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终专稿之一:当下中国的内、外形势
2011年终专稿之一
当下中国的内外形势、“十八大”及新领导人的理论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而面对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任务,我们党基本上都是以领导人的名义首先进行理论创新,并迅速把这些通过理论创新获得的新成果,变成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全面地指导党的工作,以开创党的工作的新局面和切实有效地完成这些历史任务。这个理论创新的过程,就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我们获得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为了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通过理论创新而获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在今天,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以后的理论成果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两大理论成果。其实,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般来说,只要是“理论”,就必然会有一个体系,因此,这里的“体系”二字纯属多余,应该去掉。
问题是:眼看党的“十八大”越来越近,在正常情况下只有一年了。不但“十八大”会产生我们党的新领袖,而且事实上,“十八大”时我们党也必然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并且许多问题还将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在“十八大”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党以及未来的新领袖们,应该怎样进行新的形势判断呢?并且,根据这些科学的形势判断怎样进行理论创新呢?怎样用这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切实有效地指导党的工作,最大限度地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呢?我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基本已被边缘化的普通党员或一个公民,斗胆来谈一下这些问题,或者说是凭个人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进行一些预测,应该不算为过。记得青年恩格斯曾经写过一封《乌培河谷来信》,通过他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如实地向当局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疾苦、工业造成的污染等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规定党员有这些权利甚至是义务,所以,我效法恩格斯,毫无顾忌地来谈论这些问题。
一、当下中国的内、外形势
要进行理论创新,首先就要进行当前的形势判断,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通过理论创新所获得的成果,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党解决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形势判断和理论创新既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的。形势判断准确无误,理论创新就能做到客观正确;如果形势判断有误,理论创新也可能会有误。
怎样判断当前的形势呢?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还是从资产阶级或权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我想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基于此,我们就对当前中国内外所面临的基本形势来进行多角度或多维度的判断,当然,虽然我们想尽量做到客观准确,不偏颇,可事实上也总会有偏颇,这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
1.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出发,来判断中国当前的形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最基础的生产力、处于中间层次的生产关系(又称经济基础)、处于社会顶端的上层建筑三个部分构成的。通常,人们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称为“经济”,而上层建筑中主要包含着“政治”、“文化”两个部分。因此,今天人们又通常把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主要就是看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是否能够协调发展,这好比三根支柱一样,既把这个社会支撑起来,又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稳定与和谐。如果其中的某个部分短缺或者弱化了,或者三个部分之间出现了不协调,那么,这个社会毫无疑问就会面临倾斜甚至颠覆的危险。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出发,来综合判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总体形势,这是一个根本的方法。
从经济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新中国以来60余年的情况。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伊始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之下,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是很大,人民生活也比较清苦,但哪时的发展速度也不慢,也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就,并不是什么到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当时分配公平,党政清廉,所以,人民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很少怨言,应该认为,这种公平的经济结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还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不高,因为只有哪个程度;二是国家为了加快建设的步伐,实行高积累,这些必然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虽然国内也有所谓“文革”内乱,也打内战,但在捍卫祖国的利益、捍卫党和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毛泽东思想等方面,全中国几乎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这一点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就是在我们认为“内乱”的哪些年代,我们居然能够勇于打赢“中印反击战”、“西沙之战”、“珍宝岛之战”等,如果把这些战争放到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认为,这种尽管不富裕并且还实行高积累但公平的经济结构,确保了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心,确保了人民作为社会主人的尊严,因此,人民具有坚强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信心和凝聚力的形成也有毛泽东等人个人魅力的吸引等因素,但公平的经济结构一定是主要的。再看1978年之后,到今天,我国已经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外汇储备也有好几万亿,好像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庞然大物,但事实上,我们离真正的经济巨人还差得很远。当然,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的确增强了,人民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国际地位也在提高,这些都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又的确存在“虚胖”的问题,很有一点“浮肿”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统计的数据到底有无水分,有多少水分?地方政府、高校等存在大量的(数万亿)“债务投资”,这些可都计算成“GDP”了呀,难道这不是“寅吃卯粮”吗?国际上的“债权缩水”,国内的物价上涨;贪官向国外转移大量资产;如果再算上生态破坏的代价,是不是使我们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大打折扣了?再加上分配不公的问题,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仍然贫穷,这与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国是根本不符的。凭我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的亲身体验,虽然我生活在目前中国名声最好的地区,但基本上是七、八年没涨工资了,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我的实际工资肯定是逐年下降。所以,我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虚胖。“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表面看来像个巨人,但实际上得了“浮肿病”。该治了,现在还能治好,如果讳疾忌医,早迟要出经济上的大事。