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威咋屡遭挑战？

中央权威咋屡遭挑战？　　

据凤凰网　9月13日　报道，与浙江省衢州市、台州市出台屈指可数的房地产限购令相比，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则选择相对宽松的“限价政策”。譬如，河北省廊坊市首出“限价令”，要求本地新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最高不得高于9000元/平方米。随后，更多二三线城市开始效仿，先后有烟台、韶关、丹东等多个二三线城市加入“限价”行列。　　

业内人士指出，二三线城市“限价令”的普遍出现，显示地方政府在执行限购政策的不情愿和博弈心理。　　

“限价令”和“限购令”对房地产市场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依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的分析，“限价令”仅仅影响价格，非但不抑制需求反而能刺激需求。而“限购令”则直接影响到需求，很可能对当地市场产生重创。这是地方政府选择以限价取代限购的主要原因。　　

完全可以这样说，该做法是典型的对中央权威的蔑视、漠视、轻视，乃至挑战；而此类现象，又几乎成了今日中国的普遍社会现象。　　

譬如，国家税务总局在新个税法通过后，曾经下文强调不管哪个月的工资，只要是在9月发，一律按新税法执行。而在媒体曝出一些地方两套执行标准后，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发文强调了这一点。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新个税法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有的以“没有接到新文件”予以抵制，有的借“软件不更新”拒不执行。总之，有利于百姓的中央政策，地方政府要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作为第一选择！　　

再譬如，　7月31日　《京华时报》有一则旧闻，说的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与北京西城月坛街道的家庭主妇们畅聊柴米油盐等物价上涨的热点话题。彭森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百姓的生活，时刻牵动中南海。国务院就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直指物价上涨问题。”纵使这样，国家发改委俨然把自己当成“第二国务院”，屡屡出台一些与国务院文件相抵触的物价政策。　　

又譬如，据国家审计署法规司副司级审计员张曼曼透露，2010年审计署抽查发现，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两万九千多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高达一亿四千两百万元。这些中央部门把本该用作工作上的钱款变成了账外“小金库”,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甚至是个人贪污或行贿。本来，中央部门与中南海、国务院靠得最近，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央、国务院禁止使用假发票的规定，不是不知道使用假发票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可他们为什么还是我行我素，而且使用假发票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　　

还譬如，就我国的反腐倡廉而言，中央不知道下发了多少规范性文件，中央领导不知道说过多少语调坚决的话。尽管如此，官员腐败仍如脱了缰的野马，大有毁国基之势。要不然的话，胡锦涛总书记咋说“消极腐败”是中国面临的“四大危险”？　　

而至于屡屡违背政治纪律的人和事，那就更多、更多了……　　

这些现象，说轻点，是对中央权威的蔑视；说重点，是向中央权威发起挑战。　　

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乃至某些中央部门在和中央玩“空手道”，主要表现在“口头上的政治行为”和“现实中的具体经济行为” 脱节严重。他们“口头上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表演手段上的极致”和“表达技巧上的精湛”，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比谁都 “雷厉风行”，比谁都“全神贯注”，至于反腐败的口号，比谁都叫得响亮、喊得彻底，然而一到“具体的经济行为”，一个个变成了“唐僧西天取经”中的“众妖精”，千方百计抢民财，绞尽脑汁争民利，处心积虑夺民益，不择手段剜民肉，利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社会控制弱化的所谓“权力控制断层”，利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而留下来的“政策空子”，利用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不完善机制”，搞起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搞起了“独立利益最大化”的“诸侯经济”、“部门经济”、“条块经济”，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异化了的“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头换面”，根本不把中央权威放在眼里。这些做法等于在说，我就是要向中央权威“挑战”，你们能奈我何？！　　

时下的官员不是言必称邓小平理论吗？那好，我今天就不妨也讲讲邓小平理论。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中有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曾经严肃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既然全党都把邓小平理论当成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对邓小平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等投入极大热情，而唯独对邓小平这个“领导论”、“秩序论”等漠然视之呢？　　

如此看来，时下众多官员所谓以邓小平理论为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只是口头上喊喊，表面上讲讲，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套，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符合自己特殊口味的，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不满足个人意愿的，阳奉阴违，言行不一。连对待邓小平理论都敢这样，还能期待他们尊重中央权威？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讲讲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权威。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都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容任何人挑战的权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成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自觉和行动准则。而现在，“四个服从”变成了“四个违抗”，不仅地方政府敢于和中央对着干，就是一些中央部门也不时叫板中央！　　

没有中央权威，就不能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当然也无法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　　

因此，在当前语境下，十分突出地强调和维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央权威，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采取哪些措施，《敢对抗中央政令的是什么部门？》的作者“强坛论国”网友已经提了两点很好的建议，我不再重复，但还想补充一点。　　

毛主席曾经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更是实现科学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大讲特讲“四个服从”，显得特别重要。要告诉各级官员，象敬畏历史、敬畏真理、敬畏法律、敬畏人民那样，敬畏中央权威；要建立很硬气的制度，但凡有官员蔑视乃至挑战中央权威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一律予以严厉打击和惩罚，不仅让这样的人彻底下台，而且一辈子永不叙用，决不能存有对“异质思维”的包容心，听之任之，网开一面。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权威屡屡遭遇蔑视和挑战的尴尬局面。　　

话题链接：媒体指部分城市出台“限价令”变相抵制楼市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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