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刘仰先生关于左右的观点

刘仰先生最近的博客有篇文章叫《闲读左传，书向右翻》，主要观点如下：　　

很多人将我划为左派，对此我懒得争辩。　　

我始终认为中国传统比西方的左右都要合理　　

其实，中国传统的核心就是中庸，是最能超越左右的立足点。但是，来自西方的左右派尽管在中国乱成一团，却都不愿接受中庸。　　

无论左右，都是舶来品，因橘不生于南而生于北，统统成为歪瓜裂枣　　

不同意刘仰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所谓中庸是中华文化精髓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全盘西化的时代，刘先生为中华文化说了许多公道话。鄙人看先生博客一年多，长了不少见识。但自以为出现全盘西化的现象自然有的必然因素，先生把他归结于中国放弃了传统却很索强。准确的说传统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　　

先生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史也从放弃传统文化上有一些抨击，其中以文革为重。窃以为，毛泽东的思想正是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成，又汲取了来自西方文化精华的结果。毛泽东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毒素，并且在他领导的实践中运动中控制住了这些毒素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在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时，向中国传统文化那些毒素发起的勇敢冲锋。　　

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他优秀灿烂之处，但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孰优孰劣，就难以真正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更要命的是难以撼动当今全盘西化这股潮流的社会基础。　　

窃以为，所谓中庸只是处理矛盾事物的一种方法，他并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因素的主要特征。其实西方文化在处理矛盾时也会不自觉的运用中庸的方法。究竟用中庸好不好，对不对那得看事物的具体状况，不能一概而论。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觉得当今中国，甚至是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前，比如说清朝鼎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际是被掩埋了的，更多的时候是他的弊病在发挥作用。今天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哪些东西呢？有人说应该使用繁体字，而象钱文忠却实践跪拜礼，还有人说应恢复科举考试，还有人倡导汉服，也有人提倡读四书五经。这些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有些是毒素，有些是皮毛。而我认为真正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以周易为源头的哲学思想。其下才是道家，法家，墨家和春秋时代的儒家的一些东西。　　

在魏源翻译的《天演论》序言中对周易的评价我是赞同的，这是中国古人寻求认识客观世界的优秀哲学思想，遗憾的是后世中国人没有充分发展周易的哲学思想。更糟糕的是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里，周易是算命的书，这简直是对易经的糟蹋。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正是中国文化的那些毒素。而在中国社会的管理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法家的思想，历来都是儒家把社会搞乱了，又由法家重新收拾局面。　　

先秦儒家提供的是社会伦理道德，后世儒家的发展影响较大，最主要的是他成为官僚集团的经典，但管僚集团宣扬的儒家已经变味，把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去掉了，而把儒家消极的东西发挥到最大，这就是阶级社会的必然规律。　　

窃以为，刘仰先生也受儒家影响较大，尤其是儒家的消极因素。后世儒家宣扬的中庸刻意回避事物矛盾斗争的事实，企图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方式对待事物的矛盾。先生如此不肖于左右之谈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然而儒家如此刻意宣扬中庸又真的能化解矛盾吗？事实上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只剩下那些宗教式的但又是世俗的伦理章程。中庸的说教从来没有帮助真正化解矛盾，充其量是掩盖矛盾，把矛盾拖延到以后集中解决。结果是使社会化解矛盾的代价更加巨大。　　

儒家完全主导了官僚队伍，但培养的文弱的书生群体。这点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对儒家主导的社会管理队伍的准确评价。毛泽东当然更清楚，他也说过：干部队伍里书生多了不好，一遇到国家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这点一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也看出来，他们说中国人不缺智慧，缺的是勇敢的行动。在我看来，儒家培养的文弱书生最大的诟病就是容易腐蚀社会。大量的读书人自持有才即不肖于靠劳动吃饭，又没有勇气和能力坚持抗拒非正义的行为，时间久了就很容易攀附权贵而同流合污，最后积极参与到主动去腐蚀社会的行为中，大家应该熟悉师爷这个行当，烂点子往往是他们想出来的，自己又不敢做。看看今天中国主流社会的那些精英是不是如此，比如吴敬琏，厉以宁等等太多了。　　