再从生产关系看,前30年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府用“指令”来发展和调控经济,实行平均分配,虽然对效率有些影响,但也不很低,而人与人的关系则基本上是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社会十分清廉,集体主义的确成了整个社会通行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后30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取代了计划经济,私有化不断加快,今天的公有制基本上名存实亡,私有化程度也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高,人与人一下子就分出高低贵贱来了,看起来效率很高,可这是以两极分化为代价的,集体主义基本荡然无存,拜金主义、权贵主义成了整个社会通行的基本原则,社会腐败、浮躁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了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一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当然,我们自己则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资本论》中描述的状况与今天的中国对照一下,可说是相当吻合的。以前我们读不懂《资本论》,今天有了切身感受之后,再来读《资本论》,我们不但感到非常亲切,而且还感到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窥视到了今天中国将要发生的状况。可以认为,在生产关系上把中国的两个30年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了。
从政治看,前30年我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也大致等于个人专断,等于人治,不是法制,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有一点确不可忽视,这就是人民的确是真正的主人,人民充分享受到了尊严和自由,或者说这是一种人治之下的人民民主,表面看来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又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把前30年的政治列一个公式,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治。再看后30年,今天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政治模式,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法制。但事实怎样呢?党的领导基本上等于原来的人治,人民当家作主名存实亡,法制充其量实行了50%。比较起来,党的领导基本没变,法制有了一定的进步,可人民当家作主大不如前了,人民有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前30年人民在社会中的确享受着广泛的民主,而今天人民的民主基本是在网络里,今天多了一种网络民主的形式。如果我们再从政治信仰来分析,前30年中国人民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这些政治信仰名符其实的成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而后30年这些政治信仰在不断削弱,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拜金主义等大肆泛滥,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和混乱状况,新的政治信仰又远未确立起来,可以认为,中国的政治信仰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并存的时代,许多中国人今天都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甚至根本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碰壁,到处乱撞。总起来看,中国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步履维艰,远跟不上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从文化看,虽然新中国后毛泽东制定了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事实上,文化基本上是一元的,这个一元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谁也不能对这些主义和思想有半点怀疑,其它一切文化形式都必须紧密围绕这些指导思想来展开和发挥,基本不允许有什么杂音。到今天,中国的文化领域已成了真正的“百草园”或“百花齐放”了,既有香花,更有大量的毒草,甚至还存在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在《宪法》、党章和主流宣传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仍然存在;但西方文化已经大量涌入,特别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流价值观和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几乎充斥着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不但儒、道、佛等重登大雅之堂,而且很多沉渣也相继泛起,如厚黑学、算命、风水、房中术等等;还有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各种宗教在中国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基本中国化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发展都非常迅猛,有人估计,今天中国不同教派的教徒可能有上亿人。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任何文化的背后都必然隐藏着一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果某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它就会成为某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显然,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而今天基本上已成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或者说传统价值观已经崩溃了,而新的价值观又尚未建立起来,准确地说,在文化上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处于崩溃和重建的过程之中。
2.从阶级关系看,今天的中国存在明显的“十大阶层”和“左、中、右”三大派系
社会的细胞是人,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小、最基础的单位,所以,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还必须要分析这个社会的人。马克思创立了阶级分析法,认为社会中的人都是以占有财富的多寡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不同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优劣、破缺或稳定。虽然今天的中国有抛弃阶级分析法的态势,但我们认为马克思是对的,他的阶级分析法没有过时,仍然是科学的。毛泽东也曾说过,任何社会都有“左、中、右”,都存在着“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社会的优劣就决定于这个矛盾和斗争。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隐晦地用“阶层”取代了“阶级”,所以,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被称作了“阶层分析”,依我看实质上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等,都做过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的课题,他们基本以经济或财富占有的多寡以及社会地位等为标准,得出的结论也差不多。他们大致把中国人当前组成的社会结构看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其中的不同人群相应地分成十大阶层。党政高官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国企老总、私企大老板、文艺明星等人,大体属于社会的上层,这在西方叫“上流社会”吧。低级公务员、知识分子、个体小老板等,大体属于中层,西方叫“中产阶级”吧。广大的工人、农民工、农民、下岗失业人员、无业游民等人,显然就属于社会的下层或底层了,他们干的牛马活,待遇最低,并且往往还要不断遭到来自于中层或上层的压迫、剥削甚至欺凌。清华大学的孙正平教授等人,还特别提出了一个“阶层断裂”的理论。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大致分成上、中、下这些阶层,而且可悲的是这些阶层之间已经产生了断裂。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层想向上层流动的路已被堵死,阶层已经固化了,所以,今天的中国才有那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如果形成了这种阶层断裂的状况,下层想向上层流动,就只有学陈胜、吴广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肯定是人的本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想”。
