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向旺明在如梦轩“老三届看世界”座谈会的发言

按：5月21日，在如梦轩举办“老三届看世界”座谈会，原一中，三中和省实验等中学的老三届同学就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座谈，李乾，余德亨，王在平，李江，谢保安，柳英发和向旺明等先后发了言。

李江在如梦轩“老三届看世界”座谈会的发言

人们都希望平等，贫富越悬殊，社会上平等的诉求就越强烈，只有高官和富豪才不喜欢平等。我们在座的朋友中都有比较强烈的草根情结，草根就是主张平等。有个说法，叫做“人生而平等”，但我说：人生来就不平等。生在工人家庭的孩子和生在富豪家的孩子可能平等吗？人不仅是生理意义的人，人同时是社会中的人，他必定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所以说“人生而平等”抹杀了我们生存在阶级社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生而平等”曾经是个革命的口号，是几百年前新生的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要求平等所讲的道理。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大多数小生产者沦为无产者，世界已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对世界的诠释已经过时。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是几百年前启蒙思想家那里来的，但他们远不如他们的老祖宗，他们的老祖宗说人生而平等是要革贵族阶级的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讲的人生而平等是抹杀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事实。人类要求平等几千年，由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平等诉求也在改变，从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人类的平等诉求已经由取消贵族特权变为消灭私有制。不搞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实践决无平等可言。

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的私有化运动是个倒退，是与人类前进的方向反其道行之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补充是可以的，把它当饭吃是不行的。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的成果只为少数人据有，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说，那些主张彻底市场化的右翼官员和学者都是混帐。连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都明明白白地说，有一个人发财至富，就会有三百个人成为赤贫者，现今官媒产学的大人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推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回应人们基于平等的质疑，就是说，虽然我剥削你，但也能给你好的生活。北欧诸国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私有制基础上实行福利社会的一个范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复制北欧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发展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那么，某些人大力推销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我看这就是圣诞老人的把戏，给你送礼，包装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你打开一看，其实只有私有制。

福利社会既是发达国家的救生圈，也是它的一条绞索。福利社会可以运转，西方社会就能玩下去，一旦运转不灵，就玩完，所谓的自由民主也就不了它的命。

社会主义实现了人的基本的平等，从按资分配到按劳分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进步。要实现完全平等，还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可惜的是，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出现了严重的挫折。究其原因，都是一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一部份官员和知识份子不满足按劳分配，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公权力和话语权的强势，由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将社会导向资本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人与人的不平等再现。看来，问题在管住官员和重新教育知识份子，重点在管住官员。有人经常提要打倒官员阶层，其实，对官员也是要作阶级分析的，你是要打倒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官员，还是要打倒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官员？国家还没有消亡以前，在一国之内消灭私人资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消灭官员。就像一个大公司，可以由私企改变为国企，但部门经理，分公司经理还是不能没有。过去在毛时代有干部特殊化，走后门等问题，问题可以通过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四大”的民主形式解决得比较好。现在的腐败的根子在私有化，官员的腐败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不解决私有化的问题，搞所谓“民主与法制”，还是“宪政民主”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公有制是基础，监督是关键。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特权阶层的产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但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你可以说出文革千般的不好，但都抹杀不了它为人类争取平等和彻底解放所建立的历史功绩。

不久前在这里讨论过美国宪法，这是人们对权力缺乏监督严重关注，希望从西方的学理和制度中寻求破解之道。这是一个有益的讨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律等东西属上层建筑，而脱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就像观察一颗树，不能只看树的枝叶，不看树的根系，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社会主义是要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的，你是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体制中可用之道呢，还是实现西式民主来固化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张的私有化呢？当然，有人会说，我不管什么公有制私有制，我只要我的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你当然可以不管，但不代表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也不管。公有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从几千万工人下岗这件事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是要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保卫公有制而存在的，给你资产阶级的政党上台能搞公有制吗？有人说这样就没有了自由，但有剥削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言论自由也是这样。

我们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不在要不要民主，而在于要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不是在资本的主宰之下拿到一张选票而已。选举虽然是民主的必要形式，但远不是实质性的民主。公有制实质性的民主是怎样的？就是毛主席说的，群众要管理经济，文化和军事。这方面的实践，鞍钢宪法是一个萌芽，文革中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担任从党的副主席到生产队长，更是大胆的尝试。我相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能建立起来。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四年拿一张选票的雇佣劳动者怎么当家作主？我们应该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谈民主，否则，就不是人民的民主。

不少人对西方中产阶层的生活景象很向往，同时对西方下层群众也能得到福利社会的保障也很肯定。于是乎接受了右派的说辞：过去不搞社会主义就好了，现在把社会主义仅存的框架改掉，以后就好了。真是这样吗？西方的一些社会发展远胜于我国，这是事实。但是，眼睛不能只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还应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十分贫弱的情况。地球是圆的，不是扁的。就同我们不能只看到我国少数人的富裕，还要看到大多数人的贫困一样。其实，富和穷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穷就没有富。贫富的不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一个落后国家搞资本主义，就注定国不强，民不富（我指的是大多数的“民”）。西方国家的富裕是由于他们占据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除非时光倒流，否则我们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去改变。我们只能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跳出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富裕。顺便说一下，有些知识份子不仅看本质的东西有严重的片面性，就是看一些现象问题也相当偏颇。如，有些知识份子回顾民国时期时，往往看到的是那时报刊相对独立，言论相对自由；而那时没有话语权的底层群众对民国时期的回忆则是生存受到威胁的景象。国民政府终于被求生存的底层群众打倒了，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见识比群氓高明，但老是改不了缺乏劳动人民的感受的毛病，以后还是要当愚蠢的高贵者的。

