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内研究文章选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 1　　

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 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分析... 13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 16　　

兼容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20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30　　

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37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思想评介... 45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50　　

论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沟通——兼评当前流行的几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 59　　

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67　　

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72　　

从笃信传统到进行革命——凯恩斯的重要经济论著及其思想演化过程... 91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 100　　

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106　　

解读中国异化消费现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 111　　

:新时期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观点简介... 117　　

资本主义发展的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期有关争论综述... 123　　

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学派及其观点评述... 127　　

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1)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134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137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 143　　

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和政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 152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156　　

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161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柯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评介... 175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难题... 182　　

略论人的发展的规律... 184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197　　

伯特·奥尔曼谈西方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 201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203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　　

胡义成　　

　　内容提要　西方甚至是原苏联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存在误解、曲解，甚至是诽谤。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亦不敢涉足。本文从经济学理论体系出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明确指出其价值判据是人道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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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包含着自己的价值判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价值判据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对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重建经济学很有裨益，而且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极有意义。　　

　　　　　　一、从库普曼的“理论结构式”谈起　　

　　“资源配置经济学”的理论开创人之一库普曼（荷兰经济学家），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由于他开创的资源配置经济学用公理化的方法，证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既是充分条件，又是必要条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关；等等，所以，他的学术声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相当高的。　　

　　库普曼的学术建树，也得力于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分析。　　

　　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从某一种坐标判断出发的，都表现为建立在某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的形式逻辑推理体系。因此，从结构上看，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呈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推理体系”的形态。其中，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以出发的价值判断，反映着提出此理论体系的主体从某一角度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解，一种评价；任何经济学理论，均不能不包含其提出主体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1〕。　　

　　应当说，库氏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这种见解，是符合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也只能呈现为“价值判据＋逻辑推理体系”的结构。其中的价值判断作为科学体系的出发点，它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对面前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是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又只能是经济事实及其运行规律的反映，不能是主观随意的臆想。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理解的两种极端倾向　　

　　以前，人们由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认识不清晰，所以往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价值判断的地位存有误解和曲解。　　

　　曲解的源头之一，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中，公开提出马恩著作对道德“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也直截了当地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因而表现出一种所谓“反伦理的倾向”。其根据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伦理的”。〔2 〕考茨基也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非道德”的命题，断言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需要任何道德标准，社会主义仅仅相信自然历史的必然性。意大利的克罗齐则写道：“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3〕在诸如此类的半是诽谤、半是曲解的观点蛊惑之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判断似乎成了不能深谈的事情。本世纪60年代初，原苏联一位学者在专门研究价值哲学的书中也写道：“马克思并没有向资本家作道德上的说教，也没有‘遣责’他们没有实现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自由”，似乎价值判断确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缘〔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还被许多人视为“反伦理学说”。　　

　　与这种误解、曲解对立的另一种错误看法，则是否定社会主义作为客观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价值观追求。所谓“伦理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货色。这种说教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等基本观点，仅仅从伦理价值的消极宣传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在这种曲解下，在本世纪60—70年代，欧洲有的工党理论家仍坚持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伦理的或道德的问题”的观点〔5〕。直到最近，美国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出现， 是对所谓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的一种反动”〔6 〕。正是在“伦理社会主义”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国内一些论者不敢涉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的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　　

　　这里的理论关键在于：一方面，作为揭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注目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注目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注目于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揭示。它并不像以前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诉诸于道德说教。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揭示道德上的要求”〔7〕。正是通过这种宣布，科学社会主义者把自己明确地区别于“伦理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作为饱含着作者一腔无产阶级感情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是一种冰冷的、纯客观的学说。它像一切经济学一样，都包含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具有自己的伦理和审美判据。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鲜明无产阶级特征，才形成了它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根本依据。也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存在，才使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反伦理”学说的诋毁成为笑话。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原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的”〔8〕。 由此可以设想，产生于商品经济方兴未艾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判据的建立上，不可能超越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的制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以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尊重“人的价值”等原则构成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当然，它对这些判据的理解和把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有本质上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揭示等，构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含纳的价值规范体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深层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诋毁为“反伦理”，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扮”成反人道主义体系，从而在深层的理论上败坏它的名声。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判据，进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人道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以彻底粉碎一切诋毁。　　

　　我们并不否认，马恩当年曾设想过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立于商品经济的，由此出发，他们也确实在某些论述中，把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包含并加以否定。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一，唯物史观关于人们的价值观不能超越一定的经济基础及由这一基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也完全适用。这也就是说，作为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不以自己特殊的形式把特定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这一点，并不会因为马恩在某些论述中对人道主义的否定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那就等于放弃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性质的原理。其二，不是别人而正是马克思自己，不仅在早年的著作中，而且在成熟期的论述中，也都这样那样地明确申言过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肯定。正是这些明确的申言，构成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一个理论依据。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佐证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　　

　　这种理论，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对劳动创造财富的客观事实的把握；另方面又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一种体现（笔者曾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论证过这种劳动价值论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限于篇幅，此不再述）。确定这一事实，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勿庸讳言，以前，人们由于对人道主义性质判定不准，对其源自把握不清，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理解不准确，所以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对客观经济事实的一种科学反映的同时，又承认它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表现，这在许多论者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由于对哲学及方法论的不熟悉而对劳动价值论作为价值观的实质不甚了知，他们仅仅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对事实的唯一的科学抽象。诸如此类的误解，一层又一层地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出发点所体现的它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判据的事实。现在，应当是消除这些误解的时候了。　　

　　　　第二，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　　

　　在以前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解释中，一些论者往往完全忽略了它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加以否定的平等权利判据，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既然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既然劳动价值论也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对剥削的否定以平等人权为判据，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多次明确地说过，剩余价值乃是资本家获得的大于其支出不平等不正当的收入。可以说，一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劳动者的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潮流，正是以劳动者吁求自己应有的人权为依托的。无视工人阶级吁求人权的史实及其理论价值，是错误的。　　

　　　　第三，《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否定，也是鉴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形成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控制。　　

　　十分显然，作为人道主义价值观之一的人的自由，是这一谴责得以形成的价值判据。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3点， 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框架之体现。它们不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片断，而是构成了它的脊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不可忽视。　　

　　　　　　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言论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标。这部巨著是在1845年9月开始撰写的。 正是在这部巨著写作期间，恩格斯提出：“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9〕。在这一表述中，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人道主义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其中，根本不存在两者的对立或“你死我活”。“修养”一词还表明，这时恩格斯已经把人道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判据对待了。　　

　　第二，1847年底，正在与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又公开肯定“撒播人道主义种子”〔10〕。把这种态度和《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论断相联系，人们不难设想，即使在宣布阶级斗争的《宣言》时期，马克思也并未把人道主义价值判据摒弃于自己学说之外。在写完《宣言》后4年， 马克思又一次以肯定口吻提及“人道”〔12〕，堪为另一例证。　　

　　第三，上世纪60年代，是撰成《资本论》初稿的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更臻成熟的年代。1861年底，他在评述1856年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时，再一次以人道主义作为判据，揭露这一《宣言》的否定性质：“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因为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13〕。在这一表述中，尊重“人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前提；只尊重私有财产的价值而贬低人的价值的行为，被当作“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谴责。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商品拜物教贬低“人的价值”的谴责，在理论上是一脉相通的。对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要把马克思对贬低“人的价值”而悖离人道主义行径的谴责，以及与这一谴责相适应的其他谴责否定掉，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第四，1870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指出：“你们当然了解，我不仅仅是从人道出发的。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15〕。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他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领导人之一，针对当时英国政府囚禁爱尔兰革命者的行为，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16〕，并于1869年11月30日被总委员会通过的这一情况的。其中，马克思明确承认他此举的出发点也包含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是统一的。鉴于马克思的这一明确申言写于1870年，当时《资本论》的草稿全部写成，而且第一卷已公开出版了3年，因而，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明确地把人道精神确定为自己的“出发点”之一，很令人深思。　　

　　第五，1875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演习。在总结其历史经验著作中，马克思曾两次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人道”的概念。其一，他指出，巴黎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17〕。数十年后，马克思对之表白人道精神也是自己的“出发点”之一的拉法格，是这样向巴黎人描述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的：　　

　　无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残忍。　　

　　……在1848年和1871年，资产阶级使2万和3万个尸体盖满巴黎街道。然而，你们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记得，巴黎在无产阶级当权的个月里，那些人质的头上连一两根头发也没有落下。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当人民由于自己的失败和反动将军们耸人听闻的罪行几乎被引到疯狂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才处决了人质。但是在两个月中间，这是历史事实：统治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触动人质头上的一根头发。然而这时候公社的被俘的将军们却被阴险地杀死。〔18〕　　

　　如果这种描写可以被看成对马克思前述论述的某种注释的话，那么，很显然，马克思是首肯阶级斗争中的人道方式的，因为与最新的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的无产阶级，代表着最新的文明。他们优越于自己敌人的地方之一，便在于他们的文明物质，决定了他们不能像自己的敌对者那样残忍。众所周知，这一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尔后的中国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其二，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与敌人的对比时，又一次写道：前者“显示了这样过份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无耻”〔19〕。在这一论述中，“人道”仍被作为肯定性概念使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批评，只限于后者“过份的人道”。他们这种被绝对化了的人道面对卑鄙无耻的敌对者，只能酿成悲剧。这一教训至今值得记取。但它丝毫不包含马克思对人道精神的全盘否定。有的人从反面理解这里两次使用的“人道”概念，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意愿。　　

　　第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最明白无误的理论申明之一，出自马克思在1872年春天写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此文最后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20〕。在这一论述中，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便是公有制经济计划所导向的自由、平等以及人道。显然，这种明确无误的表述证明，晚年的马克思，经历过巴黎公社斗争洗礼的马克思，并不像法国阿尔杜塞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和人道主义“彻底决裂”，“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21〕；更不像阿氏所诋毁的那样，已经成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者”〔22〕。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像阿氏的杜撰那样。晚年的马克思，一方面确实比早年的马克思更加科学、成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更成熟的科学理论层次上继承、发扬了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就是一个证明。它可以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论述并读：“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3〕。在笔者看来，在这种并读和仔细的体味之中，深受阿尔杜塞的影响而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成“反人道主义”、“反伦理”学说的人们，应当在理论良心上有所自悔，应当看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熟悉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知道，从广义来看，价值观是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历史观之中都包含着人们对历史善恶的评价和评价判据，因而，把历史和价值截然一裂为二，在价值观上有条件地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又笼统地否定一切人道主义，这至少在逻辑上很不严密。当然，写《论土地国有化》时的老年马克思，肯定是把共产主义所实现的人道目标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以及公有制等紧密相连的。他的人道目标不是一种幻想玄思，而是一种科学的成熟的斗争标的。这与早年马克思确有区别。无视这一区别，用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代替晚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不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像阿尔杜塞那样把马克思一裂为二，企图把晚年马克思歪曲为反人道主义者；或者像伊斯门那样，说“非人道的”共产党要把一切讲道德价值的人“开除出去”〔24〕，都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文献，是任何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发表见解的论者都不能忽视的论著。它把共产主义当作人道目标看待的论点，永远是对反马克思主义者诋毁的响亮回答。列宁也曾毫不含糊地说：“真正的自由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25〕他理直气壮地把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我们为什么却要把这一旗帜拱手奉送敌手而给自己脸上抹黑呢？！　　

　　第七，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末尾，又沿着马克思上述思路进行论述，引用摩尔根的话说，来日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6〕。人道主义的原则，在这里又一次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此之前，1880年，与马克思恩格期关系颇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的倍倍尔，在论述共产主义的著作中，也认为共产主义“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的注释，说明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于一切人道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的出现，完全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附加、误解和曲解，应予彻底抛弃。＊　　

　　本文于1994年10月收到。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注：　　

　　〔1〕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1—153页。　　

　　〔2〕〔3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第242注〔1〕。　　

　　〔4〕图加林诺夫：《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71页。　　

　　〔5〕（英国）社会主义同盟：《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6〕诺克：《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第323页。　　

　　〔7〕〔9〕〔10〕〔11〕〔12〕〔13〕〔14〕〔15〕〔16〕〔17〕〔19〕〔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第2卷第666页，第42卷第477页，第4卷第489～491页，第42卷第509页，第15卷第452页，第23卷第87－101页，第32卷第646页，第16卷第433－434页，第17卷第593页，第17卷第640页，第42卷第120页。　　

　　〔8〕〔20〕〔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3页，第二卷第454页，第四卷第175页。　　

　　〔18〕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24页。　　

　　〔21〕见《西方学者论＜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2〕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　　

　　〔24〕《社会主义的失败》，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0页。　　

　　〔25〕《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8页。　　

　　〔27〕参见《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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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u Yicheng　　

　　Abstract Some scholars in the West　including　the　former USSR have been presenting misunderstood,　 misinterpreted　and even libelous remarks agaist the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ome scholars in China　dare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ssue. This　essay　proceeds　fro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elaborates　the　value judg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explicit conclusion is that its basis of judgment is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value, humanitarianism.＊　　

　　　　

　 　

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　　

顾海良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西方学术界“轻蔑缄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最初的“复兴”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欧美广泛传播，出现了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再度“复兴”阶段，这次“复兴”，除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新的取向。　　

　　【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年生。北京，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副主任、教授。邮政编码：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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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20世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广泛传播和曲折发展的世纪。在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中，英国学者阿德沃·格利恩曾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那些以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指在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英文版，274 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格利恩的这一界说，大体勾画了本世纪西方自称为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本文拟就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一概要的探索。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最初“复兴”　　

　　尽管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是以英国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例证”的，但是，直到20世纪初，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上仍然建树甚微，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当时，经历了“边际革命”的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在踌躇满志地用边际理论重新规范原有的理论，阿·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时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西方学术界似乎以一种“轻蔑的缄默”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是，这种“轻蔑的缄默”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方面，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从而唤起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又转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崩溃”的趋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已失去其“实用”的价值，各种“异端”的经济学说纷至沓来，西方的许多学者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欧社会经济思潮发展的重要一翼。　　

　　当时，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中，除了一些“老”马克思主义者，如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偶有著述外，还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亨利希·格罗斯曼、莫里斯·多布、弗里茨·施特恩堡和那塔里·莫斯科斯卡等。这些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的论题上：一是由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理论的探讨。在这一论题上，格罗斯曼于1929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在这一论题上，多布发表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述，既对当时流行的“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种种观点作了深刻的“反批判”，也密切结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先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冯·米塞斯提出来的。他在发表于1920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已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的手段，因而不可能形成生产和投资的高效率。1935年，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冯·哈耶克重提这一主张，并将其推向极端。当时，奥斯卡·兰格、弗·曼·泰勒和多布等人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关涉到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对以后50年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复兴”的新思潮，在美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据当时正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求学的保罗·斯维齐后来回忆，他那时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了。美国和西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中的这种反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逐渐消失了。　　

　　 二、战后2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欧美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东西方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打破了西方正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轻蔑的缄默”的局面，第一次提出“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察马克思观点”的构想，并打算“用为学院派经济学易懂的语言来阐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曾说过的话”，以此“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英文版，2～3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2。）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顺应了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的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这一取向，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保罗·斯维齐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特点的代表作。斯维齐认为，他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英语国家中还没有较为合理地、综合地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这一缺憾，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思想整体”。在该书中，斯维齐除了通过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还对马克思逝世之后的50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争论作了概述，对一些他认为“迄今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当时一些“正统”理论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消费不足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意义的肯定。他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时，“用‘比例失调’来否定‘消费不足’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保罗·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英文版，180、183页，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显然，他对“消费不足论”的肯定和凯恩斯所倡导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的。　　

　　引人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斯维齐对凯恩斯理论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凯恩斯逝世后，斯维齐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不怀疑，凯恩斯是自李嘉图以来英国（或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我们时代最辉煌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并指出：由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使他“获得荣誉……为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前景和新的道路”。斯维齐对凯恩斯的这一评价，与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全面鞭挞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的剧烈对抗，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方面，受“学院派经济学”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米克在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中心，详尽地考察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从而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是在现时代，都是真正的科学。米克在该书中的论述，对澄清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米克撰写此书的初衷之一，却是希望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罗纳德·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1版，4～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他的这一学术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这多少可以看作是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潮的一种回应。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更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者而不是“沟通”者的面目出现的，特别是50年代“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还受到了来自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例如，斯维齐在1956年就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说，受到过美国司法当局的“审查”。　　

　　但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为一股“潜流”，西方的许多学者并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新探讨”和“重新研究”。在英国，多布仍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上，在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上，在对建立一种更为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探讨上，都有过突出的成就。在美国，斯维齐在1949年创办了激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每月评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1957年，另一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出版了《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巴兰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关系上，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他对“经济剩余”范畴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以这一范畴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性质及其前途的分析，此后，“经济剩余”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范畴。　　

　　 三、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再度“复兴”，并且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回顾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境况时，原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屈内曾经指出，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在朋友中还是在敌人中，当时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性辩论变得更加活跃；第二，“学院派经济学”已经开始吸收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关于增长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第三，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非正统”的流派，积极倡导把经济学推向“黑格尔的或后马克思意义上的‘更高的阶段’”。屈内还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也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第一，马克思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他还奠定了继续发展这些理论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对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及其趋势所作的预测。　　

　　其实，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还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最根本的联系。正如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得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1～2页，伦敦，鹈鹕出版社， 1979。）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显著特点，就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主要有：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研究，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地位和科学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趋势及其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作出了新的阐释，其中主要有：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在对美国垄断资本新特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由美国的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的理论，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作了新的阐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比利时的曼得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除了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50年代初，多布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发表的几次演说中，就已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简要地探讨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后来，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周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发达和不发达两个对立的部分，当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前进，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不发达国家建构的只能是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巴兰的这些理论观点，对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60年代以后，一大批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探索振兴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也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寻求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一时成为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顺应这一理论发展的要求，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原联邦德国的安·岗·弗兰克提出的“依附理论”、法国的阿·伊曼纽尔提出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美国的伊·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等等。他们的这些理论研究，对认识当代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现实，增强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问题的兴趣，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相继译成西方主要的文字，则为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流派之间，既存在着正面的交锋，也存在着某些相互借鉴、吸收，甚至“融合”的倾向。第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和理论形成史的研究上，还很少有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总体发展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美国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该书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注解性”的诠释，对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新的发现作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资本论》的比较研究，再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理论逻辑的历史形成过程。该书自196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的理论研究范围。例如，美国许多“激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不是从技术、所有权和交换关系这些狭隘意义上研究‘经济’本身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体系加以研究的”。（贝·奥尔曼等主编：《左派学院》，英文版，56页，纽约， 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82。）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再度复兴，诸如女权运动、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还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倾向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趋势，是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的。但同时，这种理论倾向也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从而有可能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我将在“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新取向”一文中作专门的论析。　　

　　主要参考文献：　　

　　1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英文版．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　　

　　2 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英文版．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2　　

　　3 罗纳德·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卡尔·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英文版．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　　

　　5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英文版． 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77　　

　　6 贝·奥尔曼等主编．左派学院．英文版． 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武京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分析　　

杨玉生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为中心，论述了资本对外扩张、“中心—外围”结构、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国际资本流动、生产方式关联等理论。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以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的矛盾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论述世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把转变各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把转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本文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作一比较分析。　　

　　关键词 资本扩张 “中心—外围” 结构 经济理性 经济结构转变　　

　　作 者 杨玉生 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 邮编110036　　

　　＊ ＊ ＊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是作为对居于主流地位的正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批判者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迥异于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之点，在于它的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亦即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正是坚持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它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落后国家实现真正经济发展的路径。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顾体现国际剥削关系的世界经济结构的本质，或者侈谈全世界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或者强调经济结构转变以促进经济增长，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这种论断就显得非常浅薄了。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巴兰、弗朗克、阿明等为代表）把当今的世界经济制度定义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体系或制度中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其特点是，居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居于外围的落后国家或附属国家，或者以牺牲落后国家的发展来换取发达国家的发展。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埃曼努尔为代表）打破了长期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从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化理论出发，论述了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从而论证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问题。按照埃曼努尔的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由于资本具有流动性，而劳动则缺乏流动性，造成落后国家的相对低的工资率。这便构成了不平等交换的基础。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平等交换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从而保证发达国家得以持续地发展，避免利润下降的趋势，并维持其高于落后国家的工资率。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阿明等为代表）认为，资本具有内在的对外扩张的趋势，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于“中心”的结构特征。阿明认为，“中心”的结构的第一个特征是它只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前的经济结构都包含着多种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内在产生的，它产生“自动集中的积累”。“自动集中的积累”导致生产能力的累进地扩大，而生产能力累进地扩大同由于工人的贫困而造成的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形成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要通过其内部市场和对外扩张市场来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莱伊、布拉德比、弗斯特—卡特为代表）认为，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或关联的结果。按照莱伊的看法，资本主义有其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在新殖民地，向资本主义转变只是表面上遵循着西欧的资本主义经验。在这里，由于资本主义是“舶来品”，而且是同非封建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结果造成了其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　　

　　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帕洛依克斯为代表）强调资本主义有一种固有的使其自身国际化的趋势，因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按照帕洛依克斯的看法，资本的国际化是由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性而形成的过程的一部分。竞争是暗含于这个运动后面的力量之一。这创造了朝着世界范围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均等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也创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生产资本国际化（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试图在地方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磨合联系，推动生产的国际化。　　

　　第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阿米拉马迪等为代表）强调，在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结构中，落后国家绝无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其唯一正确的选择。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且具有较深的理论深度的理论体系。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同，论述问题的角度不同，但他们在理论分析的目标上是相同的，那就是揭露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其资本积累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理论，或许都有缺点，不是较为完善的理论，但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思路和基本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拓展，用以说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不平等的格局，说明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根源，指明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落后走上真正发展道路的有益的尝试。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来，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关于国际剥削的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是所谓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理论。　　

　　从分析方法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在这里，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的地位。例如，在上面谈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中，其对资本对外扩张的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分析，生产方式联结的分析，不平等国际交换的分析，国际资本运动的分析，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的分析，都贯穿着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的路线。正是这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突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理论特色，也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相反，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看来，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国际分工像一国之内的分工一样，经济活动者总是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相对有利的方面进行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活动，各国的资源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当然，按照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各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货币资本，也是在国际间流动的，落后国家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等发展自己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可以把资本、技术、设备输向落后国家或在先进国家间流动，在国外投资设厂。这种资源的国际流动也体现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国际间的资源自由流动，或资本的自由输出输入，最终将实现全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里不存在国际剥削，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或格局是完全平等而合理的、并体现世界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结构或格局。因此，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指出实现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途径，确定最优地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案或政策，如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等等。在分析单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强调动员其国内的资源，增加为其经济发展之所必需的储蓄，特别是使国内市场完善。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管其人民的文化水准如何低，只要创造了经济活动的适宜的条件，主要是市场条件，人民总会对经济刺激（机会）做出合乎经济理性的反应。在它看来，这是一国能够取得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那就是它阐明了市场经济的一些一般性规律。其根本的弱点则是缺乏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它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世界范围资本积累下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绝不会造成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的最大化。　　

　　说到市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也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但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不同，它强调，市场不是单纯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追求最大利益的活动场所，而首先是统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雇佣劳动者）以及资本家之间进行力量较量的场所。资本家实现其剩余价值的生产，把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实现为剩余价值的占有，工人把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都是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的。在这里，虽然通行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完全自由的买卖，但市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是一条通向剥削和奴役之路。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换领域，虽然也是自由买卖，然而，由于交换的双方的力量悬殊，结果，总是使落后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不仅在商品交换领域如此，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资本输入、技术输入等方面，落后国家也总要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给它的条件。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严格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例如，从全世界范围上说，它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从一国的范围来说，它分析各经济部门的关联，不同生产方式的关联，或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但这里所讲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另一种类型的，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理论，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等等。　　

　　W.A.刘易斯在其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解成拥有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结构经济，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了这个二元结构经济的特征。其经济模式的特征表现为：（1）在现代部门中， 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是由外部因素给出的，该部门的就业与利润决定于与短期的资本的固定存量相适应的劳动需求；（2）资本积累决定于从利润中分解出来的储蓄。经济发展过程被看成是相对于传统部门的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过程，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吸尽为止。　　

　　钱纳里（Chenery, H. B.）、罗宾逊（Robinson, S.）和希尔奎因（（Syrquin, H. ）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结构将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的经济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变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变化。他们指出，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结构转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各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结构关系不同；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重要，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非均衡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构变化的余地也更大；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结构转变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利用，是它们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以竞争均衡为假设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于缺乏经济结构及其转变的分析，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时，必须加以重大修正。　　

　　在分析方法上，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采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各部门的关系上说，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并运用回归分析、模拟分析等数学工具以揭示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显然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或不同属性的经济成分的联结。如果说，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是较多地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展开分析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则是较多地从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重在揭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不合理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交换、资本输出等手段剥削落后国家等等，除了进行一些实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分析的特征。而结构主义经济分析的目的则在于揭示如何通过结构转变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在其理论分析中，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结构改变因素的分析，表现出了其突出的实证分析的特征。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各种教学工具或数学手段。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结构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且这种结构的作用也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实现竞争的市场均衡，而是市场的非均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要求改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市场均衡的假设。这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它胜过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之处。但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一样，缺乏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也正是这一点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水岭。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　　

陈聚祉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的波动，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中，对此原因的解释，也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在这诸多的解释中，社会积累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可谓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该理论发端于70年代末， 形成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派别，称为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一批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有M·戈登、爱德华、里奇、鲍尔斯、E·韦斯科普夫、M ·科兹、麦克唐纳夫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一、社会积累结构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　　

　　SSA概念是戈登在1978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提出， 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即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既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也不可能在混乱中进行，而是在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进行。SSA学派把这种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称为社会积累结构， 它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这个制度集合体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制度；既包括国内制度，也包括国际制度。　　

　　SSA学派指出，社会积累结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制度， 而仅指那些与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相关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有的具有一般性的影响，有的则主要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一个具体阶段密切相联。当资本家把资本投入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时，他们就受到所处环境的一些一般制度特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货币信用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阶段冲突的结构。资本积累过程分为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与购买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自然资源、中间产品和劳动的供给体系。与生产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实际劳动过程的组织。与销售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最终的需求结构、资本竞争结构和促销体系。　　

　　SSA理论对社会积累结构的界限作了划定，分为内界和外界。 内界把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即“社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分开，外界则把社会结构（即对资本积累过程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如货币金融制度）与一个社会中的其他社会结构（即与资本积累过程无关紧要的制度，如体育竞赛规则）分开。　　

　　　　　　二、社会积累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　　

　　SSA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长时期的、 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在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但最终要衰落。跟随其后的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和不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为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长波都与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长波与社会积累结构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相互决定的。　　

　　SSA学派认为， 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会持续多年。这是因为：第一，经过前一个危机以后，旧设备被贬值，生产力较低的资本被抛弃，资本家采用新技术与新管理。第二，为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必需的初始投资在扩张时期具有乘数和加速数作用。第三，对资本积累有利条件已经制度化了，这些条件不仅仅作为执政党的当前政策而建立起来了，而且已镶入社会的制度结构中。但是，扩张不会无限地以快速的步伐持续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容易受到一系列不均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扩张本身就会导致限制扩张的因素和力量。成功的资本积累最终要遇到现存制度结构所强加的限制，或使现存的制度结构变得不稳定。当经济开始停滞时，社会积累结构开始破裂，单个资本家不再进行生产投资。要重获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必须进行制度重构。随着危机的深化，社会积累结构变得更加不利，资本家需要集体策略，以便能够恢复利润率。起初，他们可能不参加自我意识的集体行动，因为危机的早期阶段可能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能通过政府或非资本主义团体强加给他们。即使资本家能够克服他们的分歧，他们的集体行动也与寻求保护自身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其他阶级和团体的努力相并列。因此，一个经济危机的解决受到资本家、工人和其他经济团体各自目标的影响。　　

　　SSA学派指出， 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在旧的社会积累结构衰落之前就已开始酝酿。在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确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非常确定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指那些奠定制度基础的具体事件。制度基础一旦确立，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了。　　

　　概括地说，社会积累结构与长波的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以下步骤：（1 ）一个经济扩张时期以一个有利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和稳定化为基础。（2 ）对资本积累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急剧上升和经济迅速增长。（3 ）资本积累过程的成功把投资推向社会积累结构内的可能的极限。持续、快速的资本积累要求再生产出繁荣开始时的那种条件，但初始的那种条件很难再生产出来，必要的社会改革不容易实现。（4 ）积累放慢，进入停滞时期。改革制度结构的努力受到阻力。（5 ）经济停滞促使现存社会积累结构进一步瓦解。（6）在经济危机期间， 要恢复迅速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依赖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7 ）新的制度结构在内容上深受但不仅仅受经济危机前期阶级冲突特征的影响。（8）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必然不同于原先的社会积累结构， 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　　

　　SSA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是内生的， 但危机的解决方法却不完全是内生的，因为危机加深了结构改革中的阶级冲突，而对冲突的解决包含了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和偶然因素。　　

　　　　　　三、SSA学派对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批评　　

　　SSA 学派对主流派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看法提出了批评。　　

　　第一，传统的学者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及其阶段性的重要性，他们常把资本主义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条件的变化上，没有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广度和复杂性。SSA学派指出， 社会积累结构概念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历史的分析。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传统都承认投资与预期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个传统或忽视外部环境在预期形成过程的重要性，或没有对这种外部环境进行实质性的阐述。SSA学派认为，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动态分析应该从影响单个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开始。　　

　　第三，学术界在长波的原因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把长波归于下列因素：技术变化率的不平衡突变、人口增长和运动的长期趋势、金融制度、消费结构的变化、原材料的相对价格、国际资本的流动等。不同的人强调其中不同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一个相关的争论集中在长波原因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上。如果它们是内生的，理论则强调自动重复的长周期。如果长波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则繁荣与衰退导源于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些争论存在两个错误：其一，他们倾向于“单因素”的长波理论。SSA理论则强调社会积累结构的重要性， 因而强调资本积累的“多维”特征。其二，过分强调外生因素的作用，忽视了诸如人口变动趋势、技术创新等因素深受内生经济条件的制约。　　

　　第四，流行的各种长波理论都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一个规则性的期限，比如25年。SSA 学派的制度分析则没有表明一个长波中的扩张和收缩持续某个具体的年数，也没有表明每一个长波具有相同的持续时间。相反，SSA理论认为， 一个长波中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可在每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环境中得到最好的理解。SSA学派承认，虽然SSA理论最初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现象，但随着SSA理论的发展， 与其说它是一种长波理论，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危机相互交替的理论。也正因如此，他们使用的是“Long Swing”，而不是“Long Wave”。　　

　　第五，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看作一架机器，一个钟表，看作是一种技术关系和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关系），忽视制度因素，其经济模型是古典的、机械的模型，不能解释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生产率增长急剧放慢之“迷”。SSA学派所建立的是社会经济模型， 强调制度因素和社会关系，对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生产率增长迅速下降的原因做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四、SSA理论的具体应用　　

　　SSA 学派运用其提出的理论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它对战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与衰落以及所谓“生产率”之迷的分析。　　

　　SSA学派认为， 战后美国经济的扩张与繁荣来源于一个有利的社会积累结构，这一结构包含4套制度。第一，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战败，欧洲受到重创，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居于领导和有利的地位。美国政府实施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使美国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剧增，国内投资也迅速发展。第二，有限的劳资和谐。二战结束后，资本家和经理获得了对劳动过程和管理的绝对控制权。相应地，工人也分享到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果实的一部分。资本家“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政策使劳资关系变得较为平静。大公司扩大了监管机构，增强了谈判力量。第三，资本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在这方面，国家起了关键作用：其一，运用货币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减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力图避免30年代那种经济下滑。其二，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扩大了有效需求，支持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其三，政府使老人、穷人和失业者的经济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使社会环境变得相对稳定。第四，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限制。二战以后，美国出现了巨大的企业兼并和合并浪潮，巨型公司主宰美国经济，从而减少了竞争，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然而，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这种衰退源于战后所形成的社会积累结构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兴起，第三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OPEC提高石油价格，给美国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显著放慢。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资本密集度和能力利用度两个变量来解释生产率增长显著下降的原因，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把它称作“生产率之迷”。SSA 学派将劳动强度、企业创新的压力、大众对公司统治的抵制等社会决定因素引入分析之中，并用具体的、可以计量的指标来衡量它们，从而对“生产率之迷”作了有说服力的解答。　　

　　　　　　五、简要的评论　　

　　应该说，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作的宏观动态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首先，它强调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原因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外生因素和偶然事件所起的重要影响。其次，与其他长波理论不同，SSA 理论关注的是繁荣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而不是每次长波是否具有固定的、有规则的时间间隔，避免了理论上的牵强附会。第三，SSA理论虽然研究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却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后者遵循的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制度学派所研究的制度概念过于泛化，包括所有的制度和习惯。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所作的分析是一种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强调制度的渐变，否定制度的突变，SSA理论则强调制度的突变以及阶级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四，SSA理论正确地指出，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广度和复杂性，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产品竞争条件的变化上。它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同时，把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因素引入分析之中，理论视野更为宽广。第五，SSA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具体化、系统化了，它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的、实证的、具体的考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在制度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方面作了重要的努力。第六，SSA 理论的分析方法与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不同的是，曼德尔虽然抓住了利润率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他的分析方法仍局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即资本有机构成分析。SSA理论基本上没有使用资本有机构成、剥削率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传统概念，而是从资本积累的整个制度环境来分析利润率及其预期的变化。　　

　　然而，SSA理论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和缺陷。首先， 社会积累结构作为一个制度集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各项制度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何种制度起主导作用？对此，SSA理论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 其次，SSA理论认为， 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都受到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因而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理呢？如果没有，则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纯属历史的偶然。第三，SSA 理论忽视了社会积累结构的渐变和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连续性。第四，SSA理论否定了自由竞争和垄断阶段的划分， 没有把握住社会积累结构演变中的一个质的转变。　　

【参考文献】　　

　　①Gordon, David, 1978.　 "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 in U.S. Capitalism in Crisis, ed.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Unioni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②Gordon, David,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Samuel Bowles, David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1990. After the 　　Waste　 　Land　　. M.E. Sharpe, Inc.　　

　　④David M. Kotz, Terrence Ma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1994,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e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兼容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颜鹏飞/高震华/窦珂歧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华夏银行　吉林省白城市委党校　　

　　兼容理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新思潮，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市场经济与各种所有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和兼容性，亦即两者能否兼容、溶合、亲和、结合或磨合。它实质上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主要是资源配置形式）矛盾运动的理论折射。若干西方理论（如趋同论、联姻论）、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政策（混合经济）和事件（经济国有化和私有化运动）都与兼容理论息息相关。　　

　　兼容论者和非兼容论者的论争，构成了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西方学者是主张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兼容性或统一性，他们大多是兼容论者。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两者有不相兼容的一面（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发展到后期，已越来越不适应以市场扩张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西方市场经济史或经济学史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无休止地在理论和政策上力图加以掩饰、修补和克服这种非兼容性。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坚定的非兼容论者，但居于非主流派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大多数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非兼容论者，甚至早期激进学派和科尔内一类的东欧学者也包括在内。兼容论者则居于非主流派地位，其思想渊源可上溯到本世纪初的帕累托、兰格、勒纳等人，其典型理论有“联姻论”、“市场机制中性论”、“股份制中性论”、“混合经济公私融合论”、“市场主导机制论”等等。　　

　　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或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互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不仅探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本质上的兼容性和统一性，而且着重考察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或非兼容性，从中找出从不兼容到兼容、从理论上的内在统一性到实际的内在统一性的转化途径和改革思路，并借鉴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西方学者一直散布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兼容性或内在统一性的言论。　　　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是一个例外。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早期（15—18世纪）是对立的不溶合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互相磨合的过程。他在三卷本巨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释，提出了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三层分立模式。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是透明度很高的同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交易所、银行、交易会、市场等相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市场经济意味着解放、开放和竞争，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秩序。市场经济的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的不透明层次是资本主义，即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是资本家为了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而不惜搞乱既定的秩序，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这种三层分立模式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概念。换言之，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有时是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二者是对抗的关系，而不是兼容的关系：“这个三层分立的模式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可能读者会认为本书中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在这个模式。这样岂不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术语上分得过分清楚，甚至对立起来了吗？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犹豫、一下子就接受这种看法的。我后来终于承认，在15—18世纪期间，甚至更早，市场经济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带强制性的秩序（社会、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样，它曾分别朝上和朝下排挤自己的对立面和对抗力。”（注：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文版，20～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有一个漫长的从不兼容到相对兼容，从不适应到相对适应的磨合过程，从而大体实现了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如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们隐藏的不相适应性和非兼容性（根源于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基本矛盾）逐渐外化和强化。这一点在1825年爆发的西方第一次经济危机，1929—1933年特大型的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最后30年不断出现的“滞胀”之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这就促使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做“磨合”和“修补”工作，力图克服这种矛盾所带来的不相适应性或非兼容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三大分期、三大综合或“革命”，正是这种磨合或修补的反映和产物。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盛行于15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其演变的第一阶段。重商主义理论仅从现象或经济形态上描述市场交易行为，公平价格论、让渡利润论是其典型理论。这是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成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早期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处于严重的不相适应的状态。这一阶段盛行欺诈行为，并奉行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好战的经济哲学，认为其他国家或民族不是敌人即是对手，一方受益则另一方受损。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使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取得较完备的精巧而典型的形态，它蕴藏着后来成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思想胚芽，如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思想、保护主义有助于就业和刺激经济活动的政策思想、重点保护关键产业的政策思想、保护主义需要强权支持的政策思想，以及一整套严密的贸易管制和工业管制政策。应该指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它实质上是封建王权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后期已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向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但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则已经出现一种自我脱离、自我否定的倾向，已滋生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　　

　　第二阶段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阶段（18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其典型理论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是一种不完备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近代市场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也是古典或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国家干预主义而占上风的时期。总的来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处于暂时的和谐和相对适应或兼容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得到迅猛的发展。　　

　　斯密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这一理论较之以休谟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有了质的飞跃，其标志是以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市场的调节机制代替了立足于货币数量论的调节机制，并形成了第一个系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体系。但总的来看，这一体系还是比较粗糙的，某些经济范畴尚缺少严密的定义；有些环节尚缺乏严密的论证，如经济自由主义者宣扬的生产效益的最大化问题；有些环节则出现了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合拍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剥削现象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分配的合理、公平及和谐性的矛盾。斯密的后继者为此作了大量的修饰工作。　　

　　马歇尔是其中最出色的“修补匠”之一，在市场经济理论史上完成了第一次大综合，因而成为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均衡价格论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价格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补充和发展，并吸收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合理要素，从而加强了对生产的合理性和分配的公平性的论证。前者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实现自由交换的均衡，从而得到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后者如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个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分配中的收入等同于他们各自的边际生产量。这样就使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较完备较精巧的“市场均衡经济学”形态。马歇尔等人完成的第一次大综合，实质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内部两大对立理论——强调供给和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与强调需求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调和与折衷，研究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是这次大综合的产物。　　

　　但是，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所处的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正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特征是垄断的形成、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日益突出的贫困问题，因此，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到垄断问题，并被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发展成为垄断竞争理论，从而否定了完全竞争这一前提或假设的现实性。这一点动摇了经济自由主义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和假设。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贫困问题，并被庇古发展成为福利经济学，因而提出了对分配合理性的怀疑，并要求国家干预和改善分配制度。这就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非公平分配是一种明显的市场缺陷。与马歇尔理论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无异就是置身于经济自由主义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从而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当代国家干预主义卷土重来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祸根。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从相对适应走向不适应，从兼容转化为对立的信号。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今）是以国家调节市场活动、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紧密结合为标志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时期，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国家干预成为当代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并产生了混合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发达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普遍存在的滞胀现象是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相适应的集中反映。其中，3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自由经营论失灵从而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国家干预论占上风的时期。这是第一阶段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归。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所有西方国家治理经济的国策。70至80年代是国家干预论失灵从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时期。这种现代自由经营论再度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联邦德国在战后则实行属于新型自由经营思潮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其中包括稳定物价、自由放任、大搞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应该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国家干预论走出危机从而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标志是新凯恩斯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克林顿经济学的基础，从而意味着里根—布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美国官方经济学的终结。　　

　　西方市场经济学说史上的两次大综合都是在第三阶段内完成的。如果说，第一次大综合是古典经济学与边际经济学的调和和折衷；那么，第二次大综合则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大综合。进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大综合，它实质上既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融和（采取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的形式），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它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和国家干预主义（既包括凯恩斯主义又包括新制度主义）的两大对立思潮的调和和折衷。市场缺陷论和政府缺陷论是这次大综合的产物。并且推出了具有折衷色彩的混合经济论，这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设定的制度假设（即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扬弃。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完成了市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它宣扬市场机制“中性”或非制度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主张市场既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也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相结合的“联姻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或“市场本位论”。这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制度假设（市场只能依附于私有制度）的“彻底”否定。虽然这是一种市场经济领域的制度“趋同论”，但毕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较之混合经济论更为明显地针对自己的制度体系的一种扬弃、脱离和否定。　　

　　与此同时，另一重大进展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实施混合经济体制。　　

　　既有国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国有化浪潮。由此崛起的国有部门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干预手段或经济政策的工具。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混合经济体制。据统计，1982年国有企业投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美国为18.4％，日本24.1％，西德22.7％，法国33.5％，英国30％。政府各有关部门在物质财富再生产中所占比重是：美国为13％，日本22％，西德20％，法国42％，英国13.5％。国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的实力的增强，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60年国家“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是：美国28％，日本21％，英国33％，法国35％， 西德32％。但是1983年比重变为：美国38％，日本37％，英国48％，法国53％，德50％。这一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干预的规模和强度。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8年《告法国人书》中，对这种经济制度赞扬备至。M·佩斯顿在《混合经济》（1988年）一书中， 把它视为“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因为它克服了这两种制度各自的缺陷，因而是一种“作为历史妥协的混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必然实现全面社会化之前的过渡阶段。”（注：拉费·勒卡荣：《混合经济》，中文版，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混合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其一，它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是对市场缺陷或偏差的矫正，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备。现代市场已有三个主体即居民、企业和国家，市场是居民、企业和国家的结合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已从外生变量变成内生变量。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所要解决的具有世界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二，它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从而出现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的股份所有制三者并存的局面。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从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进而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演进的结果。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迫使资本关系采取社会化形式的结果。单个资本的个人所有形式，股份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乃至集团所有形式，都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乃至跨国垄断资本这种资本所有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这种生产关系“不断地革命化”的进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预示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其革命意义在于，这种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 第1卷，24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奠定了物质基础。混合经济体制是通向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过渡点”之一。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及实践的演变与发展路径表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从不相适应到相对适应再到不适应的动态关系和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全过程。它有时处于潜伏状态，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呈现出相对适应性或兼容性。它有时处于激化状态，则这二者表现为不适应性或非兼容性。无庸置疑，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对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度的扬弃、脱离和否定的倾向。　　

