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倾诉

　　我不知道我出于什么目的要把我十年前写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狂想与完美》废弃重写，我也不想知道。我热衷于自传体写作，也许它更适合我的表达的趣味。

　　人有太多选择，比如伴侣、职业、爱好、价值观等，但有一样便是圣人也无法自主选择，那就是出生。我的出生是我感到难受的，然而，如果时间机器给我回归已往让我自主选择出生，我想我还会选择让我难受的出生的，不是普希金说的“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我写自传时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丝毫没有亲切的怀恋我难受的出生和已经过去了的人生的况味，为什么要在意识上回走来路?让我接下来的文字作为回答吧。

　　一、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个性疲塌，而在生我的时候，我却是很快的哇哇坠地，我对这种闲话不感兴趣，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想把我知道的说出来。我不是什么名人者流，我写自传也无目的，文字表达就是我的存在方式，另一种生存的方式。

　　最原初的记忆，是我睡在父母亲中间时，我喜欢往头上方钻，觉得被窝里很热很不舒服。夜间下床屙尿的时候，我的小鸡鸡够不着马桶的口子。起先是我爹抱我屙尿，后来我爹我妈睡在床上，再没有人下来抱我屙尿，我自己屙尿时，又不敢把尿屙到地板上。地板是本板，屋子黑黑的四壁与楼顶都是木板，在湘西是常见的农舍。但我家不是吊脚楼，吊脚楼的建筑，是因地制宜，湘西多山，山多陡坡，故有吊脚楼的建筑模式。而我的出生地是个丘陵，四面八方是农田，地势是个坳弯，我家老木屋就在坳弯的后方田垅坎下的最里边，白天都见不到阳光，阴浸浸的。

　　这时，我越急于把尿屙完越屙不完。木屋里黑洞洞的，不晓得是我爹还是我妈(忘记了)吓唬我：“屙完快上来，还不上来老鼠要咬你了。”我吓得慌忙往床上爬，爬又爬不上，仿佛黑古隆冬的床下边有好多老鼠要来咬我了。吓唬人的这种游戏，从此一直伴随我的成长。我可以吓唬人的时候，我吓唬人的技巧远远赶超我的父母。在一个傍晚，四弟生病一人睡在木屋外边扩建的屋子里，我悄悄地摸到床前，突然掀开蚊帐，装鬼吓得四弟哭爹喊娘，这时我可能有8、9岁了。十来岁时，我用棍子挑起成年人废弃的草绳，突然吓唬同伴叫小花的姑娘，小花吓哭了，后来小花的娘找我，教训我不要吓唬人，说小花夜夜吓得从梦中哭醒。2008年，我在长沙西长街见到邻居一个益阳开超市的老板，清早背着身在洗脸，我悄悄地摸到他后面，我躬下身，双手的手指做狗牙状，猛地一边汪汪大叫一边掐他小腿肚子，超市老板吓得一跳两尺多高，用手巾朝身后乱甩乱打，逗得旁观者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是66年出生的，童年的我没有时代观念，我单是记得我特贪玩，一玩起来就疯掉了。玩的游戏五花八门，没有季节的限制，也没有人员的限制。小伙伴太多了，一个生产队全是姓黄的本家人，同一年出生的男男女女就有十来个，比我们年长一至几岁的，加上比我们小一至几岁的，地名叫张家坳的第一队的院子，哭哭笑笑从早到晚热闹极了。

　　二、

　　有一种游戏叫打团毛球，团毛球是用蚕豆叶串起来的，童男童女，少男少女都可以打，打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弹团毛球或踢团毛球，书面语叫踢毽子，童年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毽子，更不知道毽子是一个叫蹴鞠的千古老人所创，倒是对团毛球十分迷恋，团毛球也不知道是何人所创，它比毽子更适合我们，它取材简单方便，不用花钱，在游戏是不分男女，这样更有吸引力，因为男女同伴在一起做游戏，比男性单方面玩游戏更具诱惑力和持久性。再说，除了打团毛球就是抓石子和捉迷藏，捉迷藏容易引起童女们的父母兄姐们的注意与反对，怕出事，我们也对黑旮旯充满恐惧，捉迷藏时是回避不了去黑旮旯躲藏的。童男期的我对游戏名目的记忆很少，进入少年期就多到数不清。童男期的我和小花在一起的时光多，只要她带我去她家里，她的奶奶就会从黑木屋的睡房抓出一把白白硬硬的冰糖分发给我们，老人家姓向，我们叫她向娘娘，娘娘就是奶奶的意思，是张家坳的方言。享受向娘娘给的白白硬硬的冰糖，感觉很好，我自己的娘娘从来就没有这东西，我自己家里就更加不用提了。

