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怎样崛起而是改造民族魂

　　一、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戴季陶在其写于1927年的著作《日本论》中提到：进入日本的书店，会看到研究中国的书籍琳琅满目，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而在中国，系统研究日本的书籍很少见。金一南在其著作《苦难辉煌》中也提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细致入微，侵华战犯石原宛尔(石原慎太郎之父)、土肥原显二等人都可谓“中国通”。时至今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同样成果显著。其实日本不单研究中国，它的学术范围囊括整个世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日本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数一数二。日本在这方面所以取得大的成就，我们或许只能从民族性上去理解。

　　明治维新之前将近七百年时间，属于日本的封建时代。中央被称作幕府。幕府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国分为许多藩，藩主就是地方的诸侯。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周朝类似。全国的土地都归幕府和诸侯所有。农民耕种土地，按规定缴纳租税。政府的管理者是武士。

　　全国的各藩之间存在竞争，有时激化为战争。对各藩来说，其对外职能关乎生死。所以，藩主必须搞好藩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团结。没有内部团结，在对外竞争中将落于下风，这是不言而喻的。武士阶层，向上对藩主尽忠，对下则需关心百姓。《日本论》中提到这么一句话，说“武士们过的是血泪生活”。“血”指效忠藩主，可以为藩主牺牲;“泪”指的是怜恤百姓。这或者就是日本人团结、有集体观念的历史原因之一。另外，封建时代，日本的租税体制是这样，它不是向单个农户征收，而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征收，这或许也有利于一个村的村民集体观念的培养。

　　简单说来一句话：日本人的集体观念来自于严酷的对外竞争。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的团结则难以实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中央集权。而此时外部威胁则针对的是整个日本国。明治维新原本就是在外部威胁的刺激下发生的。明治维新之后，国内取消了藩，内部矛盾不是主要的了，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对外部威胁。所以，这之后日本的国策其根基就是建立在对外竞争之上。

　　这样的国家职能决定了日本人必须加强整个国内的团结。事实上日本也是这样做的。

　　日本的历史决定了其统治者必须对国家负责，国民在舆论和现实的影响下也培养出对国家的责任心。这里归根到底我们要说的是：日本人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心。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民族性并非凭空而来，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日本的这种民族性决定了日本人在做事时认真负责。统治者深刻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支持文化研究。而文化工作者在工作中则认真负责。日本科技发达，技术先进，我们不能不说，这同样和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重大关系。

　　当然这种民族性格如果应用于对外侵略，则会给他人带来极大伤害。不过在此我们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目的不在这一方面，而是要以此和中国人做一比较，认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认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目的则是希望中国人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自秦朝开始，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外来威胁很少成为关乎这个国家存亡的问题。由于缺乏重大的外来威胁，民众就不可能产生国家意识。所谓的“爱国主义”总是有外来威胁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长，分裂时间短;和平时间长，动乱时间短。中国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主要在国内展开，与其他国家联系很少。

　　民众与政府的日常关系主要是租税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是一种竞争关系。

　　民众与民众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中国传统经济以个体经济为主，农业上以小农经济为主。民众与民众之间在经济上同样是竞争关系。所以，传统中国，市场经济极其发达。任何一个家庭，都需要到市场上进行产品交换。关于这一点，王小强的著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有详细说明。

　　“士、农、工、商”是传统社会的主体。“士”行使国家对内治理的职能。四个群体之间是竞争关系。一个群体内部也是竞争关系。

　　所以，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面对的不是来自外国的威胁，而是国内其他人的竞争。互助也是有的，但主要是竞争。

　　中国人怎么可能有社会责任心呢?他与周围人缺乏共同利益，主要是竞争关系。他只关心私利，不可能去关心他人的利益。

　　总之两句话：一，中国缺乏外来威胁，所以民众没有国家意识;二，中国经济以个体经济为主，民众之间在经济上是竞争关系，所以，人们只关心私利，缺乏社会责任心。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这两点影响深远。