　　同时，必须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时代而并非产品经济时代）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较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区域弹性或兼容性，因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除个别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但一方面，私有制条件下的西方市场经济在上升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以资源的浪费、阶级矛盾的加剧、道德的沦丧、效率和公平矛盾的激化为代价，并最终为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未释放殆尽，但已显露出衰退的征兆（日益强化的国家干预程度是衰退的指示器），国家干预的强化和计划机制的加强（自由竞争—一般垄断—国家垄断）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个人私有制的扬弃以及对市场机制万能的否定，也是社会生产力向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发起挑战的结果。这种扬弃和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中反映，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体制，其特征是鼓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合理因素的“综合”或“趋同”，以此来解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不相适应性和非兼容性。　　

　　因此，私有制市场经济必将被能克服上述缺陷和矛盾的公有制市场经济（马克思仅仅论述不借助市场机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所替代，并且，后者也必将被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出现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所取代，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路径和路标。　　

　　　　　　二　　

　　国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兼容性的问题上开展了多次著名的大论战。　　

　　第一代兼容论者首推20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考茨基等。他们最早提出和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问题。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帕累托，实际上主张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里已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方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萌芽。　　

　　第二代兼容论者的代表人物是在20—30年代的大论战后期脱颖而出的兰格和勒纳，他们对非兼容派（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尔、哈耶克和罗宾斯）作了无情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勒纳方案”和“竞争解决社会主义”。他们依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赖以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理论价值在于它突破了所谓“古典社会主义”教条（西方学者以此区别于“新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并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下的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因而实际上是对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教条的否定。但从总体来看，兰格模式并未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架。　　

　　第三代兼容论者在60—70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A·埃克斯坦、F·普尔尤尔、 A·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W·贝尔、C·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注：参见韦贝尔等：《趋同理论及其困难性》，载《东欧经济年鉴》（1971），第2卷，第210页。）。美国的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林德布洛姆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并进而提出“中性机制”的思想，指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注：“参见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英文版，281、166、113、285、516、547页，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5；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中文版，133、13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迪夸特罗在1975年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市场社会主义获得市场的优点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缺点”、“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并指出，“市场的运用不一定损害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一定妨碍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并且可以促进工人民主。”（注：迪夸特罗：《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64、65页，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5年冬季号。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是第四代兼容论者。他们在80年代把兼容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性著作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埃斯特林等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牛津大学米勒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年）、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年）、福比斯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何人的选择？》、霍奇逊的《民主经济：关于计划、市场与权力的新观点》。他们强调指出：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妨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完全可以构筑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注：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140、1、14、144、10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　　

　　他们详尽剖析市场机制的优点与弊端。在他们看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机制形式，因此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激进学派崇尚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正确的答案是：“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既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两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有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换言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或“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计划（而且主要是指导性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而又没有威胁要取代它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即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注：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140、1、14、144、10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　　

　　1993年，英、法、美等国学者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国际性讨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约翰·罗默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广泛引入市场关系，同时用计划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特征是：1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2 ）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亦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但不能与货币相交换；3）企业利润平等地分配。 劳动者凭证券可以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4）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在“2000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与预测国际会议”中指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发展经济的模式很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成功的，沿着这个道路向前走，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　　

　　无庸置疑西方学者绝大多数是非兼容论者，其中包括一部分激进经济学派成员。东欧学者也不乏其人。科尔内是一个典型。他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年）和《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1990年）中，大力宣扬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论，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非兼容论。在他看来，国有制（公有制）加市场协调（市场机制）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冒牌改革”的死路，因为行政机制（计划机制）与国有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市场机制与私有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因此私有制与市场协调存在“强联系”，却与行政协调存在“弱联系”，而国有制却正好相反。我们应该清算这种反动理论。　　

　　兼容论和非兼容论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战后50年国有化与私有化运动相互交替的反映。国有经济既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有一定比重。50至70年代国有化运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70年代末至今又多次掀起把国有经济再度私有化的运动，它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1979年掀起的私有化运动，接踵而至的有80年代末期在原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爆发的私有化运动。　　

　　应该指出，兼容论者的许多观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虽然善于把资源配置的两大主要形式即市场机制及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联想到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抑或姓“资”的争论，这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但同时又要看到，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又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的、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是违背关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运动法则的。　　

　　兼容论者的一个重要分支即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则宣扬旨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本质区别的趋同论。这种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工党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国有制（工党政府战后确实在某些部门如铁路、航空、发电站、矿山等建立一批国有企业或公共企业）或混合经济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种趋同论则是把市场机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举措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流。毫无疑义，西方国有化企业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有公（共）有财产，关键在于应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标准，区分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判断公有财产的所有者——国家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实际利益。　　

　　总的来说，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的理论尽管有许多缺陷和弊端，但它的积极意义，是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并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三　　

　　国有化与私有化运动以及兼容论与非兼容论的论战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大多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无兼容性、统一性或非兼容性、矛盾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既具有兼容性或内在统一性（这是主导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矛盾性或非兼容性。这些矛盾或非兼容因素在转轨或过渡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它们并非是长期起制约作用的基本矛盾，其中大部分是转轨或转制时期出现的并且在磨合过程中能够予以解决的矛盾。有的同志过分夸大这两者的矛盾性和非兼容性，把它归结为一系列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矛盾，市场机制要求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按劳分配的矛盾，或者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的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市场法则的矛盾，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财产公有与缺乏财产约束力的矛盾，要求人人就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竞争就业不相容的矛盾，劳动者的主人地位与企业家阶层的矛盾，公有制的物质载体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不兼容而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困境的矛盾，官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官僚主义与国有企业监理机制的矛盾，计划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与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的矛盾，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公有制的民族性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性的矛盾，等等。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必然是否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因此或者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或者转变为私有经济，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在中国，这两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内在的统一性或本质上的共通点？应该明确指出：这二者的统一性或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早就科学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面的公有制度，是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系的所有制形式，它要求财产占有社会化。市场经济同样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因此，就两者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社会分工的产物，并且都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一根本点和共通点而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无疑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统一性真正成为现实的统一性还需要有一段磨合的过程。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磨合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结果尚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磨合已有80年的历史，这种结合具有超前的性质，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最终加剧了社会生产力与超前冒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状态，因而也是不理想的。由于我们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渡时期，处于生产力不甚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传统的历史积沉，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磨合更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四　　

　　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轨时期出现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适应互不兼容这一现实矛盾的思路和对策，就是顺应和着眼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一是改造传统的公有制关系，使之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兼容；二是培育现代市场经济，使之能与公有制相适应相兼容。这就是致力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真正兼容和适应的“磨合”的涵义和目的。　　

　　“磨合”之一：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旧的实现形式，寻找和构筑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的有效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般而言，公有制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一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内在优越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生产资料占有制度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的经济体制下的出资关系、财产组合、支配方式、治理结构等社会微观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并与企业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相交织。只有当社会主义公有制获得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恰当的有效具体实现形式，它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形式，即超前冒进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因而，这种传统的公有制关系反而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故而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产业不明晰、职责不分明、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因而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这就需要找到一种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以便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强调指出，这里讲的国有企业或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竞争性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而非竞争性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不需要也不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兼容。　　

　　人民大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有力地证明：改革传统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企业组织形式群落（其中包括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体业主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制形式群落（其中包括国有制形式、集本所有制形式、社区所有、个体所有形式、外国资本所有）和混合所有制群落（其中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基金组织控股的资产形式），它们与现实中的生产社会化的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相适应。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才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才能真正实现它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亲合、兼容和溶合。　　

　　值得强调的是，股份制是迄今为止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从而赋予其内在统一性的最好选择，也许是最现实的改革路径。所谓股份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一种中性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一种成熟的产权制度和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前一阶段学术界和实业界关于股份制姓公姓私的争论是以往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大论战的继续。　　

　　马克思、恩格斯对股份制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股份制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它不亚于欧洲产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又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609～6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应该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股份制之所以是公有制及其载体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最好选择，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断完善起来的以股份制为特征的产权制度。它既以所有制为基础（一定的所有制总是要选择某种产权制度来实现自己的运行，并决定产权制度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涉及同一财产的所有、占有、经营、使用、转让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界定及其制约关系和运行机制。产权制度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财产或资源的如何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及有效作用的问题。这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恰好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满足条件（如产权主体多元化、明晰化、产权结构分散化，资本和资本的所有权的二重化，产权商品化、证券化市场化，生产要素流动化，市场信号灵活化和公开化），在股份制形式中大体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的股份制，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和兼容。此外，股份制还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因此能够兼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和各种利益共同体。同时，股份制也是一种能主动积聚和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又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形式。　　

　　但是，“股份制万能”论是错误的。股份制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造，变现有国有制的行政化占有方式为社会化占有方式，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看实际搞一刀切，以为“一股就灵”，必然得不偿失。日本学者奥村宏在《股份制向何处去：法人资本主义的命运》（1995年）一书中，就批判过“股份公司万岁论”“日本公司主义万岁论”。并一一列举了股份公司的许多弊端，例如投机、欺诈、股东大会空壳化和资本的空壳化，等等。因此在他看来，股份公司在20世纪末感染上了某种“不治之症”。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甚至不无担忧地指出：“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股份公司万岁论都是时代的错误。21世纪呼唤着一种与之不同的新型的企业形态。”　　

　　“磨合”之二：培育和规范现代市场经济，不能搞类似重商主义时期的以欺诈投机、一方受损他方受益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搞易诱发商品过剩危机的古典或新古典市场经济，也不能崇尚易导致“滞胀”的凯恩斯型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的程度还很低。中国目前总体市场化程度约65％，只能够得上“准市场经济”；而利率市场、资本市场薄弱的市场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是一种低级市场形态（其特征是以实物交易为主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或“跛足”市场形态。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相对接的，无疑应该是能更好体现生产力总体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它的特征之一是兼容性。它把从本性上与其相对立的国家调控机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其体系，并且它是一种既不抑制竞争也不完全排斥垄断的以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为主的市场经济形态。这种兼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市场缺陷。其二是不平衡性。它一般是一种供给大于需求、买方市场为主的以过剩经济为总背景的市场经济形态。其三，它又是一个规范化、法制化，并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有所兼顾的市场经济形态。　　

　　应该强调指出，市场经济先后存在于好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它不仅顽强地生根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而且在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挣得一席之地。市场经济不仅有其适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性，而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又各有其特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为例，把资本关系比喻为“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马克思说：资本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在逻辑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而其它社会经济关系（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以太的照耀下，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层”和新的品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45、44、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我们应因势利导， 塑造出在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品性，目的在于使它与公有制相兼容。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磨合、对接和兼容，是一个带开拓性的世界性难题。但是，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机体发展规律，通过借鉴（“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尤其是实践（“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46卷，上册，45、44、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我们一定能解决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磨合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我们没法规定完成两者真正实现兼容和亲和的时间表，而“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20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夏振坤　　

【作者简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　430077　　

　　　　　　一、独树一帜的发展观　　

　　新马克思主义或称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巴芒、弗朗克、沃勒斯坦、斯威齐、阿明、桑托斯、卡尔多索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试图根据20世纪已经发展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创造性地回答新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能回答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是停顿了。如巴芒和斯威齐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其呆滞的生命力和无成就，不能根据任何简单的假说来解释……，但是有一种我们可以证明的、突出的从而可以补救的（至少在原则上）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在最终分析上，仍然依赖于竞争经济的假设。”（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 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实际情形是，无论是列宁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试图应用暗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的原理’　（Working Principles）和运动规律去探讨垄断支配的后果。在那里，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 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他们不满足于这种停滞的状况，着手对如下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落后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根源问题；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和运行问题；国际剥削与不平等交换问题。　　

　　我们认真地来学习和了解这一学派的发展理论，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实践乃至建立我们自己的发展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　　

　　　　　　二、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代表性理论　　

　　　　1.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　　

　　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后，世界已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前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在此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体系的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中，　只有不同的部分、　层次的差别，　如核心一半外围（Semiperiphery）、外围这些层次， 它们在世界总体系中只是功能各异而已，实际世界经济已经资本主义“一体化”了。因此，各种国家、阶级的斗争与矛盾，只应被看作是为了维护或改变自己在这个总体系中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持或增加自己在世界经济剩余分享上的份额而已。阿明进一步认为，在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或说牺牲后者的发展为代价的。巴芒和弗朗克更明确地指出，发展与不发展如同一个铜钱的两面，二者是互为依存的“相互依存的依附面”，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前提的，从而否定了不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系统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依附性机制”：　　

　　第一，作为宗主国的发达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占有第三世界生产的经济剩余。如：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高额剥削；对不发达国家由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加强的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所强加的转移定价（不平等交换）；宗主国金融制度支配的信贷条件（附加条件）；宗主国从第三世界吸纳储蓄（通过在不发达国家开设分支银行等）为其自身筹集资金等等。　　

　　第二，宗主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接管或控制后者的原料基地与贸易权；掠夺后者的劳力；争夺后者的高素质人才等等，乃至直接摧垮或破坏后者的工业（如印度的纺织业、墨西哥的石油业、越南的大米加工业，现在正在破坏中国的饮料工业）。　　

　　第三，发达国家占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如：带有开放市场条件的附加条件的贷款；前者强制后者的生产结构纳入其国际分工，造成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依附——为前者需求而生产，直到跨国公司完全控制后者的民族工业。　　

　　第四，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并没有复制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演进和阶级结构。如：不少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还保留着地主和军事专制制度——这成为发达国的代理阶层。这在旧中国和非洲看得最清楚。　　

　　据此，弗朗克正确地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说），而是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产生物。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一种“宗主国／依附国”的“关系链”，而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否、发展快慢，取决于这种“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如17世纪的西班牙的衰落、拿破仑战争、30年代大萧条、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等都一度使这个“链条”放松了，从而那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中有部分就得到了发展。而一旦这些特殊事件平息后，“体系”又恢复了平衡，于是“链条”又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停滞了、终结了。　　

　　在这种“宗主／依附”的关系链之下，外资又如何流入不发达国家呢？客观存在如下的推动机制：　　

　　第一，发达国家从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资本），这种剩余（资本）必须寻找出路（不能作为“贮藏手段”），而国内的出路有限，必须“资本输出”，向外扩张。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最本质的动因。　　

　　第二，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愿意同外国资本分享有利的投资项目，一般是利用外资与技术开发本地的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而本地的资源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原因是多种的：改革滞后、过度投机、腐败等等。因而，只有依赖外资的注入，而顾不上什么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问题了。　　

　　第四，一些参加了某个国际通货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处于绝对的依附状态，只能引入该集团的发达国家的资本。　　

　　　　2.不平等交换论　　

　　不平等交换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不平等交换论主要由埃曼努尔（A·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论”、 弗朗克的“不发展的发展论”和阿明的“阶级斗争国际化论”构成。他们认为，“不平等交换”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内生物，而是上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强加给不发达国家的。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正常的发展差异问题，后者则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人为地造成的。　　

　　其一，不平等交换论。埃曼努尔认为，由于在现代，资本已不是在一国范围内流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W＝c＋v＋m→W＝k＋p，其中：K为c＋v，即成本价格，p 为平均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m→p），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来加以审视了。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创造“世界价值”（∑W＝∑c＋∑v＋∑m）；一方面，劳动则相对不能在国际流动，因而形成了不同国家的工资率——一般都是发达国家的工资率高于不发达国家。这种第一世界的高工资率与第三世界的低工资率，便造成第三世界的较高的剥削率和第一世界的较高的收入率。在此情况下，世界范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必须使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构成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的基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所谓国际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或国际生产价格形成过程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由于不发达国家大多无力参与资本在“部门间”的国际转移，从而它只像一国之内的无产者（劳动提供者）那样，无法分享利润平均化的成果。这一理论，使一国内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推进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剥削关系了，亦即剩余价值分配国际化了。　　

　　其二，不发展的发展论。这一理论是由弗朗克首先提出的，他的主要论点是：（1）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只经历了“未开发”阶段， 从未经历过“不发展”阶段。而现在的落后国家的不发展，并不是该国本身内在原因所造成，即不是该国国内封建体制和资本缺乏所造成，而是由宗主国和卫星国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造成。（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一个硬币的两面：发展和不发展，落后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内在矛盾的结果。（3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包含两个层次：在国内，是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经济剩余的榨取与占有；在国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对附属国家的经济剩余的剥削与占有。（4）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条件的， 所以不打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5）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往往使独立了的原附属国有可能重新附属国化。这主要是通过上述推进因素（资本输出的推进因素），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输出过时的设备与技术（这也是发达国家寻找其经济剩余的吸收对象的一种形式），既可以为其经济剩余找到出路，又不会引起对宗主国的产品的竞争（技术档次不同，无法形成竞争），还可以大量就地剥削廉价劳力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所以，原宗主国对本国的出口兴趣下降，他可以在国外办厂（资本输出）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目前的出口额同它在国外的生产总值一样多）。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宗主国是否控制了资本被输入国的经济，如果是，这就恢复了原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独立了的原附属国又重新沦为经济上的附庸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附属国化，在这种不发达国家，就会出现一方面广大劳动者由于高失业率和高剥削率而没有因发展而得到多少实惠，甚至状况更加恶化；一方面极少数上层获得了超额的发展利益，而形成一个超前消费的特殊阶层。这样在工业化过程中，市场狭窄化，工厂开工不足，只靠少数特殊阶层的高消费来维系这种狭窄化的市场的需求，发展便会陷于胶着状态甚至停滞，“不发展的发展”就出现了。　　

　　

　　其三，阶级斗争国际化论。阿明认为，由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不发展的发展存在，说明阶级斗争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加以研究。剩余价值剥削的国际化，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国际化。这是“南北问题”的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似乎阶级斗争大大缓和了，但是发达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缓和，是剩余价值剥剥国际化的结果——从不发达国家吸取剩余，用其一部分支撑发达国家内的“福利主义”。　　

　　　　3.现代帝国主义论　　

　　其一，五大特征。奥坎纳是著名的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学家，他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1 ）资本的进一步积聚和集中。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成为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大美国”结构或者一体化为集团式的大垄断企业，在这些大垄断企业的支持下，技术变革加速进行。（2）自由国际市场的消失。 过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商品贸易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被跨国公司的国际调整利润边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取代了，即由管理（通过国际帐目表）确定价格。所以，国际价格一般总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3 ）在国际投资中国家资本积极参与。国家资本积极参与、资助和保证私人投资，制定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相适应的全球对外政策（注：七国集团实际上就是协调这种全球对外政策的机构）。（4 ）在跨国公司所有制关系和控制的基础上构成了巩固的“国际统治阶级”，通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使世界资本市场国际化。（5）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协， 而使所有这些趋势加剧。这即是说，当代的帝国主义，是以资本的高度聚集与集中为基础，以经济国际化、组织跨国化为条件，以资本的全球输出为特征，以垄断国际资本市场、维护“支配—依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而且，作为这些垄断成员国的国家（政府）全面参与这一过程。当代帝国主义，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本质，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在原始积累时代，是靠野蛮地掠夺殖民地财富进行；在当代，则是靠不平等交换、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等更巧妙的手段而已。　　

　　其二，三大阶段。阿明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业扩张阶段。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扩张。整个19世纪，资本主义中心国国内由于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而引起“消费不足”，而造成消费不足，则又是由于为了抑制利润率下降而提高剩余价值剥削率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两大问题，便驱使宗主国向外扩张：一方面可以购买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而降低不变资本的成本，购买便宜的生活资料而降低可变资本的成本，从而抑制住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又通过输出商品（“外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这样，对外扩张便成了同时可以解决“市场不足”（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两大恶性循环难题的“双刃剑”。这就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动因。第二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阿明认为，到了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宗主国的对外扩张动因仍然基于国内利润下降的反应，但是，是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即通过在附属国直接投资，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交换领域）里不等价交换直接获取超额利润，用来弥补国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阿明的估计，每年从外围国流向中心国的价值，约占中心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样，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两种互为因果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发达国家收入提高了，劳动收入（工资）提高了，资本收入（利润率）也提高了；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剥削率提高了，更贫困了。这一切就是殖民主义的根源，阿明称之为“资本支配的地理的扩张与征服”。第三阶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扩张，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扩张，又可称之为后帝国主义阶段。阿明认为，在上一阶段，垄断和帝国主义是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在制度上的反应。但是，随着这一问题因殖民主义而得到缓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吸收“超额经济剩余”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过剩资本的吸收（出路）问题？为解决这种超额剩余的吸收问题，显然单靠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力量是不够了，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剩余的吸收，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一方面，由国家出面支持与组织对外扩张，“征服”外部市场，来吸收自己的剩余资本，一些国家元首带着大批资本家到国外去兜售投资项目，已司空见惯；一方面，通过政府增加公共支出甚至是“军事支出”来消化剩余。在这方面，二战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70年代以前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　　

　　其三，三大扭曲。阿明认为，外围同中心的本质区别在于外围经济的“外倾／非关联”的特质。所谓“外倾”，即外围国家陷入了为适应中心国需要（即附庸）的一体化的从属部分而不能自拔；所谓“非关联”，即外围国的国民经济是不成体系的畸形发展，各产业间的关联度较小。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变态的、被扭曲了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中处处可见：外国的“种植园”孤立地运行；“繁华”的大都市与贫瘠至极的乡村；发达的高消费工业与短缺的日用品；第三产业旺盛与基础工业近于零，等等。在这里，阿明具体论述了“三大扭曲’：　　

　　（1）出口扭曲。　　

　　由于外围国家是由前资本主义关系直接转向商品经济——不是像中心国那样通过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来实现的，而是由外力（侵略）或内力（政府）的暴力或强制的方式构造了适合于中心国需要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势必使其成为服从中心需要的“出口导向”，这种出口导向不是正常的，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外倾”，其后果是不好的。首先，外围国把资金（自有的、引进的）和人力资本导向出口部门而不顾及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使出口部门成为支配国家经济整体的特殊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服从于中心国市场的需求，而且是不等价的，这样，经济上就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了。其次，外围国这种出口部门的发展，肯定难以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也不可能真正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因为，它的工业化不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是从“终点”开始的。为适应中心国和本国特权阶层的高档需求，一开始就在“出口部门”引进先进的技术，而这种先进技术是同整个国民经济技术状态脱节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依然是落后的技术甚至是传统技术。这种“非关联”性，必然造成发展的停滞甚至中断。再次，这种出口导向，一方面把劳动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一大批寄生性的社会集团（如庄园主、富农、官僚、买办资产者等等）。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局部工业化”，是满足上述特殊阶层与中心国对奢侈品需求的工业化。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半贵族”化的职工（高薪职工），这不仅阻碍了民族工业（尤其基础工业）的成长，而且使工人阶级出现分化而丧失战斗力。　　

　　（2）第三产业部门的扭曲。　　

　　为了服务上述“外倾”式的出口，第三产业便有了异乎正常的超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是同国内一般的一、二产业的发展脱节的、不对称的，是没有国内一、二产业基础的变态发展。由于没有一、二产业的基础，所以便会造成政府行政支出过度——出现第三世界“永久性”的财政危机。而这方面，外国资本同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则是为他的“出口”的需要，一则第三产业是短期行为，投资少、收效快，而且不会制造他自己的工业制品的竞争者。　　

　　（3）积累过程的扭曲。　　

　　上述两个扭曲，必然导致积累过程的外倾。阿明认为这种外倾式的积累过程是按“乘数效应”加速进行的。这是因为：a.在外围国投资所得利润流向中心国；b.由于出口部门技术先进而工资相对低廉，从而不可能在外围国内实现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平衡；c.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一些基本生产部门、关键技术、高新尖的产品生产与研制部门，大都留在中心国。这种“外倾”式的按乘数效应加速的积累——即剩余外流，使得外围国家缺少投资去按乘数效应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这样，就很难出现正常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那种由“诱导部门”通过乘数效应而逐层扩展到其他部门的“传导机制”。这就是过去许多外围国家产业非关联性的资金积累的原因。阿明举了一个例子：以采矿（铁矿）为例，当法国洛林铁矿矿石开采完了以后，由于它在此以前已经由采矿业这个“诱导部门”的乘数效应而发展起了一整套一体化的工业配套结构，虽然自己没有了铁矿石，它仍可从外国、外地购进矿石继续生产。但是，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在矿石采完后，它没有“传导”出其他配套部门，只是单纯的采矿，所以该国就得沦为一片荒漠了。总之，这种“外倾”式的扭曲，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地现象。　　

　　这种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内在殖民化。卡尔多索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式的依附关系的结果，必然在不发达国家造成“两极化”，形成相对先进的地区、部分和阶层与相对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而且后者往往紧密地依附于中心国家，成为中心国利益的代理人，剥削本国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这就是内在殖民化。他认为，中心国的利益集团往往和依附国的特权阶层结成政治—经济联盟，造成依附国的内部分裂。所以，依附决不只是“外部现象”，而是一种“内在现象”，因为它有深刻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根除依附的办法，必须要改变依附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制度或基本秩序，而“贸易自由化”不但解决不了依附问题，反而会加剧其依附性。　　

　　　　4.非资本主义发展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依附国家要真正走上发展之路，必须能自主地发展，要作到自主的发展，摆脱依附关系，其必备条件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现。因为，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者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还在向资本主义转变之中，如何使这样一些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呢？　　

　　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要经历两个阶段：一般民主阶段，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前一阶段，是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但须绕过或缩短资本主义阶段的形式或方法，实现国家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由民主阶段转向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有四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或者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之中的；二是政治领导权应掌握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他们反帝反封建，也愿意支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点近乎空想）；三是这些国家愿意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依附关系包括不平等的经济条约；四是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援助。　　

　　　　　　三、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价　　

　　新马克思主义者参差不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揭示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某些领域）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揭示了代帝国主义的新特点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问题）。　　

　　具体地说，他们的学说值得肯定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交换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推向国际化。综观二战以来，为什么第三世界除了“四小”之外还无像样的大国真正走上发展之路？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于贫困状态？为什么一些国家本来有些起色（如索马里），可一旦西方大国一插手就出现内乱？如果不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的剩余剥削国际化去理解，确是说不清楚的。又如，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缓和了，福利主义提高了，钱从何来？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理解，也是说不清楚的。　　

　　第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心国企图通过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垄断世界市场的野心。从中心国的主观愿望来说，这种体系化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是在运作之中的（当然客观上由不由得他，那是另一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生产关系方面）和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这种体系化的趋向是加强了。因此，我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一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本质的政策倾向，否则，便有落入“依附”陷阱的危险。同时，我们审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欧美矛盾），也不能天真地认为谁好谁坏，他们只不过是争夺在这种体系中如何保持或增加“世界经济剩余”的份额而已。　　

　　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外部来说取决于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松紧程度，或曰“支配—依附”关系链的松紧程度，这比较能说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的波浪式现实。比如：“四小”的兴起，时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关系链”一度松驰了，战争使得中心国（特别是美国）不得不加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没有精力去强化“依附链”，所以，“四小”崛起了。又如，日本在东亚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难以在东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有力“控制器”，所以在东亚，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链相对于拉美和非洲，是较为松散的。这也为中国和新“四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四，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要在依附国培植代理阶层，制造“超前消费”的特殊集团，加剧后者国内殖民化趋向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警惕“国际接轨”中的消极作用，逐步消除分配不公和由此产生的地域间、部门间、阶层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冲击社会的稳定，也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或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认为真正的发展只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论点，过于武断，或者说，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绝不可能，不符合事实。南韩、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出现，说明在“松弛”条件下，仍是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能否较彻底地消除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实行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化政策。　　

　　第二，认为第三世界“不发展”只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掣肘，也不全面。“不发展”这个现实，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说，由于资本主义首先是在西欧兴起的，那里的宗主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掠夺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财富进行原始积累的，所以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先天不足”，独立后，它们又无法进行原始积累，从而使工业化如无外资注入，很难启动。这一点，和依附论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从现实来说，当第三世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之后，又受到“不平等交换”的掣肘。这一点完全如依附论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依附”结构的确制约相当大一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确也有少数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从主观上来说，不发达国家自身反封建的彻底程度、限制买办势力的力度、防止或消除对外依附阶层的力量等等，则是其能否发展的内在因素。而这又要看其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否强大有力。综合上述因素，虽然都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只要在第四个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发展仍是可能的，中国大陆、南韩、台湾地区就是例证。　　

　　第三，对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命题是有价值的，但对此发展所设置的前提条件（四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空想的（由小资产阶级掌握政治领导权）。这点，俄国的民粹派在历史上证明不行。第三个条件也过于绝对化（有一个过程），第四个条件是有迁就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嫌，而这个条件的客体现在已不存在了。　　

　　第四，对“不平等交换”，肯定其主流是消极的是对的，但对不发达国家应不应该、可不可能利用这种交换，采取迂回的策略以最终取得自己真正的发展，则认识不足。事物发展往往是辩证的，先利用自己低工资的优势引入外资，启动自己的发展，同时采取相对独立的战略把民族工业发展起来，逐步由“不平等交换”过渡到“平等交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能满足于“三来一补”。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世界经济剩余”静止化，其总量是不变的，好像只这么大一块蛋糕，中心国分多了，边缘国就会少分。不完全如此。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源开发深度的提高，“蛋糕”是会越做越大的，在中心国多分的同时，边缘国也可以增加分配的份额，或者只是相对的减少而绝对的增加。此其一。其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有缺口的，即使“大美国”体系不松动，但也会有某些“薄弱环节”会松动，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否看准这种矛盾，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他们的确是想根据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条件下回答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问题。这应该给予肯定。但是，他们至少犯了绝对化的毛病，缺乏历史辩证法，似乎除了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必然导致发展的悲观主义。　　

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杨玉生　　

【作者简介】杨玉生，辽宁大学　经济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6　　

　　杨玉生（1942—），男，辽宁省法库县人，现为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社会，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从数量分析上说，考察支配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各个生产领域分配的规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价值的社会经济关系含义，而后者仅仅把价值分析看作是商品价格分析的基础。各种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都没达到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水平，却试图否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商品/私人劳动/社会劳动/价值形式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所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又是其经济分析的核心。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若离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实际定价的基础，严格说来，这是把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分析任务同商品的实际定价的任务混淆起来了，这不能算作真正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应该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概括的意义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序言中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由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注：《资本论》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之所以要进行价值分析，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因为在这种社会经济中，一个一个的商品是它的基本的元素，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它的细胞形式。要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就必须分析它的基本元素或细胞形式。进一步说，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不是一个随意的假设。而是一个实际，即被看作是产品的社会、历史特殊形式的商品。在理论上发现抽象劳动的过程，不仅仅是思维演变的过程，交换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各种具体劳动化为抽象劳动的过程。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等同化（以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作为标准）是每天都发生的。个人在交换中把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让渡了。抽象劳动是一个实际的活动，一个社会实际，因此，个人使他们的劳动力同其自身脱离了。这样，商品形式的分析就表明，交换不仅是产品的等同化。因为在资本主义下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8页。 ）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中心，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是：“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　　

　　列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与之相联系的理论分析曾做了精确的科学的概括：“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为维持他自己的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是工人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444页。）从列宁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的科学价值。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质，也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本质上，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生产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眼中，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幻想的形式，把社会关系具体化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出发，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一种社会范畴，把仅仅表示一种自然范畴的使用价值和生产的具体劳动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概念的商品价值和生产商品价值的人的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商品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式的特征。这种社会历史形式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分工的发展；（2）私人生产。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成为商品或成为价值。　　

　　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进行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分析，或商品价值量决定的分析。例如，马克思阐述了支配一种商品同他种商品借以进行交换的相对比例的规律。实际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也论述了商品借以交换的相对比例规律，即交换价值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交换价值仅仅是隐藏在其后面的价值本身的现象形态。从数量分析上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是表述在一定的产品和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联系，考察支配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的各个生产领域分配的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量的分析。　　

　　按照斯威齐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所做的商品价值量的分析，只是进入劳动价值论数量分析领域的第一步。就是说，在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中，不仅包括商品按各自的物化劳动的比例进行交换，而且还包括竞争、需求等等的作用。斯威齐援引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著名的“海狸——鹿”的例子，以说明均衡的交换价值比例的商品生产者间自由移动或自由竞争的结果。“如果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在没有对移动限制的情况下，猎人们就将自由地从猎取鹿改为猎取海狸。换言之，为获取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好处而竞争，猎人都愿意并能够转移他们的劳动。给定这种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竞争，只有当每种商品的价格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才达到平衡。反过来说，只有允许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自由地运行，价格同劳动时间的比例才能确立。因此，竞争的供给和需求价格决定理论不仅不同劳动价值论相悖，毋宁说，它构成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时没有认识到。”（注：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46～48页。）斯威齐强调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例如，他指出，若海狸只用来做皮帽子，而鹿为社会提供基本食品，那么，大量劳动就用来猎取鹿。而不是用来猎取海狸。因此，若知晓交换比例和劳动分配，就必须有两种信息：第一，海狸和鹿的相对成本信息；第二，对海狸和鹿的相对需求强度信息。这两种信息既定，就可能决定该社会一般经济均衡。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也包括其生产价格理论。生产价格，按照一般规则，是从价值派生出来的。它同价值的背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不可解释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仅不同价值理论相矛盾，而且，毋宁说，它是价值理论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和量的分析是统一的。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有其质的分析方面，又有其量的分析一面，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的伟大成就之一。”（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资本论》第1卷的前两编和第三编的大部分，就一定意义说， 偏重于质的分析，集中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的一致和区别。而在第2卷和第3卷中占大量篇幅的，则是强调这些关系的数量方面，或者，毋宁说，是经济变量和这些关系的内在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数量充满着质量，质量通过数量来表述。斯威齐写道：“这个方法的妙处，按我理解，它能使我们达到对资本主义作为历史过程的清醒而全面的观察。不把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看作是掠夺的混乱，而是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到了世间，以资本——劳动关系取代封建主——农奴关系，作为新的阶级社会形式的基本的剥削关系。每个阶级社会都是以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的划分为特征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率采取价值的形式，表述为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不是利润率，它是马克思确凿地处理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变量。由于把剩余价值划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得以彻底解剖从资本主义最初时期到资本主义终结的阶级斗争。”（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古典经济学伟大代表者李嘉图的理论的科学意义时写道：李嘉图“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地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显示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同这个科学功绩相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183页。）　　

　　但李嘉图由于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并没有按照他的理论逻辑所表明的方向走到底。他的理论研究的缺陷，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是：（1）缺乏分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等中介环节，而直接把价值等同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2）常常混淆价值和交换价值、相对价值、 比较价值等概念的应用，表明他不理解价值的实质和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区别；（3 ）在分析价值变动的各种因素问题时，往往把价值或相对价值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明明是“费用价格”的变动，却说成是价值或相对价值的变动；（4）预先假定一般利润率存在， 而集中注意力去研究：“如果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不同比例加入生产，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相对价值发生什么影响”，而不去研究在一般利润率的条件下价值与“费用价格”的差别或价值怎样转化为费用价格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5）关于“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混淆了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对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之间的联系缺乏了解；（6 ）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关系的论述，李嘉图“只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价格归结为费用价格或平均价格，也就是说，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却没有说明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注：参见宋则行著：《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6页。）　　

　　西方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提出，要严格区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德赛指出：“对马克思理论的经常误解，特别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同李嘉图理论的混淆，根源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李嘉图似乎应用同一个劳动价值论。李嘉图是从把存在三个阶级获得收入的情形作为既定而开始的，他关心积累对三个阶级所获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此李嘉图的理论是增长经济的分配理论。作为这个理论的一部分，价格被归结于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投入。现在许多人表明，若固定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消耗，利润率就必须包含于价格计算中。马克思却并不如此关心价格决定。他完全认识到，从资本家的观点上看，人们可能有一个生产成本价格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就是价格和单位成本间的差额。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由剩余价值产生的利润。对马克思来说，价值理论仅仅表明，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掩盖了价值的社会关系。”（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价值概念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与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把价值看成是揭露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的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的范畴，特殊地说，它是揭露资本家利润来源的特殊范畴。　　

　　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基本意图不是价格形成和价格动态学。其基本意图是确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的本质是什么，价格如何反映存在于这种经济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理论，而李嘉图的理论只是一种价格形成理论。这是两种价值理论的根本区别。　　

　　虽然，马克思和李嘉图都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实体，但两个人的着眼点却完全不同。在李嘉图看来，商品中的物化劳动只是确定价值标准的基础，只同计量社会财富有关。而马克思却从深远得多的意义上去看待劳动。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首先在于劳动。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地改变物质环境，并不断地在劳动中发展自己、创造自己、证明自己的无限创造力。另外，人类的劳动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劳动总是在某种社会经济组织内发生。作为人，我们总是社会的人。单独流落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克鲁苏的设想，在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中毫无意义。从特殊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看清楚。只有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和本质，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正是从这样一些深刻认识出发，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科学分析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两个分析的层次。在表面的层次上，我们看到的是商品流通。商品，包括劳动力，按照一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价格由资本家根据超过生产成本的一定增加的利润来决定。这个超过额的大小依赖于所使用的技术和所购买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数量和价格。流通领域的确是以自由或自由选择为特征的领域，没有人强迫买者和卖者进入交换领域。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决定出卖其劳动力的数量。“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它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注：《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本质分析，是他的第二个层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分析，都在于揭露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值既不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又不能没有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资本家要从流通领域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便实际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资本家要在流通领域出卖其产品，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因此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生产领域，因为它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在这里，笼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自由、平等的面纱已经荡然无存，这里呈现的是赤裸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极其深刻地写道：“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萎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资本论》第1卷，第200页。）　　

　　因此，马克思就竭尽全力分析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首先从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分析开始，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明确地把商品价值定义为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的、抽象劳动。马克思严格地把价值和价格区别开来，认为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他表明了他同李嘉图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出，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发现并购买劳动力商品，其目的就是让它生产超过其自身价值余额，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他把剩余价值同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之比（s＝S ／V）称为剩余价值率，用来说明工人被剥削的程度。　　

　　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遇到了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价格同价值不成比例问题。李嘉图对此除了极力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之外，别无良策；马克思则通过转化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结论是：虽然个别商品的价值同其转化形态生产价格不一致、个别部门的剩余价值和其转化形态平均利润不一致，但总价值同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同总利润却是一致的。马克思转化程序的真正意图在于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代表总社会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总量如何被价格对价值的变形所掩盖，活劳动如何是利润的唯一源泉。　　

　　

　　这一切充分表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揭示剥削劳动的理论，解释利润来源的理论。他把两个层次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结合成一个总的社会过程。这是马克思胜过包括李嘉图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　　

　　　　　　三、关于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界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分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方面说，他们始终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的理论基础。比利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曾如此地论述了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中的重要意义：“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便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化。生产价格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变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促成了先前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需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必定等于价值总和这一观点，那么就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固定的轴心。……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不考虑根本理论性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注：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下册，第353～354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科学抽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自然的、自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进一步地说，是剩余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说明了，是什么力量使劳动得以在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分配？为什么经济活动会中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什么？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根源是什么？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发展勾画了一个总的图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认为，形形色色提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观点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在价值分析中所达到的抽象水平，他们或许在个别问题上能够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无论如何提不出代替马克思理论更好的一贯的理论。　　

　　仅就马克思转化程序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转化程序存在着缺陷，即只进行了产出方面的转化，而没有同时进行投入方面的转化。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博尔特基维茨在1903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解式，若对投入和产出进行同时的价值到价格、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结果是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第Ⅲ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两个总量才相等（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总量不能同时相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此为理由主张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出发捍卫劳动价值论。斯威齐写道：“人们禁不住要进一步承认，从形式上看，即使在分析整个制度动态时，也可能把价值计算省去。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全部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被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一伙人所侵吞，这不是一个伦理的判断，而是对实际存在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种描绘方法。它的最清晰的理论表述方式，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我们保留价值计算，那么，对于利润作为全社会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的来源与性质，就不会含糊不清了。把货币范畴转化为社会范畴，也就大为便利。总之，价值计算使人们可能透过货币和商品的表面现象，看出在它下面的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12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与攻击是由来已久的。19世纪90年代，奥地利著名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刚刚出版不久便抛出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文，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难。他写道：“在《资本论》第1 卷坚持并极力强调，所有的价值都以劳动为基础，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的一切价值都同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和唯一地从商品的内在交换关系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们被引导到‘从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开始，以便探察隐蔽在其中的价值’……而现在，在《资本论》第3卷中，我们却被明确地、冷冰冰地告知， 务必不能而且从来不能依据《资本论》第1卷的教导进行交换， 个别商品按照不同于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的比例同其他商品交换，而且这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必须的和长久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和调节，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注：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英文版，第20～30页。）他的基本论点是，价值如果只以劳动价值量为基础，那就不能解释现实世界里的价格和利润。如果劳动价值不能解释价格和利润结构，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工人剥削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崩溃了。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未能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这是他失败的要害。庞巴维克的言论表明，他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生产价格理论完全对立起来，抹煞了价值同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同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率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所做的价值分析，是在最抽象的形式上，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因此，他舍象掉了暂时与问题无关的次要经济现象。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假定了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资本周转速度相同等，而这些在现实的经济生活是不同的。但为了在最纯粹的形式下考察经济活动，又不得不做这样的假定。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则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的细节， 就需要把原先暂时存而不论的经济现象纳入进来，一并加以考虑，考察在存在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发生了价值到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之流不懂得或根本否认这个转化问题，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对立起来，只能表明其庸俗性。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像庞巴维克这样赤裸裸地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已不多见了，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循着庞巴维克的思路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说成是“不必要的弯路”，把马克思的转化程序说成是“一块橡皮的问题”。萨缪尔森的观点不但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甚至受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认为，马克思对作为他的价值论的续篇的转化的分析的兴趣不是价格决定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他的用意在于说明非劳动收入是如何发生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借助于一块橡皮来回答的问题。”（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6辑，第88页。）　　

　　在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出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应用的目的，而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加以修改，结果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劳动价值论。这在卡特勒等所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一书中颇具典型性。该书序言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毫无成就，是其把完全忠实于《资本论》作为出发点的结果。《资本论》的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远不能构成出发点，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他们界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障碍”。（注：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2～3页。）因此，他们就以重新解释价值概念来着手克服这种障碍。针对马克思的交换等式，该书指出：“按照法律的观念不能把交换看成是相等的。虽然交换的双方都要求交换上的公平，并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现为交换等式。交换既不依赖于交换物品的某种性质上的等同性，也不依赖于对物品效用估计的等同性。交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交换物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是不同的。例如，在交换中，一方愿意以一担铁交换一吨煤的效用，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吨煤的效用大于一吨铁的效用。反之也是一样。交换是不同的和不相等的效用的结果。”（注：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14页。）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效用价值论吗？　　

　　在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新古典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这样更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交换的分析。因为，市场交换总是供求两方面的活动，从供给方面说，应该根据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来确定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供给价格（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论述的生产价格）， 应该应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需求方面说，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或称需求价格，是消费者根据对商品的效用的评价而确定的，为了正确评价消费者的意愿或偏好及其对市场价格决定的影响，也应该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这就是说，对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两大基本力量——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要求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应该说，这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在分析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决定这个层次上，我也赞成这种理论的结合。不仅如此，在这个分析层次上，我还主张更广泛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例如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可以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问题。但在这个分析层次上应用的劳动价值论，还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方面，还仅仅属于其非本质方面的数量分析。从本质分析的层次上说，即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科学概括的劳动价值论来说，它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不相容的。　　