　　我记得我人还没有煮饭的灶台高就开始生火做饭了，在给锅子放水的时候，是踩着小木凳子完成的，灶膛前还坐着四弟，四弟先是放在火桶里，火桶感觉很高，圆圆的上尖下大，口子刚好容留四弟小小的上身，他可以坐，更多的时候是站着的，后来就一直跟着我，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

　　生火做饭这一人生劳动课业还没交出满意的考卷，我就独自上山去砍柴了，砍柴后来成为我的主要任务，五兄弟因为我，其他四兄弟很少会砍柴。第一次砍柴受到大哥和妈妈的夸赞，其实这是作弊。那一次的经过，我记忆犹新，我离开张家坳经第二生产队的田垅，到了二队的山坡上，这个小地方叫屙坎处，上边就是狮子岩，在屙坎处迎面和爹爹碰上了，爹爹二话不说，就从我手上拿起柴刀在土坎上砍了一担刺，再把刺捆好放在我肩上，我一个人挑回家了，我放在门口屋檐下，大哥和妈妈就一个劲儿地夸我能干，好象是二哥说了句砍的尽是柴的话吧，但大哥和妈妈还是夸我，六七岁的人砍一担刺回来也是好的，弄的我怪不好意思的，从此我就不再让任何人代替我砍柴了，我最不能蒙受这种作弊的耻辱，我想，没有爹爹帮我，我难道空着杄担回来吗?不服气的个性就这么演绎为后来不服输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了，我从不认为我什么事干不来，相反，我从来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干，都能干好。

　　四弟是我的尾巴，我是妈妈的尾巴，我不愿意四弟是我的尾巴，我也不愿意我是妈妈的尾巴，但我愿不愿意，尾巴的命运由不得我。一次，妈妈带我去扯青，扯青的青就是可以做种田肥料的野菜野草之类，我妈妈喜欢做包工，扯青就是做包工，可以发动我们兄弟一起扯，这样挣工分多，比出工合算一些。扯青这个事，进入21世纪，农村基本不干了，使用无机肥轻松很多，农民劳动强度减小，水稻产量又很高，我想再过一些年，扯青是什么事后来人都没有什么概念了。这一天阳光很好，妈妈带我到4队坳山的一个桃林，阳光直射我的脸，我满脸是汗，起劲地扯野菜，竹篮满了，堆到妈妈的筲箕边，忽然，妈妈从桃林的桃树上摘了好些个又红又大的水蜜桃，吃在嘴里脆脆的又香又甜。妈妈神态慌张地催我快吃，并一再嘱咐我，不要把偷坳山桃子的事说给别人听，小偷小摸是做为父母亲对子女最忌讳的事，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生产队，饿肚子是一种生存常态，肚子饿了，看见什么就偷吃什么，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一旦生产队社员举报了，扣工分,受处罚是必须的，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是小偷在生产队没脸见人，我不了解是不是社员们都有过小偷小摸集体东西的经历，但社员们个个人仇恨小偷小摸集体东西的人。我记不起这次偷桃经历是不是我的平生第一次，但是，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的经历几乎伴随我的成长。2015年清明节前几天，我回到家乡张家坳，睡在一个儿时伙伴的家里，一分钟都没有中断过说话，一直聊天聊到凌晨四点半。聊的就是儿时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的经历。他叫黄狗，比我大一个月。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超过所有儿时伙伴。他说，那时候，太饿了，饿了哪里管得了别的什么?我说，你是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最多的人。他说，那是我家在张家坳最困难的。

　　我虽然不喜欢跟妈妈出去，但是，我又不反抗，跟妈妈出去做包工，妈妈喜欢给我讲故事。我特别爱听故事。我想，后来立志文学，可能是妈妈做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鲁迅就是有会讲故事的长妈妈才造就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以当真的。

　　妈妈讲了很多故事，实在没有故事讲了就讲她的身世。妈妈讲的故事，故事人和事不同，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儿女怎么孝顺父母亲。其中有个《买娘行孝》的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但另一个故事更吸引我，从现在来想，那是有浪漫主义文学元素在里面。大致是这样：山界上住着母子俩人，一天，母亲开门时，门外卧着一只大老虎，老人家吓了一大跳，但见大虎朝老人家磕头，老人家看见老虎前爪破了正在流血，于是，老人家抓草药用桐油给老虎治伤。老人家的儿子回来了，知道后也不伤害老虎，老虎伤好后朝老人家磕了几个头

　　就走了，不久，老人家门外总是隔三岔五丢着野猪什么的，老人家就逮住一次机会，请老虎大仙帮忙为儿子娶一个老婆。不久，一位标致的姑娘就丢在门外。标致的姑娘后来为老人家生了一大堆孙儿孙女，对婆婆很孝顺。养儿防老，孝敬父母亲的教育就全在故事中了。

