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读书笔记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读书笔记

涂泽星

最近，经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推荐，重读了列宁于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第二国际各国党的修正主义头子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叛变而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中的文字系笔者的感想，其余摘录为列宁原著中的话，摘录中的黑体为列宁原著中标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后连贯阅读，对认识当前形势及怎么做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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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各种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等等。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本国总参谋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下同，《列宁选集》第2卷第614页）

【社会主义是一个庄严的信念，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或者随便给社会主义冠名，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无知便是背叛，别无他哉！而背叛，其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倒向资产阶级而反对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总起来说就叫做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和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有过；而这种形势在德国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1859—1861年、1879—1880年也曾有过，虽然那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革命形势的客观存在与革命行动产生的辩证关系，根本在于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

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是存在的。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证实了。如果象库诺夫、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这个真理或者不谈这个真理，那就是撒弥天大谎，欺骗工人，替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40，41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来表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即基督教的市侩牧师、总参谋部、富豪们的报纸，都不得不肯定欧洲革命形势的征象是存在的。

这种形势要持续多久，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点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说明这点。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幻想”，也谈不到什么打破幻想，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保证说，正是目前的（而不是以后的）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革命形势要产生革命。这里所指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必须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而采取革命行动，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列宁选集》第2卷第623页）

【这一段再清楚不过讲明了共产党人在革命形势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那就是面向群众……】

把同封建制度和专职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这就象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如果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不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者在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另外还有一个社会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国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理论的，在我们这里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人那里有连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笨拙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连施，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夫，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细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分清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继续”，才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应当密切注意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既多，形式也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点：（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支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改造”，把它改成适合于庇护对机会主义作的各种让步。（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的很小一部分，无疑会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及其官僚分子的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醉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替他们联合“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作辩护。（《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

【当改革之初有人用马克思批毛泽东，现在又有人用毛泽东批马克思的时候，不禁想起毛主席那句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读经典，难免被假马克思主义蒙骗。】

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投靠帝国主义，而考茨基却象个套中人，很悠然自得地用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到处都同他们的行动相违背。这正象不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以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因为资产阶级的牧师老是赌咒发誓说，现制度是充满着基督教理想的。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把它的一切内容都取消，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唯灵论的意义的“利益”两字，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普遍福利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恶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对于金融资本的屈从和五六个“强”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对世界的瓜分。列强瓜分世界就是表明，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乐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乐于压迫其他民族，享受那些因自己属于“强”国、属于压迫民族而得到的收入较多的肥缺和特权。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金融资本正在排挤这样的国家，并且一定会把它挤出强国的行列，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象对英国作战的德国所要采取的威胁行动一样），夺取小资产阶级手中的“强国的”特权和附带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列宁选集》第2卷第634—635页）

【在共产党内的叛徒策应下，世界社会主义步入低潮，过去流血的战争证明了的事实，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下，正在呈现。新一轮“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所以在革命队伍中不要追求纯而又纯，那只会给帮对手的忙。】

（德国党组织）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等“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新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的对手左派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不会有统一的意志；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关作斗争，是件困难的和长期的事情。当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的时候，群众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替战争辩护，公开主张本国政府失败，整顿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刊物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647页）

【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这都值得我们警醒。“当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的时候，群众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同样，当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被“斩首”的时候，群众同样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的。明白这一点，对于坚持群众路线至关重要。】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特别明朗化和更加具有强迫的性质。机会主义是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同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所具有的革命情绪，毫不相干了。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结局，因为这是强国争夺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的战争。保持和巩固自己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必然的继续，这就是现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自然，习惯的力量，由于比较“和平的”发展而产生的守旧思想，民族的偏见，对于情势急遽变化的恐惧和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对机会主义所表现的虚伪而怯懦的调和态度（似乎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日益加强起来。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最高的阶段，增加了它的色彩的浓度和种类，扩大了它的信徒的队伍，用许多新的诡辩充实了它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小溪和支流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了，但主流并没有消灭，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650页

一般说来，一谈到思潮和流派，就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正式政党中机会主义派的力量，它表面的强大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考茨基是极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同实际生活不太接近的事情时是极善于提出问题的，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到他本人的时候，就装模作样起来，好象他并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观察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两个极端的派别存在；整个问题在于避免“极端”等等。一切庸人的大作上都是这样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起来了。法国的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开始指摘休特古姆，——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只要照一照镜子，那他们在镜子中看到的也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容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会”）也赶快谨慎地、谦虚地、有礼貌地声明（没有指明休特古姆）说，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站着强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监狱和枪毙来制止。休特古姆的声音从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上发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在公开的报纸上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机关呀！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可是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入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非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以及各种军事计谋不可）。要阻挠这种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从历史上和哲学上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拥护休特古姆，——因为从实践上和政治上来说，休特古姆一向就把而且永远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52—654页）