　　传统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批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为不科学，强调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霍奇森的如下言论很具代表性：“为什么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许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为什么单单选择劳动作为共同的本质？例如铁也进入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商品的生产，为什么铁不是这种共同的本质。所有的商品都离不开土地，而却以土地的非生产性否定它是共同的本质。多布（英国剑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引者）试图以土地的非同质性来否定土地是共同的本质，为什么土地的异质性可能把它排除于共同的本质呢？我们看到劳动毕竟也是异质的，没有理由假定我们在探寻单一的或同质的共同本质，本质的多重性将构成商品的共同基础。”（注：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英文版，第75页。）这种价值决定多因素论的反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说来，它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科学概括的基本性质，它不理解价值作为社会范畴的基本含义。或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评，都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水平。　　

　　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中，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总是坚持按照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的价值，把它作为规定商品价格的依据，并反对以生产价格作为商品定价的基础。以为这才算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近年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按照类似于西方经济学家的多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来修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坚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定价分析的基础，还是坚持多种要素价值决定论，都仅仅注意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方面，而抛弃了其质的分析方面。马克思在商品价值分析中，把价值归结于人类的抽象劳动，并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商品价值量，并不是要为商品的的实际定价确定一个标准，而是要揭示价格在本质上是什么。无疑，仅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定价分析基础的观点忽略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至于多种要素价值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则是它模糊了或否定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含义。从具体地确定商品价格考虑，实际上完全可以突破劳动价值论，可以根据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等来确定商品价格。甚至人们的偏好、收入状况、商品本身的差异，在确定商品价格的时候，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仅仅从确定价格考虑，只要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就足够了，这即可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关于生产价格的分析，也可以参考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决定的分析，无需分析价值量决定本身。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思想评介　　

杨玉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全球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谈论的老话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马克思在他的科学巨著《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作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运用的世界市场运行规律。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也把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理论上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及发展趋势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做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们主要从世界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以实现世界范围的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做了分析。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形成的，又是对这种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其思想史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同于流行的西方正统经济发展理论的地方，在于它从阶级的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特征，揭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的现存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条件。而不象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那样从超阶级的和超历史的观点出发论证发挥经济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下面所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分析。　　

　　1.巴兰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中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按照他的看法，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加速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条件，同时它也限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由于其先前的积累和现在生产的经济剩余的很大一部分被发达国家拿走了，使得不发达国家难以获得为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原始积累。来自国外的破坏性竞争窒息了其羽毛未丰的产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张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创造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是这个发展却被迫脱离了其正常的进程，变成了扭曲的、跛足的进程，以适合于西方国家的意图。　　

　　按照巴兰的观点，不发达国家陷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泥沼之中，并遭遇了两个制度的极坏的恶果。进一步说，在不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的增长条件，使之不能有健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国外的渗透，创造了一种相对于总产量的较大的经济剩余（提高剥削率，使总产量的较大部分成为经济剩余），使消费水平下降，甚至低于生存线；另一方面这个经济剩余或者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拿走，或者在不发达国家被特权阶级做非生产性地应用，从而妨碍了其经济发展。　　

　　2.弗兰克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弗兰克在其《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展》一书中论证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弗兰克的基本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演变与扩张产生发展和不发展。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弗兰克所说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包括：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经济剩余的榨取和占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宗主国中心国家和从属国外围国家的结构。这种结构贯穿于资本主义扩张和演变的全过程，以致于这些矛盾时时处处被再生产出来，并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演变使得世界的一部分地区产生和维持着不发展，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所生产的经济剩余被世界的另一部分地区剥削，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占有这些剩余。弗兰克指出，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下面四个重要特征：（1）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相互紧密的经济、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把甚至最边远的村落和农民都纳入到一个总的一体化体系中；（2）整个体系的垄断结构，其中， 宗主国保持对附属国的垄断力量；（3）当某一垄断制度产生的时候， 对资源的滥用和误导便贯穿于该体系或宗主国一附属国关系链；（4 ）作为这种滥用的一部分，附属国所生产的经济剩余大部分或全部，而且不仅是经济剩余，被其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剥削者剥削和占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这个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趋向于从美国和欧洲宗主国中心到落后国家的边远村落的联系。在这二者之间是各种亚宗主国，随垄断程度而变。低于这些亚宗主国的便是附属国，而宗主国则与低于它们的那些国家相联系。由于从全球范围考虑这种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落后的附属国的运动规律便由世界宗主国的演变与发展来决定。当宗主国的需要发生变化的时候，附属国便被迫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附属国结构上的某些变化，但不能改变其依附性的基本结构特征。落后国家的这个变化过程便产生“不发展的发展”。　　

　　3.阿明论资本对外扩张。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现实情况论述了资本的对外扩张问题。按照阿明的看法，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的特征。他认为，“中心”的结构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们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内在地产生的，它产生阿明所说的“自动集中的积累”。自动集中的积累导致生产力的累进地发展，即成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阿明认为，就其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而言，“中心”的内部关系比其与外围的外部关系更为重要，但他非常重视资本的对外扩张，把它看作是“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关键。在一般的层次上，阿明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寻求外部市场，是因为对利润的竞争性追求。竞争驱使资本家寻求原料和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这种扩张既发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特殊地说，阿明认为，资本的对外扩张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矛盾的结果。这种矛盾本身是以一种利润率下降趋势表现出来的。要通过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和对外扩展市场来解决。　　

　　阿明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他区分了这样三个时期：（1 ）直到1880年以前的竞争时期；（2）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垄断时期；（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家垄断时期。就限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方式而言，第一个时期主要采取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式，资本诉诸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内部和外部措施；第二个时期主要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驱使资本超越其最初积累的地区，以寻求较高的利润率；第三个时期限制利润率下降已不再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借以克服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剩余的吸收。阿明特别重视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按照他的看法，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1 ）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的巨型跨国公司的崛起；（2）新的科技革命的影响， 使未来工业引力中心转向新兴工业部门；（3 ）技术知识在巨型跨国公司的集中。阿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传播，使外围国家的扭曲的发展过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工在企业内部再生产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国家不平等：中心国家生产软件和复杂的设备，外围国家则只能生产硬件。由于在企业中使分工国际化，也加深了不平等交换。　　

　　4.伊曼努尔论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伊曼努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基础，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伊曼努尔的一个关键的理论观点是资本有机构成同工资相联系的观点。他认为，工资是独立的变量，而且决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因此，因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首要的。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有的地位，从而形成剩余价值的转移，使交换具有了不平等的性质。伊曼努尔关于剥削依赖于各国间的工资差别的论断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性质，它构成了第三世界受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客观基础。　　

　　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后者的发展，阻碍了前者的发展。价值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的转移，促进了高工资国家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累进地扩大，吸引新的资本流入。新资本的流入又是构成高工资的因素，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构成第二轮价值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另一方面，穷国工资继续维系在工人的最低的物质生存水平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富国，从而破坏了其积累和增长的手段。进一步地说，穷国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使得它不利于采用节省人力和提高固定资本投资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结果使得穷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世界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低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这变成了价值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贫困引起贫困。”　　

　　5.帕洛依克斯论资本的国际化。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把资本定义为自我扩展的价值， 是通过一些阶段或循环的资本运动。资本有三种循环，即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即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是唯一把三个资本形式的循环结合为一体的资本形式。资本的自我扩张把其本身划分为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的资本。由于生产和流通的统一使资本得以存在和再生产出来。当社会资本的自我扩张超越某一点时，资本三个循环的统一便不能仅仅在单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于是便出现了资本的国际化。资本国际化根源于不平衡发展规律。资本国际化表明，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的再生产不是资本的最终目标，而是通过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融合形成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资本国际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商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商品资本国际化的动态特征是持续的贸易的扩展，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施加了影响和压力。在第二阶段，在落后国家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这时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了。这一阶段同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相一致。货币资本循环国际化背后的力量是资本主义把一切生产转化为发达的商品输出的内在趋势。这个阶段以货币资本积累为特征。而且，由于货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而大大便利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并且也促进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第三阶段，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这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支配，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试图在其地方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磨合联系，推动生产的国际化。这时生产资本的扩张变得重要了，并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也强化了其他形式的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并广泛传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扩大了国际分工，加速了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趋势（但并不改变其经济依附性）。　　

　　6.伯克特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的论文中指出，新古典发展理论关于非管制性的金融制度和市场发展有利于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观点是过于乐观了。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没有把金融发展同下面的因素联系起来：（1 ）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发展；（2）资本积累的竞争的动态过程， 包括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积累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伯克特认为，第三世界金融发展和政策是受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调节的，而这个分工的不平等发展是由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引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积累的过程，其国内统治阶级维持或改变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都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应从这种阶级利益出发去调整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伯克特指出，从历史上看，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这既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发展的过程，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　　

　　不难看出，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各方面表现所做的科学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根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和依附关系，资本对外扩张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国际不平等交换，资本国际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等，都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特点以及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也为我们采取正确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术语说，在“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中、中国还属于“外围国家”，顶多算得上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同世界市场接轨，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后，象我国在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力以后那样，要有所作为，要敢于对国际贸易组织规定的危害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条款提出修改意见，要为改变少数发达国家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局面做出努力。　　

　　　　　　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分析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分析的经济思想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说”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说”一直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等发展起来的要素禀赋说则论证了各国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实行国际分工对于增进世界福利的重要意义，成了当代西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这些分析不过是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关于国内资源最优化分析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推广。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国际分工象一国之内的分工一样，理性的经济活动者总是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相对有利的方面进行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各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是可以互相流动的。这种资源的国际流动也体现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资本输出国家看，它要从资本输出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资本输入国家看，它要从资本输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样，国际上的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资本的自由输入或输出，最终将实现全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里，也没有剥削，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或格局是平等而合理的，是体现世界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结构或格局。因此，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指出实现世界范围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途径，确定最优的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案或政策，如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等等。这种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离开阶级分析，离开各国的经济制度分析，进行超阶级、超制度的所谓最优化分析，在客观上是为具有经济优势的发达国家从经济落后国家获取经济剩余服务的。当然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经济的意义，实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的政策。　　

　　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也不乏揭露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例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以“回流效应”和“传播效应”概念，论证了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利地位。缪尔达尔认为，国际贸易、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将为穷国造成“回流效应”。在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必使前者更强而使后者更弱。外国投资者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的结果，是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大量的利润，这势必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另外，流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要被导向于初级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为发达国家攫取大量的工业原料开了方便之门。缪尔达尔的上述分析很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但较之马克思主义，仍有重大的差别。缪尔达尔的分析基本上属于现象的描述，没有揭示发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的原因。另外，他把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政府身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完全是一种幻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晚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又从跨国公司的发展、技术进步、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新的国际分工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问题。在一篇题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及其影响》的署名研究论文中，对全球化下了这样的定义：“交通和通讯的创新使世界一体化了，同时，政治管制还把世界划分为许多部分。这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使国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结果。这个日益增加的国际经济活动被称为全球化。”这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为了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商品不断增加而对市场的需要，不断通过发展交通运输以扩大市场边界的理论观点的引伸。在这里，交通和通讯的创新是实现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手段。但他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深刻地揭示这种交通和通讯创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扩张性的原因。而且还应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长期对外扩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数十年努力使国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结果”。该文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1）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贸易自由化；（2）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FID）的自由化。 该文有三点结论：（1）在长期，全球化可能增加全球的收入；（2）在短期，由自由化所引致的资本流动对低工资国家的工资和就业可能有负面影响；（3）由于跨国界生产方面变化的时间滞后， 将引起短期内资本不能充分利用，并使国外部门和国内部门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使失业率提高。　　

　　美国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思在其论经济全球化的著作《全球化的形成：世界经济的结构》中，论述了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从资本的国际化、新的国际分工、世界阶级和世界国家的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全球化形成。该书指出，无可否认，自194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增长了。就其所有权而言，多数跨国公司为“中心”的某一单个国家所有和控制（也有个别跨国公司是为多国所有的），但跨国公司并没有因此而捆住自己的手脚，即使国家对生产的直接管理增长了，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仍然在对跨国公司权利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上保留了重要的差别。跨国公司继续依赖国家来保证经济的正常秩序，但它们也需要世界秩序。这需要在最强大的中心国家间有一相当稳定的联盟。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因其摆脱相互对立的国家的能力而获取巨额利润的，它们希望维持多国制度所保证的灵活性。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发展既是一国的，又是世界的，是生产的世界性增强的表现。该书在谈到新的国际分工时，也坚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区分了“中心”的生产和“外围”的生产。“中心”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雇用有技能的高工资的劳动；“外围”的生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雇用廉价的、常常在政治上受压迫的劳动。在“中心”地区具有“中心”特征的生产占支配的地位，而在“外围”地区则存在相反的条件。这意味着，在“中心”国家内可能存在“外围”生产的死角。把“半外围”国家定义为兼有“中心”生产和“外围”生产特征的国家。 该书在第4章专门设了一节论述所谓世界阶级和世界国家形成问题。该书认为，自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日起，就存在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但它是一个成分不同的、竞争的和冲突的阶级。外围的资产者雇用受压迫的劳动者为了向中心出口而继续生产：中心的资产者，按国家、部门和执掌权柄来划分，在其中间结成联盟或发动战争。这些联盟常常是跨越中心国家的国界的。无可否认，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增长，中心内部的资本主义联盟的经常性和重要性都增加了。在该书第4章第5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标题下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时社会主义国家最令人困惑的特征是相互以非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正常行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间竞争的继续。　　

　　该书的有些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类似，但从全书的基本内容看属于西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观点，所以，把它列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经济范畴。显然，该书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我们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其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在于，这些分析较多地从经济运行和实现各国经济活动最优化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问题。例如，他们主张各国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主张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主张自由的世界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都是有利于世界经贸关系发展的，对于我们进行正常的经贸活动不无启发性。作为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活动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分析贯彻了经济理性原则，掌握这些理论，有利于我们成为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而且，这些理论又是制定世界市场和其他世界经济活动领域行为规则的理论依据，掌握这些理论对于掌握世界经济活动领域的规则也是必需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李滨　　

【作者简介】李滨，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师。　　

　　通讯地址：210093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　　

【内容提要】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称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一派。本文探讨了葛兰西学派的理论来源，以及它对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介绍和分析了这一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主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89（2000）01—0020—30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 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 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 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　　　　　　

　　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 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尔（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 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 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 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 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 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se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　注：Neorealismand Its Critics, 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 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 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意统一战线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与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准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作用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垮台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Global Perestroika,see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Int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58—172.）。　　

　　从考克斯复杂而深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现象具有更强、更全面的解释能力。他的理论对人们思考西方学者近来的著作（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英国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从考克斯的理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现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葛兰西学派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应是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论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沟通——兼评当前流行的几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　　

陈孝兵/李广平　　

【作者简介】陈孝兵(1964- )男，湖北天门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府行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李广平(1961- )，男，湖南省湘乡人，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企业理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然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是从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原理出发来真正理解价值规律的涵义。笔者认为，只有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正确把握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相互沟通，才能科学界定价值规律的内涵，深刻揭示价值规律的二重性，并从根本上揭露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各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如“生产要素论”、“科技价值论”的危害及其局限性。　　

【关 键 词】劳动二重性/价值规律/生产资料/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9-21-07　　

　　一、劳动二重性是价值规律的本质　　

　　价值规律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价值源泉、价值决定和商品价值形成过程的理论。教科书通常将价值规律内容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虽然人们对两种含义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一直有争议，但都认为价值规律只是单纯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然而，这种概括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决定问题的有关论述。无疑，马克思完全肯定由李嘉图提出并论证的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活劳动量决定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由存在于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商品的价值量。马克思又认为，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商品价值虽然是相同的，但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单位商品价值量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化而变化。既然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包含的活劳动时间决定，那么商品价值量必定同生产商品的活劳动量成正比。商品所含劳动时间不变，价值量不变；所含劳动时间增加，价值量增加；反之，则减少。推而论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必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生产力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53-54、59-60、53．）。尽管在相同时间内，同一劳动提供的价值是相等的，但由于具体劳动效率不同，同一劳动时间提供的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于是，价值规律的完整内容应该是：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使用价值成正比，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同传统意义上对价值规律的解释相比，新的解释不仅揭示了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价值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只有这种解释，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价值规律的内涵。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内容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人民出版社，41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最简单形式，即商品。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之所以有二重性，原因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这种劳动的二重性直接表现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的这种内在矛盾运动，必定在商品交换中外在地表现出来，转化为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商品和货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中，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必定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所有这些商品经济的矛盾体系中，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是最基本、最本质的矛盾。商品经济的所有矛盾根源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生产商品劳动二重性原理指出了具体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一原理在价值决定上必定揭示了商品价值量不仅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时也由劳动生产力的运动所决定。劳动二重性是价值的本质或基础，价值规律是劳动二重性的原理表征。只有依据劳动二重性，才能够说明为什么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活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这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定律。　　

　　价值规律不仅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它更有助于人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探明这一矛盾的起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体现，它凝结着资本主义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明了剩余价值这一生产结果与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即活劳动、劳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其中活劳动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劳动生产力是相对剩余价值及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的增值或积累与资本所驱动的生产力的无限上升之间的矛盾或对抗。它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产生于表现劳动二重性的价值规律的基本定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凝结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不仅说明了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的发展源泉，生产力发展趋势，也揭示了生产关系的本质或起源，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研究商品生产基本矛盾或规律，可以系统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二、价值决定与价值形成的二重性　　

　　很明显，劳动二重性原理是价值规律的基础说明了：既然生产商品劳动有二重性，商品的价值决定、价值形成即价值规律也有二重性。　　

　　1.活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一元论所继承的科学思想。其内容是：商品的价值实体或价值本身是物化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只有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才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唯一源泉；价值生产或价值创造是抽象劳动由流动形态变为物化的、静止状态的过程；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实体的量，即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价值实体的活劳动量主要由两个因素确定：一个是劳动的外延量，即劳动时间；一个是劳动的内涵量，即劳动强度。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手稿中始终坚持并发展了李嘉图提出的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实体唯一源泉这一劳动价值论的第一定理，它的科学性是无法被否定的。如果否定了这一定理，将无法弄清为什么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商品价值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马克思根据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实体唯一源泉的原理，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指出增加活劳动时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提出了只有可变资本才产生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不带来剩余价值：(1)剩余价值量与可变资本成正比，与不变资本成反比。(2)因为只有可变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和价值，总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比重越高，利润率就越低。(3)不同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必然有不同的利润率。“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90c+10v的资本和10c+90v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时，会产生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167．）。　　

　　2.依据劳动二重性原理，要将商品价值实体、源泉、价值创造与价值量决定严格区分开来。在单位劳动时间内，如果劳动强度相同，商品的价值只能由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决定与商品价值实体的源泉是一回事。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决定问题，主要是指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决定，它同单位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决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单位劳动时间内，相同的活劳动量能够物化在多少使用价值中的问题；后者则正好相反，它是指单位使用价值的商品能包含多少活劳动量，即单位商品含价值多少的问题。单位劳动时间商品价值的决定与单位商品的价值决定不仅在概念上不同，决定价值量变动的因素也相异。在单位劳动时间内，商品的价值量只能由活劳动时间决定；而在单位商品的价值决定中，价值量不仅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还有其它因素也起决定作用。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价值决定主要指单位商品价值量决定。他反复论述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决定因素除了活劳动外，也有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劳动二重性原理表现在单位商品价值决定上的内容是：价值量与活劳动成正比，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马克思尤其强调了生产力与单位商品价值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强调了劳动生产力也是商品价值量决定的基本因素。当然，商品价值实体、源泉问题与单位商品价值决定不仅有严格的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由于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实体，因而不管生产力发生什么变化，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及相同强度内，商品价值是相同的，商品的价值与所提供活的劳动成正比。但由相同劳动时间提供的相同价值能够物化在数量不相同的使用价值之中，在活劳动不变情况下，使用价值随生产力提高而增加，相同的价值实体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中。因此，只有从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源泉这一劳动价值论第一定理出发，才能说明为什么物化劳动是单位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决定单位商品价值的变化。　　

　　3.马克思认为，活劳动和生产力是商品价值决定中性质完全对立的因素，这种对立根源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作为具体劳动表现的劳动生产力只能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而不是生产价值的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然始终只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生产力，它事实只决定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产品的源泉，与有用具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53-54、59-60、53．）“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的形式的劳动有关。”（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53-54、59-60、53．）正是劳动生产力与使用价值之间因果性正比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劳动生产力始终是一种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而不是生产价值的因素。抽象的、活劳动则不同了，它是形成价值实体的源泉，价值量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确定，同劳动量成正比例关系。虽然由一定活劳动形成价值实体必须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中，但相同价值由于生产力不同可以物化在任意使用价值之中。例如：假定500劳动小时创造商品价值3000元，由于劳动生产力不同，它可以体现在100件、200件、500件……以至无数件商品中。抽象劳动作为创造价值实体的唯一源泉，并不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属性。活劳动和劳动生产力在商品生产的性质或作用上的对立，可以说明二者在单位商品价值量变动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特点：(1)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实体的唯一源泉，它的作用是创造价值实体或价值本身；劳动生产力直接生产商品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它们只是创造价值实体存在的物质条件，创造价值物质承担者。(2)活劳动同它所创造的单位商品价值实体之间完全是同质的、是同一单位。只不过一个是流动的、活动形态；一个静止的、对象化形态。劳动生产力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完全以一种异质的因素参与单位商品价值决定。异质的生产力所以能决定同质的商品价值变动，不是因为生产力本身能够生产出价值，而仅仅因为它能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生产任何使用价值都耗费了一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生产力决定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反过来就决定了单位使用价值中所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单位商品的价值。(3)由于活劳动与其所形成的商品价值实体之间是同质的，同一单位的形态变化，活劳动与价值是一元函数关系；生产力对单位商品价值的影响是多元的，这是由于制约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53-54、59-60、53．）所有这些因素的投入都能决定价值量的变动。就劳动生产力是决定商品价值变动因素而言，同样存在一元和多元关系。各种生产要素所以能够影响单位商品价值或价格变动，是因为这些生产要素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变动，它们通过生产力的变化间接影响单位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变化。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具体劳动的构成要素，它们只有作为生产力，还原为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才能对价值变化发生影响。马克思曾分析了作为管理的协作、分工是一种生产力；机器及科技在工艺上应用是推动生产力提高的强大动力；不同肥力的土地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的差别，决定了级差地租的存在和地租量的变动。(4)活劳动和生产力是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变动的因素。活劳动投入多少决定了价值量多少，价值与活劳动量成正比；劳动生产力并不象活劳动创造价值那样，增加价值；相反它们只能减少单位商品的价值，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　　

　　4.价值决定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质和量的关系，随着劳动生产力的状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规定。在劳动生产力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是固定不变的，必定存在这样的规律：(1)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同方向、同比例增长。使用价值增加多少，价值量就增长多少。按固定价格计算的“总产值”这个量既代表一定时期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作为计量使用价值总量的一个基本综合指标；(2)在单位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活劳动增长导致使用价值增长，也导致价值增加。所谓商品价值与活劳动成正比的规律，实际是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同步增长与活劳动成正比的规律；(3)由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的性能、质量、功能、结构、体积或重量成为决定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基本因素。随着技术进步，新的工艺、设计使新产品较同类旧产品的性能更好、质量更高，结构更复杂、功能更全，因而价格更贵。以产品的质量、性能、品牌差异为基础的非价格竞争，已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形式。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品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这是为经济发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以计算机工业为例，随着计算机从以电子管向晶体管，然后向以硅为基础的集成电路的转变，极大降低了成本。1965-1971年间，由于成本大幅下降，每一个晶体管的价格从2美元下降到不足3美分。在德国，价格下降更为剧烈，从1965年的2马克降到只有0.002马克。第一台美国计算机的成本为200万美元，它的全部功能现在可以由成本不过50-500美元的微型计算机承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经济出现，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产生了巨大的盈利下降的压力，这迫使全球厂商尽一切努力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全球市场上绝大多数制成品，原料、能源、农副产品、服务的价格都在大幅下降。正如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所说：“一切都只会越来越便宜。”（注：21世纪企业革命[N]，参考消息，2000-8-28．）当然，现实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与物质生产规模总是同时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快于使用价值总量增幅，商品价值量必定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幅低于使用价值总量增幅，商品价值总量会增加。　　

　　5.劳动二重性不仅决定了商品价值决定的二重性，也决定了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结构的二重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商品价值形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工人通过自己的具体劳动将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的抽象活劳动将新创造的价值即v+m加到新产品中去。我们知道，商品价值有两部分：一是由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的物化劳动或旧价值即c；另一块是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商品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即v和m。商品价值W=c+v+m。马克思认为，体现劳动二重性原理的价值决定规律必须表现为商品价值结构变动、价值总量变动，表现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旧价值和新价值的变动。(1)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条件下，随着活劳动的增加，商品价值结构中v+m的比重会上升，商品价值总量会增大。商品价值结构中的新价值与生产商品的活劳动成正比，与生产商品的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2)在企业活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会增加c在商品价值结构中的比重，扩大商品价值总量。(3)如果企业劳动生产力不变，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资料价值下降了，在活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c在价值结构中比重会下降，商品价值总量会减少。表明体现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动，只会导致工资变动，改变v+m中v和m的比重，不会改变新价值。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决定商品价值结构和价值量变动的因素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正是沟通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的价值规律二重性的最突出表现。　　

　　三、完整、准确地理解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对劳动二重性和价值规律二重性原理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目前流行的各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些观点认为，坚持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现象，它忽视了劳动之外其它生产因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它无法说明经济信息化、网络化、生产自动化的高科技时代商品的价值创造，无法解释高度自动化企业中，活劳动越少，获得的利润反而更大这个事实；它还忽视了科学家的高度复杂的劳动较一般普通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具有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总之，在否定论者眼里，不论从劳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看，还是从价值规律本身的质的规定性来看，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完全过时了。　　

　　否定论者的上述看法并非鲜见，而是从西方100多年来否定劳动价值的各种“庸俗价值论”的故纸堆里捡来的。西方学者通常将投入商品中的资源或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管理……等要素看成共同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如“生产要素价值”论通常把建立在边际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函数作为立论的依据，至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础则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按照劳动二重性原理，“生产要素论”的根本错误是混淆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界限，将参加具体劳动过程的一些要素描绘成价值的源泉，它同其它生产要素，如生产工具、自然力、人力资源、技术、土地、知识、信息等资源共同结合起来生产使用价值；各种非劳动要素对于使用价值生产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们毕竟只是物质生产要素而非价值生产要素，不能将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生产过程混为一谈。生产函数在性质上只是描述了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作为具体劳动过程的各种要素的投入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出之间的技术或工艺关系。生产函数公式不能作为论证价值决定的价值生产模型。　　

　　假设生产资料或各类非劳动生产要素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它们究竟怎样生产价值呢？先假定它们以各自实物形态参与价值创造。如资本是以先进设备、原料、能源，土地以土地肥力，劳动以各类异质的熟练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参与价值创造。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完全是异质的，价值产品是同质的，完全异质的生产要素又如何能生产出同质的价值产品呢？我们又怎样根据生产函数公式计算出各类完全异质要素各自生产的价值份额呢？当然，可以将生产要素还原为同质单位，还原为各种要素的价值或价格，如生产资料价格、资本价格、劳动价格……于是，“生产要素论”便转化为“生产要素成本论”或生产费用论。从商品价值结构看，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是商品总价值的组成部分，生产费用不外是一定生产要素的价值，说商品价值由这些要素的价值决定，不就等于说价值由价值决定。这纯属循环论证。进一步地看，“生产费用论”还混淆了成本和收入的界限。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息，劳动价格的工资，土地价格的地租是一些收入范畴，我们能够说商品价值是由收入决定的吗？有人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说明生产要素对产品价值创造的贡献。如所谓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外是一定的工资，工资虽然是价值的组成部分，但它不能决定价值的变动。如果这样的话，西方经济学公认的利润和工资成反比的原理就不能成立。至于资本边际生产力更是荒唐的概念。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和剑桥学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了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是建筑在循环证明之上的。因为，如果资本投入的边际增量增减对产量的影响必须加以计算的话，由于所谓“资本货物”是异质的，这只能借助货币来进行。但要确定资本投入量的价值或价格，必须以有关工厂和设备的利润率为前提，而生产资料价格就是资本投入量。也就是说，为了证明生产要素的贡献份额，决定利润率的边际生产力还得由利润率来计算。出路只能寻找各种生产要素中一种共同的、与货币无关的价值实体，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现在看来，价值的生产函数只能依据劳动二重性和价值规律二重性原理，它的内容只体现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活劳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价值生产函数，无法证明生产资料是生产价值产品的力量，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如果是价值创造的因素，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这些要素的投入应像活劳动投入一样引起商品价值的增加，即能带来边际产品价值。只有在不出现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条件下，要素投入才能带来边际价值。因为这时，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同方向，同比例变化的，边际价值与边际实物量一同产生。虽然要素投入会引起商品量的增加，即带来边际产量，但它并不一定带来新增价值或新价值。从生产资料与产品价值关系看，生产资料在商品生产中通过具体劳动过程将自身原有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其中并不包含任何新价值的元素；生产资料只有丧失存在于原有使用价值中的价值，才能把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以它原有价值为限，它们原有价值是多少，就只能转移多少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是自然原有的，本身没有价值，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从生产资料使用，特别是机器的运转看，更不存在任何边际价值。机器在使用中存在自然磨损和无形损耗，存在因技术进步发生的固定资本贬值，因而它所带来的价值是不断减少的；机器的唯一功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先进设备的使用、生产资料效能的改善，只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越来越便宜，而不是越来越贵。认定生产资料能创造价值，就是肯定技术进步条件下单位商品价格会变得越来越贵。生产要素的投入只能带来边际实物量，不带来边际价值，如果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幅度大于商品使用价值的增幅，则只存在负边际价值。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推翻了植根于西方生产函数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先进生产资料及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具有不断降低单位商品价值的功能，它们也具有减少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作用，具有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使资本无限增值的能力。但这种使资本增值的能力本质上是具体劳动的功能，是生产力的增长；它不同于价值形成和价值创造，不能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从物化劳动具有提高生产力，从而生产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来推断它们就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或创造者。我们知识，先进设备的使用所以能成为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力量，不是因为它能生产价值，而是在于：(1)如果生产资料，其中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是新价值源泉的话，经济实践势必同这种虚假观点相冲突：高效能机器的使用、技术工艺的推广、先进设备的应用以及丰饶的土地，不应当引起生产费用的下降，不会造成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从而在一定条件下引起商品价格下降。(2)如果认为先进设备的使用使产品更贵的话，就没有资本家愿意使用先进生产资料了；因为使用先进设备使产品更贵，商品在市场上就难以卖出去，资本的竞争规律，即最大限度的盈利便成为一句空话。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是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企业，它的产品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产品价格比其他企业同类产品价格更便宜而不是更昂贵。(3)从资本的利润率P=m/(c+v)来看，如果认为C的使用会使价值增加，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功能，等于认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一样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样，C的增加应当会提高利润率。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提高利润率不惜一切努力节省物化劳动，减少不变资本的使用规模。全部问题的关键是：先进设备的使用，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如果认为生产资料能直接创造价值，能直接生产利润，就等于肯定劳动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力量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力量，其结果是得出具体劳动等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等于价值的荒唐结论。这无疑就否定了价值与活劳动成正比、与生产力成反比的规律。　　

　　马克思并不否定生产资料及各种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在他眼里，活劳动是形成商品新价值的源泉，生产资料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活劳动的吸收器。一种商品没有价值可以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丧失了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也就丧失了。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是商品价值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活劳动和生产资料都是价值创造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外，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同活劳动一样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变动，它也是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看不到生产资料及非劳动因素在价值决定中作用是片面的，许多人在赞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了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要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依据，完整、准确地理解价值决定的问题。既然劳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决定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完全有理由认定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决定的因素，但绝不能因此断言，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一样是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源泉。活劳动创造价值实体或价值本身；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本身，它只是决定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实体形成以后与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决定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的分配规律。　　

　　弄清楚了生产资料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才能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在价值决定中的意义，也才能看清所谓“知识价值论”的荒谬性。马克思、恩格斯较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更出色地分析了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作为潜在生产力必须通过技术、工艺应用于物质生产中，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指出了科学技术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是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作为生产力，而不是作为价值创造者来发挥作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论断，但却以此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提出科学技术是新价值的源泉的错误观点。在高科技时代，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仍然是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而且只能是生产工人的活劳动。科学技术只是直接创造使用价值，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也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工程师、科学家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当其还原为一般抽象劳动时，也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无论是科学家的劳动，还是普通人的劳动，无论劳动是否具有创造性，都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的复杂性只属于具体劳动，它们在创造财富时只是代表了劳动效率的高低而已，劳动的复杂程度不是决定价值的因素。当然，科学技术作为影响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已成为降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最主要原因，科技进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商品越来越便宜，科学技术已成为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最重要手段。　　

　　认识到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单位商品价值决定的作用，使我们能依据马克思提出的超额利润理论，科学地解释人们经常困惑不解的为什么自动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尽管其活劳动越少，所获得利润越高这一问题。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它的个别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其个别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所以，它除了能获得平均利润之外，还会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高自动化企业的高额利润主要不是由本企业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它的利润的绝大部分是超额利润，来源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分割；在所谓完全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中，企业的可变资本为零，企业的个别价值等于所耗费生产资料价值，即W=C；但这时，只要它仍然按同一部门其他“有人企业”产品价值出售，而且这个市场价值必定大于“无人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利润无人经营了。这就是说，“无人工厂”的全部利润都是超额利润，它不再由本企业创造了，而是来自它所在部门其它“有人工厂”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一个部门全部企业都成为“无人工厂”，全行业产品价值等于所耗费生产资料价值，就不会有人经营这个部门。要是社会需要有人经营这个产品，就要允许该行业产品在W=C之上加价出售，而且价格加到该部门获得平均利润为止。因此，这个部门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全部来自其他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全社会都成了“无人工厂”，那么，所有市场经济的形成，如价值、价格、货币、资本、利润，即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消失了。从方法论上看，所有否定劳动价值的观点都犯了李嘉图犯下的同样错误：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但他对各种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是直接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原理出发，证明各种复杂经济现象直接符合这一原理。殊不知，劳动价值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复杂经济现象，必须经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有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决定了价值规律内容不能纯粹直接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一定具体实现形式而存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最出色的贡献是：他从劳动二重性原理出发，揭示了价值规律二重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范畴。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凝结劳动二重性和价值规律全部内容，它是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形态，即：(1)它说明了价值转形，说明了市场价值、生产价格以及由资本竞争规律决定的供求规律和市场价格机制，同时也说明了垄断价格形成及形式。(2)运用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能深刻揭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特点，说明二者在价值决定中不同性质的作用。(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借助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本质产生的全部复杂经济现象，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趋势。(4)所谓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市场经济复杂现实的看法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明确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形态。正是这一现代形态的劳动价值论才是较西方所谓的生产函数论有用得多、合理得多的经济分析工具。马克思正是凭借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才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传统价值论的缺陷，从而揭穿了西方形形色色否定劳动价值理论观点的不合理性、虚伪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Fro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Economic Thoughts　　

郭箭　　

【作者简介】郭箭，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上海200083　　

　　郭箭（1973—），男，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本文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英文摘要】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embodied in epistemology.Because ofthis difference,the two economic thoughts are quite differentin some basic ideas such as economic rationality, diversityand the concept of process and time.　　

【关 键 词】进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均衡/演化　　

　　 evolutionary economics/neoclassicaleconomics/equilibrium/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952（2001）01—0011—06　　

　　进化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分支，目前已受到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与进化经济学的兴起　　

　　现代进化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吸收了众多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主要的有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熊彼特主义以及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以技术和组织创新为首要特征的演化的动态系统，并把创新（技术进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必须在一个演化的体系内进行（熊彼特，1990）。现代的进化经济学家们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并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许多被熊彼特本人所忽略了的领域，进化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还由此开创了“新熊彼特学派”。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是另一位对进化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一概念不仅成为进化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进化经济学自身理论框架的一个基本支柱。　　

　　进化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长期居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70年代以来开始陷入持久的理论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它也进一步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被他们当作经济运行的常态的均衡的研究上，而将技术变迁视作一个完全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定的、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得对技术变迁的源泉、 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Freeman，1994）。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想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从而最终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在这一背景下，以纳尔逊（Nelson）、弗里曼（Freeman）、多西（Dosi ）等人为代表的进化经济学家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因此，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和手段，还表现为更加根本的认识论上的截然不同。　　

　　 二、两种经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体现在认识论基础的不同上　　

　　一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而这一时期正是经典物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因而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了经典物理学的显著影响，在理解和处理经济世界的问题时很自然地借用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马歇尔曾提出研究（经济学）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相似之处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瓦尔拉斯（Walras）更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象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物理”科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此后的数10年中物理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本身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却仍严格遵守着其最初形成的规则。　　

　　上述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就像物理学中认为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趋于均衡一样，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市场中通过供求力量的作用各种经济过程最终必然也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阿罗 （Arrow）和德布留（Debrew ）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两人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均衡应当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意外情况。由这一认识又进一步引致了新古典学派在研究上的另一基本态度，即崇尚实证主义，只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试图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中间过程，因为“均衡……是任何特定的经济过程‘倾向’的结果”，因此，“应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事物经历特定变化之后的‘永久状态’上，出于进行一般分析的目的，把‘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排除在外”（注：米尔盖特：《均衡：概念的发展》，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93 ～194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被许多古典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发展首要推动力的技术变迁从一开始就因为被当作“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而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外。　　

　　相比而言，进化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认识体现了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的思想。就像其名称所揭示的那样进化经济学首先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的。不过，在其后来的发展中，进化经济学家们又广泛借鉴了其他的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如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进化经济学的哲学认识基础。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其基本观点是自然界中各物种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将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进化经济学家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经济中的情况与自然界相似，企业（生物学中物种的类比物）在市场上也存在相互竞争，赢利的企业将不断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将收缩衰落直至被淘汰出局，这就是经济中的“自然选择”。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创新以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因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纳尔逊和温特，1997）。这一点决定了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均衡只可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首先，在竞争中总有企业被淘汰，也总有新的企业通过创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其次，即使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供求力量和价格信号的引导市场可以达到均衡，但广泛存在的随机因素将导致环境经常地发生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创新）；最后，创新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而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创新都将引起与之相关的企业行为的变化，并进而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与行业结构。　　

　　另一方面，自然选择也决定了经济体系必然是不断演化的，这是由于生存的压力将迫使企业尽可能作出（它们认为）最能够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决策，那些作出了错误决策的企业将被竞争所淘汰，由此将促使生产方式、市场结构、经济体制等向着适应于环境变化的方向演化（注：需要指出，无论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这种演化都不能被理解为“进步的发展”，它只表明了一种朝着适应环境方向的变动趋势（古尔德，1997；熊彼特，199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那种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熊彼特，1990）。这也就意味着对演化过程和演化机制的探讨比研究均衡状态更具有一般意义。　　

　　由自然选择思想进化经济学家还得出了另一重要结论，即技术创新必然是内生的。由于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生存压力，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因此它就不再是一个仅取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纯技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对创新投入、创新规模、速度、时机、方向等问题的考虑如同对资本或劳动力投入等传统问题一样首先是由企业依据自身的经济目标确定的，也就是说技术逻辑是从属于经济逻辑的。同时， 由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又形成了企业进一步发展时的重要投入（Freeman，1994）。　　

　　 三、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差异　　

　　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的理论推导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展开。概括而言，两者在理论框架上最主要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解上。　　

　　 1.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符合帕累托最优要求的均衡状态被认为是一种常态。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在长期内均衡将可能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动只是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移动。这是因为，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将正确地预期到环境的变化及其可能的影响并最优化自己的行动，使结果符合正确的预期，从而达到新的均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尔普斯认为正确的预期是均衡的基本特征（弗尔普斯，1996）。　　

　　 为保证预期的正确性，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perfect rationality）。这里完全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经济人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唯一目标；第二，经济行为人出色地掌握了与最优化决策相关的所有知识（信息）并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一假定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推演的一个支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的存在，经济学家们才可以抛开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问题的束缚，致力于对均衡和本质性规律的研究。但是，正是该假定招致了进化经济学家最尖税的批评。　　

　　进化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理性的假定在真实社会经济过程中是不可能的，因而以之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没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完全理性的隐含条件是完全信息，否则就无法知道什么是最优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最优。但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可以发现与最优决策相关的信息不仅是稀缺的（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可以得到或根本无法得到，如许多私人信息），而且是非均衡分布的，也就是说，许多知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哈耶克（Hayek）认为知识从本质上讲是分散的， “基层”的知识往往仅能被其直接参与者所掌握， 而任何更高层的人则无法得到，Michael Polany进一步提出了“默知知识（tacit knowledge）” 的概念，指出由于默知知识的存在，任何决策者所能得到的关于他人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　　

　　基于上述原因，进化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采用了有限理性概念，即由于知识和计算能力上的不足，人们将无法作出关于其整个一生的最优决策，而只能根据其所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就其一生中的每个阶段建立相对简单的行为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表现为对极大值而不是对最大值的追求，行为结果不仅取决于关于当前阶段的信息的搜集情况，还要受到在此之前的行为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决策模型都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隐含着对最优概念的否定，因为受有限理性制约人们将无法确知什么是利润最大化和最优决策，因此社会经济发展不会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也不一定会趋向于完美均衡状态。事实上，进化经济学最革命的成就正由此而体现，即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最优，而应积极地为更好的发展（更优）创造条件。　　

　　 2.同质性与多样性　　

　　像经典力学一样，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采用通过对少数经过精确定义现象的分析来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的方法。为满足简化分析和建立数学模型的需要，所有的企业均被假定为同质的，即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依据相同的行为规则进行运营，各企业间不存在生产技术或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显然，沿着这一假定出发，最终的市场结构必然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个市场上所有企业都面对唯一的价格并获得相同的利润率水平。　　

　　从纯粹抽象的角度讲，竞争和生存压力决定了所有企业在本质上都是利润驱动的经济行为主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所有企业看作一样的并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可以理解，但在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时仍沿用这一概念就很难令人接受了。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企业不可能知晓其最大化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全部可能的选择集合并作出最佳选择，而只能根据现阶段各自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作出尽可能好的决策。没有了唯一的、明确的最大化目标和确定的行为集合，企业遵循同一行为规则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实施以对信息或知识的垄断性占有为前提，同时对信息的垄断性占有又是创新的根本动力——这是现代企业高度重视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原因。而成功的创新不仅将进一步加剧企业间在知识存量和技术能力上的不均衡，由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还将使创新企业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并拉大与其他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尽管后进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创新等手段来消除差距，但是只要经济体系是动态演进的，完全由同质企业构成的市场结构就不可能出现。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出于组织、个体还是偶然因素的作用，任何两家企业都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创新，这就导致了创新的多样性与分散性。而保持这种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保证创造力的关键，是经济体系演化的基础。 进化经济学家认为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过程， 很容易受到各种随机因素（如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技术变动的不确定性、市场变动的不确定性等）的影响，因而其过程与结果都是高度不确定的。因此，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创新能够产生就必须设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Andrew Stirling 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证明在长期发展中多样化的体系由于更具有创造性将比同质体系产生更高的增长率，这是因为在一个同质体系中由于所有企业遵循同样的行为规则其创造性必然有限，创新风险也将非常集中；相反，在一个高度多样化的体系中，由于各个创新主体关于创新的决策和行动是分散进行的，因而是多角度的、多方向的、多层次的，这将大大降低整个系统受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 同时使系统的创造性得到足够的保证（Stirling，1999）。　　

　　 3.过程与时间　　

　　对过程与时间的理解是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争论的又一焦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的调整被假定为瞬间完成的，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坚信只要市场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经济无论如何变动最终将趋向均衡，因此经济变动的过程无足轻重，为保证注意力集中到对均衡本身以及如何消除市场失灵的研究，调整被假定为不需要时间的。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在进化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过程与时间的地位至关重要。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受有限理性的制约，每一企业都不可逆准确知识未来并采取最佳行动，而只能依据自己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对策的预测独立地进行决策。这种决策是一个适应性的“试错”过程，即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进行调整后确定当前的策略。因此，过去的演化过程将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样，今天的行动也将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所言：“目前的现实中可以被观察到的规则性应当被解释成……过去情况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还被解释成一个阶段的特点，从那个阶段，一种很不相同的未来将依靠那些同样的过程而出现。……一切已知的现实都应被看作是以前一项重大事件不断演化的结果”（注：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5页。）。　　

　　基于上述认识，进化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经济演化的结果并非唯一的，不同的演化过程将导致不同的现实。由于企业的行为是由其“惯例”（routine）所决定的（企业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它可以继承也可以选择），当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它将以预期利润为标准去搜寻新的惯例。通过不断的搜寻与选择，企业随时间而演变。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搜寻的结果不是决定论的而是部分随机的，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即某一时期的行业状况将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纳尔逊和温特，1997）。由此可见，对时间和过程的探讨是不能被忽略的。　　

　　 四、结论与启示　　

　　总的来看，进化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其发展的初期，尽管它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许多最新成就，但在如何将这些新思想更好地与经济理论框架的构筑结合起来方面仅仅是刚刚起步。同时，它的进一步发展还必须解决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但无可否认，该理论已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动态演化的眼光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承认，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也已经成为各种经济学流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曼（Freeman ）将所谓“新熊彼特学派”看作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在熊彼特研究精神指引下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探索的经济学家的广泛概念（Freeman，1994）。　　

　　笔者认为，把握进化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由于任何现有问题都是由过去的事实不断演化而来的，因此，在处理当前的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时不能仅注意表象而必须着重研究其所隐藏的过程与机制问题，从宏观层次讲就是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作法；其次，由于经济现象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试错”过程，因而改革必然是长期的和渐进的；再次，成功的创新依赖于企业的多样性的探索，因此必须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最后，由于市场环境不完善将导致过高的搜寻成本与调整成本，因此对政府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推进市场的培育，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 Chirs Freeman, Economics of Technology Change ［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8,463—514,1994.　　

