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资本的帝国
资本的帝国
（加）伍德
王恒杰，宋兴无 译
埃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曾长期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其代表作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阶级的退隐》、《资本主义的起源》等。
目录
平装本序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经济力量的剥离
第二章 财产帝国
第三章 商业帝国
第四章 一种新型的帝国
第五章 经济法则的海外扩张
第六章 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化
第七章 “过剩的帝国主义”，无限战争
后记
资本的帝国
平装本序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之前。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假如发动战争，那么紧随军事占领的胜利而来的将是推行美国想要实施的政策。在本书中我提到了这一点。[1]然而那时我相信——我现在仍然相信——对伊拉克的占领其目的并不是要把美国建成一个殖民帝国。美国的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在本书中我力图对此做出解释。
布什当局的评论家特别强调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突破。毋需否认这一集团鲁莽的甚至是自我毁灭性的极端主义，但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帝国幻景一直是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全球经济霸权计划在大规模军事优势的支持下，随着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2]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及在广岛、长崎施放原子弹，建立自己的军事霸权起就正式开始了。就其试图获取“全方位控制”的用心而言，由于美国拥有如此大的军事优势，无论敌友，都不会有人想要对其作为一种全球的或区域的力量进行挑战，布什当局无疑表现得更为单边主义和赤裸裸的。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性优势显然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
有评论家会说：由于对伊拉克的占领，布什当局正在返回到一种较为古旧的殖民帝国主义，这可能确实是一种重大的反叛。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误解了美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其实，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也是对资本主义帝国的特殊性的一种误解。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这样讲并不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拥有帝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而主要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来控制整个世界。英帝国一直梦想在不付出殖民统治代价的前提下榨取印度的商业财富，而实际上，它是建立了一套较之于新型的资本主义霸权更接近于传统帝国主义的、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总体来看，美国所谋划的以及所实践的，就是无论在何地都尽量避免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尽可能依靠其经济霸主地位，因为后者相对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获利性更强。
或许这样看这个问题是比较妥当的：美国意愿的仍然是维持其经济霸权而又不至于陷入殖民统治的泥潭。对伊拉克的占领这一事件本身就更加证实了这一看法。形势是如此地一目了然：把前伊拉克领导集团斩草除根，以留下一个基本未遭破坏同时又拥有一个较为听话的领导集体的伊拉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是徒劳的。美帝国政权无疑仍在希望它能够较快地而不是在更久之后摆脱困境，建立起自己的经济霸权，把美国资本牢牢地植入当地经济特别是其石油工业，使伊拉克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军事基地，却又不留任何公开的殖民存在的痕迹。
然而此处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就是本书的中心思想：尽管美帝国主义的目标是不含殖民统治的经济霸权，全球资本仍然——实际上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种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政治以及法律秩序。我们不断地被告知——不仅是被传统的“全球化”理论，而且也被诸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这样的时髦论著——民族国家正在衰亡。[3]但是，帝国霸权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个由诸多的地方政权组成的有序的体系，而全球经济霸权则依赖于保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的诸多国家的控制。当然，不存在任何一种全球政权能够像民族国家之于民族资本那样，来确保它所需要的秩序。同样，这样一种政权的产生也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通过国家间关系的中介，地方性政权在组织经济运行方面，发挥着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中心作用。
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它不仅要面对所谓的“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failed’states）的问题。它还要保持附属国在面对剥削时的弱势。而且，更为有效的是，它还要建立那种使一个国家处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因为，如果全球资本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多元国家体系，那么，很难看出它如何才能忍受一个不同国家间军力几乎平均分布的体系。
所以，现行的美国军事路线的首要前提就是美国必须拥有这样一种“任何势力——不论敌友——都不会寻求挑战，或自命为全球或地方霸主与之抗衡”的巨大军事优势，这一观念的根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其目的不仅是阻止进攻，而且也是为了“先发制敌”。总体而言，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这一安排。然而一些主要的盟友确实表现的并非那么完全听话，特别是从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鉴于全球资本的需要，美国的主要盟友——它们也一直是它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总的来讲还是同意美国应该拥有其巨大的军事优势并不同程度的削减了自己的军事势力范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就美国的举动而言，仍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解释。也许，弄清楚全球资本为什么总体上需要一支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来维持一个有序的，意见一致的多元国家体系并不困难；但是，美国的霸主地位怎样使得美国资本特别获得收益？这个问题就显得不那么易于理解。我们当然知道美国资本为什么会热衷于某些直接的帝国干预，比如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但是，要弄清楚美国的军事优势与其全球的经济竞争中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决非轻而易举。
比较容易说明的是：这种军事优势一旦存在，它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当它没有特定的自我约束的动机时，情况就更是如此。我在此想说的是：就概念而言，鉴于其在维持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宽泛的、非特定的作用，这种新的军国主义不会具有这样的动机。
由于它所享有的无人挑战的权威，我们几乎不用奇怪：美国会毫不节制地利用它巨大的军事优势追求任何一届政府在任何情况下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当它的经济优势不再像以往那样无人挑战的情况下就会更加如此。把这种权威的运用推向极限的只有乔治·W·布什。这里我要说的是：军事行为的过度总是打着全球资本自身“使命”的幌子，而无关乎美国应届政府是否是极端主义政府。
即使是美国的巨大力量也不能靠自身自动地拥有全球，因此下一个最佳措施便是定期的军事演习，但愿这样做仅是为了增加他人的信心。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或许难以把它说成是侵略伊朗的序曲，而相反，它只是避免这种冒险行为的一种努力。伊拉克作为一个合适的打击目标，并非因为它代表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而恰恰是因为它根本不代表任何实质的威胁。美国这样做无非是要在整个地区及全世界“敲山震虎”，而它自己（至少白宫的那些天才们会这样认为）则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军事剧场，或称“示威效应”成为美国军事政策的主要成分这个事实，使得预知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破解传统的帝国主义模式则要容易得多，因为其动机不外乎殖民统治和领土扩张。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难以预知，是因为现今美国的军事行动与任何特定的动机日趋分离。经常地，与其说这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倒不如说是为了显示其控制地位。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以无限的战争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一定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但一定会导致不论在目的上，还是时间上都没有任何限制的战争。
埃伦·M·伍德
2004年3月于伦敦
序言
本书付印之时，全世界将仍在静观美国是否真的会因受到威胁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其论调之强硬仍一如既往，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仍在继续。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可能性：布什当局一直寄希望于事态向可以挽回面子的方向发展——如一举拿下伊拉克，或者是萨达姆主动出走——这将使美国从一场越来越不得人心且极具灾难性的冒险中脱身；另外，与其表面态度相反，白宫对联合国调查行动造成的一再拖延求之不得。
但是，不论这一紧张局势以怎样的结果告终，布什当局清楚宣扬的政策都使我们陷入极度的恐惧，一方面是因为他强调要以压倒性军事优势确保在面对任何可能的挑战时能够抢占先机，不论这种挑战与对抗来自友方还是敌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坚持要拥有某种单边的“先发制人”的权利以应对任何可想像或不可想像的威胁。
自从这种布什主义于2002年9月宣布以来，自由派评论家们就典型地把它看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总趋势的一次彻底决裂。当然，公然采取“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或之后坚决奉行的遏制政策，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的报复政策是有着某些区别的。布什政权的这种倾向无疑把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向了新的极端。它甚至有可能辨称：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轴心是一种具有明显险恶用心的极端主义的表现，它与美国政治的主流格格不入，遑论当局要员们在石油业的既得个人利益了。
假使说美国一直对这种旧式的帝国形式从总体上采取规避态度是因为它风险过大、代价过高，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而言也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把布什政权看作一种正在趋近这种旧的直接殖民的帝国形式进行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尤其在中东问题上就更是如此。说到底，资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需借助于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较之于其前辈们，布什政权在破坏上述一贯规则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彻底。
不过，即使我们把布什主义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反常曲折，即使我们忽略由美国实施的所有军事干预，即使我们不考虑此前历届政府大力推行“自由帝国主义”原则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布什现象都仍然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除非把它看成一种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固有逻辑的扩张，不论其如何极端，如何会最终招致自身的毁灭。而反过来，那种对外政策因其与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而根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更具普遍性的逻辑中提炼出任何特殊的意义来。
本书既是对当今形势的一个政治上的回应，也是对资本帝国主义所作的一般的分析性、历史性的探索，比如自其发端起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动力与其他帝国形式的区别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布什政府所追求的不可理喻的政策可能是某种极端典型性的疯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种疯狂不仅牢固地扎根于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而且也是牢固地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之中的。
埃伦·M·伍德
2003年1月于伦敦
导言
任何人讨论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都很容易受到质疑：美国没有直接统治或占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4]
这个事实的确是给“新帝国主义”定性的困难之处。今天，虽然仍存在着少数殖民性质的财源地，但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强国，都不是对广大的附属地进行直接控制的殖民帝国。尽管美国在约140个国家拥有军事存在，但仍不能说“帝国”直接以军队扶持傀儡集团的方式实施其统治，也不存在过去那种利用优势兵力或先进海军技术控制贸易通道的商业帝国。
帝国列强实施殖民统治，乃至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曾一度成为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业。任何对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或后来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者有所研究的人都非常清楚，附属国的财富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转移给了宗主国。在这方面，传统的帝国主义与某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有不少共同之处。正如封建领主与其赖以榨取劳役和地租的农民，或极权国家与其赖以征收税赋的农工之间那种一目了然的关系一样，殖民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前者动用武力进行征服直至实施种族灭绝，强迫后者放弃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相对而言就不是那么容易解读了。这里没有剩余劳动的直接转移，工人不向其雇主交付租金、税赋或贡品。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工人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同时被资本家夺去了什么。事实上，雇主们不仅未向工人们收取租金，相反，却向他们支付工资。而且，这种支付，最少在表面上，是对工人全部劳动的支付：例如，做八小时的工，就付给八小时的工资。工人们是怎样通过他们未获报酬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财富？换言之，资本家是怎样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了比工人工资更多的、表现为利润的收益的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于任何一个理性人而言，不言自明的是：如果没有剩余劳动从工人转移到资本家手里，资本的积累就不会发生，但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答案就远不是那么清晰简单。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对于解释这种转移的发生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是用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之间并不复杂的相互作用却更加证实了劳资关系的模糊性。[5]而向农民收取地租或赋税，显然就是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一部分给领主或国家——不论以劳役形式还是货币形式，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复杂地对其进行理论化。
更为特殊的是，资本家未对工人施加任何直接的强制，那么，到底是什么迫使工人献出了剩余劳动？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领主或国家直接动用政治或军事力量从生产者那里收取地租、赋税或贡品，而资本主义社会使工人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纯经济性强制却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当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成为获得生存条件，甚至是获得劳动机会的惟一手段时，无产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这里实施强制的，或显得如此的，不是人，而是市场。表现上看，这似乎仍然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法定的主宰与隶属的关系，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惟一正式认可的合法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换——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我们不便深入讨论价值理论，或对代表资本家对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进行测算等复杂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不论我们认为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转移的是不是“剥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仍然是不清楚的，资本家榨取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手段，不论对还是错，从本质上也是模糊不清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不清楚的。想弄清楚“财富是如何从弱国向强国转移的”这个问题，现在要比早期殖民帝国时期更困难。然而，即使这种转移在有目共睹地进行着，那么，它是怎样完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云遮雾障，而这种模糊性又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此处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最后还要强调，惟一被正式认可的关系是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两个实体的关系——例如买方与卖方，借方与贷方，甚至是名义上享有主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排除更多传统的强权殖民的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无庸讳言，是一部漫长的、血腥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经济法则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直接统治形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才达到成熟。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于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问题的难点在于：如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控制一样，超经济力量在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中的作用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般来讲，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即使在超经济力量直接用于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警察逮捕罢工者——双方冲突的本质仍然会被强权表面的中立性所掩盖。特别是在自由民主国度里，人民拥有普选权和日益完善的人权自由，警察不是受雇于资本家，而是代表着理论上属于全体公民的政权。今天，当强国对弱国发动战争时，我们也只能这样理解：动武不是帝国主义行径，而是中立行为，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