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右倾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是有害的，因为那时工人会离开这个党。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联合右翼和左翼并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政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漂亮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使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在口头上，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面前，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性；在事实上，却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一切严重的危机关头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一切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爆发时，而且在每次严重的政治罢工发生时，无论是“封建的” 德国，无论是“自由议会制的” 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和记忆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在漫长的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很成熟、很巩固、很蛮横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定型了，同资产阶级和各届政府已经很接近了，因此不能再容忍这个流派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假如在小城市的平坦的便道上行走时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末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了比较和平的和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洗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了。

当然，这样确定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提出的任务，还不能直接说明，在个别国家，工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分离的过程究竟会快到何种程度，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必不可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正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决定。 1914—1915年的战争是个非常伟大的历史转变，因此对待机会主义的态度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尚未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关头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以及现代的政治成果中抹掉。机会主义（如果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它随着战争成长，完全长成大人了，再不能使它“天真烂漫”和返老还童了。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及中某些分子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本国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而资产阶级也完全会器重它和“使用”它。既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止不动，——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的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进到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危害，“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656页）

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老实的庸人只会记流水帐的普通习惯，使这些老实的市侩在危机关头成了叛徒、变节者、群众革命毅力的摧残者。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局面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毅力的摧残者，越过旧政党并摧毁这个政党，才能做得到。

反革命的市侩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申斥卡尔·李卜克内西时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大概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骂成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依然是忠实的社会党人……

就拿现代的军队来说吧。军队是组织的一个好范例。这种组织所以好，就因为它灵活，同时又能使千百万人服从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动员令一下，他们就会在指定地点集合。今天他们还蹲在战壕里，有时得蹲几个月，明天他们就会以别的队形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避开枪林弹雨创造出奇迹，明天他们又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上地雷，明天他们会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俄里。受同一意志所感召的千百万人，为了同一目标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以适应改变着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枝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不是容易的。它要求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要求付出重大的牺牲。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应当学会，可是不经错误和失败是学不会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正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蹲战壕的关系是一样的。这种斗争方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提上日程的；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在数十年之内长久地留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斗争中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二十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58—660页）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惊人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斯图加特及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势、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自由主义工党的破产，仅仅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阶段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的过渡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了并培植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一些国家（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现象，而这种分裂一般地说正是由机会主义引起的，我们在欧洲另一些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中，看到各种思潮长期进行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由机会主义引起的。大战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俗套，割破了早已溃烂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同工人政党在组织上彻底地分开，已成为必需的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享用“本”民族“大国”特权地位的残羹剩饭的半市侩式贵族。认为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政党中的“合法派别”的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欺骗和对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比较忠诚、比较觉悟和比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懑地唾弃这个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旧领导层大概有十分之九的人已经离开他们而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迫下，显得非常分散而孤立无援。但是战争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必然会产生革命的情绪，锻炼和教育一切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1905年初由“加邦请愿阴谋”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遽转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变得越来越肯定了。1905年初俄国在几个月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锻炼出一支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走的百万大军。至于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所进行的工作，才配称做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促使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那些人统一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完全分裂，是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抹杀这段历史，宣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使自己无法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多年来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过程，这种人对工人运动起着最坏的影响。在参加现时战争的一切“大”国当中，只有俄国在最近经历了革命，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在无产阶级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不能不在工人运动中引起资产阶级思潮同无产阶级思潮的分裂。在大约二十年（1894—1914年）的整个时期中，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着联系的组织了（而不象1883—1894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而已），在这约二十年时期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1894—1902年这个时代的“经济主义”，无疑是属于后一类的思潮。它的思想体系的许多论据和特点（“司徒卢威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借口“群众”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目前被考茨基、库诺夫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把过去的《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拿来同现在的考茨基作一比较，以提醒现在这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倒是件很有益的事情。（《列宁选集》第2卷第662—664页）

【上面这几段列宁的叙述，除了我们念起来比较拗口的名字——如果把这些名字换成我我们熟悉的那些人，其实很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