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一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

经济民主：一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

——国外左翼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于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列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末产生的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它倡导经济领域的民主化，主张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它的提出是对当代社会经济体制批判性反思的结果，是国外左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寻求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理论探索。虽然它仍然是一种改良和空想的理论，但它提出的一些基本理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模式  

　　【作者简介】于海青，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民主理论基础上，一些以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左翼学者规划、构建起一种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社会模式着眼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制度设计，主张通过经济领域尤其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决策的民主化改造，建立一个既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又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更新、更民主、更平等”[1](p14)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这一理论尤其强调工人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意义，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

　　一、理论的衍生：从工业民主到经济民主社会主义

　　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经济民主理论有着深刻的渊源。尽管理论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存在差异，但二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却有很多一致之处。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归入经济民主主义者的谱系之中[2](p114)。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当代经济民主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工业民主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工业民主，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主编的《民主百科全书》将其界定为“民主理论在工人生活中的运用”，并将其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认为它是基于当时政治民主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民主思想[3](p609)。根据大革命中激进派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其工业民主主张更多的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理念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平等”吁求，是对源于洛克的绝对所有权观念的理论反驳。19世纪后，伴随着大规模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组织化劳工运动的兴起，工业民主思想广泛流行开来。这个时期的工业民主理论大多与各国的工团主义运动、工人结社运动或合作社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中，或多或少都可以见到某种形式工业民主思想的痕迹，如路易?勃朗、拉萨尔、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合作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诞生了马克思的合作生产、合作工厂等理论。这些理论以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自治思想，如葛兰西的工人委员会、马勒的“新工人阶级”、科尔施的“工业自治”主张等，成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从词源上看，作为正式术语的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是由英国工党的韦伯夫妇率先提出的。根据其最初设计，工业民主代表着从工业基层民主到宏观政治民主在内的完整制度规划。但随着后来的发展，工业民主越来越被限制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具体指工人参与企业组织、管理等事务，工人自治甚至成为工业民主的代名词。当代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概念是在工业民主基础上扩充和发展起来的。根据著名民主理论家萨托利的说法，经济民主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它与狭义的工业民主同义，更多地指劳动者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与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相对应，是对政治民主的补充和扩大，特指财富和分配的平等[4](p11)。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是回到了原初的工业民主概念。

　　“经济民主”的流行发生在二战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各国蓬勃发展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劳资协商、共同决策以及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等民主实践相关。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经济民主成了西方学者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尤其在80年代前后，西方理论界更是兴起了一股经济民主研究的热潮。这股研究热潮的出现，一方面与各国经济民主实践的新进展有关——如雇员持股计划、劳资共同决策、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的建立，以及前南斯拉夫、西班牙蒙德拉贡地区工人自我管理企业模式的成功实践等；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缺陷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总的来看，虽然构建理论模式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多数经济民主主义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企业内部民主或工厂民主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资决策的民主管理与调控，以及经济民主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影响。

　　在深入考察分析当代社会的经济民主实践并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一批以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左翼学者，尝试在经济民主的框架下设计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他们称之为“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或“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强调企业民主、投资非集中化等经济民主思想，但在根本立场上与其他经济民主主义者不同。就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大多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因为不满当代资本主义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二者的社会主义的替代道路。而在其他经济民主主义者那里，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的民主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实践的影响。因此，他们多为西方社会中的企业管理者或参与民主的支持者。其观点大多建立在直接参与思想的基础之上，认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企业中扩大参与决策的范围，是“培养雇员的献身精神和发展工业关系的一条途径” [5](p14)。而工人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提高，则最终能够为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创造现实条件。经济民主主义者看到了人的异化和工人的无权状态，但他们并不主张改变社会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内寻求解决方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在维护现有体系，而不是变革体系”[5](p16)。近年来，面对多元民主理论发展的困境，甚至达尔、林德布洛姆等传统多元民主主义者，也转而强调经济平等、经济民主对实现政治民主的意义。如达尔就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广泛合作型的所有制，从而把民主扩展到车间和一般经济生活中去的新多元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6](pp111-136)。

　　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论著中，一些左翼学者对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详尽阐释。前南斯拉夫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勃朗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研究这种模式的一部力作。美国左翼学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的《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管理？——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爱德华?格林伯格（Edward Greenberg）的《工厂民主：参与的政治影响》、米切尔?霍沃德(Michael Howard)的《自我管理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英国学者罗宾?阿切尔(Robin Archer)的《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型。

