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这些公知的另外一种说法

　　茅于轼：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王昉 2013年04月01日腾讯微博新浪微博消息：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说，中国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政府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最大的成功，在于政治稳定。他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坏事，“好人D裁，比民主更好。”

　　“中共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改革30多年的成功，以事实证明它具有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算是很好的，就经济而言绝对是第一。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有任何怀疑，还邀请中共参与全球管理。……

　　“世界上成功的国家，都是中产阶级力量很壮大的。共产党改革30年非常成功，印度菲律宾等国都很羡慕中国，称当中国人很幸运。“共产党有60年的执政经验，未来还得靠共产党。”

　　袁腾飞：

　　“今天有很多哥们儿告诉我一件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的事，我的一个视频这几天突然又在网上疯传。”

　　“这是一个六年前在学校内部讲课的视频，我实在搞不明白，散布它及相关内容的这位，您是借我发泄什么不满?还是有更让人惊悚的目的?这个视频的流出，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一直保留着追究的权利。现在再炒冷饭有意思吗?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多大劲啊?”

　　“我袁腾飞就是个历史老师，不是什么网络大咖，我的这点儿影响力是所有关心爱护我的各位给我的面儿。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敦促发布者将这个视频彻底删除，让它不再出现在网络上!”

　　“作为一名公民，如果有必要，我将拿起法律的神圣之剑，维护我的基本权利，和大家伙儿一起建设网络净土。”

　　吴敬链：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M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吴敬链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极左极右都危险》

　　曹林:

　　“与体制内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对应的是，网络舆论场中流行着一种对立的态度，就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在这种‘越右越正义’的氛围中，甚至连杀警察的杨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曹林：《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

　　陈有西

　　“我觉得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左势力，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陈有西：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极左派和极右派

　　孙立平：

　　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这时，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孙立平：系统清理权贵恶政才是改革出路

　　韩寒：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韩寒《谈革命》

　　冯纬

　　复旦大学冯某去年11月25日13点左右发布微博援引其与朋友有关占街的谈论，并评论香港占街“原来也是打着‘正义’破旗，干着‘捞钱’的勾当”。他说：“昨天和朋友聚会，问一香港朋友：“你对一些港人占领金钟，旺角等怎么看?”他回答道：“ 很多人就是冲着钱去的。待一天500元(晚上住帐篷)、出镜加500元，发生冲突再加500元……最多一天拿2100元。很多'蛊惑仔' 也参加了。” 评：原来也是打着“正义”破旗，干着“捞钱”的勾当。

　　接着一些网友攻击其不懂民主，网友@普散在底下评论称：不搞国际关系了改学中外政治制度还是政治思想呢?要么就是搞政治哲学?民主?你懂啊?

　　冯某回复道，给你科普一下：第一，现代政治意义的“民主”一词，本来就来自日本。日本原将democracy译为“民本”，因为“民主”与“君主(“主权在君”)的明治宪法冲突;第二，我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民主，但我从不认为西方民主是真民主。

　　接着冯某仍然与网友互动说，花钱雇人游行抗议，在日本早已不是新闻。我认为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并不意味西方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例如，日本政治就是大佬政治。没有是非的吹捧和没有原则的批评，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一贯立场。

　　还有网友质疑冯某只问了一个人，并且只是道听途说，所以其说法受到争议。冯玮继续说道，第一，有没有因此收钱?肯定有(我的朋友是做调查的)，第二，我就是个帖子，说的是部分情况，不是调查报告。

　　有网友继续质问冯某“哪有民主?给我们指个道道。”冯玮说：“请认真理解这句话：天堂有!

