福利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的根本法宝。具体的历史过程大致如下：
【1】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法宝的攻击下，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全面动摇，从而开始了以反斯大林个人独裁为契机的改革新尝试。
【2】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法宝攻击的大气候下，中国的毛泽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由于遇到了来自苏联老大哥和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的两面夹击，事实上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因此毛泽东破釜沉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意在他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终极的真理性进行最后的探索。
【3】正如前面已经讲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全面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无节制地提升阶级斗争力度的劣根性，因此也导致必然的失败，从而迫使中华民族开始通过改革开放的新的长征，去探索自己的复兴的新路子。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史无前例地展示了社会主义自动戛然而止的壮观场面。至此，历史完整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自发地同归于尽的社会发展规律。
【4】也如前面所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马克思主义劣根性，从而直接促成了人类的“思想顿悟”，因此破解罗斯福新政体现的“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终于问世，人类社会开始自觉地向更加高级的福利社会全面过渡。
至于民主和自由成为西方促进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根本法宝的哲学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则上也体现为社会人性系统的发展，而社会人性系统永远是自私自利方面和大公无私方面的对立统一体，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性的对立统一的双方是不可能互相杀灭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只是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劣根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是依靠片面禁止、甚至企图杀灭人性的自私自利方面，而暂时和勉强维持的片面的人性系统，一旦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已经大规模地自动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也就自动消失。于是，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西方的民主自由，作为刺激人性自私自利方面大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必然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片面的人性系统崩溃、解体和演变的利器，从而促成了社会主义戛然而止的历史奇观的展现。至于，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片面的人性系统，其崩溃、解体和演变的结果，到底是直接演变为旧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私自利方面主导大公无私方面的人性系统，还是跨越式演变为新的福利社会式的大公无私方面主导自私自利方面的人性系统，则决定于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了，即决定于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各自的具体的现代命运了。

五、暴力社会主义被历史淘汰之后，
西方片面强调民主自由已经走向反面

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的民主自由确实为历史地淘汰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了某种进步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二次大战后，西方事实上一直在拼命地鼓吹民主自由。然而，在罗斯福新政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双双逐渐被历史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开始全面向现代和谐世界过渡，因此西方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做法必然也历史地走向它的反面。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自己而言，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民主思想正将西方发达国家拉下主导世界的舞台。例如：希特勒依托民主选举成为发动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美国因为民主而迟迟不介入二次大战结果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九.一一”后的民主没有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带来任何的成功；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民主与金融创新联手的杰作……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西方福利社会共产制经济制度的发展，也不能适应人类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
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实际上等于强迫不发达国家继续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过去走过的自由发展的老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的老办法，去应对现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去应对现代社会普遍要求彻底解决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和构建福利社会的大势。正因为如此，事实证明片面强调民主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正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全世界到处碰壁。例如，他信和阿扁二位总统的下台、中欧的动荡、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统统都是西方民主惹的祸……

六、民主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自从人类社会远离古代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后，社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要素再也不可能主导集中要素和法制要素了。一般地说，在社会的政治体制中，民主是劳动阶级善长的政治工具，集中是财产阶级善长的政治工具，而通过国家机器运作的法制是知识阶级善长的政治工具。由于人类社会离开氏族社会阶段进入财产社会阶段以后，财产阶级成为主导财产社会的主导阶级，而劳动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了，因此在社会的政治体制中自然而然不是由民主主导，而是由集中主导。在人类社会进入福利社会阶段以后，知识阶级取代财产阶级主导社会，由于知识阶级主导的福利社会里，仍然是劳动阶级、财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三位一体的社会，因此劳动阶级仍然是必然和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存在，所以民主仍然是必要，不过民主仍然不是主要的，因为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导要素，只能是知识阶级善长的法制要素。
从“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规律的角度看问题，
在“社会顿悟”成功更新旧经济制度之前，民主对于旧制度危机的暴露和探索新制度的“试错”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民主在旧经济制度更新的阶段性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环节上，无法替代集中（顿悟）和法制的作用，民主既无法产生新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破解新经济制度的阶级本质，所以民主对于旧经济制度的更新是必要的，但是不是主要的。在“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更新了旧的经济制度和破解新的经济制度的阶级本质以后，社会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新的经济制度和构建新的政治体制去维护和完善它，对此民主虽然对于动员和调动社会力量是必要的，但是它无法替代集中的作用，更加无法起到法制的作用，因此民主无疑也只是必要的而不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才有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治国高论。
实际上，从社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正常运行角度看问题，民主的首要问题是坚持什么指导思想，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其次是受什么样的权威的指挥和控制；最后是受什么样的法律的制约。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指挥权威是中央文革；法律的制约是：不可以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可以反对中央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由此可见，现在西方世界将民主提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甚至认定国家的命运决定于民主选举的结果，这在理论上纯粹是一种政治欺骗，而在实践上则是劳民伤财和吃力不讨好之举，对西方福利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换言之，“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民主”的政治目的只能通过“集中”和“法制”才能最终实现。
此外，在距离金钱和利益比较远的社会领域里，虽然民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民主更不是主要的，而且民主的形态也完全不像政治领域里那样咄咄逼人和不可一世。例如，在众所周知的科学研究领域里，民主对于科学竞争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始终不是主要的，因为科学竞争的标准是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的结果，它们原则上与民主无关。正因为如此，科学真理和科学权威从来不是依靠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于是，我们如果从科学民主出发，倒退回去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民主，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们对于政治民主过分的期望，主要是因为人们将提高社会民主水平与提高社会利益公正水平混为一谈，实际上社会利益公正水平，本质上不决定于社会民主水平，而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几乎人人皆知，在已经过去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里面，虽然社会利益公正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社会民主水平则可以是很低的。