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并不是说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警察行径，都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强权的利益。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其目的也不会像封建领主对其农民动用强制性权力，或古帝国明目张胆地出兵征服他国，建立殖民地并将其统治强加于殖民地人民那样一目了然。
要理解“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论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及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超强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有其独一无二的能力将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力量加以分离，而这一点，除了其他意义外，意味着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任何现存的、可以想像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同时，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
此处的论点并不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力量已经逃脱了国家的控制，并使得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相反，笔者的观点是：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的政权而是一个“多国”的全球系统，而“新帝国主义”正是在资本不断扩张其经济势力，但维持这种势力的超经济力量却日益受到限制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界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或至少是一个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并已经依附于一种新型的全球“主权”的世界里，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老式全球化理论的神话。菲利普·博比特写了一本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热门书，书中宣称这样的国家并未死去。他认为，拥有自己领土的民族国家已被实质上无国界的“市场国家”所取代。同样的观点也贯穿于一本表面上激进并具有打破偶像崇拜意义的著作，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在他们名为《帝国》的书中宣称，民族国家已让位于一种新的无国界的“主权”形式，这种主权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6]而与此截然不同，本书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忽略了一些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真正关键的东西，同进也使我们在与资本帝国的抗衡中处于无力状态。
本书不是一部帝国主义史。尽管这里的很多观点是历史性的，但它涉足帝国历史的目的，是要通过将资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加以对照，从而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一些主要帝国典型，不论是欧洲的还是非欧洲的，本书并不讨论，或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印加帝国、葡萄牙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有关历史的章节将集中讨论一些与资本主义某些特征联系密切的重要实例——如私有制的主导地位或商业的中心地位——以便强调即使历史上的这些典型实例也与资本帝国有根本性区别。同样，本书也不自命为“资本帝国主义通史”。在此，读者无疑会想到一些可以或应该提及的事例，或者也可能就本书未对美帝国主义成长为当今形态之前的情况进行足够的分析而提出异议。但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全面的历史性描述，而更倾向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加以定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在今天是如何运作的。
在第一章中，我将简单地阐明资本的经济势力是如何将自身与超经济力量分离开的，粗略地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之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领土国家之关系的内在意义。第二、三章将通过与文官制中央集权式帝国（中国），商贸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帝国）进行比较，讨论几个非资本主义的帝国，来例解我所称之的“财产帝国”（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
其他的章节将讨论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扩张——从英国对爱尔兰的控制，到向美洲的延伸；从在印度建立“第二”英帝国到今日美国控制之下的“全球化”。最后一章将探究军事力量在新帝国主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全球化经济赖以维持的多国体制的自身矛盾——在该种体制下，军事势力构成的超经济力量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变得对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并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新的形式。
第一章
经济力量的剥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7]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所有的经济行为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剥削者，都要依靠市场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工薪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需要市场调节。这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中，直接生产者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特别是获得土地的途径，是“非市场”性的，并因此避开了市场的力量，而剥削者则依仗特权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者与生产者双方对市场的依赖性意味着他们要受制于竞争、资本积累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等法则的强制；以竞争性生产为生存基本条件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受这些强制性法则的驱动。其结果便是在形成诸多其他事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也正是这种关系对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扩张产生了种种影响。
经济与政治力量
在非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要辨别力量核心通常并不困难。弄清楚军事与政治强制的根源，一般也就找到了经济力量的根源。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依靠超经济力量的强制，他们依仗其优势的强制力量，政治、军事及特权，榨取剩余劳动，特别是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这些农民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薪劳动者，尚拥有生产资料，或是作为地主，或是作为佃户。而资本主义则不同，它在这方面有别于其他所有的阶级社会。比如说，资本家不像封建领主，一般不需要直接控制军事的或政治的强制力量来压榨他们的工人，因为工人是无产的，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为了工作和生活，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
毫无疑问，资本家完全依靠国家强制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权力，加强对财产的控制，确保社会秩序与环境有利于资本积累。但是，资本家的剥削权力与国家强制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明显区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既推行普选权而又不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因为这种经济权力不需要政治权利上的垄断。
甚至可以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具有明显的“经济”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权力分离于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同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才具有自身的力量，作用于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所有人，作用于对竞争、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某些非人格的系统化需求。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人都依靠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迎合市场的要求，无法顾忌他人自身的需求。
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剥削模式，即生活的日益商品化，由市场的非人格化“规则”所决定的社会关系规范，创造了一种正式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的经济。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政治本身作为一个正式独立的范畴而存在。尽管主权领土国家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的明显分离，创造了一种比非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易明确地定义且更加完整的领土主权。同时，一度曾归于国家行政或共同体管理范畴的许多社会功能现在也完全归附于经济。当然，这种功能的转移最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上。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到经济规律的调整，它的种种要求在重塑着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流通，而且包括资源的分配，劳动力配置与对时间本身的组织安排。
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不仅是通过强势力量人为地、直接地实施，而且也通过市场的强制手段间接地、非人为地实现。统治阶级在国家的帮助下，能够并且当然要操纵那些强制手段以牟取私利，但却很难说它们来自某一种特定的权力。
资本确乎需要国家强制的支持，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受到资本的蚕食，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诸多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控制或共同体监控中脱离出来，并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市场规律。表面上，尽管一种经济形态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的出现，该领域似乎被削弱了，人们的生活偏离了其原来的轨道，但这无疑也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即那些经济范畴内的部分，不再受民主责任的约束。
这种经济力量从直接强制中脱离出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资本的经济霸权可以扩展到远远超越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社会形态，就在于它以纯经济的手段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能力，事实上，资本残酷无情地自我扩张的能力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能力，它不仅适用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也适用于帝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注意到，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相比，资本具有不需要直接的政治统治或司法特权而仅以纯经济手段控制劳动力的能力。非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力量仅能伸展到其超经济力量所及的范围，伸展到其政治、军事及司法力量所控制的范围；而不论事实上生产出了多少剩余产品，剥削阶级的积累也仅限于其超经济力量有能力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的范围。非资本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之间有着类别上的不同。传统的殖民帝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通过军事征服和经常的直接政治统治来控制其领土及属国。而资本帝国主义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来实施其统治，如操纵市场力量，包括以债务为武器。
面对这样的统治方式，国家的作用仍至关重要，详情将在后面讨论。但经济与政治控制的分离使政权与经济力量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对统治的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社会主义反抗运动出现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的独特关系就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现代革命并未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生在这样一些社会：政府充当直接剥削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明确无误的攻击目标。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在工作场所，而“产业的”的与“政治的”斗争也日趋分离。
此外，虽然在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对资本力量构成的挑战的可能性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国家的集中层面上都显然存在着。至少，政府会受到来自有组织的反对派，特别是劳工运动的压力，从而采用相应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本主义的最坏影响。政治与经济范畴之间的劳动分工甚至会有利于从属阶级，对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平衡或许会向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倾斜，因此国家即使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之中，它仍能够发挥更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作用。人们过去甚至希望，夺取政权会使得更彻底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但在今天看来，这些可能性几乎根本就不存在。首先，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离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似乎是一个较之从前更重大的并且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问题。跨国资本似乎逃脱了民族国家的管理范围，资本的力量似乎更加分散，找出并挑战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心显然更加困难——它似乎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在。
然而，表面现象可能更具欺骗性。本书的主题是：国家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甚至或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是资本主义力量的最集中体现，且资本帝国所依赖的正是一个多元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正在衰落吗？
让我们首先从这个假设谈起，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是全球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所以能够把这些问题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如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民主短缺”，生态恶化，等等，并非仅因为这种经济是“全球的”，或者因为全球化公司是极其罪恶的，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们是无比强大的。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统的法则推动的，包括诸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这些法则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先，把“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即使是最为善良谦和或“负责的”公司都不可能逃避这些强制性法则，都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以求得生存——而这意味着不论一件事情会有怎样浪费或毁灭性的后果，都要把“利润”置于首位。这些强制性法则也要求资本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不论“全球化”如何强化了这些法则，它都是这些法则的结果，而非原因。
