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联动逻辑——作为现象和本质的希腊债务危机

　　摘  要：借助希腊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一个传统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公理性命题“劳动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被彻底颠覆。这种颠覆背后的经济学悖论引发我们对次级贷款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领域价值命题的反思。本文的论证逻辑是，提出价值悖论，基于悖论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重市场价值背后的价值联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名为代币经济视域的经济逻辑凸显出来，我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价值逻辑悖论背后，是一般均衡体系下的市场逻辑与真实市场运行情况的割裂，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市场分离的后果，而类似代币经济一样的基于合宜经济命题的学术思路，恰是整合并拯救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次贷危机、一般均衡、宏观有效域、虚拟经济价值、代币经济

　　序言

　　从2008年开始，笔者就在持续关注次贷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的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情况。如果不分主体，单从媒体对危机情况的描述来看，国际金融市场首先经历了一场从美元贬值，到国际支付货币过剩，到国际支付货币不足，再到量化宽松，乃至世界区域性支付困境(即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变化过程。

　　次级贷款危机起于两房，借助资产证券化首先传导给美国有资信的3A+级大企业。美国的3A+企业又通过公司债券的方式将企业信用打包给银行等金融机构，而银行系统则借助与3A级企业相互授信的方式将这些企业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做成金融工具变卖给其他金融企业。这些金融企业包括大量持有欧洲美元的非美国本土金融机构，并且这些源自美国的金融产品被打包成为更高级的衍生品金融工具：类似银行担保产品，银行间长短期金融工具等进行扩散。

　　从次级贷款危机出现时开始，美国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乐观态度就感染了美国企业。而这种感染进一步影响到金融企业对当前市场环境的情绪。因为作为整个事件源头的实体经济的具体运行状况，由几乎所有美国3A级认证企业的公司资信所保证，所有这些证券的背书就被标注成为低风险的3A级债券。更进一步，在非美国本土的欧洲美元持有者和金融机构看来，这些源自美国本土的低风险高担保债券甚至不存在任何风险发生的可能，于是可以被称为零风险债券。

　　次贷危机的源头可以直追2001年美国911事件。时任我的金融老师杜莉曾经戏称本·拉登为“最应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恐怖分子”。2001年晚些点，美国安然事件引发了更为致命的高科技股泡沫集中破裂风潮，该风潮似乎标志着源自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奇迹的终结。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下降通道。而美元将无法继续维持其国际支付货币的基本形态，美元的贬值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正常经济逻辑，一国在同一时间经历了两次性质相似，方向趋同的负面信息冲击后，实体经济陷入下降通道将不可挽回。然而，2001年的911之后，美国实体经济指标不降反升。此后一直到2006年之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实现了惊天大逆转。让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视为不可逆转的衰退现象从未出现在美国本土登陆。而这一切惊人转变的功臣就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统治着宏观经济世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调控手段。

　　借助利率工具，美国政府对911之后的美国内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刺激。房地产市场作为美国政府手中利率最敏感的实体产业，果然不负众望的撑起了实体经济的半壁江山。而此后，从2001年到2006年之间的几年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成为了后911时代的一场价值盛宴。

　　从价值守恒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911后的实体经济衰退击作为一种必然的经济后果，那么从2001年到2006年的时间里，让美国实体经济感受不到经济阵痛的功臣就要首推凯恩斯的宏观利率调控手段。如果利率调控无法令经济衰退的压力湮灭，则潜在的市场危机压力必然只能在经济主体间传导。而事实上，如果仔细回味从911到2015年之间的美国宏观经济走势，我们竟然很难在美国本土找到2001年经济衰退带来的实体经济后果，除却次贷危机这场全球范围的经济灾难。

　　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出911后的经济低谷，我们更关心的是作为价值守恒对立面的价值传导机制，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将或有的经济衰退弥消于无形。

　　一、作为现象和本质的希腊债务危机

　　列宁曾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做出预言。因为资源的流动，使得国别间的价值通过市场传导集中到少数发达国家，这样伴随国别经济体的价值差异，就会出现资源向帝国主义和高级资本国家集中，而发展中国家更贫穷的垂直分工国际化体系。

　　2015年，希腊成为后次贷危机时代，首个动用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命运的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因为希腊债务危机的独特，即不仅有债务危机，而且有因为债务危机导致的本币支付困境。希腊本国中央银行不独立于欧洲央行，所以希腊日常支付货币即为欧元。所以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复杂情况堪称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困境之最。希腊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可以通过希腊的市场选择，窥见911后，美国实体经济神秘危机传导背后的价值面纱。

　　(一)现象一、希腊最富有的人

　　2015年希腊公投之前，有两则出自(http://www.sickipedia.org/)网的笑话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这两则笑话分别是“全希腊最富有的人”和“我遇到了希腊最富有的人”。

　　1、“全希腊最富有的人”

　　笑话之一：

　　一艘意大利渔船在希腊沿海沉没，渔夫成功游到岸上，但全身上下已然只剩破烂的衣裤和口袋里的一欧元。

　　现在他是全希腊最富有的人。

　　问题解读：

　　英国网站sickipedia上的笑话常被学者定义为低俗，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低俗的笑话却往往能直指问题的核心所在。如果我们站在国际金融的视域下，不难发现笑话中的两个主体“意大利落难渔夫”和“希腊”之间正如海外持有欧洲美元的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和被投资国之间的关系。

　　站在国际金融视域下，这一欧元所代表的却也是QFII投资。诚然每个读懂笑话的读者都理解，目前在希腊那些持有欧元的投资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持有者，而那些希腊本土居民，却因为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两手空空。我们的问题由此产生：为什么每个理解笑话本意的海外读者，都承认源自海外的这1欧元是资本，但却不承认希腊本土可以产生自发的投资价值?是什么让希腊本土的投资能力消失殆尽?

　　似乎认为只有这一个笑话无法揭露问题的本质，sickipedia网的笑话制造者们又炮制了下面一个笑话。

　　2、“我遇到了希腊最富有的人”

　　笑话之二：

　　今天非常荣幸，见到了全希腊最富裕的人。

　　而且不得不说他给我擦鞋的这技术也是一等一的。

　　问题解读：

　　成年人不难理解这则笑话的本意。但是延续我们对第一个笑话的疑问，于是我们看到了嘲笑者对价值命题更进一步的拷问。

　　“希腊最富有的人”代表接受了来自希腊外部一元钱的希腊劳动者，而他所做的仅仅是为一个特定的海外资金持有人做了擦鞋这种最低级的人类劳动。很显然，这个希腊人可以为所有希腊人进行擦鞋服务，但是站在海外投资人的视角，这种服务本身却很难产生被QFII所认可的劳动价值。

　　如传统经济学观念认为，人的劳动天然具有价值，更逞论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的劳动价值。然而在主权国家债务危机过程中，因为希腊债务危机，一个希腊人的劳动价值在海外投资者的视角下也产生了割裂，那些专门针对海外投资者的劳动服务具有了价值，而只为希腊本土居民提供的劳动却在海外投资者眼中无法转变成为价值。这种矛盾的讽刺更为辛辣，而其辛辣的本质却直指当今世界流行的现代劳动价值观念。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sickipedia网的这则笑话可以将劳动、价值与国别经济体三者完美的割裂开来?这种割裂究竟是一种经济观念的倒退还是一种固有经济矛盾的暴露表现。

　　是什么让劳动价值与国别概念对立起来，又或者在二十世纪的价值观念中我们忽略了什么重要的，关于劳动价值的本质信条?

　　3、选战论题——懒惰的希腊人

　　与sickipedia网上的无品笑话相对应，近来处于激烈选战状态的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抛出了一个更接近我们理解的选战命题：希腊人究竟是否是懒惰的?

　　前不久，下届美国总统热门候选人、共和党人杰布·布什抛出了一个观点：他相信美国可以实现4%的增长(比现在的增长高近一倍)，但前提是“人们需要工作更长时间”，“通过付出生产力获取更多收入”。这一观点遭到了民主党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击，在希拉里看来，美国人工作的时间已经足够长，称“那些认为美国劳动者不努力工作的人说明他根本就未充分地接触美国劳动者。”

　　尽管布什后来澄清他说的“人们”是指那些仅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但论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持续发酵。在反共和党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看来，布什的辩解没有什么说服力，他认为布什的观点符合共和党人的一贯观点，即认为“努力工作才能致富，领取社会福利的懒汉会导致社会衰落”，因此布什实际上就是在呼吁人们更多地工作。随后有媒体列出了数据，“美国确实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但数据也未能打消争论：这到底是说明“美国人不该再延长工作时间了”，还是说明“正是努力工作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美国的情况也许不好评价，那不妨把目光投向欧洲，蔓延多年的欧债危机，两位主角希腊和德国，不正好分别就是懒惰和勤劳的典范吗?