关于儒家这套中庸处理事务矛盾的思想用得不好很糟糕。比如，蒋介石预谋中山舰事件时，其实更多是试探各方的反应，观察中国政治力量的状况，蒋介石其实更主要的是清洗在国民党的反对派，共产党只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当时就不信邪，果断指出要坚决予以斗争。然而遗憾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多数主要负责人都是些书生，在蒋介石势力还没有长大时却不敢予以斗争，这让蒋介石探测到了政府队伍里的状况，为四一二政变埋下了伏笔。同时使那些数量站多数的、见风使舵的跟风者有了明确的选择。当时对蒋介石的中庸的息事宁人的政策招致了矛盾的更进一步恶化，使全社会解决这个矛盾付出对代价更大。假如当时多数的负责人敢于坚持斗争，就会使蒋介石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他的进一步行动，他可能不得不调整步骤。而这种中庸的息事宁人的处理方法，主观的以为对手在人性本善的立场下会对自己的让步作出相应的回报，而没有认清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从而丧失了应有的斗争准备。注意，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对美对日得斗争中又在重复历史上的错误，这正是在孔子思想和谐社会的理论下展开的。结果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　　

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有那一次因为中庸就使社会和谐了呢?你看宋朝的边患，明朝的党争，清朝的外患。有那一次靠中庸解决了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无不是靠斗争。不同的是在斗争中社会代价的大小问题。　　

毛泽东对于矛盾的观点是这样的：矛盾无处不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有主要次要之分，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分，不同的矛盾在不同的状况下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变化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只要有人群就有左中右之分。显然刘仰先生不太赞同这些看法，认为这是来自西方的东西。先却不要说西方的对不对，其实我认为毛泽东的上述理论正是来源于以易经为本源的关于世界本质的思想，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只不过毛泽东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描述出来而已。矛盾世界回避不了，斗争就回避不了。我们要积极的参与斗争，并最终使社会在斗争中的代价最小。　　

前几年有个西方人提出了个社会冲突理论，其实他说的和毛泽东说的社会斗争就是一回事。但他又揭示了一个新的东西：社会冲突是必须的，通过小的社会冲突可以化解大的社会冲突，从而使社会冲突的代价减小。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不就是在给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一个旁证吗？原来毛泽东不就是要用小的社会冲突最终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大的冲突吗？要说和谐，这才是和谐之道。我们今天通过高压手段把劳资矛盾压着，把官民矛盾压着，没有人上街游行抗议，这就和谐了吗？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这不是要把小的矛盾积累成大的矛盾吗？不是要让社会最终出现灾难性的社会冲突吗？关于这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没有说错：中国希望靠拖一天算一天的办法是没有用的，在中东发生的事情迟早会在中国发生的。这个婆娘给所谓中庸与和谐作了最好的解释。我到不认为希拉里董矛盾的辩证法，这只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真正态度和期望。但她确实把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说准了，由此可以知道美国人是在积极的准备这一天，在耐心的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我们呢？把自己的眼睛耳朵捂住就和谐了？就算中庸了？可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的巨大的社会代价，不正是以前小的矛盾累积的结果吗？　　

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来源于西方的部分，肯定是有的。比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前全世界没有人揭示这一规律，由于毛泽东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的悟性，加上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很快就能够领悟阶级斗争的原理。我猜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理论时的感觉是：哦，原来如此！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古典的传统理想有很多默契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儒家，墨家，佛家的思想。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经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总结，就更加具体生动，也因此得到升华。这正是由于有中国传统文化相默契的渊源使毛泽东很快就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一思想。　　

是不是来源于西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不会学，会不会鉴别。在这点上，中国的传统学者恰恰做得不好，这正是儒家主导的学者们的通病造成的——他们普遍不重视社会的第一手实践资料，甚至不齿于到第一线去掌握资料。今天特别是普世价值派的推崇西化的学者都有这个通病，所以他们先天就没有独立的思想性。更加恶劣的是他们中间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希望进入剥削阶级的队伍，但又要表现得道貌岸然，以示自己多么高尚。这是儒家容易培育出来的人。这还是阶级社会规律决定的。　　

估计刘先生不同意我对儒家弟子的看法，先生曾举过许多例子证明儒家弟子对社会的忠贞。比如，南宋末年岳麓书院的几百个儒生毅然投入到对元朝军队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还举例说林则徐开拓的精神和实际的作为。先生所言是真，但这些不能够代表儒家官僚群体的整体状况，要注意到，那几百个慷慨赴死的儒生都是书院的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接受了儒家阐述的道义思想，尚未被随后的官场浸淫，以而慷慨赴死。当他们进入到利益的舞台后，大部分都会慢慢变化。在祸害社会的行动中，从儒家镀身出来的就太多了。其实从儒家子弟中出几个叛徒汉奸到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正是毛泽东说的，书生多了，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就没有人站出来。正是这个书生的官僚群体，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一次次错失最佳的时机，以至于把社会推到最危险的边缘。最后在书生们彻底失去管理社会的权威后，才由有能力有魄力有血性的人来扭转局面。明清两代的灭亡都是这个原因。　　

其实，在今天的左派阵营也是充斥着这种书生气。我想这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批电影《武训传》，要批孔，一定要搞文化大革命原因之一。不知我的这种看法先生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