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人口问题

中国崛起与人口问题

老 骥

我做梦都想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这不仅因为我是中国人，还可能与我好读史有关吧。从少年起我就喜欢阅读中国历史，当我看到秦始皇混一华夏，汉武帝扫清漠北，唐太宗万国来贺时，我便禁不住豪气顿生，当我看到宋徽钦二帝被掳，清八国联军焚园，民国南京大屠杀时，我便常常掩卷叹息，正因如此，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也有“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这头雄狮已沉睡的太久，是到了该苏醒的时候了，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竟也惹得当今大国领袖们的热议与担忧，去年末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就对总理陆克文说：“如果让13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对地球来讲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接着，他便采纳了陆克文“要用武力威慑中国”的建议，派航母轮番上阵，在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今年伊始，在中美两国元首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有中国记者问奥巴马：“从内心深处，你是否坦率地接受中国崛起？”奥巴马回答：“我绝对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对于目前有些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崛起，奥巴马又说“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要确保这种崛起遵循国际准则和规则，以安全和和平的方式崛起。”奥巴马的言行前后矛盾，让人弄不清哪是真哪是假，也许是假作真来真亦假吧。

在世界大国为中国崛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在中国为崛起而引得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时候，我却要套用一句时髦的句式：冷静、冷静、再冷静，我们要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崛起，是要考量诸多因素的，譬如，资源是否匹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执政党是否先进，发展方式是否合理，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国际环境是否安全等等。但是不要忘记，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人口对国家的崛起至关重要。我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能否崛起的首要条件，这是中国国情使然。那么中国人口有哪些问题呢？

一、 人口过度膨胀，资源难以为继

中国现在究竟多少人？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尚未出来，按照有关机构

测算2010年应该为13.4043亿人，这个数字准不准？我是有怀疑的。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告诉我，想弄清农村人口是十分困难的包括这次人口普查在内。古代历史上，中国人口少有准数，原因是地方豪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瞒报。人民公社时期，人口数是准的而耕地面积不实，原因是受统购统销的影响。“联产承包”后，正好相反，耕地面积是准的而人口数不实，原因是受计划生育和腐败的影响。

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中国耕地面积只有世界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粮食油料已不能完全自给，进口量正在逐年加大。中国的水资源只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过去干旱好像专属非洲，如今这顶帽子也戴在中国的头上，近十几年来旱情越来越频繁，去秋以来晋冀鲁豫大面积长时间干旱打破了历史记录，变成特旱，中央再也坐不住了，今年的“一号文件”就是专门讲大抓水利建设，要为欠债掏腰包的。中国的煤炭只够开采30年，稀土只够开采15年，而石油已50%靠进口等等。根据《2008—2050年中国人口预测研究》测算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7211亿，那时候的资源要么有的已采光，要么有的也所剩无几，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并不怀疑科技的力量或许能够缓解这个矛盾，但应该是有限的，除非矿藏能再生，空气能变粮食，阳光能变衣服，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什么是与资源相匹配的合理人口呢？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口承载力作了大量的研究。胡保生等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可能性”和“满意性”两个概念，把二者统一起来，可合称为“可能—满意度”。当该指标为１时，表示完全可以实现并完全满意，为０则表示无法实现和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研究结论是：

    （１）粮食——总人口不足１２．６亿，可能—满意度为１，大于１２．６亿，即趋于下降，达到６４．８亿为０。

    （２）肉类——总人口超过２．６亿，可能—满意度就开始下降。

    （３）土地——总人口超过 １０ 亿，可能—满意度就会下降，超过５６．７亿为０。

    （４）水——总人口大于４．５亿，可能一满意度就会下降，超过５４亿为０。

    （５）能源——总人口大于１１．５亿，可能一满意度即开始下降。

宋健等专家的结论是：“如果全国妇女平均生育１．５个孩子的话，那么在一百年内，依靠我们自身土地资源，饮食水平将不可能达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生育２个，那么一百年内，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的话，那末我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６．８亿以下。”

宋子成等则认为，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６．５亿人。

可见，我们现在的人口的确是过度膨胀了，我们的自然资源难以为继，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地挑战。