　　里昂惕夫曾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资本拥有量相对丰富，按照赫—俄理论应该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然而他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美国经济统计资料进行验证的结果却与理论预测不同，上面这个矛盾就是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里昂惕夫反论。为解开里昂惕夫反论，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些解释，如劳动效率说﹑消费偏向说﹑贸易壁垒干扰说﹑人力资本说和美国经济延伸说等，力图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但截至90年代初仍未找到一个能为经济学界共同接受的解释。

　　希腊人是否懒惰，这个问题可以视作里昂惕夫反论的一种延续。权威统计资料显示，希腊人周工作时间远长于以勤奋著称的德国人工作时间。而如果两个欧盟国家在技术、管理手段等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则更长劳动时间的希腊陷入主权国家债务危机显然有悖于传统价值逻辑。

　　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造成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源头不是希腊人的实体劳动创造能力不足，也不是希腊过度的社会保障压力。这里唯一没有被讨论过的就只有2008年后，希腊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次级贷款金融产品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而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正是虚拟金融市场领域的投资失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风潮。关键问题是这种危机从何而来，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产生?

　　(二)现象二、两难选择的背后

　　2015年7月5日，深陷债务“愁云”的希腊人迎来一个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的日子——全民公投日。1100万希腊公民中的许多人，将送出手中一票，决定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的新一轮救助提议。这个被誉为民主政治发源地的古老国家，如今却要把公民投票权用在“欠钱还不还”的这个不见得“光彩”的问题上。

　　1、希腊的两难选择

　　2015年6月25日，在对希腊救助协议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欧盟“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国际债权人提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同意向希腊提供155亿欧元的第三轮贷款。但他们要求希腊削减养老金支出，提高退休年龄，上调增值税税率，以便在2016年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收。希腊方面拒绝接受这样的紧缩条件。

　　总理齐普拉斯大呼“这是在敲诈，意在羞辱希腊人民”，财长瓦努法基斯抱怨称“他们拒绝减少我们付不起的债务，还想让我们的子孙来偿还”。希腊政府的诉求很明确，希望增加政府开支，减少部分税收，还想要更多的“债务减计”，也就是“想少还点钱”。国际债权人在2010年和2012年分两轮向希腊提供过总额高达2400亿欧元的贷款后，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这样无休止的拖欠。虽然2010年时任IMF总裁卡恩充满信心地认为“希腊能控制债务规模”，但现实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希腊经济缩水四分之一，失业率超过25%，股市受挫，国债收益率飙涨，政府面临还不起钱的窘境，希腊债务成了“填不满的黑洞”。

　　像冰岛一样，希腊从2015年6月底开始对国民实施资本管制，规定每卡每天只能在自动取款机上取60欧元，禁止银行转账或向海外付款，防止银行挤兑和资本的外逃。

　　2、希腊选择的本质

　　诚如国际债权人向希腊开出的具体条件，希腊公投的选项让我们发现了经济理路中一条不寻常的选项。这种名为代币经济的思想与常规经济选择看起来格格不入，但却入情入理。

　　站在希腊公民的角度，债权人的还款诉求看起来天经地义，而一旦希腊人自己拒绝了还款，则拒绝了作为欧盟成员的身份。这种拒绝在一个有“尊严”的主权国家看来犹如生死抉择。

　　但事实上，希腊却不会死去。一旦希腊人选择了拒绝履约时，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骤然降临。我们不难推演，这种选择之后，希腊将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中央银行，这种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出现，既表明希腊货币的出现，同时也解决了前面两则笑话中的价值矛盾。希腊人对希腊人的劳动产生了价值，而希腊人也可以为希腊人自己投资。经济社会瞬间充满了活力。而不是像停留在欧盟央行体系之下，只能等待有限且条件多多的救助贷款的到来。

　　比较两种选择，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有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发行边界的最生动的现代经济案例，其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于中央银行货币发行边界展开有益思考的国别经济案例。其或有选择的本质不仅在于帮助一个国家解决货币供给方面的困局，更在于让我们发现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中央银行金融领域内生选择路径。

　　(三)现象三、小的是美好的

　　小并非是一个体积概念。中国古话“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相对于传统经济观念中的一般均衡的全面视域，小意味着核心和集中。

　　1、从马克思到巴别塔的预言

　　1950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论述“从猿到人”最重要的作品是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

　　恩格斯《作用》一文完成于1876年。1896年，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作用》。今天我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为便于引用，在每自然段后附记书的页码。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第508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第512页)”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猿猴已经失去了从猿进化到人的土壤，所以将不可能再度进化成人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的演化路径，也将是不可重复的。譬如2003年伴随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的低碳问题：十九到二十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高能耗高产出经济道路，早已令现代经济社会不堪重负，而想要通过同样的道路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爬过狭窄的碳隧道。而与此同时，低碳经济的提出直接终结了这种碳隧道的通过可能。

　　《圣经 旧约 创世纪》第十一章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创11:1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创11:2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创11:3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创11:4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创11:5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创11:6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创11:7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创11:8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创11:9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正是基于巴别塔的逻辑，西方人早应看到一个无法被重复的“巨大”的逻辑。企业如此，国家如此，次贷危机所依托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虚拟经济总量亦是如此。

　　制度经济学早已预言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即使上帝没有搅乱人与人之间的语言，现代经济学视域下的一般均衡条件也很难扩展到无限大的一般均衡市场。而希腊债务危机出现，是否恰是上帝巴别塔故事的一种真实映射。

　　2、小的是美好的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命题的陈述只是重复一个我们早已知晓的公理性的命题，那就是劳动是所有社会价值的源泉，如果丧失了这种源泉，我们的社会将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对劳动的不尊重，将会比市场本身的终结更可怕。而《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则在另一个侧面重复了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道理，正如每个中国人都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

　　E.F.舒马赫(1911-1977)，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曾与凯恩斯和J.K.加尔布雷思共事。他出任过英国驻德管制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在1950至1970年间担任英国国家煤炭局的局长，也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技术概念的原创者，曾担任斯科特·巴德公司的总裁。

　　《小的是美好的》这个标题被舒马赫写成一本专著，并于2007年由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引入中国。豆瓣网书评如此评价：“这是一本将人放在重要位置的经济学论述，一本直指心灵、抱持希望，并对未来彻悟的书。出版以来不但是畅销书，而且是世界经济学最具启发性和颠覆性的论述，其二十年前的论点，在今日看来仍切中时弊，历久弥新。在作者眼中，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经济结构，不外乎个人追求利润及进步，从而使人日益专业化，使机构成为庞然大物，带来经济的无效率、环境的污染、非人性的工作环境。”

　　其实，对于这种对小的关怀并不局限于舒马赫，欧元之父蒙代尔·弗莱明在谈到最优货币区问题的时候也提及了类似的观点。在蒙代尔看来，理想的货币区是封闭的，根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在国内充分流动，而在国际间不流动的假设，那么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就可以有效地运转，但要素流动的区域往往和国界不重叠。因此“最优”是指货币区成员间要素是完全流动的，而货币区成员国和货币区以外的国家不发生经济联系，货币区是封闭的。蒙代尔认为要素充分流动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对货币区结构失衡进行有效的调节。

　　显然，对于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而言，追求最有效的社会科学效果意味着主体视域的当前集中。因此尽可能缩小经济活动的影响范围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策略。尽管如此，社会化却具有对更多社会资源进行整合的诉求。如何平衡核心价值目标与社会化目标之间的平衡理应是一种更优先被考虑的社会问题。而传统经济学对于当前问题的分析显然过于自由，从而错失用最合理方法解释最优先问题的机会。大萧条时如是，次贷危机也如是。

　　站在希腊债务危机的角度，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在经济调控中所做的选择就不是最好的。曾经在1992年欧盟成立前夕，英国因为英镑危机就对德国提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出让步的请求，但是当时的德国因为两德统一，所以拒绝了对英国方面的利率支持，该选择直接导致国际游资冲击下的英国退出马斯特里赫条约。同样在次贷危机中，希腊、西班牙等国也不止一次向德国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让步的请求，但是这些诉求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

　　站在欧盟角度，德国的选择显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德国的角度来审视这场由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灾难，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维持大的货币区域所要支付的成本远比想象中困难，如果不得不对未来做出选择，那么在经济海啸中，首先做好自己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

　　于是我们会发现，目前作为欧盟发展动力和核心的德国经济，全靠制造业在独力支撑，而那个制造业对立面的危机主体，却是全球视域下的虚拟经济总量。在同哥利亚做抗争时，如果我们没有大卫的运气与实力，那么稍作等待未必是一种不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欧盟对于独立支撑的苦衷，更看到一个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市场是否存在逆向收缩的可能及最有效的边界。