这些系统的法则当然可以通过特定的跨国公司来发挥作用，但是，正如某位评论家所言，“公司企业，不论是其本身有多么强大，它们也只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而人们却常常以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势力，而非资本家运筹财富的一种特殊手段”。[8]任何一个资本家财富的特定组织，如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都可能遇到挑战，甚至倾覆。但是，相关的资本家可以轻易地重组财富，并以另一种形式获取利润，重新开始其新一轮毁灭性行动。所有这一切，孟山都公司都经历了，在一场最具影响力的“反全球化”战役和看来会危及其生存的消费者抵制运动之后，它立即与另一家公司合并（由此它再一次以一家独立公司而出现）。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在于这家或那家公司，或者这家或那家国际代理机构，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么，我们该做的当然就是追溯资本主义法则，一直到其可以确定的源头，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不可追溯的问题。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就此提出问题：全球范围的资本是否已将自身置于民族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并使得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不再是主要的抵制对象，也不再是对抗的可用工具？也许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与此前的任何帝国力量相比全球资本也许更加依赖于领土国家。我们可以首先考虑民族国家传统上针对国内资本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并设问：“作为全球资本代表的跨国机构是否已经发挥了这些功能？”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当一个阶级剥削另外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都存在着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剥削“要素”：即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实施这种剥削的强制力量。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两者往往程度不同地联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意味着这两个要素在私有企业（或以同样规则运作的公有企业）与国家的公共权力之间已经明确地分开。当然，任何资本主义企业都有一整套为己所用的规则机制，及其内部的组织等制度，以确保其工人协调有序并有“工”可做，而资本最有效的制裁手段则是不让工人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使工人没有工作和工资，开除工人或连同企业一同关闭的能力。但使该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最终裁决权属于国家，国家控制着行使直接强制所需的司法机关、警察和军事力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制力量与剥削功能以独有的方式相互分离（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运行的公共事业亦是如此）。如我们所知，这点与封建制度下剥削与专政的统一形成对比，在后者中，领主的强制力量——说到底即军事力量——同时也是剥削力量，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非资本主义政府利用强制力量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削剩余劳动，并以作为统治者与官僚获取个人财富的手段是相同的。所以，从一开始，由于资本家利用他们的个人财富对无产者工人进行剥削，而国家则在与资本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资本家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就与众不同。
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市场“规律”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具有不断的威胁性。然而，或许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更需要社会运程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民族国家通过提供一整套详细的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法律与组织框架保证了这种稳定性和可预知性，来维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契约机构和金融交易。
这一点从资本主义早期开始即是如此。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英国早期，即已出现了一种社会所有制关系制度，它逐步把生产者和剥削者统统纳入竞争性市场的法则之下。地主越来越致力于使其佃户接受由市场条件而非惯例决定的租金，而佃户则越来越必须设法获得市场上的成功。地主与佃农双方都逐渐对佃农生产力和竞争性的提高产生依赖。这一点与非资本主义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在后一情况下，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压力被阻断，因为他们有着对土地的直接的、非市场的使用权，而领主则依靠其势力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当然，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市场，农民常常进入市场出卖剩余产品并购回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不论是生产者还剥削者都不需要依靠市场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和再生产手段，市场所发挥的即不是“调节者”的作用，其功能也不具备强制性。英国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结果，就是创造了这种市场依赖，导致了农村人口两极分化：一部分是市场竞争的成功者；另一部分则在竞争中遭到失败并被逐出土地。
如果不是国家提供支持，这一进程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正是国家通过司法干预和立法帮助形成了“财产所有权”的市场依赖性。同样从一开始，国家干预不仅是创立和维护所有制的需要，同时也是创立和维护无产制的需要。当然，国家一直是支持剥夺过程并保护资本家财产垄断性所必须的。但是，国家同样需要确保那些无产者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可以在需要时随时成为资本的劳动力。在此，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得不被打破了。一方面，国家必须帮助那些无产的没有其他生存手段的人口在无“工”可做的情况下能够活命，在对劳动力的需求处于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萧条时维持一支工人后备军。另一方面，国家必须确保切断一切逃避路线，确保不能轻易获得为资本提供“付薪劳动”之外的生存手段，以便使无产者不会从在资本需要时则出卖劳动力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正如英国实施《济贫法》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平衡术”从资本主义早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在16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就在批评家开始把“圈地运动”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加以评论的时候，英国即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国家的、由政府统一规范管理的“福利”项目，以此来回应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和“无雇主”无产人口不断增长而导致的对社会秩序的明显威胁。在《济贫法》实施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总是不得不与资本家雇主的需要相权衡，最后在英国产业发展需要一支越来越庞大的可流动性劳动大军时，以1834年《济贫法改革案》而告终。旧的院外救济制度允许或迫使穷人依靠居住区教会的帮助，而这种制度此时看起来已成为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它不仅把人们束缚在了他们所属的教区，而且还使他们失去了到不知名工厂去找工作的动力。所以院外救济制被废除了，贫困救助则仅可在劳作救济院获得，救济院的工作都是让人极度难以忍受的，因此工厂的工作就变得相对较易接受。人们对此项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心存一定疑惑，但对改革的初衷却是毫不怀疑的。
英国的《济贫法》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国家是怎样历史性地进行干预以确保劳动力对资本家的依赖。该措施的重大意义是国家在保护资本主义自由流动的同时，在控制劳动力流动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劳动力跨越国界的流动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控制劳动力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使工人不流动，而可能意味着要使其流动到资本最需要的地方。1834年《济贫法改革案》代表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时，资本需要使劳动力成为无根的浮萍，使其从对地方的归附中分离出来。但是，尽管国家继续在发挥使劳动力在国内或必要时跨越国界自由流动的作用，这样的流动仍总是受到极严格的控制。紧紧地控制住劳动力的流动，以便使这种流动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而非威胁到这种利润的获取，这一直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同时，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领域之关系的另一方面则是：它开创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新战场，而且由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性供给被工人阶级的斗争大大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发挥作用了，而且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没有哪家跨国机构已经接近于取代民族国家在维护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支撑其他作用的强制功能。没有一种可信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够提供资本所需的那种日常管理和增值环境。当今世界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再者，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国家，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国家的全球体系，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复杂关系的建构。
资本主义向政治和军事控制领域之外扩张的首要和最基本条件是经济法则的强加：将市场强制机制引入到尚不存在这种机制的地方，而在其已经存在之处则予以维持。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国内经济中国家是怎样运作以实现这种效果的——例如，通过帮助改造所有制以及控制劳动力流动。市场法则的强加也是“新帝国主义”的基础。资本的经济力量也许能够波及到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影响范围之外，但是它只有而且也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本身向外扩展之时方可如此——而这一点是需要借助于超经济力量的，不仅是在国内阶级关系方面，而且同时也在帝国控制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内经济中，政府在制造和维持一个无产工人阶级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个阶级因其没有个人财产，所以必须进入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帝国的整个“阶段”上，宗主国和从属国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都起了不相上下的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列强会像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那样在所在的地方都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只是说必须使附属国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时弱不禁风，其主要方式即强迫它们向帝国资本开放市场，以及进行某些社会改造，例如，把封建农夫改造成依赖市场的资本主义农民，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已被以出口为导向的专业化经济农业所取代。因为农民变得要依赖市场生存，宗主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农业，就采取巨额补贴和进口控制等措施；而处在从属国的经济形式下的农业生产者则被迫与这些获得补贴的农民在国内或在海外进行竞争。带来这种社会变革——不论是以直接强制方式也好还是以其他诸如条件苛刻的贷款与援助方式也好——从其一产生就一直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项主要功能，其不可替代的工具就是民族国家。
较老形式的帝国主义直接地依靠征服与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将其帝国控制的范围远远扩展到了直接的经济统治与殖民占领所能涉及的范围之外，仅仅是靠采用并操纵了资本主义市场。正如资本家阶级不需要对工人无产者进行直接统治那样，资本主义帝国可以依靠施加经济压力来达到剥削从属国家的目的。但是，正如要强迫工人阶级依附于资本并保持这种依附状态一样，也必须强迫从属国的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就在今天的早间新闻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印度的一个农民组织拒绝接受一项由英国提供的援助计划，理由是其条件不仅会强迫农民向出口市场方向发展，而且这样做会不可避免地消灭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民并使土地财产进一步集中。帝国政府往往通过单边行动或借助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成功地将此类条件附加于专为接受国经济而设计的拨款与贷款，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面对经济压力时更加弱不禁风。这些项目的效果和动机与欧洲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行为——从圈地运动到《济贫法改革》——非常相似。
强力推行市场法则的最新手段对那些已经经历了“结构调整”的国家是耳熟能详的。尽管形式各异，但整个过程又退回到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初期。早在16世纪晚期，英国即已开始实验这种帝国主义策略，特别是在爱尔兰地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谈到。从一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就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在最大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法则”的需要与尽量减少这种普遍化给资本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之间的矛盾。竞争推动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总要尽量弱化竞争。它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市场，并不断在新的地方寻求利润，然而它又通过阻挠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以独特的方式阻挠市场的扩张（早在17世纪，它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做的）。
矛盾
民族国家在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一直是不可取代的工具，一方面表现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把资本优势力量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在接受端民族国家又是资本主义的“导流器”。从英国将其欧洲对手置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压力下的那一刻开始情况就一直如此。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再谈这个问题，讨论欧洲国家在面对不仅是经济压力，而且也包括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在其国内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是如何继续在维护全球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目前，针对一切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而言，我们只需要强调：世界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而这一点不仅是民放解放斗争的结果，也是帝国列强的压力使然。
列强们注意到：民族国家是资本积累所需条件最可靠保证，也是资本向直接政治统治领域之外进行扩张的惟一手段。随着市场法则成为“操控”地方精英的手段，地方政府已不再是传统的殖民媒介和最初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推广到全世界的定居者，而是实用的资本主义运作法则的传送带。
但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其核心之处存在着诸多矛盾。一方面，经依赖于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使得以“纯经济”手段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无限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向民族国家之外延伸为可能。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扩张的独特动力。离开了不断的积累增值，资本就不能存在，而它的需求也会残酷地驱使它向其民族所属之外进行地域扩张。然而在另一方面，资本又总是需要领土国家的支持，而尽管资本主义剥削的大范围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组织顽固不懈地存活下来。同时，民族国家保持了其作为全球资本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作用，也许是它惟一不可缺少的超经济工具。可以想像现存的民族区域内部，或者甚至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族性的主要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离开了多元领土国家体系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资本主义剥削及其维护自身存在所需的超经济专政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相对直接的，尽管这里充满着矛盾。劳动分工相对明确：资本进行剥削，而“中立的”国家强化“有产”和“无产”体系。但是，由于资本仍然依靠地方的和受到地缘限制的行政与强制力量，来扩大其地理范围，这种联系变得愈加复杂了。目前，我们对这种存在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和新的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之内的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才刚刚开始了解。
综上所述，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资本的经济影响向远在其政治控制之外的地方进行辐射成为可能——其辐射方式对于直接依赖经济力量与政治统治的早期经济剥削而言是不可能具有的。然而，资本主义从未摆脱过领土国家，其疆域与资本帝国相比要狭窄得多。资本主义剥削仍然需要超经济强制的支持，而与之并行的国家则需要提供管理秩序和资本所需要却又恰恰缺少的最终强制力量。虽然统治阶级显然不具备直接强制的能力，但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更加依赖法律与政治秩序，以保证资本在其日常交易中所需要的规范性与可预知性。资本也需要依靠超经济行动和建立超经济机构以弥补其自身不断衰败的趋势，其市场的没落以及资本主义势力所依存的多数人口的“无产化”。
问题是，除领土国家之外，尚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超经济力量能采用以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而领土国家与其说是代表地方的和国家的利益在发挥作用，倒不如说是在为全球资本的利益而发生作用。资本在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分离仅使资本扩展其政治影响成为可能，同时也要求其立足地方政府，并为其政治需要服务。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它能够以任何其他社会形态都做不到的方式把自身从超经济力量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这一“分离”本身又使资本的经济霸权受到领土国家的支持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随着资本的经济影响与领土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影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帝国列强，特别是美国，进行了数种新型的超经济力量的试验以求解决这一矛盾。早期的帝国列强，随后的两章中将讨论，自有其自身的弱点和不稳定性，而这一矛盾则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
第六章
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化
英帝国把资本主义法则带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它这种做法所取得的成功却非常有限，其结果也是充满矛盾的。只要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还有赖于对所属殖民地的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那么，对殖民统治的需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与经济法则的冲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从帝国扩张中一无所获，或者说它失去的与得到的一样多——尽管如我们在印度的个案中所见，我们不应把帝国的财富和财政收入与资本利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这样表述似乎更为贴切：不论帝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种发展本身终将会冲破帝国强加于它的种种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普及的全球势力，其法则的全球化所需要的可能不仅是帝国军队，而是另外一种途径。