　　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

　　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首先从系统分析和批判当代的社会经济体制入手。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几十年来，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和争论，大都围绕着这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论”、“趋同论”或者“替代论”而展开。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流行观点的错误，强调二者之间的争斗与社会主义并无关系，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制度。他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国家主义”，并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心理道德等多维视角，对两种经济制度尤其是国家主义进行了剖析。霍氏指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畸形表现的国家主义，虽然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下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和地位、相对而言收入分配更为平均，但国家在社会制度中扮演着绝对支配的角色，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7](p25)，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都被集中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手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无阶级，检验社会主义的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及命令者和被命令者的区分，而国家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一样，仍然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国家主义是按照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典型的“金字塔”型的官僚结构，这一权力结构和配置使社会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并直接造成了财富、收入分配以及社会声望的不平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物化”理论，霍氏分析了这种社会的不合理性和异化，指出正义社会并不是“国家主义”社会，而应当是“理想的、更合理的、更有效率的和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施韦卡特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则直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的辩护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强调资本主义“满足一种特定的公正标准”的非比较性理论，以及主张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行性中最好选择的比较性理论。相对而言，比较性理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辩护。要证明其理论本身的错误，只是确认资本主义的某些独特弱点并不足够，还必须提供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施氏看来，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弱点的未来社会发展模式[8](p3)。

　　从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的角度论证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构筑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是源于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无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当代的保守主义者，大都承认个人自由的重要价值。尽管在什么是个人自由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各种版本的自由概念大都赞同一个基本主张：只有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时，个人才是自由的。在这一理想自由观的基础上，阿切尔考察了当代社会影响自由实现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各种社会组织能够对个人选择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必然造成替代个人选择的结果。如在竞争性市场中，消费者具有不受任何指令的自由选择权。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受制于某一组织如国家的权威，这个组织能够拒绝并替代个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组织决策过程中需要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具体到企业决策中，阿切尔把企业决策的受众主要分为工人、股东和消费者三类，并指出只有股东在企业的决策过程中享有发言权，这种状况阻碍了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实现。在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阿切尔设想把企业决策的权力赋予工人。他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与股东提供的商品“资本”不同，劳动力“依附于”劳动者，只有劳动者才受到企业权力的直接支配。因此，在理想的经济民主社会中，“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应拥有对企业的决策控制权”[9](p88)。

　　在正义的伦理学基础上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逻辑前提。对于“正义”的讨论，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理论界最热烈的话题之一。由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立场不同，左右翼的学者们在何为正义的问题上始终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见解。在进行理论争论的过程中，由哈佛大学的伦理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从批判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出发，证明和推演出自己的正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他们认为，罗尔斯作出“理论演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成问题的”[7](p265)，尤其因为没有认识到社会关系根本改变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企图通过调节主要社会制度来处理人们在出发点方面不平等的努力，充其量是在为“带有平等主义印记的自由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团结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必要充分条件，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包含。其中，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由于每个人都扮演着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三个基本角色，因此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

　　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

　　在充分论证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之合理必要性的基础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勾勒了这一社会的运行模式。总的来看，这他们大都围绕着经济民主做文章，把实现经济民主作为社会模式建构的基点和轴心。但在规划经济制度的具体方案时，却又各有侧重。有的着眼于对社会经济的总体设计，有的侧重于考察具体的企业内部民主问题；有的把所有制作为理想模式的重要方面，有的则抛却了所有制情结，专心探讨工人自我管理的实现途径；有的主张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主导作用，而有的却强调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重要意义，等等。总的来说，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建构的关键环节有：

　　——工人自我管理。强调自我管理，是各种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论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近于完全的和直接的自我管理只有在企业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多把这种自我管理权限定在企业之内。与资本主义企业为缓和劳资矛盾而推行的工人参与企业决策不同，“工人自我管理”颠覆了资本的特权，把企业的运营权完全赋予劳动者。如施韦卡特等认为，工人应对围绕生产的一切活动包括企业的组织、纪律、生产工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净收益分配等负责。在进行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所有决策都是依据民主原则作出，企业劳动者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平等地享有企业事务的发言权。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决策权不可避免地要授予一些机构和个人完成。但无论是工人委员会或总经理，都不是由国家或社区任命，而是工人选举产生的。

