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彻底批判和肃清‘汉奸文化’的倡议

　　目前的中国，有一种极其丑劣的风气正在日复一日的弥漫开来，这种风气以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为核心，这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汉奸可悯，爱国可恨”。这种谬论宣称：爱国观念其实是一种丑陋可耻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爱国者其实都是“爱国贼”。这种可鄙可耻的观念，正在从深层次上毒害我们的国家，许多思想不坚定的学者乃至少数政府干部，在这种风气的持续侵染下，变得毫无原则、毫无立场，有的甚至背弃信仰、两面三刀，以“讪国卖直”来沽名钓誉。更严重的是，我国许多新一代青年，在这种谬论的持续蛊惑下，思想变得异常混乱，对大是大非的问题几乎失去判断力，对这种谬论偏听偏信、盲信盲从，甚至以嘲笑“爱国主义”来标新立异，并以此为荣。

　　自古以来，历代都不乏汉奸，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像中行说、张弘范、吴三桂那样的汉奸，更多的是如李陵、王猛、张宾、韩延徽之辈，虽然于故国有“不忠”的情迹，但大都还知道守本敬祖，对于自己的母邦，始终存有非常深厚的情感，甚至在关键时刻，能暗中对母邦给予竭力保全。然而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在“九一八”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卖祖弃宗、天良丧尽、视祖国如敝屦的汉奸，层出不穷，且基本上都全无廉耻之心，这类汉奸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家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破坏和伤害。

　　虽然，这些汉奸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整肃，但当时政府的这种整肃，也终究只是为了收揽民心，并未彻底穷治，更没有试图从根本上铲除这颗寄生在中华文明肌体之内的恶性毒瘤。而且，令人痛愤的是，当时的政府，因为在后来的内战中接连失利，还暗中垢纳战败的敌国武装人员，为自己效力。同时，许多在抗战时期，曾经跟随汪精卫汉奸集团祸国殃民的奸蠹，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当时政府的得力干将，凡此种种，对于民族品质之败坏，可想而知。

　　建国初期，是我国第一次真正对汉奸文化进行彻底根除的时期。这段时间，出于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汉奸祸国殃民的深切痛鉴，新中国政府对汉奸文化展开了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清算和整肃，虽然期间出现了某些不妥甚至过激的做法，但总的来说，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汉奸文化”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当时国家的发展形势、思想文化观念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隙可供汉奸生存空间。

　　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内国际间各种思想风潮的持续影响和冲击，新的“汉奸群体”开始死灰复燃，尤其是迈入新千年之后，一种“汉奸可悯，爱国可恨”的论调，已经出现了相当广泛的蔓延，随之而来的对历史上的大汉奸的“翻案风”更是日益甚嚣尘上，拜这些“翻案”所赐，石敬瑭、秦桧、汪精卫等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竟然一个个都成了忍辱负重的英雄。这样的恶劣的“翻案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令人惊诧。我们可以姑且可以称这种风气和相应的文化，称为“汉奸文化”。这种文化，可以被看作是新时期的汉奸们的“杰作”。而且，炮制这种“汉奸文化”的新时期的汉奸，与以往的汉奸相比，有着自己更加明显的“新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目的明确，手段多样。其二、更加不知廉耻，唯恐祖国不乱。其三、注重对民族精神发动釜底抽薪式“思想攻势”。

　　与以前的汉奸时常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多少存在一些羞耻感不同，新时期的汉奸们，通常在内心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羞耻感，不仅没有羞耻感，甚至觉得自己的的所作所为是非常高尚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从事汉奸的勾当在21世纪不再是一种罪恶了，而是因为汉奸们自身已经为自己拼凑了一种抵制这种羞耻感的思想工具，这种工具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通过对“普世价值”这个虚幻概念的无限吹捧，来鼓动人们相信，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的行为，其实不仅不是罪恶，反而是义举，因为他们背叛的是一个丑陋的国家，一个不值得效忠的国家。

　　实际上，现代汉奸的工作与“贩毒”无异，只不过这种“贩毒”是精神性的，完整地说是一种 “精神贩毒”，而且是一种“以贩养吸收”式的“精神贩毒”，因为汉奸们自己也定期服用他们自己贩卖的“思想鸦片”。而一些外国势力，则一直为这些汉奸“以贩养吸”式的“精神贩毒”做出相应的积极的、“尽心尽力”的配合，因为他们不仅负责组织人力物力为汉奸们提供“思想鸦片”。还花大价钱直接地或间接地收买某些国内媒体，指导他们不断地为这些“精神鸦片”开拓渠道，打通销路，以帮助汉奸们提升“销售业绩”。

