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百家讲坛”：“反腐败的我们不做！”

央视“百家讲坛”：“反腐败的我们不做！”
——陶冶 2010年3月10日日记

昨晚一位朋友通知我今天去小马场附近参加个活动，是听王鸿漠“看色知病”的讲座，是“百家讲坛”搞的，还有3位搞医的朋友在那里见面。我不是搞医的，但是却离不开搞医的了，去了自然也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就是要上午9点赶到，无非是起个早呗。我很忌讳迟到，那样不光是自己听的不全，而是对主讲人的不尊重。因此，6点起床，不到7点就上公交车了。
因为小马场我不熟悉，按邀请人的嘱咐要到军博西南口找40路或47路，自然该坐城铁和地铁了。但是，我的经验是城铁八通线这段没有坐647路公交车快，到大望路进地铁要省事多了。可是，我犯了个经验主义的错误，京通高速比慢速还慢，走走停停，可急死我了，下不了车，就是下了也出不去高速路的，眼看四惠东地铁站毫无办法。足足走了近40分钟，才到八王坟西。我进了地铁，朋友来电话让我从木樨地西北口出地面向北走坐695路公交车就到小马场了。我出地面问了个志愿者得知往前走不远就有695路。可是我看站牌上没有小马场，等到695路车来了我问司机到不到小马场，回答是不到。我又跟朋友通话，他说没错，他就是坐695路去的，正在小马场等我。我让他先进会场，他说要等，我就更着急了。我去对面找去小马场的车，看遍了也没有。我就等返回来的695路车，等了一阵子总算来了。我问乘务员“到小马场不？”回答是到。我上车后问：“那怎么站牌上咋没有啊？”她说是刚增加的。我说刚增加的那司机也该知道啊，为什么不告诉我到对面坐车啊？于是我觉得那个司机的职业道德太差。
北京的司机不讲职业道德的大有人在。曾经有个拒载的司机把车从我眼前开走了让我给投诉了，他是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我却被那个车队的主管分公司聘请为路风监督员了。就在前一天，我跟一个比我还大一岁的老兄在通州西门等647路车。那天是雪后，因为站台两头都有站牌，我们就在西头等，可是车却停在东头了。等我们跑到车门口司机竟把车门关上了。我要给分公司打电话，那朋友制止说：“司机也属于弱势群体，说不定老板希望他下岗找不到毛病，你正好给老板个口实把他辞退了倒出个指标能卖好几万哩！”我一想，他说的不无道理，也就收起了手机。想起这个，我把路风监督员证给那个女乘务员看，我说，不差着考虑他的老婆、孩儿我真的不能饶了他。多一句话你也不能说？
事情发展到后来，我才知道，多一句话都不能说的人何止是这个司机呀？
我终于到了小马场，那个小朋友还在等我。我跟他走进铁道报社６楼进了演播厅，已经是10点多了。我６点40离开家花费了３个小时来参加活动却迟到了１个小时。其实邀我的小朋友哪里知道我对这趟出行之所以痛快应邀的动机呀？
因为我曾为“百家讲坛”栏目的主讲人们滥用汉语写过批评意见，不知道怎么能让主讲人知道，这回可以咨询一下。还一个是，我觉得“百家讲坛”节目也跟电视娱乐节目一样几乎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历史题材占领了。因此曾去中央电视台来信来访接待室要求见见“百家讲坛”的负责人。接待人说“百家讲坛”栏目组不在那里，他们自己另外租个地方办公。我把电话号要来了就打电话，那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地问我是什么事。我说要去见他们去哪里找。回答不说具体地点却还是问我“有什么事？”我就说要进“百家讲坛”做节目，讲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郑培民。他问：“你有光盘吗？”我说“我还没做哪里有光盘啊？”他说“你把光盘给我们看看再说”电话就撂了。我就想，怎么都像家里失火了似的呀？你们不接待我，我怎么会有光盘啊？难道那些主讲人都是自己把讲座光盘做好了带去经过审查播放的吗？我大老远跑一趟什么问题没解决却闹了个堵的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但在回返的路上还是想了很多，咱们国家怎么了？无论是官员，还是其他什么工作人员，怎么都这样的没有耐性了？莫非时间都是金钱了？可是，即便他们比当年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忙，那么，在高级宾馆里的会晤室、大酒店的宴席上，甚至歌舞厅、夜总会、洗浴中心里，怎么那么从容啊？时间对他们那么宝贵，那我的时间就一文不值了吗？于是我也想了，别看“百家讲坛”办得那么火，说不定也是个个体户？别迷信他们。现在有多少所谓的名牌单位不是“个体户”啊？即使那大名鼎鼎的因为给奥运会做了大贡献的，被赵本山誉为“民族英雄”的“老谋子”不也是个体户吗？现在不就是有了资金，买通了一个权威机关，闯起个门面，聚拢或招聘几个能人就可以“招摇过市”了吗！倘若能够把别人兜里的钱弄到自己的腰包里就有了生命力，就可以发展了。试问就是公家单位中的一些下属部门不也都承包给个人来干了吗？堂堂的中央电视台也好，还有什么大报社也好，不都在有人承包他们的一个所谓的“项目”吗？对于这样的一些个人承包的小单位或子单位，究竟跟那些纯粹的私人搞的事业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共性不就是“效益第一”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吗？这样，他们怎么会能把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呀？对于目前还在争论的转基因主粮是否有害的问题未能得到明确结论的时候，就急于推广的一些人，他们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或动机吗？因此“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句话我认为不能像口头禅那样挂在嘴边用来指导工作了！