英国的欧洲对手
资本主义法则以经济手段而非以直接的帝国统治进行的扩张，不是在殖民地开始的，而是从紧邻本土的地方开始的。而令人难解的是，这种扩张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殖民强制，而是通过作为英国主要欧洲对手的一系列主权民族国家。虽然英国迫使其邻国纳入了自己的经济法则，但这一行为显然并未产生在这些国家之上建立霸权的效果。相反，这些欧洲大国通过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巩固了自己在国与国之间及资本主义对手之间的地位，其主要目标并不是首先以竞争性生产为手段在市场上向英国发起挑战。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力量本来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不得不被迫服务于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的。
与曾经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机制相比，英国的对手如德国和法国的发展，则是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所驱动的。当资本主义在英国的乡村出现的时候，英格兰无疑是欧洲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并和它的邻国一样陷入到同样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抗圈内。但英格兰因其国内社会财产关系而显得与众不同：这种财产关系以其特有的方式从内部推动了经济发展；而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受到了由农业资本主义所启动的法则的推动。相比而言，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工业化则更多地是对外部而非内部压力的应对。其动力不是推动以竞争、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法则发展的国内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同类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手及其商业影响，而这些在欧洲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在德国和法国，并非国内社会关系，而主要是外部挑战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争仍一如既往地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但英国资本主义及它所滋生出的工业化则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卷入到与拿破仑的战争之后，英国在源于农业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给了它一种军事上的优势，或许在此阶段技术优势方面的原因还较少，而更多地则是因为经济增长与英国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均可用于军事目的，而不论在手段上还是程度上，法国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拿破仑帝国产生于不同的物质基础。法国大革命之时，法国当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社会，并拥有欣欣向荣的商业经济。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英国。然而，尽管拥有这些先进的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却并未首先在法国发生，因为法国的经济不是像英国那样，建立在推动自足发展的社会财产关系基础上。英国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一种劳动力消耗相对低，但产出高的农业模式的产生，同时创造了工业无产阶级和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提供物质供给的巨大的消费品市场。相比之下，尽管法国的农业产出与英国不相上下，但是，这一成果的取得主要靠的是农民人口和比较而言更为巨大的劳动力投入。同时，革命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法国社会财产关系，当然也并未将其引向资本主义方向。如果说有什么意义，那便是，它巩固了全体农民的地位，而同时国家及那些把持了国家政府机构的人们，则可以仍然像在专制时代那样继续依靠作为税收的农业剩余产品生活。人们趋之若鹜的“资产阶级”生活是追求政府职位，而非资本积累。
当然，拿破仑执政之时，清除了各种国内贸易壁垒并进行了司法与行政改革，从而使经济活动得以加强。但是，后革命时期的工业发展，既未受到阶级关系变化的推动，甚至也没有受到紧随农业资本主义之后类似出现于英国的基本消费品大市场的影响。相反，法国的工业化得到了国家的鼓励，是对战争需求做出的反应，表现在提高军事物资的产量，推动工业特别是钢铁和纺织业的发展——法国的生产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在这里，阶级转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其说是工业化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工业化的结果。
从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间的这些年中，法国的工业生产虽然在某些特殊领域保持着高效，但在规模上则相对有限；而在英国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农业，在法国则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战争的刺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某些类别的工业生产，但它不能靠自身来推动那种只有在根植于生产者与剥削者的市场依存关系的资本主义法则下才能实现的综合的、自足的发展。法国没有，也不能把自己变成一种国际市场上的本质上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形式，并以此对英帝国主义提出的外部挑战作出反应。拿破仑帝国其实是在以大家熟悉的超经济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其具体手段就是对被它占领的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以更多的战争来支付战争费用；而在国内，在政府的保护下，法国经济则“对内转向农民，小城镇商业，及其本地化的、非竞争性的、且相对小规模的工业。”[9]
如果说战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业的发展，那么也只是在拿破仑及其帝国所提供的保护被击溃以后，这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和竞争法则的“纯经济”压力才全面地为人们所感受到。法国没有以试图再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式予以回应；而从表现上看，法国经济并未挑战或还击英国的竞争优势。它是否本来可以这样做，是否可以把它的主要社会关系，它的作为人口多数的农民以及国家的作用视为一种重要的资产阶级资源，这依然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在工业发展方面，法国也未能赶上起步更晚的德国。然而法国确实获得了自己的经济成功，发挥了自身的长处，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在某些高附加值的国内工业门类和其他的欧洲经济形态中进行了投资。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法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区，国内的军事需要依然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家不仅鼓励军事设备的生产，而且也鼓励交通运输和通讯的改善——通常是借助于首先在英国形成的技术，就不必说英国的资本了。这种发展，连同它在诸如钢铁工业这类的行业中所取得的代表性成就，以及在工程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最终必将导致法国在诸如汽车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这种情况直至汽车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由亨利·福特进行大规模生产之时才被改变。
按照英国资本主义的标准，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可能是一个缺陷，但它同样也证明是一种优势。它不仅在不具备英国式的社会财产关系的条件下鼓励工业发展，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它能够在竞争环境需要时，对资本重组进行监管。这一点对于更具无政府主义且短期主义特征的英国资本主义而言，则特别不具备条件而无能为力。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法国，即使在今天，这一传统与公共服务的质量仍然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在德国，作为对于外来军事压力的反应，一种由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显得更加令人瞩目且更加成功。从远为薄弱的物质基础开始，德国特别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出现之后，到19世纪后期，变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并且很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该世纪的早些时候，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国是一片由诸多的小公国组成的支离破碎的领土，受着保守的贵族阶级的统治，而此时德国商业的黄金时期早已成为过去，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各日尔曼公国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可能与拿破仑的强盛国力进行对抗。黑格尔牢记着德国的这种弱势，因此，在他的著作《法哲学》中，构建了一种政治哲学，基于的前提是：面对这样的威胁，德国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那样的政府，英国那样的经济，即一个拿破仑与亚当·斯密的结合体。
不论德国的领袖们——特别是在普鲁士和随后的统一德国时期——是否按照这些哲学术语进行思考，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19世纪晚期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政府组成与经济发展首先是一项军事事业。其结果是农业及工业上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还伴之以国家政权与社会服务等领域的重大创新。而且，工业发展模式使得促进德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得到了空前的表现机会，最具象征意义的例子便是军火与钢铁生产巨头克虏伯。
与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消费为导向的工业化相比，德国的发展模式甚至比法国模式更能表现出强烈的对照。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催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基本消费品市场，这一市场不仅存在于国内，同时也存在于殖民地；而早期的工业革命是由规模相对较小、生产诸如棉纺织品之类的消费品、技术较为简单且缺乏巨额资本投资的公司发起的。比如说，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与餐具加工和枪炮制造有着同等密切的关系。尽管这种生产本身也创造了它对其他工业品的需求，尽管英国理所当然地开办了自己的从事资本货物生产的大型公司，英国产业资本主义的根源仍将继续影响它的经济基础。就企业性质与规模，及其商业文化而言，德国的政府领导下的工业化与英国不同，德国式的工业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较少追求商业竞争而更多地追求军事优越性，它一直影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进入20世纪。
古典帝国主义时期
英国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兴起，无疑起到了鼓励其他欧洲大国推进工业化的作用，即使它们并不具备那种在英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但这种鼓励在最初并未产生以经济竞争取代地缘政治和军事角逐的作用。在19世纪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各欧洲国家卷入了甚至更为惨烈的殖民地扩张战争和瓜分殖民地的冲突。这是一个创造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滋生了用以对其进行剖析的主要理论的历史时期。
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已得到高度发展，但它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体系仍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的威力虽已覆盖了大半个世界，但它做到这一点并非主要靠自身经济法则的普遍性，而依靠那种同样总是决定着殖民宗主国和属地之间关系的强权力量。
帝国主义理论反映了这种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左派看来尤为如此。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马克思本人，均是基于“资本主义仍不过是局部现象的观点而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必将遍及全球”预言中表现出了超出寻常的先见之明。但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探索以工业化的英国为代表的当时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从更大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背景下抽象出来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予以剖析，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则从另外一个不同的出发点。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他们的兴趣主要着眼于总体上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会从以下前提出发，即资本主义在其成熟之后，当然也是在其发展到遍及世界成为一体之前即告解体。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更大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来关注一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的里程碑。最著名的、最具有影响力的革命理论，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立的：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根本不存在，或仍处于几乎尚未发展的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靠少数工人特别是与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农民大军的联合。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着研究的焦点，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运行向资本主义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使是西欧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间就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有着鲜明的分歧，但它们却都接受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某个世界上的地位密切相关——不论这个世界尚未资本主义化也好，还是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资本主义化也好，或者资本主义已占主导优势也好。例如，帝国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列宁主义基本观点强调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假说，即：资本主义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国际间冲突和军事对抗的轴心将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但是这种竞争从理论上讲，是指为了对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瓜分和再瓜分而进行的斗争。资本主义传播得越广（非均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就越激烈。同时它们也会遇到越来越有力的反抗。总的论点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牺牲品最终被资本主义彻底吞噬之前就将寿终正寝——这也正是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原因。
罗莎·卢森堡就此给出了最为透彻的阐述。她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论著《资本的积累》的基本内容就是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所做的基本分析（主要以一个国家为例）提供一种选择，或者说是一个补充。她的论点是：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中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走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从直接的领土侵略，此时则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武器的阶段。但是，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尽管它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变成普世，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它的这一企图，它必将倾覆——因为它天生地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这种第一经济模式正在试图鲸吞整个世界；而同样正是这种第一模式偏偏不能够单独存在，因为它“需要其他的经济制度作为其媒介与土壤”。[10]
所以在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在概念上假设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事实上，资本主义为自身的生存，不仅要依靠这些非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依靠作为超经济力量的前资本主义的手段，如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强制，同时还要依靠传统的国家间的角逐，殖民战争及领土统治。这些分析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作者写下它们时的那个时代；而直到今天，仍无人能够证明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把自身取得的成功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带来的繁荣向全世界推广的这些观点有任何错误，同样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列强将永远依靠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剥削。但我们还必须从中看到专为这样一个世界设计的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国际关系对资本主义而言都是内在的，并受到资本主义法则的控制。那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在一个或多或少地以普遍的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世界里，资本主义法则作为一种帝国统治的工具，是相当近的一件事了。