　　妈妈讲的故事我百听不厌，妈妈教我算术，我一点儿兴致都没有，没有兴致也要跟着数，从一数到十，我花费了好长时间，从十数到一百，到底熬了好长时间，连时间机器都不可能知道，最后一次是在深夜。我家木屋的西门外是大中堂，一个家族共用的，北边是三叔家，南边是出了五服的哥哥家，东边是个空地，后来铁溪大队长打了一条狗，请大队支书吃了一次狗肉，大队长的儿子就取代支书做了支书，前支书也是我黄家人，张家坳200多人的一个生产队，没有杂姓，但从先祖那里分了三大支，前后书记是不同支的黄家人。现书记做了我家的邻居，从他那一支叫旮旯屋的老屋搬了出来，做了支书就有了新屋，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基层干部的低层级特权。

　　我规规矩矩坐在被窝里听妈妈教我数数。昏黄的小桐油灯挂在我头上方的木格子窗户上，妈妈一边纳鞋底一边教我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我机械地跟着念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我没有用心去记，我太厌烦数数了，我真想像四弟那样呼呼大睡，可是，爱动手打人的妈妈，用尖利的指甲掐我的眼皮掐得生痛。

　　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我终于从一数到了一百，妈妈说：“你肚子里的弄弄草(乱麻似的杂草的意思)总算扒清条(理清的意思)了。”

　　妈妈在家庭里的地位至高无上，爹爹老是被妈妈骂，我和爹爹睡在一头，妈妈总是在小花妈妈的劝慰下哭哭啼啼地数落爹爹的种种不是，不过，我一点都听不明白，爹爹不让我出声，我也就不去弄明白，也不可能弄的明白。

　　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我记不起来了，只有一套我没有忘记。听大人们讲，那是蛤蟆衣，蛤蟆衣是做蚊帐剩余的一点布料做的，把衣和裤连在一件上，我挺喜欢的，老是吵着要穿蛤蟆衣。

　　有一天，我居然要去二队所在的小学校上学了，黄狗还有其他玩伴都做好去报名的准备了，我爹也嘱咐我报名时的一些问题，然而，我妈一直拖着不给报名费，我跟在妈妈后面要学费，记得是从旮旯屋出来到黄狗家门前的大地场时，妈妈终于伸开手掌心里的一块钱学费。是不是一块钱，已经不明确了，但不会超过一块五毛是不会记错的，我想。

　　拿到了学费，我们几个小伙伴小跑去罗家湾，在张家坳与罗家湾之间的名叫老椅田坎的弯路上，我们是兴奋地跑着去报名的，那个情景历历在目。

　　上学念的语文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我不懂，上学用的铅笔，我没有，我去找二哥，二哥和妈妈一样，老是打我，但我没有铅笔，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他，他也没有多余的笔给我，正在上课的向校长给了我一支，后来才知道，他叫我爹叫舅舅。我从记事起，我知道了，我家里比生产队其他社员家要困难很多，但好像又比黄狗家强一点，然而，黄狗仨兄妹上学从不少学费，而我从没在开学时正常缴纳过学费，总是拖欠，2006年在怀化时，小学老师黄老师回忆说，我欠他两块钱学费一直没有给，其时，他给我二哥房地产工程工地上守材料，他一再解释说，不是要讨回陈债，而是感叹我家五兄弟的前后变化翻天覆地。

　　三、

　　我不喜欢跟在妈妈身边,主要是跟在妈妈身边都要参加劳动,比如扯青之类，但跟在爹爹身边,倒还情愿, 跟在爹爹身边通常不用劳动,或在生产队晒场陪爹爹守粮食过夜,或去罗家湾小学开党员茶话会,或去罗家湾小学开批斗会,记得在罗家湾小学开党员茶话会时, 罗家湾小学校长的弟弟在会场忙上忙下忙个不停,据说他被铁溪大队支委会集体推荐上了大学,后来他的爱人做了我小学老师,我爹叫我称呼她表嫂,表哥上了大学,给我印象很深,只要在罗家湾小学开党员茶话会时给党员们递茶送糖果就可以上大学,不用考试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个好事的,他的哥哥们都是高级干部,后来我兄弟还都借了这些表哥的光呢。童年的我喜欢参加神秘的批斗会,同时又很害怕。一个傍晚，在我二哥所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铁溪大队党员干部好多人把我一队黄家人叫俊悲牙(悲牙系方言,即伯父的意思)的围在中间,你推一把我推一把,后来，我一队黄家人叫喜叔的划火柴点火烧俊悲牙长长的胡子, 俊悲牙痛得直流汗却一声不吭，我躲在爹爹身后,盘问了几个问题，我爹爹用手示意我不要说话,我吓得再也不敢问话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爹爹说,你俊悲牙解放前做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团长,如此而已。后来我妈妈告诉我,我的爹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大红人,但是,他从不打骂过人,打人骂人是不正确的,铁溪大队几支造反派头子都极力邀请爹爹造反,批这个打那个,我爹爹一个都不参加,做为铁溪大队唯一健在的革命资格最高功劳最大的老党员,又兼党小组长,他只参加铁溪大队党员会,在参与会议时从不打人从不骂人,只以理服人,当然不能扩大到观音阁公社，观音阁公社健在的老革命在北京,好像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叫向仲华,他是忠于毛主席的人,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向仲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据长辈传古,我张家坳黄族人中有个叫黄洪仪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沙上学,后来他跟毛主席闹革命,是专门弄军火的,娶了一个长沙女人,后来病死了,就埋在大齐龙丛林。老革命父亲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一批无辜被批斗的上面派下来的干部,从这一点看,我父亲的革命理论水平与革命原则要批农民造反派先进, 农民造反派几个头子,尤其是三生产队的那位叔叔，我在青年时期有过接触，他的儿子是我同学,他一字不识,做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种田什么的都不在行,生活极艰难,一家人苦极了,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共产党，又不是党员,一辈子在三队,他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他就是瞎凑合。我父亲是解放前入的党,在解放战争中经历了多次战斗,多次在战斗中,几乎要送命,做了多年的干部，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最后因病自动不当领导,在文革中,他不是当权派,他当然成为文革红人,谁也不敢对他说半个不字。

