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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本历史书(上)——怀念先人

火烧 2010-06-28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通过父亲一生经历,展现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农民生活变迁,记录家庭奋斗与苦难,体现历史传承与家庭情感。

【说明:农历五月十六( 2010年6月27日 ),是我父亲仙逝4周年忌日。这么些年,我几乎天天都在怀念他老人家。日前,我在“郑敬东黄金博客”重新修改了纪念文章,怀念我的父亲;客观地介绍我父亲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民的历史,新中国农民艰苦奋斗的历史,生活逐步改善的历史。为了阅读习惯,分上下部分刊载。谢谢!】

我的父亲郑源顺(郑元顺), 2006年6月11日 (农历五月十六)仙逝,享年86岁。作为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读”父亲,就是读历史,可以获得智慧和启迪,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实生活。
      一、苦难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
      父亲童年时,祖父母带着他和另外两个小姑生活,非常艰难,迫不得已,把最小的送给了别人,然后,祖母给人当奶妈。11岁那年,房屋被火烧,祖父母都外出打工,小姑被寄养在二祖父家,父亲随二祖父家的船一道外出搞运输,他在船上做饭。12岁他又去成都学卖面。13岁回家读书,难认的繁体字让他几乎“颗粒无收”。14岁出去打工,十五六岁,开始往家里挣钱。之后,家里又添了两个叔叔。由于小孩多等原因,尽管父亲挣了些钱贴补家用,家庭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缺吃少穿。
       二、婚姻初期阶段
       1942年,22岁的父亲与不足17岁的母亲结婚。由于贫穷,父亲仍然常常在外面“帮人”,现在叫“打工”,比如弹棉花、撑船等。有时也做点小生意,比如,在本地买猫,日夜兼程,挑到雅安等地去卖,再买当地土产回来卖。还在近处做些其他小生意,早出晚归,肩挑背磨。父亲去世前几年,我每次给他老人家搓澡总会看见他腰椎部位突起的包块,那就是,解放前后那些年做生意,用竹编夹背子背东西,比如鸡蛋、玉米等,腰椎部位被夹背子磨起的小拳头般大小的包块。
     母亲当然是父亲的劳动“助理”。由于营养不良、怀孕劳作等原因,母亲生产的前两个男婴,都夭折了。我幸运,活了下来。
     解放,我们家分到了田。生活开始好转。
     可能是为了逼我的父母奋发图强吧,1952年分家,爷爷奶奶留下我的两个叔叔,把我父母和我们三兄妹共5口人分出来。实际上,据母亲说,分得的“家产”只有5个碗,5双筷子,一条3只腿的板凳,一张破床,一张弹棉花的弓,两挑半稻谷、5斗玉米,2.7亩田,0.9亩地。租别人家房屋。一贫如洗,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1953年,第二个妹妹病故,第三个妹妹出生,以后又有3个妹妹相继出生、长大、婚嫁。
       三、统购统销那年
       1953年是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要量大增,据资料记载,粮食缺口87亿斤。政府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推行统购统销。开会,号召大家认购,认购不足就不散会。“积极分子”要求我们家卖480斤粮食,父亲被迫卖250斤。好在后来父亲“纠缠”着干部,实事求是反映自己家粮食缺口大,要求“返销”,当时的乡长叶海泉批准我们买回400斤。这样,我们才在那年头顺利生活过来,而且,还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祖父母度过了饥荒。感谢统购统销!
       四、比较开心的年代
       由于有父亲的手艺,靠着父母坚苦卓绝的勤劳和节俭,我们开始有了稳定生活,粮食基本够吃,过年可以添置新衣服。大约是1956年冬天,给我买了新胶鞋,让周围邻居羡慕,我也自豪得不得了。生病,可以找医生看;上学,交得起学费;有了积蓄,1957年,有了买房的想法。当然。生活仍然非常俭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除非在外地,父亲从不自己“下馆子”,什么东西都要母亲买回家,大家吃。他深深地爱着亲人。在“扫除文盲”运动中,父亲刻苦学习,被评为积极分子代表,到县里参加表彰大会,戴着金光闪闪的奖章回家,开心啊!
      五、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搞人民公社,我们租住的房屋成了“大队部”,我们家6口人另租房屋居住。10月,搞“食堂化”,家里面所有粮食必须交集体,流行着“吃饭有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痴心妄想。幸好父母不相信这些,隐瞒了一挑稻谷。进入1959年,食堂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实行低定量饭票制度,或者吃稀饭,当然也是限量。由于没有自留地,没有菜,更没有油荤,只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难以止饿。甚至曾经就没有饭分,只有胡萝卜等。隐瞒的一挑稻谷,起了大作用。父亲放哨,母亲用石磨,速战速决,三两分钟磨出一碗稻米,筛去粗糠,煮成香喷喷的“全营养粥”。1960年,社员口粮更少,“低标准,瓜菜代”,有时就没有东西分,只好吃野生植物,筛稻糠充饥,肚子好象成了“无底洞”;出现了许多“浮肿病”患者,皮肉浮肿,浑身无力,死亡许多人。“六零年”三字成为饥饿的指代,磨难的标志。后来,一提起“六零年”,人们总有余悸在心的感觉。
      “公社化”初期,父母下半年弹棉花弹铺盖,挣的工钱由集体收。“食堂化”闹饥荒,有能力弹铺盖的乡亲,都是有点“权力”或“门路”的。父亲干完他们的活,他们总是能悄悄地给半斤米或是一捆菜什么的;上半年,参加集体的船运输,或者船修理,能够多得点粮食蔬菜什么的,这让我们一家6口健康活了过来,没有人浮肿过,并且,接济了祖父祖母。当年,父亲让我给祖父母送馍——从修船集体那里“剩”回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祖父毕竟年龄大了,没有“扛”过来,在社员们“大兵团作战”的1960年春季,他静静地驾鹤仙去,享年72岁。父亲承头安葬了祖父。
      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还分了点自留田,情况开始转好,下半年就帮助大叔叔找对象,处理或者解决“对象过程”中的问题; 8月9日 ,花80元买下一个光腔腔的街房。办这些大事,接待人都是煮厚皮菜南瓜稀饭“随便舀”,还有鸡蛋吃,在当时是“高生活水平”。由是,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父亲重复了无数遍的“金玉良言”——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而且下定决心必须要作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手艺人”。
         (待续,请看下半部分)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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