不论资本主义在其某些地区发展到何等先进的地步，欧洲是以一个相互较量、具有地缘政治特征的军事帝国集团的大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同样在这一古老的帝国体系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早期“门罗主义”开始，它就着手在西半球及其之外的地方以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不是（或不总是）为了直接的殖民，那么显然至少也是为了确保某些政治集团对其俯首帖耳。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出现了某些主要帝国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是，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古典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于1918年，并且美国此时已经表现出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经济帝国的种种迹象（当然，在它的身上不乏大规模的超经济力量和直接的帝国暴行的历史），那么要在几十年之后，一种新型的帝国方才清晰出现。实际上，应该说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资本主义势力之间为经济目的而进行的直接领土扩张的最后一场重要战争。尤其是德国，就是为确保自己的主要产业利益，控制不仅在东欧的土地与资源，而且还包括里海和高加索油田而发动战争。它还可能是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为追求经济利益，主要的侵略者完全依靠超经济力量而非市场法则，把他们自己的经济完全置于由彻底的军事化国家完全控制的地位。当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获得来自战胜国的大量援助后最终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竞争时，一个新的时代真正地开始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对抗的时代，竞争与合作不稳定地共存，从而要求保护自己的市场。军事与地缘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而是发生于资本主义与发展了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这种情况持续到冷战结束，前苏联被拖入资本主义轨道之中。然而，如果这种冲突不是发生在作为对手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它无疑给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
美苏冲突从未爆发为直接的军事对抗，但冷战标志着帝国军事角色的一次重大转换。虽不寻求直截了当的领土扩张，美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高度军事化的经济。也正是在此期间，军事大国的目的极具欺骗性从相对明确的帝国扩张和资本主义对抗的目标转向为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成世界警察的开放式目的。这种军事形式以及它所引发的各种需求不会随着前苏联阵营的“解体”而发生变化，“冷战”也将由无限的未来战争中的其他情景所替代。今天的布什主义就是直接“得真传”于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
与欠发达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坍塌，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这不仅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更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致。比如在中东，西方势力，特别是英法两国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部分进行瓜分，不是把它们作为直接的殖民地财产压榨剥削，而创造新的某种程度上独裁的政府，以满足其自身帝国主义的需要，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石油供应——这一任务后来由美国取而代之。
从旧帝国主义废墟中最终成长起来的新帝国主义再也不是那种帝国宗主和殖民地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主权国家（尽管自主的程度不同）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资本帝国主义当然地把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自己的经济轨道，不过，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了受经济法则制约和多国政府体系管理，并伴有这种联合所引发的各种矛盾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经济帝国会由一个凌驾复杂的国家体系之上的政治军事霸权来维持，这个国家体系包含需要遏制的各种敌人和需要加以控制的朋友，还有随时能够服务于西方资本的一个“第三世界”。
全球化
正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经过长期激烈的英勇斗争，东帝汶从印度尼西亚手中赢得了独立。这一新国家的历史囊括了整个帝国主义的发展史，从其非资本主义的起源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葡萄牙人出于通常原因，如获取资源和奴隶劳动力，于16世纪对帝汶岛进行殖民：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之间发生冲突，最终导致19世纪整个岛屿被两大帝国瓜分，其东部留在葡萄牙人手中；20世纪晚期欧洲直接殖民被地方独裁所取代，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由于对西方有利用价值而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对东帝汶实行了可怕的压迫统治，最后通过流血斗争东帝汶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在它还处在孕育期，就已受制于西方的新压力。
帝国主义势力将怎样把其法则强加于这个弱小的新生国家，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是使它能够从帝国的强权制度下获得独立并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主要伎俩）的那些条件，也正好就是它易于受到帝国主义压力的脆弱之处，具体讲就是东帝汶与澳大利亚之间海下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我们可以肯定，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帮助下会不遗余力地为其石油和帝国经济争取最优惠的条件，而东帝汶要长期免除债务的可能性则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随着东帝汶渐显国家形态，联合国即着手代表它就一份新的能源条约进行谈判，开出了好于若干年前印度尼西亚从澳大利亚和那些大石油公司所得到的条件。以副总统迪克·切尼（其本人就是个石油业人士）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也介入，警告其不可走得太远。这不过是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一个暗示，由此东帝汶发现自己是被迫在一个由美国的规模经济和军事力量控制着的世界里寻找生路。在科林·鲍威尔要取消美方援助的威胁下，新的帝汶人政府已经被迫做出了书面承诺，不在国际法庭上以反人道主义罪名起诉美国公民。[11]
东帝汶仅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新帝国主义所喜欢采取的战略中的一个最新例证。当代帝国霸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前苏联阵营的“解体”以来则更是如此，越来越有能力向世界推行其条件，不能说不需动用武力，但的确不需要采取直接的殖民统治。它找到多种方法用来把自己的经济法则强加于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
这种新的帝国秩序可以非常确切地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美国通过在广岛和长崎施放原子弹确立了自己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并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稍晚一些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确立了自己的经济霸权。这些协定和组织表面上的目的是稳定世界经济，通过促成世界货币与美元的可自由兑换使其更趋合理，并且确立一个经济重建与发展的框架。但这些目标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开放其他区域经济及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只要欧洲经济的重建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依赖于主要由美国强加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容易地实现。这些全球的经济组织还伴随着一个政治组织，即联合国。尽管按当时的构想，联合国对世界经济几乎不予影响，而是在维持多元国家政治体系中某些类似于政治秩序的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对那些与主要大国兴趣不相投的其他国际组织构成了打击。
在此阶段，随着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帝国力量感兴趣的是一种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与“现代化”，以此作为其自身市场扩张的手段，当战后的长期繁荣结束之时，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扩张市场的目标被其他方面的需求所取代。尽管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总目的直至目前、且包括目前、或者说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仍然保持基本不变，然而，世界经济的具体规则却已经改变，越来越与不断变化的美国资本的需求相一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与不断变化的帝国需求相适应的其他经济原则。
这便是长期的经济低迷的开始，它影响了整个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一直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事实上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尽管它们被股市泡沫和“财富效应”所掩盖）。而全球经济则被迫承担了那次萧条的重负。在长期繁荣期间的令人兴奋的以受到鼓励的增长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为特征的那几十年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停滞和下滑，即一次典型的独一无二的以产能过剩和产量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前军事敌手德国和日本已变成了有极大影响力的经济竞争对手。目前的问题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如何摆脱这次危机。[12]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期，也就是资本的国际化时期，其内容包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这与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不是对资本主义成功的反应，而是对其失败的反应。美国动用了自己对金融与商业网络的控制机制从而推迟了它的国内资本的清算日，使其得以将压力转嫁别处，并使到处寻求获利机会，疯狂进行金融投机的剩余资本的流动得以从容。
种种条件被强加到发展中的经济体之上以使其适应这些新的需求。在随后被称作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帝国政权要求“结构调整”并采取种种手段以使这些经济体在面对美国领导的全球资本的压力时变得更加脆弱。比如，强调出口型生产和取消进口限制，使得生产者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形成市场依赖性，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当开放市场使其面对来自得到巨额补贴的西方生产者的竞争时就更是如此，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将会脆弱不堪，乃至以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为背景的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高利率和金融管理制解除为美国的业主创造了巨额收益，同时也在第三世界导致了债务危机（最终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之一，即国内帝国主义中心资本主义的衰退），诸如此类。
当然，故事并未到此为止，但此处我们不予探究资本主义的盛衰循环及其步入长期“低迷”与“停滞”的必然趋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所享有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虽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种种矛盾，却可以通过操纵债务、贸易规则、对外援助及整个金融体系，迫使其他经济体为帝国霸权服务，被用来，而且也正被用来回应其国内资本不断变化的需求。一时间，它会强迫自足型农民转向出口型经济作物的生产；然后，它出于自身需要，就会抛弃这些农民转而要求开放第三世界市场，而对自己的农业生产者实行保护与提供补贴。它可以通过金融投机临时支持某一新兴经济的工业生产，而随后又会突如其来地通过抽出投机获得，或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而走人，给其来个“釜底抽薪”。这些操纵行为迟早会反过头来侵扰帝国经济——这一事实只是这种帝国体系所固有的诸多矛盾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实际上，现行的“全球化”意味着附庸经济形式的市场开放及其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而帝国经济则可能保持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毫无瓜葛。相反，它应是出于对帝国资本利益方面的考虑而对贸易环境所做的“操控”。一些评论家认为：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问题不是“全球化”程度太高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穷国所需的当然是自由贸易和进入西方市场——这是对“全球化”根本上的误解。假如全球经济的开放是双向的，不论其最终结果怎样，它都不会与设计这种制度的初衷相吻合，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帝国市场对它们的封闭，而是它们自身市场在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
让我们弄清楚“全球化”到底是什么，特别是要弄清楚“全球化”不是什么。它起初并非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无人会怀疑资本跨国界的流动在当今世界经济是频繁的并且是惊人地迅速的，也无人怀疑新的跨国机构不断涌现，使这些流动成为现实。但这是否便意味着市场从本质上较此前更加全球一体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所谓的“跨国公司”必须要在某一具体的民族国家内有一个基地，同时拥有控股集团和董事会，并在许多重要方面依赖于此。除此之外，有评论家认为，根据种种一体化标准，“全球化”还远未达到“发达”的程度，在许多重要方面——例如，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际贸易总量方面，或作为全球产值一部分的全球出口总量方面——都不及此前的几个时期。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资本，特别是那些依赖于新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资本流动的速度与规模，确实催生了某些新东西。我们甚至也应承认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至少，资本的中心地带发生的经济运动的效应更易被全球感知。还有一种最为重要的迹象，那便是全球市场远未实现一体化：即存在着工资、价格及劳动条件在全球仍然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市场上，市场法则将依靠自身的力量普遍推开，迫使所有竞争者接近某种共同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在价格竞争的环境中得以生存。
然而，全球一体化的这一明显“败笔”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症状”。全球化一方面是在推动一体化，但同时更是在“阻止”一体化。全球资本流动需要的不仅是获得跨国界的劳动力通道、资源通道和市场通道，而且也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来自反向流动的侵害，以及使生产成本和生产条件产生差异从而增强获利能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分裂。此处要再次予以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必须在对全球资本开放国界和阻止全世界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环境方面走的太远的某类和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进程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
甚至，也不能认为全球资本会从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置于低成本劳动力体制的竞争环境之下，以降低劳动成本为手段获利。在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除了国内动乱的危险之外，一方面资本不断要求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扩大消费，这就要求人们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众多矛盾之一。但总的来说，全球资本从不平衡的发展中获益，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而“短期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色疾病）。世界分裂为一些彼此独立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都拥有自己的社会体制和劳动条件，且各自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主权领土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一现状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资本的自由流动。总而言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资本的利益，强化“民族性原则”，以严格的边境管理和移民政策为手段对劳动力流动进行管理成为可能。
不可或缺的国家
某些“全球化”问题的知名评论家，至少是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评论家，把“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种跨国公司驱动和控制的发展，其声名远扬的品牌如耐克、麦当劳、孟山都等等，便是今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象征。同时，他们似乎认为原本由民族国家为民族资本提供的服务，在目前必须由某种全球化的政府提供经跨国公司。由于不存在这样一个政府，全球资本的政治工作显然就要由跨国组织来完成，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八国集团。在上述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把跨国公司作为靶子，人们采取消费抵制、蓄意破坏及游行示威方式进行斗争，他们把反对的火力集中于那些超国家组织，这些组织就像民族国家代表民族资本那样，最能代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力量。
这些“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效地把“全球化”的破坏性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吸引长期忽视全球化资本主义后果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注意力方面，尤为如此。他们提高了世界上许多人的意识水平，并给出了新反对力量的许诺。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全球性公司是“全球化”罪恶的最后源泉的观念，及全球资本的力量在政治上主要由像WTO这类超越国家的组织所代表等观念，可能首先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更多地或主要地是因为它是全球的，而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看法之上。从反对力量的主要任务来看，就是把资本全球渗透的工具作为攻击目标，而不是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实际上，许多此类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或者就是反对极端恶毒的大公司，但并不特别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影响可以通过“驯化”全球性公司，或使他们更为讲“伦理”、更“负责任”、更有社会觉悟等手段予以消除。
然而，即使是那些更倾向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人，也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全球化，资本的政治组织也就会越全球化，因此，如果全球化已使得民族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即走出民族国家，转向作为全球资本力量真正所在的全球性组织。