　　烧俊悲牙胡子的喜叔，解放后当了几年兵，没文化,没资格,但性格刚强，脑子也还灵活,主要有些体力,他一直做我一队队长,他和俊悲牙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也许他的大义灭亲之举,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而俊悲牙是国民党团长,他为证明自己进步,批斗俊悲牙最积极,不过,这只是成年后我的个人的猜想。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不会了解到这一切,但我敢肯定,毛主席如果来到铁溪大队，是决不允许这么虐待国民党前投降了的团长，在生产队接受多年改造的俊悲牙已经是一个合格社员了。俊悲牙的外甥从小和我们玩,我常在俊悲牙家里玩,挺规矩挺善良的一位老人,而喜叔,生产队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基层干部，把他想玩的妇女基本上玩掉了,他让他弟弟做生产队保管员,在我小时候印象中,他就是旧社会的恶霸。他特好酒，谁给好酒好饭帮谁办事,谁反对他谁遭殃。这么样一个人凭什么去批斗别人?

　　大人们的事,小小的我啥都不懂，我单是好玩，我却很不自由，出去玩要带着弟弟,劳动名目又多,不管白天和晚上,几乎没有什么停手的,砍柴,割草,扯猪草,挑水做饭,捡稻穗，什么都干,但我做的这些事,没有什么压力,而大哥二哥和妈妈则不同,他们要拚命干,他们要挣更多的工分养家糊口，而我只是被动地劳动。有时候，趁大人们不注意,我会溜出去参加演剧,在公屋晒场，比我们年长几岁的人,好几十人在排演节目,我通常是高举毛主席画像的人,偶尔也有人搭伙和我一起高举毛主席画像，演剧的几十人会去其它生产队出演,我则随剧组去举像，我站在全场最显眼的高处,前面是黑压压的人群。2013年12月26日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又一次高举毛主席画像，被中外记者和游客抓拍了几十分钟,这严重让我回忆到了小时候的情景，我的经历如此雷同,感觉是一种人生宿命。我十分感动,十分怀念毛主席。

　　昏黄的桐油灯光把木屋照得蒙蒙胧胧的,有点神秘吓人,妈妈在屋子一个空档搭上一架木制简易纺纱机，她一边纺线,一边教我加改乘除运算, 我在旁观学习,在算术方面我老是出错,但在语文上,她没能力教,我也不用她教,我喜欢语文,而且语文成绩总是很好。对汉语文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在大地坪伙伴们聚集时,年长的总是喜欢考我们,有一次,有人叫小花和我同时写一个军字,小花比我年级高一些,但她在军字上加了一点，而我把军字写的很规范。小时候我蛔虫多,吃了蛔虫丸后,一次会拉一大堆白生生的蛔子,堂姐有一次看见了,吓得直哭!能不有蛔子吗?带着弟弟和黄狗的兄弟还有其他伙伴满院子我吃的,我家后边是厕所群,厕所旁有桃树、枣树和梅子树,还没成熟的果子就被我们打落在厕所盖子上,有的落在鸡屎上,有的落在狗屎上,有的落在人粪上,我们捡起就吃,哪还管什么卫生不卫生?大人们都有口头禅：“肮脏吃肮脏肥,干净吃一层皮!”，何况我们?在我被蛔虫痛得满地打滚不能去上学时,我就写请假条，在我从语文书上学过的汉字中,只有回,还有虫,请假条由妈妈口述,我自己写,碰到蛔虫病不能上课这句话,妈妈问我蛔子怎么写,我就把回子与虫字连成一个字,大哥碰到了,说蛔虫的蛔就是这个字,后来妈妈就做我识字的学生,因为我太厉害了,从自创蛔字正确后,我这一生的文学写作就从此开始了,天然的汉字超常兴趣，注定我的人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四、