　　[3]米尔盖特.均衡：概念的发展［A］.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弗尔普斯.均衡：一个预期性的概念［A］.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5]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M］.北京：三联书店，1997.　　

　　[6]Andrew Stirling.On the economics and analysis ofdiversity,SPRU［R］.working paper No.28, 1999, http: // www.sussex. ac.uk/spru/.　　

　　[7]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Comment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Dispute about the Working in the value Theory of West Economy　　

杨玉生　　

【作者简介】杨玉生(1942～)，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　　

【内容提要】评述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并对这个争论在我国的影响作一阐述。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　　

【摘 要 题】劳动价值论　　

【英文摘要】This text is commented and fells the dispute of the value theory that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of west economy works about Marx,and makes and explains the influence in our country of this dispute and tells.Developing Marxist theory of work in the value can't seek the outlet from the value theory of capitalist class economics in work value theory.We can only move forward this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s own development.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Work in the valve theory/The west economics/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1-0055-13　　

　　在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直是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一方，主张在经济分析中仍然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经济学方法论，分析和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课题，并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各种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一方，则以劳动价值论不适于对现时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为理由，主张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坚持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谓非现实性做了种种非难。　　

　　西方经济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由来已久，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问世之日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一直没停止过对这个理论的攻击。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在起劲地、变本加厉地攻击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并无多大的变化，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扬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一百多年前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扬的基本观点。尽管花样翻新，却万变不离其宗。　　

　　本文题为《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拟对从庞巴维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试作评述，并对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对我国的影响作一阐析。　　

　　 一、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　　

　　庞巴维克是19世纪晚期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凶恶敌人。他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End Of His System》）一书，是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和否定马克思经济理论之大成的代表作。庞巴维克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虽然该书已出版了100多年，除了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写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尚未对该书作过系统的批判。而当代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难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常常从此书中搬取进攻的武器。因此，有必要对此书作一系统的评论。　　

　　庞巴维克的基本论点是，如果价值仅以劳动含量为基础，那就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的价格和利润。如果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和利润结构，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工人剥削的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崩溃了。他认为，马克思未能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这是他失败的要害。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中批判过企图把“马克思建立的坚固的大厦举到空中，弄得粉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洛里亚，指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总是把价值看成是交换中确定的价值，价值和价格是等同的。“每一种商品有多少种价格就有多少种价值，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如果有人还要进一步提出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那就是一个傻瓜。”[1](25)P1010　　

　　庞巴维克在其《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具有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特点。由于他把价值混同于价格，他不能理解《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的关系，不能理解从价值到生产价格、从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因此，当他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论述间存在差异的时候，便大叫所谓马克思理论的“自相矛盾”，科学上的“自杀”等等。　　

　　庞巴维克写道：“在《资本论》第1卷坚持并极力强调，所有的价值都以劳动为基础，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的一切价值都同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而唯一地从商品内在交换关系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们被引导到‘从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开始，以便探索隐藏在其中的价值’。我们被告知，以一种严格的三段论式的结论并强调毫无例外，把两种商品确定为交换中的等价便意味着二者之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因此，在这两种商品中每一个都是可通约的。因此，所出现的暂时背离或偶然偏离地对商品交换规律的违反，体现同一劳动数量的商品在原则上必须在长期相互平衡。而现在，在《资本论》第3卷中，我们却被明确地、冷冰冰地告知，务必不能而且从来不能依据《资本论》第1卷的教导进行交换，个别商品按照不同于在其中所物化的劳动的比例同其他商品交换，而且这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必须的和长久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2]P29-30　　

　　不难发现，庞巴维克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其生产价格理论完全对立起来了。他完全抹煞了价值同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以及剩余价值率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作的价值分析，是在最抽象的形式上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因此他抽象掉了暂时与问题无关的次要的经济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P(23)P8因此，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假定了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资本周转的速度相同，劳动的同质性等等，而这些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上是不相同的。但为了在最纯粹的形式下考察经济活动，又不得不做这样的假定。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则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生活，就需要把原先暂时存而不论的经济现象纳入进来，一并加以考虑，考察在存在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发生了从价值到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在这里，价值规律是通过生产价格规律起作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之流不懂得或根本否认这个转化问题，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对立起来，只能表明其庸俗性。　　

　　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重点评述了马克思的如下四个论点：　　

　　第一，即使个别商品按价格高于或低于其价值出售，这些相互的波动会互相拉平，而且就商品本身而言——考虑所有的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量仍等于它们的价值总量；　　

　　第二，价值规律支配价格运动，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使生产价格下降或提高；　　

　　第三，价值规律支配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尚未完成的原始阶段的商品交换权力；　　

　　第四，在复杂的经济制度中，价值规律调节生产价格，至少间接地和最终地调节。因为有价值规律决定的商品总价值决定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的数量从而调节一般利润率。　　

　　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论点都同其一系列其他论点相矛盾。　　

　　下面是他的评论：　　

　　(1)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坚持，在进入商品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同体现于单个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之间有某种联系。相反，在许多地方强调地说，进入一种商品生产价格的剩余价值量（平均利润）同生产特殊商品的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关，而且实际上基本不同于特殊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把他所描述的价值规律的影响同价值规律的特殊函数联系起来（按照价值规律的原理，价值规律决定不同商品的交换关系），而同另一个假定的函数，即同所有商品价值的加总联系起来。在这个应用上，像我们自己所确信的，价值规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2)那么，第二个论点，即商品的总价值决定总剩余价值，是否真实呢？毫无疑问，剩余价值并不代表国民产值总量中的一个固定的或不变的份额，而是国民生产总值和支付给工人工资间的差额。因此，商品中物化的总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仅由其自身来规定剩余价值量。它至多只是一种决定工资率的因素。实际上，这也没有遵循价值规律。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无条件地坚持价值规律决定工资率。他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并进一步指出，为了维持工人个人和其家庭的生计，需要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变成了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可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却被迫作了重大修改，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这样的事实，即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可以按偏离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价格出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说，资本的可变部分也可以偏离其价值。换言之，工资可能永久地偏离与物化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劳动量相适应的比率，或者，永久地偏离价值规律的严格要求。因此，至少有一种决定因素是同作为决定总剩余价值因素的价值规律不相容。　　

　　(3)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总剩余价值调节平均利润。但是，显然，总剩余价值仅仅提供一种决定因素。而另外的因素——社会现存的资本存量——是作为第二个决定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它同第一个因素及价值规律无关。例如，若总剩余价值为150先令，各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均为100%，那么，若所有部门所花费的总资本为1,500先令，利润率便为10%；若总剩余价值保持不变，总资本提高到3,000先令，利润率便下降到5%；若总资本仅为750先令，利润率就将提高到20%。因此，社会资本存量便进入了影响链。这同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　　

　　因此，必须作进一步的结论：平均利润率调节具体的平均利润量，具体的平均利润量则随特殊的商品生产而增长。但这只有在对前面的一些论点确定某些约束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说，随着某种商品生产而增长的平均利润总量是两个因素的产物：投资的资本数量乘以平均利润率。而在不同阶段上投资的资本量又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给予劳动报酬的劳动量和所支付的工资率。而后面这两个因素是同将起作用的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　　

　　(4)关于马克思的第四个论点，即平均利润必须调节商品的生产价格，只有在作下面的纠正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平均利润只是同所花费的工资一起决定价格的因素。而在工资中，像刚刚说过的，有一种外在于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因素，在价格决定中同其他价格决定因素一起发挥作用。　　

　　在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发表后不久，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希法亭发表了一篇题为《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的论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责难。　　

　　希法亭写道：庞巴维克的错误是他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而这种混淆是由于他自己的理论使然。在庞巴维克看来，只要价值和价格不是同一的，个别商品的价格同其价值的永久的偏离，就是同价值规律的矛盾。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并没因《资本论》第3卷的资料而被取消，而仅仅是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作了修改。　　

　　另外，希法亭指出，庞巴维克不但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而且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本身表现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数量决定关系，即一种一定量的商品同另一种一定量的商品相交换。但是一件上衣是同20码麻布交换还是同40码麻布交换，不是一个机会的问题，而是依赖于客观条件，依赖于包含在上衣和麻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庞巴维克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按照马克思的观念，价值是一种客观的数量上确定的量。庞巴维克之所以忽视这一事实，是因为他从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概念出发而缺乏这种数量的确定性。　　

　　针对庞巴维克总剩余价值不能调节平均利润的观点，希法亭则指出，马克思自己对此作了严肃地回答。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一般利润率的变化只能是这样发生：或者由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或提高；或者由于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发生变化。在这里，因为变化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引起，所以必然由总资本，而且是由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引起。这个不变部分的量，从技术上看，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成比例增减，并且它的价值量随着它本身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这个价值量也与可变资本的量成比例地增减。如果同量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劳动就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可见，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一定发生变动。因此，对两种情况来说，下述规律都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它本身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但一定有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3](25)P288-289　　

　　应该说，希法亭在这里对庞巴维克的驳斥是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的。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论观点的庸俗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论所谓“马克思体系的错误的第4章”，庞巴维克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写道：“马克思应当转向经验，以证明必然表现于经济事实的某种命题的正确与否。换言之，他应当给出一个纯粹的经验证明，以支持适合于经济事实的命题。可是，马克思没有这样做。而且，也不能说，他忽略了这种可能和某种适当的知识和信心的来源。《资本论》第3卷的推论证明，他完全认识到经验事实的性质，以及这些经验事实同他的命题相反。他知道，商品的价格不同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成比例，而同生产它的总成本成比例，总成本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因此，他并非偶然地忽略了他的命题的最实际的证据，而且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2]P66　　

　　庞巴维克所说的经验事实，说到底，只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他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应该停留于这些表面现象上，像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仅仅做对表面的经济现象的分析。反之，不这样做，就是不科学的。而实际恰恰相反，马克思以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透过表面的经济现象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使他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界，发现并指明了商品价值与其生产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庞巴维克囿于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界，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却反诬马克思忽略经验事实。这不说明别的，仅仅说明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与肤浅。　　

　　接着，庞巴维克具体论述了同马克思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精神的方法。在这里，充分表明了庞巴维克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的基本特征：　　

　　“但是，还有另外的完全自然的考察和证明这些命题的方法：精神方法。我们可以凭借演绎和归纳的结合，把这种方法大量应用于我们的科学，调查引导人们进行交换活动的动机，以及引导人们决定交换价格的动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调查哪些因素引导个人在其生产中合作；由这些动机的性质可以准确洞察这些动机的特殊的活动方式。可以设想，某种联系应当是正常需求所接受的价格同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量之间的结果。这种方法经常会在完全类似的问题上产生最好的结果——对供求规律的通常证明，对生产成本的通常证明，以及依据这种方法解释地租。”[2]P66-67　　

　　庞巴维克特别反对马克思把商品归结于劳动的产品的论点。他说，如果马克思在其要点上，不把他的探讨仅限于劳动的产品，而且也在交换的“自然的赠予”中寻求共同的东西，那么显然，劳动就不能是共同的东西[2]P6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述商品价值作为某种共同东西的属性时写道：“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3](23)P50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庞巴维克做了如下的评论：　　

　　相对于需求而存在的稀缺性不也是一切交换物品的性质吗？它们是否服从于供给和需求呢？它们是否被占有呢？它们是否是自然产品呢？它们是自然产品，正像它们是劳动产品一样。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明白地这样断定了。马克思曾经在一个地方宣布，商品是两种成分，“自然物质和劳动的结合”。它们引起生产者花费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注意的性质——不是交换物品的共同性质吗？[2]P75　　

　　在这里，庞巴维克充分表现了其作为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家的突出特征。他从其固有的经济学概念出发，把商品价值归结于商品的稀缺性，归结于商品的供求关系，归结于商品的生产费用。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并没触及到商品的本质。从本质上看，商品是劳动产品，正是劳动才改变了自然物质的形式，使其成为有用产品。另外，像马克思一再表明的，供求关系只能说明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表面现象，不能揭示隐藏在价格现象后面的本质。至于生产费用也只能根据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来说明。　　

　　往下，我们又看到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论述也提出了诘难。针对马克思的复杂劳动仅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论点，庞巴维克写道：“在评价其产品时，以什么比例把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够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本身的任何固有的性质确定这个比例。”[2]P83谈到这里，庞巴维克引证了马克思的话：“它们（指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使它们等于简单劳动的产品”，“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3](23)P83“但是”，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后，庞巴维克紧接着便提出诘难：“在这种情况下，把‘价值’和‘社会过程’看成是归纳标准的决定因素的意义是什么呢？”[2]P83他断言：“这简单地意味着马克思在作循环论证。”[2]P83-84　　

　　希法亭在其《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中对此有一个中肯的评论，很值得我们参考。这里引证如下：　　

　　“简单劳动，若应用有资格的或复杂的劳动力生产上，一方面创造复杂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其应用的具体方法，它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这样，由于简单劳动被用于复杂劳动的形成，它就一方面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其产品，其使用价值，成为新的价值的根源。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简单劳动被用于复杂劳动的形成，它就是潜在的、隐而不见的。对社会来说，在它帮助产生的复杂劳动力成为一种活动之前，复杂劳动的作用并没开始发挥。这样，在复杂劳动的独立作用中，花费了简单劳动的一个总量。而且，这也就有一个对应于为生产复杂劳动力及其机能（复杂劳动）所花费的一切必要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因此，从社会观点上看（从经济的观点上看也如此），复杂劳动就表现为倍加的简单劳动。……这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据以使复杂劳动归结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是有效的。因此它提供了理论尺度的量。但是，当庞巴维克坚持，马克思应当对他的理论提供经验证明的时候，当他主张所需要的证明是由论证交换价值或价格同劳动量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时候，他混淆了理论的尺度和实际的尺度。”[4]P145-146　　

　　 二、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及对其批驳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有不少经济学家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不科学，从本质上看，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庞巴维克的观点并无二致。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德曼可作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斯威齐、曼德尔、德赛等，站出来对这些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予以驳斥，并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　　

　　 1.萨谬尔森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及对其观点的批判　　

　　萨缪尔森在1957年、1970年和1971年先后发表三篇专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是：《工资和利息：马克思模型的现代剖析》(1957)、《从马克思的价值到竞争价格的转化》(1970)和《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的价格间的所谓转化问题》。这三篇文章表达的是一个主题，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适于对现实的经济生活的分析。用萨缪尔森自己的话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不必要的弯路”，马克思的转化问题“是一块橡皮的问题”。　　

　　可以把萨缪尔森关于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做如下简要概述：　　

　　(1)根据数学分析，不能证明交换价值同商品中的物化劳动成比例，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所说的各部门有相等的剩余价值率。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经济分析毫无意义。　　

　　(2)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早期原始状态”，翻过这一页，伊甸园就变成过去了。这里土地稀少了，地租也有了，鹿和海狸也有了交换价格，并且价格比率除了碰巧具有恰恰耗费相同的土地和劳动的个别例子之外，永远脱离了商品中所物化的劳动含量。　　

　　(3)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差异性，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同质的劳动，也不能确切地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他写道：“一位妇女并不是一位男子，而且男子们也不是任何年龄的同质结合的孪生子。这样一来，使妇女在海狸生产中三倍于男子的效率，在鹿生产中二倍于男子的效率，我们怎样获得社会必要劳动量的新的数量呢？”[5]P282　　

　　(4)只有离开劳动价值论，借助于传统的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价格和分配问题。“细想想，答案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李嘉图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上想避开的充分需求均衡的瓦尔拉斯均衡体系，进展是不大可能的。”　　

　　(5)在价格决定的分析中，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在1776年或者在1970年的实际世界上，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利息（或者说利润，在不稳定性可忽略的时候，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率也并不是零。利息将作为一种成本偿付。所以，马克思从上世纪（指19世纪——引者）中叶继承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确曾期望竞争价格区别于所体现的劳动含量，只有插入包括利息的过去的劳动，才能计算出生产的实际竞争成本和价格。”　　

　　(6)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可以逻辑地描述为下面的程序：1)写下价值关系；2)用橡皮把它们擦去；3)最后写下价格关系。“如果你解开了代数的迷网并开始明白实情，你就发现，‘转化算式’恰恰是这样的形式：熟视两个互换而又不相协调的系统。写下其中的一个。用擦子将它抹去，以进行转化。然后填入另一个。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转化算式。用这样一种方法，人们可以从燃素转化为熵，从托勒密转化为哥白尼；从牛顿转化为爱因斯坦；从创世纪转化为达尔文——并且，从熵又转化为燃素……。”[5]P311　　

　　萨缪尔森的上述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一驳的。仅就其以劳动的差异性否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而言，便足可见其荒谬性之一斑。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是通过一系列商品交换过程取得同质的一般的人类等一的抽象劳动的性质的。同具体劳动的可感觉的自然性质不同，抽象劳动具有超感觉的社会性质。因此必须在社会过程中，在商品交换中去观察抽象劳动的性质。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了各自的劳动产品或商品，同时也就交换了各自生产商品的劳动。无论他们各自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在性质上多么不同，在这里必须被看作是无差别的、可通约的量。于是，具体劳动便取得了抽象劳动的性质。由于商品生产者间的技术状况不同，生产同一单位的某种商品会花费不同的劳动量。技术状况较好、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生产者较之技术状况较差、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者，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他的花费劳动较少的商品，会实现为较多的价值。而技术状况较差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者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他的花费劳动较多的商品会实现较少的价值。只有技术状况和劳动生产率处于中等的或平均水平的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实现的价值同其所花费的劳动相当。因此马克思把这种中等的或平均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劳动花费或劳动时间花费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规定，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是商品生产者之间长期竞争的结果。随着在竞争中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又会确定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萨缪尔森显然不理解或故意否认这个社会过程。他混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懂得抽象劳动的性质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萨缪尔森的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遭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驳。　　

　　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年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指出，萨缪尔森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解释为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并由此得出结论：(a)在生产中不使用任何生产资料仅仅使用劳动的简单经济中，价格与劳动含量成比例；(b)如果在生产中劳动和生产资料都需要，就有一个投入产出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投入量都必须加以考虑，因此，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也必须应用通行的利润率加权。由于在价格内包括通行的利润率，间接劳动含量必须包含利润率。这个分析是依据实物投入系数，并由此导出价格。这样萨缪尔森就相当简单地提出价格问题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必须应用利润率来计算价格，而且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价格才同劳动含量成比例。因此要计划价格完全不需要剥削概念。为了体现剥削率，萨缪尔森设想，迫使工资只达到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原因，不是马克思所讲的阶级划分，而是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增长。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模型，正如萨缪尔森自己宣称的，这种计算，只有就奴隶社会而言，才是正确的。　　

　　德赛进一步指出，萨缪尔森为导出价格，不需要了解价值关系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对萨缪尔森来说，劳动价值论的任务仅仅是求解相对价格和数量，而这同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关系是不相干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强调：“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价格机制和交换的作用在于掩饰剩余价值，使之作为利润而合理出现。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产业或部门的利润率，并不等于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表现在价格上的所有各部门间利润率的均等意味着，价格变动和资本家关于技术选择的‘行为’等都将使利润率均等。但是，相等的利润率和隐含的相对价格变动意味着，一个部门的利润可能包含向它购买或出售产品的部门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剩余价值间的联系变得复杂了，而为了对剥削作斗争，工人不能对自己所在的部门的雇主孤军作战，他们必须向整个制度作斗争。这样，价格机制就把总剩余价值瓜分为各个不同部门的利润，致使利润率均等（利润将进一步分割为利息、地租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讨论了整个问题），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利润总量这一条件，不是另一个方程式，而是马克思把价格和价值体系连在一起的一种方法。”[6]P86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内尔在《理解马克思的必须概念——头等的问题》一文中，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作了如下的比较：在马克思那里，价值被看作是对必须的表述，交换同时完成再生产所必需的分配和剩余的占有，而理解劳动力的买卖这是抓住剩余来源的关键；而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那里，交换价值被描述为有关的偏好和有关的稀缺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引导人们按协调和最优化来分析市场。　　

　　内尔具体批判了萨缪尔森按照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价值的观点。他指出，萨缪尔森由于拘泥于按稀缺性推导价值的理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简单地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萨缪尔森完全忽视了，剩余的出现只是因为它是被生产的，工人生产了剩余只是因为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劳动，或在既定的时间内进行非常繁重的劳动。剥削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关系。事情就是这样，广大的人民群众必须同意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情，以便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家庭。萨缪尔森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剩余存在，交换便需完成两个目的——重置和占有。“萨缪尔森不仅没有回答这如何能同等价交换相一致的问题，甚至他连整个问题都没认识到。”[7]　　

　　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也正确指出：“在转化问题上，马克思并不打算确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一致性，恰恰相反，他要证明，个别剥削和个别利润是不一致的，除非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因此非常明显的是，转化问题的一个目的是要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代表总社会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总量是怎样被价值的价格变形所掩盖。另一个目的是要证明活劳动如何是利润的唯一源泉。”[8]　　

　　 2.斯蒂德曼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及对其观点的批判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扬·斯蒂德曼(Yan Steedman,1941-)在1973年出版的专著《依照斯拉法看马克思》，是一部以斯拉法理论体系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代表作。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在思想观点上是相左的，在资本理论方面双方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但在对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两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却走到了一起。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斯蒂德曼说，“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分析中是多余的”，这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所说的“劳动价值论是个不必要的弯路”，何其相似乃尔！　　

　　斯蒂德曼的观点，正像他自己在书中概括的，主要是下列几点：　　

　　(1)给定生产条件和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二者都用商品的实物量来测量），就足以确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　　

　　(2)一旦知道生产条件，在各种商品中物化的劳动就能确定，因此，在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确定上，它们不起实质的作用；　　

　　(3)马克思的转化问题的答案是不正确的。不仅在生产价格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利润率方面。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竞争经济中的利润率不等于S/(C+V)（这里的S为剩余阶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实际上，由于利润率和一切生产价格不参考任何价值量就能决定。。“转化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a pseudo-problem)，一个怪想，不存在从剩余价值派生出利润、从价值派生出生产价格的问题；　　

　　(4)劳动力的社会分配不参考任何价值量都能确定；　　

　　(5)剩余劳动和利润间的关系完全可以不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就能确立起来[9]。　　

　　此外，还有一个联合生产条件下价值决定“不一致性”的问题，就是说，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可能出现负劳动价值、负剩余价值和正利润并存的悖理现象。　　

　　对于斯蒂德曼的这些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前文所述批判萨缪尔森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也完全适用。针对斯蒂德曼的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从“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分析中是否是多余的”、“价值决定是否具有一致性”、“马克思的转化程序是否是必要的”等几个方面对斯蒂德曼加以批评。　　

　　关于劳动价值论是否是多余的问题，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危机）一文中指出，斯蒂德曼并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实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有其质的分析方面，又有其量的分析方面。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个方法的妙处”，斯威齐写道，“按我理解，它能使我们达到对资本主义作为历史过程的清醒而全面的观察。……每个阶级社会都是以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划分为特征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率采取价值的形式，剥削率自身表现为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而不是利润率，是马克思确定地处理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变量。由于把剩余价值划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便能够彻底地解剖从资本主义最初时期到资本主义终结的特有的阶级斗争。”[10]P20-21　　

　　苏珊·希麦尔维特(Susan Himmelweit)和西蒙·莫恩(Simon Mohun)合写的题为《真实的抽象和不规则的假设》的论文，从马克思的方法论上分析了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该文引证了马克思如下一段关于他的方法论的论述：“我没有从概念开始，因此，也没有从价值概念开始。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分析它的任务。我由以开始的是当代社会的劳动产品借以表现自己的最简单的形式，这就是‘商品’。首先，可以确定，我所分析的是劳动产品借以表现自己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发现，一方面，它以其自然的形式是一个使用价值物，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上看，它本身就是一个交换价值。通过后来的进一步分析，我发现，交换价值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是包含于商品中的价值表现的独立方式。然后，我便接近了这个价值分析。”[10]P234-235　　

　　由此，该文指出，马克思的出发点，不是一个随意的假没，而是一个实际，即被看作是产品的社会、历史特殊形式的商品。在理论上发现抽象劳动过程不仅仅是思维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交换过程中有一个实际的存在。希麦尔维特和莫恩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把资本主义论社会生产看成是一定的历史形式的生产的理论依据。他们指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一个重要的批判，是他认为李嘉图虽然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价值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就是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性。　　

　　关于如何认识“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即所谓价值决定是否具有—致性的问题，伊藤诚在题为《联合生产：依照斯蒂德曼提出的问题》的论文中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伊藤诚认为，斯蒂德曼和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一样，在价值分析上没有分析价值形式的发展，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价值量的分析上。同时，他又根据一种错误的假设，即有多少不同的技术，就有多少不同的联合产品，并由此推出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这个假设是武断的。因为即使实际有不同的生产技术，也只能在它们中选择一个作为社会分配劳动的标准。伊藤诚为此还做了不同于斯蒂德曼的关于联合生产的产品价值决定的数量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展开论述了。伊藤诚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些借以把劳动分配于联合产品的比率，是通过以货币计量商品价值的形式无政府地确定的。用货币反复购买商品，推导商品所有者修改他们的价格，也显露出了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价格的引力中心作用。货币的这个计量商品价值形式的职能意味着，其间存在一个把劳动分配于各产业以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市场机制，并显示了每个产业中的起支配作用或代表性供给的技术条件。这种计量市场价值的货币职能，也是把劳动在联合产品中间按照其均衡价格比率分配的机制。　　

　　关于马克思的转化程序是否必要的问题，安沃·塞克(Anwar Shaikh)的分析较为中肯。在一篇题为《代数学的贫困》的论文中，塞克针对斯蒂德曼的“叉式图形”价值——价格图式，从转化的角度分析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从而批判了斯蒂德曼的“转化问题没有实际意义”的看法。　　

　　按照塞克的分析，在把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工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奢侈品）生产部门的三个部门的情况下，若第一个部门把其价值提高到其总价值以上，其他两个部门保持其价格等于价值不变，那么，第一个部门所获利润恰好等于其价格提高的总量。可是该部门出售的生产资料，在简单再生产中，在数量上等于在所有三个部门作为不变资本消耗的那些生产资料。因此第一个部门价格的提高产生了所有三个部门的总成本价格完全相等的提高。结果，所出现的情形是，尽管第一个部门提高改变其价格而改变其利润，但这不能使三个部门的利润总量发生变化：一个部门以利润形式获得的，恰是所有三个部门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失去的。同样，假定第二个部门把其总价格提高到其总价值以上，而其余两个部门保持其价格与价值相等，由于第二个部门所生产的是工人的消费品，其价格的提高，必使工人增加消费支出，假定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变，这必然使所有三个部门的可变资本支出增加，从而使所有三个部门的成本价格提高。其结果和第一种情形一样：其价格提高并未改变经济的利润总量。若第三个部门把其产品价格提高到其价值以上，其他两个部门仍维持价格与价值的相等，其结果又将如何呢？由于第三个部门所生产的是资本家的消费品（奢侈品），其价格的提高必使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增加，生产奢侈品部门的资本家收入的增加恰恰等于其余两个部门资本家消费支出的增加，即一种剩余价值的转移，因此，利润总量不变。但由于资本家消费支出的增加，在剩余价值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必减少，即资本积累率下降，从再生产过程的观点上看，利润的增加的幅度必减少，实际利润偏离直接利润。　　

　　由此，塞克得出结论：直接利润（即剩余价值）同实际利润的偏离是两个因素联合起作用的结果：第一，它依赖于资本家消费品（奢侈品）的价格同价值偏离的程度；第二，它依赖于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的程度。资本家把其剩余价值用于消费的程度越大，在消费品价格偏离其价值的情况下，实际利润同直接利润的偏离就越大。在所有剩余价值都被消费的地方，像简单再生产的情形，实际利润同直接利润的偏离将最大。另一方面，当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被用作再投资，最大限度地进行扩大再生产，那就没有资本家的收入循环，从而完全没有价值转移，总实际利润必等于总直接利润。不管个别价格——价值偏离的规模和性质如何。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劳动价值论　　

　　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论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为了更系统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观点，这里再以一定的篇幅重点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并对劳动价值论在西方国家的最新发展作一评述。　　

　　 (1)多布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逻辑过程　　

　　多布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等多部论马克思经济学的著作。多布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他不仅把劳动价值论看成是解释相对价格和分配的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把劳动价值论看成是对经济关系性质的基本表述。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在经济思想中的地位》的论文中，多布写道：“对马克思说来，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和交换条件。这是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他把生产方式作为一定社会基础和一切历史的真正根源和活动场所的历史概念而推断出来的。对各种关系的质的特性的表述与价值量问题和由价值派生价格的解答具有同样重要性。马克思分析的一个经常的任务就是揭示表面假象后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部形式，而效颦作家们却满足于市场现象。”[11]P131-132　　

　　多布正确地论述了马克思理论分析的逻辑过程：“在《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是根据商品按其价值相交换的假定来处理价值问题。在这一阶段，他的分析只是关心资本主义的最一般特征，把其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方面。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并不关心个别产品和个别产业部门，而关心的是决定从总体看待的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如何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只是在《资本论》第3卷接近分析的较后阶段，马克思才考虑了画面的较多细节——他引进了影响不同部门间关系的条件，并得出较为接近于那种按照更微观的考察水平变得更为重要的差异性。尤其是，马克思注意到各种技术条件和不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而这些差别是与一致的利润率（不管资本被用于何处）的必然性（各部门间资本流动的条件既定）分不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非常熟悉的道理，作为产品据以进行交换的正常价格（或长期均衡价格）是同价值相背离的；通过剩余价值总量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再分配过程，达于利润均等化。”[11]P138　　

　　多布带有结论性地说：“在经过一个世纪激烈的、有时尖锐的、但通常一点也不理解的批评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分析的逻辑结构，以及从第1卷的价值理论高度到第3卷中价格理论的这种分析的展开，一直是完整无损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推动力的质的特征表述方面，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其他学派的经济著作所未曾提供的洞察力，这还能有很大疑问吗？”[11]138　　

　　 (2)斯威齐论质量价值论和数量价值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为数量价值论和质量价值论两种。认为经济学的任务不仅是数量的，而且也是质量的。马克思价值论的巨大创造性就在于其对价值的质量问题和数量问题的深刻认识，并同时把它们作为统一的概念结构来处理。　　

　　数量价值论，斯威齐指出，仅仅涉及阐发支配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借以交换的相对比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正统经济学看待问题的方法，简单地说，这就是交换价值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交换价值仅仅是隐藏在其后面的价值本身的现象形态。数量价值论的主要任务是表述在一定的产品和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联系，它考察支配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分配的规律。　　

　　而质量价值论，斯威齐指出，其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商品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者的眼中，采取了物与物关系的幻想的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把社会关系具体化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马克思说：“使用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2]P89-90质量价值论就是揭示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们的社会关系。　　

　　斯威齐指出，马克思从质量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出发，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一种社会范畴，把仅仅表示自然范畴的剩余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具体劳动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概念的商品的价值和生产商品价值的人类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商品是特殊的社会历史的特征。这种社会历史形式有两个突出特征：1)分工的发展；2)私人生产。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成为商品，或成为价值。作为生产商品价值的劳动总是被看作是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剩余价值。”　　

　　在具体分析数量价值论中，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所作的商品价值量的分析，只是进入数量价值论领域的第一步。按照他的看法，在数量价值论中，不仅包括商品按照各自物化劳动的比例交换，也包括竞争和需求的作用等等。他援引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海狸——鹿的例子来说明竞争和需求在商品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如果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猎人们会自由地从猎取鹿改为猎取海狸。换言之，猎人都愿意并能够通过转移他们的劳动为换取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好处而自由竞争。在简单商品生产社会，这种竞争既定，只有当每种商品的结构同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才达到均衡。反过来说，只有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被允许自由地运作，价格同劳动时间的比例才能成立。因此，竞争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理论不仅不同劳动价值论相悖，而且毋宁说，虽然有时没有认识到，它形成劳动价值论的组成部分[13]。　　

　　斯威齐非常强调需求对于数量价值问题的重要作用。数量价值论要考察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间的分配问题，这就需要认识需求强度问题。例如，若海狸只用作皮帽子，而鹿则提供社会基本食品，那么，大量劳动就将被用来猎取鹿而不是海狸。因此，若了解交换比率和劳动分配，就必须有两种认识：第一，海狸和鹿的相对劳动成本；第二，对海狸和鹿的相对需求强度。这两种认识既定，就可能决定该社会的一般经济均衡。　　

　　此外，斯威齐也把马克思的按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归入数量价值论的范畴。生产价格，按照一般规则，是从价值派生出来的。它同价值的背离，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不能解释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仅不同价值理论相矛盾，而且，毋宁说，它是价值理论的发展。　　

　　 (3)曼德尔论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比利时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le)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深刻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他深刻地指出：“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和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没有办法理解最近150年来工农业生产的神秘波动。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便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化。生产费用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变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化促成了先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须用劳动价值论加以说明。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的观点，那么，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轴心。……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人不考虑根本的理论性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这一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14]　　

　　曼德尔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的视角，揭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伟大的科学意义。他对劳动价值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做了这样的科学概括：劳动价值论早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就有其思想萌芽了，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以及当时普遍厌恶劳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能真正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于劳动。资本主义时代的出现与兴起，为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于是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相继出现，创立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他们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并没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把价值与付出的劳动量等同起来，倒不如说是把商品价值与劳动力的费用等同起来”。虽然他认为只有劳动是最后的真正的计量标准，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把劳动与工人的工资等同起来，结果就明显地陷入了循环论法：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里面所包含的劳动，而另一方面，商品里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却决定于劳动者食用小麦的数量。可是小麦本身也是商品，它的价值也决定于自己所包含的劳动。另外，斯密也忽视了劳动力的双重职能：创造新的价值和保存所用生产资料的价值，并把利润和地租看成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收入，没把它们归为一类。李嘉图虽然比较彻底地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但却不能提供首尾一贯的价格理论。李嘉图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但这不是从资本积累规律推论出来的，而是他的关于级差地租、土地生产率递减、粮价递涨和名义工资递涨理论推论出来的。由此，曼德尔指出，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李嘉图的水平，已经只能由马克思把它引上高峰了。　　

　　曼德尔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科学的伟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其主要贡献是：第一，建立了剩余价值论，从而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综合成一个伟大的体系。他把利润、地租和利息原来不相干的范畴，归并为一个根本的范畴，即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范畴；第二，制定了利润率均分、生产价格形成，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从而把基本上是静态的经济学说变成动态的学说，并发现了经济发展的主要规律；第三，制定了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理论，描绘出了经济危机轮廓，并且初步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概念做出了实际的综合。　　

　　 (4)德赛关于价值理论在古典、新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作用的比较分析　　

　　德赛在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在古典、新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不同作用做了比较分析，从而论证了马克思经济学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德赛指出，价值理论是提供一个相对价格理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同时决定，是一般均衡的存在的基本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中，德赛指出，价值理论则具有不同的作用。在这里，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要表明财富是由有用物品构成的，从而反对重商主义者仅仅把贵金属看作是财富的错误。但是，并非是一切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都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也并不常常由商品同贵金属的比率来决定的，而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相对困难。财富是由有价值的产品构成的，劳动产品之间的通过交换所确定的联系是一种有效的联系。价值理论的另一个作用是同谁获得收入、人们可能如何花掉收入的问题相联系的。这就产生了价值、积累和分配的相关性。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企图从当前的劳动投入及其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推导出一切商品的价格。按照这种古典传统，是否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劳动是否是价值的唯一的原因，一直是很模糊的。甚至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也存在许多逻辑的困难。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虑及生产结构和收入分析，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并非是不变的。随着经济增长、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品种的变化，都会改变单位劳动的价值。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人们必需假定生存工资固定，或者技术不变。现在，我们知道，在某种商品生产中，既应用了直接劳动，又应用了间接劳动，间接劳动体现于商品投入中，必须根据利润率来衡量间接劳动投入。这样，为了推导相对价格，我们必须有劳动技术和商品投入的知识，也必须有现行利润率知识。如果，再加上在生产中使用的耐用资本品，劳动价值论的计算就更为复杂了。但是，德塞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分析来解决。均衡的价格向量和商品数量向量在给定技术系数和利润率的情况下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总之，德赛指出，价值理论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作用是为所观察的价格和商品数量结构提供一种解释，二者在方法上的区别在于对静态资源分配的强调的不同。但是，它们都把研究严格限制在包括劳动的有关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事实上，为它们定价，确定积累率和技术变化率等等。　　

　　但是，德赛接着指出，价值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解释现行社会经济条件的中心，是解释生产力的增长、财富的积累的中心，是解释社会划分为一部分人为生存而劳动、一部分人占有他人劳动的两大阶级的中心。对马克思来说，价值的计算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而规定的。同新古典经济学把其模型扩展到一切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能的社会不同，马克思的理论强调经济范畴的历史相对性。对马克思来说，价值关系在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不适用的，它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当然也存在价值关系。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自由地使他们自己受雇于支付最高工资的资本家，雇主也自由地雇用工人。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但在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中，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社会阶级的人的交换。劳动者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个经济关系被表面上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了。在交换中，工人获得一篮子生存资料，而资本家则获得对工人劳动力一定时间的支配权。在劳动期间，工人支付的不是潜在的劳动能力而是实际的劳动。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二者间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寻找劳动力商品，其目的在于获取剩余价值。　　

　　 (5)邓肯·K·弗利和迪梅尼尔·热拉尔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邓肯·K.弗利和迪梅尼尔·热拉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个强调货币和劳动时间之间关系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把货币和劳动时间相联系，一方面可以保持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间的精确的数量关系，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工资总量和利润总量（包括利息、收费和商品税）间的精确的数量关系。他们又把它看作是“转化问题的新解”。而且，依照迪梅尼尔的观察，这实际上消除了“转化问题”。在2000年《激进经济学》杂志第2期上，邓肯·K.弗利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价值论的最近发展》的论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里，对其理论观点略作评述。　　

　　弗利和热拉尔认为，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货币代表社会劳动时间的思想。因此，可以应用一个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尺度，按照商品生产的总量水平，确定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核算中转变成为劳动流量的货币流量，或者相反。这种对待劳动价值论的新方式无需再对基于物化劳动系数的分别核算了。　　

　　这种新方式的提出主要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是在生产中活劳动的支出把货币价值加之于生产的投入（马克思反复地说到生产投入的货币价值仅仅由于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而被保存这一点）。经济中一个时期的生产所增加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国内（或国民）生产净值。这样，便可给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下这样的定义：按现时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净值同经济在整个时期所支出的活劳动的比率。　　

　　他们强调指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虽然清晰地联系了货币和劳动时间，却并不依赖于任何关于经济中运作的特殊的货币制度的假定。特别而言，对于一个像金本位那样的商品——货币制度来说，或者，对于基于像20世纪晚期的那些货币制度的国家信用来说，它都同样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在金本位下，可以通过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的新生产的黄金的价格来决定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而在国家信用的货币制度中则通过规定国家未来的偿还能力来决定这种表述。这些决定机制是相当不同的，但在每种情形中货币都被看作是社会劳动时间数量表述的函数。　　

　　由此，他们指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允许人们解决广泛的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问题。例如弗利和热拉尔提出，一般说来“劳动力的价值应被计量为货币工资同货币表述的劳动时间的比率，而不是工人所消费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由于这个定义，只要把剩余价值看作是生产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总和，便无需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剩余价值加以证明了，因为所支出的总劳动的有酬部分和无酬部分从定义上看等于工资和国内生产净值中的总利润份额。结果，被测量为总利润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剥削率同相应的以劳动时间等式所表述的比率是一致的。　　

　　根据他们所提出的劳动时间货币表述的新概念，他们又定义了劳动价值论的相关范畴，并把它们看作是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因而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总利润和无酬劳动间的数量等式。他们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概念是一种“解释”，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劳动价值论的关键的抽象的定义。　　

　　他们认为，新解释的定义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方法论的进步，它是完全普遍适用的，因为它同任何价格形成理论（包括，但严格的，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利润率理论）是一致的，它开辟了一种解释马克思理论的实质部分（其对相对剩余价值讨论，归纳出资本主义的技术变化，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或者，例如其资本循环理论）的途径，把它看作是可以检验的经验假说，而且可以把它同广泛有效的统计数据加以比较。它开辟了新的按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的经验——理论著作的途径，例如考察一国汇率同劳动的相对货币表述的关系。　　