　　根据上述工人管理的基本原则，霍尔瓦特设计了一个被称为沙漏模型的劳动者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霍氏的工人管理模型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组成部分。在决策方面，它把大多数影响工人日常活动的决策权如工作分配、剩余分配、就业、雇佣等赋予基层的劳动单位，除此而外的决策则授权给通过全体投票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内部有着复杂的分工，理事会、收入分配、投资、研究与开发委员会等负责日常事务的咨询和处理。执行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具体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策，它们有一定的任期并承担相应责任，即如果企业经营效益差，得不到工人委员会的信任，则必须进行改组。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并督促其尽责，自我管理体制中还设立了具有控制和仲裁职能的监事会以及仲裁委员会等。霍氏认为，这种工人管理模式消除了阶级分化和等级的存在，既能保证民主的最大化又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社会所有制。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都主张实行社会所有制。经济民主社会中的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工人拥有企业的管理决策权，但并没有所有权，所有企业都是社会的集体财产。霍尔瓦特用“社会财产”（social property）来标识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所有权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把私有、集体和国家所有制分别作为资本主义、过渡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认识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私人所有和国家所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国家所有仅仅意味着“私人所有者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所取代”，其结果必然是“私有财产产生资本主义，而国有财产产生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这两种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所有制关系上，它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财产”。“社会财产”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特殊阶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者，都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结合。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从财产中占有收入”，主张社会上的每个人都仅仅是从劳动中而不是从财产中获得经济收入。工人在企业中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有权享有净收益中特定的一份。但这种收入的分享，并不是平等的。在具有独立自主权的劳动集体内部，工人的收入分配依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其份额通过协商、谈判和相互说服来决定。

　　既然劳动是经济收入的唯一源泉，那么失业者以及残疾人等边缘群体如何获得生活来源？霍沃德借鉴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界盛行的“基本收入”理论，设计了“经济民主+基本收入”的解决方案（霍尔瓦特也称之为按劳分配原则辅之以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基本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原则）。所谓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财富、家庭背景以及工作状况如何，都无条件地享有一份特定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为满足经济民主社会中一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而进行的设计。霍沃德认为，基本收入方案解决了经济民主模式的内在矛盾，并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增强了经济民主的实践操作性。它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富流动性、减轻了资本转移的风险、推动了技术革新、硬化了预算约束并促进了社会正义，从而“改变了经济民主运行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10](pp167-179)。

　　——计划与市场。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论者，也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是强调某种程度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当然，对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不同论者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认为市场应在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施韦卡特就把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根本上看作是一种市场经济，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价格是不实行调控的，一切通过供求关系裁决”。有计划的社会调控只是发生在“决定未来发展的道路和进程的”投资领域。经济民主社会中新投资的积聚和分散，是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控制完成的——中央政府负责征收资本财产税，然后由遍布全国的银行网络发散到全社会。各投资银行依据可赢利性以及创造就业机会为标准，把这些资金有计划、按比例地配置给隶属的公司和新创办的企业。另一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赋予计划与市场同等重要的地位，如霍尔瓦特认为“计划与市场并非完全互不兼容或矛盾的”，而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同等重要的手段，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主义既需要作为计划工具的市场，同样也需要计划作为有效率的市场的前提。为此，霍氏设计了计划局、国家银行、发展基金组织以及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等基本机构，负责经济计划的编制、执行甚至调整和修改。第三种观点以格林伯格为代表，虽然承认市场机制存在的必要性，但侧重于强调计划的重要意义，认为“整个经济生活和物质生产必须通过民主的计划过程来予以指导”，“既然生产是社会性的，那么必须在社会的调控下进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把计划的权力赋予少数“官僚的、政治的或政党的精英”，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差别，从而破坏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一个分散化的民主制度中，如工厂和企业等多个自治中心的存在可以抵消计划体系中的集中化倾向[1](p179)。