我们需要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反资本主义运动错误地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四处为害，需要受到抵制，或WTO和IMF正在为全球性资本卖力——这些理解无疑是对的。这些运动在其国际主义方面或其坚持全世界反对力量的团结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我们需认真审视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使是“国际团结”的效果也要依赖于对资本所具备的力量和反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准确认识。
至此，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全球化”并非是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它同样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民族国家体系。相反，国家处在新的全球体系的中心。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方面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
正如政府远不是无力应对，多国公司也远未全能。对公司运作进行认真的审查就可能发现，多国企业在管理自己的国际业务运作方面好不到哪里，与其国内业务相比，收益可能会更低，而成本则会更高。[13]这些企业对自身国际业务的控制能力都非常有限，更不必提操控“国际化”。这些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取决于国家所提供的必要支持，包括在其国内基地驻地和其他地区的多国网络方面。
不论是在帝国经济中还是附属经济中，国家都仍然在全球性资本积累提供着不可缺少的环境，决不亚于其为地方企业提供经营环境；而最后的结论是：正是国家为全球性资本创造了生存并自由驰骋于世的条件。如果说，国家对资本而言是惟一真正不可缺少的非经济组织，那么，这一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假使我们可以想像WTO被消灭之后，资本仍然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甚至可能对于扫除那些给予附属经济体某些发言权的组织设置障碍持欢迎态度，那么，不敢相信，如果地方政府被消灭，这些作用还能够长期幸存。
全球化当然是以国家退出社会福利和改良功能为标志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也许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制造国家衰退的印象。然而，就后继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福利国家发起的攻击而言，甚至不能认为全球性资本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早期即由民族国家行使的社会功能。即使当工人运动和左派力量处于低潮时期，随着所谓的社会民主政府加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攻击行列，至少，一种起码的社会供给“安全网”，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功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随着“发展”和生活商品化的进程破坏或削弱古老的社会网络，在过去尚可依赖大家庭和村社等传统的支撑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就处在了至少要把一部分此类功能转移至国家的压力之下——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公共服务事业的私有化成为投资、贷款和援助的一个条件，这将使他们在面对帝国资本的需求时变得尤为不堪一击。
反对运动必须不断斗争，以维持任何类似于真正的社会供给的东西。然而，很难说，没有一个政府，哪怕某种程度上不称职的政府来平衡由资本主义市场和阶级剥削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纠纷，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长期苟存。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社区和社会网络的全球化如果说做了什么，那就是使国家的这个功能对保存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必须，而不是相反。这并不是说，资本愿意加强社会供给，而只是意味着它对作为必定对资本积累不利的社会福利项目的敌意，两者构成了资本主义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一。
就整个国际层面而言，国家仍然是关键的。新帝国主义与较老的殖民帝国形式相比，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一种多元的或不同程度上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体制。“全球化”把资本的纯经济力量扩大到了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之外，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全球资本要求许多民族国家来行使管理和强制职能，以维持其财产制度，并提供可衔接的规则、信誉环境及法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可信的“全球性统治”形式可以提供资本所要求的这种日常秩序或积累条件。
今日，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种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主权。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缺乏沟通也不简单地代表某种政治发展中的滞后。全球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由多元国家和地方主权管理的，由复杂的掌控与附属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经济体。
由一个多元化国家体系对新帝国主义进行的管理和强化当然地引发了它自身的许多问题。它不只是一个维护具有各自内部需要和压力的诸多民族实体间的正常秩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它自身的专政力量的问题。要经营这样一个体制，不可避免地最终要有一个独立的压倒性军事力量，它可以将所有其他的力量纳入一个共同的秩序之下。同时，这一力量不允许对资本所需的有序的信誉环境进行扰乱，同时也不允许战争来威胁至关重要的资本市场和资本来源。这便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所面对的难解之题。
第七章
“过剩的帝国主义”，无限战争
世界大国不直接卷入地缘和军事冲突，这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此类对抗都被资本主义形式的竞争有效地取代了。然而，在大国关系中，经济竞争越是取代军事冲突，美国就越是要努力成为史无前例的最具完全主宰能力的军事大国。
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美国为什么有如此必要使自己的军费占到世界军费开支的40%呢？何况，它在国内尚有如此多的需求正待满足，比如建立一套不错的医疗保健体系，等等。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如此前所未有的权力差异——当然，最突出的差异并非存在于美国与“流氓国家”或“恐怖主义者”之间，而是“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强国之间”？[14]有人说，美国目前拥有的军事力量比排名其后的八个大国的军力总和还强（按某种算法，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强），同时，其军费预算相当于排在其后的12到15个国家的总和。有人会把这称作“过剩的帝国主义”（surplus imperialism）。但不管如何称谓，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远非是显而易见的。[15]
这便是“新帝国主义”的悖论。这是首家蓄养军力、但其目的既不是为了侵占领土甚至也不是为了击败对手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不寻求领土扩张和对贸易通道加以亲自控制的帝国主义。然而它却创造这了一种庞大的、不成比例的军事能力，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影响。也许确切的原因就是：这种帝国主义需要一支如此大规模军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定的目的。对全球经济及其这类多元国家的无限控制，需要不论是从目的方面还是从时间方面讲都永无休止的军事行动。
无限战争
2001年，美国（及英国）在“9·11”袭击事件随后几天内未能对阿富汗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这令举世感到震惊，其中既有人略感失望，也有人感到松了一口气。[16]人民理所当然翘首盼望一场迅疾的、大规模的高科技进攻，这将在造成严重的“双边破坏”的同时挽救美国战士的生命。但这次，我们得知，白宫的温和派赢了——至少一度如此。但愿是为了保全“反恐”多国部队的紧迫性要求而小心行事，或是因为冬天已经临近，抑或是因为“塔利班”也许会不战而毁于“内讧”。任何进攻——当然，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进攻——都应是“深思熟虑”而且“适而可止”的。“乐观派”希望布什已经学会了“多边主义”的精髓，“悲观派”则深恐更坏的事情会发生。但批评者与支持者针对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表现出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则表现出同样的“大惑不解”。
随后轰炸开始。大规模的高科技进攻，及其带来的双边破坏，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而且到处听到的是这样的“希望之声”：此次打击将会谨慎锁定目标并且会是“适度”的，战争很快将会结束。同时，美国告诉联合国它保留进一步选择对阿富汗之外的其他目标随时进行打击的权利。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反恐战争”的结束看起来比它开始的时候所能预见的还要久远得多。
关于这次“开放式的”军事行动的幕后推论在战争伊始即已得到公开。9月30日，伦敦的《观察家报》刊载了一篇特别报道“五角大楼内部”：
随着战争在阿富汗爆发，白宫遭到了一场攻击——一场被五角大楼的“鹰派”称作“无限战争行动”，而赢得美军总司令乔治·W·布什总统的认可并签署命令的攻击……
《观察家报》获知有两条关于无限战争的详细计划在本周由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交给总统，这两条建议都曾被临时搁置但一直未被放弃。两条建议的起草人是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计划呼吁采用“既无时间限制又无地域限制”的“不设限战争”……
五角大楼的军事家们更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循环联盟”。它看上去就像一个维恩图，中心部分重合，只有某几个国家在这场不会结束的战争的不同部分、不同时期进入美国的轨道。在这个由圆盘构成的玫瑰型图案中重合部分只包括美国、英国和土耳其几个国家。
有官方人士说，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规则必须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而制定，认为没有“明确的可实现的”政治目标就不应有军事干涉的所谓“鲍威尔主义”是“不合时宜的”……[17]
拒绝接受“军事干预必须具有明确的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这一观点的呼声占据了优势，它清晰地阐明了一种特别是自冷战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思想。美国及其盟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英国——一直在对“战争”进行重新定义，以及据此加以判断的“标准”。这一看来日渐成型的“新”战争思想正是某种新的帝国形态的必然结果。
紧随“9·11”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宣布他的目标是消灭世界上的“作恶者”。在当时，“反恐战争”被称作“无限正义行动”。一段时间之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知会工党代表大会：目前进行的战争应该成为一个“重新调整当今世界秩序”的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或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远大抱负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抱有同情的观察家和批评家对于确切地解释“第一军事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都感到同样的一筹莫展：揪住奥萨马·本·拉登？摧毁基地组织的训练营（此时肯定早已人去“营”空）？推翻塔利班政权，在那里安插或是不安插一个新的政府？是否包含有更为深远的目标，诸如进攻伊拉克，完成前总统老乔治·布什未能完成的任务等等，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人们大多要么认为白宫只不过是分成了“鹰派”和“鸽派”，要么认为当局也只是感到困惑，对于到底该做什么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另一种激进的看法则是：布莱尔得了一种病态的“妄自尊大”症——这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在国内的失败上引开。无疑，这些解释都可能有值得“圈点”之处。然而，我们需要更为严肃地评价布什和布莱尔的“宏伟”规划的重大意义。
当然，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追求自身的帝国利益、维护自身经济霸主地位并无任何新意可言。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在一些评论家中有这样的共识：美国是一个相当“被动”的全球大国，它从不乐于动用武力。然而，尽管美国不喜欢自身的力量遭受无谓的损失，但这未妨碍它投身于频繁的军事干预行动，不仅有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大战，而且也有反复不断的对于从中美洲到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较小规模的侵犯。然而，某种新的东西也正在出现，特别是自冷战结束来就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抛开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过度自命不凡的词藻不谈，应当承认，他们的言论中确实有着某种新的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尽管提出了最为过分的道德要求，却已背离了若干个世纪以来对“正义战争”的阐述。
正义战争的传统一直有着颇受贬抑的弹性和无限自我调整以适应统治阶级不断变化的需要的能力，直至采取最具侵略性的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借助于“战争”和“帝国主义”不断变化的性质，关于“正义性”的理论得以在特定的认识领域继续存在，并且与某些基本原则一直在共同发挥着作用。实证主义的国际法观点不承认来源于较高层神圣权威的正义原则，但它同样也接受了某些与“正义战争”相关的基本原则。这种新的思想尽管援用了“正义战争”的传统，但若干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感到这些规则不够灵活，因此有效地将其抛弃了。如果说早先所做的调节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及需求，那么观念上的决裂同样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代表着帝国的特殊要求。
“正义战争”理论经过长时间的整合完善，清楚地阐明了进行战争的几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必须是合法的权力当局具有正当的意图，才可以宣战，且前提必须是其他手段均已用尽；必须掌握好能够达到目的的合理时机，且所采用的手段必须与最终目标相适应。我们已经面对过一些“别出心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貌似严格的条件被弄得与最具侵略性的商业对抗与帝国扩张战争混为一谈。这一理论经常被发挥到极致，从而变得完全失去了意义——比如，格劳秀斯，他就从纷繁的头绪中找到了一条途径来证明私有贸易公司动用武力的合理性。但现行的理论与欧洲传统军事理论产生了全新的分歧。
美国的每一次战争都声称有“正义”的理由，合法的当局，和正当的意图，同时强调“别无选择”。这些提法当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是，不论美国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怎样值得质疑，至少，这些理由都未超出关于正义战争的争议的范畴。分歧在另外两种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显著：一是必须掌握好能够确保实现军事行动目的的合理时机，二是必须采取适度的手段。
布什与布莱尔新近详细阐述的战争思想在两个方面与上述两条原则中的第一条相抵触。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军事行动真正具有彻底铲除布什所谓“作恶者”世界的可能性。因此，“反恐战争”很难说会有一个结束恐怖主义的合理时机。不仅如此，它还会产生恐怖主义暴力袭击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同样，不论是否包含有人道主义的成分，军事行动都不会按照布莱尔所规划的那样重整世界秩序。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这种新思想与“可实现目标”原则是相互背离的，在某些“正义战争”理论的早期鼓吹者看来是完全不可信的。这一原则反对一切无谓的“自毁”式的冒险，因为这些力量不具备实现目标的手段，从而也更容易招致自身处境的恶化。现实的情况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分不开的，这支力量绝对有能力达到任何合理的军事目的。所以，此处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原则。简言之，即：要证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根本就不需要期望其实现目标；但更确切地说，就是：现今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特定目标。
这样的原则也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手段——目的的推演。我们习惯于批评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了与其声称的目标不相称的大规模破坏性军事行动。但此刻，我们可能不得不同时放弃“适度性原则”——不仅仅是我们被要求接受“不适度”的手段，而更是因为，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就根本不会有与此相关的推演。这样就有了一条新的战争原则，即无限战争原则——不论是就其目的而言还是就其时间而言。
“反恐战争”不是新战争理论的第一个实例。它显然发端于冷战。甚至像“反毒品战争”这类的行动，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有着军事成分（不论是由美国军队直接实施，还是在其帮助下由哥伦比亚军队实施），因此也有着一些这方面的意味。然而在形成新理论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重大的步骤，则是“人道主义战争”的观念。这显然关系到古老的“正义战争原则”的种种约束被首次彻底抛弃。
有一种说法至今已流传甚广，那就是，在针对巴尔干战争的争论中，美国前国务卿，时任美国派驻联合国代表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向现任美国国务卿，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就其反对波斯尼亚进行军事干预一事发难。构成鲍威尔反对意见的基础就是所谓的“鲍威尔主义”，一种符合古老的正义战争传统的军事思想，它要求军事行动要有明确的、特定的目标，充分的适当的手段，以及退出战略。“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它，”奥尔布赖特怒气冲冲地抗议道，“那么我们养这支您总是津津乐道的卓越军队到底有何用处？”奥尔布赖特所挑战的当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军事行动的理论。鲍威尔作为一名军人，几乎不可能鼓吹和平主义。他们的分歧点准确地讲就是在于传统的军事思想要求有专门的、特定的、有实现可能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
但是，如果说奥尔布赖特在这一新的战争理论发展过程中代表着一个里程碑，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背弃传统的战争理论则早已成为一种模式。当亨利·基辛格鼓吹不可预测的军事行动时，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为政治目标而动用军队的想法要比实现某种特定的军事目标的想法更为普遍和方兴未艾，整个冷战期间其他政治家们也大抵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专门致力于“正义战争”的争论，而总体看来他在接受显然与之对立的非道德规则的“国家理性”原则方面显得十分直率。但是，支持同样政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援用“正义战争”手段时也是毫无障碍的。今天，当科林·鲍威尔成为美国国务卿时，他正在受到来自非军界的政治家——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迪克·切尼，以及布什的顾问，诸如更为明确地反对旧的正义战争之“目的——手段”原则的理查德·珀尔的挑战。他们的计划，即“非限定性战争行动”，呼吁进行一场“开放式”的不受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战争。