七、法制主导下的一党制
是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最佳选择

    “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社会的政治体制原则上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制度，因此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正确的设计标准，只能是其是否能够维护、巩固和完善福利社会经济制度，而不是其它人为的因素。所以，通常人们热烈关注和争论的关于政党政治具体形态的选择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体制的设计标准问题，明确了社会政治体制的设计标准，政党政治具体形态的选择问题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依据这个道理，我们不难得
出以下的关于“法制主导下的一党制是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最佳选择” 的正确结论：
【1】 从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本质而言，福利社
会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在承认社会经济实体按照市场环境自动调整内在结构的历史合理性的前提下，原则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序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序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的增长和资本主义劳动大众有效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的矛盾）。因此，实际上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通过控制资本的投资方向和力度，通过控制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通过控制福利社会制度体系等，已经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在财产社会阶段普遍存在的社会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福利社会的政治体制只要依托法制维护经济制度这个功能的正常发挥就可以了。所以，按照西方民主思想设计的旨在防止知识阶级官吏监守自盗的两党或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必然历史地成为劳民伤财和毫无意义的制度。换言之，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已经为国家权力远离腐败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同样也为社会管理演变成为类似科学研究事业那样的纯粹的专业性的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意味着在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一党制无疑是知识阶级作为独一无二的主政阶级的首选的政治体制。
【2】 从福利社会整体适应外在自然环境的发展
战略而言，福利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能够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正确调整福利社会内在阶级结构，从而使得整个福利社会始终沿着对内不断提高全民福利水平，对外不断提高适应自然环境水平的方向稳定有序的发展。这决定了西方社会现有的结党营私的两党或多党竞选制度，已经成为完全多余和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制度。同时，也决定了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一党制是福利社会政治体制的最佳选择，因为法制主导下的一党制，最有利于福利社会发展战略的长期稳定有序的坚持和实施。关于这一点，人们从福利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法宝、“社会福利”法宝和“权力制衡”法宝的联合运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3】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福利社会
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能够让社会的经济生活彻底摆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的主导（即摆脱两大阶级争夺社会剩余价值的斗争主导），进而也能够让社会的政治生活彻底摆脱民主和集中这对矛盾的主导（即摆脱两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斗争的主导），从而最终让整个福利社会的生活始终围绕知识阶级善长的知识、法制和促进社会共同发展的道德旋转。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利社会的政治体制，必然是完成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否定之否定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只能是法制主下的一党制的政治体制。
【4】最后，从人类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分析，
长期坚持法制主导下的一党制，必然等于是让社会在向无党制的方向转变，从而让人类社会的政治管理，不断地向非政治的和谐大同世界管理的方向发展。到了那个时候，人类各国的福利社会也就必然自动和自觉自愿地联合为统一的和谐的大同世界。所以，法制主导的一党制政治体制，也是人类福利社会向和谐的大同世界和平演变的理想的选择。

