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亮出底细来——乱读随钞之四十 马望野

请亮出底细来　　

——乱读随钞之四十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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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问题的提出　　

日前，读到苏文洋先生提及的一件事情，很开眼界。他写道：“当年，康生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接过一念，变成了毛的名言，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北京晚报》2011/09/09  苏文洋：《这也是“教育”》）简简单单几句话，让人明明白白看到了一个老谋深算、伺机出手的小人，利用一个日理万机、不慎失察的伟人，以售其奸。结果，一部小说成为一个伪证；一批同志陷入一个冤案，家国深受其害，谬论流毒更久。对于苏文洋先生披露的这段文字，在下十分愿意深信其有，不信其无。可惜，一时见不到史料的出处，不能不颇以为憾。　　

为什么呢？因为近几十年来，坊间流传的影影绰绰、二二乎乎的材料太多，使人莫衷一是，无法确信。比如，有一位人口研究所所长曾经具体指出，“我国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人”。可是在公众几年来强烈质疑和不断诘问他计算的根据之后，此人不得不表示“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整理”。而根据一些学者对其所发表的那些文章加以研究的结果，认定他所研究的核心部分，竟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这么一来，根据这个数学模型所得到的结论，也就没有任何学术依据了。（孙经先：《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见《乌有之乡网文集锦》总第27期）可是，这个数据以至数目比这更离谱的数据，却早就已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流布开来了。这不是在骗人、坑人吗？　　

由于此类忽悠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几条杠杠：　　

一，只相信用第一人称写的回忆文字。即使由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也可能出现隐瞒或歪曲，那么这些差错，也会有人负其责。　　

二，只相信有作者著作版本出处的引文。那怕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也可以有追寻、查询的去处啊！　　

三，其余有关的材料，一概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这个眼睛进那个眼睛出。因为有许多所谓传记、访问记等类的文字，其作者，甚至不无名气的所谓“专家”，经传主和被访问者的家属、同事等人揭露，根本就没有和被描写的主人翁见过面、谈过话。我干嘛要去相信其真实性呢？　　

■[乙]  举个例子　　

最近，在下读到曾志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就更加坚定了自己写在前面的那三个信条。　　

在这本书里，我就得到了在别处得不到的确凿史料。这里不妨列举一二。

◆[1]　　

“陶铸怒斥江青‘你干涉太多’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某某和吴某某的问题上。卢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是社科院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的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社科院，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两人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吴某某为‘革命左派’？　　

‘吴某某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的一个人呢？’陶铸说。　　

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共产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可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某某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具历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的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　　

——马氏子旁白：江青，自我膨胀，不可一世；呜呼，陶铸休矣！党国惨哉！　　

◆[2]　　

曾志，投身早期我党的这位女革命家，七十年来经历了多少成功、胜利、风波、挫折啊！最终为什么还能够永葆那陶铸所著《松树的风格》、《革命的坚定性》中极力推崇与歌颂过的革命者高尚而伟大的情操？　　

她跟随朱德走上井冈山，初识了毛泽东。　　

毛泽东用自己的坐骑把她送到大井留守处去生了头一个孩子。　　

她和伍若兰（朱德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吴统莲等女干将一起，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年轻气盛的她口无遮拦，毛泽东站起来用手指点着她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　　

60年代，在难得同意举行的庆祝生日的家宴散席时，毛泽东将她向同桌的钱学森、陈永贵介绍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在史无前例的关头，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谈及陶铸，联系到了曾志，毛泽东有点不悦地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　　

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马氏子旁白：曾志老大姐说的太好了。那不仅仅是一个朴实忠贞的女兵对一个老弱病残的统帅的谅解和尊敬可以概括的问题。他们一起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一直都坚持着共同的伟大理想啊！

