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经济学方法论

　　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脱胎于哲学。自科学与哲学分家，两者便有了领地的划分。科学的领地哲学碰不得，但领地的边缘处则是哲学的势力范围：科学的对象是具体的事物，而科学本身则是科学哲学的对象。与其说本文是一篇经济学的文章，不如说这是一篇经济哲学的文章：笔者是站在哲学的角度看经济学。

　　自然科学都有公理性——都做假设验证，都从假设的前提出发推演出一些结论。这样的结论具有可证伪性，最终没有被证伪的才能留下。社会科学中唯独经济学是公理性的。萨缪尔森据此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后，好像公理性奠定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统治的合法性。但笔者看来，经济学的处境看似风光，其实尴尬——经济学王后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公理性往往是经不起假设检验的。因为经济学推演的出发点并非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设”就是如此。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套经济学理论的真理性就是成问题的。

　　“理性人假设”这个东西的源头应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并认为正义的灵魂应该由理性统治欲望，激情辅佐理性。但后有好事者反其道而行，将欲望作目的，将理性当作达到欲望的工具，于是理性成为“工具理性”，这便有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理性人假设”或曰“经济人假设”。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开篇便批评了理性人假设，而从柏拉图的“激情”出发，用以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被推动前进的。也就是说，福山对现代经济学那一套理论的处理方法是完全抛弃。我与福山不同，我虽然也要批判现代经济学，但我批判它不是为了抛弃它，而是为了挽救它。我挽救它的方式和康德挽救理性的方式一样：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有说服力的学科，就要将它严格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内——要使她免于绞刑，就要把她从女王的宝座上拉下来，成为社会科学共和国里与他人平等的公民。

　　存在问题并非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事是搞经济的人非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的经济学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少，对外表现为经济帝国主义，对内表现为西方经济学中心主义。他们将经济学等同于西方经济学，又将这样的经济学运用到经济学以外的各个领域，侵占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试图用这样的经济学范式解释一切领域的问题，好像经济学真是社会科学中的女王一样!

　　举个例子，一个教我们经济学的教授曾经给我们出过一则课前思考题：明星的高收入合理吗?该教授使用供求定理，认为明星收入高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公众需要的稀缺资源，所以他们的高收入是合理的。当时我就在下面想：这不等于是说因为符合供求定理，所以明星高收入就是合理的吗?供求定理和其他经济学定理一样，是对现象分析的结果，本身只是用来解释现象，而不能对这种现行做价值判断。现在因为现象本身符合对该现象的解释，就说该现象是合理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另比如毒品这种“商品”，学经济的人都知道，缉毒力量越大，毒品供给量越少，其价格就会越高，就越是会激励贩毒者生产毒品，这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矛盾。那么按照那名教授的说法，毒品的高价格是因为它的稀缺性获得的，是符合供需定理的，所以也是合理的咯?那政府岂不是应该允许毒品的自由流通?再深入些，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我看来，这里说到的“宗教”其实可以包括多种形式：任何有一个众人崇拜的“教主”，有一帮狂热信徒和追随者的团体都可以叫宗教。马克思的时代没有明星和追星现象，如果他活到现在，说不定也会同意把明星和明星的粉丝团体看作是宗教团体。当下明星热大行其道，使得人民精神生活空虚，我想把它比作一种精神鸦片是否也不为过?说它是精神鸦片可能过分了一点，那么把它比作毒品的弱化形式，比作烟草。说明星现象是人民的烟草，精神的烟草可以吗?毒品和烟草都符合供求定理，但它们的高价格是合理的吗?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应该缉毒，应该管制烟草的销售。明星和毒品、烟草有没有可比性可以探讨，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明星高收入是否合理是个伦理学问题、哲学问题，不能因为它符合供求定理就说它是合理的;就算它合理，要得出这个结论也要经过伦理学的论证，而不是单凭它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规律。“真理超过界限即是谬误”，这个问题根本不属经济学所能讨论的范畴。我们那位经济学教授和很多搞经济的人一样，用经济学的范式解释本属于其他学科的问题，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

　　西方经济学本身惯用实证分析法，适合于解释现象，不适合做价值判断。但搞经济的人在按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研究问题时又时常引入伦理判断。如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那样的经济学，使用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断的规范分析，倒也可以对一些现象作伦理与价值判断。因为这样的方法也是伦理学的范式，二者相统一并非不可能。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但问题是目前中国学界盛行的是一股西方经济学中心主义的风气，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深层次角度入手研究经济现象的学说却被挤到边缘。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就曾发微博说：“经济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笔者旁听“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七届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些满头华发的老学者也痛心地谈道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盛行西方经济学中心主义，很多人只重西方经济学，轻视政治经济学的现象。

　　此外衍生出来的，还有搞经济不严谨的问题。比如我见过很多在大学教经济学的教授和老师，在课堂上宣称自己认为四万亿投资是个错误政策。“一针副作用不小的强心剂”“这样的投资市场完全消化不了”是他们常有的论调。但却从来没有见他们哪一个说明自己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么讲，批判四万亿投资俨然是个流行说法，所以跟着这样说的吗?我希望不是这样，但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这些搞经济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如此不严谨?批判的武器什么时候代替了武器的批判?作为个人，有这样的直观见解可以。但如果要在公开场合这样说，就一定要拿出充足的理由。特别是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在公开场合说出观点就要考虑它的社会影响。贬低投资，强调消费和科技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有特征，认同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人很容易具有这样的潜意识。这么多搞经济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四万亿投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经济学界西方经济学中心主义的盛行。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英国经济学家John·Ross的一篇文章，用严格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最终出人意料地证明了投资和资本密集性经济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严谨的经济学家太少见了。

　　有一些搞经济的人，平时只推模型或者搞回归统计，缺少实地考察和逻辑推演的能力。动辄以“主流趋势”或者引述哪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佐证自己的看法。他们凭借的要么是“我们人多”，要么是“某某比你们强”，唯独不是用讲道理“说服你们”这种严谨的态度。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合理的论证，所谓主流看法只是多数人的偏见;搬出的任何大人物的观点也只是教条。

　　要改造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要么将经济学限定在实证分析的框架内，但如此经济学就只能对现象进行分析，而不能对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经济学也可以创立价值评判标准，但如此就必须积极汲取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破除经济帝国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中心主义的思想。现阶段的经济学甚至无需探讨其他什么问题，先弄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