第十章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问题，也是《国家兴亡之道》的读者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综合和分析有关读者的有关问题，发现所有有关问题按照其政治倾向，可以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倾向于民主派的读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仍然可能通过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和平演变为西方模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第二种，是倾向于左派的读者，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迟早还得再次爆发二次文革或暴力革命，虽然他们都讲不清楚，在二次文革或暴力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三种，是倾向于《国家兴亡之道》一书的观点的读者，他们认为《国家兴亡之道》一书在理论上向国人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应该全力争取的最佳前途。
所以，在此我通过答疑，只想再强调一下“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有关看法。“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不是让中华民族摘掉英雄民族的帽子，进入构建和谐世界的领袖民族的行列，就是让中华民族最后沦为乞丐民族，成为世界其它民族在构建和谐世界过程中的布施对象，除此之外不存在其它中间性的前途。而从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看问题，中华民族通过改革开放成为领袖民族的可能性比沦为乞丐民族的可能性无疑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作为在百年苦难中顽强拼搏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必须全力以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争取前一种可能的前途和杜绝后一种可能前途而奋斗到底。

一、“六四运动”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
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关于二十多年前惊心动魄的“六四运动”（以下简称“六四”），国人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六四”最终的处理上，当然这从人性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六四”的关键之处，不在“六四”最终的处理上，“六四”的关键之处在以下四方面：
【1】“六四”最终的惊心动魄的结局，证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基本上还是习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方法处理改革开放中必然会遇到的民主政治思想问题。历史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的有关观点相对而言，更具有真理性；而赵紫阳的对立面——当时党内的左派，事实上是在“六四”中，将整个共产党推进被迫进行最后的生死一搏的危机的责任者。
【2】“六四”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四”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六四”事实上并没有引起全民族明显的共鸣；第二个阶段，是“六四”又高举起反腐败的旗帜，为此“六四运动”立刻引起整个民族的巨大共鸣。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我们民族当时重点关注的政治问题是反腐败问题，而不是迫切引进西方民主制度问题。
【3】“六四”被镇压后整个民族死一般的寂静和苏联与欧东接下来的巨变，让邓小平终于重新获得清醒的头脑，并大魄力地摆脱共产党内左派的束缚，以毛泽东晚年作最后一搏的精神，重新拉开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大幕，从而在历史的紧急关头让中华民族的未来重现希望的光芒。很明显，邓小平晚年作最后一搏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大、持久和根本的动力。
【4】由于苏联共产党内的左派错误地照搬中国共产党成功镇压“六四”的经验，结果导致了苏联与欧东的共产党政权雪崩般地倒落在西方的脚下，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演出了共产主义运动戛然而止的历史奇观。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回过头来设想，如果“六四”客观上（不是主观上）也像苏联的民主运动一样，成功地推倒共产党的政权的话，中国历史将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关于这个问题，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位民主派老先生在今年春节左右讲的一段很典型的讲话：“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从这段话可见，在民主派的头脑里，如果“六四运动”成功地推倒共产党的政权的话，中国通过类似独联体国家那样的短时间的动荡，必然也是可以过渡到西方两党或多党制去的。
我今天无法断定，假如“六四”成功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最终中国将出现什么样的具体的政党制度。但是，我能够断定，假如中国走苏联解体的道路，那么付出的代价，将比苏联和欧东惨重得多，有关的社会动荡的时间也要长得多，而且最终结果只能让中华民族痛失百年复兴的大好历史机遇，由英雄民族沦落为乞丐民族，最后无可奈何地只能依靠世界其它民族的布施，才能勉强进入人类未来的和谐大同世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苏联的历史和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一，腐败是通过改革开放恢复市场经济之必然。或者说，由于改革开放在中国，将资本主义百年以上必然的腐败浓缩到几十年来集中释放，因此改革开放必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换言之，改革开放只存在如何控制腐败问题，而不存在可能避免腐败的问题。实际上，在“六四”时期，腐败在中国已经有了某种规模。正因为如此，反腐败不仅可以让“六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运动，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可以在中国起到可能点燃和支撑新的红色暴力革命的作用。
第二，虽然苏联红色政权是列宁开创的暴力社会主义的成果，但是苏联的无产阶级只有一哄而起进行武装暴动的经验和素质，而没有类似中国工农阶级那种坚忍不拔地坚持武装割据的经验和素质。
第三，苏联原则上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是一个几千年来儒家思想锤炼出来的多民族的融合体，因此中国一旦面临国家分裂的可能，一般地说，分裂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既定的事实，相反民族为了谋求重新统一进行长期的割据和战争，通常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第四，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苏联还差得远，中国的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所以中国一旦出现分裂的可能，长期动荡的可能性无疑会比独联体国家时间要长得多，力度也会大得多。
至于，民主派老先生关于“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的设想，我认为完全是可笑的不自量力的梦想。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实力，原则上无法与强大的工农阶级的阶级实力相抗衡，因此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试图对代表工农阶级的左派实施某种政治恩施，无疑是一种天方夜谭。况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便是在整个“六四”的全过程中，不仅是代表民主派的赵紫阳，甚至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元首邓小平，始终是在左派的“掌控”之中。当然我认为左派对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掌控”，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掌控”事实上差一点让中华民族失去百年复兴的重大历史机缘。
所以，我认为“六四”与文化大革命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的试错。不过，“六四运动”试错的方向与文革试错的方向是相反的：文革证明中国向左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行不通；而“六四运动”证明，中国向右直接跃入西方民主的怀抱同样也行不通。因此，文革和“六四”合起来证明，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第三条道路，才有真正的希望，否则中华民族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二次文革或二次“六四”的折腾了。这实际上也就是我顿悟和创生“统一论哲学思想”的情感方面的原因。

