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图“资改”乱政祸国、贼心不死再度疯狂泛滥

——从“八九”事件看当下“普世”谬论的疯狂虚伪表演

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学潮”至今业已22年……从开始的“学潮”到“动乱”的定性，再到“反革命暴乱”的演进，虽曾是二十多年过去，但人们依然应该深刻反思。为什么善良单纯的学生以一种激进方式表示的“反腐败、反官倒”诉求会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当做了阴谋化蓄意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道具？随着学潮游行的深入化进行，其他行业的各色人等也都有加入了那一行动的，都扮演了可悲的道具。最后是，阴谋的策划者……纷纷作鸟兽散，逃往某些西方国家寻求安全存身的庇护。他们的失败是以学生和那些参与了“八九”事件的人们付出的可悲代价惨然收场的；但还可以试想，如果他们成功了，人民就会得到“事件”发起初衷那样的愿望吗？

如果中共在那次“事件”后被成功颠覆，中国真如某些人所愿实行了所谓“自由”、“民主”，就没有了“腐败”和“官倒”？全国人民都将过上了幸福生活？当权者不再贪腐？中国的百姓消灭了贫穷？民族团结？国家强大？

换言之，如果中共证权被推翻，中国却重新陷入了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无限期动荡中，那么，人民会怎样？在动荡的战火中挣扎求生？外来势力来帮着中国重新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帮着中国人民过上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切根本就无从兑现，人民发觉上当受骗了，但那时候去找谁理论？

历史没有假设。所幸的是，中国毕竟没有那样。

“八九”是什么样性质的事件？
“八九”事件仅是一次单纯的学潮吗？
我们可以回想起，在学潮正值高潮时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选择了出国前往朝鲜访问，费时半月之久。为什么？方励之、李淑娴、王若望、严家其、万润南等人煽动学生闹事是仅仅以反腐败反官倒为其最终目的？

何新在北京大学对1990届毕业生的演讲中有这样的话：“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其实正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了学生与民众单纯善良的愿望，干了他们自己不敢干但又十分热衷于鼓动别人去干、最后自己乐享其成的事。
何新对北大学子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容易被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
何新还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文章中如是道：“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何新强调：“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样的警世之音即使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很有警示意义。
何新还披露他收到过这样的读者来信，那人在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何新说：“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
他还曾建议某大报编辑刊登此信，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我们知道，当时不但学生上街了，其他各社会阶层都有被卷入此一事件的。那么多的人被一种空洞的表面化的口号点燃了热情，激愤起情绪，而他们不过是被某种别有用心阴谋点燃的火药，他们燃烧了，爆炸了，但是点燃导火线的人所想要得到的结果与“上街人们”的初衷是完全南辕北辙，这才是最可悲的事。

如果“八九”时不平叛，试想会是什么结果？
我不敢就此展开想象。或许前苏联分崩离析的殷鉴就是某些人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的最终结局。  有关“八九”的话题，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认识。
“八九”经历了三个过程，即学潮、动乱，再升级为反革命暴乱。
在学潮期间，出于对天安门广场聚集学生们的关心，北京军区曾捐出3千床军用棉被让学生们御寒。
所谓的“绝食”有这样的情况，在广场是不吃东西的，但离开广场则不然。所以就有了电视画面显示的在广场的学生是绝食，但如果饿了，就离开广场去吃，吃完再回来继续“绝食”。其实很多人的绝食是轮换着绝食。
当时北京的具体情况如何？部队开进以后，有公安人员激动地紧握战士的手，说你们可算来了，总算能松口气了。

从胡耀邦追悼会开始那一刻起，我们（陆军第XX集团军XX旅）就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器材物资等都装上车了，车辆也都全部启动了发动机，当时部队的值班电话是和军委直接联系，一旦接到命令，要保证1小时之内赶到北京。
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事件一样，当时是有伤亡的，不但学生老百姓有，部队同样有。当年平暴部队进京的车辆，每车都有一个带车干部，士兵是严令不许开枪的。即使在军委已下令：必要时候可以采取强硬措施。还有当时许多的人，根本不是学生，有些甚至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他们的目的纯属借机滋事。
想想啊，向军车上砸石头，扔自制燃烧瓶是怎样的性质矛盾？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的。进京途中有老百姓给子弟兵送大肉包子，送烟送饮料……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接近军车再试图劝阻我们不要进京。
这样的方式会导致军民冲突吗？
天安门广场6-3晚间清场的就是我们旅，根本就没有出现事后被造谣说什么机枪扫射、装甲车怎么的等等。
翠微路牺牲的那六个战士是我们旅的……

“八九”应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是否从“八九”时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有人怎样疯狂，怎样的忘乎所以，只要部队还是GCD领导，他们翻不起什么大浪的。所以只要部队不乱，只要体制内健康力量能有效控制军队，无论是什么XX花在中东、北非等地怎样的摇曳开放，中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二十多年过去，那时上演的一幕罪恶现在是否有人还会蠢蠢试图再现。
从中东北非等国家的纷乱局势来看，是否有人受到了某种启示？感到了鼓舞？
当年的“八九”事件后，有人作过反思的。认为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人为之响应了，只有部队始终与GCD站在一个立场，所以他们没有得以成功。再联系到现在，“军队国家化”的喧嚣非至一日，其包藏的阴谋司马昭之心岂不大白于天下？

从“反腐”到“普世”喧嚣以及包容“异质思维”，其实都是一个不变目的——资改。
为什么在GCD领导的国家，会一再出现蓄意化否定颠覆政权的恶浪？此应带给人们怎样的深思？
私有化改革该是怎样的社会怪胎？“资改”当权者政治上实施集权精英专制，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即使连虚拟化的存在都成为不可能。几十年来，不断打压代表人民呼声的左派声音，由他们豢养的走狗精英御用文人利用所掌控媒体大肆宣扬所谓的“精英”政治，排斥人民参政议政的神圣权利，把亿万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绑架在极少数媚外崇洋的“资改”精英手里。政治的“精英”集权化，经济资本主义殖民化。造成实质是大量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且日益呈激烈化演进。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来考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与GCD领导的上层建筑无论如何是不能相适应的。不得已才有了巨额费用的“维稳”，不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在遭受着新的剥削与欺压，即使那些在私有化改革中赚的盆满钵满的“先富者”更是欲作跳墙状，于是，才有资本主义“政改”和社会主义回归的政治角力，才有遍及民间的红歌潮，才有不断弱化GCD执政权力，企图彻底去除党领导的“异质思维”出现，也才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赤裸裸的恐吓。

由于后三十年来“资改”当权者在政治上刻意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理论，以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名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思维理念，在某些特定人群一定程度呈现泛滥化趋势。且此前还被冠以“异质思维”名义公然亮相要求得到包容。这样的所谓“异质思维”人群即是宣扬资本主义伪普世价值，妄图借此论调使中国在政治上实施彻底资本主义。与89年时相比，从当初的“反腐”到今日“普世”伪民主的鼓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疯狂叫嚣。
该当警惕的是，89时他们企图变天的阴谋被粉碎，挡在他们阴谋道路上的大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今天，当“军队国家化”仍然只是一种声嘶力竭的鼓噪，就要防止他们因情势所迫而作跳墙状。要警惕勾结外来势力插手中国国家内政，以达到他们的罪恶企图。

一切真正共产党人，一切爱国的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的人民，都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绝不能作阴谋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