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的又一“伟大胜利”：谈陈同海案

新华网北京7月15日电，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想谈一谈我对陈同海案的看法，谨供参考。

一、陈同海其人其事　　

陈同海生于山东惠民。1987年1月，陈同海被任命为宁波市副市长。次年在市人代会过后，出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陈同海在副市长任内不过两年，1989年6月，陈同海旋即调任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任内又不过两年，43岁的陈同海被点将接替耿典华出任宁波市代市长，官至正厅级。时任宁波市委书记项秉炎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人事说明时强调：陈政治坚定，思想开放，年轻较轻，有丰富的经济管理和政府工作经验，是宁波市代市长的合适人选。1992年初，宁波市政府发生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王永明则辞去宁波市副市长职务去了杭州当市长。陈同海正式当选宁波市市长，章猛进当选宁波市副市长。　　

陈同海就任宁波市长不久，即提出了宁波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以“以港兴市，以市促港”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争取通过90年代和更长时间的努力，把宁波港建设成为全国国际深水中转枢纽港之一；把宁波市建设成为华东地区重要工业城市、对外贸易口岸和浙江的经济中心，再通过下世纪若干个十年努力，实现把宁波港建设成为东方大港。宁波市长任内又是两年，1994年1月，就在宁波升级副省级城市前夕，陈同海接到调令，离开浙江，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迈入了中央经济决策圈。并升任副部级干部。接替陈同海出任宁波市长的正是日后臭名昭著的许运鸿。

自1998年4月至2003年3月，陈同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自2003年3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自2000年2月至2003年4月，任中国石化首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在2003年4月当选为中国石化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有评论认为，陈同海近几年在中国石化建树颇多，最大的功绩是推动了中国石化的市场化，建立了较为健康的市场化形象，包括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金制度（即对管理层实行高薪）、加强海外战略的执行和大刀阔斧地进行资产重组等。　　

　2007年6月22日　陈同海被双规，辞职。随着陈同海案的真相大白，一个能耐颇大的神秘女人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这就是陈同海的情妇李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位深得陈同海宠幸的情妇李微，却被他“大方”地送给了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李微在与陈同海保持亲密私人关系的同时，也同杜世成建立了亲密关系，并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无论是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还是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李薇均有染指。据报道，陈同海为人霸道，是中石化公司内部人见人怕的“霸王”。 他曾说：“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陈同海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4万元。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陈同海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2007年6月中旬，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找陈同海谈话，对他提出四点“规劝”，要求他边工作边从经济、金融方面进一步交待。可天性狡诈、顽固到底的陈同海却把中纪委治疗他不治之症的“良方”置之度处，边交待边转移财产，积极准备外逃。5月中旬到6月20日，陈同海在京、津、深的12个账户，有51次大额款项被提取或转移到其他账户及套购外币，总额达1.73亿元。最终，因6月22日陈同海被双规，外逃未能成功。

可以看出，陈同海是资改派的又一典型人物。一方面为中国的私有化、市场化立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打着“改革”的旗号，把人民的财富化为己有。陈同海式的“改革先锋”本质上正是腐败精英。　　

二、陈同海案的诸多疑点　　

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案发后，陈同海退缴了全部赃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同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陈同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陈同海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此外，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罪，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显然，本案疑点重重，所谓“陈同海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法院只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可是陈同海是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才得以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众所周知，商人无利不起早，行贿陈同海2亿，自己获得的好处就是20亿、200亿，至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难道这部分罪行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其次，陈同海是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受贿事实的。“其他违纪问题”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想必这部分罪行不会比受贿2亿轻太多，否则，陈同海也不会做贼心虚，吓得主动交代了受贿事实。即使陈同海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4万元这些“小问题”（从陈同海“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的名言中，可以看出这些“小问题”陈同海根本没当回事，“其他违纪问题”显然比每天挥霍4万元大得多），也够触目惊心的了。“其他违纪问题”难道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再次，陈同海是因为“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请注意，陈同海的受贿事实是办案机关未掌握而他本人主动交代的。也就是说，陈同海说自己受贿2亿，并退缴了2亿，办案机关就认定他的受贿金额只有2亿并从宽处罚。除了陈同海主动交代的2亿赃款，还有没有其他赃款，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如果陈同海多年辛辛苦苦努力受贿了2亿，而一分钱不花，也不给亲朋好友，就是为了事发后积极退缴全部赃款争取从宽处罚，那陈同海实在太有才了！