二、民主派学习西方的大方向完全错误

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走在人类社会的最前面，所以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要学习先进的西方，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东西和怎么个学法。
实际上，中国的民主派，从辅佐赵紫阳到公开《08宪章》，在学习西方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可以说，民主派大力鼓吹学习西方的东西，刚好是西方行将淘汰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害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民主选举制度；而民主派既不宣传更不认真关注的东西，刚好是中国必须学习的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知识阶级主导的福利社会制度。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讲过的那样，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社会顿悟”的划时代的成果，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真正先进的东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让我重复性地强调一下，罗斯福新政构建的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的两个特征，并由此出发来展示民主派学习西方所犯的方向性错误：
【1】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公有制主导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其本质特征是它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两个固有的矛盾（即社会生产无序性和企业生产的有序性的矛盾和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劳动大众有效需求不断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能够解决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所以，只要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能够构建现代福利社会制度并将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产公开化和透明化，那么中国就必然能够解决现在全民关注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等问题。这就好比在毛泽东时代，只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制度，社会原则上就不可能出现严重的腐败和贫富悬殊问题一样。而这正是民主派既不宣传更不认真关注的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
【2】现代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构建和运行的特征，是必须依托知识阶级主导的“国家控制”法宝，控制社会财产的投向和运作，控制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控制福利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否则福利社会经济制度构建和运行将成为一句空话。而西方现有的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民主选举制度，刚好与知识阶级主导的“国家控制”法宝对着干。正因为如此，西方现在正在不由自主地快速退出主导世界历史舞台。而这正是民主派大力鼓吹学习西方的东西，即西方行将淘汰并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害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民主派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呢？原因并不是民主派作为中国知识阶级精英的右翼，在主观上存在什么不良动机，更不是民主派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在现代人类社会，学习西方问题，不是一个以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依托现代人类社会自发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才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而中国的民主派由于没有破解现代“社会顿悟”的阶级实质并顿悟和创生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缘分，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摆脱他们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束缚，率先运用“统一论哲学思想”，去正确解决学习西方先进东西的问题。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的前景
（评判改革开放中的中国领导人）

