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监督的“国企改革”还能走多远

讲到国企，先看看国有企业职工有什么，这是一群标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生活在城市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就靠“工作”生存，“工资”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承受城市“物价上涨”巨大压力，现在已是社会的“最底层”。现实中，国企被改革的涉及职工，付出的“阵痛”是巨大的。事实已然印证：大量“农民工”的产生是“农村实施计划生育失败”的结果，大量“超生罚款”滞留“村、镇”，将农村“超生”的结果引入城市“压低工价”，冲击善良的城市“工人”的生存，是有缺陷的。农民工处境可怜，失业的国企职工更可怜!　　

2004年2月1日实施的国资委财政部令、第三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这个法规实施后，许多地方也不执行这个法规。在“某些领导”的随心所欲中，部分“国有企业改革”以一种“牟利者清”，“涉及者迷”的“模糊监督”方式进行，部分改制企业的相关资产信息除参与“官员”和“商人”外，被“造假、保密”。部分领导以“实施改革大局”为借口、制止一切“内在”和“外来”质疑，甚至公安、武警也会出动“镇压质疑”，这种情况下，“官商结合互利”的滋生蔓延“环境”越来越普遍，也创造了“市场化国企改革”通用名词“政府行为”。　　

部分官员关注“经济”高于“民生”，一些地方领导利用“甩国企亏损包袱”之名，串通“奸商”抓住“发财”良机鼓惑部分“公仆”联手致富，借“监管漏洞”和“国企干部职工对党及改革发展的信任”坑国害民、大肆掠财。部分“公仆”用“掠夺”来的资本“买官”、不仅形成“卖官市场”，而且部分媒体记者在“利益”的拉拢下，“歪曲事实讲假话”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笔者熟悉的一个省的一个市，此市涉及“市属国企改革”240户，仅2004年“计划改制”106户（关闭2户、破产5户、股份制33户、股份合作制49户、出售14户、其它3户），其中已被用“模糊监督”的方式“改制”不是少数，“牟利官员”利用涉及职工对“国企改制”认知浅薄，不仅在“政策层面”误导职工，将大量国有资产“弄权携商”巧夺侵占，而且坑害企业职工“应得利益”已成普遍现象，“官商结合体”随时利用关系封锁“媒体质疑”，拉拢失德记者用“造假”的手法“欺上瞒下”，给“获利官员”造出“奉公廉洁”、“官之楷模”的假象。　　

在这个市尤为突出的是：位置好的企业，被“拆厂盖楼搞房地产改制”，一边是临街企业拆除后新建的、一座座“官商结合”高楼大厦，一边是拆厂后“摆地摊、跑摩的”的“失业职工”处处可见。　　

“涉及部门”虽在众多市属企业涉利职工数年的上访举报下，成立了数个“～～～服务中心”，笔者认为“此种部门显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可以解决部分明显焦点问题、兑付部分原拖欠的职工债务，瓦解职工上访、举报，掩盖国有资产流失的真相；另一方面使用“国企改制中的忠心干部”牵头，打着“为民服务”幌子成立部门，也会为后续的“套资、花钱、报销”等，提供一种平台～～～～～。在当前中央“精简机构”、“治理小金库”时，这些出现的“新部门”到底“为谁服务”，也耐人寻味～～～～～。　　

以下摘录这个市2004年一份改制文件的“工作措施”：“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妨碍和阻扰国有企业改革，对借故阻扰、消极应付甚至以上访为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闹事的，要严肃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要移交司法机关”。  　　

这种摆脱监督的“国企改革”还能走多远？国企职工承受“阵痛”的能力有多大？“国企改革宗旨”是将“不好”的企业通过“市场化”变革，产生“好”的效果，而在“这个市”恰恰相反。　　

近来通过已被关注、热议的“国资流失”，也不难看出，部分国企改制的受益者不是“国家和国企职工”，而是某些“贪官奸商”主导的“私利集团”。在这种情况充分显露下，有的国企的“改革”越来越不被涉及企业职工认可，为什么呢，综其原因——部分“企改”失去监督，脱离“公平公正”原则，缔造了大量发财的“贪官、奸商”；部分“企改”中“涉及职工”不仅面临“贪官”和“奸商”的双重压迫，大多还要承担夫妻双方“下岗失业”后家庭重担。此“有目共睹”的事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　　

经济体制改革，已然初步实现了“经济体”的多样化，但也将原本深藏的“人性之贪欲”激化显现，怎样有效制止“贪腐现象”蔓延呢，只有将“监督权”充分社会化，利用“舆论、媒体”曝光平台，加强对公平公正监督、完善法律制度的建立，将对“贪腐事件”的关注，直接转向对贪腐责任人及后果的质疑，采用“自证无腐的考量标准”，通过在当地的公示，实现警示威慑效果，达到弱化消减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