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邓玉娇事件的多重视角

刘仰：邓玉娇事件的多重视角

　　近日，邓玉娇刺死地方官员的事件，成为媒体和大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论很多，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阐述自己的看法。我看到一个自愿帮助邓玉娇的“网民”，被人骂得受不了，在自己的博客上以满篇脏话发动网络回击。这个现象让我看到，社会舆论对于邓玉娇事件有多个焦点，人们在看待这一事件时，往往不在同一个焦点上。因此想说点我的看法。

　　从法律上说，邓玉娇是否违法？是否“涉嫌杀人”？任何人都难以武断下结论。只有法律才能认定。虽然人们对邓玉娇这个容貌清秀的弱女子有很多同情，但是，同情和弱势，不能成为对违法行为开脱的理由。如果司法调查和法律审判最终认定邓玉娇确实有罪，只要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邓玉娇要接受法律制裁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制裁的轻重，相信法律会根据事实做出裁定。几年前，我接触到一个案件。一名农村妇女，经常被丈夫毒打。这名妇女不堪忍受，趁丈夫喝醉，将丈夫杀死了。全村人对这名妇女都很同情，联名要求法院宽恕这位饱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但是，法院还是判决这名妇女犯有故意杀人罪，只是从轻处罚，没有判处她死刑。这个事例说明，在法制社会，法律的严肃性必须得到维护。只要是违法行为，不管是什么理由，都应该接受法律的惩罚。因此，看待邓玉娇事件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法律。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除了战争状态，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个人权利。

　　邓玉娇事件中另一个焦点是被刺死的官员。这个官员死了，掩盖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官员是否可以去色情服务场所？前几年我去四川的时候，一位老同学请我吃饭。那家饭店比较高档，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饭店门口停放了很多小汽车，饭店专门指派服务生，把每辆小汽车的车牌，用一个牌子挡起来。目的是不让记者或其他人看出来，这是某官员、某机构的汽车，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的汽车。饭店只是吃饭，没有色情服务，饭店专门设计了这种“遮羞”的手段，无非是让官员们放心。这一现象说明，大家都知道官员的高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只是用掩耳盗铃的手段，企图让老百姓眼不见为净而已。我对老同学说，幸亏你不是当官的，否则，也许就被人盯上了。

　　一些官员与身份不符的高消费，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我认识一位省会城市的纪委书记，他令我敬佩的是，自从他到纪委系统工作，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在饭店吃过一次饭，任何人请吃饭都不去，哪怕是市长或市委书记。但是，这位铁面无私的纪委书记并没有高升，反而得罪了不少人。他的行为只是一种自律，他无法要求其他官员像他一样。对比之下，邓玉娇事件中几名官员的行为明显有重大缺失，甚至涉嫌违法。因此，在邓玉娇事件中，有人提出，除了要打击违法外，对于官员的日常行为也应加以规范。从目前的状况看，各级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前一段时间被广泛讨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最多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开头。

　　然而，面对邓玉娇事件，即便法律公正执行、官员受到约束，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假设邓玉娇刺死的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社会舆论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吗？我认为不会。邓玉娇事件之所以会成为广泛的热点，关键就在于当事人的身份。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当今中国，官民矛盾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以至于在其他的某些事件中，官员的个人行为可能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纠纷，人心就会出现明显的倾向性。对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根源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并不只在于官员个人的行为失范或不当，而在于利益的冲突。如今很多官员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人，甚至就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这些在市场经济中疯狂赚钱的利益集团，一方面受到官员的照顾，另一方面大大挤压了普通百姓的致富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不少官员在个人行为上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官员的职务行为本身就造成了与民众利益的对立。有人说，在邓玉娇事件上，网民的反应显得不理性、不成熟。在我看来，这不是“不理性、不成熟”的个案问题，而是政府职能的根本性问题。政府本来应该处于协调各利益集团矛盾的有利地位，但是，近年来，政府在某些重要的民生领域，在唯经济论的错误指导下，向利益集团的倾斜太明显，以至于自己身处利益冲突的漩涡之中，难以做到身正影不斜。

　　因此，对于邓玉娇事件，就事论事，最后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并不足以最终解决官民矛盾。邓玉娇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民意，应该对政府部门有一个巨大的提醒：如何使政府的职能让更多的普通群众受惠，而不是在偏向利益集团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确值得肯定。但是，在经济压倒一切的观念下，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失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不突出，如今已经越来越明显。要在这个问题上有突破性的改变，中国就不应该继续照搬很多美国社会的方式。美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说，政府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美国不过是因为财富总量巨大，而掩盖了政府与利益集团亲密合作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对于这些弊病，在我的其他文章中多有提到，以后还会进一步揭示。也许有人对此观点难以接受，那是因为他们深受美国神话的影响。这里只指出一个问题，美国的工会是发达国家中最弱的。这完全是美国政府配合企业主的结果。

　　如果邓玉娇事件或者其他类似的事件，能让政府部门真正认识到民意的根本所在，能让政府部门尽快改变政府与利益集团亲密合作的美国式发展模式，那么，邓玉娇的价值也许就得到了最大的肯定。对于中国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刘仰：《中国没有榜样》作者，《中国不高兴》五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