在讲座间休时我得便问了场内那位工作人员，我说了我要搞郑培民的讲座。可是他不知道郑培民是何许人，我自然要说明郑培民的身份和事迹对腐败分子是面镜子，搞这个讲座就反腐败了。他立刻说：“反腐败的我们不做！”多么明确，他们不反腐败！这时进来个高一点儿胖一点儿年龄大一点儿的，比那个大概权力也大一点儿的工作人员。我跟他说就不能说反腐败了。我说，“讲郑培民不仅对官员，对家长和学生也是个教育。在一个小城镇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就能培养出来个省级高官，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他立即打断我的话：“你说远了！”回身就走了。本来我带去我写的书《郑培民》，如果他们感兴趣还准备把去年出版的《皇天后土》也给他们。我看，对郑培民、对反腐败都觉得没意思没必要，那么对反映共和国农村60年变化的，回顾农业集体化的《皇天后土》就更不能认可了。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高看了他们！
既然来了，怎么也是跑个往返，下午是钱文忠和彭林两位教授讲座。对于钱文忠我是佩服的，他讲的唐僧取经非常好，后来讲了《三字经》，接着又讲《弟子规》我从头至尾都收看了。现在他是讲《弟子规》之二，我应该听听现场讲座的。他总说自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而且还会梵文，很有才华。可是，在讲座中就来个“放放心心”，如果是平常谈话倒也无关紧要，可是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那可是非同小可，就要“谬种流传”了。我对电视上这类的胡乱用语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了。诸如“开开心心”、“安安心心”等，不能重叠的也重叠，电视上几乎从主持人嘴里随时听到。我曾经在网上发表了要纯洁汉语言、规范汉语言的文章，列举了好多这类的，还有一些把名词当形容词用的现象，得到了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和国防大学林伯野先生的赞同和支持。因为，这个疏忽对他们“60后”|的人是常有的，我不能在公开场合给指出来，就等到讲座结束了，站在门口等他跟他个别说。这时有人，还有家长领着着孩子跟他合影。等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称赞了他几句后就说：“有个说法我告诉你，今后不要说‘放放心心’！别的主讲人也说过‘开开心心’之类的。百家讲坛影响力太大了，现在学生有饿在听，你们都要注意的好！”他愣了：“什么‘放放心心’？”我说“你在讲座中说的呀！”他匆忙说：“我要走了！”就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而且出于对国学深有研究的教授级的学者口里，有人给他指出来他却毫不在意。我感到悲哀！中华民族啊，你怎么了？一个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崇尚国学的人怎么能置汉语言的规范而不顾啊？
等到听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讲“礼仪的文明”时也来个“智慧的中华民族”，我真的无奈了。他的两讲结束后我走出大楼到大街上，发现了９路车经过这里，原来这个地方离北京西站很近，就是因为没来过，让邀请我的那位好心的小朋友给我指挥糊涂了。我在车上就想，有指挥权的人千万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当成法宝去指示别人，这样容易误事的！我在木樨地北懵门儿了，把他也急坏了。电话反复地打浪费电话费事小，耽误了听讲座多不合算啊！倘若他不临时通知我坐695路车，我就照原先他告诉我的从军博出地面到路南找40路或47路，我不也就不用犯难了。所以说，领导者可不能朝令夕改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了。在车上也听到了个说法，说今天堵车塞车路不畅通不是个别的现象，其原因是开两会。我就纳闷了，开两会才几千人，竟然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出行？这是以人为本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以民为本，不要以官为本好不好？年年开两会，年年兴师动众，值得吗？人民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好，如果他们还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政协的委员，他们能没有安全感吗？
那么，我就想了，如果说堵车跟两会有关，那央视的“百家讲坛”不反腐败跟谁有关啊？中国人说话不规范跟谁有关呢？至于司机也好、普通工作人员也好、教授也好，不肯多说一句话的现象又跟谁有关啊？莫非是“不争论”信条使然的结果？
我到家已经快８点了。这一天我就是这么过的。有所失，浪费在路上６个来小时，但也有所得，我知道央视的“百家讲坛”是怎么做的了！
2010年3月10日23：5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