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者心灵史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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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卷”在北京奥运会上激情绽放之后，内地接着便是三鹿奶粉事件，和海啸般的讨伐声。欧美暴发金融经济危机暴发，使内地因房市、股市波动引发的沸腾情绪有所缓解。然而官场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依然是民众关注的焦点。“翁安事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符号：当传言一名副县长侄子卷入一起突发案件时，官方的解释已经无济于事。对于情绪愤慨的民众来说，真相已经毫无意义，多数人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另外的真相——这“另外的真相”，是基于现实生活有很多只有个人权势而没有群众疾苦的“副县长”，他们的侄子、外甥，甚至侄子的侄子都可以狗仗人势而有恃无恐，这种现实逻辑让任何关于真相的解释都苍白无力，局面最终陷入不可收拾。此后连接发生的群体事件，从江西南康到湖北石手无不在冲击和拷问着这种“副县长”的公信力……
　　 奥运会开幕式上梦幻般徐徐展开的“中国画卷”其实只展示了光彩鲜亮的部分。当中国已经在更深、更广的层位影响世界，当一些后发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模式、传统列强均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紧迫课题，甚至有人提出“G八”已没有意义、决定国际经济命运的只有“G2”时，“中国画卷”的背面却充斥着焦虑、浮躁的甚而是愤慨的情绪……哪一个精英不是把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以及黑民工、黑三鹿统统归罪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哪一个西方国家没有过对中国模式横加指责？面对攻击与责难，当代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完整表达观点立场。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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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7月24日，两个超级大国便有过著名的“厨房争论”。美国人尼克松和苏联的赫鲁晓夫，他们都算不上情致高致而幽默的人，以至于世界两霸国的高端交锋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玩味的警句。可是厨房辩论的议题却为后人铭刻。他们争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劣问题。
　　 按照多数西方人的理解，美国人尼克松显然赢得这场辩论。因为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突然坍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几乎达到全球覆盖。然而此后不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再次逆转。曾经被誉为“民主灯塔”的俄罗斯，在经历政治自由化、经济私有化及由此引发的全面颓落之后，再次回归垂直治理；在西方人苦心孤诣策动“颜色革命”时，美国后院突发“颜色革命”，拉美左翼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把中国经验作为参照的范本，“北京共识”的呼声骤起；随着欧美经济金融危机的暴发，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百余年来，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还是关于资本主义，都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学说，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陷入多解多义。无论各个学派如何理解、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和资本（财富）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资本（财富）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则是以资本为基轴、以财富为终极目标，“人服务于资本（财富）”的形态。社会主义先贤之所以把“国有”（公有）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设置的必然选择，原因就是在生产资料私有的体制之下，人格化的资本具有不计代价地追求扩张、实现财富积累的先天欲望。由此生成的各种人间罪恶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消除的（这一点最近在欧美国家已经得到验证，华尔街的那些财富精英大都富可敌国，然而这种了无穷尽的贪婪欲望不断地剌激他们进行财富冒险，直到局面完全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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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区别，导致二者的社会气象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特质既“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追逐之目标，其终极关怀既然是“人”而不是“资本和财富”，则无论如何理解，也无论社会主义者实行什么样的机制、模式，这样的社会都应该具有浓重的人文关爱、温情和谐气氛，和社会设置的人性化、人情化，分配领域相对公平；而资本主义既是以资本为核心、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则这样的体制无论有什么样的手段、式样和华丽词藻作修饰，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盘剥、欺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间罪恶，由此必然生成的各种不正义、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均等。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教科书上有明确而深刻的阐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结合到现实对比，则很多理论教员们都遇到了天大的难题。几年前，我的朋友“豹”刚到欧洲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公路旁边原野里整齐堆放的闪闪发亮的捆状物是什么东西。导游告诉他那是牛马吃的草料，外面裹着保鲜膜避免营养成分流失。“豹”问我中国人用什么盛放食品？我说老家人还在用“气死猫篓”。
　　 我知道“豹”讲这么一段经历的用意（他怕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因此没有明说）：在欧洲发达国家，即使牛马吃的草料，也比很多中国人要讲究得多。这些国家的人性化设置、人文关爱达到如此之高的境界，以至于他们不仅对进口食品的有害物质残留指标进行严格监控，甚至连果蔬外观的暇眦都要斤斤计较——随着金融危机的暴发、蔓延，欧盟修正了有关条款，准许“歪瓜裂枣”进口。然而即使在百年不遇的经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生存质量仍然远远高于中国，而且在很多方面几乎无法超越。
　　 中国理论教员面临的难题在于：如果我们认定社会主义的特质是“资本服务于人”、社会更具人文关爱、人性化设置、温情和谐、社会财富丰裕且基本公平，那么他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目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西方大约30个发达国家，那种具有人文关爱、人性化设置、温情和谐和财富的极大丰裕已达到我们人类能够想像的极限，而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反而出现了倍受指责的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和黑奶粉、黑民工、苏丹红。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目前西方大约30个发达国家在的经济社会如此繁盛，让很多社会主义者曾经深信不疑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遇到重大挑战。甚至一些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教授，也陷入西方社会的鲜亮光环而背弃信仰，反而成为一股反社会主义力量。在社科界、高校甚至地方党校、新闻界，这种学者、教授、记者已经不仅仅是极个别的少数。一些政治教员课堂上公开声明“我讲的只是官方的课本语言，我只能这么照本宣科”，言外之意是“连我本人也不这么认为”，少数报刊甚至是主流媒体在显著位置介绍西方宪政和经济自由化，潜台词显易可见是“口口主义反动。”那么，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就是万能万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几乎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两个必然”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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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种革命性进步的突出意义，在于特权世袭制在政治上被全面颠覆，继而以市场竞争和经济规律为法则，人的发展完全不受出身、等级等传统因素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价值观念的正面意义是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机会和努力奋斗而出人头地，其背面却是如果你才智不够或没有机会，那么忍饥受饿甚至冻死饿死也活该倒霉。正是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一些人能够迅速暴富，同时却有更多人的土地、财产被圈占或赔空，不得不像牛马一样日夜不停地为资本追逐者创造着财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一例外出现了资本“丛林法则”，资本拥有者惜一切追逐财资本扩张，并且由此带来空前的财富增长和资本积累，这个过程同时中也汇集了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罪恶。连明彻夜的机械化大生产污染了大气、河流，当商品生产超出需求的限度，很多劳动者受盘剥、受压榨的机会同时失去，只能流离失业，陷入更加困窘的境地。总而言之，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丛林罪恶”像瘟疫一样侵蚀着社会。大概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尤其是在30年代的大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风声鹤唳。