布什总统最近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新的军事思想。他把原有的战争理论发展到了主张“开放式”的永久性战争宣战权的高度。在一项新的明显不同于以限制和威慑为特征的常规军事思想的“防御性干预”政策中，美国宣布，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感到必要，它就有权实施大规模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不仅是出于可以清楚地断定的原因，当然也不仅是为了面对真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而是为了预防某些尚未发生的危险——或者，甚至可以说什么原因都不需要。布什政府甚至明确地表示不排除对核武器的使用。这种战争的“无限制”的状态也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气候的支持，其范围包括了公民自由权的消蚀和对不同意见的“不予鼓励”甚至是“压制”。[18]
“在反恐战争中，”理查德·珀尔说，“不存在什么‘阶段’”：
这是全面战争。我们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争。他们大量地存在于世界各地。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将打阿富汗，然后我们将打伊拉克，然后我们要看周边的形势到底如何，这样继续下去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看世界的目光继续向前，胸怀整个世界，并且不要去试图拼凑出一个“乖巧的”外交政策，而相反，我们只是打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孩子从此将为我们高唱赞歌。[19]
至此，我们终于得到结论：这就是全面的无限战争——不一定是连续的战争，而是在期限、目的、手段和空间影响方面都不确定的战争。
普遍的资本主义
关于“无限战争”的新理论满足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定要求。这种帝国主义直到20世纪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所专有。将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置于这么晚的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是它自身发展的这么晚的一个时期——来进行研究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近几十年国际局势一直以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为特征；即使是苏联未解体之前资本主义法则就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针对的则是一个不同的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晚的一个时期，还不能想像它竞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普遍性。
然而，如果说资本主义法则今天已经横扫整个世界，那么，它们还尚未能够替代领土国家。相反，资本主义越是变得具有普遍性，它就越是需要一个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权体系。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尚未在一个普遍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现一套系统化的帝国主义理论，我们同样也没有一套帝国主义理论能够准确地理解一个不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而是由一个同时包含了不同程度上体现为主权国家的帝国及其附庸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构成的世界。
今天我们可能比以往很长一个时期能够更多地听人提及“帝国主义”，而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的理论也并不少见。然而，随着领土国家的衰落，如果以传统的方式来概括全球化的特征，就会导致对新帝国主义及其多元国家体系所经营的独特的经济控制形式的“新颖性”和“鲜明性”产生误解。这一帝国主义形式目前只是初现；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军队在这种新形势下所起的特殊作用目前正在一套系统的战争理论中得到阐现。
在资本帝国主义初期，就已出现了这样的理论雏形，即：不把帝国看作征服甚至是军事控制及政治裁判权的化身，而仅把其作为纯粹的经济霸权。约翰·洛克，如前文所述，最为透彻地揭示了这一新的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殖民剥削理论回避了政治裁判权及一般政治势力统治另外一股政治势力的正当性的问题。在他的财产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尽管这种关系需要有暴力予以培植和扶持。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行使创造交换价值的权利（事实上是义务），而不是通过行使统治权的方式被赋予合理性，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在资本的经济霸权开始主导世界之前，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以集中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为特征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那个时期现在早已成为过去。至此，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由此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法则的普遍性根本没有消除对军队的需求，反而加剧了这种需求。同洛克的殖民剥削理论一样，“新帝国主义”也同样不能摆脱战争理论的桎梏。
资本帝国主义所具有的另一个鲜明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经济影响远远地超过了它直接的政治与军事控制。它可以依靠“市场”经济法则来完成它大部分帝国任务。这一点使它明显地区别于直接依赖下列超经济力量的早期帝国主义形式：不论是通过发挥直接威慑力以施加其直接统治的领土帝国，还是其优势取决于对海洋和其他贸易途径的控制程度的商业帝国。
经济法则的推行会充满血腥。然而一旦附庸国家在面对这些法则和市场“规律”时变得脆弱不堪，帝国政权实施的直接统治对于实现资本的“意志”而言就不再必要了。而在此，我们再次陷入悖论的境地，那就是：尽管市场法则延伸到任何单一国家政权力量之外，但这些法则本身要求必须得到超经济力量的强化。如果不借助于比资本的经济影响更加地方化和更受地域限制的行政和强权力量，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法则的推行，而且也不可能获得资本积累和市场运行所需要的日常社会秩序。
这便是帝国越是纯粹“经济化”，就越是会催生出民族国家的原因——听起来颇有些自相矛盾。不论是帝国力量还是附庸政权都显示了它们在全球资本统治中的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见，一直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甚至要人为地制造一批地方国家政权以使其发挥资本主义“导流器”的作用。“全球化”也未能超越帝国对于一个国家体系的需要。所谓“全球化”的世界也无非就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我们把这种新帝国主义称作“全球化”，完全是因为它依附于一种其影响可以远远地触及任意一个国家政权的领土边界和政治势力范围之外的广泛的经济霸权，它是一种比任何其他都更加依赖于多元国家体系的帝国主义形式。
过剩的帝国主义？
我们知道：无限战争是对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即一个民族国家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非国家的对手——或称“恐怖分子”——成为主要威胁的世界所采取的反应。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经不起推敲。与其说“尽管”，倒不如说正是“由于”它的无国籍性，才使得“恐怖主义”的危险——而不是任何其他武力的威胁——与超强的军事打击进行抗衡。而不论怎样，“反恐战争”似乎不但不能阻止，反而会更加推动恐怖袭击的发生。非国家的敌人带来的威胁不能解释军事力量无明确目的的过分集中。相反，“过剩的帝国主义”仅是作为全球国家体系及其充满矛盾的内在动因的一种反应而具有存在的意义，不论其如何被任意滥用，并进而最终导致自毁自灭。
全球资本需要地方国家。然而，尽管听命于全球资本而行事的国家可能比从前把资本主义法则带到了全世界的老殖民者们更能发挥作用，但它们同样会引发巨大的风险。需特别强调的是，它们常常会遭受矛盾的压力和反对力量的影响，它们自身的强制力量会落入“不当”人的手中，而这可能会与帝国资本的初衷相悖。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民族国家被认为正在消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新帝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套多元的国家体系来维护全球秩序，所以它比地方政权对这些国家曾施加的统治及其统治方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个重大的（倒不是最近在眼前的）危险便是：为实现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平衡而进行的争取建立真正民主政权的群众斗争，在其阵营内部实现了国际团结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帝国政权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一个贫富分化不仅未缩小反而增大了的世界里，不管看起来多么遥远，这种可能性永远也不可能远离帝国的意识活动。帝国霸权也不会对在全世界由南到北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日渐高涨的“不满”和“反体系”的情绪视而不见。[20]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甚至对本书完成时发生在巴西的那种选举方式的变化也不欢迎。
然而，不论有无错误的广泛的“政权更迭”所造成的近期威胁，美国都一直致力于维持一种适宜其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环境。帝国政权因此频繁出击以避免失去对全球国家体系控制的危险。不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多么遥远，美国时刻准备着通过发挥其最显著优势，即强大无敌的军事力量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只要需要，立即行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随心所欲，而保证自己毫发无损。
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体系面临着几个明显的危险，它们都与国家有关系。一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而导致的秩序混乱——如我们常说的“失败的政府”——这种混乱会危及资本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信度的确定社会环境。另一个是来自被华盛顿称为“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即美国控制下的世界秩序正常范围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危险——这些国家不同于处在美国轨道内的同样邪恶的国家。
然而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则不是由上述的边际案例引发的，而是产生于功能健全、并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经济体。此类威胁不仅来自未来的竞争者，如中国和俄罗斯。另外，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内部甚至其核心部位还存在着其他更为近在眼前的挑战。如欧盟，它从本质上讲是比美国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
但是，较之“老牌”帝国政权在传统的帝国间对抗时期追求地缘控制，甚至是“力量平衡”，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维持霸权实在要复杂得多，这早已不是单纯打败对手那么简单的事了。战争之于资本主义大国竞争者而言，既然从未被根除过，就很可能是自我毁灭式的，不仅破坏竞争，同时也破坏了市场和投资机遇。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下的帝国统治，需要在抑止竞争和维护激发市场和利润的竞争性经济环境之间求得妥善而复杂的平衡。这是新世界秩序的最基本的矛盾之一。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可以通过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以及它们与前对手之间的关系得到很好的说明。他们取得的经济成功从强调美国利益的立场来看好坏参半：因为它们在提供市场和资本的同时也产生了来自竞争的威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由此维持在一种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对的平衡，时常产生一些重要争端，但没有发展到战争的威胁。
于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环境下的帝国霸权就意味着要控制对手的经济和国家政权，却避免与其发生战争。同时，新的军事理论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即：军事力量作为维护紧急状态下平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即使它在用于控制大国竞争者时也总是间接的。这一观点在其他经济实体与霸权国家相比呈上升趋势之时尤为正确。当然，这一点难逃惟一超级大国的目光：当它自身的经济处于不断衰退（或许目前正在衰退）之时，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则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21]欧盟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实体的出现，也使美国霸权惟一可靠指标的军事绝对优势受到特别的重视。
“欧洲人正在学习日本人曾在海湾战争中学过的东西”，权威杂志《外交》“一周要闻”栏目的一位前外籍编辑写道：“巨大的经济力量带给你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学方面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在海湾战争期间并未准备好成为‘太平世纪’的新罗马。在这个目前矛盾激烈的强权圈子内，欧洲人和日本人同样一直在努力地表现得像‘俾格米人’（Pygmy,以身材矮小著称的一个民族）……”[22]这一诊断出现在关于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一篇评论中。这篇评论的写作目的在于希望欧洲能够奋起而直面挑战。但是以无与伦比（也是非常昂贵）的绝对优势为核心的现行美国军事策略显然旨在打消日本人和欧洲人建议独立军事力量的信心——不仅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美国在强权王国的绝对主导地位，更确切地讲是因为强权在施加经济影响方面有其自身的独到作用。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乐于支持欧洲军事力量的发展的，只要它们的性质和用途是为美国的目的服务——比如说，欧洲的维和部队在清理美国军事行动留下的残局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包括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各种特种部队。但它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阻止在欧洲出现一支真正独立的军事对手。它更热衷的战略是使欧洲军事力量安全地处在北约的怀抱之中，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五角大楼的海外军团”——如出言尖刻的美国评论家威廉·帕夫所言。“一支现代化的欧洲北约军队可在两个方面为华盛顿提供附加值。”帕夫写道：
首先，它可以抢占可能被欧盟独立的快速反应部队弄去的资源和能源。其二，它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可以纳入美国的统一指挥调度和通讯系统之下，以免其在美国——北约军事行动之外以不中誉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些在华盛顿政策制定者某些“鹰”派分子眼里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他们把欧洲看作除中国之外美国全球统治的惟一挑战者。[23]
换言之，北约的主要功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是维持美国凌驾于其友邦的霸权地位，而不是构成联盟对付共同的敌人。于是乎，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旨在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战争思想。其主要观点为：美国的军事优势必须达到一种不论敌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敢企图与之对抗或相与匹敌的程度。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只是扼杀对美进攻，更重要的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产生在全球甚至仅是在本地区称霸的野心。
布什主义
1992年，《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被泄露文件：五角大楼的《防御计划指南》。作者是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写此文原是为了支持老布什，而现在则用以劝诫小布什。此文一出，迪克·切尼——现任副总统——即成为它的主要支持者。它的行文逻辑令人费解，但其要旨却是相当明确的，即：不论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区，维持美国的军事地位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供应，还不如说是为了迫使“发达的工业国家不敢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特别是亚洲和欧洲正在崛起的力量，都将面对一种军事控制，它能“防止任何潜在的竞争者壮大为更大地区的甚或是全球性的代表”。[24]其目标是所谓的“全面控制”，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太空。
这份文件清楚地说明了理查德·珀尔所鼓吹的“全面战争”不只是对“9·11”事件的一个反应。反而，那次悲剧似乎被当成了一个采取长期军事计划的借口。甚至本来不那么极端的“鹰”派人物科林·鲍威尔也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同意“以单边的世界控制”为目的的说法，并早在1992年他就坚持认为美国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扼杀所有挑战性想法，使他们“甚至不能够梦想在世界舞台上挑战美国”。[25]
《防御计划指南》所提出的理论已经在2002年9月颁布的乔治·W·布什新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被赋予了“官方”的地位。布什主义要求获得单边的绝对权利以应对任何时间和地点由任何国际协定所允许的先发制人的进攻，确保“我们的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以劝阻我们的主要敌人不要追求任何形式的军事建设以谋求超越美国力量或与其相匹敌”。
自从这一理论第一次被阐明，其目的就从未逃脱过评论家们的注意——不论是同情的也好，还是批评的也好。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清楚的是，军事战略目标并不总是鲜明的，凌驾于主要竞争者包括盟友之上的霸权才一直是压倒一切的目的。“我们没有从中东要那么多的石油……，”一位分析家这样写到，“原因之一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这一中东警察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要使日本和另外一些国家感到它们的石油供应是可以保障的……因此他们就不会感到有更多的必要来创建一个庞大的政权，武装力量及安全战略，你就不会惹得拥有不同利益的一群大国纷纷向世界各地派驻它们的军队。”这一观察家或许低估了中东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但认为美国不想让友邦竞争者具有军事独立性，无疑是正确的理解。另外两位评论家则干脆指出某些世界争端的解决不利于美国利益，因这样会降低一个比所有的对手加起来还要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存在的合理性。“最好的状况”，例如说，“就是韩国的现状，它允许美国军队在那里无期限驻扎”，而朝鲜半岛的统一可能鼓舞日本随着美国的撤出而成为一个军事上自足的国家。[26]
布什战略代表了对美国此前的外交政策的彻底背叛——这一点在布什政府的批评者中已成为共识。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基调的，它呼吁对苏联进行限制，提倡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主义，在此环境下，开放的贸易，民主和多边制度关系并存。[27]然而，不看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布什政府鲁莽的冒险主义就根本无法解释。我们当然不能小看了布什周围那些人的愚蠢透顶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说，事实上是不能小看了他们在石油业特有的个人利益。但是现行战略的基础却是在很早以前就确定了的。
无疑，布什对各类国际协定的蔑视把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向了新的极致。但是在布什集团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凌驾于某种程度的主权国家的全球性体系之上的霸权”这一观念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这种广泛的军事优势就构成了该项计划的核心。极具传奇性的“冷战”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对这一点就已非常清楚；而尽管新的“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不无道理地被看成是对早期种种“扼制”策略的背离，事实上从杜勒斯的“大规模的”（也就“过度的”）报复到布什的“先发制人”的报复，这中间并无多大差距。
