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笔记

再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兼论阶级、国家的起源

 
 前文末后说到：“如果说，在有阶级社会以来，它们（剥削所有制关系）至今还未被铲除掉，那决不是单纯的生产力不发达的过错！”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要厘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明白剥削所有制关系的起源及其实质。在这方面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本书也是马列主义者据以坚持他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经典理论依据。
   
 由于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上我们与经典马列主义者发生了分岐，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妨沿着这两条线来分述。即：一、生产力与所有制式生产关系的关系；二、生产力与分工合作式生产关系的关系。
 
 我们首先从《起源》一书的“氏族社会”中生产力与两种生产关系的关系讲起。 氏族社会组织的确凿存在本身，使其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雏形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恩格斯在该书中对此有关的重要论述，亦即，经典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分工关系、所有制关系——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见该书124页“正文+四号+宋体”下同）
 
 以上是当时遗留下来的美洲红种人即印第安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是野蛮时代①低级阶段的写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分工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则负责管家，制备衣食等等。与这一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真正的分工关系只存在于男女之间。男子与男子之间仅仅是同一工种的合作关系，比如作战、打猎、捕鱼等等，谈不上分工。家户经济则应当是当时的所有制关系。之所以表现为这种家户经济形式，是因为上述生产只需由一定数量（并非全体）的人构成的群体来共同完成，这样的群体（家户）当然可以有大小不等的若干个。而显然，在生产工具更其低下的早期可能需要全体来完成，那时，或许就是一种原始的完全的共产公社形式，而不是这种半共产的家户经济了。其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地位关系，因为在生产中缺一不可，也就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不像现在，酒馆旅馆林立，男人只要有钱，到哪儿都可以吃饭、睡觉，做全职太太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氏族社会到底说明了生产力与分工、所有制之间的什么关系呢？那就是生产相对简单、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也简单纯粹不分高下，由无差别的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地位（所有制关系）也完全平等。
 
 接下来便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大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交换产生的巨大意义在于：1、相邻或相近各氏族部落之间不再画地为牢；它们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不再经常是为了争夺天然资源的战争。因为这时的人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了。它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密切起来提供了广阔空间，并从对手和天敌状态逐渐变为合作伙伴关系。当然，与此同时，互为敌人的集团也越来越大。2、不等价交换使分工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差别。这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埋下了隐患。野蛮的掠夺更把这种差距直接上升到政治差别了。恩格斯写道：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第126页）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也是最容易产生岐义的论述。按马列主义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经典理解，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正是适应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态或要求的。那么我们仔细研究这段话后能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呢？按这段话的字面意思，“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日益繁琐和繁重的劳动分工，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分担，而在一时无法得到更多的劳动力（靠生育来添加劳动力的做法效率显然是太低了）之前，为了减轻或免于这种繁琐繁重的劳动，人们选择了战争。那么问题也正在于此：究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能要求，导致了奴隶制的产生？
 
 对此，我们不妨来作如下分析：
 
 假如，人们没有选择战争来获得劳动力，而是选择了部落间的不断扩大融合，吸纳一切闲散人员或相对落后的部落成员的参加，来实现生产的扩大化，产品的多样化，以减轻劳动强度并更好地满足每一个劳动者，情况又会怎样呢？实际上这并非假设，它完全是生产进行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因为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它对于纯朴的劳动者来讲，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或许连恩格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接着如实地写道：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
 
 “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第129页，笔者分为两段）
 
 前一段为我们的假设作了非常好的注解，后一段用红字标出的论述就彻底揭开了奴隶制的真面目：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并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性导致的恶果。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使人的这种本能有机可趁罢了。生产力发展本身需要的是劳动分工，只有好逸恶劳的天性才需要奴隶。在同一页中恩格斯更加不容置辩地写道：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局部——笔者注）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即统治阶级和统治机器——国家的产生。就是说，如果不是人的好逸恶劳的本能带来的赤裸裸的掠夺行为，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为这种行为的实现提供了机会，阶级和国家是不会产生的。在前面第111页中恩格斯非常详细地为此提供了佐证：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战争是掠夺者的专利和职业。普通劳动者不可能选择战争来为自己添加劳动力。阶级的产生完全是掠夺——争夺生产力支配权——即政治斗争的产物。它与社会分工毫无关系。统治者阶级源自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掠夺集团。游牧部落从野蛮部落中分离出来，并不能说从此构成了游牧阶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不能据此说构成了手工业者和农业劳动者阶级，第三次社会分工产生的商人也一样，也不能就此说形成了商人阶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发展下的劳动分工合作关系。所有这些只有分工不同的劳动者集团只有与掠夺者集团相比较才具有政治意义上阶级划分。单纯分工上不同的商人仅仅是以赚取适当差价谋生的一种职业而已。只有与权力相勾结的商人才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剥削者阶级。对此，恩格斯做了同样精辟的不自觉的证明：
 
