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陆定一的晚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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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前　言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 德

　　2006年11月17日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双百”方针，从字面上好理解，但要从理论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论”来解释还是用“一元论”来理解的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这么两个问题。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你看过西方“行为科学管理”对人的需求分析吗？（答：看过。有分5级的，有细分7级的，但以5级为主。）它说明人的需求，不仅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那只是低两层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层，是人对社会和精神的需求，是对人生、价值和自我表现的需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马克思的“自由人”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扬弃中发展来的，而且，在未来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义价值”部分。

　　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从他研究的理论依据中，可以看出，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的。而后者（理论）则是用作对前者的批判和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传统的“自由主义”，由于长期处于私有制社会环境，故它的核心原则是“自我”。即“自由”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在法律限定条件下的自由飞翔。马克思认为，这是私有制下对自由的核心原则。此时，人类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这种自由，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涵盖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与表达共产主义的“公有（集体）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故它对传统的自由及价值，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取消”。百多年来，在理论界，还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去驳倒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所以，自由、平等、博爱，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它的“专利”。共产主义社会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进步、更高级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的关系。单纯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他要杀人放火的“自由”，就没有了“一切人的自由”。

　　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初，父亲陆定一病危。在父亲临终的前两天，儿子和孙子陆健健、陆继朴去探望临危状的父亲。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第二天，父亲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5月9日凌晨5时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离别了人间。

　　（注：由于我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仅是个科技型干部，故在整理父亲谈话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有不准确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和纠正，以使父亲的反思准确到位，达到研究的目的。）2006年11月17日（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杜明明）(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