　　(四)小结：代币经济学与白条经济

　　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充溢着各种复杂性，其中主体视角矛盾是这些矛盾中最为突出的。为了解决这种主体视域的经济矛盾，经济学家可以突破传统经济体系的局限，使用一种被称为代币经济学的经济工具。

　　代币经济是指，鉴于社会经济主体的多元复杂性，个别社会经济领域无法产生与其他经济领域有效的价值排序和连通，但其内部依然存在有效价值排序，则当事主体有权力建立起一种独立的代币排序，以使现代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加诸于全经济领域，使得社会价值得到当前主体视域的最优化配置。

　　代币视域意味着更多的方法可供选择。而每种方法背后则是因主体而异所产生的价值诉求和方法论之争。我们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多元主体共生性，也就意味着多元代币排序与一般均衡关系的对立统一矛盾。“土方法可以解决洋问题”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现象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然而不变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均存在一个公认的主体，在当前主体视域下，当前方法的最有效区域总是集中在核心部分。一旦方法论之争出现，比较核心区域的最核心诉求，往往是达成共识的关键。

　　举例来说，经济史上的“共同海损”就是最典型的代币排序。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在海上遭遇突然风暴来袭，为了保证航行安全和大多数货币的顺利抵达，船长在不知道货物价值的情况下，可以酌情按重量排序选择丢弃货物的顺序。这种临时建立起来的排序表明，陆地上的价值稀缺被海运中的运力稀缺主体条件所取代，不同主体对于同类事物产生了不同判断，但在海难来临，外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僵化遵循传统单一主体价值排序的做法只能给当事者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也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说，当事主体不可以僵化的执行权威命令，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而这也是马列主义辩证法思维在价值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所以代币思想的精髓不在于割裂，而在于辩证和换位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易”变的思想，也与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理学思想不谋而合。

　　理解了代币思想就不难理解一个概念“白条经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票据，站在企业外部视角，就可以被视为一张张附带信用的白条。如果我们推而广之，站在希腊外部，希腊人所使用的希腊货币就是一张张看不清关系的白条，站在美国的视域下，中国人与中国企业所使用的都是一张张被标注为人民币的白条，朝鲜元和越南盾在这种视角下也是一种白条。只要我们不与其他经济体产生联系，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货币和任何有限范围内使用的债券就都体现为一种白条的形态。

　　而国际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其实正是一个跨越国与国边界，全球经济体共同使用的可支付货币的集合，如果站在一个从来不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桃花源式的国家的视角下，那些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通用的记账货币岂不也是一张张的白条。

　　所以白条经济的提法，实际上表明两个问题：

　　第一、作为授信主体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经济体都具备授信的权力，只是这种权力影响范围大小有所区别。

　　第二、作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构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看起来并没有理论本身所体现的那么遥远。

　　基于上面两个问题的发现，我们其实就可以展开对于911事件后，美国危机价值传导谜题的解谜之旅。

　　二、现代经济因素的一般均衡锁定

　　一般均衡概念对于二十世纪经济学观念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概念最有效的时期，它对于经济学观念而言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二十世纪自由市场观念的通行与经济信念的推广都与这个名为一般均衡的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个创生自瓦尔拉斯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化身。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经济学革命开始，这个昔日经济学世界的统治者逐渐丧失了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我们发现一些经济因素可以构成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的维度，在一般均衡市场观念触及这些经济维度时，一般均衡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从而站在真实经济世界全景视角下，昔日被一般均衡理论所统治的整体经济世界，将可以被割裂成为一个个局部的小区域。正如小的是美好的，至少在退回到经济主体所在的核心区域时，一般均衡理论依然可以有效的指导我们的经济生活。

　　如何寻找这种影响一般均衡和真实市场关系的维度时，我们首先要对一般均衡进行一种定义。

　　(一)里昂惕夫与二十世纪经济共识

　　历史上存在两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PS和SNA。

　　SNA(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即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是从国民收入统计发展而来的。是目前国际上通行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凯恩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创立的国民收入理论和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使国民收入统计得到迅速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各国加强了经济管理职能，对经济生活进一步加强干预，逐步形成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1953年、1968年和1993年，联合国先后三次公布了SNA体系，并向市场经济国家推荐使用，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用SNA体系进行核算。

　　MPS(System of Materal Product Balance/MPS)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是为适应对国民经济进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需要，由前苏联首先建立起来的，以后逐渐为东欧各国、古巴、蒙古等国采用。其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为主线来核算物质产品再生产过程，核算范围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货物运输及邮电业、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核算方法主要采用平衡法，由一系列平衡表所组成。从MPS诞生时点起，因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矛盾，一直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推广，直到1971年，联合国统计处出版了名为《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后，才承认了这套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只限于物质产品，故又称《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

　　尽管如此，MPS的平衡表又可以视作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技术的理论前身。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技术，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更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知“一般均衡理论”的等价条件，这一点由里昂惕夫本人在他的著作中多次确认。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技术等价于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

　　让我们从一个逆向思维的视角来观察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技术。如果作为一般均衡化身的投入产出技术对于真实市场的契合是完美无缺的，那么至少在三重维度上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将一般均衡概念进行展开：

　　维度一、时间维度。

　　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编制始自1973年，1987年开始有规律的每隔五年编制投入产出表。所以每个尾数为2(7)的年份，均会有一张全国性的投入产出表问世。为了保证投入产出表的有效性，同时在尾数为0(5)的年份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这种制度使得投入产出表及其延长表的编制密度可达两年一次。尽管如此，每一次更新投入产出表均会与上一表产生较多的数据更新，这使得连续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工作变得格外有“意义”。

　　针对某一区域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一直是理论上的一个难点问题。动态模型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来说，远较静态模型复杂，目前仍然处于讨论和试用阶段。两个国家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往往通过这两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模型结构系数矩阵表现出来。而在长期里，上述这些因素的变化均有可能对于模型本身产生影响。

　　所以一个区域稳定的投入产出表编制必须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如区域内的时间范围固定不变;部门没有过剩生产能力;不存在新增生产能力等。时间维度上的管理、技术进步和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等都成为制约投入产出技术实现的不确定环节。

　　问题分析：

　　对一般均衡矛盾的分析远较劳动价值为复杂，尽管如此，在解析全球价值传导内生矛盾的过程中，这种深入理论层面的探讨是无可规避的。

　　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前，古典时代技术进步相较现代社会更缓慢，而资源又相对丰腴于固有产业结构。在这样的条件下，区域性投入产出结构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而在现代社会，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下这种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所能维持的时间却会越来越短暂。不仅是技术进步因素带来了传统投入产出矩阵的瓦解，更在于消费主体在相对产出发生变化之后，其消费和生产模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对结构性因素产生影响的不仅是产能，信息技术和物流管理手段的进步，更先进的通讯设备及运载工具的使用，都会改变当前社会投入产出矩阵。体现在投入产出表中，就是数据更新及变化的加剧。其反应的恰是这种现代经济的具体情况。而时间维度的复杂化，则反应了现代主体矛盾对于一般均衡命题的不利影响。

　　维度二、空间维度。

　　习惯编制投入产出表的经济学工作者会面临另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平衡地区间投入产出因素的差异。在涉及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编制问题上，存在两种技术即IRIO模型(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和MRIO模型(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IRIO模型最早由Isard(1951)提出，因此也成为Isard模型，该模型要求把所有产业按区域进行划分，不仅要编制各地区内的流量矩阵，还要对各地区产品对其他地区的流向进行调查，即要编制分地区、分部门的地区间产品流量矩阵，是一个流入非竞争模型，对基础数据的需求量非常大，编制比较困难。MRIO模型由Chenery(1953)和Moses(1955)先后独立提出，所以也叫Chenery-Moses方法，其包括重力模型、行系数模型、列系数模型等，而MRIO的特点是较IRIO模型要求的数据要少。

　　问题分析：

　　稳定与改变是相对的，同样的区位矛盾不仅服从于行政规划，更多则是固有资源禀赋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

　　如果用一种逆向思维来解构上述问题，其实说明，如果我们可以抽离出一种区域结构的稳定内核，就可以用同样方法反过来对区域因素进行重新界定。换言之，区域时间范围不变的前提下，稳定的投入产出结构意味着一般均衡理论当前区域内有效，而有待修正的投入产出结构则意味着一般均衡理论当前区域内失效的后果。学者可以将跨区域投入产出作为区域相似性的聚类指标，相似的投入产出结构也必然意味着可归并的区位因素。

　　类似传统投入产出模型的跨区计算的复杂性，也可以成为检验一般均衡有效的一种标尺。而这既是对前人工作的一种延续，也揭示了一般均衡关系的理论视域盲区。

　　维度三、技术维度。

　　对技术进步等复杂因素的分析需要用到结构分解分析(structru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结构分解分析的起源可追溯至投入产出技术的创始人里昂惕夫(1941,1953)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作。Chenery等(1962)、Chenery和Syrquin(1975)的工作奠定了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的一般方法的基础。

