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种重评毛泽东的截然对立预兆预示资改派覆亡不远

两种重评毛泽东的截然对立预兆预示资改派覆亡不远　　

两会前后，资改派面对已经走入死胡同的经济恶性二元结构（依靠血汗工厂的对外殖民地型廉价出口经济和依靠高房价高费用制造大量房奴医奴学奴孩奴蚁族的对内奴隶型掠夺经济），尖锐社会矛盾（贫富两级分化世界第一，失业人口两亿多世界第一，群体事件世界第一，上百万外逃贪官世界第一，两千万娼妓世界第一。。。），无法掩盖的国际地位危机（台湾当局几乎与中央政府平起平坐，购买数万亿美国债券救美国却接连被美国发起汇率战和反倾销战，南海和东海石油资源完全沦丧。。。），已经找不出任何除了继续狂印钞票之外的任何其他对策，或者说这些恰恰正是他们为实现“颜色革命”而刻意制造的必备条件，如同二十多年前强行推行“价格闯关”造成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并利用群众的不满，为XX事件创造了社会大环境。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十多年前，面对人民的不满情绪，当时的资改派不但没有去解决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纵容和支持美国着力培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及时地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造成全国性动乱。当前的资改派也同样不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两会前后，忽然刮起了一阵阵“民主”“自由”“公平正义”“鼓励批评政府”的旋风，而房价依然在飙升，对将造成更多人失业的瓜分国企行为变本加厉。。。　　

这说明，在资改派剩余的几年中，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人民不满和社会尖锐矛盾，来实现“颜色革命”，将是唯一的目标。如果届时无法实现，他们就要面对下台以重庆经验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兴起，套用股市楼市上的“最后一棒”概念，当前的第三代资改派，或许就是最后一棒，因为就是在这八年中，绝大部分人沦为资改派统治下的“弱势群体，屁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深刻预言，无数人才明白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社会主义大民主试验是多么伟大，相比之下，取消了人民曾拥有的“四大权力”“罢工权力”“群众运动游行权力”的历代资改派所表演起了民主和自由马戏，显得如此拙劣——既然口口声声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为何要把绝大多数人变成“房奴医奴学奴孩奴蚁族弱势群体”？　　

可以说，资改派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最终阶段。而以重庆经验为代表的健康力量，顺应历史和人民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措施，使人民重新看到了党群合力消灭资改派的希望，得到了绝大多数沦为“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拥护，历史也将因此而明显地加快步伐。　　

众所周知，资改派的存在是以完全否定毛泽东为前提的。他们要加快颜色革命的步伐，就势必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彻底的妖魔化和否定。与之相反，党群合力的重庆经验，其产生的前提是当代大多数人民沦为“官僚和资本的工具”后对毛泽东的重新肯定为前提的，因此重庆经验也以“唱红”作为显著开端，随着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发展，对毛泽东的肯定也势必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彻底。这样，资改派与党群合力的重庆经验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也越来越尖锐，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成为双方最重要的战场。　　

人民的判断结果也完全明朗化，即：如果认同资改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则资改派就是正确的，则资改派把人民变成弱势群体就是正确的，则人民就不应该反对自己成为房奴医奴学奴孩奴蚁族，则就应该支持资改派和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实行资本主义，于是颜色革命后继续自己房奴医奴学奴孩奴蚁族的命运；如果认同重庆经验对毛泽东的推崇，则资改派就是错误的，人民就应该反对自己沦为弱势群体的现实，则就不应该支持颜色革命，就应该支持重庆经验消灭资改派，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结束房奴医奴学奴孩奴蚁族的命运。　　

因此，近年在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资改派与重庆经验的对立日渐明朗。近日就先后发生了两件足以表明这种对立无法调和的事情。一件是重庆召开《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和构想》讲座，一件是资改派庇护下的《炎黄春秋》发表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章。这两件事完全对立，但都说明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已经无法阻挡。资改派的路线已经面临破产，他们非常恐惧。　　

请见以下两文，红色文字为本人点评及注释。　　

1，重庆市委中心组举行系列讲座 薄熙来等参加--中国共产党新闻　　

三月二十六日晚，应市委中心组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来渝作题为《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和构想》的主题演讲。市领导薄熙来、黄奇帆、陈光国、邢元敏、张轩参加讲座。（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被资改派污蔑了三十年）　　

逄先知在讲座中旁征博引，回顾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何看待科学技术、自力更生与对外交流”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把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指导的是社会主义建设）　　

在家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中央在渝单位，部分金融单位，在主城区的普通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主城区领导干部，共700余人参加了讲座。　　

