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缓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唯一倒逼机制

新时期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劳动和土地、企业、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分裂。从黑龙江漠河地区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线 后就不难发现，除了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在西部外，其余的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几个要素全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东部外向型企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因而在把大大头利润（一般占到总利润的95％以上）让渡给了国际垄断资本时，而给自己留下的仅仅为5％的小小头的微薄利润。也就只得到整个蛋糕的的极少一部分。这一部分微小的利润让中国外企的中方管理者一拿，中国绝大多数来自于西部的劳工就只能吃到一点蛋糕屑。与此同时，还给环境造成污染，并且伤害到第一线员工的身心健康。当东部第六次人口普查呈现飞速增长态势的时候，广大的西部，尤其是宁夏西海固一带却呈现了“战前景象”。直接表现为农村女性化、农业女性化和农民家庭生活功能的解构，这样直接带来的就是西部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流失，进而造成西部政治安全的危机。

基于“社会--国家”之维观察中国西部的政治安全，我们认为惟其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西部政治才有可能被认为是安全的。审视当下，这样的平衡性张力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就是“弱社会”和“强政府”（即国家）在相互作用中所导致的失衡状况。社会的中国式表达就是“社稷”，而它又是由无数个家庭以及基于家庭之上的无数个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即社区来体现的。准此观之，我们发现西部的社稷发育情况并不美妙，甚至在不少地区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2006年8月，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院长杰夫瑞·萨克斯教授一行来宁夏考察，教授对中国西部出现的农村女性化现象所导致的荒芜感到震惊，甚至把这称之为“战时景象”。作为前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　先生的顾问，教授先生在和安南通话中对这种情况表示了忧虑。我们认为造成这一境况的直接原因，就是新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非良性状况所致。这种流动从空间维度讲，是一种东迁式流动，而且大多数人员把东进以后不再回头引以为“成功”。从方式上讲，这又是以男性新市民个人式城市化变迁方式为主的，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西部田园牧歌式的社区环境的荡然无存和西部少数民族成员大部分家庭功能的解组。目前，留给西部的留守儿童保守估计也在3000万以上，西部农村真正成了3.8、6.1、9.9兵团的天下。不难设想，如果强大的西部国家政权面对的是一个人去楼空的荒芜了的世界，则再强大的政治组织建设都不能认为是政治安全的表现。为此，改变新近三十年来西部人民非良性的社会流动方式就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吸引民间资本挺进西部，构建以内需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第三产业为龙头的西部经济产业园区，以此吸纳西部人民就地劳动，从而变空间移民为离土不离乡的“时间移民”。二是吸引海外学子来西部创业，构建西部的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并鼓励大学生来西部就业，营造西部腾飞的浓郁人气。三是西部政府通过相关立法的设置和优惠政策的推进，引导人们改变男性新市民个人式城市化变迁的路子，鼓励他们以家庭为单元就近进行城市化变迁。惟其如此，才能在做大做强西部社稷时与西部的政治治理结构形成动态平衡的张力。可以断言，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西部社区以及心中充溢着幸福感的西部人民和西部政府的良性互动，才是验证西部政治安全的最为动人的人文景观。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唯一性倒逼机制就是变三十年来西部农民东进式社会流动和候鸟式生活方式为离土不离乡的“时间移民”和家乡重建，惟其如此，才会在壮大和夯实西部社稷基础上造成与西部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的张力，才有望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中国新时期“世界加工厂”角色的转型与提升，为西部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30年不遇的地缘经济学机遇。在2007年党的17大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决策。紧接着，2008年就爆发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新形势的突变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刻不容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转机”，即转金融危机之危，变为构建新经济发展方式之机。这个“转机”是最近三十年不遇的新机遇。审视新时期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贯彻“两个大局”理论诉求中，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加工厂”，但由于它是以重化工产业为龙头的“两高一低”（即高材耗能耗和高污染以及低人力资源成本）的形象昭示于世人的，所以就只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并且具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治理以上经济沉疴的破局之策。具体而言，它为西部提供了以下可能的机遇：一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需求结构，将是以内需为主，更加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结构，这样就在客观上有可能改变出口导向下的的外需型经济结构尾大不掉的弊端，从而把加大国内消费力度尤其是西部居民的消费力度的话题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二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力部门结构乃至行业结构，将把三次产业的协调作为重点，这样就会在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和服务业中从社会就业和方便生活两个方面为西部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三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扩大再生产，将会把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和包容性发展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样就会在改变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能源、资源的过度开采中把挖潜、改造、革新提到议事日程，从而在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并最终导致山川秀美大西部的再现。四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是更加看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和不断进取与学习超越的内源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改变自由主义观照下的“依附发展”模式，从而在摆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阴影，改变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把蕴含在西部的延安精神的创新精髓和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灵魂得以有效的释放。五是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力要素结构，将是劳动和土地、资本、企业、市场直接结合的要素结构。这样就可以克服劳动和其他要素相分离的悲剧，使得西部人民不再像候鸟一样来回折腾，每年往返于东西部两个地区，从而在恢复和修补业已残缺不全的家庭功能中找回人生幸福的感觉，活得更加有尊严、有品位。而且更为重要的，将会引来人才向西部的回归，从而为西部的腾飞创造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