美国必须面对的局势有巨大的变化，便美国军事原则关键内涵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在战后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强权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挑战的。在美国不断加强的军事优势所伴同的长期繁荣的同时，尽管有苏联的挑战，美国还是能某种程度上安全地依靠其经济统治地位，经营着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即使那时，在美国控制的军事联盟中的潜在对手对其霸权战略至关重要。今天，美国的经济控制已经不再是无法挑战的了。同时，它的军事优势是如此明显，根本不可怀疑，它盟邦中的对手没有任何理由去不惜代价与之抗衡。综合考虑这些情况，美国不断通过军事力量巩固其霸权，巩固其随之而来的经济优势，例如通过控制石油，就不足为怪了。
而表面上看较为温和的历届政府，如比尔·克林顿政府，也并未真正地摆脱这种军事思想。反而，他们似乎把战争的临界线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人道主义战争”观，这一点与杜勒斯的“单一的扼制应该被‘用心’的外交政策下主动的‘解放’来取代”的观点何等接近。克林顿不可能把这一战略推向“布什主义”这样的程度，而他本可以避免参与到一场最终肯定是自毁的只有布什政府似乎才应该感兴趣的军事冒险中去。然而，如果说在此前的历届“战后”政府与现任的布什政权之间确有分歧，那么，这些分歧也绝不会是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绝对军事优势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布什主义是对这种古老战略观的一个极端的表示。然而，不论它表现出怎样的“自毁”性，其根源都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巨大帝国野心。不难看出，一项全球性经济霸权计划，伴之以多元国家为媒介的帝国管理模式这样一种危险形式，会怎样在目前布什选择的方向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共产主义敌人，将会被视为其潜在的敌人，并需要以军事控制来加制衡——这可能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目前的军事优势是反效应性的，不可避免地会在全世界制造出日渐浓厚的反帝国敌意，这一情况当然代表着这种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矛盾。但矛盾的双方都属于这一帝国体系的基本逻辑范畴。
随着苏联解体而发生的另一超级大国的消失，无疑给全球秩序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至少，它清除了美国实现其“全球化”野心的最后一道现实关卡。当然，可以这样以为：主要敌人的消失本应使美国获取更大全球优势的压力得到缓解，而令人费解的是，美国目前已明显占有绝对优势了，它继续如此下去的动机何在？然而，如果有原因的话，最少苏联的消失使美国维持对其盟国的霸权更加复杂化。无论如何，超级控制自会生成自己需要的理论和动力。单边的全球优势无论如何都不会一旦获得，永久保持。这意味着要把战争的边界更进一步超出潜在挑战者的势力范围，同时要求战争手段不断革命，不断地试验，使用。
谁来监护监护者？
然而美国军力的发展没有什么简单而又直接的目标。它在维护一个对其俯首帖耳的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随之而来的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形形色色的旧的殖民帝国主义形态要求对属民进行彻底的征服，以军事手段击败那些桀骜不驯者，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由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制力量来对付殖民地领土加以控制，早期资本帝国主义看上去有能力放弃对殖民活动的政治保护，并将对于殖民定居合理性的论证纳入到一套财产理论中。而全球化，作为资本发展之必然结果的经济帝国主义，却自相矛盾地要求一种新的，非经济的，尤其是军事的强制。
新形势下产生的“实践”与“路线”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地方国家会为经济提供监护，那么谁来监护监护者？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经济统治无比强大，不需战争威胁即可以让任何现有对手俯首帖耳。然而，即使不考虑主要竞争者的经济挑战，多元国家体系也将前途难卜，军事力量仍是最终的保障。假如其目标的确是在这个全球国家体系中的“单边世界统治”，至少，绝对的军事优势将是“霸权意愿”永远不会受到阻挠的最佳保证。尽管要保持对所有来犯者的威慑性武力可能最终会导致自毁，然而一旦登上多元国家体系中的全球性经济统治的宝座，没有一支具有相当控制能力的军事力量帮助，将无法想像“霸主”会怎样进行控制。
然而要说明军事力量在替代主权对有限领土的统治，建立和保护帝国对全球经济统治方面的作用并非易事。对于任何一种单一的国家力量，即使是对美国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而言，要想在整个全球体系时时处处实施控制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想像的力量能够总是把全球资本的意志强加于大批的附庸国家头上，或者一直维持一种资本日常运营所需的预期秩序。因此，军队是一种非常粗鲁的工具，而且完全不适合于为资本积累提供日常的法律和政治环境。所以，尽量不要动用军队以针对特定的目标和敌人来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只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表明它无与匹敌的超级优势，这就已经足够了。
无论如何，由于美国军队不能同时活跃在所有地方（它从来不敢同时投入两场局部战争），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向世人展示它可随时到达任何地方，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这并不是战争会是接连不断的——那样会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无限战争行动”显然旨在制造一种接近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的态势：“战争的本质”，他在《利维坦》中写道，“并非由于事实上的战斗构成，而是表现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军事部署，为此使得对手永无安全感。”帝国资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战争的无限可能性，以维持其在全球多元国家体系上的霸权。
当然这并非一定意味着美国将莫须有地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炫耀其武力。现在与从前一样，控制石油供应仍是帝国冒险行为的主要动机。对阿富汗的进攻，其着眼点在于中亚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尽管阿富汗本身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影响，美国似乎是准备抢先于该地的“民族国家建设”，而使其陷于自我毁灭的混乱境地，但是，此次战争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驻扎得以进一步巩固。夺取伊拉克的石油，牺牲其竞争者的利益使美国的石油公司获益，通过控制石油来巩固全球霸权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情。雄踞于巨大的石油储备，拥有发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姑且不论其军事力量，这样一个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岂能让其为所欲为。现在我们知道布什政府的战略是由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以军事控制为先导进而直接控制石油的“直接”占领——这种占领至少持续到石油控制权大量落入美国掌控的石油公司手中。[28]
然而不管美国要进行的战争具有怎样的特定目标，这里总是会存在一些隐藏在表面目标之后的目的。当然，其中包括旨在维持“军工企业”的常规需要——这对美国经济具有极其核心的作用。与冷战时产生的影响一样，这种无终结的战争对于依赖于军事生产，太空工业的军事化及全球军火贸易的经济形式而言至关重要。仍与冷战一样，一种无限战争状态可以服务于许多其他方面的“国内”目的。布什政府精心制造的恐惧气氛不仅被用来证明军事计划和限制公民自由权的合理性，而且也被用来证明一份设计面很宽的国内实施计划的合理性，而这些计划在9·11之前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对伊拉克进行战争威胁的时间也是刻意选择，以影响议会选举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像战争那样被用来巩固国内的统治，在美国尤为如此。
然而，永久性战争状态的目的远远不止以下这一点：即在全球多元国家体系中营造政治氛围。这一复杂的体系，不仅包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国家，也包括友好的竞争性国家和可剥削的经济体，因此需要一套复杂的战略和各种军事功能。
某些情况下，军队的目标实际就是一种警示性的恐怖，或称“示威效应”。按照美国右翼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等人的说法，这就是阿富汗战争的主要目的——故意在整个地区及其之外的地方散布恐惧。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导致“政权更迭”。在中东，我们已看到了某种类似早期帝国主义的回归，以更为直接地从美国资本的利益出发，去重建地区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在此新帝国主义正接近其发展轨迹的完成。正如英国人在印度所为，商业帝国主义让位于直接的帝国统治的时候，美国或许会看到：美利坚帝国创造了自己的领土法则。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环境的营造则是非直接的。正如战争状态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需要的政治氛围，通过“协定”与“结盟”，以及利用如此不可逾越且费用高昂的军事优势，迫使其他经济大国感到根本无法与之比肩，美国把这些盟友拖入到自己的霸权轨道中来。[29]在所有情况下，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展示并巩固美国对于多元国家体系的控制。
这些目的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一支如此超额的军事力量，为什么美国会在本来不适合于采取军事措施的情况下形成了对军事行动的依赖，为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作为最后的选择，为什么这些军事冒险中手段与目的的联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种在“目的”上没有限制、“时间”上没有终结的战争属于这个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疆土限制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又必须由确有领土界限的制度和国家治理。全球化经济的后果已经显示，资本更加依赖于一个地方政权系统去治理经济，国家更加涉入到经济模块的组织之中。这意味着，那种资本和国家，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老式资本主义分工已经不存在了。同时，资本的全球经济影响与它所需要用来对其进行维护的地方政权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而布什的军事路线正是一种要填充这个鸿沟的尝试。
在努力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布什主义显然表现为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大危险，但它同时也证明：一个依赖于多个地方政权的全球帝国，一种由面对真正的民主斗争挑战时显得极度脆弱的地方政府和民族政权国家进行治理的全球经济，是非常危险且动荡不安的。在全球性经济势力与其他地方政治支持之间的不平等中，必定存在着一个日渐扩大的对立空间。
[1] 很遗憾，由于Verso出版社的失误，本书开头的一条脚注被遗漏了。在这个平装版中，这一失误被更正了。
[2] 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它是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创立的一个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度。——译者。
[3] 对于《帝国》一书的批评，请参见我的论文‘A Manifesto for Global Capitalism?’ in the collection Debating Empire,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4] 这段写完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了美国预计在战后占领伊拉克的种种计划。
[5]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工人得到报酬是因为他付出了劳动力，而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支付工资购买了特定时期的工人的劳动力，因而就掌握了这期间该工人所生产一切，这些产品可供在市场上出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支付给劳动力的部分与其从产品中获得的收益之差实现最大化。
[6] Philip Bobbi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2002);Michac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n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鉴于本书揭穿了《帝国》（Empire）的核心前提及其内涵以对其进行驳斥，那么它得到主流出版界充分的关注或许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关注还不仅仅限于来自反资本主义或者反全球化的出版机构。这一观点经整理最终形成了本人的一篇文章 “A Manifesto for Global Capital?”, Balakrishnan, ed., Debating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7] 本章参照本人的论文“Where is the Power Of Capital; Global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Anti-Capitalism; A Marxist Introduction, Alfredo Saad-Filho ed.，London, Pluto Press, 2002。
[8] Gerard Greenfield, ‘Devastating, with a Difference; From Anti-Corporate Populism to 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s’, Against the Current 93,July/August 2001,pp12--14, 引文见PP13，14。
[9]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London：Fontana Press, 1989), P. 171.
[10]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m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 467.
[11] Johathan Steele, ‘East Timor is independent. So Long as it does as it’s told’, the Guardian, 23 may ,2002.
[12] 关于长期的经济低迷，参见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from Boom to Stagnation, special issue of New Left Review, No.229(May-June 1998).关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Verso,1999). 关于资本的过度积累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参见 Patrick Bond, Against Global Apartheid: South Africa Meets the World Bank ,IMF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e Town: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2001,特请参阅pp. 7—10)。
[13] 以上为一个“经济与社会研究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的研究成果，由Alan Rugman教授总结整理，转引自Larry Elliot ‘Big business isn’t really that big’ (the Guardian, 2 September, 2002, p.23 ).
[14] Paul Kennedy, ‘The Eagle Has Landed’ , Financial Tines Weekend, February 2-3,2002, p.I
[15] 此说法借自Robert Brenner，谨致谢忱。
[16] 本节以我的论文“Infinite War”为蓝本而作，原论文发表于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0,No.1,2002.
[17] Ed Vulliamy ,’Inside the Pentagon’ ,the Observer, 30 September, 2001.
[18] 后一种倾向的一个有趣表现就是那篇充满了毁谤之词，标题为“Defending Civilization:How Our Universities Are Failing America”的文章，该文把批评所谓“反恐战争”的学术性评论指斥为“叛国者”。这篇文章由美国财产托管从业者及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抛出，而该组织创始人之一是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妻子Lynne Cheney。文章极尽指名道姓之能事，令人想起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夫人同时也是一本名为《美国：爱国主义入门》(America:A Patriotic Primer)的儿童读物的作者，此书按照从A到Z的顺序进行沙文主义式的宣传。
[19] Richard Perle, 转引自John Pilger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pp.9—10.
[20] 想要更加简明扼要地了解对于当前“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参见Walden Bello, “Drop Till We Shop?”,A Review of Robert Brenner’s The Boom and the Bubble: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发表于The Nation, 21 October,2002,尤请参阅，pp.27—29。
[21] 关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长期经济低迷与同期在其他地区正在经历的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反差，例如使西方战后繁荣相形见绌的中国，参见Perry Anderson, “Confronting Defeat”(一篇关于世界当代史的观点的文章），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October, 2002, p.12。
[22]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p.38.
[23] William Pfaff, ‘A foreign legion for the Pentagon? NATO’s “relevanc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ursday 7 November 2002,p.8.
[24] 转引自Nick Cohen, “With a Friend Like This…”,the Observer,7 April, 2002,p.29.
[25] 转引自Anatol Lieven, “The Push for Wa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 October ,2002,p.8.
[26] 出自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和Walter Russell Mead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Christopher Layne和Benjamin Schwartz, 均为Nick Cohen所引证。Cohen同时指出：美国的石油主要来自其他地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国内生产商，另外俄罗斯也承诺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石油供应国，而只有1/4的石油来自波斯湾。
[27] G.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p.47.
[28] 本书待出版之时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已经公开。
[29] 关于美国的操控战略，见Peter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tion (London:Verso,1999).又见Gowan随后发表在Socialist Register上的“德意志回忆”讲座”American Global Government:Will It Work?”. Gowan强调指出美国对于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所表现出的挑战给予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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