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开始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因此我认为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集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百年以上的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于改革开放进入正确轨道而言，无疑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为在现代，任何腐败、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现象，都不是知识阶级主导下的福利社会的“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等三个法宝的对手。
下面，让我们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和进化过程，来展示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开始进入了正确的轨道的大好局面：
【1】在江泽民主席发表“三个代表思想”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官方讲的邓小平理论展开的。关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我认为应该历史地肯定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邓小平已经开始认识到评判共产党执政好坏的最终标准，是中国社会整体适应外在环境的水平或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以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改革就是不断地调整社会内在结构，开放就是不断适应社会外在环境，改革开放合起来就是通过不断地调整社会内在结构，去适应中国社会外在的环境或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
第二，邓小平肯定也意识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老底子——工农阶级的力量去制衡资产阶级，否则搞得不好共产党可能会失去政权。邓小平所谓的“坚持四项原则”的客观作用就在于此。
第三，改革开放的彼岸在哪里？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但任何人都无法断言。改革开放到底怎么搞？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所以为了稳妥可靠起见，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我称邓小平 “摸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办法为“小步试错”法。
邓小平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让中华民族告别了文化大革命，二是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里程。邓小平获得这两大贡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拥有三个重大的因缘：
第一，邓小平拥有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因缘。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华民族当时根本不可能批倒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但是中华民族为了圆自己的百年复兴梦，毅然决然抛弃了文革这个自相残杀的搅肉机，跟着邓小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的长征；同样，也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为了圆自己的百年复兴梦，才能够容忍邓小平对“六四”的最终处理。
第二，邓小平拥有与第一助手胡耀邦的因缘。实际上胡耀邦领导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一风吹的重大实践，对于中华民族成功告别文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邓小平拥有与第二助手赵紫阳的因缘。赵紫阳在“六四”中始终没有背叛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客观上等于是“燃烧”了自己成全了邓小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顺便提一句，赵紫阳与刘少奇的人生结局，惟妙惟肖地展示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历史中的必然的表现形态。
【2】2001年江泽民主席发表了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立刻遭到共产党内左派的围攻和讨伐，甚至到了今天，“三个代表思想”在共产党所有的改革开放创新理论中，是让左派最耿耿于怀的理论，这本身就说明“三个代表思想”拥有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无比巨大的威力。实际上，“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已经完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思想顿悟”，中国共产党因此开始脱胎换骨地质变为知识阶级的全民的党，从而彻底地告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过去，并开始将孔子儒家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和罗斯福新政构建福利社会的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去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崭新的正确蓝图。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精髓，实质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原理”，它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保证中国社会顺利过渡到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保证中华民族复兴成功的根本法宝。
江泽民主席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共产党法制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课题——中共中央接班人如何选择和接班的问题，从而为共产党领导班子的稳妥交接和连续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认为，历史将会证明，江泽民主席关于共产党领导班子建设的稳定、连续和制度化的贡献，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管理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实现类似科学研究管理的专业化、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3】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也有两个方面：
第一，胡锦涛总书记沿着“三个代表思想”内在的逻辑，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伟大战略，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明确了方向，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实际上已经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中国的福利社会，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统一论哲学思想”关于知识阶级主导“国家控制”法宝的思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建设和运用了知识阶级的“国家控制”法宝，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并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控制”法宝，开始有序地设计和建设知识阶级的另外两个法宝——“权力制衡”法宝和“社会福利”法宝，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完全进入正确运行的轨道，做好了准备。
综合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和实践演变与进化过程，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正确、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朦胧中不自觉地形成，它的最终结果，实质上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进行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完成人类社会“思想顿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现代治国之道。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要真正放下必须放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放下执政者很难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将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民族的复兴和为了自己的前途三个立场和谐统一起来，虚心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掌握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让整个党建设成为坚定信仰“三个代表思想”的知识阶级主导福利社会的全民的党，并完全彻底地确认自己的治国之道是：高举“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依靠法制主导民主和集中的全民的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运用“国家控制”、“权力制衡”和“社会福利”三个三位一体的法宝；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地有序攀登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为标志的历史台阶的历史，因此大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集团，一旦率先掌握和运用时代“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产生的最先进的治国之道去领导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那么其国家和民族必然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世界领袖的行列，从而为人类社会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所以，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按照 “三个代表思想”，加速将自己改造成为主导福利社会的知识阶级的法制化的全民的党。这个进程越快，中华民族复兴和成为世界领袖民族的进程也越快。这就是现实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前景。