（《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从《百战归来认此身》里，人们不仅能看见历史的全局，而且能见到了生活的细节。仿佛身历其境，眼见了当事人的个性，感触到参与者的情思，就连人物的形象都是真实具体栩栩如生的。在自己回忆录的《后记》中，曾志写道：“作为中国革命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革命历史过程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为达此目的，她曾经多次花费了很长时间，自己构思框架，自己动手撰写，只是后来疾病缠身，力不从心，才坚持口述录音，请人代笔续写。即使在重病治疗中，还是要亲自审读重要章节。她是认真的，负责的，不仅是对自己，对后人，而且是对历史，对革命！这样的史料，我们阅读起来，引用起来，才能一百个放心哪！　　

■[丙]  提个建议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那样认真负责地对待这件事情。在这里，只说说文字的引用吧！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很多报刊书籍，引文都不注明出处。　　

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经指出：‘我们队伍里还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人民日报》2011/07/21  本报评论部：《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　　

又如：“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人民日报》本报评论部：《“消极腐败”是政党致命伤》）　　

再如：“马克思说，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人民日报》2011/01/13  曲哲涵：《生活不等于奢侈品》）　　

还如：“列宁曾经说过，到了共产主义，黄金不值钱了，可以用来建造厕所。”（《北京晚报》2009/11/20 苏文洋：《满城尽是黄金屋》）　　

尽管这些语录，所讲的都是正确的话语。但是。上述语录，对于专家、学者和研究员们来说，出处在哪儿，当然了如指掌，可是对于普罗大众，甚至非专业的大、中学生说来，就如坠雾中了，仅仅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那数量有多少啊！谁知道你引用的语录出自哪里？是不是真是他们说过的话？为了免除上述的疑问和担心，报刊和书籍的编辑们手下留情，写下来源，也不费多大的劲、占多大篇幅吧？　　

在这里，我的举例，仅限于引文，而我要谈论的问题并不仅止于此，而且是牵涉到史料的确认和选用的问题。虚假和错误的的史料，只能导致史论的虚假和错误啊！　　

而今上了年纪的同志，大家也许还能记得，话说已经是四、五十年以前了，有那么几个来头很大的笔杆子：如：北京的梁效啦，上海的石一歌啦，虽然没有公开注明他们是什么部门的写作组、研究室，但是站在他们后面操纵着的是谁，那公众是心知肚明的。这些“人”总是仗着先得风气之机、接近“小道消息”源头的方便，提笔为文就是爱好使用不带引号的语录。你要不同意，另有看法，一纠住你，那引号就出来了。但是，说实在话，有时候，那引号也不一定能出来，只不过变过黑体字了，也就打马虎眼算是有引号了。其实，那些话是谁说的？原来说的是什么意思？都是可以打个问号加以质疑的。指鹿为马，鸠占鹊巢，您找谁去！结果可想而知，一到时候，你不是反谁就是和谁对着干，你的麻烦就大了去了。那些语录，在何时何地因何事何人而来？应该如何理解才准确？人们一概无权得知，完全由那些秀才、师爷们诠释、解读，让人毫无置啄的余地，只能引颈就戮。现在难道还会有这等事情么？非也。但是，它却完全可能发生变种！前面已经提到，目前有许多的史料也好，许多的引文也好，并非一定就是货真价实的、完整的、准确的！而篡改了的，掺了假的，成心蒙人的，不一定就没有，甚至数量还可能不少。你要是不搞清楚，糊糊涂涂相信了，一旦上了当，可真没处辩白去。如果问题不说这等严重、利害，仅就维护知识产权而言，给史料和语录注明来源、交代出处，那么，有关的工作人员，费点小劲，花几行篇幅，也还是值得的吧？　　