我国在1949年以后，走了一段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剥削的，而今天剥削已相当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也不奇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出现过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这与新的社会制度不成熟和新的统治阶级比较幼稚有很大关系。右派把回归社会主义说成“倒退”是很可笑的，阶级斗争的发展终归要挫败复辟势力，将历史推向前进。

有些文化的人士都有追求理想的愿望，那么，就应该为人民大众成为天下的主人而奋斗，西式民主的学理和形式早已失去了理想的光辉，应该把它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补充一点：所谓公有制，当然不是现在这些国有大企业这样，真正的公有制是包含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不是在知识经济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幌子下行剥削之实。

（根据发言稿整理）

       向旺明:漫谈文革与改革

  李江提出的这个话题，确实太大，涉猎的范围太广，它不仅涵盖了共和国的历程，且也包含了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最精华部分。因此，要谈，就必须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才能将话题清晰地展开。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因此，现象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那么，我就仅先从回顾改革开放说起，作为抛砖引玉。只有说清楚了现在，才可能看清历史。

   共和国经历了1976年10月6日事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占领了中国最高政治舞台。

   当时的中国人，从中央到老百姓，全都对多年持续的政治运动厌倦。由于1972年联合国对中国的接纳，也曾间接地将西方世界的繁荣风貌向中国隐隐地掀开了一角。因此，结束政治运动，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理论，不应该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成为中国大地普遍呼声。这，就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在这背景下，要想改革开放，首先应该从最简单不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农村开始试行。而且，必须解放思想，让一部分敢闯的人得到实惠，作为改革成功的号召力量的榜样。因此，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被集体束缚的生产积极性，在鼓励个人发家致富的政策激励下，为自己，充分地发挥到了极致。原来为集体未来发展而留存的集体经济资产，已不复存在，原来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资源，都回归到农民自己的财富创造之中。特别是农贸市场的开放，更为自主生产的农产品提供了获取资金的渠道。农民以自己能操纵的资金，驰骋在资金管理严谨的计划经济的工业体系中，如鱼得水。农村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部分胆大的，无视于法规约束的农民，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政策鼓励下，通过对集体与国有经济体系的渗透贸易，获取了暴富的原始积累。

   农村改革的短期成功，极大地鼓励了决策层。特别是国门的自由开放，一个全新的自由奔放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撞击着共和国传统拘谨而稳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们纷纷为这些新的观念鼓舞，为自己追逐这些口号式的新观念而时髦自得。特别是中国的所有政治精英，都曾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冲击者，他们以一种报复泄愤的心态，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无限夸张的贬损，更让整个舆论引导了人们对西方“自由”的盲目痴迷。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受益者，曾经深受旧社会压榨，对“翻身”有切身感受的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却已被边缘化，失去了左右舆论的舞台。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就在他的拥护者没有舆论话语权的现实中，而被一边倒的伪舆论恶意涂抹。

   终于，在1984年，中央开始了城市的经济改革。

改革的思路是，在社会主义集体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管理人员及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其主导思想是，认为原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没有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干好干坏一个样），实行“承包责任制”。即，制定承包议定书，完成了承包任务，按协议提取奖金。这样，既便于承包人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与先富起的农民企业竞争，也可以发挥个人的劳动积极性。愿望是良好的。然而，具体操作的结果是，承包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承包利润，瞒天过海，致使大量的集体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产品积压，赊欠，诈骗频繁，最后形成的恶性三角债链，几乎让中国的所有企业窒息。

城市经济改革的步履维艰，“民主”精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共和国的信仰缺失，决策层对“摸着石头过河”的下一步的犹豫，使中国政治彷徨，经济徘徊。最后，终于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大的政治运动。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事变，苏联解体，中国一部分老共产党人开始重新回顾毛泽东的教导，，即，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国的老百姓开始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得失。那些一心砸破工人阶级的“铁饭碗”的精英们，并未给共和国带来繁荣，安定。人们开始了唱红歌，挂毛主席的像，寻求精神寄托。中央也开始了“社教”运动的部署。

   就在共和国即将重新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新的反思时，1992年，一个退休的伟大老人，到深圳发表了一通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等类容的谈话，严厉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过慢甚至停滞的不满。态度是强硬的，语言是有震慑力的。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谈话，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南巡讲话”。从此，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纪元。1993年初全面的改革开放，由于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索，经验不足，引起了经济失控，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即使鞍钢这样的国营巨头企业，也险遭灭顶之灾。中央全会不得不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指导方针，一再因势修正，终于变为现在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国家再也无力对大量的国有巨亏企业输血了。最后，以改制成为新的改革方向，大批国有企业，以合法与或不合法的方式，变为私人所有。

    共和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终究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为这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事业在他死后的担忧。（每个人都不愿自己一生的追求最后付诸东流）

    因此，他就在他的生前，不断地以政治运动灌输他的理念。从而让人们不断地为他的理念激动，向往。

   现在，我们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的灌输，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感觉，还怎么让他们为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他们知道的就是有条件就移民到美国，欧洲。

   想到我们这代人曾经信仰过，理想过，我们曾有过那样充实金色的年华（宗教般的美丽虔诚），看到现在的青年思想状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真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共产主义灌输教育运动，而不是像这样三十多年来各种思想任其在没有一个全民共同信仰的散乱状态下自由发展，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否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到老，到死还是这么关心国家前途。（无论观点如何，忧国忧民的性格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认为文革运动的作用。

    无论对它的结论如何，它成就了一代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

（限于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