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将有大作品产生

中国或将有大作品产生　　

尽管文学评论家白烨在日前出炉的《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中说2008年中国的文学创作，可以用收获平实、样态丰盈来概括，而同是文学评论家的彭学明则坚持认为2008年的中国长篇小说多是老弱病残，这真是一语中的。其实，老弱病残何止2008，30年来就没健康过。　　

全球经济危机，人心惶惶；而文坛“风景这边独好”、“看上去很美”，今天征个文，明天颁个奖，后天搞个笔会什么的，实乃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而已。“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论”的质疑一直不断，且愈来愈响。　　

在全民为“钱”而疯狂的年代里，作家，这个自诩高智商的群体焉能落后？他们不甘清贫，不甘寂寞，不讲灵魂、道德、责任，跪拜在金钱的石榴裙下，丧失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应有的原创力。你说，怎么可能有大作品呢？追求畅销，追求市场占有率，这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作家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准啊！　　

自《诗经》始，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直至曹雪芹、鲁迅等等，哪一个不关注百姓，不关注民生疾苦？同时也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大作品“长”销，千百年来，在神州大地传唱。可再看看我们当下的作品，自己做个“茧”，把内心锁在“我”的躯壳中，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哼哼唧唧嘟嘟囔囔，一副衰样。只关注身体，还滑到了下半身，连内裤也给扯掉了，赤裸裸的，似乎想证明什么，可就是挺不起来。　　

文学还原文学，文学远离政治，文学贴近市场。宛若得了非典，得了猪流感，被隔离在病房，与时代相去甚远。文学是花，时代是土壤，没有了土壤的花，枯萎也是必然的了。无法观察到屋外的世界，并与之共鸣、共振的文学，能长久吗？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龙须沟》，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茅盾的《子夜》，萧红的《生死场》无不是沉淀于时代，又自其中脱颖而出的。而王兆山的“纵做鬼，也幸福”，以及余秋雨的“含泪劝告”，倒是配合时代了，但却成了笑柄。　　

从“伤痕”起，就是一副哭相，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不要忘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曾经当过知青，也在农村干过，可习近平却认为这段经历是他成才的重要一环，也乐于谈起。当年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找他聊天，听他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故事。习近平白天干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学习。看看习近平做知青的经历，“伤痕”的作家还哭哭啼啼干什么呢？这样怎么可能产生大作品呢？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是60多年前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问过的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我们的文学文艺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人民服务，那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呢？　　

“重写文学史”，重写历史，周作人、张爱玲再现江湖，红而又紫；秦桧、汪精卫也被大肆讴歌，视为英雄。《南京！南京！》又在美化屠杀，为日本人说话，真是“日”本人了，令人作呕。古人今人，买办汉奸，侵略剥削都回来了，臭虫、虱子、老鼠都出洞了。想起了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不禁毛骨悚然。　　

60一个甲子，前后两个30。古代没有炸药，开山凿石，是先把石头烧红，再泼之冷水。两个30，对比鲜明，或在人内心产生冲荡。走出自我，走出内心，走出金钱编织的裙袍；走向大众，走向百姓，走向劳工谱写的时代。怒潮排空，天花乱坠，中国或将有大作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