四、解决文革和“六四”问题的时刻表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胡耀邦对文革和文革前极左路线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进行一风吹的处理，是正确合理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联合起来告别文革共同面向未来之必须。同样的道理，镇压文革和“六四”遗留下来的大批的冤假错案，也必须一风吹，否则中华民族就无法彻底告别无产阶级专政的过去，完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之否定的脱胎换骨的质变，从而联合起来成为人类社会构建福利社会和谐世界的领袖民族，并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贡献。
然而，众所周知现实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对镇压文革和“六四”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一风吹的处理，为此有关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状态很不理解。
我在湖北有两位好朋友，他们都是湖北文革较温和的造反派——“三新”派的头头：一位叫吴炎金，曾经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因为文革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另一位叫曹承义，曾经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因为文革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我研究过二位的判决书，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历史认定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无罪，那么吴炎金和曹承义一点罪也没有；如果历史认定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只是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那么吴炎金和曹承义也一点罪也没有；如果历史认定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文革是历史的伟大试错，那么吴炎金和曹承义是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文革这个历史试错的湖北省的功臣。换言之，吴炎金和曹承义坐的牢，完全是为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坐的牢。更有意思的是，二位作为湖北造反派的“三新”派的代表人物，不仅政治上始终忧国忧民、坚贞不屈，而且人品出众，一贯地助人为乐，因此他们纵然在艰难竭蹶之中，仍然朋友如云。所以，吴炎金和曹承义两位的景遇，不由得不让我回想起2005年9月13日我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六十周岁生日宴上的祝词中的一段重要的内容：如果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敢于为了人类的进步，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并且能够为史无前例的试错实践，承受一般的人类难以承受的挫折和痛苦；甚至还能够在承受这种挫折和痛苦的同时，继续顽强地以新的生活和新的成功去展示自己新的未来；那么这个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这个民族必然会成为未来和谐世界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见，我想大批的类似吴炎金和曹承义的文革英豪，作为无产阶级暴力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历史时期的举足轻重的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现在还继续坚持镇压文革的政策肯定是很不理解的。
无独有偶，我还有一位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同学和朋友，名字叫做万润南，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中赫赫有名的“北京四通公司”的开创者。万润南和我在文革中的另一位同学和朋友印甫盛两人，实际上都是现任中国共产党主席胡锦涛当时在清华大学文工团的朋友。说起来万润南还曾经有恩于我：一是文革中他是我重要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二是我被湖北关广富之流赶出湖北落难后，万润南的“北京四通公司”是我避难和谋生的第一站。然而，由于“六四”万润南被迫流亡国外，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从网上知道万润南在国外思乡和思母心切，一直试图回国来探亲，可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六四”的政治信仰，而被当局拒之国门外，为此我从万润南在网上发表的回忆自己当年与胡锦涛和印甫盛在大学交往的文章中看出，万润南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到现在还坚持镇压“六四”的政策很不理解。
所以，实际上，镇压文革和“六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挥之不去的两块心病，而且也是妨碍中华民族实现大联合和成为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领袖民族的两个绊脚石。然而，中华民族到底何时才能解决文革和“六四”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统一论哲学思想”现在能够做出明确和正确的回答。
按照“统一论哲学思想”，中国解决文革和“六四”问题的时刻表，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领导人手里，而是掌握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手里，其中的道理也非常简单。文革和“六四”实际上在政治上代表了暴力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维持镇压文革和“六四”的现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真正完成了对暴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相反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整体上还没有抵达坚信无产阶级（暴力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被消灭和压倒、而只能制衡和融合的“三个代表思想”的伟大境界。因此，我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完成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从而形成真正拥有正确自信的政治信仰的坚强的全民的党；或者反过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主义信仰和资本主义信仰之间左右徘徊的不觉悟、不统一、不坚强的知识阶级的党。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气魄和能力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地驭驶文革和“六四”这两个反对派，因此也就不可能对镇压文革和“六四”的大批冤假错案作一风吹的处理。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才有气魄和能力对镇压文革和“六四”的冤假错案进行一风吹的处理呢？这就要看中国共产党到底何时才能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真正完成向知识阶级的法制主导下的全民党的演变了。不过，我坚信，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创生的“三个代表思想”自信程度，与我对自己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自信程度一样坚定了，那么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脱胎换骨为全民的党了，因此她也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和最自信的执政党。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对镇压文革和“六四”的大批冤假错案作一风吹处理，将是不言而喻和轻而易举的事情！

结束语
(用一个公式概括多元化世界)