　　结构分解分析技术至少有三个优点：其一、它克服了经典投入产出技术的静态特征，具备了变系数甚至动态投入产出技术的特点，可以检验长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其二、它比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更便于应用，分析类似的问题，计量经济方法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数据，而它只需要两个年度的投入产出表。其三、由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特点，使之相对于其他方法更便于考察部门之间的联系。

　　问题分析：

　　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一般均衡关系的影响可以视为表象，伴随数学工具的进步，对历史数据的因素分解总可以实现。但技术维度的盲视却是一般均衡价值命题的致命伤。

　　美国选战的勤劳与懒惰命题与里昂惕夫反论旨在说明，想当然的区域技术结构并不能真正解决国别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失效矛盾。强行将多个区域进行归并，并得出某种结构性的论断不是做不到，但却很显然会让学者们迷失于价值计算本身。

　　所以无论是多么精准的计算，都无法取代真实市场环境的个别情况。而后者显然是理论流派所不愿涉足的。

　　通过对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技术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时间、空间与技术)三重与一般均衡有关的市场维度。在这三重维度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一般均衡视域的经济均衡其计算成本与模型维护成本极高，由是只在这三重维度稳定的前提下，区域性的一般均衡市场才得以稳定出现。而我们则可以依托全球市场，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技术进步维度趋同的区域划分为有效的一般均衡市场区域。这种观念显然颠覆了传统自由市场观念对于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假设，但却更符合代币经济观念和真实经济生活的特点。

　　三重维度的计算矛盾旨在说明一个浅显易懂的问题：一般均衡关系与全局性经济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具体到何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在当前分析中并不重要。一般均衡矛盾的对立面是古典价值理论的公允性命题。倘若我们不能对两个割裂区域的资源配置实现里昂惕夫矩阵意义下的均衡，区域间经济体的价值矛盾由是产生。奢谈不同区域使用同一种价值排序的可能就微乎其微。而在更不精确的国别间价值流转过程中，丧失一般均衡保护的价值命题显然问题多多。我们所要寻找到的只是那个潜藏在显而易见价值悖论中间充当磨合剂的“伪等价命题”，而这一切的矛盾都将指向911后，借助次级贷款逃逸的美国经济衰退问题的本体。

　　(二)一般均衡的实体矛盾三重

　　借助特定的经济变量，我们可以建立起割裂全球经济环境的一般均衡边界维度。但即使在一个看似稳定的微观一般均衡市场上，一些微妙的经济因素依然可以对市场上的一般均衡稳定格局产生冲击。这种矛盾仿佛哈耶克先生谈到的科学知识与特定时间地点的专门知识的区别。尽管在存在形态上，这些矛盾与上述三重维度极为相似，但是在影响力上，这些冲击就只影响到当前微观市场关系内部。

　　1、信息不完全

　　信息不完全是一般均衡固有的“天敌”之一。现代经济学鼓励信息透明公开，倡导市场自由竞争，这种做法其实在说明信息这一要素对平静的一般均衡市场状态的破坏。

　　市场经济发展了几百年，都是处于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之下，当人们没有发现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时候，比如亚当·斯密的时代，市场并没有显示出多么的缺陷，斯密甚至把“看不见的手”推崇备至，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学者都宣扬市场的自由调节，反对对市场的干预。

　　信息经济学的加入打破了自由市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假设，一夜之间，到处都是“柠檬”，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学者因而获得了1996年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詹姆士·莫里斯和威廉姆·维克瑞，2001年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都因为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经济学的价值在于揭示信息和资本、土地一样，是一种需要进行经济核算的生产要素。

　　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已经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即被组织起来的知识由专家所掌握，在理论和书籍中可以得到;一类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为处于当时和当地的人所拥有。这两类信息经常地被搞混，有时拿经济理论作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用，有时拿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作经济理论用，错误地配置了社会的资源以至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在经济管理中，这种重要的信息很容易被管理者轻视以至于造成损失或者增加了交易成本。虽然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统计数字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法则”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

　　斯宾塞-莫里斯条件对不同种类信息的混淆。迈克尔·斯宾塞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传递问题，提出了斯宾塞-莫里斯条件，将人的能力和学历挂钩，得出结论：学历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能力。他认为某个具有较强能力的个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学历证书，而能力低的人获得学历证书的成本比较高。但是，按照哈耶克对信息的分类，教育所提供的信息是科学知识，是经过总结的信息，而实际工作中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特定时间和地点信息的把握及处理能力。把对教育信息的掌握能力与对特定时点的信息的把握能力相混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

　　2、技术折旧

　　经济思想史上，技术因素对于一般均衡的冲击较信息因素为晚，但其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当一般均衡市场不可避免的引入技术进步因素时，作为维度的技术进步会在资本累积与再生产层面作用于一般均衡市场，但是作为微观层面的技术冲击，却更多体现在一种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概念上。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而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中的一对突出矛盾。

　　中国的郑百文案就是“创造性破坏”概念最好的实体经济注释。郑百文家电公司曾与四川长虹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的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即：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

　　这种模式1996年起步后业务量一路攀升，然而事实很快表明，这种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制约关系的银企合作，很容易成为空手道。首先是长虹在激烈的家电竞争中率先采用新技术并利用新销售渠道来搁置成本较高的旧有销售渠道;紧接着，因为新彩电的竞争，郑百文彩电滞销;原来百货公司渠道拖欠银行的承兑汇票就无法还款。由是这种建立在旧有彩电生产技术基础之上的三角贸易结构瓦解，建设银行和郑州百文家电公司就成了事件的受害者。

　　美国的新经济是创造性破坏的一种反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经济危机光临时期。从创造性破坏角度，美国似乎不再需要破坏传统经济结构，就可以实现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增长。如果这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的话，那么美国经济显然会重燃传统经济领域对一般均衡状态的信念。

　　从代币经济学出发，经济危机更多体现为一种道德危机。是当事经济主体在预估到市场可能空间缩小后，紧急挤占市场通道所形成的有用价值浪费的现象。经济失败的可能在每一个经济时期都会发生，而如果站在主体的视域，就会发现实际上，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经济时期，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创造性的破坏结果。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产能的衰退体现为一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的市场淘汰后果。

　　2001年911后，高科技企业带来的美国新经济即宣告破产。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不能灭失“创造性的破坏”发生的可能。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群体受众特点，每一次产业变革都意味着前期投入后期直接摊薄成本的全新产业特征。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结构破坏依然会在经济社会中出现，只是当经济结构被迫转型时，因为前期固定成本摊薄所带来的现代经济社会的损失已经微乎其微。

　　3、商品生命周期

　　代币经济学命题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命题。但是与政治经济学相似的，这种追索经济学边界的经济学方法依然服从于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指导。类似政治经济学方法，代币经济学也要从商品与商品的基本社会属性来出发讨论价值命题，由是古老的《蜜蜂的寓言》和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正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遥空对决。

　　对于商品价值命题的讨论可以从一个公认的微观经济学工具展开，这个微观经济学工具就是著名的恩格尔曲线。

　　恩格尔曲线反映的是所购买的一种商品的均衡数量与消费者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条表示在不同所得水准下，对于某一商品需求量之关系的曲线。它是以19世纪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恩格尔曲线可以用收入弹性等多种因素来表示。

　　图一：恩格尔曲线的生成路径

　　图一是恩格尔曲线的推导过程，图中有一组无差异曲线，代表消费者对商品X及Y的偏好，而I1、I2、I3三条平行线称为「预算线( Budget Line)」，三线斜率相同表示两种商品价格不变，而离原点愈远的预算线，表示预算(在此也同样是指所得)金额愈多。图中的A、B、C三点表示不同的预算线可以达到不同的偏好组合，将这三个点连起来的线，即称为所得消费曲线( Income Consumption Curve ，简写为ICC )。

　　将横轴X商品的消费量X1、X2、X3延伸到下图的横轴，而下图的纵轴以预算线的I1、I2、I3所得水准标示，在I1的所得水准下，消费X1数量的的X商品，而在I2 所得下消费X2数量的X商品，....。将A' B' C' 各点连接起来，就是X商品的恩格尔曲线。在此我们为了说明起见，所以在导出恩格尔曲线的过程中，将所得置于纵轴，而将商品需求量置于横轴，但是一般习惯的用法刚好相反，所得在横轴，而商品需求量在纵轴。

　　基于上面的作图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三种对商品存在不同偏好的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

　　图二：恩格尔曲线的三种情况

　　(a)表明商品X的购买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购买量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于收入的增加速度，这时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但大于0。一般生活必需品都属于此类。