　　 社会主义的出现正是基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种种罪恶。面对资本扩张带来的种种严峻社会问题，从18世纪开始，欧美社会涌现出了大量有识之士，苦苦寻求新的、能够冲突资本阴云的发展路径。社会主义的命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在大危机时代，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境地，不得不在危机重重之中寻求突破。期间发生的变化是交互的，其中包括技术的进步、全方位福利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和发达国家产业和资本扩散及由此生成的全球一体化等。总而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此后的改良变化实现了脱胎换骨、借尸还魂。因此，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早就成了一个相对负面的词汇。已经没有多少西方国家感念“资本主义”。只是由于此后世界进入冷战，当东方集团信誓旦旦要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西方世界出于对苏联集团的反击不得不在道义上捍卫资本主义，私下里却大发牢骚：“见鬼，老子早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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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豹”，他的英文名子应该叫Powell。他本人坚决否认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说，国内政治课堂上的刻板与教条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一种骨子里的反感。更重要的是，豹说“社会主义者苦心孤诣地论证‘两个必然’，岂不知在欧美国家内部，革命因素已经完全消失。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以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为基础的。如果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永远没有被革命，那么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
　　 我和“豹”的很多观点尖锐对立，但我们之间却有很好的交流——这与“豹”在国外生活形成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持你有发言权”的素养有关。我告诉“豹”，如果单纯依靠国家内部的自身循环，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体制原本是早就应该消亡的。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判断是科学而精准的，没有丝毫问题——
　　 大致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人不仅可以生产产品，还可以创造“劳动者”。于是很多岗位的“劳动者”真的变成了不吃不喝的机器，从而使资本在相关领域的增值，对于劳动者的依赖性明显减小；
　　 以信息、自动化为代表的科技生产力迅猛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原本是一件极端可怕的事情。资本的增值在某些环节摆脱了对于人的依赖，这就意味着必然有更多人要失去岗位。而如果有太多的劳动者失业、挨饿受冻，则原本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体制就根本没有办法避免崩溃。
　　 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社会设置进行调整改良，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精神，改变过去单纯的扶贫、救济，而是通过政府主导、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很多国家最终形成所谓的“从产房到坟墓”的全方位民福利体系，从而让失业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甚至让那些虽有劳动能力但因懒惰而不劳动的人都有饭吃、能够比较好地生存。
　　 严格地说，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保障体系开始构建的时候，这些国家完全可以说在最低限度上被“社会主义化”了，因为福利体系对于社会的普惠，使财富之水在最浅层面上实现了对全体民众的平铺，已经让人基本摆脱了对资本寡头的依赖。然而，在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比过去自由竞争时代更多、更复杂也更难克服的重大社会问题。首先,普惠全民的福利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开支，很多国家婴儿从出生开始就享有不菲的补贴，其父母可以长年累月地休息产假，孩子的教育、升学、就业、结婚、住房、保健，以至于病、残、老、终，各种补贴林林总总，构成一个巨大的费用支出。其成本主要有资本家买单，而且最终要分摊到企业生产成本上，使生产企业不堪重负。如果没有外来财富的支撑，单是这个巨大的福利成本，就可以拖垮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其二，社会保障和福利系统的完善，最终把人力成本拉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按照正常理解，当一个国家的福利体系能够涵盖每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甚至超越“乌托邦”的情况下，人的劳动报酬就必须相应有所降低，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道德风尚之下，如果没有足够高的报酬，就会有很多岗位没有人愿意去做。尤其是那些苦、脏、累、差、危、特工种，报酬必须达到基本保障水平的数倍，否则生产就没有办法组织。这样，发达国家的企业本身就负担着巨大福利开支，还面临着日益提升的人力成本压力。民众对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要求标准又越来越高。这直接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普遍出现滞胀等经济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基本停滞的（在剌激财富增长方面，高福利确实不如自由竞争时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福利成本、人力成本和环保门槛的不断抬升，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任何人都不能指望福利保障、劳动薪酬和环保能力与资源节约水平越来越高，而物价又越来越低廉）。再加上政治家们为了获得选票，时常以提高福利为承诺，又使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增速。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如果单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循环、而没有外来财富支撑（或者说“如果世界上只有发达国家、而没有落后国家”的话），那么大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就已经面临财富被耗空的问题，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力成本、环保成本、资源成本的大幅提升，最终将使资产阶级不仅没有丝毫利润可图，反而出现巨大的财富“空洞”。这样几乎不用无产阶级怎么争取，资本家就极有可能主动地让度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拥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逐利。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那么对于资本的控制便没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远远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注定要灭亡的，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社会主义。
　　 那么，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崩溃，反而克服了经济“滞胀”问题，从而使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繁荣从而达到目前的极致？当西方国家饱受高福利、高工资、高消费的拖累、发展难以为继时，资本寡头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在为数众多的落后国家，还有另外一大群为数众多、贫穷落后的“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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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境外跨国公路登陆中国内地时，当时中国最发达城市的工人月薪平均不到100元，按当时汇率仅仅相当于欧美水平的50分之一。在此之前，跨国公司先后光临的区域包括日本、拉美、东南亚等区域。这些地方的劳动力成本与欧美国家的“剪刀差”同样达到十数倍、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资本寡头们还发现，落后国家不仅工资水平便宜得要命，资源也相当廉价。出于对发展的渴望，绝大多数落后国家在劳动保护、资源开发、污染治理等方面的门槛也相当低下，甚至根本就没有门槛。
　　 正是因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资源成本、人力成本、环保成本、福利成本、税费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剪刀差”，西方资本寡头们终于在本国之外找到了套利机会，于是逐步进行产业和资本转移，把几乎所有初级加工、低端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全部转移到亚非拉地区，随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
　　 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军事科技等综合优势对全球产业分工、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和能源分配等进行垄断，使落后国家以低得多的价格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以高得多的价格向落后国家输出尖端产品。当落后国家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只能得到1美元(甚至0.5美元）的加工费，而同一产品在欧美超市货架上标价近10美元、在中国本地可以卖到上百元的时候；当欧美国家发现连类似大飞机这样的高尖产品，只要掌握标准和核心技术，完全可以把机头、机翼、机身等所有非核心部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并且能够“以一驾飞机换来8亿条裤子”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资本、产业转移所带来的超级暴利，终于使欧美国家得到了巨大的外来财力支持，既有的生产关系这才得延续，资本主义实现了借尸还魂。
　　 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彻底告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基本消除资本原罪、内部被“社会主义化”的同时，却把资本主义的罪恶，抑即剥削、压榨、污染及其他各种不平、不义扩散到了全世界。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维系着发达国家约10亿人的超级优裕生活，同时也使其他数十亿人每天为了生计而做着苦累脏差的工作，其中有10亿人连饭都吃不饱。