　　生产队公屋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公屋在村院中段，据长辈说，1958年大炼钢铁时，把张家坳村院外围的古树砍了烧土炉，这些古树曾一圈圈把村院团团围住，树与树之间有老鼠刺之类刺篷，别说外村人想偷偷进来不可能，就是老鼠都进不来。解放前，湘西土匪横行，没有这么厉害的大树与刺篷，张家坳从未被洗劫是难以想像的。后来我们看见的古树，有两株，一株就在我家东门外坡头上，从这个坡头一直往东走3里就是我外婆家的哑子湾。另一株在村院南门口外，南门又叫新大门，俊悲牙就住在新大门内。没有古树的张家坳，村院扩大了，公屋就在老院子门外落成。公屋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我在没有上学之前，和全院子男女老少一起识字，老师是谁忘记了，那是在晚上，教室内壁上挂着彩条，黑板上面贴着毛主席像。有一次父亲在木格子窗户上看我们，我傻傻地望着我爹，我爹示意我认真听课，然后生气地走了。公屋后面有一个大灶台，一有空闲就去灶台寻找食物，生产队杀牛的牛头总是在大锅子里煮，我们的牙齿和口水全在牛骨头上，那个牛肉的味道美极了，虽然牛骨头连白石子一样的粗盐都没放，更别提菜油了。公屋的诱惑很多，一是打牙祭，二是分肉和口粮，三是有各种瓜果，以及红薯等，在自己家里，能吃的东西极少，除了吃饭的时候，肚子一般总是饿着的。各家各户的食物都是从公屋凭工分分到家的，所以，在公屋可以捡到一些能吃的东西。打牙祭是农爷们的事，农爷们一般是犁田耕种阳春的成年人能手，他们在农忙时总是大块吃肉，馋得我们在旁边流口水，但我从没讨要，我只是看热闹，在看热闹的过程中，我想快快长大，也做种田能手，好有机会参加打牙祭。公屋是个好地方，不管天晴下雨都可以玩捉迷藏、跳房子等等游戏。天气冷的日子，可以烤火，也经常参加生产队开会，热闹的很。

　　在公屋找不到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就宽了，黄狗兄弟、我还有另外几个，我们一起偷偷摸摸地钻到院东头一里外的山塘，山塘有一棵梨树，梨子好吃，说实话，我的儿童时期，什么东西都好吃，因为总是饿。我们还没有吃到几个梨子就被生产队副队长发见了，副队长把我从树上扯下来，气愤地说，要扣我们大人的工分!要告诉我们大人!这一下可好，把我们五六个吓得不敢回家，我们就躲藏在院子最东头的准伢子家门外的梅树下的稻草堆里。夜里劈里啪啦下了一场暴雨，我们又饿又冷，准伢子硬着头皮回家了，他是他父母亲唯一一个儿子，父亲是岩匠，母亲是我外婆乡的亲方，是我妈妈做媒嫁到张家坳的，起先因为准伢子父亲家太穷，老是打架，一打架就嫁祸于媒人，也就老是找我妈妈打架。后来有了准伢子，岩匠做副业有了一点钱，从破烂的老大门口搬到东头修了个木屋，平时有鸡蛋鸭子，准伢子一人独享，其他几姐妹都没这个特权，在我们几个玩伴中，准伢子就像旧社会地主的少爷，今天他参与了偷梨子，但他回去是不会挨打的。

　　另外二狗他两个也回去了，父亲是中学教师，是个四属户家庭，他母亲特会奉承人，支书的女儿拉屎脏了片子，她二话不讲，脱下上衣就撕成尿片，扣一点工分也不会把二狗怎么样。只有我和黄狗兄弟最惨。我爹是个老革命，正是因为老革命害了我一家人，也害了爹爹自己。