除开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之外,我从政治信仰的角度,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客观上还存在“左、中、右”三大派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许今后中国的走向就取决于这三大派系的斗争。划分这三大派系的惟一标准就是看其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主张今后的中国到底走什么路,而不是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所以,这三大派系就必然会超越于或交叉于十大阶层。“左派”,他们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为真正的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坚持公平正义,反对私有制,甚至反对完全的市场化;他们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回归毛泽东,或者说应该回到稍加改良后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派别大概以社会上层中的一些老干部,社会中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低级公务员等,社会下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失业者等为主体,虽然这个派系人口众多,可由于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因此实际的话语权并不多,社会影响也有限。在舆论上,《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网站,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宣传喉舌。“右派”,他们在经济上主张中国还应该加快所谓改革开放的步伐,实际上是加快彻底私有化和彻底市场化的步伐,甚至不惜以两极分化为代价,让中国彻底走上资本运作和资本剥削的道路;在政治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彻底变化,必然就会走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道路。说到底,右派就是主张中国走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个派系主要是由处于社会上层的一些权贵、相当数量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权贵知识分子等所构成,虽然这个派系人数并不多,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甚至很多人都与国外有联系,所以他们往往掌握着话语权,因此影响很大。他们希望早日使自己的财富合法化,希望彻底消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剥夺官僚资产阶级的阴影。“中派”,就是游离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派系,他们既不完全否定毛泽东,也愿意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扛起来,但同时,他们又主张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既要搞资本运作,又希望社会获得公平正义;既要搞市场经济,又希望不丧失社会主义的原则;既要使资本家成为人上人,又想人民也过上好日子。归结起来,就是希望找到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美妙结合能够获得“双赢”的道路,我真不知道这条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换言之,如果这条道路走通了,真正得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赢”,那么,就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就错了;如果走不通,一定还会回头的,那就只有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或者是朝另一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应该说,构成这个派系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既有社会上层的,也有中层的,甚至还有下层的。从目前情况看,“中派”显然属于中国的主流。
3. 从宏观的定性分析看,今天的中国充满着五花八门的矛盾
实事求是地说,要对中国社会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不可能精确地掌握一系列数据,即使国家公布了一些数据,一是很有限,二是很多都是经过修正的产物。因此,只有从切身感受出发,凭观察和体验来进行宏观的定性分析,也许能够观察到八九不离十的程度,这就够了。
首先,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至今,的确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这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上,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对这些成就进行总结,无可非议。当然,这种总结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能有半点的歌功颂德和飘飘然。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综合国力的提高;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四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仍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我想这既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的标准,同时也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也有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的因素等,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某一个方面。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到今天也的确存在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成就有多大,问题也有多大;或者说,成就巨大,问题严重。本来,我们党早在2007年的“十七大”,就准备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好好地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但很可惜,由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的影响,使我们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认真地总结,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还处于飘飘然之中。依我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到今天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第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或者说主流价值观基本丧失,西方价值观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充塞着整个中国社会,许多旧中国才有的腐朽、反动、没落的沉渣甚嚣尘上,典型的如“黄、赌、毒、贪”等大肆泛滥,诚信几乎丧失殆尽,道德严重滑坡,可以说,在思想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今天的中国就是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凝聚力,严重缺乏有效的科学的价值支撑,社会通行的是权贵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或者如中国人通常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我们许多地方的党政大员,也处处是一副奸商的嘴脸,他们满嘴讲的是如何进行资本运作,如何升官发财,甚至很多党政大员都相信迷信,他们处处求菩萨保佑,哪还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味道。
第二、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严重脱离或背离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本质和目标。一个公认的说法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通行的警戒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实质上,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少数人就是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断地通过巧取豪夺或血腥压榨进行原始积累,他们的资本“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且他们几乎都为富不仁。有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们就不断地使自己的资本在运动中增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种种方法,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见。而真正的悲剧还不在资本家怎样压榨和剥削,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怂恿与鼓励。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非要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富翁的多少,难道中国有那样的富翁就是好事吗?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说明我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渐行渐远。我就不明白,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居然就成了权贵、富翁、明星的“名人堂”,很难看到“人民”的影子。在中国大多数媒体上,也基本是权贵的天下,能够真实反映人民心声的媒体又有多少?资本家、资产阶级也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共产党员,我真不知道,这与当年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有什么区别?