■[丁]  权充结束语　　

最后，让我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来结束这一堆拉拉杂杂的文字吧！　　

当年，作为一名文化信息的采编人员，在下曾经有幸结识兼具诗人、记者、作家、翻译家桂冠的徐迟老师。他，高个，有运动员的架势；微秃，有科学家的风度，在我们眼里，是个和善亲切的长者。上个世纪的后半叶，他转向了报告文学的写作。真人真事，好人好事，将诗歌溶入散文，在报道中洋溢着诗情，既保险，又得彩。他在报告文学方面的造诣，那是人所皆知，华夏共赞的。尤其是贡献出了《歌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等杰作之后，在社会上更引起了轰动效应。向他要求采访，请求传授经验者纷至沓来，这些活动的内容在当时的报刊上都可以搜索和查阅到。这里不去讲了。但是有一次范围极小的闲聊，有一个细节却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在一次规模很大的采访活动结束以后，几个熟稔的年轻人把徐老簇拥到一间小房间去摆龙门阵。有人直不楞登地问到，在您的一些文章里，时有尖刻的、辛辣的、振聋发聩的、鞭辟入里的议论，没给你带来过不必要的麻烦吗？徐老一听，会心地笑了。他十分坦白地给大家解了密。原来其中有某一些自己想说又不大好说的话，使用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语言。为了安全，他就选用了革命导师的语录。特别是马恩的原话。那些话，既有道理，又有才华，比自己的语言强多了。但是，却故意没有加以说明。世上有些家伙，看来颐指气使，内里却不学无术。他的打算是，如果有人要找麻烦，再把出处告诉他。知道原文出处的，不会找上门来找茬；不知道出处的找上门来找茬，也不怕。他还举例说，马克思写过，“每一滴露水都会在太阳的照耀下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不能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还写过，“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令我用谦逊的风格。”这对于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就很有力量。如果引用在文章里，也很有光彩。事后，在下回单位图书馆查了查原著，果然都是马克思写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句子。而且马克思由此还引申到，普鲁士政府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意志封为“精神的太阳”，赋万物以一种外在的、单一的“官方色彩”，掩盖、取代精神世界的一切声音和色彩，“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只准他“披着黑色的衣服”。徐老果然是高明，对马恩的经典著作比我们可熟悉多了。徐老竹筒倒豆子般的“交代”，让在场的几个同志都舒心地笑了。我上述的深刻印象，便由此而来。现在记录在此，但愿那些不爱交代史料来源和语录出处的人们，并不是用徐老对付“四人帮”的专制文化主义的智慧，来对付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吧。。。。。。　　

（2011/09/26）

◎马氏子曰：　　

拙作最后提到了徐迟老师，想起很多读者可能会不一定了解他。而他这位同志，至今还是很值得大家都尊敬和怀念的。所以，在这里，也不怕罗嗦，把我在网上收集的有关他的一些简况，剪贴在下面，供有兴趣的先生女士一阅，以省却诸多查找的劳作。　　

——附录：　　

◆[A]辑自《百科名片》　　

◎人物介绍　　

徐  迟 (1914.10.15～1996.12.13) 现代散文学家、诗人、翻译，浙江南浔人。原名商寿，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他的夫人姓陈名松，与徐迟同为浙江湖州市南浔人，1936年元旦于上海结婚，生有二女二子。徐迟晚年曾与陈彬彬再婚，其后不久双方因不和而离婚。陈杉杉是电影演员百灵的生母。徐迟三姐夫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　　

◎生平经历　　

　　他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开始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诗拔萃》等﹐后结集为《二十岁人》。 　　

　　1936年起陆续发表散文《歌剧院及其它》、《贝多芬之恋》、《理想树》等﹐后收入《美文集》、《狂欢之夜》。徐迟早期创作受欧美现代派影响。特别是他的诗作﹐追求意象的蕴蓄﹐节奏的跳跃﹐有些作品较为难懂。散文创作则因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稍趋明朗﹐叙写细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迟创作勤奋。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写成《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的《祁连山下》，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歌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以及反映葛洲坝水电枢纽工程建设的《刑天舞干戚》﹐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著作有《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选)、《枯叶蝴蝶》、《徐迟散文选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化》等。1996年底因患抑郁症而在武汉同济医院跳楼自杀，震动全国。　　

◎徐迟年谱　　

　　1914年 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德懋弄6号。 　　

　　1927年 在南浔中学念书。读到了早期白话诗人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这年秋天，第一次去了上海。 　　

　　1928年　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在该校的一个油画展上，第一次见到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1931年　9月，由东吴大学附中升入东吴大学。“九一八”事变发生，12月参加学校爱国学生“援马团”北上，拟出关抗日。滞留北平。 　　