　　 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动力无非是西方资产阶级对于既得利益和维护这些利益的社会秩序的奋力拯救,以及落后国家对于发展的内心渴望、和对西方资本与产业的被动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表现出各种各样模式，但目前的基本形态，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落后国家的各种廉价资源在全球范围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在进口（原材料、初级产成品、普通加工品）和出口（高端产品）两个方面同时获取暴利，然后选准时机发动金融攻击，把落后国家好不容易集攒起来的“血汗钱”一包袱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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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承认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严重不平等的，可是他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产业输出，亚非拉国家肯定会更加贫困。因此，这种国际经济秩序虽然不平等，可是他既维持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客观上也拉动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互利双赢的一面，总体上没有什么不义。
　　 我顺着“豹”的逻辑说，在先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土地等生产资料掌握在奴隶主、地主手里，因此如果没有奴隶主（地主）的豢养，广大奴隶、长工、佃农只能流离失所、更加贫困，甚至要被冻死饿死。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没有什么不公、不义——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进行资本和产业扩散，主观上不是为了扶贫，而是为转嫁矛盾、放大财富，就像奴隶主蓄奴、地主雇佣贫农一样，本身是不义的。
　　 二、西方发达国家片面追求财富增长的资本主义本性没有改变，这就决定着西方资本输出和产业扩散对落后国家的促进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落后国家有条件承接西方产业的情况下，西方才会释放出资本、扩散产业并且从中谋利。而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只有转移方与承接方（即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西方的资本和产业输出才能使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同时受益。如果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随着其人力成本、资源成本和环保成本的提升，发达国家的资本寻租就无法达到资本寡头所期望的、足够高的投资回报，于是资本寡头就要在更落后的国家寻求新的套利空间。这正是多数后发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三五千美元后陷入停滞、衰退和动荡的根本原因。
　　 三、欧美发达国家在汇率、金融、资本运作等方面利用各种复杂而很难看透的手法发动类似“广场协议”、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经济战争，大肆掠夺新兴市场的财富，最终使“自由化”成为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国家”的套利工具，给落后国家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总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资本和产业转移由于其目的是为私的，因此这种转移虽然在某些时段可能会给落后国家带来过发展，但总体上对于落后国家却是掠夺。这种掠夺的必然结果，就是富国越富而多数穷国则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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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产业转移，建立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资本主义借尸还魂的一个技术性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有相应的价值体系跟进。要在落后国家获得套利机会，就必须把落后国家纳入你的价值体系、服从你的游戏规则，否则所有这一切就无法持续。
　　 西方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后详）。在资本主义数百年间，经济自由化一直是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词。经济自由化的内核就是一切以市场配置为准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应该说，以市场为导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都已是流行语汇,本身没有任何问题。资本对于市场和利润的追逐，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天经地义。然而，世界上没有一快完全平整的土地，正如任何人之间都存在禀赋和机会的差异。水往低处流，必然会致使很多禾苗枯萎干死，正如“资本逐利”注定有人要挨饿受冻。因此，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才出现了“圈地运动”、“羊吃人”和贩奴。数以亿计的劳工经过数百年的苦苦抗争，才实现“每天工作八小时”。完全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历经重重危机磨难、实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才不得不提出“国家干预”，像农民引水提灌那样对经济进行调控，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
　　 从各方面说，西方在向落后国家转移资本和产业时，不大可能意识不到，经济自由化在这些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相对滞后、社会福利体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落后国家是危险的，后果也极端可怕。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土地等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买卖。于是在经济繁荣时代，资本代言者以自由化之名义上下其手，疯狂地圈占土地，疯狂地占有矿产、森林等国家资源。然而到了经济衰退期，便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回”不去了——他们的家园已经永远消失，变成了别人的农场或者车间、矿区。他们只能依附在城市边缘，形成蔚为壮观的贫民窟，居民数量数以亿计。严重的贫富差距最终演变为富人和穷人的尖锐对立。拉美的政治家们过去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本国与欧美的差距——后者是有基本社会保障的，而落后国家几乎什么都没有。
　　 经济自由化是如此剧毒的一杯烈酒，以至于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美和亚洲有诸多新兴国家先后遇到重大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再次开出了“更激进、更自由”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正是这些药方为西方人的货币攻击预设了缺口——按理说，无论是巴西、阿根廷还是泰国，当时都已经到了极端困难的时期。天底下任何一个身陷困境、自舔伤口的弱者是都不应该受到攻击的，落井下石是人世间最大的不义。然而西方人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些，索罗氏们的轮番攻击让一批又一批的落后国家突然倒下，大量中产家庭瞬间变得一贫如洗,整个社会遍野哀鸿。
　　 在落后国家的外资工厂里，工人拿走一块铁板，都被视为是犯罪而要受到严厉处罚。然而索罗氏们对于落后国家的掠夺如同风卷残云，一系列落后国家被抽血、吸髓，越来越多的民众因此陷入贫困。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经济战争”的发动者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惩处。马来西亚的前领导人马哈蒂尔先生曾经声称要清算索罗氏们的滔天罪行。可是问题关键在于，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起诉的法律依据。因为所有规则和标准，都是西方人制定的，而且得到落后国家的认同。换句话说，按照经济自由化法则，所有一切都是合法的，没有丝毫问题。
　　 第二节 两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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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一再坚持，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目前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革命的动力和冲动。因此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是不会灭亡的。而如果资本主义永远存在，那么社会主义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我承认“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先贤就把“修齐治平、安乐天下”，而不是把捍卫个人、家庭、家族，或者其他某个特定利益群体的福祉作为人生追求。西方价值里的“自由、平等、博爱”所以为后人传扬，原因也正是在于这种“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单纯限囿于北美移民、囿于美国白人或者其他某一个阶层，而是具有普惠众生、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如果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和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的态度是真诚的，那么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单纯拘泥于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尤其是不能拘泥于既得利益者的权威说教。
　　 反过来说，如果单纯拘泥于某个利益群体，我们可以站在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立场上，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奴隶主和封建贵族都是这么认为，因此其阶级内部同样没有丝毫的革命动力，但这丝毫没有阻挡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灭亡。