第三、由于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和诚信丧失,通行权贵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原则,一盘散沙,加上“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所以,中国社会必然会出现整体运行的无序状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东西,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制度纪律等等,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运转得井然有序,但实际上,党和政府几乎没有权威,下面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即使执行中央的决定,也是有选择的执行,对己有利的就执行,对己不利的就不执行。当今中国社会运行无序的例子太多了,随手就可拈来一大堆。比如我们党制定的党纪党规不谓不多,不谓不严,可党风好转了吗?许多人仍然是“前腐后继”,党规党法几乎形同虚设。地球人都知道,在中国要办什么事,一般不看规则或制度,而是看关系,看“人脉”,这也许在世界上都是一大奇观。比如在食品行业,我们今天还敢吃什么?什么东西还是清洁的,什么东西还没有毒?比如在房地产中,国家的多次调控几乎无效,实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甚至与房地产商共同谋利所造成的,是地方政府不想让房价降下来,所以,中央的调控起不了决定作用。本来,中央早就制定了严禁强制拆迁或乱拆迁欺负老百姓的条例,但各地强制拆迁的事照常不断发生。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刚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有的大学居然就长期不执行。有的大学还是法学院,在迎接评估时,居然就敢抛弃《档案法》,把几年前的学籍档案翻出来重新造假,甚至还叫学生来造。我国领导人已经宣布中国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可执行到底怎样呢?既然有了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就应该进入一个比较有序的状态,可事实上中国社会离有序状态还差得很远。相反是人们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普遍感到难以适应社会的无序状态,甚至无所适从。
归结起来,今天的中国显然是一个充满多重矛盾的社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统一体。既不能全部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也不能全部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观察,更不能全部用西方的价值观去观察,它像一个万花筒一样,翻来覆去都很难看透它。所以,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两点论等等来看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又通行资本运作和市场经济的法则;既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但又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既讲依法治国,但又通行“人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脉”;既讲法制,并且已经宣布基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结构,可从整个社会的运行来看,在很多地方又是无序的;既讲人民民主,可人民又不断地被边缘化;既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讲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也可成为共产党;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攀升的速度快得惊人,可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人民群众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下,连4%的教育投资都难以达到,甚至远低于印度;既奉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基本是一盘散沙,几乎没有形成坚定的主流价值观,没有价值支撑,甚至迷信盛行;等等。
4.从国际关系看,今天的中国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新中国刚一建立,由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不承认甚至实行严厉的经济、政治等封锁,所以,迫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了“一边倒”(一边倒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路线。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等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从1949年10月1日起,就敢于拍着胸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尽管我们受孤立、受封锁,但我们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再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都不惧怕。为了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等,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敢于亮剑,敢于果断出手打赢“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西沙之战”、“珍宝岛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这些战斗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切敢于藐视我新中国的敌人的威风,想到这些战斗,真带劲,真给力。