（从以上报道，我们可以看出，以重庆经验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党群合力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已经走到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标志性阶段，这是党群一体化开展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自身的必经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标志着复兴运动从重庆一地，走向了历史纵深。必将产生极大的历史动力从而彻底否定资改派路线，重新使改革回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来。）　　

2，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作者郭道晖，xxx清华机电系同学和入党介绍人（导致今天十三亿弱势群体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三千万国企下岗职工，WTO卖国条款的某人就是这样混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57年反右时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估计当时全国有5000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夺权要求轮流坐庄，而反右小组组长在全国一口气整出来了50万右派，反右扩大化至今仍未如右派们所愿而被否定，与58年粟裕刘伯承被整一样在“改开后”仍不能翻案一样，都为同一个组长所为）。79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号称法学泰斗，政法系三元老之一（无期徒刑的黄松有，西山会议贺卫方，两年徒刑的李庄等的祖师爷）。现为《炎黄春秋》老儿团中坚成员。　　

30年前，即1980年，在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之后决议草案经多次修改,于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XXX同志对历史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981年6月22日下午XXX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各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开始了，要害在于表面三七开，背后全盘否定，这样就把位子坐稳了，自己一贯正确了，好事全是我的，所有人干的坏事都推给毛泽东）　　

不过，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XXX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意即把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就够格了，这是既定方针，够格的时候大概就是颜色革命的时候)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一个炎黄春秋的作者，引用另外一个炎黄春秋的作者的话，然后把这些话当成真理讲给别人听，世界上竟有这样可笑的事。建议郭道晖另外引用辛子陵的春节谈话。就算这些话真的是XXX本人所说，今天的社会现实，占人口95%的穷人相信谁呢？又会咒骂谁呢？）　　

为什么对历史决议前后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为什么有必要对毛泽东的功过再作“全面评价”？我作为当时被派去担任此次讨论会的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的秘书（当时我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长），特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虽难免不全面,或可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郭道晖老糊涂了，居然不知道历史决议只是个逗号，重评毛泽东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内容，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对毛泽东的再评价权力不止属于郭道晖们，也属于人民群众，人们当然会根据当前生活现实和国家现实评价毛泽东，比较两个时代。郭道晖不要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共产党员，要有运动的眼光。至于你知道的情况，谁能完全作证呢？身为政法系元老，讲话不需要讲证据吗？）　　

这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是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XXX、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对毛泽东的评价竟然只在四千高干里讨论，要是有把握，为何不推广到全国八亿人民共同讨论呢？难道心里没底？）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奇怪，此处说的是“功过”，而郭道晖下文中所写的全都是毛泽东的过，没有看到毛泽东有功的内容，难道郭道晖选择性失忆，还是人格不健全？）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详见2009年04月0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再问一次，为什么不让全国八亿人民一起参与这伟大光荣的事业呢？）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我只负责整理我们组的简报，别的组的简报发到其他组传阅，我也看了一些。根据我的回忆和保留下来我对本组讨论的片断纪录，以及其他组简报的片断摘录，所讨论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57年反右小组组长是谁？死了几千万人怎么没有把被打倒的右派先饿死？这个原稿中谁具体说了什么没有注明吗？开会没有记录吗？这么不认真地整理工作，失职啊。）　　

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既然大家都已经认定了毛泽东是左倾总代表，那还需要再多次讨论吗？直接作出评价就可以了）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郭道晖居然三十年来没有记住某个人强调毛泽东的错误的原话，却只能找到了张执一公开发表的话，可笑的是张执一根本不在郭道晖前面所列举的本组30人名单中，难道郭道晖分身去了其他小组整理记录了？）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XXX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XXX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XXX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这与十多年后小平认为该决议是“违心、唯心”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那时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引用完XXX的原话，郭道晖又把辛子陵的话搬了出来，莫非XXX本来想隔代指定辛子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17年的评价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讨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而这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党内和群众中的领袖地位。提毛泽东思想就是个人崇拜，那今天党章宪法提XXX理论呢？西方宪法提上帝呢？）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毛泽东预见苏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已经变成现实，难道错了吗？苏修倒台了二十年了，炎黄春秋和郭道晖没看到，他们反而歌颂那是西方的胜利，他们歌颂赫鲁晓夫，因为他们盼着中修也倒台。颠倒是非的老儿们啊，脸皮早就丢美国大街上了吧）　　