　　——关于过渡问题。如何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过渡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涉及到经济民主模式的实践可行性问题，这是该模式构建中的关键一环。因为一种社会模式无论勾画得多么完美，如果缺乏转变为现实社会制度的可能，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在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经济民主社会虽然“不是近在眼前，甚至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但确实存在着向这种社会过渡的可能性。他们大多把这种可能性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劳工运动取得的点滴斗争成就的基础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赢得选举、执掌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带有经济民主色彩的改革，通过不断扩大工人参与的范围及程度，实现某种形式的工业民主。在此基础上，推行劳动者利润分享的相关政策，推动生产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从而逐步消灭阶级剥削的基础，完成所有制关系的转变。例如，阿切尔就设想在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向经济民主社会的过渡。他认为，在当代工业关系的合作主义体系中，工人有可能同资本所有者进行“交易”，用增加薪资等“可兑换的好处”（exchangeable good）换取更大的企业决策权。通过诸如此类的“交易”，工人将逐渐积累起更多的直接控制权，直至实现完全的工业民主。当然，阿切尔也指出，合作主义并不是构成经济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仅仅是达到经济民主的工具[11](p102-144)。

　　四、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剖析

　　根据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结合其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可以对其做出如下几点初步的判断：

　　其一，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国外左翼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战略的一种理论尝试。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中独树一帜。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同样也对当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如资本对权力的垄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异化等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模式。但与生态、女权、后工业社会主义等不同，它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或模式。相对于关注或维护社会发展某一层面利益的理论，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社会性质的转变更具有实质意义。虽然都是把经济制度变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必要前提，但不同于强调市场经济特定方面重要性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总体上更为集中和明确。它们大多以经济民主为制度变革的主线，主张变现实资本主义的企业专制为企业民主，进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外，对实现民主、平等、正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强烈诉求，也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

　　其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理念“经济民主”，与马克思的合作生产理论以及葛兰西的工厂委员会思想等具有一定共同点，但存在差异。其共同点表现在：（1）都是建立在对于产生异化劳动的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2）都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企业或工厂，关注其组织管理的具体形式；（3）都是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模式，如马克思把合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肌体上发展起来的新社会因素，认为它是“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12](pp497-498)；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视为未来“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而实现企业的经济民主则被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差异之处在于：（1）无论合作生产还是工厂委员会，都不能独自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还必须与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与更全面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马克思强调，只有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作为新社会因素的合作经济才能变成新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把经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改良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途径；（2）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以及工厂委员会，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产斗争中自发性质的组织，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作为其结果而存在。而经济民主性质的企业则是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产物，是体制内合作主义发展的结果。显然，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性设计着意淡化了理论的激进色彩，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有限的经济改造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这是以一种貌似新颖的经济领域改良替代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议会道路的方式，因此在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西方改良主义的理论窠臼，仍然是一种改良性质的理论。

　　其三，尽管在理论设计中蕴涵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特点，但与各种盛行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一样，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其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它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予以否定，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但由于本身的改良性质，它的替代方案在现实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它把所有制关系的转变建立在雇主自觉自愿地进行利润分享的基础上，但雇主为什么会选择接受这种终将剥夺其私人生产资本的政策呢？另一方面，它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规范性分析，大都建立在建构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把一切社会制度的产生或灭亡归于人类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而忽视或脱离了必要的历史前提。霍尔瓦特反复强调，工程师可以设计桥梁，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设计社会制度呢？其实质是没有认识到：设计桥梁不必受历史必然性的约束，而社会制度的设计则必须以一定的历史发展为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13](p352)。作为一种纯理论主张，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显然具有一定空想性。

　　其四，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经济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意义，但在西方理论界，关于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仍是存有争议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格雷迪认为，经济民主理论如果想具有实践价值，就必须接受当代政治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换言之，使经济民主化的努力只有承认多元主义实践和自由主义价值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自由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价值和动机有益于实现参与理想，而与政治和经济民主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替代模式，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则可能发生反作用[14](p147)。身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格林伯格，也对企业自我管理实践中工人价值观的发展走向有所疑问。通过对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胶合板合作社进行大量的取样调查，他认为在企业中参与直接决策的经济民主经历，并不象传统认为的那样必然导致工人合作、互助或平均主义倾向的增加。相反，这种经历促进了一种与传统自由主义密切联系的价值观的发展，如个人主义、竞争、机会均等等。合作社的发展似乎使人们愈益认同市场经济。在格林伯格看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自我管理企业，也许并不能为更广泛的变革运动提供恰当的教育环境[15](p31)。著名左翼学者安德烈?高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他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描述后指出，被诸多左翼人士作为新自由主义替代的“日本化”生产模式，只是为掩盖深层对抗状态而寻求劳动关系虚假一致的一种策略。它存在巨大缺陷：工人只有如何生产的决策权而并不享有对产品的控制权。这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将推动工人对于企业及其发展目标的认同，但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16](p121)。

　　总之，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尚需论证和完善的左翼理论。对其空想性和改良性，我们应有充分认识。但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积极探索，它具体勾勒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框架，突出了“民主”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筑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和理念，如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资本进行社会控制等，对于我国企业的民主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有一定借鉴和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Edward S. Greenberg, Workplace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Drew Chiristie, Recent Calls for Economic Democracy, Ethics, Vol. 95, 1984, No.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Seymour M. Lipset (ed.), 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5.