二、人口质量堪忧，“两化”趋势严峻

我国人口的质量呈现出结构不合理和质量下降的问题，例如：

男女性别比，本应103－１０７:100，现在是119:100，位居世界第一，男性比女性多出１８００万人，网上称“今后结婚也要摇号”，并非一句玩笑，悬殊的性别比对社会和谐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国残疾人有8296万人，占总人口的6.34%，残疾人家庭共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17.8%。其中，60岁以上老年残疾人增加了2365万人，占新增残疾人数量的75.5%，今后随着寿命延长，人口的伤残期延长，残疾发生风险也逐步增大。更令人担忧的是，自从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新生出生缺陷率就大幅上升，据报道，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缺陷儿至少有80—120万，平均每30秒钟就有一个新生缺陷儿降生，有遗传学专家预言，未来几年出生缺陷率将上升50—80%，在中国目前，一般来说一户人家有一个残疾人，就是这个家庭的噩梦，足以让其返贫。

中国人口“两化”日趋严峻。所谓两化即“老龄化”和“少子化”。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意味着什么？全社会需要靠社会保障金来养老的人愈来愈多，创造财富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国家活力不仅下降，还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物资生产的部分，不得不极大压缩，导致GDP、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8（原5.8），属于“少子化”国家，少子化影响正常（2.1）的世代更替。

以上问题，大多属于计划生育的副产品，因此有一些专家学者呼吁要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亚福主张：“控制人口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世代更替水平。”胡鞍钢主张：“应取消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的政策”，以应对“两化”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是计划生育的必要代价，今天的计划生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较好地生存下去，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直至达到一个合理的人口水平。这才是主要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为此，我们不可患得患失，须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计划生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人口问题一误再误

中国的人口膨胀让执政党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有人把这个失误全归

咎毛泽东个人，从现在透漏的资料看，我认为这是有失公允的。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是对的，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是党中央的一致意见，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不同意见，并不像“四清”、“文革”有分歧。至于说康生如何如何批，他不过是在执行会议精神，履行职责而已，即使不是他换了别人也要批，总不能和组织对着干吧。《新人口论》也有不成熟甚至反动的地方，譬如，马寅初说；“中国想强大，这么多人口，就一定会去侵略别国。”造成不良影响，引起毛泽东的不悦，正色告知：“以后不要再讲这些话”。

全民计划生育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在中国是前无古人，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西方国家个别夫妇采取节育手术，这只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行为。中国人长期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对计划生育的抵触情绪很大，所以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五十年代，中国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农村尤为严重，医疗队伍，技术设备都十分落后，不具备支持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活动的能力。记得1973年我任本县第一届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第一个县委计划生育文件，在电影院召开的县直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读文件时竟引起哄堂大笑。1974年我们从武汉请来男女结扎术专家，为我县现场培训手术医生，这种手术后来看是小手术，可在当时全国能做此术的却少的可怜。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还遭到人权组织的反对，他们不断发布报告批评中国在计划生育中的所谓违反人权的表现。可见万事开头之难。

七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之所以顺利开展，是得益于试点的成功推广，得益于医疗技术和器械设备的提升，得益于公社卫生院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成为农村计划生育的主力军。

所以我们看问题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不能拿今天去苛求昨天。至于胡耀邦说什么毛泽东“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不是信口开河便是别有用心。但毛泽东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人口过快增长，还是应负一定责任的，我认为，一是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认识不足，错批了马寅初。二是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够紧，耽误了数年时间。

然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后，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人口问题又一次遭到失误，为何这样讲？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在全国展开是1971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是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是政经合一的组织，加之正值文革，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些条件有力地保障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员们靠工分分配，工分便成了计划生育有效的奖惩手段。假如你不计划生育，生产队就停你的工，没有工分吃饭都成了问题，谁想这样干呢！你计划生育了休养期间照得工分。当时没有外出打工潮，不存在流动人口问题，便于计划生育的管理，都在眼皮底下，谁想偷生比登天都难。大队党支部、妇联会、共青团、民兵连强大的组织领导，宣传教育和模范带头作用，赤脚医生们的技术服务工作，促使农村计划生育掀起阵阵高潮。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是“晚、稀、少”，晚就是晚婚，规定男25周岁女23周岁方能结婚，稀就是两胎之间不得少于四年，少就是一对夫妇只要两个孩。对多子女育龄夫妇以结扎为主，对须间隔的以女方上环为主。每年计划生育指标分解到户，凡不在计划内的动员其晚育，已孕的动员其人流。这些措施十分奏效，中国的出生率很快从1970年的33.59%，迅速下降到1980年的18.21%。见下表：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这十年至少少生1.5亿人口，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体制是农村计划生育最好的体制。