　　父亲17岁是被抓壮丁走的，父亲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大伯在国民党警察局做警察，三叔又小，父亲别说不想逃壮丁就是逃也逃不了。父亲是自愿当壮丁的，当时他在张家坳后山砍柴，后山叫虎形山，这座山的南半部如今分到我家了，当时抓壮丁的人来找他，他边唱边走，跟国民党军队开拔了，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的副师长是地下共产党，淮海战役前起义了。父亲小时候是给地主放牛的，我爷爷是长工，我奶奶给地主家做杂活，我爷爷有四个儿子，他老两口给地主当长工，却养不活自己的儿子，父亲11岁时就养我四叔，或砍柴卖，或把稻草垛一垛一垛捶打一遍，捶打到的一点点谷子熬粥喝。17岁前没进过学堂门，到了陈毅领导的东野，他受到了教育，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很勇敢，九死一生的残酷战斗经历，锻炼了他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个情节，东野司令部宪兵排长拦着司令不让进司令部，这个东野司令部宪兵排长原型就是我父亲，当时司令部设在苏北一个叫清凉寺的，陈毅司令员，我父亲当然认识，但是，在一个傍晚，他没有带证件就直往司令部进，我父亲了解到，社会上假陈毅司令员很不少，人有相像的，假陈毅司令员当然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不让进。陈毅却非要进去不可，我父亲抱着陈毅不让进，最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司令部出来把陈毅带进去了。父亲吓着了，准备接受处分，结果不但没有受处分，陈毅在会上还表扬他，说他革命警惕性高。

　　陈毅喜欢我父亲在全军文艺表演中的文艺表演，上海解放后，陈毅推荐我父亲去上海文工团，但被我父亲的上级王桂章拦住了，王桂章认为我父亲各方面条件更符合去做飞行员，就推荐我父亲去东北长春航空学校做了第二期航空生。我父亲为了做一名合格航空兵，勤奋学习，航校规定晚上10点熄灯休息，我父亲用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习，零下三、四十度的长春，把身体露在外面的我父亲冻伤了，再上天飞行时，头昏脑疼，就这样，我父亲落下了神经衰弱病症病根，他主动退出部队，党分配他去武汉铁道四院十三勘测队，测量湘黔铁路线。在领导岗位上，他觉得力不从心，再说，26岁的我父亲复员娶了外婆乡的乡花我的母亲，因我三叔曾追求过我母亲，托煤人介绍，我母亲没看上我三叔，后来我母亲偏偏嫁给我三叔的二哥，我三叔于是变着法儿折磨我母亲，我父亲在外地做领导，我三叔就写信污蔑我母亲，我父亲当然放心不下如花似玉的我母亲，另外也因为神经衰弱病症在领导岗位上觉得力不从心，先后辞去溆浦县第一大厂罐头厂长、溆浦县水利场(60年代称局级单位为场，现为溆浦县水利局)、溆浦县畜牧场(60年代称局级单位为场，现为畜牧水产局)、铁溪小学校长等公职。最后做了公社林场林业员。林业员工分不及我母亲的工分，而我们兄弟都上学念书，其困难可想而知。这个家庭的困难不是革命造成的吗?不过，我小时候什么都不明白，现在也并不埋怨因为革命而导致我家庭的困难，我这是表述因由而已。

　　而黄狗兄弟的家庭，更不用说了，黄狗兄弟的父亲我们呼呼富悲牙，富悲牙世代穷苦，小时候也是放牛娃，他在做长工时，让本族地主送到慈善学校念了书，但没念几年，一直在张家坳谋生，后来娶了半路亲，半路亲有扯猪婆疯病，煮饭的时候，米汤水开了，揭开锅盖，病发作了，一头就栽倒在开水饭锅里，生活不能自理，又生了三个儿女，一家重担富悲牙忙里忙外地承担，在生产队劳动间隙，他不休息，把早已准备好的刀拿出来割草，挣包工分，既便这样，一家人还是吃不饱，我家很苦，却不至于苦到他家那般状况。

　　富悲牙不在家时，黄狗兄弟和他母亲一起背地里把谷糠和一点点米磨细做成糠粑粑吃，我是吃不下的，偶尔黄狗兄弟和他母亲在火炕烧鸡蛋，我倒是吃了。黄狗兄弟的家庭是这样，我和他俩不敢回家，躲在公屋东头的晒场棚子里，忍受饥寒，一阵雨后，富悲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平时对黄狗兄弟非打即骂的富悲牙提着马灯平和地接人，并要求我一起回家，我家在他家屋坎上边，屋檐搭屋檐，他把儿子们接回家，直接提马灯在雨中送我到我家，我被富悲牙送回家，奇迹般地没有挨打挨骂，写到这里，我肚皮与胸腔在阵阵抽搐，我的眼角闪着泪花，不是记着老人家对我的好处，而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被他的二儿子活活打死沉入山塘!暂时不宜记述，以后详告。

　　我大哥15岁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并做了生产队会计，他为了把家庭生活搞好，以富悲牙为劳动榜样，现在我被他的劳动榜样送回家，大哥没有责备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大哥平时比我爹比我妈更亲爱更温暖人心，从我爹、我妈那里得不到的父爱与母爱，在大哥那里我们得到了某种补偿。

