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左”“右”一致

耐人寻味的“左”“右”一致　　

粱 新　　

按照常理，“左派”和“右派”从社会理想到政治理念，都是有很大差别的，除了狭义上的“左派”和“右派”（不包括“极左派”和“极右派”）在反腐败的目标方面有一致性以外，一般说来，在其他很多方面是相左的，甚至是对立或者矛盾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方面竟然能够一致，那就是，“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矛头对准现在的最高当局，只不过“极右派”要的是整个共产党下台，而“极左派”认为，现当局甚至整个党已经成为了修正主义，需要打破现存的政治格局，起码按照某种政治模式换掉具体的领导人。虽然方向完全相左，但是在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格局方面竟然高度一致。这种情况不由得令人产生怀疑。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左右两派有共同目标的情况不是没有过，那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分别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的左右两派曾经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赶走日本侵略者，那是在国家民族利益基础上的高度一致。而现在，“极左派”和“极右派”一致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呢？应该没有。那么出现目标一致的原因只可能是由于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左派”队伍在革命的对象问题上出现了错误；二、是“极右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搅乱“左派”队伍的思想，借“左派”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在西方主导下的改朝换代的目的。　　

当前，左派和全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极右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遥控指挥的“颜色革命”别动队，他们是当代中国的汉奸卖国贼，他们对外投靠外国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和颠覆，对内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和民族分裂，即使他们不能实现这些目的，如果能够造成社会割裂，左右两派尖锐对立，族群撕裂，给当局制造麻烦，起到干扰政治、扰乱社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作用，也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这么一种认识，他们认为国家民族矛盾不突出，国内的“左派”力量和广大民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按照过去的说法，我们知道，所谓修正主义，起码是帝国主义在共产党内部的代理人。我不怀疑有这种代理人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帝国主义是“首恶”，修正主义是“附庸”，我们某些人主张放过“首恶”，却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附庸”，岂不奇怪？　　

那么，党内是否存在修正主义呢？既然左右两派都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权贵资本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就应该是修正主义者，这种人的存在，无论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和发展，都有极大的危害性，这是左派和广大民众应该高度警惕的。但是修正主义是否已经在中国占了主导地位了呢？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至关重要。如果错判形势，就有可能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通过我们左派自己的手去帮助极右派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情况。　　

在对当局的抨击中，“极右派”使用的武器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私有化”、“多党制”，这些富有欺骗性的抽象概念，当这与中国当前不正常的社会现实相契合，加上“右翼文化精英”的推波助澜，会收到很强的欺骗效果，能够欺骗一部分民众参与足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动乱，造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而“极左派”不恰当地肯定文革，肯定四人帮，希望再来一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革命，把“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全部消灭掉。如果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出于良好动机的，那么他们患的是一种“左派幼稚病”。这样只能为极右派提供欺骗民众和攻击诬蔑左派的借口，也令党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领导人左右为难。有个成语叫“刻舟求剑”，当船已经行驶了那么长的路程以后，再从原来刻有记号的地方跳下水去捞剑肯定是捞不着的。须知道当时的文革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毛主席享有崇高威望和极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发动的，既能放，又能够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收。而在当前的诸侯政治和诸侯经济的格局下，先别说目前还没有产生像毛主席那样有巨大影响的领袖人物，就算有，也存在一个时机是否成熟问题，否则将会造成整个社会大混乱，或者出现清末民初时期的那种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各种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到时候最大的得益者将是拥有政治资源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权贵资本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右翼文化精英。这就是前苏联解体时出现的局面，也是敌对势力乐见的，即使不能够实现颠覆和演变，能够在中国造成这种局面，无论从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从国家利益方面，都是有利于敌对势力的。　　

所以，面对这种危险性，我们一方面在自己的队伍中应该通过交流统一思想，防止自乱阵脚，同时要高度警惕某些“极右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左倾思想，或者借刀杀人，或者把水搅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根本不亚于右倾错误。而在长征前的“反围剿”斗争中，毛主席正是通过纠正左倾错误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窃以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应该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在目前认认真真做好量变的工作，当质变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推进质变。左派在目前应该做的是发动和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做好他们的教育引导工作；团结争取“文化精英”中的有良知者，包括一部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敌意的右派；坚决拥护和支持党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领导同志，并且紧密团结在其周围；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将它们有机结合，坚持它们共同的地方，即使有差异的地方，暂时把其搁置起来，留待日后的历史作结论，尤其在目前，不要把毛邓对立起来。极右派就是首先将毛邓对立起来，借邓来否定毛，然后再利用由此造成的消极后果否定邓小平，进一步全面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上极右派的当。应该坚持改革，但是同时要防“改变”；应该坚持开放，但是同时要防“颠覆”，3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需要一个反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时机性问题，有人提出一个“资改派”的概念，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这既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又揭露了某些人企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岐途的本质。我们一定要关心民生，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当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极右派就绝对掀不起什么风浪。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加强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建设，对外粉碎敌对势力的侵略、颠覆、演变、孤立、分化的图谋；对内粉碎一切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图谋和行动，排除极左的干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右派以及颜色革命别动队。　　

有时候某些貌似非常革命的口号和做法，恰恰是对革命产生很大危害性的，我们应该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