　　1932年　1月，入燕京大学借读。在5月号《燕大月刊》发表散文处女作《开演之前》，同时写出一些短诗。 　　

　　1933年　5月4日收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见到施蛰存。8月，回到燕大继续学习。在12月号《现代》发表译诗《圣达飞之旅程》。 　　

　　1934年　在《矛盾》、《时代画报》、《妇人画报》等发表诗和散文。与施蛰存周围的现代派作家多有交往。 　　

　　1936年　夏天，作为男傧相参加诗人戴望舒的婚礼。9月，和诗人路易士一起协助戴望舒创办《新诗》。10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1月，音乐散文集《歌剧素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　元旦之日和陈松在上海结婚。上半年写作《世界之名音乐家》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9月，写作警世幻想小说《三大都市的毁灭》。 　　

　　1938年　2月，写作中篇小说《武装的农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结识袁水拍和冯亦代。 　　

　　1939年　结识《时事晚报》主笔、国际述评家乔冠华。听袁水拍谈马克思主义。 　　

　　1940年　1月11日，读恩格斯的书豁然开朗，自称为“觉醒日”。2月，赴昆仑关抗战前线采访。 　　

　　1941年　10月，在桂林白虹书店出版诗集《最强音》。 　　

　　1942年　11月，在桂林《诗创作》发表长诗《一代一代又一代》。 　　

　　1943年　2月，在桂林雅典书屋出版雪莱诗歌选译《明天》。7月，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荷马史诗《依利阿德选译》。任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季刊执行编辑。 　　

　　1944年 1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译作《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7月，在美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一册）。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 　　

　　1945年　翻译《巴黎的陷落》、《解放是荣耀的》、《我轰炸东京》等。9月。与马思聪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获得“诗言志”的题词。11月，发表小说《狂欢之夜》。 　　

　　1946年　10月，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在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狂欢之夜》。 　　

　　1947年　翻译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 　　

　　1949年　3月，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译作《华尔腾》（后改译名《瓦尔登湖》）。4月，创作诗歌《江南》。与南浔同仁维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镇和平解放，并率学生出镇迎接解放军。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 　　

　　1956年　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战争，和平，进步》。 　　

　　1957年　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美丽，神奇，丰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庆功宴》。 　　

　　1958年　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和国的歌》。 　　

　　1959年　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评论集《诗与生活》。 　　

　　1961年　离开北京，举家迁入武汉，到长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5年　创作中篇小说《牡丹》，未及发表。“文革”到来。 　　

　　1966年　“文革”中住进“牛棚”，被剥夺写作的权利，创作中断。十年后得到平反，恢复专业创作。 　　

　　1977年　10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 　　

　　1978年　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3月，相继发表《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等。4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 　　

　　1979年　9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徐迟散文选集》。 　　

　　1980年　5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偷偷写出的文论《红楼梦艺术论》。 　　

　　1981年　2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论集《文艺和现代化》。 　　

　　1982年　8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瓦尔登湖》。 　　

　　1983年　4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传》（全译本）。 　　

　　1984年　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结晶》。 　　

　　1985年　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单独建制后，任该会名誉主席。 　　

　　1986年　12月，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 　　

　　1989年　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自传《江南小镇》。 　　

　　1990年　开始编辑多卷本《徐迟文集》。 　　

　　1991年　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游记《美国，一个秋天的旅行》。 　　

　　1992年　4月，访问希腊雅典。回国后开始重新翻译荷马史诗《依利亚特》。 　　

　　1993年　3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江南小镇》，4月，《徐迟文集》前4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　开始写作《江南小镇》续集。7月，在上海书店出版报告文学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1996年 6月，《江南小镇》续集部分章节在《江南》发表。12月12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2岁。 　　

◆[B]辑自《有道词典》　　

◎创作生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迟创作勤奋。50年代的前七年﹐他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是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写成《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的《祁连山下》，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写出了《歌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一系列反响强烈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以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刑天舞干戚》，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特别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常能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结构宏大，气势开阔，语言华美而警策，独具风格。著作有《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选)、《徐迟散文选集》﹑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论文集《红楼梦艺术论》、《文艺和现代化》等。　　