　　艾未未：

　　艾于7月中旬重新取得护照，很快于当月底前往德国。当地媒体蜂拥而至。《南德意志报》发表了一篇对他的专访，被认为是艾赴德后最全面的观点

　　艾说对他的这次旅行政府几乎没有附加条件，他可以回到中国，政府对他说，他是个自由的人。他认为不仅仅要批评政府，还要有解决方案。在谈到一些律师近来被逮捕时他说，“现在当他们拘留你，他们会有逮捕令。法院会判决这些人，他们按程序办事。如果证据不足时他们就会将你释放。这些策略不再像几年前那样不合法。”

　　杨恒均

　　杨恒均写了《央视应续用毕姥爷的13条理由》反驳某些人为老毕辩护的理由：

　　“有不少网友抬出了美国宪法，说在美国是可以批评甚至辱骂华盛顿的，还举了一个媒体的例子来说，从而引出言论自由，这当然没错，我也常常借题发挥，但用在毕姥爷身上就不恰当了，因为迄今为止他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触犯法律啊。他如果被开除，也不是因为违法吧。”

　　“毕福剑被央视辞退或者冷藏起来，也不是因为他的违法，而是他违纪。那些引用美国宪法允许批评攻击领导人的应该知道，美国政府雇员受到纪律约束，对过往与现任最高领导人不能出言不逊与顶撞，否则一旦曝光，基本都得辞职走人，美军驻伊拉克司令就是这样辞职的。”

　　“央视是政府的‘媒体’，是纳税人钱养的，所以不能算是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受薪人员也需受到约束，这也是职业道德，正如公司雇员如果顶撞老板，会走人一样。所以说，很多人引用为毕福剑辩护的美国言论自由的例子这里并不合适。他们试图从法律、纪律与职业道德、道德(告密者)方面为毕姥爷辩护，却不知道毕姥爷引起的最大风暴是：政治层面。”

　　“我们看到，一旦牵扯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法律、规章甚至个人品德，一下子都要靠边站。即便拿那些东西做辩论工具的，也只是利用而已，他们其实心中早就得出了结论——那结论是根据这个标准得出的：这哥们到底说了什么，他说的事是不是对的?当你不认同一个团体(或国家政权)时，你自然不会遵纪，甚至不愿守法。你只关心：他是不是和我观点一样?”

　　“可因为政治层面不能够畅所欲言，有人就从“政治正确”出发借用法律、规章、和人品做武器，甚至有所歪曲，这个不应该。评论一度全部偏差到“告密者”身上，其实毕姥爷这件事和告密没有太大关系，中国深受告密之害，但作为央视名嘴，参加外国人在场的活动，别说中国，就是美国和澳洲，也不能算是私下场合(这也属于入职协约一部分)，我今天专门就此请教了澳洲政府部门的朋友。拍摄者公开了录像而不是去告状，他也许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

　　“一些评论者陡然把评论焦点引到‘告密’者身上，且引起了共鸣，但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发现毕姥爷原来是‘我们一伙的’而生出了保护他的愿望，可你也不能就此把一位揭露央视记者内心世界的‘真正英雄’一下子打成告密者吧?如果他拍摄的是一位五毛的‘丑态’从而让他身败名裂呢?如果他拍摄了长期在央视不敢说真话的毕姥爷从而引起了热议并最终导致重评LBY的呢?”

　　“告密者的前提是你已经否定了那个东西的合法性，讨厌那个机构，保护好人。但如果是在一个合法国家与机构里为政府和人民工作，在一个外事场合谈论此事，被揭发出来，那叫告密吗?那么，揭露贪污腐败的人叫告密吗?保护好人重要，也不能过度使用“告密者”。我们要保护好人，但不能使用让他们闭嘴的方式保护他们，明白吗?意思是：过分丑化告密者，有可能让我们放弃了改变滋生告密者的土壤。

　　“很多想保护毕姥爷的人陷入了一个悖论：他们首先不承认ZF,鄙视央视，可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一辈子都在央视呆着，只说了这一次任性话的毕姥爷继续留在央视!这种对央视的鄙视与崇拜，跟很多人一边骂腐败一边希望自己去当官搞腐败一样，反应在评论上，就是矛盾百出。如果你真要保护、爱护毕姥爷，你干吗那么希望他呆在那个受到纪律与职业道德约束

　　—— 杨恒均《央视应续用毕姥爷的13条理由》

　　对于上述这些公知们的话我是基本上原文转摘，我也不进行任何评论，相信各位有自己的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