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岁末三案看西方的伪善与国内政治问题

刘XX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能用政治手段解决。在这点上，毛就显出了他的高明之处，因为政治问题并非都适宜于以司法方式解决。我国从审判江青等人开始，就试图用法律手段给政治手段增加合法性；然而，这却是适得其反的，以致当时国内外即使不乐见江青集团掌权的人，多数也反对判处江青等人死刑。

对于刘XX一案的审判，西方国家的作派是令中国人反感的，他们如海外“民运”精英王X所说，“以罕见的动作——派出15国外交使节到法院现场——来表达关切”，西方外交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身份是完全不相符的，是对中国内政和尊严的粗暴干涉和侵犯，这同时令人想起了英国人干预中国法院判处英籍毒犯死刑时的厚颜无耻。

据香港的中国评论通讯社报道称：“与中国政府支付巨额赎金救船员形成鲜明的对照，北京对待在中国犯下贩毒重罪的英国公民阿克毛，则毫不手软，不管中英关系可能遭遇挫折，无视英国首相和英国政府的多次求情，也不顾罪犯家属提出的犯人具有精神病前科的申诉，依然按照原判，将其处死。……从上述两例来看，中国正在通过各种事件的处理，向世界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自主的、不容别人指手画脚的大国。”

中评社的报道可悲又可叹：六十年前，美国人和整个世界在朝鲜战争中就已经认识到了的事情，居然还要中国政府在六十年后重新作出行动来显示和证明。这不啻是表明建国六十年中，在变奏的“特别”三十年里，中国人又自愿放弃了自主权，不仅容忍别人的指手画脚，而且对别人言听计从。可见，这三十年来中国人走的是自贬的路，政府里有些人实在是既贱又奸！

这些年，中国政府内的某些人物对西方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的外交官有些飘飘然了，以为中国又回到了清末那个“洋人的朝廷”时代，西方外交官又可以充当中国政府的监护人角色了。这些西方人应该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撒泡尿照照自己，是沐猴而冠的猴子，还是上帝捏好后没有烧制成熟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是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和机会？西方人的伪善只能收买和欺骗了一些鬼迷心窍的中国精英，绝对收买和欺骗不了所有的中国大众。

有精英人士指责政府“有时竟用几十年前的法规文件来执现在的法”。精英们在鼓动与西方标准接轨的同时，也学到了西方人戴上双光眼镜、用双重眼光观察事物的双重判断标准（其实质是阶级利益标准，足见中国精英与代表着西方人的西方统治精英之间在阶级属性上的一致性和依附性）。美国宪法已用了两百多年了，不是还在被精英们颂扬吗？西方管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法律法规恐怕不在少数，更不用说那些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久远判例，而且这被我们的精英奉为楷模，认为这是法律具有稳定性的体现。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法规就不能多用几十年呢？看来中国精英阶层喜新厌旧的毛病，不仅仅表现在对异性的兴趣方面。

重庆“打黑”行动中揭露的李庄的“律师造假案”在岁末开审后，有抱持精英观点的、李律师的同情者说：“中国政府就没诚心搞过法制”。这未免言过其实了，至少不完全是中国政府没有诚心建设法制，而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西方式的法制环境。东方社会都是政府主导的，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今天也许是私产党）代表的政府势力，当道的只会是黑社会或者是金钱势力，也就是台湾人所说的黑金势力。与其如此——即使把共产党赶下台，也未必有什么比共产党执政强的好日子过，还不如推动共产党自身变革。当然，共产党内腐化的官僚阶层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有恃无恐。

如果共产党自身主导的变革不能实现的话，人民或许会铤而走险，但结果恐怕是可悲的，历代农民起义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的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新的农民起义，同样难以避免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命运。毛发动文革，试图避免这一命运，他死后以失败而告终。文革后的领导人，试图以法制的手段，改良政治；特别是90年代以后，试图仿行西方式的法治来避免“朝代周期律”。这种努力，经过三倍于文革时代的30年改革之后，不但仍未成功，反而复现了黑金政治，前景也殊难逆料，此中原因早已无法归咎于毛和文革了。

东亚国家仿效西方政治的变革，迄今为止并无成功的范例：要么是避免不了黑金政治，如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地区等；要么是离不开权威统治，只能是开明专制或有限专制，典型有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既然这些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小于中国大陆的国家和地区，效法西方政治尚不能成功；那么，对于中国主体地区而言，实行西方式法制政治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小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哀叹是有道理的：从李庄案中所暴露出来的乱象只能说明，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法制，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法治的社会环境。问题就在于现实的存在方式与他的期望恰恰相反：以西方为模板的法制环境在中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