　　 同样的道理，现在之所以有很多人认定资本主义是万能万善的、不可能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视野仅仅拘泥于西方大约30个发达国家的内部、拘泥于这些国家大约10亿人具有超级稳定的优裕生活、拘泥于这些发达国家内部没有革命的动力，而对为数众多的落后国家、落后国家的民众生活尤其是近10亿赤贫人口的赤贫生活熟视无睹，更没有看到这些落后国家、贫困群体的悲苦命运，与发达国家的超级稳定、超级优裕生活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相对应中，亚非拉落后国家和地区涌现出大量制造加工车间，无数贫苦劳力没明没夜地在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没有什么失业保障、没有完善的污染治理系统的车间里拼死劳作，晚上时常加班到深夜，住在附近的窝棚里，辛苦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还有一些人患上职业病，在老板、监工面前低三下四地装孙子，有的还不得不向老板下跪。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革命冲动的消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高高居于世界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几乎全体国民都成为现行不平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金融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资本主义的现行秩序既是以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在劳力、资源和贸易方面的“剪刀差”作为续命的前提，那么按照一般的逻辑，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尤其是落后大国的逐步崛起，西方发达国家赖以存在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寻租的空间将逐步丧失，其绝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贸易并且从中渔利的绝对实力也将最终消失。外来的“财富盈溢”逐渐萎缩，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自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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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的地球资源承载能力而言，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几乎永远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在理论上，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就有可能永远处于世界金字塔的顶端，没有崩溃消亡之虞——这也意味着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繁荣稳定，则落后国家的数十亿人口只能永永远远落后贫困，其中约有10亿甚至更多的人世世代代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准确地说，人类社会目前整体上仍然处于奴隶社会或者封建中世纪。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寻租，在关税、运输等诸多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成本，而发达国家在福利、劳力、资源和环保和内部消费等成本又过于巨大。这些决定着其资本寻租必须要在落差特别大的情况下，才能使西方的经济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按照大致测算，这一落差必须要达到10倍以上（起码要达到5倍）。当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接近到欧美水平的三、五分之一（甚至七、八分之一），随着这些新兴地区资源成本、环保成本和政策等门槛的同步高抬，其综合成本已经无法为西方国家维持既有秩序提供足够的外来财富。
　　 一、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在落后地区一再进行产业转移，不停地寻求新的套利空间。他们先后光顾了中南欧、拉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如今，拉美、“亚洲四小龙”的综合成本高抬到相当水平、没有足够的“落差”支撑西方社会的既有秩序。最近20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主要借助中国等地低廉的劳力、土地等资源，和低下的资源、环保等政策门槛维持繁荣。然而，中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已接近日本，人均收入接近西方十分之一，用工、福利、环保、土地等资源门槛正在迅速高抬，其综合成本对于西方社会维持自身运行的支撑力度正在弱化。那么，继中国之后，西方人的资本和低端产业还能往哪里去呢？他们大概已经找不到另外任何区域可以完全取代中国——如果印度和非洲具备类似的发展环境，情况也许相对要好一些。可是印度的社会环境使政府无法修建一条高等级公路。西方人把初级制造产业摆放到印度，还不如去开发月球；
　　 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政治、经济和贸易事务绝对控制的格局，完全不需要等所有落后国家全面追平，然后才被打破。由于人口、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中、印、俄和巴西等落后大国的人均水平只须达到欧美水平的三分之一（甚至只须达到五分之一），这些落后国家的整体实力即可趋近于最发达的国家，从而削弱欧美对于全球事务的主导控制。绝对优势的消失，将使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战、货币战、汇率战的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完全丧失。
　　 随着中国等落后大国的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欧美国家在相关领域借助科技与产业级差获取暴利的空间也在大大压缩；
　　 三、即欧美国家为了吸收经济能量、转嫁内部矛盾而反复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让相关国家吃尽苦头，因此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开始警觉。亚非拉世界的相关国家经历政治动荡和经济震荡，目前已经开始背离“华盛顿共识”，拉美诸国集体左转。这使得西方国家通过推行规则、标准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从中牟利的空间大大缩小。
　　 总而言之,亚非拉世界既不是需要所有落后国家都得追平西方，也不是落后大国需要完全消除差距，而是只要其中一部分人口和资源大国的发展落差缩减到相对较小的水平，则发达国家内部就必然陷入滞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制自行崩溃。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西方国家正在失去而且再也找不到类似拉美、东南亚和中国内地这样理想的产业转移区域；欧美的军火、核电设备、高速机车、大飞机、移动通讯等高端产品虽然仍有市场，可是市场份额和利益空间正在萎缩；随着落后大国的崛起，西方经济强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垄断正在被打破，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标准倍受质疑，因此已经没有能力完整复制另外一场“东南亚经济危机”，或者再签订第二份“广场协议”……从方方面面说，西方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滞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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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流行的说法，欧美经济金融危机的暴发原因，是美国和欧洲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出了问题。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正如一个蹩脚的医生回答病人提问：为什么是感冒？因为你在发烧、流鼻涕。美国经济危机，和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美国财富生成系统的所有产出（包括美国的国内产出、美国通过产业转移在落后国家获得的外来财力，美国高端产业的倾销暴利，以及美国人通过发动枪炮战、贸易战、金融战生带来的财富“盈溢”），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美国的国内消费，导致内部出现超级巨大的财富亏空，正在使美国体制陷入滞息。
　　 华尔街的金融巨子们当年之所以要把贷款送给次级用户，原因不在于那些金融巨子们过于贪婪，或者政府监管不力。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秩序已经滞息，财富生成系统本身无法实现“量入为出”，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失去动力。次贷业务当年大肆泛滥，无非是人为地制造一个个更大的泡沫，把美国入不敷出、亏空巨大的问题暴露向后延迟数年而已。
　　 那么，美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填补巨大的财富“空洞”？这是美国人面临的一个天大问题。他们固然可以可以不顾一切地滥印美元制造通胀，把财富亏空转嫁给其他国家，像几年前、十几年前做的那样——一个百万富翁消费太高了、出现亏空了，却让一群叫花子买单，这恐怕应该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公不义，这种体制如果不是注定迟早消亡，正底下就没有公理了！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人能够通过资本手段把内部各种债务、亏空等财富“空洞”一笔抹去，那么美国今后的财富生成系统照样无法支撑目前的社会消费——从冷战结束到华尔街风暴暴发前，一直是美国声望最高、实力最强势、财富“盈溢”最丰厚、也最牛气的时期，他们在这种黄金时期尚且没有办法实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那么在欧美2008年之后、随着美国声望与实力的相对跌降，霸主“红利”只能越来越少，产出系统当然更无力支撑居高不下的社会消费。
　　 当欧美国家的“财富盈溢”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世界将因此逐步接近公平正义——任何一个入不敷出的社会，最终都只能通过降低福利、削减消费实现财富平衡。而欧美国家降低福利、削峰消费，只能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之下才能进行，而且降低福利、削减消费导致的社会财富、资源再分配，势必催熟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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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中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大变革的时候，国人面临的重大挑战不是官场腐败、贫富不均，更不是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以及黑三鹿、黑民工、翁安事件……恰恰相反，红色执政成立后不久，中国的执政团队便通过各种坚强果断的措施基本消灭了腐败、剥削、压迫，贫富差别等各种社会问题，类似娼妓、吸毒、赌博等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期和绝大多数区域都无法禁止的丑恶现象，几乎完全杜绝。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田，每个人都必须凭劳动吃饭，收入基本均等，绝大多数城里人都能分配到一份工作，国家领导人和最有名的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一样，都只能分得相应的一份薪水、福利。
　　 建国初期，中国不是没有贪官、不是没有特权，也不是绝对没有小偷小摸、私利行为。但就当时的整体情况而言，多数官员不仅没有更多机会行使特权，他们也大都具有相应的思想觉悟，社会风尚的主流是“甘当革命老黄牛”、“小车不倒只管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团结友爱、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由开国元首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先行者所倡导的雷锋精神，不能说人人都能够完全做到，可是作为一种社会时尚是深入人心的，多数共产党员尤其是多数领导干部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客观地说，目前一些人的怀旧情绪是正常的。尤其是当前资本与市场竞争环境生成的人人为私、权钱交易、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以及商业竞争中的坑蒙拐骗，与我们曾经有过的团结友爱、真诚互助、质朴纯洁、大公无私相比，确实让人怅然若失。