遗憾的是改革后人民公社被撤销，从此农村计划生育走上了弯路，其表现：

一是基层政权瘫痪，影响计划生育。农村“联产承包”实际是分田单干后，农村集体经济不复存在，依附于集体经济之上的大小组织要么瓦解，要么名存实亡，当时流传“联产到了户，不用要干部”就是证明，农村很快陷于一盘散沙，农民趁机超生。

二是流动人口庞大，影响计划生育。九十年代农民外出打工逐渐形成潮流，计划生育管理难度增大，有原、本二地互相推诿扯皮的，有开假孕检证明蒙混过关的，有逃离家乡长期不归的，农民趁机超生，春晚《超生游击队》就是真实的写照。

三是腐败放生，影响计划生育。从计划生育收取超生费后，腐败便如影随形，计划生育就变了味，由以四项手术为主转变为以罚超生款为主，由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演变成双赢关系，即你生孩子，我得票子，国家成了受害者。一个乡的计生办人员数十人，我在的镇就是33人（不包括分管领导和计生办主任），让他们专门去罚农民的超生款来养活自己。为何要这么多人呢？主要就是因为村组干部不得力，其次是历任乡党委书记乱安人所致。计生办要向乡政府上缴利润，数目在十几万几十万不等，还要向县计生委交乡计生办人员工资押金，如果计划生育得了黄、红牌，押金便被吃掉。除此之外，乡计生办每年要分别向本乡主要领导和县计生委主要领导以及计生委要害科室领导进贡，以求得乡领导的认可，县计生委的照顾。由于正常的超生已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罚款欲求，于是各地纷纷采取“放生”的办法。所谓放生就是给本无生育证也无生育意愿的育龄夫妇做工作，以少交罚款为诱饵让其超生。到了2000年后，县计生委批准正科级以上干部可以生二胎。

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在城镇有单位纪律约束的基本落实，在农村就形同虚设，并没有被真正执行，反而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计划生育变成了罚款游戏，数字游戏，行贿受贿游戏，让很多的分管领导、计生办主任、村支部书记、计生专干先富起来，可以说，他们所盖的宽敞明亮的楼房，每一个砖垛都是一个超生的人口。

从1981年到1995年，人口出生率不降反升，居高不下，形成第三次出生高峰。官方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六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口，到了婚育年龄所致。如果这种论点成立，那么，五十年代第一次人口高峰，为什么就没有带来七十年代的出生反弹呢？不但没有反弹还大幅下降。看来，计划生育真抓与假抓大不一样啊！这十五年是计划生育被耽误的十五年，这些年究竟超生了多少人口，国家是否做过统计不得而知，但想查清并不难，只要从罚款结论书着手就行，譬如，1996年我县规定超生罚款（超生一个），农村2000元，城镇4000元，收齐款下结论书。当年我镇（3万多人口）收取超生费80多万元，这些人并非都交齐了罚款，但即使都按结论书计算也达400人，可见超生情况之严重。

现在人们在讨论农村改革时，主要批评分田单干葬送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断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却忽视了对计划生育的影响。其实，农村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计划生育。对于这个问题，少有人思考，我甚至怀疑中央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在人口问题上大发感慨的胡耀邦，是他任总书记时，撤掉人民公社，遂使农村计划生育形势急转直下，是在他任期内，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终于酿成腐败大祸，遂使计划生育变成罚款游戏。他在人口问题上，说人前，落人后的拙略表演着实令人不齿。有位哲人曾说：古人发前人之慷慨，却不知今人又发古人之慷慨，今人发古人之慷慨，却不知后人又发今人之慷慨。前车之覆，我辈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

世间的事往往阴差阳错，歪打正着，谁也不曾料想，到了九十年代末，“三农问题”、“新三座大山”开始搞的大家“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高昂的生活成本，艰难的谋生之路，迫使人们不敢多生。城市家庭普遍只要一个孩子，有的还当起“丁克族”，农村一般也只要两个孩，并向一个发展，你要问他（她）为什么不多生，最直接的回答是：“养不起哟。”可以这么说，是“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帮了计划生育的忙，这个十年，人口出生率稳步下降，这也许就是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吧。不过，这是不可取的，也不可持续。