　　五、

　　我第一次放火烧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还有第二次或第三次，是的，是这样的。但我记不起我第一次放火烧屋是几岁了。2014年腊月，二哥来长沙闲聊时，他也忘了是几岁，但他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晚上，不晓得家里走失了什么，也许是小鸡也许是小鸭，妈妈去找，我举起洋油灯(煤油灯)在屋外照着，我看见东边猪栏屋芭茅草悬在空中，我觉得好玩，就用煤油灯点了一下。第一下没有点燃，我就点第二下，第二下点燃了，红红的火苗顺着茅草往上窜，不一会儿，火就大了。妈妈突然扑过来，双手猛打猛扑火堆，火越打越大。屋顶全是芭茅草，芭茅草是我爹从10多里外的观音阁人民公社林场挑回来的，又厚又干。这一打一扑，茅草如同浇了油，火势更大。我和二哥在一旁，也不打喊救火，单是看到妈妈扑打火势。

　　过了一阵，屋顶黑烟滚滚，大火的光亮把附近的地方照得明亮就像白天。我吓坏了，妈妈一边哭叫一边打火，火越烧越大。突然，屋前南边小巷涌上来提着水桶的大人们，大人们正在公屋东边蓝球场开会，看见火光就立即来灭火。全院子的大人们都来了，从不少楼梯上，连成几道灭火的队伍，哭声、喊声、火声、浇水声，脚步声混成巨大的声流，把整个院子都闹翻了天。大火烧掉茅屋后疯狂地扑向木板屋。如果大火烧了木屋，整个我头上屋这一个大家族两大中堂的小半个张家坳房屋将被焚毁。就在大火在木板上燃烧的时候，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百多人救火大队的社员们回到各自家里去了，别说到我家喝上一口水，就是谢谢这两个字，我家里人也没有给，写到这里，我鼻子发酸，多好的父老乡亲啊，我欠了大家的情了。现在想一想真后怕，这事要发生在90年代或21世纪初，我的父老乡亲是不会救火的，就是要救火也得等溆浦县消防大队，这种事就发生在我外婆乡的哑子湾。起火后因为父老乡亲不去主动扑灭而是等溆浦县消防大队消防兵，哑子湾与溆浦县消防大队距离近30里，姗姗来迟的消防兵最后是把火灭了，可是等于没有灭，火把一大片房子都烧掉了，上千人围观无一人救火!

　　去年我没有问二哥为什么不打喊救火?我不用问就明白了，二哥这几十年来的表现，就是：旁观。一是胆小，二是反应迟钝不机灵，三是麻木。

　　在火灾发生后，大人们都知道是我放的火，只有三叔的长女，我的和大姐一人骂我几句，其余没有人打我骂我，我在大火发生后也做好了挨打挨骂的心里准备。这个家有大哥在，我们就有温暖和依靠，大哥一直没有打我骂我。

　　观音阁人民公社林场是个好去处。二哥带我去林场，路很远，我却不怕走路。在家里，要带弟弟，而且不是带一个弟弟，而是带两个弟弟。五弟的出生，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天麻眼的时候(傍晚)，爹爹在灶屋烧火，外婆和妈妈在木房子里，木房子有两间，妈妈生五弟是在东间。有了五弟，我更不自由，也更辛苦，不单家务事要包下，也要参加挣包工工分，和我的伙伴们玩就更不自在了，好在我的伙伴们也一样，都是带着一两个弟妹。能去林场，可以放下一切在家里的事了，到了林场我人最小，林场几十个大人，就拿我开心。你让我叫他没耳朵，他叫我叫他独眼龙。二哥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也承担起挣工分养家的责任了，虽然他一直在学校上学，但在早晚上学空隙时间或周末与寒暑假期间挣的工分相当一个在生产队出工的半个劳动力了。

　　在去林场的半路上，我碰到两个同龄人，他俩在小溪抓小虾，我们就站在岸上看，抓小虾的两个男孩仗着在本地，就挑衅：“你们看什么看?你们是哪个?”，我接腔：“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两个男孩高兴地笑话我：“好好好，你吃亏了，你吃亏了，你是我爷爷的儿子，你上当了，你上当了!”，二哥比我比抓小虾的两个男孩都大，听到这里，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这个地方叫谢水湾，谢水湾村处在四面八方大山之中，而我张家坳应该算山外，至少算山脚下，山里孩子就这样，被我占了便宜不知道，还说我上了当了，这个儿子在他们心中就是儿子，但他们不去想是谁的儿子。

　　然而，我的确上当了，那是在林场屋外的旱烟地里。我一个人没地方玩，大人们开工去了，我就在林场乱走。先天晚上没耳朵教我抽旱烟，我抽了一口就呛，到了旱烟地，我就模仿没耳朵教我抽旱烟的样子，捡了一些旱烟卷起来，再到食堂找到洋火(火柴)，就吸起旱烟来。这一吸我就倒在地里睡着了，这一醉吓得没耳朵见了我爹就躲，我后来没抽烟嗜好可能与此有关。