　　(b)图中的恩格尔曲线陡峭地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表示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后者的增加速度大于前者增加的速度，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一般奢侈品或劳务都属于此类。

　　(c)图反映的是恩格尔曲线的特殊形态，也是著名的分析工具，图中的恩格尔曲线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斜率为负，反映的是收入弹性为负的低档消费品的情况。该曲线的形状揭示了“恩格尔定律”的主要内容。

　　我们是否可以将类似(a)正常品，(b)奢侈品和(c)吉芬商品这三种商品消费模式统一在同一个恩格尔曲线之下呢?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实际上我们却可以利用相对收入观念将这三条曲线统一起来。如图三所示：

　　图三：恩格尔曲线的全消费模式

　　图三是结合图二中的a、b、c三个图示所形成的全新恩格尔曲线。图中纵坐标并非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种相对收入。而横轴也不是代表某一特定消费品，而是一种消费品类别。

　　我们组合成了如图三所示的这种“?”型的终极商品消费模式。与惯常人们思维模式不同，在图三中：高档品消费的恩格尔曲线(b)反而居于整条消费曲线的最低阶段，这是因为从相对收入角度来看，所谓高档品正是一种商品相对于收入水品比重较大。而正常品(a)则位于(b)高档品之上，说明一旦相对收入水平提高，则原来被视为高档品的商品就变成了普通商品。伴随收入水平继续提高，则消费品进入到最高的(c)商品阶段，意味着收入水平高到无需囤积某种特定消费品，只要按需购买即可。对于一个较高收入水平的人群而言，伴随相对收入水平的增加，最初视为珍品的商品会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变成正常品，并最终成为劣等品和吉芬商品。由是我们拥有了一条恩格尔曲线的全消费模式图像。

　　理解恩格尔曲线的全消费模式图像需要我们站在代币经济的主体视域下重新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我提出两个有用的学术工具供大家使用。

　　工具一、相对收入高度线。此为Y坐标轴，表明：人的主体对于商品的消费高度。通常情况下，只有我们的相对收入水平较低时，一种价值给定的商品相当于一种高档商品。面对高档品，随着收入增加我们对当前商品的消费动力保持不变。这实际上就体现为图b中的消费特点。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成为相对过剩产品的危险。当然这种危险就体现在图三种绿色区域的劣等品图像特征。这一特征被称为商品的过剩和吉芬化。相对而言是图c所表示的空间。而在高档品与吉芬化商品之间，商品相对富裕，于是其消费模式体现出正常品的特征，也就是图a所示。

　　传统经济学观念并不关心经济理论的主体，所以也就很难站在一种社会历史唯物观的视域下观察到这种类“?”号型的消费特点。

　　工具二、零替代弹性消费聚类。此为X坐标轴，表明：在横坐标上消费者消费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商品，而是某一类商品。我们用零替代弹性消费聚类来表示。比如对于以食品消费为目标的消费者诉求，铁锹与面包处于零替代弹性阶段。铁锹不可能针对食品替代面包的价值。而铁锅似乎可以与面包产生替代关系。但是单独出现铁锅却不可能与面包之类的食品产生替代。所以一个零替代弹性的补集即为某种特定消费者消费区间。这样定义的商品可以以聚类方式出现，从而有利于现代经济学家研究问题。

　　历史总是在相似与重复中展现自己的魅力，家庭有富裕和贫穷之别，而国家也有富裕和贫穷的区别，然而站在不同的国家区域内，一个贫穷国家的富裕人口与一个国家的贫穷家庭所感受到的消费模式是相同的么?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这两类人口的收入也许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又是如何定义富裕与贫穷呢?站在主体视域，我们不难理解所谓的富裕并不一定代表消费奢侈，而只代表一种对于特定消费品和消费门类的相对满足感。一个哲学家可能感到生活很满足，其过着衣食充裕生活安泰的日子，其消费欲望可以得到即时满足。这种生活在任何一个种族和社会中看起来都是富裕的，但是如果从绝对收入角度来看，一些过着奢华生活的富家子弟却可能认为哲学家过得过于清贫。所以清贫与否取决于一种哲学态度，是一种主观印象。

　　基于上面的认知，我们发现将绝大多数商品视为奢侈品的生活状态往往意味着较低的收入水平，所以当我们以某一零替代弹性消费品为目标，那么视这些消费品为高档品时，当前主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其对消费品的态度有类于看待奢侈品的态度。当当前主体收入水平提高或视当前零替代弹性消费品为正常品时，显然当前主体的收入水平就比前者要高。其实并非是收入水平上升，而是消费层次上升。而当当前主体的收入水平再度增加，获取当前零替代弹性商品集合更容易时，则消费主体有很大可能会放弃储蓄消费品的习惯，这样消费品将会伴随收入提高而具有吉芬化的特点。以上就是“?”型消费模式产生的由来。

　　对于“?”型的恩格尔主体消费曲线，其实并非是我的独创，更早一些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就提到一种可以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极大丰富的商品消费状态。二十世纪主流经济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最大分歧就是，我们能否站在这种宏观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看到类似 “?”型的全消费结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图四：

　　图四：相对价值迷失

　　古典经济学家毫无疑问是否认商品存在吉芬化和最终“?”型消费终极形态产生的。作为经济学第一原动力的稀缺性，才是商品价值的最终归属。从而站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域，所谓高档品就一直意味着一种高档品，它的终极形态正如图四中被标注为“相对价值迷失”的那个小方块。价值不会因为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境界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倒退，而这种认知则形成两类现代消费模式的对立。譬如有一些成瘾性的消费习惯，会让消费者迷失于消费的某一阶段，即在高档消费品消费的后期，这些主体错误的认为商品的价值将会永恒存在，于是其对消费品的消费将会一直维持一种水平的渐近线，直到滋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贪腐者，对于商品和货币的诉求是无限无度的。但是很显然，这种无度本身只是因为当事者没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到类似“?”型消费模式产生的必然。从而在过程中迷失于价值，无法对更进一步的社会化大生产做出进一步的贡献。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这一矛盾归结为异化命题，并认为，消费者的这种异化状态正是市场扭曲资源配置的本质。

　　我们对于商品结构的探讨并不止于上述条件，但是对于一般均衡价值空间的挑战只要这些矛盾即可完成。

　　(三)全经济视域虚拟价值守恒悖论探讨

　　我们的世界或宇宙是否符合绝对守恒规律的作用。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物理学的微观粒子相互作用力后，大胆的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从经济学角度来借鉴物理学家的研究视域，我们发现在经济学领域依然存在着局部守恒，然而全局失衡的经济现象。

　　1、虚拟价值的宏观视域矛盾

　　熟悉宏观经济观念的学者对于下面的公式一定不会陌生：GDP=C+I+G+NX=C+I+G+X-M，这个公式最早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提出，并且对于解释二十世纪宏观经济生活作用极大。该公式中的C表示消费，I表示企业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性支出，而NX则代表净出口，相应的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我们知道(C+I+G)为国内经济中不与外部经济产生交往的经济部分，而X为出口，M为进口。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全球经济为研究目标，将全球各国宏观经济总量进行归并则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设全球有n个国家和地区。则在总量上必有全球进口等于全球出口：ΣX=ΣM。于是对于全球经济总量而言，其全部商品需求总量应为ΣGDP=ΣC+ΣI+ΣG。也就是说，在以全球为视域的宏观总量上，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总量应该等于各国国内宏观均衡所需要的总货币量。

　　上面的结论尽管看起来很简单，但其背后的价值内涵却极为深刻。不难理解，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各国都有纸币这种信用货币的发行，在各国发行纸币的同时，每个独立封闭区域内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在国内宏观经济区域内保持稳定。然而如果ΣX=ΣM，就说明当期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出口与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进口两两相抵消。而我们知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存在于非货币发行国银行体系中的欧洲美元，在很多国家都具有和主权国家货币等同和类似的货币职能。这样，这些散落于全球的欧洲美元，一旦记入世界各国货币体系，则必然会出现全球范围内，因为记账货币泛滥所引发的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压力。

　　当我们寻找次级贷款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导机制时，上面谈到的全球货币通胀压力现象不容忽略。事实上，从价值守恒角度出发，如果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一种美元价值的保值机制，那么在另一方面就必然会有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因为入超而发生贬值。

　　2、货币流转速度极限价值悖论

　　其实早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MV=PT。该式也可以表示成P=MV/T。在方程式中，V即为货币流转速度。T则是市场上的商品交易数量，而P为价格水平，M为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

　　货币经济学中，费雪方程式用以计量市场上的货币需要量。在四个变量中，P为价格水平，T为市场上的交易数量，这两个变量的乘积表明实体经济的总的价值创造。而M则代表由中央银行所掌控的货币发行总量。从2008年次贷危机开始，全球经济发生了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到这种衰退的成因是由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滥用的后果，但是很少有学者从货币方程式角度对这种滥用加以解读。事实上，我们知道同一种金融工具，在没有接触到实体价值创造之前，均以虚拟经济的形态存在。无论其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了多久，也不论其经历过多少次周转，其基本存在形态都是虚拟的。这种虚拟如果用费雪交易方程式来解读，就是V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

