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重返欧洲

当瑞典社民党选择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他们就超越了一个学习者的阶段，超越了教条地生搬硬套。他们不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寻找一种定义，而是在寻找实现马克思所确立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的途径。　　

    上周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在欧洲复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前，英国《金融时报》也刊登了一篇题为“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的文章。两篇文章有不少相近之处，比如都提到了150年后，共产主义国家在欧洲几乎消逝，马克思却奇迹般地复活了。

    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欧洲能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福利社会，与马克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今天的欧洲，就没有今天欧洲的政治体制，就没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笔者在这个专栏里介绍的瑞典现状。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今天看似“卷土重来”，不过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剧，尤其是欧洲的福利体制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实际上，在欧洲近现代史上，每当社会福利受到挑战，发展的天平过多地向效益倾斜时，马克思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

    对于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福利国家来说，100多年来，马克思一直伴随着他们。在瑞典社民党的总部，至今仍悬挂着马克思的肖像。很难想象，没有马克思，瑞典人可能构筑今天这样一个“理想国”。

    像几乎所有我们读过的历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早期的目标是大体相同的，他们大都认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够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最终却分成了两派。一派选择了革命，其典型就是苏联共产党，通过革命成为执政党；另一派则选择了议会，比如瑞典社民党，通过议会选举而成为执政党。

    现在看来，对历史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理解上还很不完全。实际上，瑞典社民党选择的不仅仅是议会道路，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时，后者要比前者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社民党元老英瓦尔·卡尔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系统的建构。像所有科学的理论一样，它也必须经过科学的检验，这就是说，它必须用现实之光来测试，以便能够确认这种理论的预测是正确的。”这真有点儿像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还多少带点“国情论”的味道。

    西方很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渊源，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党派都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面对马克思主义，每一个党派也都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和解释。

    也恰恰是因为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能够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当然，一个更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人不仅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也选择了用一种僵化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找到了欧洲那些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消逝的原因。

    当瑞典社民党选择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他们就超越了一个学习者的阶段，超越了教条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眼里，有时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补充，有时又是矫正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他们不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寻找一种定义，而是在寻找实现马克思所确立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的途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典社民党内部对是否应当全面实行公有制的辩论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70年代。1920年，社民党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二战结束后，社民党修改党纲，提出“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组织，让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权利”。到了1960年，又在党纲中取消了“阶级斗争”，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消除资本主义残余给社会带来的不良状况”。1960年代末，社民党进一步提出建立“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需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实行社会化”。

    在所有这些目标和任务的转变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能看到瑞典社民党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所做出的努力。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关键就在于瑞典社民党人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从中不断地吸取营养，同时也不断地充实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假如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绝对固定的教条，那也就没有了后来可能出现的许多争论，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他在与时俱进，他来自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地植根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之中。他早就不再只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成了人们实实在在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