　　 然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不能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实践，更不能说那是一个田原牧歌般美好、充满诗意的清平世界。恰恰相反，当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农民拥有耕地，和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之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随之出现一系列重大而无法克服的社会问题，文革期间更是一种无法无天的乱局。从各个方面看，我们的早期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着过于早熟的成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超级巨大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没有机制性地解决温饱问题。建国初期我们通过自身努力并借助外援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可是那种近乎绝对平均的分配机制，事实上滞息了财富的进一步生成；新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实施全民福利制度，而当时我们与西方国家相比，既没有足够的外部资本涌入，更没有高端产业输出及资本手段以形成“盈溢”效应；当城市就业岗位被当作福利进行分配的时候，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背上了深重的负担，最终造成财富资源的几近耗空。所有这些直接导致一个极端严峻的后果，就是物质严重匮乏，绝大多数商品只能凭票供应，在很长一个阶段里，多数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还出现过饿死人的情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既是“以人为本，资本、财富服务于人”，可是国家不仅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足够的财富，而且既有体制也不可能在较短时期生成更多财富。这种局面生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判断。极端严峻的物质匮乏，让第二代领导集体如此揪心，以至于总设计师曾经提出“横下心来搞经济，除非暴发战争，一切围绕这件事。就是暴发战争，打完之后也要继续干，宁可顽固一点，也毫不动摇。”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相应设置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设置，通过内部改革开放国门，引进境外资本、技术、产业和理念，运用市场法则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首先解决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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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几乎已经用不着再列举更多的事例和数字予以验证。如果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财富受益者，想来没有多少人能提出确凿的反向论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总设计师提出“翻两番”目标，结果于新千年顺利实现GDP破万美元。此后执政团队再次提出新的“翻两番”，表示在2000年基础上再用三五十年再次实现翻两番。经过近年来连续增长（再加上汇率波动因素），仅用8年时间便使全国GDP总量于2008年基本达到日本水平。综合国力的强劲提升，使改革开放30年成为中国千年不遇的重大变局，在特色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内地只用了大致10年便有史以来第一次机制性解决了多数民众的温饱问题。20年后，中国的制造产业开始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影响全世界。
　　 随着二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国家财税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摆脱了对农业、农民的依赖，人口数量占绝对多数的广大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得到机制性解决，中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因此有了全方位改善。几十年前，开国元首毛泽东同志禁食“红烧肉”的故事，至今仍被国人津津乐道。而按照中国最权威医疗学专家的建议，多数中国人现在都得少食“红烧肉”——因营养过剩带来的“三高问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及其并发症），已经与癌症并列为影响国人健康的最高危杀手。
　　 这些惊天巨变让很多国人不由连翩浮想：如果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东西没有失去；如果我们仍像当年那样绝大多数官员基本做到公而忘私，商界诚信纯洁，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社会分配基本公平；如果我们家家都用不着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在大街上丢东西很快会有人送上门来，出门也不用担心坑蒙拐骗；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上学、去幼儿园的路上用不着家长全程护送……如果做到公平效率兼备，和谐与发展同步，“鱼和熊掌兼得”，这样的社会景象该有多么完美！
　　 然而，当我们的执政决策团队决定引进外部资本、技术和经营理念，运用资本和市场竞争等资本主义手段刺激财富增长、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时候，很多负面问题伴生而来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我们全方位对外开放、引进外部资本和产业时，距离资本扩散源最近、运输相对便捷的沿海地区因此具有得天独厚之优势，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迅速推进，沿海与内地之间由此拉开差距；而国内的城市，作为外部资本和产业率先集中承接平台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相对农村的发展优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当吃饭穿衣问题曾经是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即使暴发战争，打完之后还要顽固地搞经济”的时候，经济增长于是成为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第一要务，执政团队自然也把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考核依据，各地于是不顾一切地拼命追逐GDP，各种“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原本是为了“着眼人、围绕人、服务人、解放人、”而抓经济、促增长，最终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发展与提升”这一核心目标，最终连“GDP”这个通行指标也变成一个恶俗不堪的负面语汇。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所确立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在全面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那些与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伴生相随的资本主义罪恶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当市场机制最先进入农产品贸易领域，昔日省吃省用、“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的农民开始往“爱国粮”、“爱国棉”里掺杂使假；当竞争机制进入商业领域时，饭店里开始出现了泔水油、“苏丹红”，衣被里出现了“黑心棉”；当“逐利”作为核心目标、很多国有企业也提出“企业天职就是创利”时，建筑领域开始有了偷工减料、“豆腐渣”，窑场里有了童工、“黑民工”，内地的天空、河湖遭到严重污染，一些居民守着河流没有水吃；最近10年，市场竞争的元素又进入了教育、医疗部门，一些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心灵工程师”的医生、教师，如今正在变为拼命赚钱的“杀手”……
　　 当资本的幽灵在所有商业领域经过游荡之后，他们发现了另外一处更能生成利润的“新大陆”：权力。在生产领域投机取巧，只能多得一两成利润，在商业贸易中掺杂使假可以多得两三成。而如果借助权力通道，则利润可以翻倍甚至更多。于是建筑商们、开发商们、制造商们甚至个体户，所有经营领域人士都开始向着同一个领域努力，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黑社会”性质团伙，一些官员开始进行权力寻租。当权力在资本环境中能够大显神通时，权力本身便有了某种价码，买官卖官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些地方和领域的潜规则。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全面滑落。当追逐利润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时尚时，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要出现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景象。于是中国家庭数千年形成的亲情伦理秩序瞬间坍塌，父子、兄弟之间时常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不少女子也失去了安静淑娴的传统，为了金钱不惜傍大款、做娼妓；一些素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此尽失君子风骨，在金钱面前变成媚谄小人。于是，舍生取义沦为笑谈，公而忘私成为过去，雷锋变成傻子，一位七旬老人在街上跌倒后为求人搀扶而大声辩解：“是我自己一个人摔倒的。”
　　 总而言之，资本、市场、竞争等元素的引入，使中国在短短30年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使很大一部分居民“摆脱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使13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彻底消除了衣食之忧、向更高的生活层级行进，“东西病夫”迅速觉醒成为世界上任何强国都不敢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资本主义的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传统、礼仪道德、风土人情、诚信友爱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火之中”，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的职业的灵光，把医生、老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资本雇佣者、金钱的奴隶”，“把人的尊严完全变成交易价值”。
