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贪官及资改派们都在靠什么巧取豪夺、疯狂敛财

中国贪官及资改派们都在靠什么巧取豪夺、疯狂敛财

在目前，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是中国的先富群体之一，它们又是如何先富起来的？其道有四：　　

一是经营权力、买官卖官、由下至上、逐级献金。　　

经营权力、买官卖官，坐收钱财，这是一个最捷径的先富之道，来钱最快、回报最多。一个人只要爬到了一定的官位，就可以做起经营权力、买卖官位的生意，通过官位的批发转卖而坐收八方来财了。深圳的前市长许宗衡就是依靠此道而迅速致富起来的绝顶高人。据媒体披露，一个区长这样的官位在他手里要卖到800多万的价钱。想一想，像深圳这样级别的直辖市，政经领域又何止一个区长这样的官位，少说还不得有几十个，如此高价卖下去，坐收下面官员的政治献金，还不很快堆积如山。很早就落网的绥德市委书记马德在自己的卖官生意上也很有一套。他的办法之一就是对绥德官场的幕后操盘，运用自己书记的人事权，把整个绥德官场的干部岗位频繁地轮岗、流动起来。在他的幕后操盘中，送钱多的升官，送钱少的保官，不送钱的丢官。这样的幕后操盘很厉害，谁敢不送、谁敢慢送、谁敢少送。中共尽管也出台了不少干部选任工作指导条例，但真正管用的也还是花钱去买，可谓是不买不卖，何来官做。在一个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连一个科室之类的中层干部，都须厚着脸皮走上层路线、花钱去买，更何况副校长、校长那样的官位了。中国的官场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买卖二字，至于群众民意啦、民主推荐啦、民主考核啦，统统都是扯淡，没用的东西。一个人只要想当官，就只能靠关系、靠巴结、靠花钱买卖了。其他路径几乎都是死胡同。　　

对于这样的卖官先富之道，几乎不用学，人人都会。正因为如此，现在才有不少人都在消尖脑袋挤着当官，拎着钱袋抢着当官，厚着脸皮争着媚官，养着娇娘偷着傍官。只要弄个一官半职的，就不愁自己先富不起来。官做得越大，自下而上送的人就越多、坐收钱财的地盘就越大，先富的量级就越高。　　

二、以权寻租、官商合营、按约分成。　　

经济领域是以权寻租而率先致富起来的源头之一，仅次于经营权力、官位的批发买卖。在一些官员的致富经中，有一个不能言传的经验，就是要想先富就抓经济。在官场先富者大都是一些主抓经济的官员。正因为如此，一些当不上党政一把的官员总是在挤破头似的抢抓着这种经济领域的肥缺官位。　　

抓经济的先富之道也并不怎么深奥难学。其道道也无非是搞基建、批土地、抓股改、跑项目、谈合同、发包工程、帮办信贷，以权寻租，官商合营、按合约分成、共同致富，明拿股本红利、暗收回扣酬金。交易的逻辑是谁给的回扣酬金多，就把自己主管的政府项目、工程、土地，企业的产权、股份低价位、低成本地发包给谁。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寻租的官员按照事前的秘密协定往往先把国有资产低价位地贱卖给自己的合伙人，然后这个合伙人再按照合约分成比例把寻租官员的帮办酬金暗中返还出去，以兑现共赢合约。在这种国有产权的一买一送中，这些寻租的官员也就共同先富起来了。比如“价值数亿元企业以一万元卖给个人”这则新闻所报道出来的，就是这种官商共赢的活例啊。（这则新闻参见2010年5月21日《新安晚报》）　　

还有一些寻租的官员玩的则是空手道，既不经营也不购股，却照样坐拿企业经营红利。山西的官煤勾结就是如此。寻租的官员用不着自己掏钱买股，煤老板们就把自己企业的干股白白地拱手送来。这样以来，那些寻租的官员坐拿企业经营红利也就有股为据、心安理得了。但古语说得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样的坐吃也不能白吃白拿，总要替人干点事、提供些保护伞。　　