　　在其最初试图这个价值概念的新解释的时侯，迪梅尼尔和弗利都尽力表明，在特殊的生产模型中，例如在纯粹资本循环的模型中，它将如何起作用。新解释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可操作的和（涉足上面提到的测量问题）可以在任何实际经济中进行测量的清晰的劳动时间货币表述方法，不管由于周转时间或联合生产活动的概念使其生产制度如何复杂。既然新解释仅仅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严格的理论概念系列的定义（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述），那么就可以把它同构成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假说的其它范围广泛的定义（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引致技术变化、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他们指出，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过去20世纪最后10多年里获得了更为精确而丰富的经验的／理论的发展的成果。在森查克(Senchak,1983)、阿扎里(Azari,1996)、马特休斯(Matthews,1995)、阿尔米(Alemi,1997)以及迪梅尼尔(Dumenil)和弗利等人的著作中，按照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的新概念，阐述了剥削率和资本循环以及其他参数。特别是，他们把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加以引申，把不变资本和投资资本存量的货币计量转变成为劳动时间等式。例如，把所掌握的购买中间投入品的货币流量（它是为创造国民收入账户而从企业账户获取的，而且以例如美国制造业普查机构的普查数据的统计为依据），被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除，以获得一数字，并以劳动时间单位命名，代表不变资本循环的时间等式（注：为理解在上一节循环资本模型的这一点，要考虑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μ，在这里将定义为：附图　　

　　如果现在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等式分别定义为：附图　　

　　注意，在上面提及的退化的情形中，排除：附图）。如果我们这样对待具有单一周转率的经济，那么，不变资本的这些劳动时间等式就将满足马克思的总价格和产出价值间数量相等和平均价格利润率和价值利润率间相等的要求。　　

　　他们认为，这一切表明，劳动价值论是大有希望的。　　

　　对这种所谓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作什么评价，尚需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深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旨在对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新探索，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道路前进的，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完善。　　

　　 四、西方经济学家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家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学界，并被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了，在他们的著作、文章和言论中，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些陈腐的否定和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　　

　　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简单的商品交换经济中，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就不适于经济分析了。这种观点，最初是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的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产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企图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的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需剩有一部分，作为他把资本投在企业而得的利润。……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15]P42-44因此，他的结论是：“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15]P45斯密的这个观点，是受到马克思，甚至李嘉图严格批评的，认为这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不够彻底的地方，为其以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否定劳动价值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所有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都把斯密的这个教条作为理论根据，千百遍地重复斯密的言论。例如前文所述及的萨缪尔森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便包含有斯密的这个言论。凡是读过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的人，对这一点都是了解的。但不能不感到奇怪的是，有的精通外国经济思想史，甚至有很深造诣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却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也在宣扬斯密的这种错误观点。　　

　　宣扬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企图从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前提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所做的价值和价值量决定的分析，是以物物交换的简单商品经济作为背景或前提的，例如，马克思的交换等式是：1夸特小麦＝a担铁，或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不简单地是物物交换的表达式吗？再从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发展的分析上看，似乎也是以简单的商品交换为前提的。既然是以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作为分析的前提，由这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只能适合于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了。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价值分析的原意。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2]P7-8　　

　　马克思的这段尽人皆知的话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进行价值分析，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或如《资本论》第1卷开头第一句话所清楚表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6]，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2]P47　　

　　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对简单的物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分析，既是历史的起点，又是逻辑的起点。从历史的观点上看，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从逻辑的观点上看，商品的价值形式，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而物物交换的价值形式，是其最简单的形式。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便从这种最简单的价值形式的分析开始。但这决不意味着，从最简单的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仅仅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马克思写道，“不管二者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什么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两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12]P49-50这“第三种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价值，即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并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量。正是这种价值分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列宁曾经这样科学地概括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示通过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17]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应该坚持这一基本认识，而决不能从这一基本认识后退！　　

　　在我国经济学界还流行一种“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也是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所谓能够创造价值的“物化劳动”，是指那些投入于生产过程的各种投入品，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电力等。“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长期宣扬的资本创造价值论调的翻版而已。对此，凡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生产过程中，厂房、机器没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属于物化劳动的价值，只能转移到新的产品上去，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并担负着转移物化劳动价值的职能。“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理。而令人不解的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的人竟是资深的著名经济学家！　　

　　对于资本创造价值的论调（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资本是利润的源泉，是所谓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曾多次予以批判。马克思写道：“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18]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资本是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或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体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利润的源泉，似乎资本自身就可以生出利润来，这就从根本上模糊了资本家利润的真正来源——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剩余劳动。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创造价值（或“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滚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泥潭！　　

　　参考有关的文章（注：这部分内容参考了宋则行教授的文章《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参见宋则行著《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9页。），可以把“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者提出的论据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论据是：新的生产力是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这生产三要素相结合共同创造的成果，这同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的说法相矛盾；　　

　　第二个论据是：只有认定物化劳动、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才能使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取得逻辑支持；　　

　　第三个论据是：“从企业看的物化劳动、活劳动共同创造的价值≡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因此，说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不违背劳动价值论；　　

　　第四个论据是：与前一个论据相联系，认为该创造价值的恒等式可以以“斯密教条”作为佐证。　　

　　正如有的批评文章指出的，第一个论据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或新的生产力，是属于具体劳动范畴，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这生产三要素的结合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可以增加属于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量。按劳动价值论的界定，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就价值形成而言，作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只能转移其价值，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转移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品的价值。　　

　　第二个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转移旧价值，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基本涵义。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者所理解的具体劳动却“包括了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理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这三种要素创造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应该包括这三者。也像有的批评文章所指出的，具体劳动是活劳动的一个方面，把作为物化劳动的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包括在具体劳动中，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只能说，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作为具体劳动的活劳动需要同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只有这样说，才是合乎逻辑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者还认为，“使用价值来源于三要素（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而价值来源于一要素（抽象劳动），是两个东西……从而使商品两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内在联系失去了逻辑的支持”。这种说法，也表现了一种逻辑的混乱。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个劳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从生产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它是具体劳动；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看，它是抽象劳动。而进行劳动就需要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价值，都源于这三要素的结合而进行的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其内在逻辑是十分明显的，根本没有所谓失去逻辑支持的问题。　　

　　第三个论据，以数学等式表示可以写成：附图就数量关系而言，这两个等式是正确的。但解释c、v、m之间内在联系的数量关系背后的理论却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从企业方面看，还是从社会方面看，新增价值(v+m)都是活劳动创造的。其中v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m为剩余价值。c是中间产品（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消耗和固定设备的折旧属于转移价值。从企业看，c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但它只是转移价值，而不是新增价值。从社会看，c也不是社会生产的新增价值，不构成国民收入一部分，而是各个企业为维持再生产而必须补偿的不变资本价值。而按照“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者的说法，从企业看的产品价值(c+v+m)中的m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这样，c不但作为转移价值构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同v一起创造了m。这就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而是别的什么价值论。因此，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c+v+m)＝社会产品净值(v+m)这个数量关系，既不能推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也不能掩饰这个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结论。　　

　　至于第四个论据，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有的批评文章（注：参见宋则行：《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载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再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分析，斯密教条说的是商品价格或价值的构成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价值是由谁创造的问题；说的是：一种商品的价格或价值，直观上或者从企业看是由(c+v+m)构成的，而根本没有如“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者所推论的，商品价值从企业看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而从社会看是活劳动创造的含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格格不入的，是反科学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可以休矣！　　

　　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一些人致力于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相连接的研究。作这种尝试的人认为，劳动价值论可以用于说明供给方面的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则可以用于说明需求方面的问题。从对具体的经济活动或市场运作的分析层面上看，这种作法未始没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本质上看，这两种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从本质分析的层次上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根本不相容的。　　

　　我认为，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当然，这并不排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和有用的分析方法），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将这个理论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阵地上，并不断地扩展其前沿。这就要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随着现实的经济实际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方面，我国经济学界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例如，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劳动价值论而言，有的经济学家阐述了服务也创造价值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强调科技人员（特别是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宏观经济管理人员的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当然，还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给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而且，这也正是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向前推进的重要条件。　　

　　我们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21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世纪，同时也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和世界大发展的世纪。只要我们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就将是大有可为的。　　

　　［收稿日期］2001-10-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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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笃信传统到进行革命——凯恩斯的重要经济论著及其思想演化过程　　

张旭昆　　

　　作为一个跨时代的经济学家，时代的特征折射为凯恩斯个人思想的演化。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的西方经济思想的大转变，并不是在《通论》中突然出现的东西，而是凯恩斯个人思想长期演化的最终结局。对这个演化过程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处于相同的环境中，其它不少经济学家却无法完成凯恩斯所完成的思想飞跃。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第一本论著，是１９１３年出版的《印度的货币与财政》。这本书，按克莱因的说法，“丝毫没有预示出他以后的才华和睿智”［（１）］。但这本书中有二点值得注意，就是它表达了作者对货币窖藏现象的忧虑，以及作者宁愿采取管理通货制度而不愿接受“自动”的金本位制。［（２）］１９１９年以后，凯恩斯围绕凡尔赛和约写了一批使他蜚名远扬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没有预示他以后的思想。尽管如此，这些著作和文章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表明凯恩斯从一进入经济学家的行列，就表现出他注重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特征。这一特征他一直保持终身，从这些著作和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另一点就是，凯恩斯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考虑宏观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种特点无疑使他比那些注重微观问题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诸如通货膨胀和萧条这类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后者往往习惯从微观出发去分析宏观上的问题。［（３）］而凯恩斯却往往撇开微观上的细节，直接运用一些总量概念进行分析。　　

　　大约从１９１９年开始，凯恩斯对战时和战后初期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产生了兴趣，写下了题为《通货膨胀》的短文，谈到通货膨胀将改变财富的分配，其后果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４）］以后整个二十年代，他都把注意力放在与币值稳定有关的问题上。　　

　　１９２３年，他把自己多年来思考货币问题的观点整理成一部小册子——《货币改革论》。在《货币改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深有影响的见解。首先是他不再单纯分析通货膨胀，而是同时分析通货紧缩，认为“缩”也和“胀”一样，既影响分配又影响生产，但“胀”对分配影响更大，而“缩”对生产影响更大。［（５）］这意味着作者不仅看到了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且注意到了货币与产量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在以后的《货币论》中从价格的货币论走向产量的货币论的最初一步。而注意到货币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用货币来说明产量水平，这正是凯恩斯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威克塞尔货币理论）的重大区别。　　

　　其次，凯恩斯以新的社会集团划分来取代英国经济学从斯密以来的传统划分（地主、资本家、工人），把社会分为债权人（他称之为投资者）和债务人（他称之为商业阶级）以及工资劳动者，并把债权人称作社会中的不活动分子，而称后两部分人为活动分子。［（６）］这种划分，在分析币值变动引起的财富再分配时，比传统的划分是更实用的。这种新划分的实质是把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一分为二，分成现代意义的资产者和企业家这样两部分具有不同经济功能的集团。把社会分成不活动分子和活动分子的新划分，为凯恩斯以后出现的反食利阶层（即《货币改革论》中的投资者）的思想作了铺垫。但当时他对食利阶层的态度还是中性的，既反对“胀”使债权人吃亏，也反对“缩”使他们获利。这种态度与后来在《通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距离还是不少的。　　

　　第三，凯恩斯在１９２３年就已经注意到了劳工市场上的新特点，即工人的组织性集团性。这种集团性使工人在“胀”的时候实际工资未必一定下降。而“缩”的时候又会导致货币工资的向下刚性，导致失业增加。［（７）］对劳工市场这一特点的认识，使他后来不象其它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把降低货币工资率作为对付萧条的有效对策。　　

　　第四，凯恩斯认为应当把国内物价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而稳定的方法不是恢复金本位，而是在币值方面放弃自由放任的原则，实行通货管理。依据下述货币数量公式，凯恩斯给出了实行通货管理的具体措施：n=Ｐ(k+rk)式中n为货币流通量，Ｐ为消费品价格，K是公众要求以货币形式取得的消费品，k是公众想以活期存款形式保持的消费品，r是银行的储备金比例。这个公式表明当k、rk一定时，Ｐ与n成正比例。当k、k和n一定时，Ｐ与r成反向运动。凯恩斯用这个公式表明，n和r是直接受货币当局控制的，而k和k的比例虽然随公众的消费——储蓄心理而变动，但也可以通过利率来影响，因此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变动利率（影响k与k）、r及n来使Ｐ保持稳定。［（８）］利率、准备率和流通货币量，便是货币当局手中可用以稳定币值的三件武器。凯恩斯还进一步考虑了通货管理的原则，当币值预期将发生变动时货币当局应当发动与当前趋向相反的因素来抵销这种变动，以稳定币值。［（９）］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原则。　　

　　在上述货币数量公式中，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媒介，这表明凯恩斯这时的货币理论还承袭了马歇尔的传统，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价值保存功能，没有认识到对货币的投机需要。［（１０）］　　

　　运用通货管理来达到稳定币值的目标，这就是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所提出的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这对当时那种主张恢复金本位、按自由放任原则来保持币值稳定的主张来说，无疑是激进的。但它终究是威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１８９８年出版）中已经提出了的主张。［（１１）］但《货币改革论》包含着新思想的萌芽，这就是凯恩斯不再单纯把货币看作是说明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因素，还把它看作是产量变动的因素。循着这一思路，他终于超过了威克塞尔。　　

　　１９２３年以后，凯恩斯针对现实问题，发表了《邱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１９２５年）等文章。这些文章就其论点来说基本上没有超出《货币改革论》。他思想进程中下一个值得重视（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发展表现在他于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６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这就是１９２６年发表的《给法国财政部长的一封公开信》、１９２５年发表的《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员？）和１９２６年发表的《放任主义的终结》。　　

　　在上述第一篇文章中，凯恩斯对降低币值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从以前主张币值稳定变为主张降低币值。当然目的还不是为了打击食利阶级，而是为了减轻法国政府的债息负担。　　

　　在上述第二篇文章，凯恩斯明确提出十九世纪那种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制度已经过时，因为各种集团（工会、各行业协会等）的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起码在劳工市场上），因此不可能单纯依靠自发势力解决各种经济问题。政府将过问过去所不过问的事情，并明确宣布，旧的理论教条必须有所背弃。在上述第三篇文章中，凯恩斯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论点。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他关于政府干预的简略而全面的纲领。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有必要详加介绍。（１）文章否定了自由放任原则的伦理基础，指出私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并非一致，利己主义并不会导致社会公益。（２）文章认为经济学家目前的任务是重新确定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并寻找出在民主政体下合适的干预方式。（３）政府干预的范围，从原则上讲，是要区分“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性的”事业和“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事业。具体说来，政府要对经济波动实行控制。方法是部分由政府对通货进行审慎的管理，部分用法律规定，将一切企业的实际情况公诸于社会，以便于监督。政府对于储蓄和投资的规模，储蓄中国内投资在各部门中的分配，都要进行一定的干预，而不能完全听凭个人决定。政府还应当用审慎的政策来干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４）至于政府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要借助于那些在管理单位和组织单位的规模上介于个人与现代国家之间的那些自治半自治团体，而这些团体最后须服从民主制度的统制，这种统制是通过议会来实现的。具体地说要借助于股份公司这类组织来进行管理，因为股份公司使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者的目标是组织的稳定和信用，而不是股东的最高红利，这就使它产生一种考虑各方面利益的趋向。（５）进行国家干预并不是削弱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依靠个人图利本能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而国家干预并不改变这一特征，国家干预是改进资本主义。而改进后的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将比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其它制度都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以上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作者关于政府干预问题的一份纲领性意见。和上述第二篇文章一起，它们表明作者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较早觉察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自由放任的１９世纪已经结束，新世纪需要新的对策——有管理的资本主义，需要新的理论。从这两篇文章来看，《通论》的背弃传统决不仅仅是大萧条的结果，也是他１９２５年就已具有的渴望建立新理论的结果。关于国家干预的思想也并非在《通论》中才形成，而是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就已经有系统的考虑，可以说，即使没有大萧条，没有《通论》，作者也会沿着上述两篇文章的思路进一步论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范围及妥善方式。事实上，在《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作者对国家干预问题的考虑，其广度远远超过《通论》。只是由于１９２６年以后经济形势的严峻，促使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着重考虑与克服当时的萧条有关的政府干预问题，于是《终结》一文中所考虑到的不少问题，便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如政府对人口数量的管理，政府干预的妥善方法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的这两篇文章也说明，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政府干预，在他心目中也决非克服萧条的临时对策，而是出于他对于新时代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而提出的一种长期措施。　　

　　可以说，从１９２５年开始到１９３０年，凯恩斯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已经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政策他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国家干预，对新理论他还处于茫然之中。另一方面，他还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还不能从经济分析入手，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干预的方式、范围，提出有力论证。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当他提出克服萧条的具体改革主张时，往往背离传统，而在对萧条原因进行学术研究时，又回到传统。　　

　　１９２９年，为了为主张用公共工程克服英国萧条的观点辩护，凯恩斯与韩德森合写了一本小册子《劳埃德·乔治能做到吗？》。在这本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的小册子里，为了抨击财政部观点，给公共工程辩解，他提出了一系列在以后的《通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的反传统见解。在分析公共工程的资金来源时，他提出了：（１）个人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在《货币改革论》中，他已经提出储蓄和投资是由不同的人作出的决策。［（１２）］在这里他进一步指出投资决定于银行所创造的信用量，决定于企业家的投资热望，而政府在当前是具有最重要地位的投资者。由于储蓄者与投资者的分离，总投资与总储蓄不一定相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当前许多困难问题的根源。这种见解是《通论》中否定萨伊法则的萌芽。（２）当投资走在储蓄前面时，就获得繁荣，获得高度就业，但也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倾向，当投资落在储蓄后面时，就陷入萧条，出现失业。这种见解表明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决定了宏观经济。（３）单凭个人的节约行为并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如果国内投资没有相应跟上的话。（４）单靠放松银根不足以克服英国的长期萧条，因为私人投资引诱不足，放松银根只会引起资金外流增加。单靠增加政府开支也不行，因银行若不同时放松银根，必然出现高利率，出现排挤效应，因此必须是银行和政府相配合。一方放松银根，另一方增加支出，才能克服萧条。［（１３）］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观点的萌芽。在分析公共工程的效应时，他运用了乘数原理，认为一笔用于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在当时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会使就业和产量都发生数倍的增加。［（１４）］１９２９年的这本小册子，表明凯恩斯在政策主张上已经与传统观点决裂，而为了论证新政策，他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见解，它是凯恩斯走向《通论》途中的又一里程碑。　　

　　１９３０年，凯恩斯出版了准备已久的一本重要理论专著《货币论》。这本专著是他在１９２３年发表《货币改革论》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的，又是他在《通论》发表前的最后一部专著。因此它对《货币改革论》的发展，对《通论》的影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与《货币改革论》相比，《货币论》最大的变化在于对物价水平的看法上，在《货币改革论》中，消费品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流通量、银行准备率；而在《货币论》中，消费物价由下决定：［（１５）］　　

　　Ｐ＝Ｅ／Ｏ＋（Ｉ－Ｓ）／Ｒ＝Ｗ［，１］＋（Ｉ－Ｓ）／Ｒ　Ｐ为物价、Ｏ为产量，Ｅ为生产要素收入，Ｒ为消费者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量，Ｗ［，１］为平均每单位产量的收入（他称之为效率报酬率），Ｉ为新投资的生产成本，Ｓ为储蓄。这一关系式表明，当Ｗ［，１］和Ｒ一定时，消费品物价Ｐ取决于投资Ｉ与储蓄Ｓ的关系。他把Ｉ－Ｓ定义为整个社会由消费品生产的利润Ｑ［，１］，当Ｉ＝Ｓ时，Ｑ等于零。这时经济便处于均衡状态，Ｐ便完全等于Ｗ［，１］。当Ｉ＞Ｓ或Ｉ＜Ｓ时，Ｑ［，１］＞０或Ｑ［，１］＜０，这时经济处于失衡状态，Ｐ也偏离均衡。Ｗ［，１］决定了Ｐ的均衡水平。Ｉ－Ｓ和Ｒ决定了Ｐ偏离均衡的程度。　　

　　至于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水平，凯恩斯用下式给出：［（１６）］π＝Ｗ［，１］＋Ｑ／Ｏ＝Ｗ［，１］＋（Ｉ－Ｓ）／Ｏ　π为一般物价，Ｑ为总利润，为消费品利润Ｑ［，１］和资本品利润Ｑ［，２］之和，Ｉ为投资的市场价值。其它如上。由该式可知π取决于Ｗ［，１］、Ｉ－Ｓ和Ｏ，Ｗ［，１］决定π的均衡水平，而离差由Ｉ－Ｓ和Ｏ决定，有无离差关键要看Ｉ－Ｓ（＝Ｑ）是否为零。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便更多地和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发生了联系。把一般价格水平区分为由效率报酬率Ｗ［，１］决定的均衡水平与由Ｉ－Ｓ决定的离差两部分，是《货币论》的一大发展。　　

　　投资与储蓄的关系现在成为决定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了，那么它们的关系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凯恩斯认为这取决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当两种利率一致时，Ｉ＝Ｓ；当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Ｉ＜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Ｉ＞Ｓ。而当Ｉ小于（大于）Ｓ时，企业部门出现亏损（利润），这使企业家们缩减（提高）生产和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从而使效率报酬率Ｗ［，１］下降（上升）。结果，Ｗ［，１］便和Ｉ－Ｓ同向下降（上升），导致物价水平的低落（上升）。这意味着银行体系所决定的市场利率，通过影响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再影响企业部门的赢利情况，影响效率报酬率，最终影响物价水平。他指出，虽然市场利率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唯一因素，但却是诸因素中的可控因素。他关于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的关系影响物价水平的上述论点可图示如下：　　

　　（附图　）　　

　　根据上述分析，凯恩斯认为银行体系可以通过调节市场利率使之相符于自然利率，使投资等于储蓄，并间接影响效率报酬率，从而使物价水平趋于稳定。　　

　　与《货币改革论》中强调物价水平与货币流通的需求量之间存在稳定关系不同，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否认物价水平与货币流通的需求量之间存在稳定不变的关系。［（１７）］这是因为物价水平同样的上涨，由Ｉ－Ｓ上升（即利润上升）引起和由Ｗ［，１］上升（即收入上升）引起，所需要的货币量是不同的。同时，货币的流通速度决不是稳定的常数。　　

　　为了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凯恩斯把全部现金余额分为收入存款Ｍ［，１］、营业存款Ｍ［，２］和储蓄存款Ｍ［，３］，Ｍ［，１］＋Ｍ［，２］为活期存款，Ｍ［，２］又可分为用于工业流通的存款部分Ｍ［，２Ａ］和用于金融交易的存款部分Ｍ［，２Ｂ］。他认为，收入存款Ｍ［，１］的流通速度Ｖ［，１］是工薪发放间隔等其他一些社会习惯和例规的函数，因此是比较稳定的。营业存款Ｍ［，２］的流通速度Ｖ［，２］取决于工业存款Ｍ［，２Ａ］的流通速度Ｖ［，２Ａ］和金融存款Ｍ［，２Ｂ］的流通速度Ｖ［，２Ｂ］，以及由Ｍ［，２Ａ］和Ｍ［，２Ｂ］之间的比例所决定。而Ｖ［，２Ａ］、Ｖ［，２Ｂ］和Ｍ［，２Ａ］与Ｍ［，２Ｂ］之间的比例是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动的，因此Ｖ［，２］是不稳定的。整个活期存款Ｍ［，１］＋Ｍ［，２］的流通速度Ｖ，取决于Ｖ［，１］和Ｖ［，２］以及Ｍ［，１］和Ｍ［，２］之间的比例，因此Ｖ也是不稳定的。至于整个现金存款Ｍ（＝Ｍ［，１］＋Ｍ［，２］＋Ｍ［，３］）与货币周转总量Ｂ之间的比例关系，他不称其为流通速度，而称之为效能Ｅ，因为Ｍ［，３］是价值贮藏不是流通货币。鉴于上述认识，他建立了下述关于Ｖ、Ｖ［，１］、Ｖ［，２］和Ｅ的关系式：Ｂ＝Ｍ［，１］Ｖ［，１］＋Ｍ［，２］Ｖ［，２］＝Ｖ（Ｍ［，１］＋Ｍ［，２］）＝Ｅ（Ｍ［，１］＋Ｍ［，２］＋Ｍ［，３］）＝ＥＭ。由该关系式可知，Ｖ和Ｅ是两个复合量，它们的变化既可能因真正的速度Ｖ［，１］和Ｖ［，２］的变化引起，也可能因Ｍ［，１］／Ｍ、Ｍ［，２］／Ｍ和Ｍ［，３］／Ｍ的变化引起。由于Ｖ［，２］、Ｍ［，１］／Ｍ、Ｍ［，２］／Ｍ和Ｍ［，３］／Ｍ都不是稳定的，所以Ｖ也不是稳定的。并且Ｖ或Ｅ在短期中的变化，往往主要是不同存款比例方面的变化造成的。他指出活期存款（Ｍ［，１］＋Ｍ［，２］）与储蓄存款（Ｍ［，３］）之间的比例关系取决于市场利率，所以Ｍ［，１］＋Ｍ［，２］及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最终还是受到利率的支配。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还进一步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均衡条件：Ｉ＝Ｓ、Ｂ＝Ｌ，Ｂ代表对外贸易顺差，Ｌ代表资本净输出。前一个条件是内部均衡条件，后一个是对外均衡条件。他指出市场利率一方面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调节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实现对外均衡的调节手段。例如当Ｂ＜Ｌ时，提高市场利率最终会恢复对外平衡。利率提高对Ｌ的作用是迅速的，引起Ｌ的减少。但提高市场利率对增加Ｂ的作用是缓慢的：利率上升使Ｉ－Ｓ下降，再引起Ｗ［，１］下降，再引起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再引起Ｂ的增加。假定不存在摩擦和时滞，尤其是Ｗ［，１］能自由地升降。　　

　　凯恩斯通过上述分析，指出，可以通过银行体系调节市场利率而实现内部均衡和对外均衡。而调节的手段是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银行准备率。同时他也承认，由于时滞和摩擦的存在，内部均衡所需的市场利率可能与对外均衡所需的市场利率不一致。且在金本位制制度下，一国实现均衡所需的市场利率很可能会妨碍别国实现均衡。为此他主张对货币体系实行国际管理，并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法。这些方法后来成为二战后西方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蓝图。　　

　　在主要诉诸货币手段的同时，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个别地方也谈到，当运用货币手段降低利率并不能刺激投资，或只能引起资本输出时，便需要由政府采取投资行动，投资于各种公用事业。［（１８）］这表明，他并未忽略财政政策。　　

　　从总体上看，《货币论》突出强调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对宏观经济（封闭条件和开放条件）均衡的影响，突出强调银行体系通过利率手段实现宏观均衡。从这两点来看，凯恩斯的《货币论》与其说是发展了马歇尔和庇古的货币思想，不如说是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深入发展。从《货币改革论》强调货币流通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到《货币论》中否定货币流通量对物价水平的确定影响、强调利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标志着凯恩斯对剑桥学派（马歇尔、庇古）货币理论的背离，对威克塞尔理论的靠拢，标志着他从主张货币数量论转为主张货币均衡论。　　

　　由于主要强调由货币当局运用利率杠杆来控制宏观局势，所以《货币论》在１９３０年的萧条面前，不能算是一部生逢其时的成功作品。但这部著作对于后来的《通论》还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可概括为四点：（１）凯恩斯分析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各种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营业动机及投机动机，区别了收入存款，营业存款（其中又分为工业存款和金融存款）和储蓄存款。这为他后来在《通论》中建立灵活偏好理论（货币需求理论）有重要作用。（２）他分析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对利润从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１９２９年时他已经提到Ｉ与Ｓ的关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货币论》中他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微观基础。然而他仍然把储蓄主要看成是利率而非收入水平的函数，也没有区分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两种情况下的投资等于储蓄。［（１９）］这一区分是《通论》的主要贡献之一。（３）他在《货币论》中已经意识到货币不单纯影响物价，还影响产量，认为在货币工资不能自由变化时，物价的变化可能为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所代替。这表明他已经开始从解释物价水平的货币理论转向解释产量和就业量的货币理论。［（２０）］虽然这一转变在《货币论》中并未完成，物价水平仍是全书考虑的重点，但这预示了他的一个发展方向，而这个方向对于《通论》是必不可少的。（４）他在《货币论》中已经看到当货币政策失灵时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萧条的必要性，但对于货币政策何以失灵的原因分析不足。但在《通论》中，他通过提出灵活陷阱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了《货币论》之外，１９３０年还有两篇后来编入《劝说集》的文章值得注意，这就是《１９３０年的严重萧条》和《经济前途展望》。其中分析了产生萧条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当时萧条的对策。　　

　　关于萧条的原因，在前一篇文章中凯恩斯主要依据《货币论》中的分析，强调利率在造成萧条中的作用，［（２１）］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认为萧条的原因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太快，导致劳动过剩，［（２２）］这显然远离《通论》的见解。至于克服萧条的对策，凯恩斯依据《货币论》中的分析，主张英美法三国中央银行联合行动，使国际长期贷款市场恢复信心。［（２３）］这表明他还是寄希望于货币政策，但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担心个别国家的低利率导致资金外流而非增加国内投资，故寄希望于各国联合采取货币政策。　　

　　总的看来，凯恩斯１９３０年的思想比１９２９年有一点倒退。１９２９年时，凯恩斯主要是寻求克服英国长期萧条的对策，提出了背离传统的政策主张，并由此引出若干新的理论见解，１９３０年，凯恩斯以分析萧条原因为主，依据的是传统思想，推导出传统的对策。　　

　　１９３１年，凯恩斯的思想继续处于矛盾状态之中。在６—７月份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上，他认为应当以降低市场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为主要手段来克服萧条，同时辅之以公共工程，但不能把它当作唯一药方，担心它的长期效果不如货币政策，也担心它会导致社会主义。同时他还认为，实行公共工程的理由在英国比在美国更充分，因为英国是国际金融中心，降低利率往往导致资金外流而非投资增加；而美国则相当于一个封闭经济，降低利率不会出现上述不良后果。［（２４）］由此可知，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尚处于从属地位。　　

　　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关于节约》和《通过关税政策来求得事态的缓和》，表露了他背离传统的思想倾向。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如下一些观点：（１）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节俭不能使国家致富，而将导致失业的连锁反应。［（２５）］这里他运用乘数思想分析了节俭的恶果。这种反对节俭的思想是背离传统的。（２）为了克服萧条，政府不可避免地要举债投资。［（２６）］这与１９２９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进一步转变了对公债的传统看法。（３）明确提出克服萧条可用两种方法：提高产品需求或降低生产成本。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削减工资，难以实行，因此宜采用第一种方法，即提高产品需求。［（２７）］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凯恩斯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表示作者开始走向以有效需求不足来说明萧条，为了证明提高产品需求可以克服萧条，就自然要从需求这一方面去探索造成萧条的原因。这一观点还表明，作者虽然同意降低劳动成本可以在理论上成为克服萧条的对策，但在实际上却难以实行。这与他早在１９２３年就已经认识到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是有关联的。这一观点在以后的《通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系统的有效需求理论。（４）在当时金本位尚未取消的情况下，用提高需求的方法来克服萧条，将引起收支逆差，因此在提高需求的同时，要配合以关税。而一时金本位制取消了，关税也就可以不需要了。［（２８）］从上述四个观点可知，凯恩斯在１９３１年已经把考虑萧条问题的重点从１９３０年时的利率转到产品需求上来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虽然１９３０年他也考虑产品需求，但那时是把产品需求看作是由利率决定的现象，考虑的问题是利率如何决定产品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现在把重点放到了产品需求上，就必然要改变问题的提法，不是利率如何决定产品需求，而是产品需求由哪些因素如何决定。问题的转变意味着思维结构的重新组合，思维方向的重新确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转变，凯恩斯对萧条的分析就不会跳出威克塞尔的范型；有了这一转变，便有了凯恩斯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论》中有效需求理论的源头，就在于１９３１年发表的《通过关税政策来求得事态的缓和》一文。　　

　　１９３３年，凯恩斯又发表了四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篇是论及马尔萨斯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肯定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２９）］，这是他自１９３１年开始重视产品需求的必然结果。同时他把有效需求的大小与货币的非中性及利率联系起来。［（３０）］另一篇文章着重强调了货币的非中性，强调了非中性的货币对萧条的影响，同时又认为单凭货币政策不足以克服萧条。［（３１）］这两篇文章表明，凯恩斯当时正在考虑有效需求与非中性的货币之间的关系，这是朝着《通论》方向前进的又一步，搞清有效需求与货币、利息之间的关系，是《通论》的一大贡献。第三篇文章即《获致繁荣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漏出”概念，即一笔收入不会全部流向增加就业的方向，而会有一定的漏流。他还把造成“漏出”的原因分为五项：（１）一部分收入成为储蓄；（２）一部分收入在支出后提高了物价，使别人的消费减少；（３）一部分收入支出在进口品上；（４）一部分收入只是替代以前的失业救济，私人施舍和个人负储蓄；（５）一部分收入成为税赋流入财政部。［（３２）］同时，他还广泛运用乘数概念来论证公共支出对增进就业的作用，并估计当时的乘数大约为二。但这时他还没有把“漏出”概念与“乘数”概念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对乘数值的决定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还没有足够的认识。［（３３）］在这篇文章中，他也改变了对贸易保护政策的看法。在１９３１年，他曾经主张以保护关税配合政府开支以克服失业，现在他认识到，英国如通过关税克服失业，将牺牲别国的利益。而如果其它国家也采取保护措施，则大家都蒙受其害。［（３４）］“漏出”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凯恩斯向《通论》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获致繁荣的方法》一文引起了批评，主要意见在于乘数的计算是先验的，为此，凯恩斯发表了《论乘数》一文，在文中他提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和“漏出”是决定乘数大小的两个决定因素。［（３５）］这就向着边际消费倾向说明乘数前进一大步。　　

　　概括地说，凯恩斯在１９３３年形成通向《通论》的两条尚未交织的思想线索，一条是关于货币、利率与有效需求的关系，即货币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需求决定；另一条是关于乘数的决定因素，即乘数与漏出的关系。这两条思想线索的交点，便是《通论》。　　

　　１９３４年，凯恩斯在《通论》的草稿中提出“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并把它作为基本心理法则之一［（３６）］。１９３５年，凯恩斯终于用边际消费倾向来说明乘数并提出了乘数的计算公式。这标志着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完成。［（３７）］凯恩斯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为后人注意的文章——《一个自行调整的经济体系？》。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理论的要点，也是新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根本分歧点，即现存的货币经济不存在着趋向充分就业的自动过程。［（３８）］这一论点被克莱因正确地称作是“全部凯恩斯经济学的要点”。［（３９）］１９３６年出版的《通论》便是对上述论点的全部论证。　　

　　从以上简述的凯恩斯思想演化过程来看，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便潜伏在凯恩斯思想中的矛盾，１９２９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表现在每当他主要考虑克服萧条的对策时，就表现出鲜明的背离传统的精神；每当他以理论分析为主时，则又因袭传统。但大萧条的紧迫形势迫使他用主要精力寻求对策，并为背离传统的对策寻求理论根据。因此，凯恩斯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延续达十年左右的思想演变过程，一个屡经反复的思想过程。《通论》只是革命的最后结晶，而非革命本身。　　

　　从２０年代始，凯恩斯对于经济萧条和波动的看法，就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单纯用利率来说明萧条和波动，发展为用三大基本心理法则来说明；由单纯从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出发，到从总需求供给的关系出发。最后的解释并没有排斥早先的解释，而是包含了早先的解释。　　

　　在关于国家干预的问题上，凯恩斯也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认识到十九世纪那种个人放任主义的制度已告结束，需要经过改良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至于如何管理，在２０年代初是主张货币当局控制信用。１９２６年提出国家干预的全面纲领，１９２９年以后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用财政政策来克服萧条。可以说，《通论》在国家干预问题上并没有特别的新意，只是为国家干预，尤其是为财政政策干预提供了分析上的依据。　　

　　从以上简述的凯恩斯思想演化过程来看，他思想转变的特征是政策导向，即由于传统理论演绎出的对策无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导致新政策的产生，而为了论证新政策，最终引起理论的变革。这种思想转变可以称之为政策导向型的转变，政策革命先于理论革命，决定了理论革命的方向。１９２９年关于用公共工程克服萧条的对策，孕育了１９３６年的《通论》。这种政策导向型的思想转变，是经济社会需要大变动时，经济理论发展的常态模式。　　

　　从以上简述的凯恩斯思想演化过程还可以看到，《通论》是他多条思想线索长期平行发展，最终交织的结果，看不到凯恩斯思想发展中的这种多线式结构，就无法全面理解《通论》。　　

　　凯恩斯思想中比较大的线索可分为两条，一条是以币值问题为发端，始于２０年代初；另一条是以公共工程问题为发端，始于１９２９年。对币值问题的分析使他认识到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而新时代是需要政府广泛进行干预的；使他认识到利率对投资从而对萧条与波动的作用，认识到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使他把社会按活动分子和不活动分子来划分，这种划分最终影响到他的社会哲学，影响到他对食利阶层的看法。对公共工程问题的分析使他形成“漏出”的概念，使他执着于乘数理论，这两者又使他认识到了消费函数和边际消费倾向。　　

　　最后，在有效需求或总需求函数这一概念下，两条思想线索交织起来了，形成有效需求理论。其中从公共工程出发的线索最终说明了总消费总储蓄，从币值问题出发的线索最终说明了总投资，两条线索原先在逻辑上似乎是分离的，现在它们的互补性质则一目了然。单凭消费函数理论，不足以说明投资何以不能与储蓄相抵，从而无法建立有效需求理论；单凭对货币、利率问题的分析，也无法说明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从而也无法建立有效需求理论。　　

　　认识到凯恩斯思想发展中的这样两条主要线索，便能理解为什么汉森把凯恩斯在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看作是提出了消费函数［（４０）］，而迪拉德则认为是建立了货币经济理论。其实他们两人都不过是抓住了凯恩斯思想发展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及其最终结果。　　

　　从提出总需求函数到提出非充分就业均衡，除了上述提到的两条思想线索的交织以外，还有另外一条思想线索也加入了进来，这就是凯恩斯早在２０年代初便已认识到的劳工市场的集体谈判引起的工资刚性。这一认识在凯恩斯思想发展中，对于他坚信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是起着重要作用的。没有这一认识，他很可能一开始便会沿着另一条思路去分析萧条问题。工资刚性这一假设，虽然不是凯恩斯最终建立的理论大厦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但却是这座大厦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之一，它对最后的理论体系所起的作用就好象是建造高楼大厦时的脚手架。对于类似这种次要的思想线索，也是我们分析凯恩斯思想演化时不能忽略的。　　

　　凯恩斯关于国家必须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思想同样是多种思想线索交织的结果，其一便是他认为放任主义已经过时的看法，另一个便是非充分就业均衡的观念，第三个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怀疑。　　

　　他对于食利者阶层的反感，是当他认识到非充分就业均衡后才产生的，但如果他没把社会划分为活动分子和非活动分子的认识，这种反感也难以出现。故这也是几种思想交织的结果。　　

　　凯恩斯思想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多线式结构，造成了《通论》的多面性，使后人可以从多种角度，多种方面去把握去概括《通论》的精义，向不同方向去发展《通论》的思想，形成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者，塑造出不同的“凯恩斯”出来。　　

　　注释：　　

　　（１）（１０）（１２）（１４）（１９）（３３）（３４）（３８）［美］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１４、１４—１５、１９—２０、３１—３２、１５、４５、４６页。　　

　　（２）［美］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３）庇古的《论失业问题》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　　

　　（４）（５）（６）（７）（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６）（２７）（２８）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４５、６５、７０—７６、７６—７７、８０—８１、１０９—１１０及１１３、２７３、１１３、１１７、１２４、２０９、２０９—２１０及２１６—２１７页。　　

　　（８）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０页。　　

　　（１１）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十二章。　　

　　（１３）参阅凯恩斯《劝说集》中的《关于扩张计划》一文。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凯恩斯：《货币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上卷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８４—１８７页，下卷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２０）（２９）（３０）（３１）［美］达德利·迪拉德：《货币经济理论》，载于［美］肯尼斯·栗原编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４—１５、１６、１６、１６页。　　

　　（２４）参阅《圆桌会议报告：失业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芝加哥１９３１年版，第３０３、４９３—４９４、５０１—５０２页。转引自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３２）凯恩斯：《通向繁荣的途径》，伦敦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１１页。转引自方福前：《倍数理论形成之研究》，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地区分会１９８６年年会论文集（油印本）第１２页。　　

　　（３５）（３６）（３７）参阅方福前的上述论文第１６、１７页。　　

　　（３９）克莱因：《凯恩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载于栗原编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第３１０页。　　

　　（４０）［美］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６页。　　

　　　　　　　　　　　　　　　　　　　　　　作者单位　杭州大学经济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　　

桂起权　　

【作者简介】桂起权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在经济学理论背后的解释性理论其实就是科学哲学。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扼要地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的新成果。重点介绍对经济学家最有影响的证伪主义、纲领方法论与科学革命论等思潮，并表明它们确实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概念结构。最后，作者主张在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中需要大力开展跨学科性的多学科协作。　　

【摘 要 题】西方经济学　　

【关 键 词】经济学方法论/证伪主义/纲领方法论/科学革命论/跨学科协作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学哲学的兴趣日益增长，对国际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在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哲学的激励，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迅速地发展成一个独立分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十分活跃，西方文献数量剧增，这就为读者研究经济方法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背景。　　

　　最近，我国学者组织翻译了《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一套五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12月出版。其中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R·E·巴克豪斯主编，M·布劳格等16位专家著）和《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L·A·博兰著）这两本书，集中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精华，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该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话题。这就大大方便了中文读者。　　

　　话说回来，这两本共1000页的厚书读起来也许并不轻松，原因有两方面。要知道，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要旨在于用科学哲学的概念模式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然而，一方面是科学哲学与大家在哲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观念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学科，它与大家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所熟悉的套路也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内容就很可能会给一般读者带来双重的困难。关键在于，读者要尽快适应新情况，进行概念模式的转换，从方法论上取得理解市场机制的新的洞察力。　　

　　本文的目标在于，在高度压缩的篇幅内，出于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特殊需要，简明扼要地介绍波普尔、托卡托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并表明它们何以能用于解释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结构、逻辑方法和科学革命。　　

　　 一　　

　　在19世纪，对西方经济学的古典部分作方法论分析可说是从西尼尔开始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中提出了四条不需证明的公理，尤其是把“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尽可能多的财富”作为第一原理，认为“它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像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一样”（注：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19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既是逻辑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的J·S·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若干未解决问题论文集》(1844)中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此后，凯尔恩斯(J.E.Cairnes)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1875)、门格尔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1875)、老凯恩斯(J.N.Keynes)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中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的方法论。　　

