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民族观与毛泽东主义

　　中华本位的左翼道路甚嚣尘上，一个个偶像牌位从马王堆里爬出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包括一切假借中华王道托古改制的新人，居然打起了毛泽东的主意，他们妄想“招安”毛泽东思想。这种风气在左派里形成一股逆流，所以民族主义问题已经横亘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及时澄清无产阶级民族观是我的立意所在。

　　本文将接着斯大林两篇天才论作继续讲下去。其一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其二为《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同俄国国情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左派”主要表现出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他们无限拔高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企图赋予某种社会主义特征，于是在他们的蹂躏下，马列主义成为须被批判的理论，据说是沾染上西方中心论，而且与自由主义是一丘之貉，国际共运的失败都要归罪于马克思，类似于“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的高论给人以一种假象：马列主义不灵了，只有按照中华圣制才能走出人类的康庄大道。为了推行这种中华圣制，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要足以煽动起不健康的民族自大心态，于是他们找到了毛泽东。

　　这是一次可耻的理论突袭，因为在当今中国左翼思想亟需整合的时刻，如此混淆视听足以造成整个左派理论的崩盘。修正主义对于左派理论的侵蚀尚不及这次来得猛烈。作为一种思潮自有其社会基础，那种小资产阶级目空一切的本性暴露无遗，这一切只能表明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无知与浅薄。

　　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击。

　　一、理论前提：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的危亡主要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造成的。整个亚非拉世界从15世纪开始就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资产阶级学者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歪曲这段历史，把苦难归罪于文明与野蛮之争，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则成为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副产品。资产阶级假借文化，血缘，地域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现代资本主义传媒则把这种谬论伪装成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于是在这种意义上，保卫祖国成了保卫资产阶级的同义反复。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要加入这种大合唱，但是不幸的是，国际资本家的集团并不接纳这些迟到者，况且全球剩余价值所剩无几。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但是他们往往勾结在一起，共同剥削劳动人民，对外他们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则极尽镇压之能事“防患于未然”。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从未植根于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心里，他们心里只有奴才，没有同胞。相反中国的劳动人民却在1840年以后自觉地承担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责任。最远的可以追溯到三元里抗争，最近的则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美帝国主义，而列强胆敢架一尊炮就侵略东方海岸线的历史从此画上了句号。

　　但是总有人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把民族独立的伟业归功于几个精英，或者是几本食洋不化的破书，几个自办企业的秀才，几个会在和约上签字的卖国贼，一小撮人总愿意贪天之功为己之功。于是中国近代史就变得面目全非。

　　历史雄辩的证明了，中国的反动派从未与人民在一个民族共同体里战斗过，每分钟，每秒钟，他们都想着爬进国际垄断资本的怀抱；每分钟，每秒钟，他们都想靠压榨中国人民而过上豪奢淫靡的生活；每分钟，每秒钟，他们都想着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那张高昂的入场券；每分钟，每秒钟，他们都要把自己的后代送到最先进富裕的地方生殖繁衍！

　　中华民族，这个光荣的称号，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这个受尽剥削的民族，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翻身解放。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由来。而中华民族也和其它第三世界的受压迫民族一道，通过打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获得了新生。中华民族里都是穷苦人，与其它第三世界的兄弟民族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些达官富人是不配这个神圣称号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幺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把握呢？

　　世界历史展现出这样的图景：整个资本主义历程，就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集团既勾结又倾轧，他们时而联合起来瓜分世界，时而又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前者他们要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梦魇来实现，后者则要煽动起民族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阴魂制造出各种事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他们玩弄肮脏牌技的牺牲品，试问这种情形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第三世界无产阶级有什幺理由去为迎合资产阶级的趣味而充当炮灰呢？