　　[4]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5] Margaret Kiloh,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David Held and Christopher Pollitt (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6.

　　[6] 参见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7] 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Robin Archer, Toward Economic Democracy in Britai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10] Michael Howard,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2000.

　　[11] Robin Archer, Economic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14] Robert C. Grady, Workplace D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2, 1990, No.1.

　　[15] Edward S. Greenberg, Industrial Self-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Attitu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5, 1981, No.1.

　　[16] Andre Gorz, Reclaiming Work: Beyond the Wage-Base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alden: Blackwell, 1999.

段忠桥：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2002-09-09  学习时报

　　戴维·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1993年出版的代表作《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为市场社会主义做了辩护，并提出了他自称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为什么要为市场社会主义做辩护？

　　施威卡特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市场社会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虽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市场机制（尽管会对其做一些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的限制），但它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集体所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控制。与此相应，工人的所得不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工人的劳动因而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

　　其次，苏东的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有极大缺陷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存在四个明显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倾向的问题和企业革新的问题，因而效率低下。

　　第三，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当然，市场经济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竞争、不公平和失业等问题的存在，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

　　施威卡特把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称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因为这一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它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人的民主管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掌握。与此相应，每一个企业都实行民主管理，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企业的最终权力属于企业的全体工人。在小型企业，工人可以直接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在大、中型企业，工人可以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工人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第二、实行投资的社会控制。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投资资金的来源不是私人的储蓄，而是企业的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也摆脱了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的利润不得用于重新投资，全部利润都要返还给工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投资资金只能流向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它们就要“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社会控制的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来进行：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

　　第三，只存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企业不能用其利润进行新的投资，这样一来，虽然仍存在“资本资产”，即由企业工人控制的生产的物质资料，但它们不是那种具有自我增殖趋势的抽象的价值。此外，企业的社会投资来自税收，而这一税收是民主制定的，不是由市场强制的，也就是说，有关再投资的总体比率是在自觉控制之下的，是服从民主讨论的。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本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也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因为工人获得的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这样，经理就不能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工人也不能坚持高工资以至消除利润，因为利润是构成他们工资的东西。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

余文烈

2005-07-13  经济学家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宠统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结合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特征迥异。为此，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是分清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特征。
　　苏东剧变以后，历经百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战再度掀起热潮。短短几年来，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论著汗牛充栋，构成了西方左翼理论界一幅亮丽景观。与8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相比，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目标等诸多方面都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概括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六大特征，试图从中揭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

　　为了弄清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首先让我们追溯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罗内(E·Barone)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算起，迄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Oskar Lange)模式诞生之前的理论探讨，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前史，它是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的建立准备思想资料。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应该以兰格模式的诞生为标志。
　　以兰格模式为起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间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Lange,1936)；（2）60—80年代随着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3）80年代中期后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Estrin and Grand,1989)；以及（4）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
　　90年代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众多复杂、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经理经营型模式，主要代表有约翰·罗默（John Roemer, 1994）的“证券社会主义”， 詹姆斯·扬克（J·Yunker, 1992）的“实用社会主义”，巴德汉（P·Bardhan and Roemer,1992）的“银行中枢的市场社会主义”等；2）劳动者管理型模式，主要代表有戴维·米勒（D·Miller, 1989,1991）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 罗宾·阿切尔（Robin Archer, 1995）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雅克·德雷泽（J·Dreze, 1993）的“自我管理” 市场社会主义等；3）综合前两者优势、突出民主基础的模式，主要代表是施韦卡特（D·Schweikart, 1993）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夫（T· Weisskopf, 1993）“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4）不考虑改变企业财产权而通过民主参与管理监督来限制资本权力的模式，弗莱德·布洛克（F·Block, 1992,）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 乔舒亚·柯亨与罗杰斯（J·Cohen and J·Rogers,1993）的“联合的民主”体制等属于这种类型。（对90年代“八大模式”的详细评介，见余文烈、姜辉1998）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以 “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 “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这里把前者称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而把后者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从政治背景上看，苏东剧变是其分水岭；若从理论特征上看，则以80年代中后期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为其分界线。英国“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为苏东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则可以看作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民主，在效率与平等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泛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其政治目标的不同：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之后，一批激进学者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产物，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是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中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的学者称前者为东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后者为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科尔奈（J·Kornai,1993,P42）非常重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起始原因”上的区别。他说，初始条件对实际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有强烈的影响，“因为起始原因发生的背景不同，值得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主题内容：一个是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作为代替旧形式的、改革前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目标，构成了它的第一个重大特征。

