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是不实之词

自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以来，不论是某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刊、网络，一提起文化大革命，言必称“文革浩劫”或“十年浩劫”。这似乎有违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因为共产党人的言行是要服从共产党的章程、决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表述的：“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没有认为是“浩劫”？现在党内党外都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浩劫”，这似乎不符合中央的《决议》精神。讲“浩劫”论的人，基本上是持三个论点：一是说政治上全面夺权，打倒和批斗了一批当权派；二是说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三是指全国性两派“打派仗”。    我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虽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但作为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对当时社会的情况还应当有点发言权。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文化大革命是由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倡议发动的，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并作了决定，这就应该说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私事了。我们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这场革命运动能够动员亿万民众积极参加吗？显然毛泽东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办到。就拿毛泽东8次接近“红卫兵”这一简单的事来讲，没有各级组织的领导和组织，能够实现得了吗？我就是受单位领导委派才去参加接待“红卫兵”的。在天坛公园搭帐篷、支床铺、设食堂、搞接待，这样一个系统工程，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能办到吗？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各级党组织是按照党中央的布暑行事，当时叫“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这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共产党内的“走资派”，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有无必要，这是人们根本的分歧点。我觉得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和我国社会实现情况来看，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的。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说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夺取政权，一件是保卫政权。毛泽东作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自己拆自己的台。他当年只有70多岁，还能横渡长江，说明他的心身很健康。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对马列主义的一大发展和贡献，还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这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事，只是没有得到他的同志们的理解和认同。因而运动的阻力很大，孤掌难鸣，最后让他自己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离开了人间，任后人去评说。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同心同德地跟他一起奋斗，那时他和他的同志们都有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但是夺取政权之后，一些人当了官，可以一呼百应了，“花花世界”难免让他们眼花缭乱。有些缺乏远大政治眼光的人，肯定分不清了东西南北，一听说毛泽东要革现时当权派的命，那些既得利益者岂能不被吓晕了头？必然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这应当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同志“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的原因吧。对一些“心怀鬼胎”的“同志”，肯定会百般阻扰和破坏，中央有人乘毛泽东不在北京，急急忙忙派出“灭火队”去灭火，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但结果却落了一个“引火烧身”。　　

关于“经济崩溃”说，这用不着我多费笔墨，只要举一两个事例就够了。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目的就要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57年中国已完成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已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的根基，也是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根本保障。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实现“破私立公”和“灭资兴无”。 文化大革命十年（实际上共产党九大召开，“文革小组”撤销，文化大革命就算结束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没有倒退一步，全民所有制经济没有流失一分钱，这能说是经济崩溃了吗？至于说到生产效率，也是有案可查的，我们就借用《决议》的文字来讲吧。“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从这一段结论里人们能看出有“经济崩溃”的迹象吗？还是《决议》写的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么，经济领域的成果那能记到思想文化的账上？。如同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能够把“招商引资”说成是引进了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意识吗？是这个道理吧。　　

关于武斗“打派仗”的问题，确实是文化大革命一大失误，连毛泽东这位伟大的人物都始料不及，最后他也只能说一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它可以让人们了解人的欲望的疯狂性和危害性，也可让人们懂得人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和顽固性。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派性是怎样形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通过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露矛盾，明辨是非，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热情。这种事青年学生必然是首当其冲，国家又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坐车和吃住的条件，他们便独自或结伙到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大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后又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展扫“四旧”、揪斗“黑五类”活动。由于学生的家庭出生背景不同，随着运动的深入，“红卫兵”形成了“保爹派”（当年北京的“联动”就属此类）和“造反派”；广大工农群众则由于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之间，开始只是观点不同，只是动嘴辩论是非。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上海的一派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并且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同。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两派之间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人们的权力欲顿时膨胀起来，争权夺利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 动嘴上升为动手，这是“打派仗”的思想根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还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乘机煽风点火，混水摸鱼，两派之间的斗争又升级为真枪实弹的“打内战”，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时有个结论：哪里派性严重，哪里后面必有黑手。这是“打派仗”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一派掌权之后，对另一派进行打击报复，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信条，这是“打派仗”的历史根源，导致了派性长时期不能消除。　　

毛泽东为什么要急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他担心用千百万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加大了他这种担心。而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屡遭阻力，“三面红旗”受到党内外质疑，加上各级干部不同程度的官僚化和特权化趋势，增加了他防范资本主义复辟急迫性。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他有三个“自信”：一是自信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护；二是自信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和依靠枪杆子保政权是绝对真理，不怕天下大乱；三是自信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人民的政权必须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　　

伟大领袖毛泽东自称一生做了两件事的第二件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被某些人彻底否定了，他钦定的接班人，曾被某某颂为可领导中国15—20年的华国锋，也因“两个凡是”，两年后被迫辞职交权。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嘴巴和笔墨是无法否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刚过了30年，历史已经证明，逼迫华国锋辞职交权的“两个凡是”，纯属“莫须有”罪名，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他平反正名。再就是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某些人也故做“驼鸟”不予承认。“文革十年”虽然社会动乱，但是文革中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精简、人员清廉，因为有工农优秀分子直接参政，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中极少有贪官污吏；“文革十年”两派虽然斗得很凶，但社会安全感好，全国城乡居民住宅，没有一家安装防盗门和铁栏杆的；“文革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富裕，但人们精神面貌好，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大发扬；“文革十年”社会秩序虽然较乱，中国八亿人绝对没有一个赌徒、一个嫖客，没有一次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文革十年”商店商品虽然不十分丰富，但绝无一件伪劣产品和有害食品；“文革十年”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虽然还比较落后，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领海，敢同霸权主义开仗，敢同南越反动派开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更不可低估，人们试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过去40多年了，人们为什么还谈“文化大革命”色变？崇洋媚外的精英们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剥削工农群众的精英为什么不敢标榜自己是资本家？劳苦大众反贪官、搞罢工为什么不敢说是阶级斗争？尊孔奉儒的英雄们，在天安门立孔老二铜像时，为什么偷偷摸摸立？立了刚满百日，又为什么在“五四”前夕偷偷摸摸地搬走？……。这一切的一切，只能归功于中国人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锻炼和洗礼，民心不可欺啊！所以我说“文革浩劫”是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