　　可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于情不合，于理不容。但是生活的经验不断地提示我们，民族主义情绪客观存在着，而且非常的强烈，有时这种情绪对于第三世界孱弱暧昧的资产阶级而言是种累赘。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充分买办化后，反而更加强调什幺国际规则。历史的辩证法由此展开。同志们，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民族情绪其实是阶级仇恨的衍生物，对于我们第三世界而言，这样的情绪是我们推动革命极其可靠的心理积淀。这样的情绪无非来自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倒行逆施几百年间播下的仇恨的种子，种族屠杀战争瘟疫让这些种子发芽生长。对于中国，仇日的情绪也是植根于那场不能忘却的战争。战争是谁播下的呢？是一小撮决策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正是他们同其它资产阶级结成了法西斯同盟妄想与老牌帝国主义一争高下，把苦难推给了全世界人民。中国的抗战最受伤害的是中国人民，中国无能的统治阶级毫发未伤，他们可以躲在峨眉山，可以当汉奸，总之受蹂躏的是老百姓。因此这样的仇恨刻骨铭心，既针对了日本的战争贩子又针对了无能的当权者，这样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只能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仍在膨胀，而中国无能的统治阶级依然要他们“和平亲善”进行到底。人民是没有错的，人民的情绪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要学会把这种情绪为我所用。由此看来“民族主义”还不能退场，因为产生它的土壤还没有被消灭。

　　正反合的辩证逻辑，需要我们得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那就是无产阶级民族观。我们可以用阶级来划分民族，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因为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阶级斗争体验而凝聚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民族。通过这个一般概括，我们来简要地谈一谈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战斗历程。

　　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四千多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阶段时，活动在各地区的部落群或部落联盟，在相互联系与影响下，即共同为开拓人类古代的文化作出了贡献。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居住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一些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通过战争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诸夏”。此后的几千年的阶级斗争都围绕着这个共同体而展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中国人对这一共同体的认同，远不是现代民族概念所能容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含义在于中国是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剥离了四方尚未开化，需要中国去加以辐射。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也把这一条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李世民作为天可汗，他的信条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朱元璋登基后申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华夷之别，夷夏之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得以改变。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无产阶级化。崇尚“夷夏之辨”的统治阶级也企图一度举起现代民族主义的大旗跟上时代的潮流，但是他们被历史的逻辑击得粉碎。他们发现要挤进上流俱乐部异常地艰难，但是充当俱乐部的代理人倒不失为现实的选择，况且上流俱乐部许诺只要把这个代理人做好了，把他们喂足了后还是有可能获得入场券的。斯大林说得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很好的验证了这一点。

　　为了追求自身的解放，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一直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斗争是曲折的，在人民内部，对于道路的选择有着不同的政见。我们知道除了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的败类以及依附于这些败类的反动阶级可以算为敌人的范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是个包涵甚广的范畴，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现实固然非常残酷，但是中国人民并非从一开始就自觉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历史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非但不认同，甚至还有所抵制。革命先驱孙中山曾经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试验品。斯大林说：“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人民中的一小部分有幻想，想依靠拉拢甚至依靠归诸敌人的一小撮走上层路线，这样的想发并不是极个别，而是具有一定的土壤，而这一思路必然指向反对革命的歧途。这种试验，即使到了将来也依然有人愿意再试，就像永动机崇拜一样，直到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既然中华民族必然无产阶级化，中华民族必须基于这一历史命运制定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走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康庄大道。而毛泽东主义正是基于这些前提产生的。

　　二、理论展开：毛泽东主义的中国风格

　　所谓中国风格涉及到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来源，这在当代左派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有一种歪曲手法是把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的理论传统抽离出来，以实现他们的理论创新。他们对于马克思的主要批驳集中于认为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这种理论趣味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正主义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我并不想针对这一点非更多笔墨，因为稍微有一些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不难辨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评估毛泽东主义。当代的新左翼很多人是从自由主义转过来的，也有的从后现代主义的泥沼里爬出来。总之他们确乎有着怀疑一切的本能。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式各样挑剔的眼光。他们有一把上方宝剑，名曰“反对西方中心论”，用这种眼光看马克思，当然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忘了马克思反复强调，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试问在这一点上有东方西方之别吗？试问“西方中心论”固然不对，“中国中心论”难道就对吗？