　　透过费雪交易方程式，不难看到，在影响一国市场货币均衡的诸多条件中，V作为货币流转速度，与市场上的金融创新行为密切相关。类似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行为，其实质是加快了市场上的货币周转速率，从而在金融衍生品加入市场的那一刻起，处于虚拟经济状态的货币周转就可以增加市场上MV阶段的实质货币供给数量。而每一次虚拟经济的价值流转，都需要实体经济多倍乃至数十倍的努力，才可以通过实体价值创造来弥补。

　　如果我们将经济危机视为一种市场价值的实现通道的挤占后果，那就不难理解本世纪金融危机层出不穷的理论根源。在金融创造多倍的价值实现之后，金融虚拟资本唯一要争夺的是实体经济层面的价值实现通道。

　　(四)现象与小结

　　我相信能把我的文章一气呵成读到现在的读者，均为经过严格经济训练并且有良好学术修养的经济学达人。尽管如此，因为我的论证逻辑与惯常的经济学论证视角有所差异，所以在略显冗长的论证过程中间，稍事休整并归纳已有论证成果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如前我们的论证是把次级贷款危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不符合经济常识的现象进行罗列。尽管这种罗列看起来天马行空，但如果站在代币经济学视域，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论证背后包含的匠心逻辑。

　　理解次贷危机是一种错误，这并不困难;建立起理论学说去解释他，这也不困难。经济学理论界从来都不匮乏于经济学解释，然而当我们试图证明经济学理论自身与次贷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却会遭遇困境。当一种用来解释现象的理论，成为现象产生的根源时，用理论本身对理论的反身证明就成了我们最大的难题。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试图用大综合的方法将经济学领域内的合理性一网打尽，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给予了它致命的一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试图用产业化经济目标去整合资源，大萧条的残酷现实给予了他致命的一击。凯恩斯宏观经济尝试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不去纠结价值体系本源的矛盾，而这也正是次贷危机得以潜藏做大的根源所在。

　　前面的论证看似星罗般凌乱无序，但这只是站在已有经济理论论证逻辑主体的视域下的结论。站在更宏观的代币经济视域，我们却会发现，看似随心的点状陈述，却是锁定并最终擒获次贷危机内在价值逻辑的一条捷径。

　　希腊债务危机的笑话，让我们发现主权国家债务危机背后的价值悖论，选战话题进一步明确这一悖论的本质，而马克思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断，与其说是一种公理，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信条。正如西方人所崇信的《圣经》中也有类似巴别塔这样的论证逻辑。

　　希腊两难选择的背后，自然而然的凸显出了我们主要理论工具“代币经济学”的经济意义。然而，并不是所有市场参与主体都喜欢代币选择。正如代币经济与白条经济的思考，我们发现现代代币视域引领的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方式与斯密理性逻辑之间的方法论对撞。

　　里昂惕夫与一般均衡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观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公理的再现。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技术维度的矛盾，如阡陌般将主流经济体系与宏观经济世界绑定在一起。正如小的是美好的逻辑，我们看到世界与经济学观念之间犹如井田般整齐的稳定存在于一个个割裂的狭小领域之中，而其后实体三重矛盾，则如同重锤一般击打在这些完全符合微观一般均衡影响的井田样的狭小领域上。

　　我们的目标是锁定次级贷款危机所在的本体，而这个本体如果仅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出发，甚至仅从虚拟经济或实体经济角度出发都很难得到最完整的形态。

　　里昂惕夫与一般均衡的关系则是锁定次贷危机实体关联的关键。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联动逻辑关系：

　　一般均衡关系表明，资源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达到均衡配置。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技术在全球经济领域内的展开困境说明，一般均衡关系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整体架构。既然整体上很难建构一种全局性的一般均衡市场结构，那么奢谈用一种统一货币来配置全球资源的想法就是天真的，由是各国均有建立各自独立中央银行的诉求。

　　如果区域间的价值无法跨越区域进行横向资源整合，那么让我们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以购买力平价为汇率决定基础的全球金融市场是一个近乎整体的完美市场。这个市场在24小时内不间断的有资源进出，这种进出使得全球国际金融市场看起来更像一个宛如平面般的均衡状态。可以说这样一种国际金融市场更符合经济学家笔下的完美的一般均衡状态。但不幸的是，越是这样完美的国际金融市场现状，其与上面那种不得不被割裂的实体经济市场之间的差异就越明显。

　　如果两种市场都代表了一种价值的基本认知环境，那么必然会有一个市场是虚假的。那么究竟是我们身边的凸凹不平的只能缩小到一定范围内才可以稳定出现的一般均衡市场是真实的，还是那个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国际货币市场是真实的?

　　如上论证，看似只对主流经济观念展开了批判，与次级贷款危机毫无关联，但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此时次级贷款危机的规范性存在基础早已消耗殆尽。如下，只要将问题的分析引入次级贷款潜藏的国际金融领域，就会轻易猎获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性矛盾。

　　三、基于代币视域的汇率决定

　　等价与公允似乎是经济学建立的基石，然而这种基石的存在基础却并不能推广至全经济领域。站在全球经济视域下，如果强行用一种全球公认的等价来弥合不等价的实体经济现状，那就必然意味着一种价值的转移和让予。在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交往过程中，是什么因素掩盖了长期存在的市场不公平结果，又是什么因素将市场中的价值从一个主体转移向另一个主体?

　　每一个中央银行体系都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最核心的金融利益，这种金融利益的稳定存在对于我们的世界而言是一种福祉，因为至少在一个中央银行体系之下，一些局部经济失调得到了有效隔离。但是另一方面，在国别区域价值流转方面，这些割裂的中央银行体系中的一些却不得不为另一些承担铸币层面的价值成本。

　　(一)剪刀差与利率不敏感部门

　　什么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具有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发布权力。然而站在代币经济视域下，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并非只与一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从区域经济平衡角度，区域内的货币供给量存在着价值流转层面的内生货币供给约束条件。

　　早于中国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上面的文字说明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在财富获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价值剪刀差。

　　何谓剪刀差?农业部门因为生产周期与自然周期相联系，所以其资金周转极为稳定。而工业部门的生产，尽管单位生产周期耗费的一般社会劳动与农业生产无异，但却可以更灵活的安排生产周期。这样周而复始，工业部门的资金周转速度快于农业部类，于是出现了工农业的剪刀差。

　　商业部门独立于传统工业部门，其资金周转只与销售渠道的售卖效率相关，所以其效率更快于工业部门。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在于，商业部门脱离了实体经济生产环节的约束，从而比之与自然周期相联系的农业部门和与技术环节相联系的工业部门都要灵活机动。

　　剪刀差概念的出现，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中的天然弱势群体环节。这些弱势群体是周期性经济生产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环节。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这些弱势产业部门的产生呢?

　　魏克赛尔曾经指出，经济部门中存在利率敏感部门和利率不敏感部门。通常情况下，那些生产周期较长，资金周转不灵活的部门就是利率不敏感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压力往往会被利率不敏感部门所承接，而利率敏感部门则由于生产周期灵活和与虚拟经济天然的亲和力，从而通过金融市场的操作等手段，及早的离开即将产生亏损的经济部类。

　　而在垂直分工的国际体系之下，一些国家天然承接了全球分工中的农业部类的价值创造，而另一些国家则成为金融中心，这样在国别经济体的价值竞争中，往往也存在由于剪刀差带来的国别经济体价值差异。

　　(二)铸币税、授信与中央银行内生边界

　　我们由是可以质疑一个问题，既然经济体之间存在价值上的剪刀差，为什么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的发行货币而不受任何约束?