 “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和完整的二元论哲学思想体系，相对于人类历史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哲学思想体系，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严密。
“统一论哲学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公式进行概括：宇宙万物是以缘生缘灭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或者，宇宙永远是负阴抱阳、无始无终和有序发展的宇宙。
“统一论哲学思想”有三大应用性理论：
【1】 关于系统适应环境的“外因决定论”；
【2】 关于系统内在结构的“三位一体论”；
【3】 关于系统突变或质变的“顿悟理论”。
也有的读者认为“统一论哲学思想”试图用一个公式概括整个多元化的世界的做法，肯定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 实际上，这些读者对“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这种评说，与罗素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说，原则上是一致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评判马克思说：“他（马克思）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人，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显然，从罗素口吻中人们不难品味出，罗素并不认同马克思用一个公式概括多元化的人类进化的做法，或者说罗素根本就不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整个多元化的世界。
然而，与罗素上述看法相反，人类历史证明，包括罗素自己在内的人类，自古以来从来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企图用一个公式去概括多元化的世界的。譬如， “人类”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人组成的系统，可以说是任何人永远不可能圆满地说清楚的多元化的系统，可是自古以来人类偏偏都用“人类”这两个字的“公式”去概括它，而且从来没有人对用“人类”两个字的“公式”去概括“人类”这个多元化的系统的合理性，提出过认真的异议。又譬如，在我们中国，二千年前的老子哲学，就是用一个公式概括多元化世界的典型，老子哲学的公式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虽然老子哲学的公式的前半个部分关于“道生一，一生二”的说法是主观唯心的，并且是与老子哲学的公式的后半个部分是相悖的。还譬如，在政治领域里，《共产党宣言》将曾经红遍半个地球的多元化的共产主义运动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时，众所周知，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还譬如，在科学领域里，中世纪，多元化的宇宙是用牛顿动力学公式来描述的；到了现代，多元化的宏观宇宙是用爱因斯坦相对论公式来描述的，而多元化的微观宇宙则是用量子力学来描述的。
于是，人们必然会问，为什么人类社会总是企图用一个公式去概括多元化的世界的呢？根本原因，正如“统一论哲学思想”所揭示的，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沿着一个又一个以有关的“社会顿悟”和“思想顿悟”为标志的时代台阶，不断向上攀登的有序发展史，因此多元化的人类社会，在其每一个有序发展的时代的顿悟台阶上，必然存在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公式化的指导思想或逻辑。例如，罗马奴隶社会崛起的逻辑是通过战争掠夺战俘奴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逻辑是儒家思想；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就是西方民主思想；最后，现代福利社会发展的逻辑将是“统一论哲学思想”或“三个代表思想”。
当然，也应该肯定，不但用一个公式不可能圆满地概括多元化世界，就是倾人类社会整个历史的一切，也不可能圆满地概括多元化世界，甚至不可能圆满地概括这个多元化世界中的任何一粒沙子或一滴水内含的信息，因为世界上每一粒沙子或每一滴水都凭借它们与环境的普遍联系，原则上内含了整个宇宙的信息。但是尽管如此，人类社会作为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结构去适应外在环境的系统，也必然永远百折不挠地企图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去概括它外在的世界，而且这种企图和努力的有效性，随着人类历史有序地推移会越来越高，因为这这种企图和努力有利于人类社会更好和更有效地适应外在环境。
所以，“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企图概括整个多元化的世界的现代的“公式”，一方面它无疑不可能全面地概括整个多元化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企图概括整个多元化的世界的公式，更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多元化的世界。
至于将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比“统一论哲学思想”更加高级的“公式”？关于这个问题无疑已经超越了我的缘分的规范，我当然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了。不过，按照我现在对人类社会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进程的判断，这个时间或许需要上百年，或许需要上千年……
然而，不管怎么说，现代中国已经率先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并用一个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公式都要先进的公式去概括人类的多元化世界，这个历史事实无疑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心已经由西方重新转回了东方。如果读者不信，那么“咱我们走着瞧！”我估计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们是能够亲眼目睹有关的壮观场面的。

总结束语

我从1966年在清华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今天我出版第六本论著《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时间已经过去整整45年。在这45年中，我始终锲而不舍地结合我们民族的文革和改革开放两大试错实践，围绕中华民族正确崛起和人类最后解放两个根本问题，不断地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其过程实际上可以说奏响了三部曲：
【1】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一部曲，是我在1967年撰写和发表轰动文革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四一四思潮必胜》让我第一次扎扎实实地领教了被文革的人民民主“镇压”的滋味，最后（1968年），甚至毛泽东主席也加入了文革人民民主的行列，对我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进行点名批判。所以，事实证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历史使命，是对抗文革极左的人民民主，促进毛泽东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2】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二部曲，是我在2006年发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这本书实际上也轰动了全国。因此，《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历史使命，无疑是正面对抗当时中国彻底否定文革的人民民主极右潮流，从而呼吁全民族正确对待失败的文化大革命试错实践，为了民族和人类的未来，重新联合起来去迎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的试错。
【3】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三部曲，是我在改革开放中发表的大量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2009年出版的《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2010年出版的《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和现在准备出版的《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等三部理论著作。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三部曲的历史使命，就是前面讲的，揭示的现代人类社会的过渡性的历史实质和认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正确方略。显然，我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三部曲，是对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现代世界最时髦的西方人民民主的史无前例的对抗。
由此可见，我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45年，不折不扣地奏响了对抗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过时和时髦的人民民主的三部曲。在此，我讲的“过时和时髦的人民民主”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民主和西方民主思想指导的人民民主。

我之所以敢于对抗和能够及时正确地对抗现代中国过时和时髦的人民民主，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纵贯我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三部曲的主旋律，是我1997年在佛祖“缘起说”启发下顿悟和创生的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而“统一论哲学思想”正好是指导现代中国过时和时髦的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天敌或克星。
【1】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一部曲《四一四思潮必胜》，实际上体现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孕育。
【2】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二部曲《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实际上体现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形成。
【3】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第三部曲，包括《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在内的所有的有关论著和文章，体现了“统一论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系统化与完整化。
因此，我45年来理论探索与创新的三部曲，从实践的角度上讲，体现了中华民族成功既告别文革，又必然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重大历史因缘；在理论的角度上讲，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已经完成顿悟和创生现代福利社会指导思想——“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必将彻底告别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因缘。