　　爹爹老是在林场山顶上唱歌。他唱的全是战争年代的革命老歌。父亲唱歌，全林场的人没有一个人理解，倒是冷嘲热讽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父亲喜欢唱歌，没有人去在乎他?冷嘲热讽的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你把一家人的口粮都偷偷地带到林场来了，你老婆孩子都找到林场来了，你对家庭不负责，家里人揭不开锅，你还有劲火唱那样?这倒是真的，二哥和妈妈找到林场，原本是兴师问罪的，见山高路陡，母亲对二哥说，你爹也不容易，在这里去找谁借粮?看看你爹我们就回去算了。

　　我妈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在家里，每到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我妈就急，我一家七口半人，工分少，分到的粮食全队最少，顿顿煮稀饭都不够。老是叫我东家借西家凑。慧姐家是我借的次数最多的，有一次傍晚，我又去借，慧姐的女儿翘起嘴巴说：“我自家都没有米煮饭了，还借什么借?”，慧姐骂了女儿一句，揭开小米缸盖子，给我借了三升米。我扫了一眼，米缸里的米剩下的也就三四升米了。在上世纪70年中期我的儿童时代，社员们彼此就这么个关系，自家东西也很有限，但不会让借者空手而归。我有吃的也就救救人家的急，不让别人饿着。尽管是这样，晚饭时间，我把水烧开了等米下锅也是常事。有时候，一顿饭不吃也很正常，在大哥和妈妈这方面，到了吃饭时间，他们从生产队收工回来，揭开锅盖见没有饭吃，不声不响地在灶后舀一瓢清水喝就忙去了，而二哥碰到这个情况，我又少不了一顿好揍。我一挨打就找两个弟弟出气，家里头总是哭哭啼啼的。父亲有时候从林场回来，母亲就和父亲吵，一吵架就吓得五弟四弟大哭，一哭四弟就流鼻血，我一见血就慌，老老少少吵的吵哭的哭，没完没了。

　　大哥在没米下锅的时候，马上去找队长，生产队没粮食救急，大哥就去土坎上剁高梁穗，高梁籽都没成熟，我们就拿来煮，没有菜就烧一锅水，在水里放一点粗盐和一小勺菜油就是菜，这菜叫盐水汤，在溆浦也是有名的。过年是我们最渴望的，因为在过年才有猪肉吃，因为我家主要劳动力少而人口又多，在生产队分肉的时候，相对是少的。分肉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在公屋的地面上，几床宽大的晒垫，按工分把肉一块块分好，我妈总是喜欢找人换肉，把瘦肉换成肥肉，我家五兄弟都正在长身体，土话叫鸭儿红颈，吃瘦肉解不了馋，肥肉还可以煎油。大年三十夜，一桌子萝卜，猪肉很少，大哥争气，冲着隔壁三叔家，大声招呼我们大块吃肉，多吃肉好长身体!隔壁三叔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老是打我大哥二哥。

　　分到的猪肉在大年三十夜吃一顿，剩下的肉就留到正月来客，外婆和我的表妹表弟们会来拜年，拜年是好事，没肉菜招待又总是让我妈为难。

　　我妈后来分到生产队养猪场当饲养员。养猪场饲养员有两个，另一个不在的时候，我去养猪场周边扯猪草会进去看一看可爱的小猪。我妈有一次在煮给猪们吃的稀饭锅里舀一碗稀饭让我吃，我起先不肯吃，可是放学回来到现在，肚子实在饿的急，也就吃了。稀饭甜甜的很好吃。我妈收拾妥当后不忘教导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不这么做实在饿，不要经常这么做，也不能把大米偷回家去，这是生产队公家的，吃一碗稀饭，问题不大，偷米回去就犯法了。你是小伢，要记住我的话，不能犯法，人一犯法一辈子就完了。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世罪名当到老，要不得。你爷爷一世人做善事，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你爷爷在世时，我们到公家山上摘一点枣子回家给他吃，他骂我们，他说他儿子是党员，是航空生，我们怎么能偷吃公家的东西?60年，你爹管着三个大队的粮食，你爹自己饿得脚腿得了水肿病，我和你姨走路去百多里外的龙潭山上捡薯根，把薯根打成粉挑回家救你爹的命，而你爷爷后来就被活活饿死了。你爹从没从粮仓里偷一颗米回家。

　　我妈妈的行为与言语有些不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不是党员，和普通社员一样，不犯法，偶尔做一点不老实的事也是生活所迫，这一点我继承下来了。倒是对父亲完全忠于党不犯党纪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父亲的忠实在我们看来就是愚痴。

　　妈妈嫌饲养员工分少了，就不干了，而我和我的伙伴们，放学后喜欢往养殖场那片田土扯猪草，这一天，在养殖场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惊恐万状的大事。待续201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