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奠定理论基础——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

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奠定理论基础

——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 

 王炳权      来源：《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一期《中华魂》

毛泽东对哲学有很浓厚的兴趣，在哲学上用功甚深，他深知分析和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更加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发愤读书的情况，有一些生动感人的记载。例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有这样的叙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1937年1月 13 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愤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并且做了很多批注，仅在西洛科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所写的批注就有一万二千多字。他在读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书后还做了约三千字的辑录，并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当时年仅27岁，毛泽东作为一个全党领袖，如此认真阅读一个青年同志的哲学著作，充分表现出他谦逊好学的精神。

毛泽东在阅读哲学著作时所写的批注，不仅有原著的提要概括，更有自己提出的独立见解，这极其可贵地体现了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获得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为他撰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著作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院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书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装干部、党员的头脑曾经起过伟大的作用。已故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曾动情地说：“解放战争中撤离延安的时候，我的一些生活必需品都丢了，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毛主席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却一直带在身边。我觉得，作为共产主义者，这是自己的精神食粮，是时刻要努力汲取的政治营养，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两章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建国后经过进一步加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通称“两论”。这“两论”出色地阐述和发展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在深刻性与生动性的完美统一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提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

毛泽东紧紧围绕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根本原则，具体阐明了认识发展的辨证过程。他在《实践论》中把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他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因为这两个飞跃都是能动的飞跃，所以他把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两个对立统一的阶段，感觉不同于理性认识，但只有在感觉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才能得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不同于感觉，但理解后，便可更深刻地感觉。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正确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必经过程，是人的认识发展的一条规律。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才得以顺利实现。如果人们只是埋头实践，不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就无法顺利地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里，自己的亲身实践是重要的，但人们不能事事亲身实践，因此还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人们在深入调查研究和了解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的感性材料，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形成概念，进而做出判断和推理，造成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理论系统，这才能够达到理性的认识。

由认识的第一个飞跃所形成的思想、理论、计划。办法，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付诸实行，这个从理论返回实践的过程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这是由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是认识运动的继续。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人们的认识只有付诸实行，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同上）理论不回到实践，对于人的实践不起任何指导作用。

不仅如此，理论只有回到实践，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和发展。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反之是错误的。人们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往往不能一次就把对象认识得很清楚，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使认识得到修正，使原有的理论不断发展，才能真正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在第二个飞跃中，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把认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实践对于认识的检验、发展作用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在改造客现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不断得到改造。因此可以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把他的这篇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文章命名为《实践论》，这决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辟概括，他用极其通俗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述得简洁扼要、晓畅明白，包含了一些前人所没有明确地运用过的提法，称之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毛泽东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是反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锐利武器。经验主义者满足于片断的、零碎的经验，拒绝科学理论的指导；教条主义者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拒绝对客观现实生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二者在得不到正确认识这一点上可谓殊途而同归。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在干部、党员中的传播，对于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状来看，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趋于式微，但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教条主义却甚嚣尘上，例如新自由主义对于我们改革开放的误导就不容低估。不少人在分析现状和做出决策时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强调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与此同时，不少干部和学者也缺少对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实际知识，他们很少深入基层，即使下去，也是走马看花，甚至连走马看花也付诸阙如，仅仅是接受招待、听听汇报而已。这样，要想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不亦难乎！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其现实意义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稍减，恰恰相反，是愈来愈显得重要而迫切了。

强调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

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 2卷第斗12页）毛泽东的《矛盾论》正是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并且作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并从各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阐发。他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来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301页）这说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于是新事物就代替旧事物，这是事物内部的自身的必然的运动。

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可以科学阐明地概括为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一分为二是指事物内部分为又统一又斗争的两个对立面，矛盾双方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矛盾转化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各自走向它的反面。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是对立统一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矛盾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贯穿了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思想，重点突出了矛盾的转化问题。他强调，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会转化。