　　眼下的汉奸，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汉奸都更加具有的破坏性，因为他们的破坏所指向的不再是一些具体的事物，而是指向抽象的精神领域，指向我们的文化、指向我们的思想、指向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这种破坏远甚于武器的危害，因为这其中包藏着有着一种“釜底抽薪”式阴毒和凶狠。因为，武器是不能摧毁文化信仰的，而只要文化信仰还在，哪怕这个国家在物质上被打倒了，她依然不会沦亡，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被绞杀了，那么即使这个国家在物质上依然非常强大，但事实上她却已经沦亡了。

　　所以，彻底肃清汉奸文化，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不肃清这种罪恶的、肮脏的、卑劣的文化，它的流毒就会继续毒害这个国家的思想肌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要抱持一种非常坚决、清醒和明确的态度，不能有任何的懈怠、轻视甚至摇摆。汉奸通常拿普世价值来为他们的行为开脱，并对“普世价值”，进行极尽粉饰和装扮，并将之定义为评判一切社会现实的最根本标准。这种“普世价值”总是力图使人们相信这样一种歪理：无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的好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外在形式是否符合“普世价值”所预定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外在形式与“普世价值”的预定模式相符，那么，即使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得非常窘迫甚至悲惨，这个社会也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否则，即使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生活得富足而安乐，这个社会也仍然是一个恶劣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种价值观中，人的实际存在状态是不足挂齿，而人的抽象的存在形式，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论调或许只有在18世纪，在黑格尔学派的老学究们那里，才能说得过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身就是从陈腐的黑格尔理论中脱胎的——概念永远是对的，概念永远是至上的。

　　很难想象，这种始自于18世纪的诡辩，竟然仍在能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难以想象的欺骗和蛊惑作用，这不能不说的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不过这也难怪，当我们联想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两位批驳黑格尔哲学最彻底和最深刻的思想巨匠，正在被遗忘(或者说是被某些人人为地屏蔽于现代人的脑海之外)的现实，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这种现状。

　　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在近代200年间的各种革命浪潮中被解构和抛弃了，而汉奸文化却一直没有失去生机，这种该消亡文化糟粕的不消亡，不该消亡文化精髓的却在迅速消亡的残酷现实，对于任何有识之士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汉奸文化本身似乎也有难以想象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让它躲过了两百年间的各种思想风潮和社会运动的绞杀，安然地生存了下来，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一种令人惊诧的速度重新疯狂地繁殖起来，以至于到今天，这种糟粕文化竟然有能力让一个有着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的人民，谈“爱国”而色变，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得不悲哀得面对这样的现实：在我们这个正是依靠“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才从亡国灭种的巨大劫难中生存下来的国家里，“爱国”二字，现在却已经完全成了人们日常攀谈中所讳莫如深的两个字，任何事物或个人，一旦与“爱国”二字稍有牵连，立刻就会被突如其来的辱骂和诋毁所淹没。不仅一般人不敢轻谈“爱国”，甚至大多数名人，都对此小心翼翼，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许多具有很高社会名望的各界名人，仅仅是因为发表了一两句与“爱国”稍有关涉的言论或一两张图片，就在网络上遭到不胜其扰的持续围攻，这种状况是非常不正常的，也是让人寒心的。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依然能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保持无中断的连贯延续和缵承的国家，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数千年的磨难和艰舛中巍然屹立，一脉相承。关键就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所赋予我们的精神上的团结和文化上的自信，正因为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都能守住我们文化中最本质的灵魂。如果这些灵魂一旦被架空甚至被绞杀，整个中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新时代的汉奸所“孜孜以求”的，正在从这个民族的根基上，施加一种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逆转的伤害。

　　是到了要彻底得地对“汉奸文化”进行批判、清算和剿洗的时候了，它的流毒已经延续得太久了，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它所带来的灾难将是民族精神的逐渐瓦解和湮灭。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将来，后人的史书上，将充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嘲笑、讥讽甚至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