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枫 :狂欢化

“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的米•巴赫金（1895——1975）提出来的。所谓狂欢化，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
在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巴赫金都谈到了狂欢化问题。他认为只有从狂欢化的角度，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切入，才能真正把握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本质特征。而在长篇小说话语研究的散论中，巴赫金则试图通过研究狂欢化问题来探讨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
“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本身。” 中世纪晚期的各大城市（如罗马、威尼斯、巴黎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过着狂欢节的生活。在这期间，人们放弃那种教规常规下、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打破严格的等级秩序，同一切人随意不拘的交往，随心所欲地妆扮自己，狂放不羁地载歌载舞，自由自在地说说笑笑，纵情于食欲声色。因而这种狂欢活动，还与肉体—物质因素联系在一起。但照巴赫金的解释，这不是个体化了的肉体—物质因素，而是充斥宇宙、生生不息的人民大众。在其看来，狂欢节的主要特点是：狂欢时，先前存在的等级关系和官衔差别统统暂时取消，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际关系而得到了再生；狂欢节上，笑谑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笑谑是节庆的、欢乐的，它针对一切，同时也针对取笑者本人，并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不敬、歪曲和亵渎；狂欢节上，一切话语都成了相对性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摹拟讽刺的对象，被摹拟的话语与摹拟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多语并存现象；狂欢节是全民性的，在狂欢中，没有观众，全民都是演员，或者说，生活本身成了表演，而表演则暂时成了生活本身。
根据巴赫金的研究，在中世纪或更早的时期，这些狂欢型庆典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发展，都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当狂欢型庆典中的那些仪式、语言以及那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渗透到文学作品中去的时候，文学就被狂欢化了。在狂欢化了的文学作品中，狂欢节式语言、仪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但在十七世纪下半期以后，狂欢节不再是狂欢化的直接来源；先已狂欢化了的文学，其影响取代了狂欢节的地位。这样一来，狂欢化就成为纯粹属于文学的一种传统。这些狂欢化的文学传统及其所携带的世界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文学、中世纪的诙谐文学和讽刺摹拟文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其代表就是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也处于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之中，是这一文学体裁的继承和变体。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认定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他认为“随着哪一个来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狂欢体。” 在这里，巴赫金还只是将狂欢节和狂欢化的文学体裁，如庄谐体（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的讽刺”两种体裁）当作小说体裁来源中的一个。但在几年之后的《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一文中，巴赫金追溯了小说话语史前期的两个最重要因素，笑和多语现象。巴赫金认为，“笑能把古老的描绘语言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形式最初正是用嘲笑他人语言和他人直接话语的。多语现象和与此相关的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把这些形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思想水平；正是在这个新水平上，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的体裁。 ”而“笑”和“多语现象”这两个因素又恰恰体现了狂欢节的特质。所以，事实上巴赫金所谓的小说体裁的来源就不是三个而是一个了，那就是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学。
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和长篇小说话语研究等著作中，巴赫金更多地将狂欢化作为文学体裁的生成因素来考察，那么在《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则远远超出了小说体裁乃至文学的范围。巴赫金试图通过分析狂欢化了的拉伯雷的创作，复原一个充满笑谑、杂语、生生不息的中世纪民间文化世界。他在书中从拉伯雷小说中的广场语言入手，探讨了民间节日形式和形象，以及与此相关的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及来源、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等。他将拉伯雷创作的美学特色归结为与《堂•吉诃德》等作品一脉相传的“怪诞现实主义”，它的两大特征便是对通常置于崇高位置的那些事物的“贬低化”和将精神现象的“物质化”，它的解构和颠覆性决定了其文本的粗鄙化和语言的杂语化。这种美学特色不能纳入近代以来逐渐定于一尊的“美的美学”，而为“丑的美学”。但这种美学，不只是浪漫主义视野里的崇高的对比手段，也不是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变异性艺术手段，它具有突破一切教条主义与专制文化的钳制的更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对人们的观察和思考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人们摆脱自己的正式身份，从狂欢节式诙谐的角度看待世界，不把任何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独白的），而主张一切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笑谑的和杂语的）。因而，狂欢节不仅具有全民性、节庆性，还具有乌托邦式的向往和世界观的深度。事实上，在巴赫金看来，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存在对待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双重认识角度：严肃的和诙谐的。在阶级和国家社会制度出现之前，严肃和诙谐这两种看待神灵、世界和人的观点，同样都是神圣的。但在阶级和国家制度已经形成之后，这两种观点的完全对等逐渐成为不可能，所有的诙谐形式都转化到非官方角度的地位上，逐渐变成表现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民间文化的基本形式。因而，狂欢节作为这种民间诙谐文化的载体，天然就是民间性的，是对官方单一话语的颠覆。这也表明，由狂欢化转化而来的小说这种体裁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种类的力量，以狂欢化为标志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既是审美活动的自由意识的体现，也是其具有的人性乃至人类解放功能的体现。
狂欢化诗学理论庞驳而复杂，但其主旨还是清晰的。它强调以下几点：
——重视民间的诙谐文化，把狂欢化文学看作是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否定文学艺术创作形式中的一切权威性。
——寻求各种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注重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
——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重视语言环境和话语交际的分析。
——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和世界，拒绝把人和世界看成已经完成的。
巴赫金对狂欢化文学价值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欧洲传统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的统治。它作为一种新颖独特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当代西方诸多文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启发。尽管狂欢化诗学有着诸多的贡献，但巴赫金并没有全面系统地阐述狂欢化诗学理论，它还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和读解的多义性。
巴赫金始终将民间尊奉为一种不可驯服的、反抗的和不断更新的力量，但他过于将民间诙谐文化和狂欢化文学及其世界观理想化了，而没有对它们的负面性有何论述。而如20世纪的历史已表明的，民间力量既可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也能充当社会蒙昧主义的忠实信徒。狂欢并不是天然地既破坏又更生，或一定总是对既定秩序的颠覆，相反它也会粉饰太平，对既定秩序不会有任何颠覆的能力。狂欢对肉体—物质因素的强调，也会加强当今的物质主义倾向，为消费社会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