◎作家之死　　

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1981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在经历爱妻徐松癌症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执着和乐于助人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人谈天外，就是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不能使用了。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低首叹息，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他对朋友有时也谈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这时，他的症状已完全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精神科干预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人们只是关注了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需求，孤独无助，精力衰竭，终于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向了灵魂的天国。　　

◆[C]辑自《现代作家辞典》　　

◎徐迟(1914.10.15—) 　　

原名商寿，浙江吴兴人。1931年至1933年，曾先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1933年开始写诗。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二十岁人》。
    抗战爆发后，辗转与上海、香港、重庆。这期间，曾与戴望舒、叶居祁健合编英文版《中国作家》。协助郭沫若编辑《中原》月刊。创作和翻译了不少作品。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抵上海，曾一度回故乡教书。
    全国解放后，先后人《人民中国》（英文版）编辑、《诗刊》副主编。1960年调湖北文联专业创作。创作了大量的诗、散文和特写。其中反映画家常书鸿献身于祖国艺术事业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引起读者热烈反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描写科学家生活的《地质之光》、《歌德巴赫猜想》等，将科学抽象化为艺术的图画，受到广泛好评，曾豁98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一等奖。
    现任作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著作书目
二十岁人（诗集）1936，时代
武装的农村（中篇小说）1938，上海明明书局
最强音（诗集）1941，桂林白虹书店
诗歌朗诵手册（诗集）1942，集美书店
美文集（散文、文艺评论、翻译合集）1944，重庆美学出版社
狂欢之夜（小说、散文选集）1946，新群
我们这时代的人（特写）1956，作家
战争，和平，进步（诗集）1956，作家
美丽，神奇，丰富（诗集）1957，作家
庆功宴（特写）1957，作家
共和国的歌（诗集）1958，作家
诗与生活（文艺评论集）1959，北京
歌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集）1978，人文
徐迟散文选集1979，上海
《红楼梦》艺术论1980，上海文艺
文艺和现代化（文艺论文集）1981，四川人民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散文）1982，上海文艺
结晶（报告文学集）1984，上海文艺
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1986，文联
万首诗歌写满墙（诗集）编选，1958，河北人民
怀来新志编选，1959，百花

◎翻译书目
歌剧素描（传记）编译，1936，商务
世界之名音乐家（传记）编译，1937，商务
乐曲与音乐家的故事（传记）编译，1938，商务
明天（诗）英国雪莱著，1943，桂林雅典书屋
依利阿德（诗集）希腊荷马著，1943，重庆美学出版社
小涅丽（话剧）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1944，时代生活
托尔斯泰传（第1、2部）英国阿尔麦·莫德著，1944，重庆国讯书店
第七名逃犯（长篇小说）德国安娜·赛格尔斯著，1944，桂林学艺出版社
托尔斯泰散文集（1）俄国托尔斯泰著，1944，重庆美学出版社
我轰炸东京（报告文学）美国劳逊队长著，与张能欣合译，1945，时代生活
解放，是荣耀的！（报告文学）美国裘屈罗·斯坦因著，1945，重庆新群出版社
巴黎！巴黎（长篇小说）苏联爱伦堡著，与袁水拍合译，1947，上海国讯书店
巴黎的陷落（长篇小说）苏联爱伦堡著，与袁水拍合译，1947，群益
帕尔马宫闱秘史（长篇小说）法国斯汤达著，1948，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
华尔腾（散文集）美国亨利·梭罗著，1949，晨光
老英雄回家（通讯）苏联波列负依著，1951，海燕
瓦尔登湖（散文）美国亨利·戴维·梭罗著，1982，上海译文

　　

◎研究资料书目
创造的诗学：谈徐迟的报告文学（美国何楱）198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徐迟研究专集（王凤伯、孙露茜编）1985，浙江文艺 
（徐建华） 　　

[马注：这则资料，好象在徐老过世后没有更新，故未能见到其往生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