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精英，谁能反贪腐？

国学，精英，谁能反贪腐？　　

近读2011年8月2日《北京青年报》C2版《反贪腐，思海瑞》。南炳文教授说，海瑞能做到反贪腐。“具体化为28个字：敬贤读经，明辨笃行，无私爱民，勤政革新，简朴清廉，反腐奉法，刚正坚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教授说，海瑞却不能反“皇帝里头最典型的贪腐代表明神宗”。　　

尽管海瑞一生清正廉洁，坚持反贪腐，但收效有限。大明皇朝后来的腐败却越来越严重，到崇祯皇就灭亡了。　　

网络文章《 毛邓反腐路》说：“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宣布了三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就在这期间，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被枪毙了。只因他从老百姓店里拿了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当群众请求刀下留人时，执行人员犹豫不定，小平坚定地说：“还是要执行！”从而严格了纪律，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使部队在大别山站住了脚。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更加注重从严治吏。1986年1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强调：“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还强调：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由他倡导的严打，一度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促进了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 　　

以实际而论，邓小平的严打，只是第一，二次有效，后来不大管用了。“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对严重的经济罪犯，法律界的精英，已给免死。刑事罪犯，精英也大叫大嚷，要给予免死。人民大众坚决不同意。　　

由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说起（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⑧）《人民网》2011年08月24日05:54  刊的《怎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一文，说：“2010年5月26日，一项重大制度开始实施，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项制度就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它涉及全国100多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定期报告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以及收入、房产、投资等情况。这是我们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应当说，包括这一制度在内的反腐倡廉系列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表明我们党反腐力度正不断加大，反腐之剑将更加锋利。”　　

读了这些反贪腐的长文短论，沉思良久，纵观历史，我感到，毛主席的反贪腐，最管用，效果最好。邓小平说，毛主席“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杀了刘，张二人，在整个毛泽东时代，贪腐几近绝迹。文革前，还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黄赌毒匪迷信的和谐安全幸福社会。即使在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大泛滥的文革整过十年时间，人们的思想，道德，党风，民风，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也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小区，有不少的保安，有自动摄像头，有钢筋防盗窗，不锈钢防盗门，有的还有二层门，可就是防不了入室盗窃，或者杀人。　　

我们尽管宣传国学的亲亲相爱，亲亲相隐，但父杀子，子杀父，夫杀妻，妻杀夫，亲人之间互杀的事，时有发生。谋财害命，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常会死人。　　

我们制定了近万部法律法规。贺卫方等著名法律界人士，田有成等高院法官，说要与国际接轨，废除死刑，可有的人却杀法官。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则疾声大呼，对穷凶极恶，手段残忍，引起民愤的杀人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有错，应该纠正，必须纠正，这才是执法为民。李昌奎案，从死刑，死缓，再到死刑，立即执行。体现了司法界有错必纠，执法为民的好作风。　　

人民公社时代，一个公社，相当后来的一，或者二个乡，只有一，二个公安助理，常常闲的没事干。现在，一个乡的政法，公安，保安比过的二个公安助理，不只要多多少倍。社会风气，治安却远不如改革开放前好。　　

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说：“过去有好多规定，如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但现在再不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还说：“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P216）　　

反特殊化，反贪腐，反了30多年，特权，贪腐不但没反掉，相反却越反越多。连小小的一个管钱出纳，有那么一点点权的芝麻官村长，能贪污上百，上千万元。这说明，有的人，不但不按邓小平说的，把“过去许多好的行之有效的规定”坚持下去，还不要这许多好规定。这些人搞了一些人民群众看不懂，要由极少数专家解释，大官说了算的新法规。由极少数精英制定的法律法规，人民群众看不懂。由极少数精英执法，人民大众不支持，当然反不了贪腐。　　

李鹏当总理时，说：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为什么？主要是没有像“47年9月2日19，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宣布了三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这样大家看得懂的简单法规。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一项重大制度开始实施。专家解释说如何如的好。我的一些当官的学生说：“我们必须向你上级报告。你上级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你想搞我，就把我的问题拿出来，要保他，就不说。哪能行？许多规定对官大的有利，对官小的不利。”我笑着说：“但你必须申报。不申报行吗？谁管谁呀！”我接着说：“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像毛主席那样，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管，再定几条‘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让人人看得懂的规定。领导向毛主席学习，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以党风带民风，贪腐不除，拿老夫试问！”他们哈哈大笑，说：“文老师，你算老几？”我也大笑，说：“我代表人民，自以为是老大。”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毛主席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二个腐败分子后，腐败在毛泽东时代基本无滋生土壤。我认为主要是下面三个方面。　　

一，毛主席以身作则，带头把自己的私人财产交给党管，不谋私利，遵守有关廉政的党纪国法。榜样的力量无穷。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的带动下，个个清正廉洁，连最善于搞阴谋诡计，“吃大亏，占大便宜”的林彪也不敢例外。毛主席无私，对以权谋私当然痛恨，对腐败分子敢于严惩。　　

二，毛泽东时代的党政干部，是掌权者，他们只能依国家的工资生活，在个人财产方面，没有隐私权，不能有黑色，灰色收入。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并要带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党规对他们是紧箍咒。　　

三，人民群众对干部有真正的监督权。群众怀疑干部贪腐，就可以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提供怀疑线索，不一定要证据。上级有关部门，就要去查被群众检举的人是否有贪腐行为。被检举的人，不能要检举人拿出证据，而应自己拿出事实证明自己没问题。哪像现在的法律，抽象，复杂，繁多，群众看不懂，全都由律师，法官说了算，而且是名律师，大法官说了算。　　

你检举腐败分子，弄不好，羊肉吃不成，反惹一身骚。腐败分子不但揭发不了，你却进了监狱。河南省平顶山市干部吕诤一，检举市委副书记李长河，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建委处长郭光允揭发省委书记程维高，二人均被判刑，坐牢。　　

你一个小小老百姓，打工谋生，时间都不够，能有时间去读懂那些需要专家才能解释的法律吗？贪腐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法律遏止，那是骗老百姓的鬼话。　　

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造就了一支军民一心，战无不胜的人民军。毛主席建国后制定的党纪国法，只杀了刘，张二个贪腐分子，保证了整个毛泽东时代清正廉洁。为什么党内一些自称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不去研究我党历史上反贪腐行之有效的好经验？　　

我真弄不明白，为何我们党的一些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口讲的是强调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干的却是听留美归来极少数精英按美国依法治国的资产阶级一套。结果，弄到今天，许多不明真相的民群，因腐败不能遏制，骂共产党不好，不行。众多被精英“洗脑”的青年人，他们没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不知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也跟着精英鹦鹉学说，毛泽东时代挨饿，贫穷，落后等等。今天，精英则认为，共产党有“精神懈慢”四危险，法律精英掌权的时机已到。有的公开叫嚷：共产党执政不合法，要共产党下台。　　

 胡锦涛同志说：“９０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一个成长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能不负起这个政治任务，能不起来与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茅贼辩论吗？一切反党分子，都造谣污蔑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对这些污蔑，攻击不奋起反击，还算共产党员吗？（2011年8月30日16:17初稿，31日07:20修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