 “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第１１５页）

 以上红字部分可以看到，没能与权力相勾结的商人同样是被残酷剥削的对象。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商人的地位也是卑微的。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人也以有着贵族的姓氏而感到光荣。商人是以登上政治舞台——勾结、猎取权力——而变身为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的。
 
 既然统治阶级是由专门从事掠夺的大小集团组成，那么为了使这种掠夺成为家常便饭，为什么不把这种活动变成一种制度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国家不是由这些掠夺者强加而来的呢？劳动分工的差别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纷争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它绝不会导致一个完全与劳动相脱离的统治阶级的产生。因为它自身担负着社会分工的职能。正如从事农业的农民，可能与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手工业者或商人有不等价交换上的种种纠纷矛盾，但农民决不会想到脱离农业工作去统治对方，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岗位，必然带来自身和全体的灭亡。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出自需要的自然进步，那么必然会有与之相配　套的自然的社会分工形式（前面那种认为生产的增加一下子带来劳动力的大量需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之间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无从说起。反之，只有大量闲散的掠夺者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之间才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我国有记载的春秋战国及以后历次的改朝换代一样，都是赤裸裸的吞并和反吞并、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史。人类早期的国家形成也是如此，一种掠夺集团强行统治奴役了本部落或民族，再继续扩张吞并其它部落（民族）或被其它掠夺集团所吞并。后者如蒙古人灭宋朝、德意志人吞并罗马帝国等等。那种认为：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第134页）之说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典型的国家不可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突然降临的产物，它是掠夺者的掠夺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结果。国家一直都在掠夺者的掠夺实践下不断地孕育发展着。起初是以氏族中无权的酋长和酋帅们为代表的部落议事会机关，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偶尔的掠夺行为变为以掠夺战争为职业，而最后“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见本文第3页）可以看出这段话与前面那段“经典”的国家起源论述相去多么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阶级或国家来源于掠夺者的掠夺实践，而掠夺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人有好逸恶劳的生理本能，在物化劳动力——科学技术——低下的历史时期，艰苦的劳动使这种受本能控制的野蛮行为很容易发生。道德或良知的建立是来源于互相帮助的劳动实践中的。陶渊明有一句诗说得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像陶渊明这样的有识之士都知道，官场险恶，那些靠剥削和压迫为生的掠夺者也同样受到反剥削反压迫以及内部的倾轧排挤作用而寝食难安，甚至朝不保夕。他们同样没有幸福可言。所谓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正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同样，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导致的不同劳动分工（集中表现在劳动强度上）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也是一个破坏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一个客观事实。只有彻底消灭了劳动强度上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人才能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或者如恩格斯所正确推论的，只有当生存竞争停止了，当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后，人才能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那时，工作像面包一样成为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必需，而不再是一种苦差，只有达到那种程度，一切无谓的纷争才会彻底结束。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关系。

 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物化劳动力将逐步替代劳动者的劳动，使劳动人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去从事自己喜爱的，对社会有益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探索太空等公益活动。这正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意义所在。事实上，今天有限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正在退出分工的舞台，无限的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开始普及开来。日益细致的分工使劳动者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人们开始用科学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习惯。知道每天的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对身体并无好处，一切以符合生命科学为准绳。这当然是社会中好的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呢？无限丰富的物质更加刺激了那些营寄生生活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愚昧可怕的野心、虚荣心和贪欲。他们正在把人类世界推向灭亡的深渊。如果我们这些先行懂得了科学知识的人不去努力普及这种科学知识，唤醒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道去制止那种暴行，那么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零八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