　　 正是因为这样，全世界为之惊艳的“中国画卷”上既有精美绝伦的激情与鲜亮，也掺杂着晦暗的、焦虑的、浮躁的甚而是愤怒的情绪。当改革开放事业走出30周年、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很多人都在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彼岸在何方、何时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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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必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是资本主义。
　　 关于这一命题，中国执政团队其实已经在理论层面进行了明确解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总设计师便为改革开放的宏伟战略设置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中国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如何发展，都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
　　 问题的关键是，无论从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途径、措施、手段，还是从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气象来看，包括商品、市场、资本、竞争、股份、股票和相应的法规体系，以及产权改革、资本扩张、环境污染、权钱交易、贫富分化等等所有这些元素，都被明确无误地标注为“资本主义”。这就使问题显得敏感而复杂。以至于很多人没有办法向所有质疑者完全解释清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直到30年过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中西方的发展变化回顾，才能够看到一些来龙去脉。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暴发后，所有人都注意到西方发否达国家纷纷采取紧急措施，不惜通过政府出资收购、注资控股等多种形式，把包括通用汽车、花旗银行在内的那些超重量级企业变为国有公司、或国有控股，美国新任总统甚至对华尔街高管下达“限薪令”，并且以直接干预的形式责令汽车大鳄通用汽车前董事长离职。我们尚且无法据此判断欧美国家将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在于，美国“两房”、花旗银行等企业的国有化整合，与资本主义基本教义格格不入。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方法元素——西方社会其实和中国一样也有大批教条的书呆子，无论是小布什或者奥巴马提出的数千亿美元救市方案，都曾经在国会引起过激烈讨论，反对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救市不符合自由经济的规律，国有化的手段“姓社”而不“姓资”。
　　 同样的道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方式、方法，借助资本、市场、股票等资本主义元素刺激经济增长，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务实选择——在一个没有经过充分的资本孕育、几乎没有什么原始积累、一穷二白的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的执政团队大概只能做此选择，其本质仍然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特色实践再次证明，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另外的秩序设置，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更能如此之快、如此立竿见影地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实践同时也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秩序设置，比资本主义法则更能沉降道德、拉大贫富差距、更紧密地促进金钱与权力相结合——诡异的是，是面对与资本主义元素伴随而来的这些成本与代价，很多精英人士振振有词地提出，中国要消除贫富差距、权钱结合、道德沦丧等所有罪恶，除了参照西方、复制欧美、实行“宪政”之外，别无选择。
　　 ——这里又导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所谓的宪政、政治民主化，在欧美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极端核心的前提，即各级竞选与权力制衡制衡各方（无论是议会、行政、司法系统，还是媒体、军警）都绝对服从于宪法和法律——民主只有在这个大的价值共识内有序展开，才有意义。可是多数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巴基斯坦的谢里夫有谢里夫版本宪法、穆沙拉夫有穆沙拉夫版本宪法。塞浦路斯则是土族人有土族人宪法，塞族人则有塞族人宪法。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关于“台独”和“祖国完全统一”的蓝绿对决……在这些区域，不同种族、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势力针锋相对、不可妥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没有丝毫折衷与妥协的结构性矛盾，使多数落后国家（包括绝大多数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无法能为各方所同时接受的基本价值共和游戏规则(即宪法)。宪法得不到所有结构性族群的尊重，则“宪政”自然无从谈起。那么，同样都是国家，为什么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能够形成高认同度的价值共识，而多数落后国家内部总是存在针锋相对而不可妥协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同样的体制、机制而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其中很多落后国家总是在战乱、政变甚至人道主义灾难之间反复徘徊）？我们承认这一点有些令人迷惑。然而，当探寻的目标从拉美、东南亚，再到中东的时候，我们似乎终于可以窥探到一些端倪。都知道在中东的一些君主国家，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政教合一、拒绝政党，甚至没有宪法，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保持着封建、中世纪的原生态，这类国家完全没有腐败，因为所有一切都归王室、贵族的，腐败根本就用不着。可另一方面，连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数十年来这类国家内部的价值共识却是基本一致的，西方到这里推销其核心价值时遇重重阻力，无法扶持起足够的“民主势力”，反而出现了极端激进的反美声音，那些向往西方、主张效法的世俗精英则噤若寒蝉。这种反常现象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像沙特这种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极其丰厚的油气收入形成了国家财富的超级“盈溢”，这种财富的“盈溢”程度完全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的丰厚覆盖，使其国家内部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基本满足，从而模糊了族群、派别之间的界限——在财富“盈溢”效应上，中东君主国家与美国等西方世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手段对外掠夺，中东则是石油。我们不认为所有矛盾的背后都是因为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为了尽快在社会内部形成价值共识，早期普遍采用屠杀、种族清洗等“铁与血”的方式进行，澳大利亚的手法与德、美等国略有不同，曾经于上个世纪初对所有土著儿童实行“集中供养、统一教化”。但是，足够的财富“盈溢”能使很多矛盾的对立各方界限模糊、甚至趋于消失，这已经在欧美国家最近的变化中得到验证。在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们获得超高额收益的局面已经持续很多年。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针对这种超高收入的怨恨和谴责（虽然资本巨头的年薪高出普通劳工数百位甚至上千倍，可是半个世纪来大家各自取薪、相安无事，几乎没有多少人感觉有什么不好）。唯一的解释，是过去的高消费、高福利、高收入模糊了民众与金融寡头之间的矛盾。直到危机暴发之后，经济泡沫破裂了、财富“缩水”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各种矛盾、民怨、谴责浮出水面——看来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我有岗位、收入不少、能够享受到高消费高福利，你华尔街老板们爱怎么的怎么的，哪怕你年薪一两亿美元、私人拥有三五驾直升机，都碍不着我什么事——这跟中东君主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在沙特民众（男子）看来，教育、医疗、住房几乎是全部免费的，大家不用劳动、不用交税、更不用发愁柴米油盐，所有人都可以吃喝玩乐地潇洒一生，你王室爱折腾不折腾！回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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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本质既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一判断的内涵是确凿、切实而不是空泛的口号。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基本遵奉的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属性，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配置、坚持效率优先、实行富人治理。因此，中国特色实践所引进资本主义元素，无论其生成什么样的负面问题、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气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都应该、而且必然具有本质区别——
　　 褚时健，前“中国烟草大王”，曾经效力云南红塔集团18年。期间，他褚时健带领职工艰苦创业，把一家不大起眼的国企打造成为世界级知名品牌，先后为国家创造利税近千亿元。而这18年间，他本人合法收入不到100万元（折合约15万美元），而同期，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年薪高达数以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天价。很多人对此打抱不平，禇时健本人也因心理失衡、先后捞取不当收入180万美元，被判重刑——获刑时他已经是年过七旬的风烛老人。 除了这个褚时健，近年来中国财经界被查处的贪官有王益（证监会前副主席）、周北方（首钢前董事长）、 张辛泰（铁道部前副部长）、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前总经理）、 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前副行长）、戴兰生（葛洲坝三峡实业公司前总经理），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财经高官与西方相比，任何人都能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笼罩下的美国，酿成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的华尔街金融高管在政府巨资救助的同时，居然能按照惯例分得巨额“花红”，其中国际集团（AIG）支付给高管“花红”1.65多亿美元（有说超过2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面对沸腾民怨和严厉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仅仅只是一番斥责而已，而且他只能“要求他们表现出克制、守纪和责任”（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切莫说数以亿美元的庞大数额，哪怕公职人员被查出5000元、约折合800美元以上的问题资金，后果就将极其严重）。唯一的解释是，包括AIG集团巨额“花红案”在内的欧美金融寡头获得的巨额收入，是合法的。换句话说，美国联邦政府、议会和广大民众对于巨额“花红”案的谴责，是不适当的。因为人家没有违法，而且多年来一贯如此。AIG集团部分高管退还“花红”，仅仅是出于某种道义压力。他们其实不退照样没事，因为一切都在规则之内。