　　二、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
　　30年代的兰格模式是计划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它把市场引入计划，资源配置方式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用“试错法”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其经济运行机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机制。
　　60—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是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既不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种种“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布鲁斯(W·Brus, 布鲁斯,1984) “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 (Ota Sik,197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Kornai, 1982) “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Nove,1983)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著名的模式均属于此种类型。这类模式主张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保留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计划，决策权分散，让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消费者主权得到尊重。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企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
　　布鲁斯(Brus, 1987)在给市场社会主义下定义时，以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为实例，认为 1965年以后南斯拉夫的“体制”和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接近”他的定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有人或许会据此认为，前南、匈的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已经市场化了，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二元机制”情形不相吻合。然而在我看来，第一，布鲁斯的定义是含混的（对此当另作论述，可参见余文烈,，1999）；第二，前南、匈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市场化，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属于“二元机制”。 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尽管其原先宗旨是想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中并未做到。南斯拉夫事实上是让联邦共和国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权干预和指令计划，匈牙利也出现间接行政干预强化的情况。两国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尤其在生产资料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们或是在通货膨胀中冻结物价，或是因为政府限制某些重要产品的价格而影响了所有物品价格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方式也是扭曲的，根本无法促成产业结构形成自动适应科技与国际市场变化的机制。这是“二元机制”的典型后果。
　　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确立。这一理论上的“创新”首先得益于7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发展。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中性机制论”，认定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迪夸特罗则具体论证了“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的观点。80年代中后期英国理论家的贡献是：以市场“中性机制论”为基础，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理论家突出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的功能，从而创立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模式中，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当作在市场的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时才启用的方式。“主要的交换机制只能是市场。最好不管的就应当不管。”（Estrin and Grand, 1989）当然，市场有其先天的缺陷或“失灵”，在这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计划和干预，进行有益的补充。
　　苏东剧变以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资本主替代。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样，90年代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就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
　　由此，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构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三、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对国有制/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是默认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即使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也是少量的“补充”。到了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后期，不仅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的做法受到质疑，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产生的效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时，英国理论家提出了“国有化的内在实质并不是消灭剥削”的论断，英国工党则在政策调整中摒弃了工业国有化的一贯主张。然而到了90年代，面对苏东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反而认识到公有制对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公有制已经排除了传统形式的国有制。
　　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部分赞成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不同方面实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社会所有，主张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但也有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不急于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 而是从限制其功能上入手，或者首先倡导其它方面（例如构成知识经济财富的信息）的社会化。概括起来，从追求社会平等这个目标出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主张生产资本全社会公有，但对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作了分离。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银行中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属于这种类型的两种不同形式。
　　罗默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收取股息，但不得买卖证券，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企业为公共所有，每个企业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由聘任的经理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几个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形成一簇，由公共银行向本簇内的公司提供资金。在这种模式中，罗默所主张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社会所有制，有人称为证券所有制，最终产权属于社会，产权明晰而又分散是其明显特征。美国经济学教授韦斯科夫“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财产形式与罗默的方案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韦斯科夫的模式中，股票持有者对企业没有正规的控制权。
　　扬克主张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富，过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在他的方案中，资本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经营管理的职能却交给“公共财产管理局”，以便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产权收益则以社会分红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二种类型是“合作制经济”的财产形式。合作制经济是一种企业制度，其财产形式有两种。早先，工人合作制企业的资本是在企业职工中内部筹措的。这种形式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未能分散工人的投资风险，所以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经济大多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德雷泽的“自我经营”市场社会主义等是实例。这类经济形式不太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问题，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合作社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与此同时强调劳动者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
　　第三种类型是，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 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方案，埃尔森(Diane Elson, 1993)的“市场社会化”方案等属于这种类型。
　　布洛克允许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但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私人对集体联合财产的控制程度将被大大降低，企业将在国家权力的协调下，由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具体作法是，所有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在董事会的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所有人，30%为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公民的其它人员。他认为这将有力地削弱资本的阶级权力，让企业为大众服务。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一些改良，而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殊权力的问题，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
　　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方案很有意思，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深的秘密，因而主张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局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即建立公开公共的信息网络。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神经，其重要作用人们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也是一种财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的社会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过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市场社会化”尤其是信息社会化这一条件，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们不会估计太高。
　　社会的发展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泛泛地谈论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和私有已经不能洞悉实际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对公有制类型的划分也只是非常简单粗糙的。