1971年,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毛泽东等人面对当时的世界大趋势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审时度势,果断地打开了改善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既使新中国很快就融入到了世界的大格局之中,又有效地抵御和瓦解了当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和进攻。今天我们讲“改革开放”,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新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完全可以说,从1971、1972年开始,新中国就已经开放了。如果没有1971年以来的开放奠底,后来1978年的开放有那么顺利吗?毛泽东还以开放的、高瞻远瞩的眼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完全是毛泽东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敏锐地观察当时世界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世界格局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所以,我们一度时期曾说毛泽东时代完全是闭关锁国的,显然,这是污蔑和胡说八道。应该认为,从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标志,从那时开始,新中国就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已经走向了世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基本上都把新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他们纷纷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身上。当然,这时的开放主要是在战略层面和宏观上的,或者说主要是寻求一种对新中国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而在思想意识形态、经济等方面,一是相当有限,二是毛泽东等人则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不在帝国主义面前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978年,新中国终于在毛泽东逝世2年后正式步入了今天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始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出发,来推动改革开放的。比如,在开放中,一定要有选择性,既要引进外资,又要特别注意抵御苍蝇蚊子进来。可事实上,我们在开放的同时,并未进行有效地筛选过虑,而是把苍蝇蚊子都放进来了。在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彻底开放了,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随之便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我们接受了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事实上,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也逐渐在向我们逼近,我们则处于苦苦地支撑之中。1991年“苏东巨变”之后,邓小平制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一定要准确、全面地把握这个后来被普遍称为“韬光养晦”的方针,还应该有“沉着应付”、“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的本意是不要把宝剑时刻都抽出来在世人面前乱晃,但一定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亮剑时必亮剑,并不是说要永远把宝剑藏起来。并且,针对我们的国防,邓小平还专门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我们不称霸,不去侵略别人,但并不表示我们的武装力量始终只能龟缩在自己的领土上,“积极”二字是大有文章的。再比如在对待领土争端和纠纷上,邓小平同志也制定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方针。可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上基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只讲“韬光养晦”,只讲“防御”,只讲“搁置争议”,所以,今天的中国在国际战略、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往往显得很被动,很软弱,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一点是很不满意的。
举目一望今日之中国,从黄海、东海到南海,甚至到喜马拉雅,正应验了那个著名的空军上校戴旭的观点:我国已经处于美、日、韩、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精心构筑的“C型包围圈”之中,甚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事实上,从“苏东巨变”之后开始,美国就有意识地进行了“战略东移”,它在欧洲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所以必然会把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并且主要的战略目标必然是中国,这既有战略利益的考量,同时也必然有意识形态的考量。从近年美国人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并针对中国纠集其它小兄弟采取的一系列军演等活动看,完全可以证明:美国人战略重心东移的目的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其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人,不要对美国抱什么幻想了,列宁早就说过,“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充满爱,不要认为“绥靖”就能换来和平,如果一昧地采取“绥靖政策”甚至背躬屈膝希望美国人把和平施舍给我们,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在美国的卵翼之下,小日本就凭一个小小的钓鱼岛,也不断地向我们发难。并且,小日本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来都没认真认过罪。甚至小日本还纠集其它国家,斗胆插手与它毫无关系的中国南海问题,对于这样的无赖,还有什么仁义可讲?我斗胆地预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态度,钓鱼岛早晚是要被玩掉的。韩国,也是跟在美国的大屁股后面,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渔民,显得十分不友好。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可分裂60多年后,统一至今还是遥遥无期。我好象觉得咱们今天在台湾问题上,除开“和平”二字以外好象就没话说了。如果这样,恐怕台湾的回归只能是遥遥无期,甚至也有象钓鱼岛那样基本被玩丢的危险。再看南海,事实上大部分岛屿已经玩丢了。在这些既成事实之下,说不定几十年过后到底是咋样,只有天晓得。还有喜马拉雅,当年的毛泽东是一战如赶兔子一样,我真不知道如果今日一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们把当下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综合起来看,完全可以用一个人们很不愿意听到的成语来表示:内忧外患。说内忧,主要是国内的核心价值基本失落,信仰崩溃;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直接导致人民与党与政府离心离德;社会运营的无序状态,既是前两项造成的,同时又会反过来对前两项造成加剧的局面。说外患,当然就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极不安宁的周边环境与险恶的国际环境了。也许,我这是杞人忧天,但愿我就是这样一个杞人吧!
(未完待续。下一节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