　　这里专门再分析一下，中国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没有社会责任心。一，没有外来威胁，他没必要对老百姓好;二，对国家负责，对民众负责是很累人的事。人的天性中都有好逸恶劳的一面，所以，他更愿意不负责。

　　三、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

　　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延安时期，红色政权区域内的民众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心。原因有二：一，红色政权保护民众利益，政府与民众是鱼水关系;二，时刻存在的外来威胁，使民众为了个人利益而要支持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民众更爆发出前所未有过的国家认同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其原因也是前面谈到的两条。

　　在这方面，毛主席时代可以与蒋介石政权有一个鲜明对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时期，外来威胁不可谓不严重，但为什么民众不能组织起来呢?因为，蒋介石政权所代表的阶级是一个与广大民众对立的阶级。试想，如果有外人攻打周扒皮的大宅，高玉宝们会为保护他而奋斗牺牲吗?

　　四、毛主席身后

　　1969年，毛主席委托四个老帅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当时已认为中国与美国、苏联短时期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进入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战争的阴云渐渐消散。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其回忆中提到，七十年代后，工厂中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明显降低，整天没事就鼓捣家务，从工厂中拿木板打立柜、打沙发，觉得工厂的财产个人用了无所谓。

　　而到了毛主席逝世，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向全国人民宣布：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同时，公有制经济被逐步否定、缩减。私有经济席卷全国。“个人致富”成了政府提倡的口号。

　　中国民众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几乎回归传统社会：一，没有严重的外来威胁;二，个体经济成了社会经济的主流。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二千年的锻铸中成形的。毛主席时代是个例外。毛主席身后，这种民族性格形成的土壤再次出现。

　　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是和西方国家最为接近的，国家的基本国策都是建立在对外竞争之上。只是西方国家是要对外扩张，中国则是防御外敌入侵。

　　五、当前中国人缺乏社会责任心的表现

　　首先说明一点，这里我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指每一个中国人，而是指多数中国人。所讨论的现象针对的是社会主流。

　　当前的中国人，心中关心的只有私利，缺乏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官员贪污腐败，不关心民众生活，不关心国家。普通百姓只为自己赚钱，为了钱可以不要尊严，不讲道德。

　　前面提到，日本的学术研究极为发达，中国远远不如。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官员并不真正关心国家的学术，支持力度不够;所谓的学者也只为眼前利益，不能安于清贫做深入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学术上的造假远远超过真实的研究。

　　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的几个路口做了一个调查，有50%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遵守交通规则。而警察对不遵守规则的行人也缺乏处罚，——他为什么要处罚行人呢?这样做对他个人有好处吗?

　　盗贼可以在公共场合公然行窃，不必担心有民众会见义勇为。 民众为什么要见义勇为呢?这样做对他个人有好处吗?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人只关心私利。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都毫不关心。

　　这样一个缺乏责任心的民族，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能够胜出吗?能够崛起吗?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2000年之后，外资在中国的增长速度极其惊人。2015年1月31日，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报道：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占全国总额的46.1%。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税务总局数据，2014年1月至11月，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7万亿元，增长10.3%，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2014年1月至9月，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1.9万亿元，增长8.6%，比全国税收增幅高1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9.4%，比2013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的格局已经是这样：外资与少数权贵构成中国的上流社会，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十多年来毫无改善。这种状况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如果人不行，就什么好事都干不成。

　　缺乏国家意识，缺乏社会责任心，这是当前中国的民族魂。当年鲁迅所谓的改造民族魂，正是针对的这一点。鲁迅把他所看到的中国民众称作“看客”。这个词太贴切了。所谓的“看客”，不就是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的人吗?

　　“看客”就是中国的民族魂!

　　所以，有人认为当前中国正在崛起，这种判断恐怕是不对的。中国当前最大的任务依然是鲁迅的号召，——改造民族魂。当然，这种改造只能在实践中改造，而不是通过宣传教育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前途并不美妙。

　　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