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臭“猫”、“摸”、“争”，全民再启蒙

　　二○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在端午小长假到来的前一天，我国的上亿股民迎来了他们的又一个“黑色星期五”。这一天，沪指暴跌了百分之六点四二，一千多支股票跌停。这也是本周之内的五个交易日里，第四个下跌日。这在一周，A股总市值蒸发了九点二四万亿人民币，户均浮亏逾五万元。

　　早在几年之前，张宏良等著名的毛派经济学家和一些还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就一再告诫，没有共同诉讼制度作保障而任由人为操纵的我国股市，不仅纯粹就是坑害广大中小散户的陷阱，而且有人还更是想通过这一手段，把中华民族逼向绝境。然而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诱惑下，上亿的中小散户却已经听不进任何的良言相告，于是就象北极旅鼠那样，“自觉自愿”地奔向了“死亡”。

　　近几年来，不仅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一再发出战争的威胁，而且菲律宾和越南等蕞尔小国也一再宣称，为了瓜分我国的南海，不惧诉诸于战争。因此如今的我国东海，由于钓鱼岛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所以东海的大部分海域，也就都被日本占据了;而今南海又面临着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又遭到了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瓜分。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民众，为了坚决支持本国政府对我国南海的瓜分，还更是都掀起过大规模的反华活动。而反观我国的民间，对于南海被瓜分这一事关我们中华民族生死的严峻问题，反应得却是平静如水。

　　在对待实现个人的先富起来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安全这两个问题上，如今的中国人竟然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毛主席就对全体中华儿女寄予了“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的厚望;而到了一九六九年，为了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中华儿女展现出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样的雄壮。然而刚刚才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人的精神追求、认知能力和民族情感等，就变得竟然如此，似乎又回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之前。

　　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当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决定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山东所取得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愤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的大中学学生首先上街游行和宣讲，号召中国人民勇敢地站出来，保卫我们的山东，保卫我们中华民族。紧随其后，工人阶级，也第一次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所有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觉醒，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没有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不可能有后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而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又不可能有中国人民的觉醒，又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今年，当我们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严重外来威胁的时候，恰好又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等人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形成的第一百周年。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由陈独秀主编，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此正式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一九一六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当年九月，《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往了北京并在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将《青年杂志》改名为了《新青年》。

　　自创刊之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便团结在了《新青年》的周围。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势力了发起猛烈的冲击。陈独秀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激烈地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鲁迅则更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批判，集中打击了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儒家思想，从而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怒潮。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从一九一七年起，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杂志，也在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领导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形成，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形成，有着极其强烈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五天，便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的方式，宣布到：

　　“(一)，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自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其缔于革命起事后则否。

　　(二)，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责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责亦否认。”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要求。对日本提出的这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不是整军备战，而只是命令外交部与日本人谈判，讨价还价。经过近四个月的谈判，特别是在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下，日本收回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各条款。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对其所提的《二十一条》中所剩的一至四号各条款的所有内容，在五月九日十八点前进行答复。五月八日下午，袁世凯召集了各部部长会议，宣布接受日本人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五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北京签定了总称是《中日民四条约》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十三件换文的不平等条约。

　　在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统治时期，每逢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我国是屡战屡败。而每次战败，又必定要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卖国的条约。可是到了孙中山和袁世凯成为我国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我国却堕落到了不经一战，便能接受满清政府以往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和继续签定新的卖国条约这样的程度。

　　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之后，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亲自发表了“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又发布了《祭圣告令》，通告全国要举行“祀孔典礼”。为了支持袁世凯，中外反动派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自一九一二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还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等人，也更是极力鼓吹要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一九一五年，为了配合袁世凯称帝，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为了批判古德诺和杨度等人的谬论，特别是为了批判儒家思想，于是，“新文化运动”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应运形成了。

　　“新文化运动”出现之时的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跌落到了历史的谷底深渊。而就在我们中华民族跌落到了历史的谷底深渊的时候，却也正是儒家思想最为猖獗的时期。而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猖獗，因而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挨打，这才造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才推动了那场“新文化运动”。

　　自儒家思想成为了古代汉族中国的社会主流文化，特别是自儒家思想成为了古代汉族中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之后，汉族中国的历史，就大多是痛苦伴随着悲惨。白登之围、昭君出塞、文姬被掠、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幽云割让、靖康之耻、崖山蹈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京津血染，最后直至南京大屠杀。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而造成的。而儒家文化之所以腐朽堕落，就是因为儒家文化中既有不足，更有毒素。

　　儒家文化的形成，至今已经长达两千多年。但是儒家文化中却不仅始终没有能够自发产生民族利己主义，而且就连民族、民族利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这样或者是与其相类似的概念，也都未曾产生过。这一点，和没有能够产生逻辑学知识一样，是儒家文化的又一个致命性的不足。而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则更是戕害我们中华民族至今的致命毒素。一种文化，如果不能使承载它的那个民众群体产生民族利己主义，那就只能产生个人利己主义了。就是在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思想的毒害下，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都发展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程度。自私都到了只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不管邻家瓦上霜的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和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策动了“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时，就陈述发动“九·一八事变”能够成功的理由时这样讲到：“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板垣征四郎所说的这番话，已经是八十四年前说的了，抗日战争也结束七十年了。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怎样的改变?对国家与民族又有了怎样的认知?对个人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怎样的认识?而从当今我国股市的极度过热和对南海被瓜分过度平静的这种情况看，对于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自己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恐怕还远不如他和金钱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就和当年的儒家思想导致了我们中国人的“私、愚、弱、贫”一样，都是由于当今“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泛滥，所以才造成的。