此外，前文已经说过，陈同海案发后边交待边转移财产，积极准备外逃。2007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陈同海在京、津、深的12个账户，有51次大额款项被提取或转移到其他账户及套购外币，总额达1.73亿元。最终，因6月22日陈同海被双规，外逃才未能成功。难道这也算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联想到前几天政法大学弑师案，那位同学作案后马上主动报警却不算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令人不胜唏嘘！　　

最后，即使陈同海真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那也要看其罪行轻重。有人说“同样两个受贿官员被查，一个死硬到底，拒不交待，一个坦白自首，认罪退脏，两人的犯罪事实一经查明，其处理结果是不是应该不同呢？”可是，陈同海的受贿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死刑的量刑标准。如果一个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因为生活所迫偷了骗了200万，被判死刑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甚至偷了骗了20万，也很可能被判死刑。如果把受贿100万定为死罪，那么陈同海应该被判200次死刑，又有多少“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能抵得了如此大的罪？　　

不过，陈同海案的确比石雪案进步多了。近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第一案”的主犯石雪被判处死缓。石雪贪污公款2.6亿；挪用公款1.19亿余元，尚有6300万余元未退还；作为大连证券公司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共私分国有资产264万余元。并且，石雪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今天，陈同海案找了一堆“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来忽悠老百姓，尽管破绽百出，也可以看出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三、陈同海案是法治反腐的必然结果　　

陈同海案宣判以后，网上立刻出现了《陈同海案件让我们相信法律的力量》、《从陈同海案看法律的正义与公平》等文章，为判决叫好，宣称陈同海案是法治反腐的又一伟大胜利。我看，之所以出现陈同海案这种怪胎，的确和法治反腐分不开。

《陈同海案件让我们相信法律的力量》等文中公然宣称：“要相信法律的力量和价值追求，即使它产生的结果与多数人所期望的并不完全一样”。这实际上承认了法律并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不过是强迫多数人服从的工具。众所周知，“法治”与“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一样，都不是超阶级的，都有具体的阶级内容。建立在否定禁止群众运动基础上的“法治”是代表谁的利益；腐败分子和人民群众谁在这种“法治”的立法、执法中作用更大；这种“法治”究竟是真的在惩治腐败，还是在怂恿、纵容腐败，是很清楚的。今天，如果一个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因为生活所迫偷了骗了20万，很可能被判死刑。如果官员贪污或不法商人盗取国有资产了2亿，往往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会被判死刑。甚至可能像热比娅非法聚敛数亿财产兼叛国才判处8年徒刑，很快再来个“保外就医”出去继续犯罪。这“法治”的阶级性还不明显吗？

资改派顶礼膜拜的法治反腐的典范欧美国家，腐败呈制度化、合法化的特征，堪称无孔不入。例如，美国法律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政治捐款表达个人的政治意愿。由此也催生了美国的一个特殊行业，即“专业说客”。白宫北边毗邻的街道，是著名的K街。里面高档写字楼和豪华餐厅林立，整条街被称为是游说公司的“权力走廊”。说客们专门给企业家和政界人士牵线搭桥，企业家为政客捐款以便在其当选后谋得一官半职，而政客选举必须要金钱支撑，否则绝无胜算。成功说客很多)都是从政界退出的前议员、前州长、前办公厅主任等等。游说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大学还开设了这个专业。美国实行的是“政治分赃制”，总统可任命2500名官员，州长也可任命数以百计的官员。这些官员往往是给了“政治献金”等变相的贿款的人，卖官是美国的常态。除了布拉戈耶维奇这种个别的倒霉鬼，绝大部分腐败不会受惩罚。即使是布拉戈耶维奇这种个别的倒霉鬼，多半也在经过冗长的司法程序后不了了之。　　