　　四、兼顾平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几乎所有的模式设计都是在平等与效率双重目标上下大功夫：坚持公有制作为争取平等的基础；保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制度，兼以种种保障措施的运行机制——企业自治、企业竞争、企业破产、银行监督、类似的控股监督等等，以保障不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但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平等与效率上的取舍方式却是不同的。如上所述，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侧重点在于效率。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其侧重点在于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自我实现和福利的平等、政治影响的平等……。
　　在扬克、罗默、巴德汉、韦斯科夫等模式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证券收益、社会分红等，这就保证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较高的经济平等。当然，罗默承认，市场经济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的先天素质不同、出身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合理的，这是发挥市场效率的副产品，而且目前还没有比利用劳动市场更为有效的配置劳动的手段。
　　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平等”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结果平等，有的强调起点平等，有的则认为机会平等比结果与起点平等更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平等，还包括社会政治上的平等。
　　80年代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放弃国有化的传统做法之后，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就让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他们强调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场、国家与社团：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四个目标：1）发挥市场在生产和服务中的效率优势；2）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实可行；3）保护工人自治，无论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自我管理企业的成员；4）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赖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即无阶级社会的那种平等。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三种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三项“机会平等”中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占据两项，而“自我实现”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呼唤民主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深恶痛绝才极力主张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因此，大声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类模式中，基本上“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默和扬克的模式突出了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政治民主的实现。劳动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就民主特有的权利而言，这种工业民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人们可以控制他们从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它为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训练和刺激的基础。”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直截了当地冠以“民主”的标题，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罗宾的著作标题为《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标题，韦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的著作称《经济民主——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J·柯亨和罗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联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样的方案，“民主”已成为实施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施韦卡特的模式假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投资基金，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这样，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布洛克则在选举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活动是私人富有者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操纵和影响选举的，为此必须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在传播媒体中为候选人提供自由时间、私人政治捐款不超过100美元、实行普遍的选举登记和周末选举日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和尊重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介入经济活动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有此种要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总之，种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种形式的民主，不仅经济民主，还有政治民主，或是作为其模式的出发点，或是作为其方案的目标。

　　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两者相互促进而发展），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它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的理论和“实验”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有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设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中短期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 F·Roosevalt, 199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仅此一点，其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向人们提供了各种美妙的蓝图，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很令人生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不无道理。
　　前面说过，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这就首先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通向他们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的道路如何走？即，依靠什么政治制度和社会力量，来保证从现存的经济制度向他们所倡导的经济模式转变并顺利运行？然而，各种模式对此都没有明确作出回答。忽视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轻视“由此达彼”的道路问题，这是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措施，要想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诸如资产所有者主动把财产收益交归社会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甚至把资产归还社会以实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资本家商谈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等于与虎谋皮。
　　从各种模式的运作上看，由于一些模式对公有财产的使用管理权的设计问题，或是由于其模式中市场机制的反作用问题，最终有可能与倡导者们想要达到收入分配平等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还会导致公有制的瓦解。例如：在罗默的方案中把公有资产以证券方式发给每个成年公民自己购买股权谋取收益。这就有个问题，如果一些公民购买股票的企业破产，这些公民的证券岂不就化为乌有，他们后半生的这份收益不也就丢失了吗？这样，社会的平等分配岂不大打折扣？又如，扬克主张的公有资产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下运作。这样，人们不无理由地对其实际运作的进展表示担忧──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最终可能导致公有制的瓦解；即使它存在下去，由于完全的市场运行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个人）间的强烈的利益冲突，也会使它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职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至少，它们为未来的实践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料，留下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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