　　 中国“褚时健”与美国同行们的本质区别，是禇时健所效力的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他们遵守的是社会主义法理逻辑，分配方面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在促进经济快速成长阶段，允许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在这种设置之下，公职人员哪怕被查出有三五千元的非法资金，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西方则是市场法则、效率优先，他的法理逻辑宽限到这种程度，甚至类似AIG集团这样的企业，在发生重大危机、政治资助的严峻形势下，公司高管仍然能够分得巨额“花红”而没有违法。
　　 2009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一座在建的13层大楼倒塌，震惊全国。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是楼房质量问题，而是开发商的官方背景。此前，山西某县任命煤老板为县长助理，也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嘘声。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县里不得不收回成命。在这两件事件中，普通群众之所以对官员经商（或者商人从政）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原因就在于公权力一旦介入商务经营，或者商人一旦掌握公权力，势必形成权力包庇资本、和资本掌握权力的“良性循环”，对普通群众贻害无穷。商务部前高官郭正毅正是因为收受贿赂，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有意预留相应的“空间”，使不法商人在商务运作中可以投机取巧、上下其手，而郭正毅们则通过这个过程中把个人利益固化在法律文本之中——如果用西方的政治逻辑看待，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问题，西方多数国家的总统、首相、议长及其幕僚班子都是由资本家亲自担任，还充斥着利益集团的“献金”、游说背景，如果公权力者没有在决策管理中把利益固化其中，怎么可能出现华尔街“花红案合法”诸如此类的荒唐逻辑？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都从来就没有解决好贫富差距、政治腐败，以及官商勾结、权力寻租、黄赌毒等各种社会问题（如果内部秩序没有变化的话，今后也永远不大可能解决好）。这些国家无非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所有这些不公平、不正义、不人道写进法律、变成规则、予以规范罢了。
　　 我们不必避讳，随着资本主义手段的引进，中国目前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被突破的“潜规则”问题：一些阶层（尤其是一些特种行业的管理者和贪官）的收入已经高得离谱，一个小小县级交通局长的贪腐资金就能超过千万元；社会主义的属性是人民民主专政（资本是不可以介入公共权力的，那样只能导致公共权力被少数人操纵、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但各种式样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在某些领域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中国法理层面不容许娼妓现象，而现实中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各种式样的“红灯区”，很多娱乐场所已经变成半公开的淫乐窝。可是，中国与西方的本质区别在于，起码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中国严厉禁止资本参与公共决策、参与公共管理，严禁任何官员及其亲属以任何形式参与商业运作——注意：所有关于中国负面问题的指责，像权钱交易、官场腐败、贫富不均等，都是基于这种社会主义的法理体系。换句话说，所有这些负面问题的责任者，他们的行为起码是非法的，具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充分依据，事实上近年来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责任者受到严厉惩处,完全不像华尔街“花红案”受益者，面临沸腾的社会谴责而不必担心晚上睡不着觉。
　　 其实，如果按照精英们主张全面复制欧美，在法理层面准许资本参政、在产权领域全面私有，则消除“中国问题”完全是个简单轻易、甚至是立竿见影的过程——官员（或者他们的亲属）如果准许经商，那么目前受到查处的那些贪官，他们大概根本用不着贪污、吃干股；如果在金融、铁路、钢铁、通信、烟草等战略产业统统推行私有化，则中国财经界的贪官立即统统消失（在私有化语境下，王益、禇时健们根本就不是官、更谈不上什么贪官——华尔街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涉案非法资金是个高达6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也没有一个美国人指责他是贪官，他麦道夫仅仅是个不良商人）；中国如果可以在法律层面准许“政治献金”、让官商勾结从偷偷摸摸走向合法合理，那么中国肯定会立即涌现出一大批对“贿赂款”、“回扣款”、“小金库”等各种灰色收入不屑一顾的县长、市长，类似王石、任志强之流，和雇佣“黑民工”的山西窑场主、煤矿主都有机会参与公共决策，甚至他们本人也可直接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允许任志强、王石之流公然参与政治、担任市长、省长，可能生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军工、金融、铁路、钢铁等战略行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让“禇时健们”的收入向西方看齐，对中国普通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说是真正值得中国民众关注的事情——
　　 中国宪法和法律目前是明确反对资本介入公共权力的，“郭正毅们”的做法只是偷偷摸摸的违法行为。仅仅通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潜规则，一些不良商人与勾结贪官介入公共管理、决策，在官商勾结中上下其手、疯狂敛财，由此生成的“高房价”、“高药费”、“高学费”和“强制拆迁”，让普通民众受尽委屈，已经到了民怨沸腾、人人痛恨的程度。如果中国在法理层面准许“政治献金”、“资本参政”，那无非是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法合理而已；目前中国金融、通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高薪已经生成巨大的民怨。如果全面实行私有化，立即将新生成更大一批通过年薪达到千万、超亿的董事长、CE0。前不久，浙江丽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嫖幼案”——由于道德沉沦，内地一些做恶者简直成了畜牲，站在父母尊长的角度看，他们活该被凌迟！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像东南亚、拉美和欧洲一些国家那样默许雏妓现象，“丽水案”还有可能引起海啸般的讨伐声吗？——那些以中国的官场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差距和“黑三鹿”“黑民工”等为攻击点、并以此呼吁中国全盘西化的精英人士，统统都是在贼喊捉贼、而且公然引狼入室。他们无非是把所攻击的中国负面问题，以变相的手段全部变成法律予以规范罢了：既然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那就在法理允许政治献金，允许资本家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管理；既然存在着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那就放开私有化，让禇时健们的年薪可以公然像西方那样达到数以千万美元；既然存在妓女、嫖客，那就让娼妓现象完全放开合法口口口口口口（删节后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口，只能是让资本远离政治（而不是法理层面容许官商勾结、甚至实现官商一家）；只能是逐步减少并最终杜绝各类贪腐现象、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贫富差距，保持分配方面的基本公平（而不是把把所有“灰色现象”以变相的形式合法化）；只能是让娼妓等丑恶社会现象逐步消失（而不是搞赌博纳税、嫖娼合法）；只能是不断健全法治，在法理框架之内有序扩大民主、制约权力，而不是以“共和”的名义“城头变幻大王旗”；不是假民主之名演绎“统独”决力；也不是以“选票”手段实现印度、新加坡式的家族世袭合法化；更不是在民主化过程中生成多个版本的“宪法”、不同族群为了“守护各自宪法”精神而轮番上街甚至反复政变、甚至引发战争，最终导致政治暗杀、恐怖袭击、社会动荡延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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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中国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类似于“官本位”的传统历史文化观念上的因素，有法治意识低下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的根子在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财富的总量过少，等等。因此解决中国各类问题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加强教育、逐步提高社会整体素质；又需要切实增强法治意识、有序扩大民主，逐步形成全社会对于宪法法律的尊重、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和富有效力的民主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财富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基本生活保障的全面覆盖。
　　 在中国当前的各类问题中，热度最高、最受关注、民愤最大、最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元素，所生成的“灰色区域”，即道德沉沦、官场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因此解决这些焦点问题最关键、最核心、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财富积累达到相应程度的前提下，逐步去除当前体制中的滋生权钱交易、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元素，向着真正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回归。
　　 一、以中国废除农业税费、实行种田直补，和以人为本新理念的提出为标志（在新世纪首个十年的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刺激财富增长和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元素”达到最高点。换句话说，大致从2005年前后开始，中国特色实践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中国社会目前正在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这方面的事实包括农业税的取消、种田补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逐步加强口口口口口口（删节后补）