任何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困而具有统一性，即同一性；同时，它们又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因而又具有斗争性。当然，二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的性质总体上可以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处理矛盾的方法相应地也一分为二。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前者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后者则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调整利益关系和解决实际困难的方法等。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处理矛盾的方法也随之转化。

我们只有抓住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才能读懂《矛盾论》，才能深入把握矛盾学说的实质，深入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核心，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那种把事物看成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僵化思维，那种把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一味归之于事物的外部而不是首先探究事物的内部的“外因论”，那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片面性”，那种把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看成千篇一律因而企图用一个公式解决一切问题的懒汉思想，凡此种种，都是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矛盾论》的思想在干部、党员中的传播，对于帮助人们掌握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有些人主张用“一分为三”代替“一分为二”，据说一分为二只强调斗争性而否定统一性，认为事物非此即彼，忽略了处于中间状态的事物，因而导致斗争扩大化，许多错误即由此而生。这是没有根据的。一分为二从来没有否定事物的中间状态，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但中间状态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事物归根到底是由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而形成和发展的。“斗争”是个哲学用语，不能庸俗地理解为都是实际生活中你死我活的冲突。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千差万别，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所谓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只是从总体上区分，各自内部还有形形色色的性质和情况。“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通俗的说法道出了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和情况的矛盾的真谛。至于实际生活中曾经发生的片面强调斗争性而否定统一性、认为事物非此即彼的错误，那是对一分为二的误解和曲解。但是，我们知道，对真理的误解和曲解不能毁灭真理本身。那位彻底否定“一分为二”的“国学大师”在其所著《浅说一分为三》中竟然把儿童猜拳游戏“石头一剪刀一布”也拿来作为“一分为三”的例证（该书第70页），真是在做游戏了。须知，抛弃了一分为二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势必坠入形而上学的深渊。近年来，在一些人的行文中，同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早就不见了，他们搬用《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法，把“形而上”作为精神领域，与“形而下”的物质领域相对应。例如，那个自称为“中国文艺界的一位重要作家”的人就不仅主张一分为三，而且采取“形而上”的这种含义。其与《矛盾论》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我们不赞成此类主张和做法。

揭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矛盾论》不仅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而且用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贯穿起来，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他把这个道理运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人类的认识运动中，就认识的秩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普遍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进行概括工作，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人们认识到这种共同本质后，就以此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共同本质的认识。这个道理，被概括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认识过程。

关于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更以较多的篇幅来论述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他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这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就没有发展，因而矛盾的普遍性（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绝对和相对的关系。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表现为特殊的、相对的东西，如果场合、条件变化了，就转化为普遍的、绝对的了。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了透辟的分析。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对事物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次要矛盾便可以弃之不顾。抓住主要，兼顾其他，既是“重点论”，又是“两点论”，这才是毛泽东的原意。他在指导抗日战争时正是这样做的，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即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没有忽略其他矛盾，特别是作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国民党与作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代表的共产党的矛盾，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他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在着重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又强调防止重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强调在注意到一个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些就是明证。

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同上）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消长，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起变化。革命者的任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代表新的力量的一方取得支配地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使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在新旧更替中不断前进。抗日战争时期，从总的方面来说，国民党的力量还是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中国社会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共产党坚持了抗日、团结、进步的正确纲领和路线，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力量不断壮大，等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取得胜利，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发生变化了，从而社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充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法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这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中国革命既具有一般革命和一般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教条主义者拒绝对中国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一味照搬外国的做法，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教训十分深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撰写和传播，给清算教条主义的错误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为此后的延安整风作了必要的准备。

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学习这“两论”。在学习中，特别要注意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一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事物的共性。这个共性一定要同个性结合起来，即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同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决不能放松甚至放弃对于这个共性，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停滞了，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要犯错误。例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共性，搞社会主义，就决不能舍弃这些基本原理。早在70年前，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领导全党在这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些人却根本不读甚至粗暴批判马克思主义，此外，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名，“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其实的现象。从哲学上讲，这是违反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个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实有引起重视和加以纠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