　　尽管中国地区是第一个使用纸币交子的国家，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发行的国家是法皇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这个创造信用货币的天才名叫约翰·罗。约翰·罗为了帮助法皇解决财政赤字，谎称法国在美洲大陆密西西比的殖民地具有丰富的物产，从而基于这种丰富物产的借口，约翰·罗将法国货币利弗尔与法国印度公司的股票相挂钩，并制造纸币相对黄金升值的假象。在约翰·罗的影响下，法皇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填补了巨额财政赤字的亏空。然而好景不长的是，约翰·罗的密西西比谎言很快就被公众揭穿，所以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场源自谎言的货币发行即以泡沫破裂告终。

　　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是如此评价约翰·罗的：“这个不平凡的计划是以下列两个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的富裕在于货币;货币的价值可由人们的同意加以决定。按照这两个原则，他认为如果能够把货币的概念和纸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很容易促进国家的富裕，而且能够使政府实现货币所能产生的任何成就。罗氏的计划绝不是卑鄙龌龊的计划，他的确相信他的计划，他自己受自己的骗。”

　　事实上，约翰·罗的做法只是把铸币税简化的一种做法。每个主权国家都会发行货币，而每个发行货币的国家都会获得铸币税，只是这种发行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铸币税英文为Seigniorage，是从法语Seigneur演变而来。也有称其为铸币利差，货币税的。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铸造货币的实际成本与货币表面价值之差归铸币者所有的收入。铸币者取得的该项收入被称为“铸币税”。在纸币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取得全部收入。它的价值计算公式是：S=(Mt+1-Mt)/Pt式中，S为铸币税;Mt+1为t+1期的货币发行量;Mt为t期的货币发行量;Pt为t期的价格水平。

　　通常学者思考铸币税影响的时候，只把它当作一种通货膨胀因素。在通货膨胀的市场预期下，处于不同利率敏感程度的市场参与主体，将会因为新加入货币而产生财富的转移。如果市场上所有产业的利率敏感度趋同，则增发的货币只会以货币中性为条件作用于市场参与主体，这个条件是古典经济学家首先证明的。

　　上面思考的基础是把中央银行作为完全市场无关的外生经济变量来考察的。考虑到中央银行也可能作为一个与市场参与主体同等的经济存在加入市场竞争之中，则铸币税的影响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当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财富以当前国家的信用纸币进行标价时，纸币行使的是基本货币职能。此时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权增发一倍的货币，在货币发行的时点，中央银行所持有的货币和当前市场上所有其他市场参与主体所拥有的财富是等值的。一旦货币被投放进市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原先的货币价值将会贬值50%。这是货币中性条件。我们之所以信任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就在于事实上看不到中央银行会因为持有货币的需要而从货币发行行为中牟利。这种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则是中央银行保持货币发行持久有效能力的关键。

　　历史上，金本位时期的货币因为贵金属采掘技术的限制，所以很难陷入滥发的境地，金本位时期的金融危机多体现在通货紧缩或银行挤提。而在现代社会，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发行突破了贵金属的数量限制，所以也释放了货币对于无限产能的价值桎梏，但是由此而产生了因为货币过度发行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通常情况下，这种货币发行如果不在当期形成通货膨胀，就在当期以财政赤字的形式累积起来，直到未来期限压力释放或聚集起更大的或有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希腊而言，因为其中央银行并不独立，而是来自欧盟央行，所以在区域间能够分配到的货币总量就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货币分配条件下，希腊的区域性央行很容易引发因为欧元总量不足而带来的通货紧缩局面。另一方面，在次级贷款危机中，欧盟地区的国家整体经济受损严重，而在保障欧盟地区整体经济平稳的前提下，个别单位产能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则会面临区域间的资源流转困境。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在一个复原广阔的大陆国家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中国就有典型的东西发展差异和南北地域区别，而适度的资源倾斜和合理的区域产业分配则是解决这种跨区矛盾的可用方法。当然如果我们这么去看待希腊的问题，就是将区域经济的思路应用到了传统国际经济问题的解答中。

　　(三)看不见的风险价值沉淀与风险价值传导

　　中央银行的市场中立性在主权国家内很容易实现，因为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政府而言，国家财富的累积和国富民强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这种中立目标却很难成立。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是的什么机制引导市场上的价值流转和公允性的价值沉淀呢?

　　理解风险的沉淀过程要分三步走：

　　其一、风险的本质。

　　在现代社会，金融乃至实体风险的本质是一种信号。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讨论的哈耶克的信息不完全因素。这些信号并非是一种科学知识，而只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专门知识。所谓风险，也只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主体观察的差异性后果。所以类似不打开盒子的传销行为，即使是交易中携带“恶意”的主体，如果只是以相似的方式将风险传递出去，则这些相似主体之间依然不存在风险发生的可能。风险只在价值目标对立的主体交割之后发生。而这就是现代契约制度与风险传递之间的主体之辩。

　　因为风险的这种主体差异，所以现代风险存在打包可能。正如《阿甘正传》中，盒子里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然而，当我们吃到一颗并不如何美味的巧克力，有感到它需要追责时，却可能发现，在巧克力背后是一条长长的需要追索的链条：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朱七、马八……，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过程的替罪羊，但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表示，自己已经结清了与风险这种信息产品的休谟纠葛。所以助长风险品传递的传销类活动和类似的经济行为是需要遏止的。总要有人在过程中检查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不是巧克力，而在那个时点，传递巧克力的戏法(商业秘密)则失去了吸引人的神秘感。这不能不说是监管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悖论。但是对于一个负责任的老父亲(监管部门)而言，坐视自己孩子受骗而不去搭理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其二、沉淀的主体。

　　我们将次贷危机定义为一场典型的主体经济危机。这样称呼次贷危机既不是为了危言耸听也不是哗众取宠，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区别于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其他传统经济危机。

　　现代金融危机区别于传统金融危机的特点就是主体的存在。传统金融理论家习惯于用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来划分经济危机的形态，围绕这种划分，大数定理和统计学工具可以很方便的用于预测并降低非系统风险的发生。二十世纪前中叶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卓越工作使得现代金融市场的系统内风险的发生越来越低，储备资金的应用几乎可以保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零危机爆发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

　　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就开始了一场经济危机集中爆发的浪潮。大的金融危机如英国(1992)、东南亚(1997)、香港(1997)、俄罗斯(1998)、日本(2012)等，这些金融危机虽然爆发在不同国家，但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却是一个名为量子基金的国际游资集团。此外，1995年的巴林银行事件、2001年的安然事件与美国高科技股股灾、2004年的中海油巨亏事件，以及2006年至今的次级贷款危机等。

　　如果说美国的新经济为代表的黄金时代表明传统经济乃至金融危机已经成为过去式，那么从1992年英镑危机开始的一系列经济金融危机却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特点：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对英国(1992)、东南亚(1997)、香港(1997)、俄罗斯(1998)、日本(2012)等一系列由量子基金攻击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做了调研。调研的结果发现，在量子基金攻击到来时，这些被攻击的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 “应对手段单一”、“经济反应滞后”、“选择策略刚性”等特点。上述这些特点则凸显了国际游资攻击的，“攻击集中”、“充分利用衍生品杠杆”、“理性位阶较高”和“退守灵活”等特性。由此可知，主权国家在应对来自国外热钱攻击时，是以一种被动僵化的姿态，迎接灵活机动的对手，在博弈双方的理性位阶上，存在明显的理性位阶差异，而这正是导致主权国家在国际游资到来时，屡屡失败的原因。

　　另一些危机，如1995年的巴林银行事件、2001年的安然事件与美国高科技股股灾、2004年的中海油巨亏事件，虽然没有一个灵活机动的国际游资做对手，但是引发事件的均为某个具体个人的个别失误。在这种个别失误基础上，因为一种赌徒心态，当事人利用金融衍生品杠杆，对于金融资产进行大肆调动，以图力挽或有经济损失于狂澜。这种个别经济体的个别经济行为，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放大作用，依然被经济社会的全局所埋单。

　　如果结合美国新经济之后，传统金融风险大幅下降的整体趋势，则这种由个别经济主体经济失误或主观动机所引致的经济危机，竟然成了现代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态。而这些现代金融危机的最大特点，就是潜藏于其背后的经济主体的主导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主体的或有影响，现代经济危机的影响与破坏力远远不会像今天这么巨大。

　　其三、传导的过程。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次级贷款危机表面上看是一种只在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全新经济危机，但是这场经济危机却并不是一种我们全然无法预料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次贷危机无非是传统经济危机改头换面之后的一位老朋友。

　　理解次贷危机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爆发的主体经济危机风潮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现代经济社会的主体是一个个割裂的区域经济的价值主体，这些价值主体就如同一个个有着自己独立经济循环体系的主权国家。站在这些主权国家的视角下，每个独立国家的经济主体只要做好自己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可以让局部经济保持平衡。然而这种局部的良好状态并不能带来整体的价值稳定。这里整体是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经济范畴。站在全景经济范畴下，垂直分工国际体系必然会带来一些地区的价值流转快于另一些地区。

　　我们知道次贷危机最初的发生只是局限于虚拟经济部门，这并不是说次贷危机就不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我们应该看到，最初次级贷款危机的形态是主权国家金融管理当局在利用美国的次级贷款打包的金融产品套利失败的后果。主权国家金融管理当局甚至其银行金融机构，并非是专门用来市场搏杀的国际游资的对手。其对资本流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使用都略显生涩，之所以会利用金融市场，只是由于金融市场拥有更快的资本流动速度。借助MV>>PT的这种资本动量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在存在金融资本流动的市场上，如果不去参与其中，完全依靠实体经济的运作，迟早会被剪刀差淘汰在现代金融市场之外。