　　在20世纪，哈奇森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与基本假定》(1938)和马克卢普的《论经济语义学》(1963)这两篇著名论文，使他们进入经济学方法论专家的行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方法论之争》，1963）与弗里德曼（《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在方法论上各持己见，前者为操作主义者，后者是工具主义者（主张虚拟前提无妨大局，能作出成功预测就好）。另外，对主流派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新制度派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1953)与琼·罗宾逊夫人(1962)也都发表了异端的方法论观点。　　

　　 二　　

　　积累导致飞跃。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一批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如霍利斯等的《理性经济人》(1975)，罗森伯格的《微观定律：一个哲学分析》(1976)，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1979)，克兰特的《对策的作用：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构》(1979/1984)，豪斯曼的《资本、利润与价格：论经济学的哲学》(1981)，博兰的《经济学方法的基础》(1982)和考德威尔的《超越实证主义》(1982)等等。　　

　　在科学哲学中，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逻辑经验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他们最关心的是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公理化结构与说明的模式。50年代末，波普尔证伪主义崛起（它仍属于逻辑主义）。相应地，早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哈奇森）也非常重视对经济学理论逻辑结构的分析。60-70年代，历史主义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给逻辑主义致命的一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0前后至少有五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学中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而1976年拉齐斯出版的专题论丛《经济学中的方法与评价》，则开始关心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的关系。此外，经济学中的非主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制度学派都以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批判武器。　　

　　80年代初，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专著，为这一领域确立了基本的概念模式，界定了基本的议题。这些论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所关心的议题，如经济学定律所特有的高度理想化和趋向性质（正如穆勒所说）、初始假设的虚拟性以及与检验不相干性（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等等，还要加上引入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新概念。贯穿布劳格全书的是扩大了的“证伪主义”，既包括波普尔又包括拉卡托斯。布劳格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使得人们在评价或选择经济学理论时有个可操作的标准。80年代期间，经济学方法论著作象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布劳格本人就列举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12年内的30本书，豪斯曼则进行了比较，1975-1983年有19本经济学方法论论著出版，而1984-1993年间则有50本书问世。此后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要以布劳格作为出发点，展开讨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除了集中在经济学的专业文献之外，还散见于哲学学者所关注的英文杂志，如美国的《科学哲学》、《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的哲学》等。在80-90年代期间，以上几种杂志中总共约有30余篇论文是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　　

　　 三　　

　　若为经济学家着想，那么科学哲学前辈们究竟留下了哪些方法论遗产呢？我认为，它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波普尔方法论包括三个主要合理成分　　

　　(1)流行的波普尔证伪主义，或批判的理性主义。几个对波普尔有所批评的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如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博兰在《理解经济学中的波普尔遗产》(1992)和汉兹在《检验、合理性与进步》(1993)中都承认，“批判的理性主义”才是波普尔主义的实质所在。即“科学理论在各方面都对批判开放，特别是与那些正被质疑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的理论。”而且波普尔本人明确表示过：“我思想的真正关键是可错主义以及批判的方法”（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5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汉兹还指出，“波普尔论者的立场是，理性是建立在批判而不是辩护之上的。猜测以及对理论的检验并没有被当作是不会出错的方法论规则，而只是在猜测和检验服务于深化严肃的讨论这一目标时才如此。”（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波普尔的“境况逻辑”。考德威尔在《流行的波普尔》(1991)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从波普尔的境况逻辑中能比从其证伪主义中学到更多东西（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又说：“环境逻辑（按：Context译为境况更妥）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境况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基本步骤是：(a)描述境况；(b)假定理性选择原则；(c)对行为进行预期；(d)若行为与预期不符，则回头检验境况描述（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8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由于理性选择假定带有特设的性质，不可证伪，这似乎与证伪主义思想互相不协调，因此受批评者的指责。回答是，假如用拉卡托斯眼光看问题，理性假定是硬核，有韧性，不受经验的直接检验，这样就仍然可以说得通。　　

　　(3)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我最喜欢的正是波普尔思想中的这种辩证法成分。博兰在《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思考》(1994)中解读出波普尔所具有的二重性：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博兰对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作了非常独特的概括。他说：　　

　　对波普尔而言，科学乃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作为对基于经验的批判的回应，我们通过消除错误而学习。理性的批判的争论——重点在争论。波普尔有时候称此为“批判的理性主义”。考虑到其重点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我愿将它称为苏格拉底—波普尔观点（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博兰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乃是波普尔科学观的本质核心，对此我深有同感。科学相应地就是苏格拉底的批判性对话与辩论。对于任何辩论，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保证也是不存在的。可证伪性、制度分析、批判的理性主义都只是开胃食品，而不是主菜。若把鸡尾酒会上的冷盘当作主菜，就没有抓住要害（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7～35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博兰指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Euthyphro篇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它阐明了苏格拉底辩证法和波普尔学习理论的全部重要因素：试图通过发现错误而学习，欢迎批判以便进行学习（注：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1997)，35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类似地，博兰也用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精神重新解释了波普的境况逻辑（即问题导向和形势分析）。按照他的说法，问题导向是波普尔辩论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是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方法的体现，而境况分析则是说明问题条件的方便工具。联系经济学的应用，这种启发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每一位新古典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第二天性。例如理性消费者所面临的形势是，要分析在现有支付能力条件下如何进行合理决策，以使效用最大化等等（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科学革命论是库恩为经济学家留下的方法论遗产　　

　　若要理解经济学，人们还需理解经济学家共同体内隐含在相关工作之中的结构与策略。库恩提供了一套新颖的总体框架，它包含若干关键性概念：(1)范式——这是特定的科学家集团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它是包括标准科学理论（即范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公认的实验手段、科学方法乃至价值观、哲学观在内的整个信念网。库恩后来把范式解释为“学科模子”（disciplinary matrices，千万不可误译为“有规则的矩阵”呵！）是十分生动的。同一个科学集团培养出来的人，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例如牛顿派学者像是用牛顿决定论模式熏陶出来的，而斯密—李嘉图学派则是用劳动价值论模子塑造而成。因此，范式与第二个概念直接相关。(2)科学共同体——指这样的科学家集团，他们从事同类的研究，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共同要素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了解，思想交流充分，在专业上判断比较一致。一句话，他们拥有共同的范式。(3)科学革命及其相关概念——新旧范式间的转换称作为科学革命。新范式建立起以后，科学进入常规阶段，常规科学主要是在指定范式指导下的解决难题的活动。当反常过多穷于应付时，科学危机就到来了，之后就又有科学革命……（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61～26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西方经济史中的六次革命，从斯密的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到理性预期学派所发动的第六次革命，都可以用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的范式转换模式作出恰当说明。例如斯密革命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并实现了从财富由外贸决定到由劳动生产决定的范式转换以及从“国家干预”到“自由放任”（市场调节）的转换。又如边际革命正是从劳动价值论的严重反常中产生。主观与客观之间本来就存在两极张力，劳动价值论偏重于客观上劳动的消耗而忽视了主观效用，不能合理解释消费者行为的主观评价，以及效用递减律等等。再如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则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的理论危机，危机导致革命（注：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导论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倍受现代经济学家者青睐的另一套总体性概念构架　　

　　这个理论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纲领并非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根本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论系列组成，它是开放的、可调节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纲领中不可触动的深层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硬核周围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消解反常，维护硬核并促进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取得进步。研究纲领有进步与退化之分，前者不断产生新预言，后者丧失启发力。启发法规则还有正面与反面之分。这些我已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一文中作了细致分析（注：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载《经济学家》，1999(6)。）。　　

　　正如巴克豪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拉卡托斯主义遗产》(1994)一文中所指出，纲领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方法论研究热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布劳格在解读拉卡托斯时声称，拉卡托斯有80%的波普尔成分，20%的库恩成分（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15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然而，汉兹却认为，正是拉卡托斯区别于波普尔的地方才赢得经济学家的支持，这就是：存在不可证伪的思辩性硬核，确证和理论进步都很重要。汉兹和马奇都认为，纲领方法论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为经济学家的实践活动作出合理辩护。若在经济学理论中运用纲领方法论，举例说，“理性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一个硬核假设，则相应的反面启发法规则就是“不要建构按非理性行为行事的经济理论。”又如凯恩斯纲领在20世纪40年代是有预言力的进步纲领（它预言了乘数效应和新财政政策的成功），到60年代却变为退化纲领（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对于凯恩斯纲领，马克·布劳格有更具体的分析。布劳格在《经济学史中的库恩与拉卡托斯》（注：Mark Blaug:Kuhn and Lakatos in History of Economics,inGary Gutting(ed.),Paradigms an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980)一文中指出，拉卡托斯的科学活动的图景要比库恩的更为丰富多彩，因此在分析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比如凯恩斯革命）时必须将科学革命论与纲领方法论结合起来。布劳格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纲领的“硬核”中总是包含“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由此推知每一个当下的决策对未来结果的影响都存在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当凯恩斯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单个的理性经济人转移到宏观总量分析时，他在纲领的“保护带”里，甚至在“硬核”中，都引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从而动摇了精确预期的可能性。因此，凯恩斯的经济学纲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硬核”。与此相适应，凯恩斯纲领的“保护带”里也充满着全新的辅助假说：消费函数，乘数效应，自主开支概念，投机性货币需求对长期利率的稳定性所起的作用等等。凯恩斯纲领还有自己的强有力的“正面启发法”，即对付可以预料的反常情况的一系列策略性提示以及从正面贯彻宏观总量纲领的程序性指令，用以指导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对消费函数和区间乘数的统计估算等等。　　

　　巴克豪斯正确地指出：“研究纲领的相互依赖性是任何一种经济分析都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个结论被下面这种观点所强化：在一个研究纲领的发展过程中，与之相竞争的研究纲领的批判常常是重要的”（注：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引言第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依我之见，这正好是苏格拉底对话辩证法在纲领方法论中的生动体现。我历来认为：“历史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其实经济学史上，著名的“马歇尔综合”就使得古典学派的客观劳动价值论与边际学派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两种互斥的研究纲领成为互补（劳动价值论偏重于供给分析，形成了以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理论；而效用价格论则偏重于需求分析，则形成了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使得供给与需求、卖方与买方、客观与主观等对立力量获得均衡，把原先完全对立的竞争纲领（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三个方面）都合理地统一起来。同理可以说明，萨缪尔森综合使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这两个互斥纲领成为互补。所以，我认为，胡佛和斯蒂德曼两人从竞争纲领存在互依性推出纲领方法论对理解不同经济理论间的关系无所帮助的结论（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完全不可取。　　

　　此外，与竞争纲领的互依性问题直接相关联，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研究纲领之间的部分重叠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研究纲领与另一个不同研究纲领之间难以确立截然分明的硬核命题。它同样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据此对拉卡托斯方法论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例如，凯恩斯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实质上与此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这两个经济学纲领是部分重叠，缺乏独立硬核的。又如尽管弗里德曼对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纲领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但他所强调的马歇尔主义方法论（强调经验根据和简单模型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很明显不是瓦尔拉斯主义的。对于在一个纲领内所做的工作，可以为另一纲领提供决定性的支持，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36及2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胡佛在《科学研究纲领还是［相似］族？拉卡托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联合评估》(1991)一文中看出，面对一串部分重叠、相互间没有截然分明界限的经济学研究纲领，原有的硬核、纲领都成了有疑问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属性和本质主义不够用了，更需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相似族”那样的新的概念工具。正如人们可以有一根有力的绳子而其中没有一根线贯穿于始终一样，人们可以在没有一个有效的硬核情况下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研究的共同体（注：马克·布劳格等著：《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1994)，271～27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们的答复是，对于胡佛的批评，要反其意而用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纲领方法论来说，维特根斯坦“相似族”正好可以看作一个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反对的理由。问题出于本质主义的错误预设，我们原来就没有理由用僵硬的本质主义来看待研究纲领，使它失去弹性与韧性。恩格斯早就说过，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与辩证法不相容的。　　

　　还有，纲领方法论实际上还受到了方法论取消主义者的批评。为此，巴克豪斯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从拉卡托斯到经验科学哲学》（注：Roger Backhous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From Lakatos to Empi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98.）(1998)一书中，针对后现代主义者中的虚无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进行评析，坚持认为方法论的争论对于经济学而言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他为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的一种修正形式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比如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很容易被看成纲领方法论的反例，因为该理论尽管享有很高的声誉，却明显地缺乏经验内容。巴克豪斯答辩说，一般均衡论可以看成在数学上的好的模型，而不应当看成好的经济学。作为好的数学模型，它完全可以用拉卡托斯在其数学哲学著作《证明与反驳》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学中潜在的纲领方法论来进行分析；作为经济学，因其缺乏经验内容不应当作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对于这一切观点，特别是技术细节，巴克豪斯在另一本书《经济学知识中的真理与进步》（注：Roger Backhouse:Truthe and ProgressinEconomic Knowledge,Lodon:Edward Elgar,1997.）(1997)中有更展开的阐述。　　

　　以上我们解答了对于纲领方法论的种种典型的诘难。依我之见，迄今为止拉卡托斯的纲领方法论仍是最有竞争力和解释力的适用于经济学的方法论构架之一。　　

　　 四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是跨学科的，由于它在内容上涉及经济学与科学哲学、逻辑、伦理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认识论等多种学科间的交叉，因此它需要众多学者进行分工协作，同时在思考方式上还需要采取多视角的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很多研究者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例如S·Y·Auyung所著的《经济学、进化生物学与统计物理学中复杂系统理论之基础》（注：Sunn Y.Auyung: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in Economics,Evolutionary Biology,and Statistical Physics,Cambride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998)一书所采用的正是一般系统论的跨学科类比方法，因为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单元、物种种群以及统计系综（大分子集团）都是由大量要素及子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其规律具有跨学科的同构性。同时经济学预言像进化论预言与统计物理学预言一样，具有概率性和非严格确定性。又如E·Sober在《威尼斯海平面，英国的面包价格与共同原因的原理》（注：Elliott Sober:Venetian Sea Levels,British Bread Prices,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Cause,The British Journal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ume 52,2001,331～346）(2001)一文将科学哲学家莱欣巴赫的共通原因的概念与原理运用于价格水平分析，显示出作者对经济学中因果律的作用的关注。　　

　　还有些论文，从社会认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向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事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由纯粹客观的自然事物所提供的，而是由行为主体参与其中所形成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因此，这种由主客体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循环性、自反性和认识论上的非纯客观性就成了值得讨论的课题。然而，不同的科学社会学家却引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注：Mcclellan,C: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Bruno Latour,Social Epistemology 10:193～208,1996.）（注：Mirowski,P: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Philip Kitcher,Social Epistemology 10:153～169,1996.）。在S·M·Downes的《新经济科学中的主体与标准》（注：Stephen M.Downes:Agents and Norms in the New Economicsof Science,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June 2001,Volume31,Number 2,224.）(2001)一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研究经济学知识产生过程的社会学性质的基奇尔模型与哥德曼模型，确定了经济学的“主体”概念的标准含义，分析了它与认知心理学的“主体”概念之间的不协调性。论文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它跨越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经济学与认知心理学等几个不同的领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哲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叉研究。格拉斯与约翰逊在《形而上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经济学》30（注：J.C.Glass,W.Johnson:Metaphysics,MSRP and Economic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39,1988.）(1988)一文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纲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纲领的硬核进行了相当客观的比较研究。而L·A·Jacobs在《市场社会主义与非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Lesley A.Jacobs:Market Socialism and Non-UtopianMarxist Theor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December 1999,Volume 29,Number 1,527.）(1999)一文中，尽管只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派（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所用概念在外延与内涵两方面都与我们的对应概念有极大的区别，然而仍然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的提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换的重大步骤呢？　　

　　在本文结束之前要说的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还涉及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经济假说的实在性研究，经济学中的批判实在论、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以及经济学的语言哲学问题等等，限于本文的研究目标不再一一评述　　

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Das Capital in the Eyes of Overseas Scholars　　　　

裴小革　　

【作者简介】裴小革(1956-)，男，北京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特约编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写于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完全过时，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作为一种惟一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惟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论证了《资本论》研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摘 要 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英文摘要】At present,many peopl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holdthat the Das Capital that Marx wrot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is now out date and should be substituted by Western mainstreameconomics as the only correct modern economics to dominate theacademic field of economics and become the only basis for the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To justify theirviewpoints,they even carefully selected and cited comments byoverseas scholars so as to prove that their viewpoints are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world over.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situation,this article offers an objective survey of thecomments on Das Capital by the overseas scholars and proves its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关 键 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overseas scholars/Das Capital/criticalness/scientificity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6-0056-05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毛泽东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像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过渡阶段[1]。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2]。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3]　　

　　苏东剧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4]。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5](P300)但是，在12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后来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6](P9,300-302)。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7](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的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8]。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又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70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于1904年相比增加了4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8倍）。显然，在长时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9]。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的。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这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10](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11]。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12]。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洛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13](P107-108)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ROBINSON,JOAN,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London,1949.　　

　　[2]　MYRDAL,G.,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Economic Doctrine,　　London　　,1953.　　

　　[3]　LEONTIEF,W.,"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XVIII,Mar.1938.　　

　　[4]　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A].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　KEYNES,J.M.,1933,Essays in Persuasion,London,1933.　　

　　[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7]　SAMUELSON,P.A.,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　　

　　[8]　DESAI,M.,Marxia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74.　　

　　[9]　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10]　BOTTA,F.(ed.),Sul capitale 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　　Bari　　,1971.　　

　　[11]　KUHNE,K.,Economics and Marxism,English translation,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12]　ANTOINE,J.C.,Introduction à?analyse 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13]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解读中国异化消费现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　　

Interpretation of Alienation Consumption Situation in 　　China　　　　

　　——Inspir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Marxism of Ecology　　

夏永梅　　

【作者简介】夏永梅(1978-)，女，新疆库尔勒人，现西南政法大学2001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哲学方向研究。重庆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内容提要】异化消费理论最早由70年代末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其某些独到见解带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但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异化消费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忽视了其在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时期的滋生蔓延。本文旨在通过对异化消费在中国的现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的研究，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趋势，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防止其演化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摘 要 题】中国经济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 Alienation Consumption Theory,which was first raised by the western Marxism of ecology school in late 1970s,gave people some valuable inspiration.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people misconsidered the alienation consumption as the outcome of capitalist system,and ignored its creation and evolution in our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The paper researched the status quo of alienation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a series of social crisis originated from it,and revealed its forming reason and growing tendency.Its purpose is to provoke social attention and prevent the alienation consumption from evolving and becoming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the future society.　　

【关 键 词】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社会危机/商品经济　　

　　Marxism of ecology/alienation consumption/social crisis/commodity economy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一　　

　　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的一种状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现象频频出现，70年代末，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化出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从社会生态观的立场出发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第一次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该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根限》等书中提出的，后来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和发展。“今天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具有以下特征：(1)技术规模庞大；(2)能源需求高；(3)生产和人口都很集中；(4)职能越来越专业化；(5)供人消费的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莱易斯认为往往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恰恰是当代异化的特征。仅仅根据消费来衡量满足是现代社会所固有的混乱现象，因为商品体现了许多复杂的含义，这些复杂的含义往往难于理清而且也难以与人的需求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可能并不喜爱自己职业的人，往往会为消费名牌商品而努力工作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名牌商品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尚带头人在市场确定的流行趋势，一会儿失去魅力，一会儿又有了魅力。”[1]“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2]之所以叫“异化消费”，是因为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表现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其创造性，人们把满足、快乐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本·阿格尔说道：“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3]这就是异化消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了异化消费，而异化消费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异化消费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污染了环境，造成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现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诚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其异化消费理论确实为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深思。　　

　　　　二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异化消费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而事实上，异化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生女，它不但降生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天天地扩张。　　

　　异化消费通常表现为过度消费或奢侈消费，而当今中国正在刮起一股奢侈消费的欲望旋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现在国内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翁已逾万人，他们的挥霍浪费正肆无忌惮地改写着我们曾经节俭的历史。据报道，杭州某地产巨头耗资1000万美元建造了一套足以显示其成就的仿“白宫”建筑作为住宅，而另一人则仿美国帝国大厦在上海外郊建造住宅。富翁们振振有辞，“花钱有理，奢侈无罪，”他们认为“有钱就要表现出来”，“钱可以从周围朋友那里买来尊重和羡慕”，“奢侈让我们受到世界更多的重视”。国内富翁并没有国外富翁那样富可敌国，然挥霍浪费却令国外富翁“汗颜”。不仅如此，工薪阶层也勒紧腰带向奢侈进军。正如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言：“目前的社会与其说是在遭受着缺乏钱的痛苦，不如说是在遭受着大肆挥霍浪费钱的痛苦；”[4]“这种只顾及时行乐而不顾后果的生活模式在每个阶级中都存在相当大的市场。中上阶级同下层阶级一样，都对此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的生活超出了他们的财力。他们过着挥霍浪费的生活，极尽炫耀、享乐、轻浮之能事。”[5]人们无限地求新求变，跟随潮流，喜新厌旧，不需要的也要拥有。过度消费让人们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生活品质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一种被金钱物化的幸福，人们进入了异化消费的时代。在贫富悬殊的中国，先富带动后富的同时，异化消费也得到了传播。“挥霍浪费是灾难之源。”[6]异化消费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悖论，引发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人的异化以及道德沦丧和犯罪等一系列社会危机。　　

　　1.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危机归结为人们的过度消费行为，认为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正是由于人们运用所掌握的技术力量不加节制地开掘和利用自然资源，用以高度密集生产和穷奢极侈的消费，才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使得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危险局面。我们的传统经济是一种“牧童经济”，是由“自然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线性流程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经济。这种传统经济社会犹如一个可以由牧羊人任意放牧的草场，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地的悲剧”。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刺激消费，依靠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并且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一方面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抛洒废物，其结果便是生态环境的崩溃：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便失去了控制。据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国目前沙漠化的速度是每年21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每年有30个北京城成为沙漠，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事情的发展正如霍尔克所言：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地。过度消费使得有限资源和人类无限索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有人反驳说，科技会使能源无限地再生，比如核能。核能确实能暂时解决当前的能源危机，但它同时会带来更严重的辐射危害，环境污染就会愈发严重。目前，噪声污染与大气污染、水污染一起被列为我国最严重的三大环境公害。垃圾也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过度消费正以惊人的速度和量制造垃圾：中国每年垃圾堆存量高达64.6亿吨，占地5.6万公顷，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而对中国来说，资金短缺往往使得回收再利用难以实现：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经济积累资金，有了资金才能处理好垃圾，而另一方面，发展经济的过程又必然不断地制造垃圾。过去所谓的“天灾人祸”，现在更突出地表现为“人祸”转化为“天灾”。天气反常、地球升温、传染病蔓延，其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异化消费导致的环境污染。人类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却忽略了这一点，故此汤因比预言——人类不会在谋害自己母亲的罪行中幸免于难。　　

　　2.人的异化　“人喜欢成为奴隶，并展示自己受奴役的权利，这种奴役常常变换自己的形式。”[7]“奴役总是意味着异化，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向外抛出。”[8]现今社会中，正是金钱和物质财富奴役着人们，异化消费引起了人的异化。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为了追求奢侈的快感，人们花大量时间工作。赏心悦目的消费像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囚笼着每一个人。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一切都变得高速。电器很快就换代，技术很快就更新，于是悖论产生：高速本身是为人类节省时间的，但实际上人们为了跟上“更新”、“换代”而变得更加忙碌。被金钱物化的幸福让人们无节制地挥霍物质，快感过后人们发现情感空间越来越窄，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的普遍怀疑在增长，闲暇和真情成为真正的奢侈品。人们的享受比从前多，但明显不如从前快乐，又一个悖论产生。一份报纸用辛辣的语言揭示了这一事实：生活的重担与工作的压力将人异化为物，人们的脸上根本看不到满足的快意，就好象一只被疲惫和麻木折磨得褪了毛的鸡，即使再被开水烫上一遍也不知道疼痛。舍勒指出，在今天，就生活秩序而言，异化以其特别的秩序完全占有了“最佳的头脑和最强的心尖”。在医疗技术日益昌盛的时代，疾病却无所不至，多方数据均表明，中国的精神病人正在急剧增加。不堪重负的人们，在异化消费的怪圈中丧失了人的本质。　　

　　3.道德沦丧和犯罪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9]经济和道德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车轮，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和一致性。但是在二者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经济增长和道德滑坡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来：惟利是图观念盛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滋生……异化消费现象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张，影响人们价值观的转变；而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形成又直接推动了异化消费现象的扩张，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功利主义价值观使得人类社会道德沦丧和犯罪滋生。弄虚作假和道德败坏的恶习来自于人们对两个东西的过于重视——等级和财富。而今天等级和财富的标志就是消费水平，人们正是通过奢侈消费来换取他人的尊重和信任的，社会道德遭到了彻底的腐蚀。没有战争和政治运动，但犯罪像无所不在的细菌威胁着人们，挥霍物质的欲望直接主导了犯罪。　　

　　　　三　　

　　为什么现在过度消费在我国成为一种全国范围、大面积、全方位的行为？其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异化消费在我国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的社会机制　目前中国占主体的经济理论是“以消费促生产”，在这个理论的支持下，鼓励消费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因此，近年来为发展商品经济，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消费特别是鼓励超前消费的政策，比如各种信贷服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初推出的一批鼓励个人消费信贷的新政策：“(1)从1999年起，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2)将个人住房由普通住房贷款扩大到借款人自用的各类型住房贷款；(3)对购买住房、汽车的贷款比例可在严防信贷风险的基础上按不高亍全部价款的百分之八十掌握；(4)各银行可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试办一些新品种的消费贷款，如耐用消费品贷款、教育助学贷款、旅游贷款等；(5)贷款利率方面可在政策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该政策无疑是一支强心剂，有力地刺激消费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继此之后，各种鼓励超前消费的政策和信贷服务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台，并且限制条件越来越放宽，按揭还款期限越来越长，利率也越来越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超前消费。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有许多人由于对超前消费的理解存在偏差，盲目跟随，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形成了过度消费，使得自身不堪重负。政府鼓励的消费实际上是一种适度消费，是在个人经济承担能力以内的消费；而政府鼓励的超前消费则是在收入稳定的前提下和经济承担能力以内的信贷消费。但是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人们并未准确理解和贯彻该政策，而是盲目的追随，未把握好享受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度，给自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包袱，导致了过度消费即异化消费的形成。　　

　　2.商家制造的官能化信息环境　21世纪的中国是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弗洛姆曾分析了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新就是美。他把消费者购买行为归纳为如下的恶性循环：获取→暂时的拥有与利用→舍弃→新的获取。消费的另一个特征是：制造需要，实际就是制造欲望。商家响应国家鼓励消费促进生产的政策的号召，把握机会，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大媒体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五花八门的信息到处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欲则刚”，然而欲望一旦产生便是“欲壑难填”。人们不断地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异化消费势必形成。　　

　　3.个人价值观的偏移和传统旧俗的影响　从前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是人格、才能、知识等精神上的贡献。而今天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已将评估标准转为物质贡献，即成功的标准是能否赚到比别人更多的钱。物质财富标志着人们的地位，主宰了人们的快乐。正如汉斯·布鲁门·伯格所言，拥有金钱是人们所能说出的关于幸福的唯一确定的形式。这种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代表的功利化价值观被人们称之为“唯物”价值观，因为它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行为上。这种“唯物”的价值观直接推动了异化消费现象的形成。此外，传统旧俗的影响也推动了异化消费现象的演化。奢侈与浪费是原始人遗留下来的旧俗。早在社会发展初期，原始人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常常因为过度的采集和狩猎消灭了一个地区的物种，破坏了自己的食物来源，被迫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现代人继承了古人的奢侈和浪费，最终导致了资源的破坏。“注重面子是当代社会的最大恶习之一”，[10]这也是传统旧俗带给当今社会的一大恶习。为了体面的生活，人们不惜成为物质的奴隶，承受着高消费的奴役。其实在奢华面前，人们只要有勇气说“我负担不起”，就可以摆脱异化消费的枷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异化消费产生的真正根源就在于商品经济社会。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依赖性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1]马克思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这三种社会形态分别是由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决定的。人的依赖性社会即自然经济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即商品经济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指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是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我国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提供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做准备。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即产品经济社会，指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即在物的依赖性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往、全面的关系、各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地、自由地进行交往。个人在挣脱了对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依赖而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同时，却又落入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即对金钱关系和商品关系的依赖，成为物的关系包围中的“独立的个人”，成为异化的个人，成为更加不自由的个人。异化消费正是对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产物，即商品经济社会是异化消费现象产生的根源。因此，异化消费不仅形成于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四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异化消费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忽略了其在我国的萌芽成长。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异化消费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故其在我国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并且，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加入WTO的过渡时期，国家今后的消费政策仍是以各种经济手段刺激消费需求，以期更快地促进生产增长。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那么异化消费现象在中国就会不断扩大，由其引发的社会危机也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可能会演化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当代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人类必须以全面而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1.在异化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道德性和科学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克服异化消费的关键是建立“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我们认为这是不科学的。“零的增长”并不能停止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只能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不能达到生态平衡。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观念和发展模式，就可能重复历史上发达文明走向衰亡的老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今后必须发展“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节约资源、适度消费的循环经济，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转变消费观念，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文明诞生时中国人曾把节俭看作美德，但现代人将其视为陈腔滥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高广大消费者的节约意识，鼓励消费者进行适度消费。转变观念，重建道德，关键在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是未来社会进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13]挥霍物质并不能给生活带来真正的热情和快乐，唯有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才能带给人们幸福和热情。所以人们必须纠正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错误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摆脱物的奴役，才能消灭异化消费现象，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类的自由，实现向人本身的复归。　　

　　收稿日期：2002-10-28　　

【参考文献】　　

　　[1][3][12][13]　〔加〕本·阿格尔.慎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76,493,475,477.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2.　　

　　[4][5][6][10]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金钱与人生[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2,17,29,188.　　

　　[7][8]　〔俄〕别尔嘉耶夫，张百春.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52,66.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新时期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观点简介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in the New Period　　——Introduction of Ideas of Analytical School of Marxism　　

张之沧　　

【作者简介】张之沧(1948-)，男，江苏邳县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对其要重新界定和科学分析。他们提出，新时期的剥削主要不是源自剩余劳动，而是产生于财产关系的不均和财产分配的不公；新生的官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不仅促成新阶级，也使它们拥有过量财富，这就是“阶级－财富”、“阶级－剥削”和“阶级－权力”对应原理；对“阶级构成要素”、“新阶级结构”和“新中间阶级界定”等问题也要做新的分析。　　

【摘 要 题】政治经济学　　

【英文摘要】Analytical school of Marxists think that expliotation,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continue to exist in socialist society.But we need to re-define and analyze them.They hold that the exploitation does not mainly originate from surplus labour,but is mainly produced from the odds of property relation and the unfair property distribution.The neonatal bureaucrat system of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not only produce the new classes,but also make them possess excessive wealth.This is exactly th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 of "class-wealth","class-exploitation"and "class-power",and we should also have new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class constituent elements,new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new middle class.　　

【关 键 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剥削/阶级/阶级结构　　

　　analytical school of Marxism/exploitation/class/class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03)03-0011-05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和剥削？国际性执政党的腐败是否会导致一个颓败没落的阶级？这在当代许多学者那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界定阶级和剥削，如何看待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需要给予更科学的分析。当代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对此给出了新的界定。　　

　　　　一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认为，为了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不能再套用19世纪的经济学概念来分析新时期的阶级和剥削问题。比如，显然不能仅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说明当前剥削的产生，而应以社会制度、所有制形式以及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分析和论证。剥削主要不是产生于剩余劳动的攫取，而是产生于由权力引发的财产关系的不均和财产分配的不公。不加限制地让少数人暴富，必将迅速扩大剥削和阶级分化。因此应重铸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必去争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联系；不必去分析劳动力这个商品与工资的交换；不必去坚持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更不必坚持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利润的唯一来源。　　

　　罗默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制度上的罪恶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如果生产资料真正实现社会化、公有化，并交给劳动阶级掌握，而不是将其变成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僚阶级所有化”，那么阶级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便会消失。然而，今天的任务是要建立一种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同样生效的剥削理论。这种理论包括：剥削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模式中也可以出现，在那里富有者以商品市场为中介剥夺了穷生产者的劳动时间。而在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情况下，由于给经济行为者增添多种选择机会，每个当事人都可以根据财富的多寡来决定雇工、独立经营或借贷资本的最优化选择，这样就不仅形成阶级，也使其拥有了相应财富，这就是“阶级－财富对应原理”。在不同阶级中，那些被雇佣者和借贷者就构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被剥削阶级，而雇佣者和贷出者便构成靠剥削劳动力为生的剥削阶级，这就是“阶级－剥削对应原理”。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就是财富、剥削和一切，这就是“阶级－权力对应原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富人都是剥削者，贫困者都是被剥削者。　　

　　据此，罗默提出了他的有关超出各种具体剥削形式的一般剥削理论，并利用博弈的方法阐释了这个理论。在罗默看来，在一个由经济体中的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参与的博弈中，如果一个群体S带着人均社会资产“退出”该经济体后能使其成员过得更好，那么S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受剥削的。相反，在该经济体中与S群体相对应的S'群体就是剥削者。如果一种经济体中的任何群体都无法找到条件上可行的其他选择以改善其成员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经济体中就没有群体受剥削。如此，罗默实际上把剥削的本质就界定为“有一种更好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罗默根据各种不同的“退出”原则和具体规定，阐发了各种具体的剥削形式，如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剥削，以及权力和地位剥削等。　　

　　封建剥削就是指在封建所有制关系下生产和消费的群体中，如果其中某个群体带着自己的财富退出该经济群体而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就证明它在该群体中受到剥削，与之相对应的群体就是剥削者。封建社会中，佃农就是受剥削者，地主就是剥削者，佃农带着自己的耕地退出封建社会就会过得更好，他们的“退出”就是摆脱封建束缚。而那些手工业者和自由农民就不是受封建剥削的群体，他们即使退出封建社会也不会过得更好，除非科技进步、生产力得到发展，建立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剥削指的是，如果一个群体携带着社会人均可转让生产资料退出资本主义关系下的经济体，该群体的经济状况就会变得更好，那么就说明该群体受到剥削，反之就是剥削。罗默认为他的剥削概念就“等于马克思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来界定的剥削定义。”[1](P202)而且根据财产关系的博弈方法来确定马克思的剥削特征比根据剩余价值来确定还要优越。一方面，在人们谈论剥削时，财产关系的概念能更清楚地揭示其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种观点去反驳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企图，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封建剥削，但却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其特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社会主义剥削就是指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之后，由于个人还占有不同的不可转让的财产或技能，不平等和特权还依然存在，那么由此引发的剥削就是社会主义剥削。具体地说，“在可转让资产被平均分配之后，如果一个群体带其人均社会不可转让财产退出而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它就受到社会主义剥削。”[2](P75)另外，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财产分配的不公，其分配原则往往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给予不同报酬，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当权者不仅拥有高人一等的显赫地位，而且可以使自己拥有各种机会攫取财富。这部分人假如带着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走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使他变得无权无势，其生存就会变得相当糟糕，这就足以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剥削者。罗默把这种剥削叫做地位剥削。　　

　　由此罗默认为剥削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它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剥削，却产生了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却孳生了社会主义剥削和地位剥削。而所有这些剥削都是由于财产的私有形式和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因此只有消灭私有财产，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消灭剥削。　　

　　不过对剥削也要有一个全面认识。既然剥削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已经长期存在，且目前还在继续存在，这本身就证明剥削并不完全是坏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罗默说，从实证的角度上看，剥削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手段，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剥削与激励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消灭剥削的同时也可能就消灭了某种生产要素中的激励因素和生产活力。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经济体后把激励因素改变到使它比按通常收入过得更糟的地步，那么就可以把这种剥削叫做社会必要剥削。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劳动技能差别产生的剥削就是这种社会必要剥削，过早地、人为地消灭这种剥削就会使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降低整个社会生产的激励因素，影响或障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任何社会由权力和地位产生的剥削都是破坏生产力和孳生腐败的根源。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地谴责一切剥削，而是历史地看待生产方式的发展，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以及由它产生的剥削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虽然曾经愤怒地谴责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深重罪恶，但是他还是公正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历史功绩，并在谈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不平等时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其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罗默以上关于“剥削”概念的论述虽然很富创见，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却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观点，即公开宣布“剥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个多余和乏味的概念，为此提出了三个论证理由：1.对劳动的剥削不是说明资本主义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基础；2.谈论剥削论不如直接阐述生产资料的不平等；3.剥削理论不能正确地判断不公正受害者。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商品都受到剥削，而不仅仅是劳动力”。[2](P80)对劳动的剥削并不比对石油、谷物或铁的剥削更能说明利润和积累。因此，他认为马克思有一件事情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有关劳动力能产生比它体现的价值更多价值的论述。罗默认为劳动力的这种魔术般的性质并不为它所独有。“实际上，在一种能产生剩余产品的经济中，任何商品都具有这种魔术般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劳动力绝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2](P82)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剥削论是一个我们不必再逗留的场所，它曾经为建立一个兴旺的家族提供了住所，现在这个家族必须搬迁，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去关心剥削理论。　　

　　　　二　　

　　与剥削概念相联系的是，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由于科学技术日益变成第一生产力，使生产性工人锐减，非生产性人员，即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人员激增。工人内部结构出现多层次分化的倾向，而且各个层次之间在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也都出现较大差异。这样，究竟怎样确定无产阶级的外延，怎样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及其革命的前景，就自然提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再认识和再实践的日程上来。其次，由于管理科学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一和纯粹的私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或者说公有制形式在与日俱增地发展着。尤其是公司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一种新现象，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由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新出现的“中间阶层”如何定性和加以概念化，也是新形势下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再次，当代社会普遍发生的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歧视、人口泛滥、生态危机等方面的矛盾的激化，不仅使得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停滞不前，也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几乎完全让位于其他多种形式的矛盾，这就使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质疑：阶级是否还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理解历史的主要群体？阶级斗争是否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此外，对于“福利国家”中的失业者群体算不算被压迫阶级的问题，也构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分析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上述所有方面无疑使马克思的阶级学说面临挑战。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结构的研究上获得巨大进展，不仅出现普兰查斯有关“阶级构成要素”、“新中间阶级的界定和性质”等问题的新理论，而且出现被誉为阶级理论的“一场革命”的“罗默－赖特的阶级划分理论”和“阶级结构理论”。关于新时期阶级构成要素的理论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多元决定论”、“政治实践决定论”、“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以及“财富－剥削决定论”。　　

　　在“多元决定论”理论中，普兰查斯提出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要素来划分阶级的方法最具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所界定的社会阶级主要是由社会成员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也即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所决定。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非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经济标准，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2](P126)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之所以会成为阶级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因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机构在再生产的阶级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集中体现了阶级关系，但是在确定社会阶级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关系。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就只意指“在那种生产方式中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2](P126)而从事一切非生产性的薪金劳动者都应算作是新资产阶级。　　

　　“政治实践决定论”为英国学者胡利特(Alan Hurit)所提出。他认为不能把划分工人阶级看作是单纯的理论活动，而应看作是一个同制定革命战略息息相关的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问题。如果按照普兰查斯的方法把工人阶级局限在生产劳动者这一小部分人中，就不利于发动社会上占压倒多数的力量实行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况且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成为“总体工人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因此“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2](P12)既然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在技术上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标志着社会总体劳动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也就应该把受雇佣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科学家看作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不过，胡利特在论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三个方面，即生产的技术关系、阶级关系、以及一般关系或历史关系的时候，还是突出了阶级关系，认为阶级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社会关系，因此个人的阶级成分或阶级地位就不能只是从个人的职业中派生出来，还应该从构成阶级实践的各种活动中去认识，经济内容只是规定了阶级结构的参数和外部界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实践和思想实践。　　

　　“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是美国学者艾伦莱克(B.Ehrenreich)等人的观点。在艾伦莱克看来，阶级的确定不仅有经济的成分，也有文化的成分，是经济与文化的结合。阶级的经济成分是阶级产生的基础，但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也与其受教育的背景、亲属关系、消费形式、劳动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样式紧密相关。这些文化形式不可能以任何一种简单的方式从同时存在的该阶级的成员与其生产资料的关系中脱离开来，因为文化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滞后性，它往往要比政治经济因素具有更长时间的存在期。艾伦莱克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所形成的庞大的“专业－管理阶级”就是在“生产过程改组、社会管理的群众机构出现以及商品普遍渗入工人阶级的生活”的情势下，剥夺了原本属于工人阶级所固有的技术和文化的结果。可以说，正是由于文化知识和技术类型的，才从工人阶级中，或从产业工人中分化出与工人既相依存又相对抗的新阶级，即第三产业（也叫服务业阶级）。　　

　　“财富－剥削决定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观点，即认定了财富和剥削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在他那里，工人阶级就是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金融资本或货币资本，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阶级。资本家则是拥有生产资料、金融资本或货币资本，甚至自己不参加经营活动，而只雇佣他人劳动或只需坐享其成，就能够获得高收入的人。新中间阶级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大都亲自参加经营活动。　　

　　　　三　　

　　正是这种新中间阶级，在现阶段的阶级构成当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冲淡了以往阶级结构中的两极对立关系。关于“新中间阶级”的概念化问题，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基本上形成了三种有关“新中间阶级”的形态理论。其一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不变，把新中间阶级看作是其他阶级的一个部分，如“新工人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其二是把新中间阶级看作是一个性质上完全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形态，或称为“专业－管理阶级”或称为“白领阶级”。由此使原先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因为迄今为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阶级人数大幅度上升，远远超过蓝领阶级的阵营。其三是不把“中间阶级”看作一个独立实在的阶级，而是看作阶级关系中的矛盾地位的诸群体。　　

　　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反对把“中间阶层”看作一个实在阶级。他认为根据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个传统阶级：资本家、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今天虽然阶级成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充分理由一定要给一种阶级结构内的所有社会地位集团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定义。关键是要认识清楚“新中间阶层”的阶级性质。首先，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新中间阶层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靠受雇领取薪金为生。其次，在现阶段的社会关系中，“统治”虽然不能作为确定剥削的基本要素，却是考虑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现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有明显的不同。特别在现阶段许多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已经分离的情况下，产生了一大批没有可转让财产却拥有不可转让的“财产”，即拥有科学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人员。这些人一方面受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又执行着“总体资本”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有支配权和控制权，这就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再次，从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来看，新中间阶层在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方面，与传统工人阶级一样，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是资本家的剥削对象，这就使新中间阶层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特征，而且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是当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赖特在批判吸收罗默的一般剥削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一般的阶级结构框架。在赖特看来，罗默的剥削类型划分中，“地位剥削”概念不够规范。一是它与其它剥削形式在逻辑上不一致，其它剥削都与生产力相关，是唯物主义的，而地位与生产却没有必然联系。二是地位剥削很难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分，封建贵族接受分封、酬劳和赠馈恰恰是因为他们处于某种地位，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技能或占有资本。对此，赖特认为可以用“组织财产”或调配财产来替代。因为组织本身是一种生产源泉，在复杂的劳动分工中，是协调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财产一般被经理和资本家控制，而在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社会，组织财产则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这样，赖特就确定四种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财产，作为划分不同社会阶级的标准。在封建社会，主要财产形式是劳动力，通过强制剥削剩余劳动的形式，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财产形式是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交换，形成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财产的主要形式是组织财产，它通过等级制计划式占有和分配剩余产品，形成了经理、官僚资产阶级与非管理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财产的主要形式是技能财产，它通过从工人到专家的商谈式再分配剩余产品的形式，形成了专家与工人阶级。　　

　　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赖特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将其划分为十二个等级：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中，他划分出拥有足够资本雇工，自身不参加经营和劳动的资本家；拥有资本雇工，自己需参加劳动和经营的小业主；拥有自己劳动和经营的资本，没有雇工的小资本家；在非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中，即雇佣劳动者中，他划分出专家经理、专家监督、非管理专家、中等文凭的经理、监工和工人、无文凭的管理员、监工和无产者。赖特认为，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依然是一个最大阶级，从拥有中等文凭的工人算起，就是在美国也拥有将近40%的劳动力属于这个阶级。处于剥削地位的集团是少数。其中间阶级总是既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象，又是技术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理和专家常常会购买资本、财产和股票以通过资本获得非辛苦的收入，进入资产阶级行列。因为他们“实际上控制了组织财产和技术财产”，处于“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地位。”[3]资产阶级一般也会寻找与这些矛盾地位集团结成联盟，把他们的利益与自己直接连结起来，使他们易于进入统治阶级，或是降低对他们的剥削，使之进入纯剥削的地位。不过这种收买性的“霸权策略”常常适得其反，导致专家经理中往往产生一种更加反资本主义的趋势，因为这类矛盾地位集团也可能与民众的被剥削阶级结成联盟，出现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　　

　　如果说，赖特在20世纪70年代还强调政治统治在阶级结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那么80年代后，从原先“以统治为基础”转到“以剥削为基础”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远离真理。马克思说过：“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其真理性就在于深刻地阐述了阶级关系并不只是一种剥削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掌握政权的阶级可以用非经济手段剥削被统治阶级的财产，个人权力也可以转化为私人财富。只有结合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才能更全面认识阶级的真正含义。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划分阶级都不能遗忘政治因素，不能遗忘官僚社会集团。论及专家、经理集团也不能只从经济剥削去考虑。“现在变得很清楚，确实存在那样的情况，即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决定阶级的问题上是至高无上的。”[4](P41)比如苏联模式的失败，就不主要是经济剥削问题，还有政党腐败、极权主义、官僚所有制、虚假意识、虚假民主、理论不成熟等许多问题。　　

　　因此，眼下人们还不应急于为“社会主义写讣辞”，“有许多教训需要从20世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汲取。”[5](P118)无产阶级要摆脱资本主义困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它需要人们清醒地认识“与建立更公道、更人道、更自由、更利于他人的社会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和历史使命相冲突的一切现象和行为，都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6](P308)它需要完成对无产阶级自身的教育，建立完美的“知识－道德集团”，使之成为自为阶级，而不只是一个否定的胜利者。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消灭和超越自己，通过阶级斗争的成功结果，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才能完善自己。”[7](P91)只有当无产阶级克服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其阶级意识的破坏和侵蚀，才会真正赢得胜利。　　

　　［收稿日期］2003-03-03　　

【参考文献】　　

　　[1]　John.E.Roemer.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and Class[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2]　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　Wright and Erik.Olin.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J].Politics and Society,1984,(13.4):400.　　