《陈同海案件让我们相信法律的力量》等文中宣称：“审判机关如果完全抛开其自首、立功情节判决死刑，则会让仍在‘潜伏’的‘陈同海’们形成思维定势——坦白罪行只是死路一条，揭露同伙就是‘不仁不义’。这种侥幸和绝望心理，必然会增加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侦查、追赃成本，从而导致窝案、串案的突破难以及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倒想问一句：为什么今天侦查、追赃这么难？毛主席时代的反腐败主要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靠群众检举揭发来惩治腐败行为。群众运动内涵的法理原则，是一种“被告举证”，这对打击犯罪活动起了致命的作用。群众运动在揭发坏人坏事的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表明自己清白，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今天法治反腐强调原告举证，而群众和贪官奸商地位差别很大，很难掌握确凿的证据。当你怀疑或举报官员在贪污，或不法商人在诈骗、偷税漏税、盗取国有资产、股市上搞黑幕交易……，好！那请你举证，你拿不出证据，那你就是在诬陷！最后，有罪的不是别人，而是举报人你自己！侍候你的将是祸从天降，从给你穿小鞋、找你麻烦，到失业、被追杀……，直至家破人亡。不正是陈同海式的“改革先锋”废除了群众运动才使今天侦查、追赃这么难的吗？

顺便说一句，有人强调我国国有企业中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一把手”一人独大现象是陈同海犯罪的根子，不能完全怪陈同海个人，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治腐败。我倒想问一句：我国国有企业中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一把手”一人独大现象是怎么来的？在毛主席时代，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套以“鞍钢宪法”，“大庆经验”，“大寨经验”为中心的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通过这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改革，落实了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了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也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1978年以来，正是陈同海式的“改革先锋”大搞“厂长负责制”，提高少数“精英”的地位，才导致了厂长的腐败。如果不依靠工农群众，希望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提高少数“精英”的地位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来反腐败，只能越反越腐败。

最后想说一句，陈同海父亲陈伟达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是天津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人。据传，李瑞环同志任天津市长期间，知识分子出身的陈伟达常说工农干部素质差，干部应该知识化。但是中央1984年10月派出全国总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兼任天津市委书记。1984年10月至1988年5月陈伟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是法治反腐的积极推动者。如今，素质高的知识化干部陈同海对法治反腐之精髓理解如此之透彻，陈老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也。

四、是不是应该为刘青山、张子善平反　　

毛主席发动一次次的群众运动，保障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防止了权力失察的腐败现象。据统计，在“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共揭发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120多万，其中105916名为贪污1000元以上者。60年代，在参加“四清”运动的41万人中，清查出15100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占3.9%。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犯罪分子或潜在的罪犯，最害怕群众运动。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罪恶行为都可能逃脱司法机关的视线，却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说：“单就反腐败的效果而言，群众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腐败分子有很大的威慑力。

近年来用“法治反腐”的名义，否定毛主席反腐的经验，否定禁止群众运动的现象愈演愈烈。如今，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运动中揭发出的腐败分子，几乎全部被平了反。对“三反”、 “五反”等运动揭发出的腐败分子，也宣称运动“扩大化”了，为绝大多数平了反，主要没有平反的只剩下了毛主席时代最大的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为刘青山、张子善平反的呼声这几年也越来越高，大骂毛主席“试图用残酷刑罚制止贪污”，“没有从加强民主法制等办法着手，自己当起了法官”，“如果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悲剧在今天重新上演，中国的前途才真正是岌岌可危了呢”。

应该不应该为刘青山、张子善平反呢？如果按今天“法治反腐”的标准看，完全应该！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毛主席时代最大的腐败分子，贪污、挥霍、送礼等共3.78万元（旧币3.78亿元），其中刘青山1.83万元，张子善1.94万元。请注意这3.78万元既包括贪污受贿等全部不法所得，也包括挥霍浪费的全部公共财产，还包括送礼行贿等不法支出，其实是按照“一罪一罚”的原则计算了好几次。事实上刘青山、张子善平均每人的不法所得应该不会超过1万元。如果按照官方公报物价不过上涨了9倍，折合今天的金额也不过几万元。较之陈同海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4万元而根本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仅仅因受贿2亿判了一个死缓的量刑标准，不仅不应该判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甚至不应该追究刘青山、张子善的刑事责任。如果联想到今天不少干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每次收受礼物都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更多，平均每人的不法所得不会超过1万元的刘青山、张子善恐怕可以评一个“廉政模范”。

我倒是希望资改派为刘青山、张子善平反的努力能够成功，最好再追赠刘青山、张子善一个“廉政模范”。让广大人民群众好好看看资改派的“改革”是代表谁的利益，他们的“普世价值”、“法治反腐”是些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