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的体验和认识，各抒己见。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1组第1号简报,简写“国1-1”，下仿此。）（今天，官学商铁三角统治下的十三亿弱势群体，怎么就看法完全相反呢？）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胡克实，今天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能继续革命啊，你敢走到群众中问问吗？今天的资本家都入党了，并且是在“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特色理论”指导下集体入党的，是多么科学的理论啊）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毛泽东错误这么多，居然带着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看来打败国民党是最大的错误，炎黄春秋正努力改正这个错误）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今天官学商统治下的十三亿弱势群体，两千万娼妓，两亿人失业，三农，血汗工厂就是李维汉的“科学社会主义”？）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见中直5-30）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文革就是与蒋介石斗争的延续，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惊人的预言，炎黄春秋老匹夫们为蒋介石汪精卫李鸿章袁世凯们翻案的事数不胜数）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对于郭道晖以上所写废话，我们请问郭道晖两个问题，党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还是全党一致通过作出的？八大上不正是毛泽东坚持不写毛泽东思想吗？郭道晖不懂历史颠倒黑白，当然不知道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而第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提法的是毛泽东本人。）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见“国5—21”）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国10- 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会议主要是这样几个有争论的、尖锐的问题。　　

（这一部分中，郭道晖杜撰和搜集了参加会议的人批评毛泽东错误的言论，意即建国后，毛泽东一贯独裁，整人，阳谋，直到发动文革，整个二十七年都是错误的，应该完全否定。如果郭道晖这个推断是对的，我们要问几个问题，毛泽东要搞封建皇帝的独裁，以他巨大的威望和权力，为何选择最没有效果最浪费时间的独裁方法——文革？为何不使用“武革”，直接使用武力把不听命于他的“功臣”们全部杀掉，永绝后患?搞这些独裁措施，即省时间，又效果明显，毛泽东竟然想不到？起码杀掉主要头头，轻易而举吧？而传说中被打死的刘，为何肇事凶手至今仍未抓到？毛泽东要独裁，为何又树立一个副统帅来分他的独裁大权？毛泽东为何不指定和隔代指定接班人，反而让公开抵制文革叶剑英控制军队？而当时参加讨论的革命忠良们，为什么把今天的人民变成了弱势群体？）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笔者按：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维惯性。大家质疑：不是讲了十次路线斗争吗？怎么文革以前就没有路线斗争？毛泽东反右倾，整彭德怀，这是什么路线？这不是右倾，是左倾的问题。解放后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是主导方面，另外有一条路线是和毛泽东的路线作斗争，对毛泽东的专权，党内是有所抵制的。只是，谁坚决抵制，谁就倒霉，就挨整，包括文革中谭震林和一些老帅不是坚决抵制吗？却被批为“二月逆流”！所以大家强调这个。）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用”，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一段冠冕堂皇的废话，既然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建国后党内错误路线的总代表，而他们自己是正确路线，那么他们这些正确路线上台后，把今天的中国人民变成“官学商”铁三角统治下的屁民，也就是正确的了。既然这么正确，就应该走到人民中间接受人民的嘉奖，犯错误的毛泽东都敢让人民大搞运动，发给民兵几百万枪支。而一贯正确人的却从宪法里把群众运动，罢工的自由给删除了，但却阻挡不住人民自发反抗“官学商”铁三角的大量群体事件，还建立了三十个军的100万武警部队，时时刻刻维稳第一。郭道晖们所谓的正确路线，就是“官学商”铁三角对人民的专制，绝对不允许人民拥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自由。）　　

余 论　　

上面仅是我对第一组的讨论和所阅其他组简报的片断记录，容或不周全，但管中窥豹,也可略见一斑。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作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癒，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郁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因而如XXX后来所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是作了“违心、唯心”的评价。　　

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１０天，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７、８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XXX“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３２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大概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通过这个具有“违心、唯心”印痕的历史决议的政治背景和留下历史遗憾的原因吧。　　

由此也可见，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 ），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今年正好是四千老干部大讨论的30周年。而近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势力却在“唱红”的旗帜下，大唱文革时期鼓吹个人迷信的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的语录，花几千万巨款大树特树重达2000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韶山树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居然推出一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激情岁月”的、“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 “有当年的对口词、忠字舞、样板戏” 的、 “再现当年红卫兵” 的“革命节目”　　

（见2009年12月30日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特别是极左势力居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骇异！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　　

（罗列了毛泽东近十页的罪状，当然是为了重评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而仅仅辛子陵一个人所知道的指示就成了最好的借口，也如辛子陵大校春节谈话所言只有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才能改变党的名称，才能实现实现普世价值，消灭以阶级斗争为存在基础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资本主义。郭道晖在最后一段对人民群众自发怀念毛泽东以及以唱红为开端的重庆经验大加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到了恐惧，将要被人民和历史彻底清算的恐惧。历史大转折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