　　 这里必须引入一个类似“夏至效应”的说法，阐明中国模式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虽然已于此前达到顶点、目前开始回落，但资本主义元素生成的罪恶与不义，却还将持续发酵、猖獗一段时间（而在此期间，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心理承耐力却在迅速降低，这便是文前提到的“翁安事件”的生成环境，也是国家当前遇到的最大、最严峻的考验）——“夏至效应”意思是，每年6月22日的夏至这天，是北半球太阳距离地面最近、热辐射最多、白昼最长的日子。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气层热量尚在继续积蓄，夏至并不是最热的日子。倒是在夏至过后大致半月左右才真正进入最炎热难耐的时期，而且炎热将持续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回凉。当然，在一年中最酷暑难耐的时间里，最大的热源太阳正在逐步偏远地球而且渐行渐远。同样，生成中国负面问题的最大恶源“资本主义元素”目前正在被层层去除、扬弃。
　　 二、中国逐步去除体制中的“资本主义元素”，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随之降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设置优于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中“资本主义元素”的减少，毫无疑问将意味着促进内地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随之减弱，面对这种情况将如何应对？社会主义者有一个重要观点: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不完全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未必都是发展。“以人为本”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一个人、某些个特定阶级里的人，当然也不单纯是目前生存着的“人们”，而是既包括当前存在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所有人（所有的富人、中产和所有的穷人），也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我们的后世、千秋万代。正是立足于人类永久、可持续地繁衍生息和后世安乐，当今社会的大批有识之士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以保护生态和节水、节能、节约资源为主旨的地球家园建设——如果我们单纯拘泥于我们自身而不顾后世千秋万代，那么现在还不大需要下工夫进行节水节能，也无需保护大熊猫藏羚羊、无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如果从人类永久、可持续繁衍生息这个角度看，则无论目前的地球人口还是全球经济总量，尤其是人类在创造巨额财富过程中形成的资源与生态耗费，都已经接近于（很多方面甚至明显超出）地球家园的正常负荷。包括土地、煤、油、气在内的核心资源均已呈枯竭之势。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大战，和“大气温室效应”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在创造了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消耗，几乎把地球从一个物种丰富、生机昂然、田原牧歌般的美好家园，变成了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生存。很多不可再生资源仅能够维持三两百年，有的甚至不到一百年。而人类关于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的发展模式探索，大都停留在概念阶段。因此，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的财富生成总量不是少了，反而是有些过量。人类当前面临的最紧迫课题不是增长，而是需要一个全面公平。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连续高速增长，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阶段。其一，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一穷二白、缺衣少吃时代相比，中国的财富总量已经达到前人不可想像的空前水平（2008年全国GDP突破4万亿美元、部分沿海发达地区人均突破1万美元）；其二，人类要全面终结资本主义、实现基本的公平和谐，需要一些落后大国的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积累必须达到相应水平。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水平不及欧美10分之一，因此目前仍然面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否则便无力担当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其三，按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尚且无法生成一套能够支撑经济独立运行的社会福利体系，福利系统的疏漏，影响了内部需求的进一步开启，使国民经济始终无法形成独立的运行体系，则中国人就摆脱不了为洋人打工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同样需要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尽快促成、完善我们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其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引进的资本主义元素所伴生的各种道德沉降、和贫富不均等各种负面问题已经累积到相当程度，而期间民众的心理承耐能力正在节节降低，这使得官场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负面问题，几乎已经触及民众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激起强烈的民怨，原有的各种减压舒缓系统正在失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删节，后补）
　　 总之，中国目前既有实现经济继续增长的问题，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内部的关于公平与正义的压力。这使当今中国矛盾呈现出公平与效率的两元性。这个两元性的矛盾，正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扬弃体制中的资本主义的元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删节，后补）通过这个过程，切实做到在进一步确保公平中促进效率提高，在提高效率中保障社会全面公平：一方面合理、有序、有选择地利用各种有效元素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进一步聚积财富，更全面实现保障民生、完善福利、提高重量、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也为最终完成全面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逐步去除各种人间罪恶与不义，在逐步消除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权钱交易等不公不义过程中，最终形成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财富日渐丰裕的、具有浓重人文关爱和人性化设置的、分配领域基本公平的、全面谐调可持续发展新气象，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体，基于人、解放人、服务人、自由人的科学发展、谐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从而在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伟大民族复兴征程中具有更加确凿切实和更具感召信服力的鲜明旗帜。
　　
　　 后记
　　 去年夏季，还有计划在本文完成之后再写一篇文章，阐述全球一体化中的西方财富“盈溢”消涨及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了。美国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现状，已经微缩了欧美社会未来态势的全面景观。在欧美发达国家被迫以资本输出和初级产业扩散支持中国走过30年改革开放事业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其实已经注定——除非西方采用什么特殊方式迫使中国停留在目前发展水平，止步不前；或者能在印度策动“颜色革命”，使其走上类似中国的发展模式。那样的话，世界资本主义也许将继续支撑更长一段时间。
　　 本文得到一批朋友、尤其是网友“豹”的鼎力支持。其中的若干章节，浙江网友“那个呆子”另外撰文表达观点以供作者借鉴，在此表示真诚感激。我对“豹”说，虽然他尖锐抨击中国现实而敬仰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豹”沉默良久，最终表示同意。我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走势，则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实践探索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正义。如果去除盲从、偏见和教条，所有热爱公平正义和没有既得利益背景的人最终都是社会主义者，就像是历经质疑、争执，所有人最终都认定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偏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辩论。
　　 本文最后一节关于“逐步扬弃资本主义”的观点，与若干朋友私下交流时，我们的基本观点一致，但在方式、方法、手段等技术性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朋友们的观点让人无法反驳(为此作者已对相应的表述进行删节)，网友“WOSHINI”提出：翁安事件表明，当前国内的公平问题已经压倒效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完全可以放缓速度转而进一步清理高速增长阶段积存的“污垢”，暂时以速度换公平、最终以公平换取更好的速度，“豹”则认为，中国福利系统不完善的主因是公共财政被过度滥用。因此如果财政资金（包括公款消费等，和既得利益者的不法收入）得到较好整合，依赖内地目前经济水平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福利系统，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实现经济健康独立运行，尽快结束为洋人打工的命运……社会主义者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人生观、世界观和关于人生设计也各有差异，但我们终极目标只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视野是全世界、全社会、全人类，因此社会主义者也是最坚定、最真诚、最具社会责任感和最具是非辨别力的群体，他们决不会迷惑于拘泥某些特定阶级、国家或家族内部、少数人建立在其他多数人不幸与苦难基础上的小公平、小自由和小福利。
　　社会主义者应该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捍卫和奋力争取全面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者的团结进取，将会使资本主义和其他所有那些以多数人不幸与苦难维系少数人幸福安逸的秩序设置，更快更好地进入历史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