这样看来，经济领域作为财富生产之地，主抓这里的事务绝对都是一个块头极大的肥缺。在这里以权寻租、经营财富，其捞取灰色收入的能量几近乎在官场上经营权力、买卖官位。所以，在官场上经营不上权力的大都挤到这个经济圈里寻租，找到合伙人，按约分成财富。　　

三、手持奇货、暗箱操作、吃拿卡要、索取贿赂。　　

在池塘生态中，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官场生态中，则是大官吃小官，小官吃贱民。在这个生态链中，大官通过自己的小官来搜刮民财的。这些被大官吃的小官又是如何替自己的主子们搜刮民财的呢？它们的一个搜刮办法之一就是制造奇货、逼民竟买、暗箱操作、吃拿卡要、索取贿赂。它们往往垄断着一些稀缺性的资源，比如公务员的报考职位、专业技术职称的评聘名额、名优学校的择校名额等。它们依靠市场上对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刚性需求，通过黑市交易和暗箱操作，索取贿赂。比如一个乡镇教师的职评名额总计有十个，我们的这些乡镇官吏们则发明了这样一个索取贿赂的妙法，那就是减量供给，制造稀缺，引入竞争、手持奇货、待价而贾。引进这么多的人竞争这些稀缺的奇货，靠的只能是托关系、求人情、吃喝送礼、主动贿赂。谁送的多，就通过黑市交易、暗箱操作的办法，就把这些稀缺的职评名额赏赐给谁。参与竞争的越多，它们搜刮的钱财也就越多。这种暗箱操作、索取贿赂的办法很灵验，每每用起来，都会有八方钱财滚滚而来、中饱私囊。这就是基层官吏搜刮民财的道道。　　

四、官商联手、自定价格、自买自卖、私吞国资。　　

“资改派”借助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遮掩，把资本主义的黑货——产权上的私有制、分配上的按资分配等偷运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它们被外国资本所收买、成为它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经济上的买办或帮办。它们借助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遮遮掩掩，通过企业产权的股份制改造，官商联手、以极低的价位、自买自卖、暗中私吞国有资产，而成为新生的先富群体。　　

那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说穿了就是一个“卖”字。北大厉以　宁　教授的“一股就灵论”似乎对他的这种“卖”式改革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这种国有产权的“卖”式改革，实质上就是一种羞羞答答地私有化运动。通过这种运动不少红色后代，都借助自己的下海经商和父辈的权力，而成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买办、帮办或新生的红色资本家。通过这种运动，中国的不少国有资产都被偷运到这些红色资本家的私囊里。　　

在国有企业的“卖”式改革中，卖给谁、怎么卖、卖多少，都没有监督，一切皆由合伙的官商自己决定。作为官权集团，它们掌握着国有企业的买卖权，它们通过这种国有产权的低价位买卖，极隐蔽地完成了自己作为买办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这种自我买卖，原本的国有资产被它们低价位地私分到自己的囊中。就这样，中国的官权集团通过这种国有资产的自我买卖，而成为了一些大企业集团的红色资本家，借助资本、管理、土地等要素对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导权，而一个个先富起来。现在有不少中共的红色后代，都是亦官亦商的双面人，也即红顶商人，干部依托父辈权力保护子女下海经商比比皆是。中共的党政廉政条例为何一再禁止自己的干部子女下海经商，就说明中共的干部子女下海经商已经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了。否则，又何须严令禁止呢！　　

中国的民众远远不如苏联的民众幸运，至少它们在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中，也还分一些小额性的私有化企业债券。可中国的民众在这种国有资产羞羞答答的私有化之中，却什么也没有分着，它们都被那些有着红色背景的家族凭借父辈的权势而私吞到自己资本的原始积累之中。民一辈接着一辈地穷，而我们的官权集团却代代先富起来。　　

　2010年5月11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