知识阶级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因此，“统一论哲学思想”作为现代先进的知识阶级的世界观，也是现代先进的福利社会的指导思想。
“统一论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哲学思想更加高远、系统和严整。“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二元论哲学原理和三个有关系统的应用理论”。
“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哲学原理就是：“宇宙是以负阴抱阳（或对立统一）的方式，普遍联系和有序发展的宇宙”。“统一论哲学思想”的三个有关系统的应用理论就是：关于系统发展的“外因决定论”；关于系统内在结构的“三位一体论”；关于系统突变或质变的“顿悟理论”。
如果读者对“统一论哲学思想”有兴趣，可以参阅我的六本主要的理论著作：
【1】《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
【2】《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
【3】《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
【4】《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5】《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
【6】《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

最后，应该指出，从哲学的角度总结我理论探索与创新的三部曲，或总结我对抗“人民民主”的45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告诉中华民族，甚至告诉全人类：
【1】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定人民民主必然主导人类社会的理论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主义认定人民民主或人民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也是错误的。
【2】主导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真理思想，不可能直接来源于人民民主或人民实践，而只能来源于对于人民民主或人民实践必然内含的正反两方面内容、进行否定之否定的顿悟和创新；所以，人民民主的历史功能是促进社会的普遍联系，而不是创生和检验主导社会有序发展的真理思想。
【3】正因为如此，主导社会有序发展的真理思想，必然只能通过对抗过时和时髦的人民民主，才能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
由此可见，在认识和对待人民民主或人民实践问题上，即在认识和对待真理思想的问题上，佛祖的缘起思想、六祖的顿悟思想、孔子的天命思想、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思想、黑格尔关于思维的否定之否定思想等等，显然比现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有关理论要高明得多。
所以，当我的很多好朋友运用人民民主的“多数原则”质疑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真理性的时候，我总是明确地回答他们：“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真理思想，决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的多数通过投票产生的！”

参考文献

【01】《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7年出版。
【02】《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03】《纵论改革开放（中国必须拒绝所谓的民主政治改革）》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4】《民主派鼓吹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大骗局》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5】《西方民主正在走下神坛——评判“刘晓波事件”的政治实质》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出版。
【06】《现代人类社会史之全景（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07】《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出版。
【08】《再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09】《暴力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天然合理的
（驳斥所谓“不正常死亡几千万”的罪名）》
周泉缨  2010年11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0】《破解文革与六四失败的奥秘》
周泉缨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1】《如何正确评判毛泽东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而作）》
周泉缨  2010年12月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站”。
【12】《评判＜千秋功罪毛泽东＞
——只有正确评判毛泽东才能正确迎接未来》
周泉缨/著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
周泉缨/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社。
【14】《政府论》 【英】洛克 著
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15】《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 著
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第一版
【16】《卢梭民主哲学》【法】卢梭 著
九州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17】《国富论》【英】亚当。斯密 著
      华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18】《资本论》【德】卡尔.马克思 著
华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19】《通论》【英】凯恩斯 著
      北京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20】《世界通史》
      人民出版社1972年7月第二版
【21】《中华文明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作者周泉缨，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人。1943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
文化大革命发动45年以来，作者一直锲而不舍地探索和研究有关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命运和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作者在文革中因为撰写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被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两次因为思想理论问题而坐冤狱；改革开放中又一直被错误地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然而，作者终于在1997年受佛祖的“缘起说”的启发、突然顿悟并创生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从而将人类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认识提高到崭新的历史水平。
作者的理论著作，除了曾经被毛泽东主席批判的文革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之外，按照发表时间排列，主要有以下六本书：
【1】2005年发表《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
【2】2006年发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评判我的回应》；
【3】2007年发表《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和谐世界经济学原理》；
【4】2009年发表《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
思想》；
【5】2010年发表《国家兴亡之道——彻底更新西方民主思想》；
    【6】2011年发表《论社会制度——彻底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

《论社会制度》
作  者    周泉缨
编  辑    周泉缨
封  面    周泉缨
出版社    银河出版社
地  址    香港铜锣湾31130信箱
开  本    850毫米×116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   第1版
书  号    ISBN  962-475-852-2  本书为《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之系列丛书，因此有关的书的国际书号相同
说  明    本书为免费赠送的普渡众生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