　　毛泽东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产物，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民族不断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环境造就了光辉的毛泽东主义。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直接来源。与此相对应，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造就，是对这场革命的理论预演。而中华民族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后来他更明确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再次强调了自己的信仰：“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历史的定案。

　　无视这个道理，难免对毛泽东主义作出错误的评估。他们以为要评估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坐标那就是：人类社会充满了剥削与压迫，必须要有一种理论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人类需要解放，人类社会需要公正和谐的环境。从这些前提重新出发，去寻找一个新社会的模型。然而国际共运的低潮让他们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因为理论错误，所以道路走错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力决定论，是见物不见人，他们必须找到一种理论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于是他们或者沉醉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或者把毛泽东改造成大大背离马克思谬论的新教主，请了这尊无害的偶像之后，他们便可以扯虎皮做大旗，用他们觉得正确的概念重新浇铸出新社会主义来，据说这是史无前例无比完美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理论上所谓的重新出发，其实是一次不负责任的逃亡。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实现的是理论的大倒退。退回到哪里？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起点。这样的创新实质上剥离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160多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仍然在不断无产阶级化的现实，凭空造一个理想社会。他们不认同科学社会主义，也不理解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的缘由。抛掉了科学，他们唯一捡起的是一些激动人心的语句。

　　历史有某种诡异：当年的留苏学生排挤毛泽东，说什幺中国的穷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言必称希腊，动不动拿马克思列宁来砸毛泽东，结果还是毛泽东争气，证明自己是不折不扣马列主义的继承者。现在是左派理论界言必称中国，动不动拿毛泽东来砸马克思列宁，说什幺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只有靠儒佛道再加上毛泽东搞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来才能一无百弊。看来抛弃了辩证法的新左派们只能在两种极端里找到位置。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中国人，中国人办事说话都有中国风格，但这并等于说光有了中国风格就可以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干成革命。毛泽东离开马列主义同样不能指导革命。从他的成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发表一直到他晚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都一直在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经常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讲：“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骨头是马列，肉是中国。”在谈到宣传问题时他说：“所谓深刻，就是说到阶级，否则就是肤浅。”（这些言行细节是最能反映问题的，详见《杨尚昆日记》）正如毛泽东年轻时候读《共产党宣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掌握了马列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干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主义。否则充其量是改朝换代，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有祥述。

　　以上谈的是师承问题，下面来谈谈中国风格。这是很多同志希望创新的地方。我们先听听毛泽东自己是怎幺说的：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凈讲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从前是个封建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共产党了，革命了。只知要革命。革什幺？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幺东西？不甚了了。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都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幺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幺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同几个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为了把问题讲清除，我索性再引一段。类似的话毛主席讲过不止一次，最著名的段落还可见于他与斯诺的谈话，他说他在接触马列主义之前读了六年孔夫子，接受过康梁，涉猎广泛，“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托德•密尔[约翰•穆勒]所着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着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他对自己的总体评价是“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革命使毛泽东的思想有了一次“断裂”，他觉得过去十三年所学，从孔夫子到自由主义对他革命没什幺帮助。“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都用不着”，“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这对于我们是一个莫大的启示。我们不应该按照旧式的知识主义“摆谱”的方式来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因为很多同志习惯于寻找各种思想的联系，按照资产阶级学究的教导，找出一个由古推今的思想脉络。好象思想本身是可以自动繁殖的，然后一代代传下去，当中有若干基因突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把这种办法用到毛泽东身上是不合适的。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段话对于左派而言耳熟能详，谁都能脱口而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真正运用起来，很多人还未发现他的妙处。试问马克思为什幺说：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个推论是个重磅炸弹，几乎是核弹级别的。我们平常所学的哲学史，思想史，逻辑史，宗教史，如果他们不能结合时代的变革加以阐述的话，简直是一堆废纸，全都烧光也不可惜。思想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时代物质变革的反映。试问毛泽东所向往的新社会与中国传统的主流社会有干系吗？他搞社会主义难道是要恢复井田制？难道是要把桃花源记变成现实？不是。毛泽东渴望工业化，他所追求的新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断裂，而且同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断裂，这注定他的思想不可能与这两种社会形态所营造的意识形态有逻辑上的联系。毛泽东的思想只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