　　[4]　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　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6]　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7]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资本主义发展的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期有关争论综述　　

刘元琪　　

【作者简介】刘元琪：中央编译局　　

【摘 要 题】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一、1973年开始的萧条性长波的主要表现　　

　　197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束了“二战”后的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从扩张性长波发展期转入萧条性长波发展期。其表现如下。　　

　　“在1973-1990年间，西方七大国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较1950-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要低35%，其中1980-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较1950-1973年年均增长率低50%……1973-1990年间，西方七大国制造业年均劳动生产力较1950-1973年间低30%。由于劳动生产力和利润率下降，实际工资被压低和下调程度远远超过人均产出的下降程度。”（注：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ew Left Review,/June May 1998, p.138.）　　

　　“1973-1990年间，西方七大国平均失业率为6.5%，是1960-1973年间平均失业率——3.1%的两倍多。由于产出和需求的下降，国际贸易增长率也下降。1973-1990年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约为3.9%，而1950-1973年间相应数据为7.1%。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一系列周期性萧条，其程度实际上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所遭受的所有危机要深重和长久得多。”（注：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1998, p.138.）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并认真分析了这一次萧条性长波，但是90年代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崩溃以及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再谈萧条似乎不合时宜，因此相关的讨论很少。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1998年于《新左派评论》5-6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年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的长文（250多页），重新探讨了这次萧条性长波的产生根源、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由于该文立论鲜明、材料充分，以及1998年后世界经济颓势渐显，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泡沫经济形成等形势的发展，该文发表后反响激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度掀起关于这次萧条性长波的讨论热潮。这次讨论内容很广泛，涉及其根源和发展趋势等，很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主要对有关这次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的讨论进行综合介绍。这个讨论主要有两派观点：过度竞争(Overcompetition)论和过度剥削(Overexploitation)论。　　

　　　　二、过度竞争论　　

　　过度竞争论是罗伯特·布伦纳的主张。　　

　　布伦纳首先批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劳工力量太大，工资增长太快导致萧条。他说：“西方七大国合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资年均增长约5.45%，同期生产力年均增长5.15%，前者只是稍微超过后者，而同期产出—资本比率年均只下降大约0.2%。因此劳工问题不可能导致利润率下降那么大。”（注：Ibid., p.136.）　　

　　布伦纳认为是过度竞争导致了萧条，他说：“导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生产商不能将成本加到价格上去，这被如下事实所证实：在1965-1973年间，西方七大国非制造业利润率总共只下降了19%，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率总共下降了25.5%，尽管同期非制造业产品成本比制造业产品成本增长快得多。”（注：Ibid,p.137．布伦纳这段话的证明逻辑是：该时期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最快，是因为制造业受到的国际竞争最激烈。）　　

　　为什么此时出现国际性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呢？他说：“德国、日本低成本制造业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量涌入世界市场，加剧了国际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压低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制造业的利润率，而此前美国生产商已经承受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然而，德、日的工业扩张直接冲击了美国制造业，使德、日国际收支出现大量盈余，而美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这（1971年8月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使日元、马克对美元的币值大幅上升，从而导致美国产品成本大幅降低。于是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产品价格下降。但是由于币值调整带来的产品价格的下调，现在是日本和德国的制造商不得不放弃此前的高额收益，——如果他们想维持销售水平的话。世界经济于是在1969-1973年间不能复苏，而萧条的后果现在在国际上被发达国家同等地承受。”（注：Ibid, p.137.）　　

　　前文述及德日工业的崛起，已经使世界市场竞争加剧。而由于它们威胁美国的经济地位，致使美国不再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加强了美国竞争力。这样世界市场的竞争更激烈，产品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终于形成长期萧条。　　

　　布伦纳将自己的观点总括为：“我对1965-1973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西方七大国发生的利润率开始下降的解释是：国际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整个体系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我对其后利润率不能恢复的解释是，至少最基本的原因是‘未能调整过来’：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仍进入太多而退出太少。”（注：Robert Brenner, 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 a Reply to Ajit Zacharia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Winter 2002, p.35.）　　

　　阿吉特·萨查里亚斯批评布伦纳的主张，认为美国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不能归因于国外竞争加剧，他的证据是1980年以前除1972年外，美国国际收支都是顺差的。（注：See Ajit Zacharias, Competition and Profitability: a Critique of Robert Brenn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Winter 2002.）布伦纳反驳说，此间美国制造业对外贸易虽然是顺差，但是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到1972年出现负值。　　

　　对布伦纳更根本性的批评来自约翰·B.福斯特，福斯特主张过度剥削而不是过度竞争才是这次萧条性长波的根源。　　

　　　　三、过度剥削论　　

　　福斯特和巴兰（已故）、斯威齐的基本思想倾向一致，他首先指出布伦纳在挑战斯威齐的理论，他说：“事实上，布伦纳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关于垄断资本的理论特别是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观点只是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的暂时特征’，这些特征与当时美国某些行业存在的供给垄断相联系。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已经因如下事实而过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供给垄断。”（注：John B. Foster,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s?, Monthly Review, June 1999, P. 31.）　　

　　而福斯特坚持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他说：“巴兰和斯威齐以及持相同观点的思想家如阿尔文·汉森、琼·罗宾逊、迈克尔·卡莱茨基、约瑟夫·施泰因德尔等认为停滞根源于投资出路的枯竭，而这一问题由于‘垄断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加严重。”（注：Ibid,p.32.）　　

　　福斯特认为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而且垄断正超越国界向全球发展，他说：“（垄断）并不拘于一国之内，资本倾向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进行积聚和集中。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根源于资本积聚和集中，但是认为对资本积累及其危机的分析可以无视垄断趋势无疑是愚蠢的，因为垄断已明显地改变了资本运动的规律。”（注：Ibid,p.31-32.）　　

　　如果垄断大量存在，那么垄断资本就可以很大程度控制竞争和价格，而不致出现像布伦纳所说的情况：因过度竞争而带来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大规模下降。他说：“尽管布伦纳分析中不断谈到价格总体水平下降，而在过去1/4多世纪中，尽管存在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货紧缩一直不是资本的主要问题。真正的价格竞争一直受到极大程度的抑制，这表明极大程度的垄断的存在。”（注：Ibid,p.32.）　　

　　按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垄断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停滞和危机日益加重。“‘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不仅其绝对量，而且作为国民收入（或总产量）的份额（百分比）都趋于增长。也就是说，存在着‘剩余增长趋势规律’。”（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著《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剩余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的不断增长，表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所得的总值越来越大，即存在过度剥削，这导致有效社会需求和投资出路存在减少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最终导致1973年开始的萧条长期不能摆脱。　　

　　福斯特认为，布伦纳以竞争解释资本主义，这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并无二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除了注意到竞争现象，还考察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剥削，并以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特征。正是出于这一认识，《资本论》第一卷将竞争抽象掉，先论述资本一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直到第三卷才引入对资本之间竞争的阐述。福斯特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上升，像‘纯粹的’、‘充分的’竞争这样的幻想出来的特征就被塞进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之中，人们不再主要从生产而是从市场分析该体系，这导致人们总是去设想和追求稳定而独一无二的均衡状态。而生产领域和阶级斗争干脆被打发掉了。”（注：John B. Foster,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s? Monthly Review, June 1999, p.36.）　　

　　而布伦纳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分析国际经济变迁更是不得要领，而用垄断资本的全球积累更能解释国际经济现象，福斯特说：“当（布伦纳）整个主张误置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时，情况弄得更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简单地还原为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无疑，这种处理方式的基本吸引力来自于流行的‘竞争全球化’理论。”（注：Ibid, p.36.）　　

　　面对福斯特的批评，布伦纳在美刊《每月评论》1999年12月号作了回应，他反驳如下。　　

　　　　1.垄断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首先，世界市场日益开放。他说：“‘二战’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像汽车、钢铁或橡胶等行业的企业集团，在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和国外竞争者受削弱或毁灭的情况下，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操控价格，但是很快它们就被迫和来自国外特别是德、日的日益强大的竞争者激烈争夺市场。这些竞争者依赖与它们相联系的大银行、企业集团以及政府的支持，能够进入技术越来越复杂的高科技生产领域。”（注：Robert Brenner,Competition and class: a reply to Foster and Mcnally,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1999,p.36.）　　

　　其次，资金门槛不再是问题。布伦纳认为，“二战”后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只要有大量利润可图，筹集大笔资金不再困难。他说：“如果说在当代资本主义有任何像资本积聚和集中、企业规模扩大趋势一样的趋势的话，那就是资本在国际水平的可流动性和可筹措性趋势。最明显的是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往往能够迅速地筹措出进入那些有极高利润率领域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资本。在日本、德国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中，由于制造商和银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企业能极其容易地从银行融资。而且这些国家政府往往大量资助企业。”（注：Ibid, p.35.）　　

　　布伦纳认为非垄断化这些年正在深化，他说：“这些年像交通、冶金、化工、电机更不用说纺织行业，由于世界市场强加的价格使之不能维持以往的收益，遭受利润率大幅下跌，如此，在何种意义上能说‘垄断’是趋势呢？”（注：Ibid,p.37.）他否定了福斯特的观点：垄断企业有足够的市场控制力，能够不仅从竞争性企业那里吸收剩余，而且能够以快于标准工资增长的速度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从而提高剩余，资本主义从而出现剩余增长趋势和有效需求下降趋势。　　

　　　　2.雇佣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布伦纳解释他不把雇佣劳动和剥削作为分析中心的原因是，竞争而不是雇佣劳动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他说：“（只要财产关系）使直接生产者屈从于竞争，那么资本积累的规律就会占主导，即使没有雇佣劳动。……欧洲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封建地主由于拥有直接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料，就不受竞争的压迫，因此他们一般不寻求通过减少成本使利润最大化，也不系统地积累或创新。相反，他们采用战争或对农民的剥削的方式使他们的剩余最大化。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也得以保持自己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例如自给自足或宁愿闲着也不工作。结果是形成不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在那些人们的剩余不被超经济剥削所取走又不拥有生活所需的全部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经济体来说，生产者不得不最大程度地通过积累剩余和创新以使价格—成本比最大化、竞争性地出卖产品，这是因为他们被迫依赖市场提供投入（相反的例子是农民，他们拥有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资料）。”（注：Ibid, p.42.）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布伦纳用资本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压力来解释利润率的变动和萧条的原因。　　

　　　　四、简评　　

　　布伦纳和福斯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这次萧条性长波归因于工人阶级力量过大，是正确的。　　

　　但是布伦纳的分析框架有很多缺陷，而福斯特却是正确的。　　

　　　　1.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首先，离开大规模的雇佣劳动的存在不可能有资本的增值。正是在生产商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从而剥削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资本才能不断地积累和扩大，并使小生产者大规模破产并击败封建生产方式。　　

　　其次，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不可能产生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对雇佣劳动过度剥削，才使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来说越来越不足，使竞争趋烈，而资本为了争夺市场又进一步压低工资，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形成过度竞争局面。　　

　　　　2.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　　

　　如上布伦纳所论，美国垄断资本面临冲击是因为受政府扶持的德、日垄断资本的壮大。也就是说，以世界范围计，垄断资本的力量是在上升。而且面临1973年以来长期的过度竞争、生产过剩局面，国际垄断资本为避免破产将不可避免地寻求集中和垄断。　　

　　其实德、日对美国的挑战只存在并不长的时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对外逼迫德、日货币升值以及开放市场，对内大力扶植高科技，终于又将德、日远远地抛在身后，在新的信息产业技术革命中占有绝对优势，于是发展出很多全球垄断公司。全球500家最大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美国又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以保护美国垄断公司在海外的利益，保护美元霸权即金融业上的垄断地位。美国的垄断可以说是超级垄断，而不存在着布伦纳所说的非垄断化。　　

　　按布伦纳的观点，只要竞争减缓就可以发展，但是在高科技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也不面临任何来自德、日的实质性竞争压力，为什么还是全球生产过剩、竞争过度（只是改善了美国经济）呢？当然，由于美国重建了垄断优势地位，它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一极独大的地位调节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依赖美国国内市场一段时间得以勉强维持。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在1998年秋大幅降低利率以刺激美国股市，世界大量游资流入美国股市，股市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公司和个人消费收益大增，美国国内需求和进口也大增，经常项目赤字每年高达约5000亿美元，美国国内需求的扩大维持世界经济不坠。也就是说，按布伦纳的观点，美国已经是最大程度地调节了竞争：让出如此大的国内市场，可是世界有效需求仍不见良性的长期的根本性增长。难道还要沿着布伦纳的思路，继续刺激美国泡沫加大？　　

　　按布伦纳的逻辑，要免除过度竞争还可以走减少生产能力的道路。20世纪末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工业化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新兴工业国的持久非工业化，应该说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世界工业生产能力，那为什么还是没有根本缓解过度竞争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摧毁了很多，但是由于就业减少，相应的国内市场也减少，并且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生产能力仍然庞大。　　

　　美国下一步很可能进一步发动有硝烟或无硝烟的战争，掠夺相应国资源、摧毁其生产能力，又维持世界对其垄断霸权地位的信心，从而美国可以进一步维持美国国内消费繁荣，维持世界经济的有效需求不崩溃，同时减少世界生产能力。但是如果世界经济仍不复苏，它也许就只好对欧洲、日本挤压，进一步对劳动人民挤压，那样矛盾将加剧而不是缓解。　　

　　美国正力图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之路：美国作为全球调节中心，维持全球市场秩序，再一次迎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扩张和大发展。但是如上所论，美国无论是在“让出”国内市场还是摧毁他国生产能力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而且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大幅跃升，为什么世界经济还没有根本改善呢？　　

　　可见，按布伦纳的理论去做，不涉及垄断和过度剥削，仅仅进行世界市场秩序的调节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根源，他说：“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7-548页。）而群众贫困的相对或绝对加深正是植根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相对或绝对加深。可见只有根本减轻或解除过度垄断和过度剥削，才可能结束这次萧条性长波，而这依赖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曼德尔说：“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是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的机械自发的结果，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社会冲突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这里我们假设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们（扩张性长波）不是由于以下因素而直接地不可避免地被预定的：如先前发生的资本集中和技术转换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劳动组织本身的影响等等。”（注：欧内斯特·曼德尔著《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页。）确实我们不能指望脱离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完善或技术的提升可以结束萧条性长波。　　

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学派及其观点评述　　

程延园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劳动关系是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它以研究与雇佣行为管理有关的问题为对象。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并形成了成熟的五大理论学派：新保守派、管理主义学派、正统多元论学派、自由改革主义学派和激进派。本文评介了这五个学派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不同模式。　　

【摘 要 题】劳动关系　　

【关 键 词】劳动关系研究/五大学派/理论观点/实践模式　　

　　劳动关系是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是组织管理的一个特定领域，它以研究与雇佣行为管理有关的问题为核心内容。其基本含义是指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利关系的总和，它受制于一定社会中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国外，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学派，按照从政治趋向上的“右翼”（保守）到“左翼”（激进）的顺序排列为：1.新保守派；2.管理主义学派；3.正统多元论学派；4.自由改革主义学派；5.激进派。[1]（P12-13）这些学派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承认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存在目标和利益的差异。其主要区别体现在：1.对雇员和管理方之间的目标和利益差异的重要程度，认识各不相同；2.在市场经济中，对这些差异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3.对双方的力量分布和冲突的作用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对冲突在劳动关系中的重要程度，以及雇员内在力量相对于管理方是否存在明显劣势这两个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4.在工会的作用以及当前体系所需的改进等方面各执一词。　　

　　本文拟对上述五个主要劳动关系学派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以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不同模式进行评介。　　

　　　　　　一、新保守派的主要观点　　

　　新保守派也称新自由派或新古典学派，基本由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组成。这一学派主要关注经济效率的最大化，研究分析市场力量的作用，认为市场力量不仅能使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且也能确保雇员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　　

　　新保守派一般认为，劳动关系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劳资双方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双方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从长期看，供求双方是趋于均衡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保证了任何一方都不会相对处于劣势。雇员根据其技术、能力、努力程度，获得与其最终劳动成果相适应的工作条件和待遇，而且在某些企业，雇员也可能获得超过其他雇主所能提供的工资福利水平。雇主之所以提供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是因为较高的工资能促使雇员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效率。雇主也可以采取诸如激励性的奖金分配等方法，达到同样结果。因此，假如市场运行和管理方的策略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那么劳资双方都会各自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资方获得高利润，雇员获得高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形成“双赢”格局。[1]（P13-15）　　

　　由于劳动力市场机制可以保证劳资双方利益的实现，所以劳资双方的冲突就显得微不足道，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就没有什么意义。若雇员不满，可以自由地辞职，寻找新工作；若资方不满，也可以自由地替换工人。所以，工会的作用就不大了。新保守派认为工会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工会实际形成的垄断制度，干扰了管理方与雇员个人之间的直接联系，阻碍了本来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关系，破坏了市场力量的平衡，使管理方处于劣势地位。由于工会人为地抬高工资，进而抬高了产品的价格，干涉了管理方的权力，最终会伤害雇主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也会削弱对雇员工作保障的能力。　　

　　在政府劳动关系政策上，新保守派主张减少政府的收支规模，强调要减少税收，尤其是经营税收以及针对管理者和技术工人的税收。主张将市场“规律”引入工资和福利的决定过程，采用额外支付计划，使雇员的收入和绩效联系得更紧密。认为应该赋予管理方更大的管理弹性，减少限制管理权力的法律和法规，尤其是减少劳动法对管理方的限制。认为理想的劳动法应该使工人难以组织工会，或者即使有工会，其权力也很小。这样，劳动和资源的配置才会更加灵活，也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奉行新保守派思想的国家中，以美国模式最为典型，加拿大和爱尔兰的主流思想也是新保守主义。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税率和社会支出相对较低，其劳动法律体系虽然比较完整，但功能较弱。而且，雇员也相信、遵从“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只要雇主不违反国家制订的反歧视法或劳动法，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合法地解雇工人，而无须提前通知，也无须支付解雇补偿费。因而许多人认为美国正走向“后契约”式的就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雇主与雇员的利益一致性很少，雇主很少向雇员提供培训机会，工作保障程度较低。雇员对雇主没有归属感，仅仅是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2]（P501-503）　　

　　这种模式的支持者通常相信，这些特征可以解释美国取得非凡经济绩效的原因。美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失业率相对也比较低，但收入差距较大。根据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困指标（收入在中位值50％以下的百分比）较高，预期寿命达不到60岁的人口的百分比较高。美国工人的年工时很高，国际劳工组织2001/2002年劳工市场指标显示，美国工人2000年平均每人每年工作1978小时，比1990年的1942小时多出36小时。工会的组建率较低（2001年约为10％），工人享有的权利和工作保护较少。另外，美国的罢工发生率也低于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低工会密度和低罢工力量，认为低罢工率反应的不是相互满意的关系，而是被压抑的劳动关系。事实上，美国雇佣关系是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为对立的，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劳动法体系作用较弱，雇主很容易隔离和瓦解一个已经成立的工会，因而造成雇主和雇员对立的环境。[1]（P449）所以，即使罢工率并不高，但仍能说明美国的雇佣关系的对立。　　

　　　　　　二、管理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　　

　　管理主义学派多由组织行为学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组成。该学派更关注就业关系中员工的动机及员工对企业的高度认同、忠诚度问题，主要研究企业对员工的管理政策、策略和实践。　　

　　该学派认为，员工同企业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劳资之间存在冲突的原因，在于雇员认为自己始终处于被管理的从属地位，管理与服从的关系是员工产生不满的根源。如果企业能够采用高绩效模式下的“进步的”或“高认同感的”管理策略，冲突就可以避免，并且会使双方保持和谐的关系。这种高绩效的管理模式的内容包括：高工资高福利、保证员工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各种岗位轮换制度和工作设计等。若这些管理政策得到切实实施，那么生产效率就会提高，员工辞职率和缺勤率就会降低，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1]（P15-16）　　

　　该学派对工会的态度是模糊的。一方面该学派认为，由于工会的存在威胁到资方的管理权力，并给劳动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应尽量避免建立工会。但另一方面，该学派也相信，在已经建立工作的企业，管理方应该将工会的存在当作既定的事实，同工会领导人建立合作关系，并不断强调，传统的、起“破坏作用的”工会主义已经过时，只有那些愿意与管理方合作的工会才有可能在未来生存。同样，该学派对集体谈判制度的态度也是灵活的。　　

　　与新保守派相比，管理主义学派更多地看到“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虽然他们也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经济，但支持政府间接地介入，扶持那些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战略优势的产业，增加对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的支持力度，并且为提高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提供服务。在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管理主义学派主张采用新的、更加弹性化的工作组织形式。更加强调员工和管理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尤其赞赏高绩效模式中的“高度认同”的内涵，包括工作设计改革、雇员参与改革，以及积极的雇佣政策。认为工会只有以一种更为认同的“伙伴角色”来代替传统的“对立角色”，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日本劳动关系模式成为该学派主张的典范，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遇到困难，这一模式的影响力才开始减弱。“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是日本劳动关系的突出特点。日本模式的产生，与它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信仰有关。在日本，企业更像“家族”，雇员被当成企业终身的成员，雇主愿意对其进行投资，并提供长期的就业和工作保障。工会以企业为基础，具有明显的“企业工会主义”特征，在企业中发挥着高度合作的作用。在每年3月举行的“春季劳动攻势”中，谈判双方相互之间也没有那么直接对立，而且也不太容易引起罢工。管理主义学派认为，这种和谐劳动关系产生的原因，是管理者自身处于与雇员同样的薪酬支付体系中，相对而言，他们不那么容易压低员工工资。[3]（p21）此外，因此雇员被认为是企业的“成员”，更有义务维持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他们也愿意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工资增长率。　　

　　日本的经济体系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快速增长和非常低的失业率（低于3％）。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上升（2002年初为5.4％）。日本的GDP增长率、人均GDP、贫困率以及预期寿命低于60岁的人的比例等指标与加拿大相当，而且贫富差距不大。但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长于美国，工作压力以及因工作压力造成的疾病也多于其他国家。而且，日本模式主要在“核心”企业的“核心”雇员中使用，而这些雇员只占劳动力总量的1/3。在中小企业工作的2/3的劳动者，其工作环境比北美国家要差。尽管工会更多地趋于与管理方合作，但其工会密度仍相对比较低，大约只有1/4的劳动力是工会成员。　　

　　与管理主义学派主张比较接近的还有英国模式。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推行了强硬的新保守派政策，但1997年，随着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的当选，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比较著名的改革是1999年对劳动法的修改。这一改革规定了工会要取得集体谈判资格，不仅要在谈判单位中获得多数支持，还要遵循法律上的“承认”程序。而且，新法律对集体谈判的内容也做了限制性规定，仅限于对工资、福利和休假进行谈判，在罢工持续八周以上时，雇主可以依法雇佣永久性替代工人。同时规定雇员个人也可以在集体谈判协议基础上同雇主进行个别协商，签订劳动合同。英国劳动法的改革，是建立在管理主义“效率和公平完全和谐”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其宗旨是在工作场所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鼓励劳资双方进行合作。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在每6个月内至少同工会官员会见一次，商讨有关培训等事宜，如果雇主没有按期举行这样的会议，将被处以高额罚款。　　

　　　　　　三、正统多元论学派的观点　　

　　正统多元论学派由传统上采用制度主义方法的经济学家和劳动关系学者组成，该学派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奉行的传统理念的延续。该学派主要关注经济体系中对效率的需求与雇佣关系中对公平的需求之间的平衡，主要研究劳动法律、工会、集体谈判制度。　　

　　该学派认为，雇员对公平和公正待遇的关心，同管理方对经济效率和组织效率的关心是相互冲突的。同时也认为，这种冲突仅仅限于诸如收入和工作保障等这些具体问题，而且“这些具体利益上的冲突，是可以通过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加以解决的”[4]（p6-7）相对于雇主，雇员个人往往要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稀缺”——能够选择的工作种类少，如果辞职，很难再有选择机会——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雇员大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有助于弥补这种不平衡，使雇员能够与雇主处于平等地位，并形成“工业民主”的氛围。这不仅可以维护雇员的利益，确保更广泛的公平，而且对于鼓舞员工士气，降低流动率，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制度产生的经济效益，足以抵消高工资、高福利给雇主带来的成本，所以工会和集体谈判是有积极作用的。　　

　　正统多元论学派传统的核心假设是：通过劳动法和集体谈判确保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发展是建立最有效的劳动关系的途径。这是战后许多国家所奉行的劳动关系制度。该学派强调弱势群体的工会化，强调更为集中的、在产业层次上的集体谈判，反对因任何偏见替代罢工工人。提出用工人代表制度等形式来保证劳动标准的推行，如建立工人与管理方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在公司董事会中要有工人代表，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代表可以分享企业信息、参与协商以及联合决策等。对该学派持批评态度者认为，这一模式的缺点是，工会的覆盖面具有局限性，工会与管理方过于对立，以及在存在工会的情况下工人仍缺乏参与权。　　

　　与管理主义学派相比，正统多元论学派尤其支持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教育培训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主张在由雇员、雇主、省级或国家级政府三方组成的经济管理体系中，三方都有权对与劳动关系有关的公共问题施加影响，平等地制定决策。　　

　　德国是实施正统多元论学派政策最典型的国家，德国模式也是该学派最为推崇的现实模式。德国模式的特色是强势劳动法、雇员参与制度、工人委员会制度、政府为工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共同决策权等制度。在德国，企业被视为“社会机构”而不仅是一个“赢利机构”是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产生的基本单位。雇员享有广泛的参与管理权，雇员代表参与企业管理委员会，保证雇员利益与雇主利益在公司政策中的相互协调，如规定在2000人以下的企业，雇员代表要占管理委员会的2/3；超过2000人的企业，雇员代表占半数。另外，对超过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只要雇员提出要求，就须成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全部由被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具有更多的权利了解企业信息，享有协商的权利，对任何涉及雇佣关系的问题拥有共同决策权。[1]（P456）例如，管理方在制定企业规章、日常工作时间与间歇、加班、薪酬体系、节假日安排、劳动保护等问题时，必须获得工人委员会的同意。工人委员会虽然与工会联系密切，但集体谈判主要在产业层面上进行，雇主可以自原地通过雇主协会同工会在产业层面上谈判，冲突的协商也不在工作岗位层面上解决。工会在产业层面上的集体谈判和协商，要比工人委员会在企业层面上更能发挥作用。而且，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即使在覆盖绝大多数工人的情况下，也不要求工人必须参加工会和缴纳会费，因而，德国工会在产业层面上，具有相当大的调整劳动关系的能力。　　

　　德国工会对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德国有丰厚的社会福利和严格的就业法，就业法规定对所有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要有6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德国的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是美国的两倍。德国经济地显著特征是“多样化的质量型生产”，经济体系不是以低成本和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参与竞争，而是坚持高成本生产、以企业长期发展为目标、联合式的管理结构，这种经济以质量取胜，占领较小的“高终端”市场或“小环境”（niche）市场。为实现这一战略，必须加强培训和学徒制度，德国的培训制度和职业教育制度在发达国家中，非常有特色，它产生了“高技术、高报酬、高质量”的经济。　　

　　德国人均GDP比加拿大稍低，明显低于美国。但德国工人的年工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比较短，劳动参与率也比较低。国际劳工组织2001/2002年劳工市场指标显示，德国工时比10年前要短，2000年德国工人比美国工人少工作了500小时，即相当于休闲时间多出12.5周。而且德国有比美国和加拿大更小的贫富差距和更低的贫困率。德国的社会制度受到更多工人的欢迎，原因之一是德国集体谈判的覆盖率很高，在德国10个工人中有8个被集体谈判签订的集体协议所覆盖，罢工活动非常少，反映了德国的工会已经整合到德国的体制中，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集中化的集体谈判结构、工人委员会及工人代表参与管理委员会制度，为冲突的显性化提供了另外的道路，从而避免了冲突的加剧。所以，同罢工率同样很低的美国相比，德国的低罢工率非但不是一个不良表现，反而是一个制度运行良好的信号。　　

　　　　　　四、自由改革主义学派的观点　　

　　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更具有批判精神，积极主张变革。该学派十分关注如何减少或消灭工人受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该学派的观点，在五学派中内容最松散，它包括了对歧视、不公平、裁员和关闭工厂、拖欠工资福利、危险工作环境以及劳动法和集体谈判体系中的缺陷等问题的分析。认为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均衡的关系，管理方凭借其特殊权力处于主导地位。[5]（P13）从双方地位差异这个角度看，该学派与正统多元论学派、管理主义学派并没有很大的分歧。但它认为现存的劳动法和就业法不能为工人提供足够的权力保护，因为公正、平等地对待工人，往往不符合管理方的利益，也不是管理方凭借其自身能力所能实现的。因此为了确保工人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必须要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自由改革主义学派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结构不公平”理论。该理论将经济部门划分成“核心”和“周边”两个部门。“核心”部门是指规模较大、资本密集且在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厂商；而“周边”部门则是规模较小、劳动密集且处于竞争性更强的市场上的厂商。该学派认为，核心部门由于经济实力强，更能消化和转移附加成本，并且在核心部门工作的雇员具有更多的关系力量，所以，与周边部门相比，核心部门能够为雇员提供更优厚的劳动条件，采用更进步的管理方式。而周边部门的工作岗位相对“不稳定”，甚至是临时性的、非全日制的，容易受到裁员政策的影响。[1]（P18）近年来，该学派将“核心”和“周边”部门的划分进一步扩展到了单个的雇主或产业的分析上。　　

　　对结构不公平的研究说明，工会的存在和集体谈判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自由改革主义学派同时又经常严厉地批判当前的劳动关系体系，甚至对工会也表示不满。认为在当前体系下，那些在周边部门工作的雇员，是最需要工会帮助的，但恰恰在周边部门，工会却又是最无效的。因为周边部门的工人，其罢工力量很小；管理方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也不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工会和管理方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工会无法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利益。另处，即使规模较大、在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工会作用的发挥也是有限的。工会难以战胜拥有强大权力的资方，就无法为其成员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甚至在工会受到严重影响时，也无法有效地保全自己。[6]（p27）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当雇主对工资福利的支出和绩效水平的提高不满时，相继采取了关闭工厂等手段，或者纷纷向海外人工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这一现象引起了该学派的特别关注。　　

　　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支持强有力的劳动法和各种形式的工人代表制度，关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策，认为政府应该限制和改变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经常性的负面影响，反对市场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协议。该学派支持政府增加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赋税，降低失业率，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减少贫困，加强对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及因裁员和关闭工厂而失去工作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加强健康和安全法规的执行力度等。主张强势工会，认为工会应该比以往更加关心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事务。　　

　　瑞典模式是自由改革主义学派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实例。瑞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福利国家之一。政府税收几乎占GDP的一半，社会支出占将近40％，其社会福利计划包括：日常的医疗保健体系、15个月的产假（前12个月照常规工资的80％发放），以及其他相当丰厚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些福利计划是其他福利国家望尘莫及的。瑞典在传统上遵循“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临时解雇的工人享有不错的失业福利（相当于失业前收入的80％），主要用于再培训计划，以及再培训之后寻找新工作的补助。这不但降低了失业的社会成本，而且从理论上讲，它意味着工人不用再担心失业，从而愿意从事那些缺乏工作保障的职业，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瑞典工会在国家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与福利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对失业保险体系的管理负有主要责任。在集体谈判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束了传统的集中化的集体谈判模式。如今，集体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层面上进行，允许有更大的变更，谈判在各部门之间显示出了高底的协调性。已知的统计数据显示，瑞典的贫富差距和低报酬就业的指标，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另外，在瑞典任何工人团体都可以自由组成工会，其协议自动覆盖该工会所在的产业，工会的这些权利无须像北美那样，要获得法定的“承认”程序或要求。　　

　　　　　　五、激进派的主要观点　　

　　激进派具有比其他学派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组成。激进派所关注的问题同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有许多是相同的，但它更关注劳动关系中双方的冲突以及对冲突过程的控制。该学派认为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所指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所固有的问题，因而其提出的政策主张的作用十分有限。激进派认为，在经济中代表工人的“劳动”的利益，与代表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资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本”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而工人由于机会有限而处于一种内在的劣势地位，由此，这种对立关系在劳动关系中比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明显。冲突不仅表现为双方在工作场所的工资收入、工作保障等具体问题的分歧，而且还扩展到“劳动”和“资本”之间在宏观经济中的冲突。　　

　　激进派认为，其他学派提出的“和谐的劳动关系”只是一种假象。这是因为：1.管理方通过精心设计安排工作职位，减少对工人技术和判断力的要求，来实现降低劳动成本、增加产出的目的。这种剥削方法使企业在产品、服务内容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2.管理方通过监督和强迫相结合的办法控制工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的“进步”政策和方法，只是一种与传统的权威相比，更圆滑的策略而已。这些策略对于不可调和的冲突来说，从来也没有完全发挥过作用。3.管理学派的策略和方法实际是为管理方服务的，但媒体和教育体系却把它宣传为一种“双赢”的策略，而将冲突仅仅描述为就业组织内部的矛盾。[6]（p28）通过舆论导向使工人相信既定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以此制造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和谐”的假象，防范那些威胁到现有体制的事情的恶化和传播。　　

　　激进派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发生变化，工会的作用就非常有限。尽管工会可能使工人的待遇得到某些改善，但这些改善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小企业，工会所争取到的让步会受到更多的竞争约束的限制。大企业虽然受到的约束限制较少，但通常会采用诸如关闭工厂、重新进行组织设计等措施对付工会。在技术变革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工会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国际竞争总是更多地依赖人均劳动成本的优势，而非人均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所以，要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提高工人对自身劳动权和报酬索取权的认识，了解劳动关系对立的本质，进而开展广泛的与资本“斗争”的运动，向资本的主导权挑战。　　

　　在实践模式上，激进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用何种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如何完善这种新制度的问题，该学派的主要倾向是建立雇员集体所有制。前南斯拉夫建立的工人自治制度，瑞典的梅得尔计划（Meidner plan），以及至今仍很成功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孟作根体系（Mondragon System），曾受到该学派的特别关注。[1]（p464）　　

　　西方劳动关系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反映了不同群体和个人对劳动关系的评判，以及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理念。以建立雇员所有制为目标的激进派，其思想理念渊源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理论。追求以市场代表的效率和以工会、劳动法律制度代表的公平之间均衡的正统多元论，以及强调劳动关系和谐与员工忠诚的管理主义学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埃米尔·迪尔凯姆的工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强调产业民主和工人自治的自由改革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可以从马克斯·韦伯的工业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中找到支持。而信奉市场效率的新保守派的理论渊源更为久远，一般认为始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　　

【参考文献】　　

　　[1] John Godar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Economy, and Society[M] .2[nd] edition. 　North York　: Captus Press Inc, 2000.　　

　　[2] John Godard. Review of Change at Work, by Peter Cappelli et al [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iations, 1998. （3）.　　

　　[3] Dore, Ronal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Japan[Z].　in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t （Eds）.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 sage, 1997.　　

　　[4] Kochan, T. and H. Katz.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M]. 2[nd] edition .Homewood, IL:lrwin, 1988.　　

　　[5] Hill, S.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at Work[M]. 　　Cambridge　, 　MA　　: MIT Press, 1981.　　