　　所以，初级的金融市场搏杀很快角逐出了较弱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第二级形态，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在主权国家债务危机中，那些制造业实力不强，资金受损严重的主权国家在金融海啸之后，丧失了自己全部金融创造。从而出现了本文开篇中希腊面临的两类价值笑话。

　　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国际分工较低位次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在次贷危机中受到直接损害，但是伴随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发展，那些金融海啸将会进一步席卷这些处于剪刀差位置的实体经济国家，并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稳定。

　　那么类似量子基金在英国(1992)、东南亚(1997)、香港(1997)、俄罗斯(1998)、日本(2012)等国家所做的一切，就将在未来继续上演。为什么是国际游资充当这种次贷危机后期，资本打手的形象呢?我们知道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一句名言，“如果一国的金融市场存在漏洞，那么即使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对其进行攻击。”对于这个矛盾，我们将在分析完价值不守恒命题之后，继续探讨。

　　(四)价值不守恒矛盾

　　为什么在金融海啸之后，虚拟经济一定要对实体经济展开残酷的搏杀，这是由于我们整个经济世界处于极度的价值不守恒状态的矛盾。

　　前面我们通过费雪交易方程式和宏观经济全球整体均衡公式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全球虚拟经济总量总有过剩于实体经济总量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最好的潜藏位置就是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加速资金的周转，从而在总量上超越实体经济。

　　但问题是，如果仅有上述两个长期条件，按照弗里德曼先生的货币中性原理，虚拟经济的价值迟早会面临货币中性的条件，但是一旦货币中性条件实现，则价值将会发生贬值。因为风险从属于信息，所以在虚拟价值尚未发生贬值之前，将实体经济的价值进一步压缩，就相当于当年约翰罗做过的让纸币对黄金升值，则虚拟经济的贬值压力将会大大降低。

　　如何让实体经济价值降低，这个过程就是上面我们谈到的风险价值的传导机制。即使实体经济不主动参与虚拟价值的竞争，但是从社会部门的分工来看，因其相对于虚拟经济部门总是利率不敏感的，其所累积的以虚拟资本计价的价值总量也总是有限的。则国际游资等经济主体在资本市场上搏杀之后，携余力依然可以轻易击垮实体经济的财富价值。正如索罗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做的一切。此后，世界将会重新实现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的总量均衡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当年美元在濒临贬值，与日本等G5国家签订“广场协议”的因果联系与价值机理后，就不难理解次贷危机对于维系美元体系稳定价值的意义所在。

　　(五)次级贷款的源头

　　在最后，我们可以将次贷危机的源头归结为一种铸币功能的异化和货币职能边界越位的后果。

　　早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瓦解。学者们大多将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的下行联系在一起，并把之后日本经济称为“失落的十年”。而直到今天，日本已经连续经历了“失落的三十年”。由于广场协议的附带效果，日元有持续升值的压力，而这种升值压力会对日本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日本依靠对外贸易立国崛起的市场雄心。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日本的外汇策略，却会得到与上面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持续外汇升值的压力中，日本会定期抛出日元，换回美元。这种持续的升值压力背后，是日本无需贸易，只要有日元抛出就即可以免费获得美元外汇流入的金融局面。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称这个过程为“不劳而获”的外汇沉淀。而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一直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量子基金的接班人，索罗斯的高徒本森，在2012年狙击了日本。但是他的策略只是稍沾即走。本森的成功可以归结为国际游资的高利率敏感度和国际金融领域的价值连动滞后。但这个过程却颇值得玩味。在2012年9月以前，尝试押注日元贬值的对冲基金往往是无功而返，屡战屡败。一位交易员也曾感慨，“这两年是艰难的交易时期，做空日元简直就是噩梦，不亏钱是不可能的。”这种大概率的失败说明，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金融问题。日本外汇的抗压能力超乎想象，本森的成功也只是稍沾即走，这与量子基金(1992,1997,1998)等金融危机中的做法大相径庭。

　　事实上，观察量子基金(1992,1997,1998)等成功攻击案例，其共性因素无一例外的都是对主权国家开放本币市场看空。我们把这种看空比喻成为一种单向的超压，即大量外资从外部压向主权国家的储备池，导致当事过的国际储备逸出，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挤牙膏的形态。我们形象的将之比喻为“储备超压”。

　　储备超压表明，是储备货币的功能边界越位，造成了国际游资危机，而这种越位则是一种典型的铸币功能异化结果。量子基金是主观的异化，而次贷危机则是这个过程缓释的效果。

　　如果站在全局的视角，欧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是美国次级贷款金融产品的主要购买方。这种购买有类于一种货币互换。也就是亚洲和欧洲经济体用手持的欧元和欧洲美元等外汇交换美国的有价债券，而这些源自美国的债券在金融互换之后就加速了外汇的流转速度。其实从MV=PT等式出发，我们发现虚拟价值总量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但是作为老牌外汇供给国，美国很显然知道过剩的外汇储备将会在下一期引起贬值压力，即货币中性条件实现。如果等待债券到期，则货币贬值的压力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从而美元和欧元同时面临恶性通胀的风险。但是如果将或有的金融风险引爆，则在货币互换之后，大量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外金融机构，则会面临虚拟资产急剧缩水的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也沉淀了手中持有的互换来的欧元金融产品，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虚拟价值过剩局面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仅次于货币发行国的利率敏感部门，国际游资具有对资产增值的规范性道德压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即将贬值的储备货币价值进行有效投机则成为了他们行为的目标，而这种行动也在侧面助推了货币流动速度的增加，从而在侧面引致虚拟货币总量增长。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到货币互换过程中的主权国家，则因为理性位阶差异和利率敏感度差异而陷入流动性支付不足的困境。

　　回顾历史上的石油危机与美元的有序拯救过程“广场协议”前后的国际货币流动。我们称之为日本“不劳而获的十年”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过程对于日本而言，恰是将日本经济内化于美元体系，于是其制造业能力成为美元体系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在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为全球之最，所以日元一直有升值压力，其实就是一种美元铸币税向日本经济的良性溢出。但是在1995年之后，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即使是美日两国联合，依然难以避免美元的贬值压力，于是有了国际游资对新兴经济体的“储备超压”。其实美元贬值与否，于美国这样的主权国家影响不是很剧烈，但是国际游资从存在开始，其本体就是资本，所以资本和资本价值的恒定追求，就成为这些欧洲美元银团存在的唯一目标和价值动力，正如索罗斯答马哈蒂尔的那句经典名言：“If not us.”

　　所以1997年之后，量子基金和国际热钱对主权国家的洗劫就成为了金融领域危机的常态。量子基金攻击主权国家，使得或有的金融发展区域实体价值受损，在侧面就维持了美元体系的稳定。此后欧元体系崛起，挤出了美元的存在价值，资本的扩张本能使得铸币职能产生争夺，此时美国发行零风险债券，并进一步引发次级贷款的国际困局。

　　四、后记小结

　　这篇文章最初的灵感来自2005年夏季午后与友人吴剑的一次聊天。吴剑第一次和我谈及对安然事件的感想，如果把安然看作一个屋内聪明人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显然是安然经济活动的天花板。天花板总有高度有限的时候，所以在美国高科技股的股灾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然而，如果安然能够再聪明一些，如安然把全球市场作为天花板又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

　　现在想来，当年的这个略有些童稚的想法可能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真正来源。果然，仅仅三年之后，美国金融市场上就发生了真正令世界震惊的次级贷款危机，而这场危机所凭借的恰是国际金融这个全球经济的大舞台。

　　我们不能说次贷危机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国家的错误，因为上述任何一个主体都没办法让我们所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相信一场精心策划的经济迷局。真正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只在于我们自己对于财富观和价值命题的草率认知，而这种认知的根本矛盾也只在于我们是如何定义我们自己。

　　所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华尔街》中那个看似古板但却不乏睿智的老爹，也许退回到最原初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希腊曾经的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即使最终因为经济困境萎缩了自己的国际市场，但是国际贸易依然会至少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进行呀。没有了外汇，但是在勤劳勇敢的希腊人民的努力下，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同样的道理，冰岛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勤劳与努力证明给了世界看。但是对于那个曾经咬过自己一口的坏东西，我们却要更清醒的看到它的本质，当我们再要行使虚拟经济的便利时，切莫忘记自己价值中立的永恒誓言，永远不要为表面的蝇头小利迷惑了自己的眼睛，要让中立的价值目标在每一个需要保持中立的经济区域间永恒伫立。

　　所以，我们不贪婪，但我们也不愚笨。我们不会向异化低头，但是当我们需要走到一起时，总有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将手臂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今天这个次贷危机即将过去的冬天，我们需要这种对于虚拟经济价值和诱惑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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