　　那幺毛泽东主义的中国风格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重新回顾伟大领袖那振聋发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中国古代有“道统”一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统治阶级编造了一整套骗人的把戏来麻痹人民，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王者配天”、“天人感应”，到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统治者出于骄奢淫逸的需求而大加推广，一代代传下来就有了“道统”。但是中国人民是富于斗争精神的，暴动造反此起彼伏，与道统相对就是“匪统”。“匪统”正是社会震荡的反映，毛泽东主义的中国风格恰恰体现在“匪统”上。

　　毛泽东对中国的旧文化（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形态）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我们翻阅《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脉络。“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他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并且断言湖南教育的唯一希望就是“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对于旧的婚姻问题，他痛斥这一制度是一个“强奸同盟”。对于全盘的旧文化他甚至提出“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他痛恨中国古代“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礼教秩序，提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究其根源他把矛头最终指向了孔丘。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指出：中国什幺“师道严而后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但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痛恨“道统”，但对于“匪统”却是情有独钟。从广义上讲，“匪统”甚至包括了中国历史上一切非主流的，带有人民性的思想。现在有的同志拼命要挖掘毛主席思想中道家气质，乃至佛学源流，这或许能找出蛛丝马迹，但是请同志一定不要犯旧式的知识主义“摆谱”的毛病，以思想论证思想是根本错误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一点前文已经有所论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里所说的“匪统”正是他所说的“民主性的精华”、“优秀的人民文化”。有一点须澄清，建国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这一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有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甚至有计划用人民革命为主体的编年史替代那种早就陈腐不堪的改朝换代史。但是问题是部分知识分子依旧搞什幺“抽象继承”，在完全抽空历史内容的前提下，把反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塞进了“优秀的人民文化”。这种办法在我们有些同志那里依然盛行，可见我们对于“匪统”的认识依然达不到毛主席的要求。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实践才是他的思想之源，由此自然可以上溯到中国历朝历代的人民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他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这样的认识，从他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斯图亚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传》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或许对今天的青年人依然有所裨益。1917年的中秋之夜，毛泽东与他的同学畅谈改造中国的办法。有人说应当投身政界，毛泽东回答：需要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有人说：靠教育影响后世，毛泽东回答：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让他提出办法，毛泽东说：学梁山好汉。

　　“匪统”，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会忌讳这一点。毛泽东的敌人不遗余力地把他描绘成匪首，可是毛泽东却当得心安理得。因为从前的一切历史都是颠倒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就是要把这一切颠倒过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于是在新中国，他风趣地建议：比如孔明一出来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农民不过是跑龙套……什幺曹操、赵子龙、张飞，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角，在台上跑。让旧戏里的帝王将相根本一风吹。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现实情况。（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当然有的人当“匪”是一时，待到坐上金銮殿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于是人民性顿失，舒舒服服当老爷。毛泽东可不愿意，他从来不忘本，他主持起草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哥老会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为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接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这段“匪气”十足的文字实在文采飞扬足以名垂千古。这里面蕴含着毛泽东的人生观价值观。当年白衣秀士瞿秋白要请他留在上海中央，他却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看来他是说到做到了。

　　“匪统”的主旨是造反，但也旁生出其它一些价值观。比如毛泽东喜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就是说“匪统”还指不能忍受“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好局面”，局面一稳定，势必总有些小人物被压制，这一点他是最看不惯。再比如毛泽东反对奴性，痛恨投降分子，这些都可以归在匪统之中。法门寺的贾桂“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做”，毛泽东就经常拿他说事。对于那个千古奇丐，希望工程的先驱武训，毛泽东更是极其地厌恶：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不用再多举例了，理解“匪统”，不需要搞学究式的寻章摘句。我们理解了毛泽东的革命情怀自然就可以理解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真实态度，并由此推导出毛泽东主义的中国风格。那种试图做各种嫁接的尝试都经不起革命实践的考验。思想断然不能依靠另一种思想得到解释。就让毛主席的《读史》来做个总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