自从倡导科学发展观以来，民生恶化的趋势逐步得以遏制，一些领域和有的地区已有向好的表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继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搬掉“新三座大山”只是个时间问题。到时候又要警惕好事变坏事，严防饱暖思生育的思想抬头。

四、中国崛起任重道远

一个人要有理想，一个家庭要有计划，一个国家要有目标。过去，我国的奋斗目标，近期是建成社会主义，远期是实现共产主义，从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一词不怎么吃香了，然而不能没有号召，于是我们取而代之的是近期为“中国世纪”，远期为“中国崛起”或者“民族复兴”。其实，无论共产主义也好，中国崛起也罢，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中国强大，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向往之的理想。什么是崛起？过去，也曾讨论过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赫鲁晓夫说是“土豆烧牛肉”。其实都不是，还是马克思说的对，“物资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照这个标准，一国或数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与共产主义主要是自己纵向比较不同，崛起主要是国与国的横向比较。譬如说，自己比现在强大了一百倍，算不算崛起？不一定，如果别人同时也强大了一百倍，你还不能算崛起，只有你比别人都强大哪怕只是一点，就算崛起。什么是中国崛起？我的看法是，在我国综合实力位居首位或者并列第一的时候。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头上，中国就不能算崛起。

我历数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它的确是阻碍中国崛起的第一拦路虎。因为一个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想崛起无疑天方夜谭。有人爱谈什么“人口红利”，意思是说，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劳动力市场就庞大，劳动力成本就低廉，产品出口就有价格优势，于是就促进了ＧＤＰ的发展。其实，这是中外精英联手打造的谬论，已被世界金融危机打回了原形，人口过多从来就没有利只有害！

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只有一个字，降。官方预测中国人口将来的最高峰值不会超过１４。８亿，然后开始下降。说在２０５０年以后，没说具体年代，我认为应在２０６０—２０７０年之间，然后如果按照平均负千分之三的自然增长率，每年减少４７０万人左右，２００年才能降到６亿多人口这个合理水平，也就是说需要２７０年才能完成。有人会问，能不能加大负增长率，让人口快点降下来？我想不能，因为人口结构受不了，副作用太大，搞的不好还会亡国灭种。人口降至6亿后，中国人与资源相互适宜，中国步入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然后，再用30时间进行最后冲刺，让综合国力跃居世界首位，这时，中国崛起才算大功告成。这就是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时间。看来，中国崛起并不比实现共产主义更容易，中国人还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挖下去”。虽然时间很长，但我们也不必气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百年何足道哉！

在放眼长远之后，就要立足当前。中国要崛起，今天就必须要珍惜现有的自然资源。科学发展观对拯救资源危机非常重要，实践多年亦初见成效，应当持之以恒。但是目前的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污染问题、乱砍滥伐、乱采乱挖，特别是资源贱卖等问题还很严重。最近，我们的领导人常说，要让世界来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此言让我十分诧异，怎么看都像是请人家来“吃大户”似的，中国这么多人口，改革开放以来，让全体中国人享受成果，八字还在画一撇哩，怎能再让全世界来争这个蛋糕呢？我们要让世界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势必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继续扩大招商引资，让中国用紧缺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去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一方面痛定思痛调结构，一方面又背道而驰，让人想不通。黄卫东博士《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我认为讲的有道理，希望能引起重视。与我们做法相反，美日等大国都对自己的资源倍加珍惜，美国迟迟不开采自己的近海油田，更不开采储量丰富的稀土，日本则把大量进口中国的资源沉入海底储藏起来，而我们的稀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白菜卖，这还不算，现在弄的不卖还不行。如果资源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崛起同样是一句空话，因为即使人口达成目标，没了资源，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要崛起，今天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科技。实现物资再生产方面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要由现在偏重于一般消费品生产，转变为装备重工和前沿高新技术上也与世界领先国家不分高下。我们要加快航天领域的发展，要进行火星的研究与探索，尽早实现移居外星球的人类梦想，我觉得，移居火星可能是中国崛起的终南捷径。

总之，中国崛起任重道远，我辈、后辈们，努力吧！

                                      2011年元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