　　一九二三年，晏阳初先生创立了自任总干事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经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之后，认为在我们中国农民的身上，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这四大精神通病。于是晏阳初先生在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后，便于一九二六年曾经选择了河北省定县作为试点，在那里开展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希望能以此来医治当时我们中国农民身上“愚、贫、弱、私”的那种精神通病，并想进而来改造我们整个中国。

　　可以说，“愚、贫、弱、私”不仅是当时我们中国农民的精神通病，而且也是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通病。而也正是由于这个精神通病，所以才导致中华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进而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屡屡挨打。然而尽管“愚、贫、弱、私”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通病。但是如果落实到导致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这个具体原因时，“愚、贫、弱、私”这个精神通病的顺序，实际上却应该是“私、愚、弱、贫”。 由于个人利己主义的盛行，所以才导致了我们中国人的愚昧，从而才没有能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因而整个民族才成为了一盘散沙;而由于整个民族是一盘散沙，因而又衰弱，进而又造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常挨打，又导致了我们中国人的被剥削、被压榨、被奴役，于是这才又造成了我们中国人个体的极度贫困。而导致我们中国人普遍患上“私、愚、弱、贫”这个精神通病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

　　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从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正逐渐退化为了货轮被扣，外交官被打，飞机被撞，大使馆被炸，钓鱼岛被霸占，南海被瓜分，想给美国“当小三”，公开宣布要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民族。而中华民族的这个退化时期，也正是“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最为猖獗的时期。就是由于“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猖獗，特别是由于“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摧毁了毛泽东时代我们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更是摧毁了我们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始形成并且尚不稳固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想和精神。

　　当年正是为了防止我们中华民族的再次挨打，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盛，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毛泽东这才号召我们中国人要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想和精神。然而“猫论”、“摸论”和“不争论”三十多年来的猖獗，却不仅将我们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想和精神摧毁殆尽，而且还更是全面复活了我们中国人“愚、贫、弱、私”的这种基因。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猫论”，和充满了实用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简直就是异曲同工;“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完全又是儒家思想中没有逻辑学知识的突出反映;而“不争论”，实际上就是不准广大的我国劳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争论。所以“不争论”的这种做法，与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种思想，更是不谋而合的。就是由于受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思想的毒害，就是因为受“不争论”这种做法的束缚，所以当今的中国人中，才很少有人去关注我国的南海被瓜分。

　　当初，针对改革开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日本对我国领土钓鱼岛的霸占这两个问题，有人制定的对策是“不争论”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就是不争议，而“不争论”和“不争议”的实质，就是在国内不准争论，专搞资本主义;在国际不敢争议，出卖民族利益。

　　当年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孙中山才能在祖国遭到日本侵略的时候，尤其还是在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期间就跑到美国的檀香山，成立了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的兴中会。特别是在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期间的，孙中山还更是发动了要推翻满清王朝的后来被美化成是“惠州起义”的武装暴动。而今，同样是在“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蛊惑下，我国这才会出现裸官的人数竟然已经多达了一百一十多万的这一奇异现象。

　　当今的我们中国，尽管还没有沦落到象当年的孙中山和袁世凯不经一战，便全盘接受了满清政府以往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和继续签定新的卖国条约这样的可怕程度。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对WTO这一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我国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诉我国限制稀土出口一案中败诉的裁决，不仅乖乖地表示要遵守裁决，而且还更是明确规定自二○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我国稀土出口执行出口许可证管理，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国内的稀土生产企业仅需拿出口合同，就可申领出口许可证。特别是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更是自二○一五年五月一日起，取消稀土和钢铁颗粒与金属钨、钼等的出口关税等等一系列的做法，不仅令国人十分担忧，而且还更会导致他国的得寸进尺，步步紧逼。

　　当年在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过程中，陈独秀和鲁迅等人不仅意识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更是认识到了导致我们中国人国民性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腐朽堕落的儒家思想。一百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使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启蒙，使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得到了改造。因而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那些思想得到了启蒙，国民性得到了改造的中国人愤然而起，投身于挽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斗争之中。从而把我们中华民族从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之中，挽救了出来。特别是在当年挽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处处身体力行从而发挥表率的作用，而且还更是用“延安整风运动”和对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来去除人的私心杂念并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前，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毒害，我们中国人才形成了“愚、贫、弱、私”这样的国民劣根性，所以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总是挨打;如今，因为受“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侵蚀与束缚，于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又再次出现了问题，再次变得私而无公，于是这才纷纷涌向了股市想去“实现”自己的先富起来，而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我国的南海被瓜分问题。因此，当前在我们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严峻危机的时候，若想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那就只有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批臭“猫”、“摸”、“争”，全民再启蒙。崇信毛泽东，再铸国民性。

　　如今的我们中国，出现了东海危急，出现了南海危急，出现了西藏危急，出现了新疆危急，因此我们十三亿多的中国人民，每个人都要自觉地从“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诱惑与束缚下警醒、挣脱出来，投身到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可千万不能再犯当年丢了东北不闻不问，丢了热河不闻不问，丢了冀东不闻不问，而一直到了“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这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样的历史性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