　　[6]程延园.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1)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唐正东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93　　

　　唐正东(1967-)，男，江苏常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编 者 按】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终结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国外的发展呈现出急剧的多元化倾向。我们中国学者如何提供一套鉴别、评判的理论标准，以此来审理纷繁复杂的西方话语，这已经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在这种理论平台的重构过程中，张一兵教授较早提出了以“后马克思思潮”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来重组这一研究领域，虽然这种　界划存在着进一步争论的余地，但从理论逻辑上来厘清这一领域的基本轮廓、把握它的　内在张力和阐明它的历史动向却是一种可取的路向。鉴于此，本刊编发这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张一兵教授及其研究群体已经推进了这种界划：一方面在总体逻辑上，“后　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出现，上述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争论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述；另一方　面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深入了，如鲍德里亚的定位、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　主义思潮等。同时，也可以看出，在这组文章中，不同的作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也并不完　全一致，也就是说这种界划本身已经引发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和存在着进一步深入的需　要。本刊编辑部并不直接认同任何一篇文章的具体理论观点，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这　些文章来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　　

【摘 要 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2-0011-17　　

　　与哲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相类似，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捡起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不被重视的一些理论环节，并弱化甚至抛弃了作为《资本论》主题线索而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　价值理论。出现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以下三点：(1)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没能很　好地解释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社会政　治层面的一些独特现象，如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出现等；(2)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无　法解释二战后直到60年代末为止西方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现象；(3)伴随着西方国家社会　生活的合理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在社会生活表面的更多的是个人，而不是阶级，个人普　遍支持改良而不是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没能及时地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剖　析。正因为如此，在“二战”以后，除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持教条主义态度的　安瓦尔·谢克、威利·塞姆勒、约翰·威克斯等人，以及尽管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　发展，但仍然认为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那种基本分析完全适用于对当代资　本主义的批判的曼德尔等人之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普遍活跃的是后马克思主　义思潮。这一思潮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在理论的基础层面上　走出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站立的以无产阶级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本质分析的层面，放　弃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理论线索，走向了对资本积累等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的分析。后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派观点。尽管斯威齐在其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论》中还只是把“消费不足论”当成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某个不完善地方”的补充，并认为消费不足论“所涉及的概念和假设，没有一个不是含蓄地或明白地在马克思理论的主体中出现过。因此，我们既不打算构想一个‘独创’的理论，也不打算修正马克思的理论”[1](p.201)，但实际上从巴兰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明确地提出“经济剩余”概念之后，斯威齐的上述这种含蓄的说法就被明确地打破了，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针对工人的劳动价值与其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而言的，而巴兰的“经济剩余”所针对的是整个国家的产值与消费值之间的差额，这里明显地丢失了一条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2](p.70)。以“经济剩余”概念为基础，上述两人在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的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到底是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之上的，马克思当年也并不是没有看到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中存在着垄断的现象，但从他的《资本论》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只是把资本主义的垄断当成了自由竞争经济的附属的或者说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东西。现在是把这种《资本论》中的附属的东西“放在分析工作的最中心”的时候了。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的经济单位，不再是那些为无法把握的市场生产某种统一产品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小商号，而是生产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的大规模企业，它们能够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生产数量及投资的种类和规模等等。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在于价格的竞争，而在于诸如销售努力等方面的竞争。在放弃价格竞争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必然会带　来边际利润的不断扩大，而边际利润的不断扩大又意味着利润总额不仅在绝对数上而且　在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上都在不断增长，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应该是这种利润率不　断上升的规律，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关于从竞争资　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的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代替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　”。[3](p.74)　　

　　以此为基础，巴兰和斯威齐从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无法找到有效地被吸收的途径这一角度来完成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可以采用增大销售努力、增加政府民用开支等办法来减缓其内在矛盾，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同时也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的。因此，从不能被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的经济学假设来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只能是停滞，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必然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长期萧条的泥潭之中。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二种代表性观点是“货币金融学派”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和希腊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在其合著的《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们明确地指出，自19世纪后期开始的资本的主要形态，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也不是所谓的垄断资本，而是采取了金融形态的巨型股份资本。尽管希法亭和列宁都曾谈到过金融资本的问题，但就列宁而言，他主要是把金融资本当成是通向垄断资本的一个要素来对待的，尽管后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了列宁的这种理解，但在上述两人看来，这种理解显然没有抓住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就希法亭而言，他对金融资本的理解更多地受到了当时德国金融实践的背景的束缚，把工业公司和银行基本上放在同等的关系上来看待，没能看到广泛存在于英美等国家的独立的金融经纪人的核心作用。正因为如此，从这种“金融资本”所推导出来的“垄断资本”的思路，其实并没有抓住20世纪资本的主要形式。从总体上说，现代巨型公司并不需要采取垄断组织的形式，也不形成对其产品的市场垄断控制，巨型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在资本更加国际化的过程中尤为如此。股份资本的性质及其与银行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它主要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巨型股份资本主义的危机既不是来源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也不是来源于消费不足，而是来源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推动了资本的过度积累，随着1971年8月标志着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股份资本主义中内在的资本过度积累既恶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也推动了金融投机在这些国家的爆发，这些因素共同导　致了通货膨胀危机的出现。在伊藤·诚和拉帕维查斯看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通　货膨胀危机，不能被视为政府的不良政策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是由股份资本主义经济　的内在局限性所决定的[4](p.244)。无论是信息革命的冲击，还是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控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股份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在缺陷。他们两人最后指出，真正能超越　股份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的，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尽管由于他们没　能提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因而使他们的理论多少带有一点乌托邦的　色彩，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这种观点毕竟是一种新型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观点是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这一学派致力于摆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从社会生产关系入手的本质分析思路，试图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出发，来解决存在于马克思思路中的重本质层面，轻现象层面，　并试图把现象归结为本质的所谓方法论困境。阿兰·利比兹对这一点有过专门的论述，　在他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中显然存在着以下问题：(1)马克思与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划清界限，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日常当事人的意识，去发现资本主义制度　的“生理过程”，即它的本质层面，这无疑是对的，但马克思为了与庸俗经济学家划清　界限，显然没能很好意识到社会现象尽管可以从本质的方面去理解，但它们是不能被归　结为本质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象层面本身的运作过程和运作逻辑没有作　专门的解读。利比兹举例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好比是天文学上的托勒密　的地心说，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主导观点就好比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尽管从理论的　角度来说，后者显然是科学的和本质的，但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依照太阳围　绕着地球转的观点来行事的。因此，要想使科学的理论具有生命力，必须解决好本质与　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2)更关键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验现象领域又是自主地　运动和发展的，本质论所分析出来的理论观点，譬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点，其实现本　身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对现象界自主运动能力的增强，因此，本质论要想有力量，就必然　融化在经济现象论中来展现自己[5](Chapter 2)。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国“调节学　派”与上述前两种代表性观点不同，不是从狭义的经济过程内部去展开后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批判，而是从以劳动和资本的一般性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去展开　他们的理论思路。这一学派实际上可以被称为“后阿尔都塞主义”，因为它事实上就是　阿尔都塞主义在法国面临困境之后所衍生出来的观点。阿尔都塞立足于“生产方式”概　念去展开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并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自动发展的，这种观点显然无法解　释西方世界自7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经济危机。法国“调节学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的。它用“积累模式”、“调节模式”的概念取代了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概念，这　里的积累模式和调节模式实际上是制度积累的模式和制度调节的模式的意思。通过上述　这两个概念，法国调节学派所要达到的理论目的是：(1)把劳动组织方式和满足消费需　求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以达到它希望直接面对经济现象过程的目的；(2)把后马克思主　义理论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由劳动组织方式、工资水平、资本盈利能力等多种因素之间的　失衡所导致的“资本盈利能力的危机”，一旦发生这种危机，就需要对劳动组织方式进　行调整和重组，而如果重组也不能解决这种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需要改变了　。　　

　　从上述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在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面向无产阶级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抛开了由马克思所奠基和　拓展出来的经济学批判理论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线索，直接走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验现象层面的批判，这是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具体革命实践相　脱离直接相关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在不少方面提出了较为崭新的思路，　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并没有找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的正确道路。　　

　　收稿日期：2002-12-29　　

【参考文献】　　

　　[1]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4]伊藤·诚，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Alain Lipietz.The Enchanted World:Inflation,Credit and the World Crises[M].London:Verso Books,1985.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孔明安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急剧地推动着社会变化，促成新型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许多法国理论家把此种新型的社会转型称之为“消费社会”、“技术社会”、“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等等。而在对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如何从理论上概括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就成了法国理论家的一个重要课题。鲍德里亚，这位80年代开始享誉世界的著名哲学家，在60年代就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的消费社会的特征。他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和物的研究开始，逐渐进入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研究，并逐渐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消费社会的理论。进而他从物的消费进入到符号消费的领域，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导引出了他自己的消费文化理论。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鲍德里亚看到的不仅仅是物或商品对人的本性的支配与异化，他更看到了在物的消费中，实际蕴藏的是更深层的“符号”消费。正是通过对现代技术与符号的考察，鲍德里亚首次把人们从物的领域带入了符号的领域，使二战之后有关消费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一、物、消费、符号消费　　

　　《物体系》是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开山之作，在其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鲍德里亚后来的思想几经变化，比如从《生产之镜》开始，鲍德里亚逐渐摆脱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开始转向形而上学问题，谈论主体的死亡，以及后现代性问题等等，但是从他后来的著作中，还能看到其早期《物体系》的影子。《物体系》一书着力阐述的是“物品如何有意义?”这一重要问题。对物的研究，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其早期的存在哲学和后期技术哲学的思想中，都曾经谈到了物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在后期，海德格尔谈到了现代技术生产了大批的“备用物”、“存货”等消费品，这种存货许多是脱离人的用途，也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福柯的代表作《词与物》，“想从事的是秩序的历史，说的是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间的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间的差异借以能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合理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福柯，“译者引语”第4页)。同样，鲍氏也从最普通的物出发，开始了其哲学的探讨。这说明物的研究与现代哲学具有密切关系。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不同，但对物的重视都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物体系》的目标就是要建构一个日常消费活动中的异化批判。该书通过对“物”的功能、非功能和功能失调的论述，其中心是为了导出“物”向符号的转变。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人经常打交道、和人发生生活关系的物品。从这一点看，该物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谈到的、对人产生支配并造成了人的异化等意义上的“物”或商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鲍德里亚经常列举的“物”，如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和家具等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物品。　　

　　在一般人看来似乎简单的“物品”，为什么会引起鲍德里亚如此大的兴趣呢?这就涉及到对物的不同的认识，也就是对物的功能性(实用性)和符号性(象征性)的不同划分。一般提到物，主要是从功能性或使用的角度来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分类。如汽车的功能就是交通运输工具，手机的功能主要是通讯交流的工具等等。对于这些，鲍德里亚自然是很清楚的，但他并不感兴趣。《物体系》的目的并不在于对物的功能性的分析。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对物体进行本质的改变，而不能仅仅进行功能性的改变。比如人们在家中，为了适应屋子的空间和环境气氛，对家具摆设进行调整，鲍德里亚认为这并不是本质的改变，而只是功能性的改变。因为物还没有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鲍德里亚，2001年a，第16页)所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同上，第2页)　　

　　如此，鲍德里亚就从日常的物进入到了“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他对“物”的谈论，实际上是在谈论人和人的行为关系。从历史渊源上考察，鲍德里亚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导师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的批判继承。但鲍德里亚要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有关物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物的消费的理论。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对物的消费理论进行研究。这是其《消费社会》一书的任务。正是在对消费现象的研究中，鲍德里亚开始超越其前辈。在人们看到物/人关系的地方，鲍德里亚看到的是物/人/符号这三者的关系，从而在物的消费中引入了符号消费这一概念。　　

　　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费，正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消费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消费决不仅仅限于物质上，也包括精神的抑或文化的方面。鲍德里亚对消费的看法与传统的消费观完全相反，他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可以将消费设想为一个我们的工业文明特有的作用模式——条件是……把它作为一种满足需要的程序，释放出来。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生产相对的被动的吸收和占有……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同上，第222页)同时他指出，“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substance significance)；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2001年a，第222-223页)鲍德里亚又强调：“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它便进行‘个性化’，或是进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différence)。”(同上，第223页)“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同上，第224页)　　

　　我们看到，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但是鲍德里亚并没有对他所提出的“符号”这一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而该概念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又不能不简单地谈一下。从《物体系》和《消费社会》及其后著作看，符号一词是鲍德里亚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据《物体系》的译者、台湾学者林志明在其“译后记”中的看法，“符号”一词可能涉及到三个不同的领域，即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sign)、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征兆(symptom)和社会地位中的信号(signal)。这三个符号概念在物的分析中相互缠绕，并对应着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的三个理论框架，即符号学、心理分析和差异社会学。我们认为，当鲍德里亚谈到符号的消费时，他是在多种混合的意义上来使用“符号”这一概念的。特别是在早期的《物体系》一书中，他对符号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模糊的。当他把符号作为物品的标记看待时，他就是在符号学意义上使用符号；当他把符号作为一个人在消费物品时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时，他就是在差异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而当物的符号作为潜在的欲望的表现形式时，他就是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使用符号。后来，由于鲍德里亚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关注，他的符号概念还具有代码(code)的含义。　　

　　　　　　二、消费话语的可能性与消费文化的形成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的消费既然不是对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号的消费，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符号消费是否会导致一种新的语言呢?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与鲍德里亚对物品的整个思考有关。通常认为，我们所消费的物是一个没有生命、缺乏个性、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比如汽车，从功能上讲，可以说就是人们的一个代步工具，是一个交通动力运输工具。对于汽车的这一普遍性的功能，鲍德里亚并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物的个性，即物除了具有这一普遍的功能性作用或用途之外，它的个性体现在什么地方。鲍德里亚认为，每一个物都具有自己的个性。这里的个性主要指的是非功能性的、使该物区别于其他同类物的特点。还以汽车为例，人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一牌子的汽车，而不选择另一牌子的汽车，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牌子的汽车独有的个性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是说，主要不在于这一牌子的汽车的引擎的具体结构，而在于其外形、色彩、线条、配件等等。作为消费主体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不同个性的人的选择不同。如此，当人们去购买和消费物品时，人的个性和物品的个性之间就存在着互动的关系问题。而购买和消费行为的完成，就标志着人的个性和商品的个性之间的沟通。商品广告在二者之间的沟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这一点，鲍德里亚似乎并不反对，但他想进一步研究其中是否存在一个有生命的构句法：在人的个性和物体的个性的互动之中，物品或广告体系是否构成了一个新的语言?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物品/广告体系因此不能构成一个语言，因为它没有一个有生命的句法，它所构成的比较是一个符号意义构造体系：它具有符码的贫乏和效率。它不能结构个性，只是将它指定和分级。它不能结构社会关系：它将它分割为一个等级分明的目录。它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份标位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2001年a，第214页)。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符号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饱穿暖而已，它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如此，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按照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必然导致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而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就构成了这一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　　

　　首先，在鲍氏看来，新的符号消费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构成重大的冲击，并形成一种基于符号消费上的新的消费文化或他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因为此前的消费，即传统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主要还是就物的使用和功能意义而言的。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的产生，毕竟是对如M.韦伯所谓的近代以来就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奉行的崇尚节俭、努力工作的清教伦理的巨大冲击，它将产生新的伦理，并将产生一种新人文主义。消费社会的先行消费提出了一项新伦理。几千年来，在人们的观念里，消费总是被置于生产和积累之后。人们总是依赖自己的辛勤工作，并在积蓄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去消费，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的物品。但在当今消费社会里，情况却完全不同。人们虽然还没有赚到购买物品的足够的金钱，但依赖消费贷款，却能拥有自己的理想的物品。基于此，“它们的消费比它们的生产先行”(同上，第182页)。这样，本来的道德秩序就颠倒了。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消费从来不会先行于生产，工作永远先于工作的果实，所有这些属于消费社会之前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看来都不合时宜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导致的产品的绝对过剩，由于消费贷款和信用制度的实施，由于整个社会从机制和观念上都鼓励消费，因此，在消费社会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道德观：“消费先行于累积”，不断地向前逃逸，强迫的投资、加速的消费、周期性的通货膨胀(而节约反而变得荒谬)。这就是在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新道德观对传统旧道德观的冲击。建立在这一新道德观基础上的消费文化观就是他所谓的新人文主义。　　

　　其次，符号价值是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由于鲍德里亚并没有对符号进行界定，所以，他也没有对符号价值进行规定。但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符号价值进行了具体的论述。通过与实物价值或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窥其要旨的。所谓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的。当然，物或商品作为一个符号，其本身还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涵。与符号价值相对立的是物的使用价值。鲍德里亚认为，要理解符号价值，必须把它与物品的使用价值进行比较。在鲍德里亚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的世界，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符号的支配，如电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等都是符号的载体。而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其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从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出发来看待。以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在鲍德里亚看来，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而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替代以商品和劳动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符号价值与物品的使用价值可以说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角度看，一个物品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但是如果它被作为符号进行消费，那么其价值可能就远远地超越其使用价值和劳动交换价值，即符号价值是可以不受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约束的。比如一条名牌领带，其中的原料价值和蕴涵于其中的劳动价值虽然很少，但因为其是名牌，所以它的价格可以非常昂贵。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一枚邮票或一件古董，其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微乎其微，甚至没有，但其作为一个消费品，一旦进入消费流通领域，它就可能具有巨大的符号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的一件夜礼服，竟能拍卖出“天文数字”般的价钱的原因。同样，高科技的产品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即其中的劳动量很低但其符号价值极高。符号价值概念的提出，使鲍德里亚开始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道扬镳，并从此走上了追求符号、象征、仿真和非实在等一些虚拟概念的道路。　　

　　从鲍德里亚有关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话语演变可以看出，由于符号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符号消费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物质产品丰富的消费社会里，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已经成为了必然。　　

　　　　　　三、高科技时代一种无根的“新”文化观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从消费话语的可能性到消费文化的形成，鲍德里亚的这一思想演变既包含着某种逻辑的必然性，也蕴涵了某种理论的缺陷。首先，我们必须肯定鲍德里亚把对物的消费的研究扩展到对符号消费的研究的理论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鲍氏从对物化、异化的批判进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技术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异化程度已经从实物或商品的领域深入到了非实物的符号的领域。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异化体现在商品生产领域。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从事的劳动生产是一种异化了的生产，因为它所生产的产品与自己无关：劳动者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所有者，相反，他生产的产品成了压迫和控制他自己的物品；他生产的产品越多，他的地位就越悲惨。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在此种情况下，商品拜物教的形成就是一种必然。作为劳动产品生产者的劳动者，由于他并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所以他根本就无所谓“主人”的感觉，劳动者完全处于一种物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在早期的《手稿》和后来的《资本论》中，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这一异化状况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产品的丰富，劳动者的异化状况开始发生了转移。人们从早期受困于物品匮乏的异化状态，进入到物品的消费满足这样一种麻醉状态。消费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善，逐渐被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品的繁荣所俘获，成为物品消费的奴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面人》中，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出现的这一新的异化状况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揭示。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鲍德里亚从物品到符号的考察，已经开始超越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品层次上人们的异化状态的揭示，进入到了符号消费的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诸如电视广告、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符号的王国。人们每天都沉浸在无限的符号的包围中。各种各样的商品广告、展览、推销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原来的物品过剩进入到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这完全是高科技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请购买这辆宝马汽车，因为它是你尊贵身份的标志”，这就是大多数广告推销的目的。在大量广告符号的包围中，普通大众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理性观察力和判断力，为这些眼花缭乱的商品广告所迷惑，拜倒在“XO”洋酒、“奔驰”汽车等符号化的商品面前，完全被这些符号所俘获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报纸和电视媒体，每天都在对人们进行着“符号”的驯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异化在不断地变化和加深：从物品的层次进入到精神的层次，而精神层次的异化是最为深刻的异化。人们的精神完全被电视广告的物品符号、被电视媒体的宣传所麻醉。因此，从物的消费的分析过渡到符号消费的分析，鲍氏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化状况。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鲍德里亚有关符号价值的观点，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质产品丰富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来打造企业自己的品牌或树立名牌的效应问题。因为，一个品牌宛如一个符号，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品牌的高附加值，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根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之外，我国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已经告别了商品的短缺状况，大部分产品都处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状态。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如何有效地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加入到WTO之后，在我国企业面临着实力雄厚的国际知名大企业和公司的竞争的条件下，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增加竞争力就成了关键。而其中树立自己的品牌意识，创立企业自己的名牌，成为国际大环境竞争中的关键因素。鲍德里亚对物的消费和符号消费的研究，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符号价值的探讨，但实际上也从理论上提出了物的个性或物的消费中的品牌意识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不仅如此，从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推而广之，可以看出品牌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关系。一个品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牌子，它还蕴涵了其中的文化。从一个牌子，我们可以联想到该企业的文化精神等等。例如，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饮食文化之邦，但美国的洋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在短短的10年里，大举占领中国的饮食市场，这就提出了如何重塑中国饮食文化的品牌和“个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麦当劳就餐，实际上是在享受与中国饮食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符号”。而且，只有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才会引发出物的消费的个性问题，也就是消费中的“符号”问题。在一个物质匮乏、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下，当“吃饱”成为头等大事的时候，物的个性或消费中的符号问题是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的。因此，鲍德里亚对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研究，对于我们当前在产品竞争中提高自己的品牌意识，还是有极大的启发作用的。　　

　　其次，我们也必须指出鲍氏理论的某种基本缺陷。就思想的渊源和发展的脉络考察，鲍德里亚有关物品和符号消费的文化理论，除了对其导师列斐伏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之外，还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巴特符号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的思想，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索绪尔与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范畴。同样，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ied)的功能也必须处于此一关系结构中才能被理解。而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巴特，从文学阅读和评论的角度出发，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符号学理论。鲍德里亚同巴特交往甚密，深受其符号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只有符号学才能阐明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指称、表象和符号系统的重要性，才能对表象、语言、权利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加以重新思考。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形式强调符号的能指特性，漠视或否定符号的所指，具体表现就是否定作为符号的物品的功能性和使用性。这一时期，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观点还没有彻底否定符号的所指特性，但后期的鲍氏则完全否定了符号的所指特性，进入了符号游戏的王国。按照鲍德里亚的消费逻辑，消费及其人的活动成了一种符号能指的游戏活动，而消费的内容，即被消费物的功能性(亦即所谓的“根”)则离人们越来越远，就像一个人为了追求个性化的奇异的时装和流行的款式，而完全忽视了衣服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御寒遮体一样。在肯定鲍德里亚符号消费观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指出，鲍氏的消费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消费逻辑，是一种无“根”的新消费文化观。　　

【参考文献】　　

　　鲍德里亚，2001年a：《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年b：《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福柯，2001年：《词与物》，莫伟民　译，上海三联书店。　　

　　Baudrillard,Jean,1981,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elos Press Ltd.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　　

陈学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 在于消费活动。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 动的思想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歪曲成消费机器的批判。　　

【摘 要 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 键 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产活动/消费领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在当代世界产生着越来 越大的影响。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最新趋向。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深刻的理论观点。强调“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里让我们对此 作一简要的剖析。对于迷恋于消费主义之中的现代人来说，了解一下这一命题的深刻含 义是不无好处的。　　

　　　　　　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 在于消费活动”的是莱易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 把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物质消费的观念。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 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 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 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 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 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莱易斯指出，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正是现代 工业社会处于异化之中的明证。　　

　　莱易斯强调，必须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观念。贯穿于傅立叶、马克思、马尔 库塞著作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人的满足应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人的 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他说：“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 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 多1976年版第105页。)如果人们弄懂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补偿其 他生活领域中遭受的挫折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取决于在消费 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即在消费领域之外，照常能够达到满足和幸福。　　

　　莱易斯进而指出，人的基本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更是极其丰富，根 本用不到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就个人活动而言，替代方案的满足 前景将与克服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劳动的极度专业化和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商品交换领域的 局限性有关。”(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6页。)人们天生 具有康复、种植、缝纫、运动、学习、筑屋、安葬的能力，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都可以满 足一种需要。　　

　　莱易斯认为，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 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同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创 造这一环境的过程也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让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满足是解决生 态危机的最有效的途径。人的需求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问题，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即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把降低人的消费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 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尽可能让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 需求。　　

　　他总结说，人类之所以能在生产领域获得真正的满足，关键在于：其一，通过参加直 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 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中会获得享受；其二，由于这种生产不是为了支撑恶性 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的 生产能力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 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系下会感到无尚的满足和幸福。　　

　　另一个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则把是沉醉于在消费领域获得满足还是寻求在 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经济理性有各种 各样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全社会紧紧围绕着消费这个中心，千方百计地把人 们引导到消费这一道路上去，即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供人们无止境地去消费。而为了 做到这一点，又必须通过严密的计算和核算，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获取利润。　　

　　高兹说道：“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 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 样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 敦1989年版第110—111页。)既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 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的”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 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是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 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他说：“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 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的标准，即利润的尺度。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 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 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现在已用不到 由任何权威、任何规范、任何价值观念来确认。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 量一个人的水平与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 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13页。)他的意思是，在经济理性支配 下，利润的尺度至高无上，用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处于幸福之中以及幸福的程度的惟一标 准是看其消费掉多少东西和拥有多少财富。　　

　　高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的经济 理性的批判。所以他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揭示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合理性“要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 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 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 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行经济理 性的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 ，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 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的力量的肯定， 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9—20 页。)高兹在这里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 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　　

　　在高兹看来，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换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地从生产领域而 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取满足的过程。高兹认为，只有挣脱掉经济理性的禁锢，使整个社会 转移到从生产领域中获取满足的轨道上来，才能为现代人开辟出一个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的生活不再完全被消费所占据，从而也不再被只是作为谋取生活 资料的手段的劳动所占有。人们发现这是一个价值不能被量化的领域，发现这才是生活 自主的领域。以经济为目的所进行的劳动大大减少之时，自主的行为有可能在社会中占 据支配地位。应当把经济理性从闲暇时间中驱除出去。这样，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或补 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要使闲暇压倒劳动的同时，使自由时间压 倒非自由时间。让这种自由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即让创造性、欢乐、美感 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高兹提出，当这种劳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 而自由的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的远景 ”。他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从一个生产主义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 的社会的转折，在这一社会中文化和社会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一句话，这是向 一个德国人称之为‘文化社会’的社会的转折。”(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 敦1989年版第183页。)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有针对性地向当代人提出了不在消费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 满足的理念，而且还就如何具体落实这一理念提出了种种要求。　　

　　这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让人们完全放弃消费，他们只是要人们按照新的理念对目前的消费方 式作出重大改变。在他们看来，即使消费领域不能成为人们获取快乐的主要场所，人们 也不可能游离于消费领域，这里有一个消费的导向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不在消费 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的理念所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于消费领 域的。他们在消费领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 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　　

　　高兹就提出，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 多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而生活得却更好，这是可能的。他 说：“特别是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并非必 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从而发现还有着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之时，他们也就逃脱了经 济合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 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 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在 他看来，关键在于对“足够的”这一概念要给予正确的解释。实际上，“‘足够的’概 念并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的和存在论的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使用 更多的东西未必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并不是更好。诚如英国人所言：‘知足常乐 ’(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高兹还指出，只要在消费领域真正能打断“更 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那么人类就将进入“更 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而这正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生活模式。这里所 说的“更少地生产”应正确地表述为“人们根据他们的想像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 ”，即“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这能使人 们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在那里，市场消失，每个人都感到满足，人们共聚在一起，每个 人各自计划自己的生活。(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16、112、3 2页。)　　

　　高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平等的社会，而“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将直接 导致社会走向平等。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使广大人民群 众享受原来只有那些精英们才享受的特权的同时，又把他们排挤在新的特权之外。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座右铭是：“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你必须有着若干东西 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这一座右铭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当人们都具有了某种物品以后，这件物品就失去了价值，而惟有那些只有少数人占有 的物品才是高贵的，才值得人们去追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了这样一 种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才不断地制造新的需求，控制人们，维护不平等。随着“更少 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实施，人们所生产的是那些为所有人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既不 给予任何人以特权，也不缩小任何人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平等正是从这里开始产生。　　

　　莱易斯则提出，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 更少”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从“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的转移。他提请人们注意10 0多年之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创立稳态经济的论 述。穆勒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要趋于稳定。穆勒在当时就告诫人们生产能力和人口 水平已趋于极限，不需要再进一步发展了。尽管穆勒也承认人们之间在自我实现的机会 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他强调这种不平等现象只能通 过建立较合理的社会组织来补救，而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量的增长，即借助于增加总量 来解决，在他看来，量的增加并不能必然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莱易斯认为，穆勒观点 的“正确性已得到了证明”，他高度赞赏穆勒所提出的“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是未 来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4 页。)　　

　　莱易斯注意到，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形势，西方社会终于有人开始提及穆勒的理论。 但他指出，“最近的讨论只倾向于认为穆勒的担心在这样一点上才是有效的，即他的稳 态经济思想只是在解决紧迫困难时才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把它当作质的改进的理想的 理论结构”(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4页。)。莱易斯绝对 不能同意西方社会有些人把穆勒的理论只是当作解决当务之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视为 走向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注重质的标准的穆勒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这样一 种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的：人类满足的前景必须植根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 决策的领域，使各个个人能在其中锻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他说：“对这种解决方 案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不是确定或预先确定一套可替 代需求本身。”(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5页。)这里关键 是要实现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 。　　

　　针对有些人可能会产生的“从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后，会不会使人们重新回到过 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的担心，莱易斯还特地作了说明。他指出 ，现代文明是同商品和市场交换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人的富裕也是建立在商品和市场交 换的基础之上，欲知按照穆勒的理论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案重新组织生活方式是不 是会带来贫困，首先取决于对商品和市场交换的态度。他说：“我们认为商品生产重要 性的程度是随着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组织及个人愿望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在一个特定 的社会内部也不需要有任何统一的模式，如果这种社会分散到足以使其成员可以得到范 围广泛的种种不同的选择权的话。支配这些选择的准则是如此地简单明了：对通过市场 交换来得到复杂的制成品的依赖程度与对满足需要手段的局部的直接支配程度成反比。 ”(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6页。)在莱易斯看来，在他们 所设计的生活方案中，一方面对满足需要手段的直接支配程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对通 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复杂的制成品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减弱，而这两方面正是使人真正过上 幸福、富裕生活的保证。　　

　　当代最有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把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 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表述为“消灭异化消费”。他确认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 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 他说道，“在考察危机理论时，我们将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加以特别的关 注。”(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 版第316、272页。)　　

　　阿格尔所说的“异化消费”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 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过度消费 。它表现为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其结果造成这种需求超出 自然界所能承担的程度。他认为，“异化消费”现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孕育 着“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这种 辩证法是消费者突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 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 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72页。)按照他的解释，“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包含着下述 不可分割的四个过程：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望得到永无止境的商品的 消费中获得其合法性，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 的没完没了的消费的期望的基础上的；其二，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人们本 以为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下去，这样就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 和物质丰裕的时期竟出现了供应危机，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必然转 化为供应危机；其三，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望的那份物质丰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 ，当供应危机来临之时，他们的期望破碎了，开始对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满足人的物质欲 求这一点丧失信心，继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于是他们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 什么；其四，正是在这期望破碎的过程中，在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的过程中，产生 了出人意料的后果，这就是摧毁了许多陈腐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新的期望和 满足这些期望的方式，正是在那些期望破碎了的人的身上焕发出了新的期望。他强调， 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 的结合，正是这种新的期望的具体内容。　　

　　　　　　三　　

　　下面我们看一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生产领域落实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不在消费 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的理念。　　

　　他们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让每个人都有施展才能的劳动岗位，并且使这种劳动成为自 主性的行为，从而使劳动者从中获得无尚的满足。　　

　　高兹就提出，要使当代人真正生活在幸福之中，关键在于使他们的劳动本身也成为一 种自主性的行为，即不仅要把经济理性从闲暇时间中驱除出去，也要让经济理性在劳动 时间中也无立足之地，不仅要在劳动之外寻求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也要在劳动之内寻 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他认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不能使劳动仅仅成为挣工资的手段，如果 是这样，劳动必然失去其意义、动力和目标。实际上，人们为取得报酬的劳动所达到的 不是其为自己所选择的目标，而是根据付给他们工资的人所制定的程序和时间表。他说 ：“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混淆，这就是‘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 ployment)之间的混淆，‘劳动的权利’和‘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之 间的混淆。”(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21页。)在他看来，现 在人们普遍把挣钱的权利等同于劳动的权利，实际上你有权挣钱并不表示你已真正获得 了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领域超越经济理性就是让人们不仅获得挣钱的权利，而且真正 获得劳动的权利。高兹认为，一般来说，劳动有三个层面，这就是：劳动过程的组织； 与所生产的产品的关系；劳动的内容，即行为的性质和劳动所要求的人的才能。他强调 ，应该使劳动者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能获得权利，从而都具有自主性。具体地说就是：这 种劳动应是劳动者自己组织的；这种劳动是对自我确定的目的的自由追求；这种劳动应 达到劳动者个人的目的。　　

　　鉴于目前出现了将大批人驱赶出经济活动领域，而只是让一小部分职业精英从事经济 劳动，从而使前者沦为后者的仆人的情况，高兹特别指出了当前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的 重要性。他认为，面对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局面，有着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是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正在发生的那样，把减少掉的劳动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而让 大部分人失业下岗，再让前者廉价去购买后者的劳动为其效劳，当他的奴隶；另一种解 决办法就是“尽管劳动减少了但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哪怕把劳动时间减少到一天 两小时，也得让每个人都在劳动岗位上。他认为，如果被排斥出经济活动领域，那就无 从谈起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自主性。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劳动解放的第一位要求就是把 劳动的时间减少些，但必须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都有其劳动的岗位。他说：“劳动的 解放和‘劳动得少些从而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的理念，说到底是劳动的斗争运动的发 源地。”(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21页。)　　

　　高兹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如下事实：　　

　　1.在1961年至1988年这一时期内，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在英国减少了44%，在法国减少 了30%，在瑞士减少了24%，在西德减少了18%。在这12年的时间中，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大约有1/3甚至一半的工业劳动岗位不存在了。法国在这12年时间中所减少的工业劳动 岗位差不多与从1890年至1968年所创造的工业劳动岗位一样多。　　

　　2.正是在这期间，造就了大量的服务部门的岗位。但是这些劳动岗位是钟点工，非常 不稳定，并且又是低技能的。它们并不为专业的发展提供机会，它们并不承受可以构成 在社会主义教义中所说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的那种本质和价值。工业劳动阶级似乎已经衰 落了并部分已被主要由女性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所取代，鉴于这一阶级所处环境的不 稳定性和所担负的工作的性质，因此不可能从其劳动中衍生出可承受起经济的、技术的 和政治的权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使命。　　

　　3.从量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劳动生涯开始较晚而结束较早，并且期间又常常被中断。 一个成年人在1960年的专职劳动时间为2150小时，到了1990年则减少至1650小时，而且 在这1650小时中还得减去150小时的病假时间。在过去的30年时间中，成年人的劳动量( 即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减少了28%。与此同时，每小时的劳动产品增加了3倍 ，而失业，或者倒不如说“靠自己劳动挣钱来养活自己”的不可能性，达到了无以复加 的程度。(注：高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敦1994年版第Ⅶ—Ⅷ页。)　　

　　高兹在列举了上述事实后即提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者，一个左派人士，究竟如何才能促使人们通过劳动获得满足呢?他着重指出了以下两 点：其一，他说：“劳动已经改变了，‘劳动者’也已改变了。”(注：高兹：《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敦1994年版第Ⅶ—Ⅷ页。)如果说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 克思主义者就要为工人的解放而斗争，那么，他们仅仅是作为只占总人口的15%的这样 一些工人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吗?这些人仍然主要地依据其劳动来确定身分，他们首先 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劳动者，他们把劳动作为一种潜在地自我实现的、创造性的活动加以 经历。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要使所有的劳动都成为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的活动?高兹的意思是，面对着真正从事传统工业劳动的工人只占总人口的15%的这一实 际情况，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部分人，也就是说，不能仅仅 只为这部分人的利益而斗争，不能只把实现这部分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其二，即使是对那些仍然在从事工业劳动的产业工人而言，他们实际上真正的劳动时 间也是很少的，他们的大部分生命活动与工业劳动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如何 正确理解职业在个人生命和社会中的未来地位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日益发展的技术可以 用越来越少的劳动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时候，在这一社会中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必 然的。不但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而且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骤减。在这种情 况下，退一步讲，即使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服务的对象仍然主要是产业工人， 也不能仅仅着眼于他们的劳动时间，而应着眼于其整个生命活动。也就是说，左派、社 会主义者的目标不仅仅使这些产业工人在劳动期间感到自己解放了，而且应使其在非劳 动期间乃至在整个生命活动中都感到自己解放了。　　

　　这样高兹就把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定位为不仅仅使产业工人而且使 所有的人都获得自我实现，不仅仅使劳动者的劳动而且使劳动者的非劳动性活动都成为 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　　

　　高兹进而指出，这里的关键是要改变目前的那种“付薪劳动”形式。如果不改变目前 通行的“付薪劳动”形式，要实现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自主化是不可能的。他说：“我 们是否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替代付薪劳动的活动资源和社会一体化模式?我们是否必须超 越完全职业化的社会，而去计划建立一种‘完全活动性’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每个 人的收入不再是其出卖劳动所获得的价格?”在他看来，消除了付薪劳动模式的社会就 是社会主义社会，而这种社会主义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这一术语 不再涉及任何现存的社会秩序。”(注：高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 敦1994年版第Ⅸ页。)高兹强调，左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倘若真正要把实现所有 人的所有活动自主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就不能回避废弃付薪劳动、与现存的资本主 义彻底决裂这一点。　　

　　莱易斯则指出，既然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体制妨碍了人们的才能的发展，而人的 真正满足和幸福又完全取决于这种才能的发展，那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应千方百 计地设法促进人们的才能的发展。其主要途径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人们本身从事各种活动 。当然这种劳动不是听人摆布的活动，听人摆布的活动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应 是自主地、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劳动。这就是说，这种劳动同目前经常看到的只是在装 配线上或办公室中从事高度破碎化分工的工序或工作完全相异。高度破碎化分工的工序 或工作“只能造就片面的、畸形发展的人，是意志思想被扭曲了的人”。　　

　　莱易斯还强调，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让人们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 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并不意味着强迫所有的人都采用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 而是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现在的着眼于消费的投资决策只能 导致单一的选择，即以集中的城市人口为基础的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而一旦把着眼点 转移到如何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人们就能获得理想的生活环境，这对每个人 来说都是极富吸引力的。如果现代社会的投资方向不是强求人们过一种单一模式的生活 ，那么个人就可以有范围广泛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就可能愿意在不 同程度上靠日常需要的生产活动来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一般化的市场中的消费来获得满 足。”(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8页。)　　

　　莱易斯认为，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 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同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必 须把减低人的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 都具有丰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尽可能让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之 所以能在这种劳动中获得满足主要在于：其一，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 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 中会获得享受；其二，由于这种生产不是为了支撑恶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割断了 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 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 系下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四　　

　　上面我们较详细地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 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的含义以及相关思想，下面我们对此作一简要的评论。　　

　　人类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只是在消费领域内寻求满足 ，而把在生产领域的活动都视为只是谋取满足消费的手段。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这种 错误愈演愈烈。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曾有不少先哲对这种寻求满足的方式提出过种种质疑， 但真正对这一错误做出彻底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的幸福和满足指出正确方向的， 是马克思。马克思基于对人的本质和人的需求的正确分析得出结论：人并不是消费动物 ，寻求物质享受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但并不是真正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的需求。人 在进行物质消费时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履行动物的功能。而真正使人成其为人、构成人与 动物最根本的区别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即劳动。人在从事这种劳动时才是在履行人的功能。人之所以能在这种劳动中获得无 尚的满足，正在于人通过这种劳动实现了自己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评也集中于批评这一社会歪曲人的需求，用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替代对通过劳动来实现 本质的追求，把本来应是成为享受的劳动变成了痛苦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可 以说最精辟地表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 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 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 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 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 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 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人从动物脱胎 而来，因此必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动物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他在表现动物性 的一面时却把这种动物性误当作人所独有的东西加以享受，而真正要他表现为人性的一 面时，他却像动物一样地运作。这就是人类的悲哀。马克思又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这 种批评的基础上，为人类指明了劳动解放的道路，认为人类只有实现了劳动的解放，即 把强制性的、作为手段的异化劳动变成自由自觉的、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才称得上真 正实现了自身。　　

　　可惜，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这一最重要的理论观点长期以来却被包括一些“正 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所忽视或漠视。可以说，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弘扬马克思关于 劳动解放的思想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歪曲成消费机器的批判的历史。他们用马克思 的相关理论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者的天堂没有给以它 所允诺的快乐，人过的是“占有”(to have)而不是“存在”(to be)的生活方式。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与探讨解决生态 危机的途径结合在一起。他们所提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的命题，是基于新的形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严格地说是对马克思 的相关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这一命题既有针对性地鞭鞑了时弊，又富有说服力地为正处 于迷惘中的现代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主要是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提出这一命题的，但这一命题 的意义远远超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它对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努力摆脱贫困 、走向小康和富裕的中国人民，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具体地说，它起码有以下四点启 发：　　

　　其一，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仅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即不能只为提 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根据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当然应把发展生产力放 在首位，应使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进一步丰富起来。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永远只是手段，即这只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实 现人的本质、促使人获得幸福与满足这一目的的手段。我们不能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本身 ，具有了充分的手段不一定就会自动地为目的服务，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使手段有效地为 目的服务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只是实现人的本质、促 使人生活幸福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手段。只有全面地具备这些手段 ，人才能真正生活在幸福之中。　　

　　其二，在消费领域，中国人民必须破除多多益善的旧观念，树立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的新观念，正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要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要讲究消费的质 ，大可不必都一味地追求量，实现从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的转换。饮食讲营养，生活讲 健康，文化讲高品位，环境讲清洁优美。特别是要改变那种追求新奇的、“为我独有” 的消费理念，大力提供消费那些不易损耗的、耐用的东西。只要想一想中国人目前一年 中所消费掉的酒就相当于整个西湖的水量这一事实，就知道我们已陷入消费主义有多深 。如果不迅速改变目前满足消费的那种越多越好的方式，如果不在消费领域展开一场革 命，不消说资源、环境将继续遭受破坏，而且西方的那种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颠倒，即 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将会在我们这 里重演。　　

　　其三，确确实实地把注意力转换到生产领域中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率先实施马克思 的劳动解放的理念，尽管目前我们只能跨出很小的几步，但只要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就是 中国人的大幸。我们必须牢记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并在这一思想的指 导下组织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活动变成一场实践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劳动的解 放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要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求 的那样，扩大人的自主活动的领域，增加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逐步地把作为手段的 劳动变成目的本身的劳动，逐步地把劳动变成消遣活动，使从事劳动的人从中获得最大 的满足。　　

　　其四，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在进行结构性产业调整、传统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情况 下，确保人们都有自己的劳动岗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尽管劳动减少了但 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的思想极有针对性，也极有现实意义。他们强调要把“挣钱的 权利”和“劳动的权利”区别开来、不要用前者来替代后者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我们万 不能把传统劳动岗位集中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劳动精英”那里，而让大多数人离开传统 劳动岗位，沦为只能从事围绕着“劳动精英”转的服务性工作。对于广大下岗者和失业 者来说，仅仅给予生活补助、让他们能生存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仅仅需要活下去 ，更需要一个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天地。实践证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的意义并不逊于让 每个人都有饭吃。　　

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和政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　　

雅各·比岱　　

【作者简介】[法]　　

【 译 者】高静宇　　

　　本文译者：女，1976年生，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实习员　100732　　

　　中图分类号：　D01　D05　　

　　20年来的挫折迫使我们在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时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与其将社会 主义看作一种成熟的理论构想，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艺术。然而，这 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确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所遭遇 的困难。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少数人支持的构想或观点，但 仍然继续在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将试图说明目前出 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新动向。　　

　　　　　　一　　

　　我将从一个传统的概念谈起。这个概念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久远，即我要提及政治领域 中两大阵营的分野：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这个概念，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他 更为人所知的贡献在于为政党代表着社会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稳固和持久的基础。因为资 本主义产生于既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因而就有了地区性的、宗教性的一类政 党，但是这些政党不可避免地都趋向于被分列在右翼阵营或左翼阵营中。　　

　　但是，这立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两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 执政的现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尽管“右派”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而与 之相对立、相关联的概念却不是那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明确描述美国民主党的倾向， 或是并不总是与右派的倾向有很大区别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的倾向时，“左派” 是一个合适的术语吗?　　

　　如果我们假设政党是建立在社会阶级之上的，而且如果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政策通 常又十分相似，那么我们就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产生疑问。在其对当前社会的分 析中，仅承认只有一个统治阶级，或是仅承认一种阶级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这一疑问就是目前某些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背景，我现在就要评介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 争论。　　

　　　　　　二　　

　　首先我要提到的大人物是布迪厄，他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并 在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两种(相互混合的)阶级的因 素，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是指经理、行政管理者、高级公务员和各 类知识分子的(社会)“能力”。这种能力自身并不必然是一种真正的知识，而是来自一 种等级化权力的(专制)文化形式。这种知识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角色”关系 (这种关系实际上与现存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复杂结构进行再生产。布迪厄于是就以 与马克思分析阶级的“经济再生产”相似的思路来分析“文化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复 制了社会秩序的文化等级形式，构成一种阶级关系。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 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例如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里克·O.赖特的著作中，他就区分了 两种才能：经济所有权和职业资格。第二种才能可以用布迪厄的话来解释。　　

　　所谓异端的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常常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即在其思想体系中，对市 场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惟一基本概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发展出“组织”的概念作为 一个与市场的概念并驾齐驱的基本概念。市场对应着所有权的形式，而组织对应着(社 会)“能力”的形式。　　

　　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在主张政府管制的重要学派中，还是在美国的激进主义中，我 们都能发现不同形式的类似思想。我们同样要提到诸如吉阿德·杜梅尼和多米尼卡·列 维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研究了一个半世纪里两大集团——所有者(股东)和经理 人员——对社会最高权力的轮流执掌。市场和组织是理性社会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也 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哲 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方法，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方法，他在其著作中把 社会体系分成两个子体系：市场和行政。　　

　　这些对于当今社会科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不同方法，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它们所揭示 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互为补充而相互对立的两极。当然，这种两极的划分是与 贯穿于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历史的主要对立密切相联的，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所谓共 和主义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个人为其个人利益订立契约的自由 ，而后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所有人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订立契约的自由。这种法律政治 上的自由的两极与理性经济合作的两极是相一致的，同时特别与现代社会中处于主导地 位的两极——换言之，阶级的两种现代因素——即市场和组织相对应。这反过来引导我 们以新的话语再次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　　

　　我们必须注意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存在着现实的难题。其有关民族国家内的 “政党制度”是建立在“阶级结构”之上的假设，恰恰就是一个。确切地说，这一假设 的缺陷在于其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右派的身份特征总是支配生产资料私有产权，而左翼 则与工人阶级相联系，代表着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右翼的各种社会力量，追求一种更具社 会性和更民主的秩序。这种解释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 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它还通过一种相互辩证关联的过程，在 “组织”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组织被认为是与市场的概念具有同等认识论地位 的概念，并与市场概念一起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自己也是这种两极划分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在《资本论》中 强调，现代世界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是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市场； 另一方面是基于联合所有权之上的系统化的组织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中，这 两种社会形式是如何紧密地混杂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包含组织(经管者)和资 产(所有者)。但是，马克思假设说，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工人也将变得越来越有能力 ，这与公司的组织形式相关，因而将变得能够形成一种民主计划的经济体制。如果我们 考虑到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主要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推动下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规则 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洞察力的确包含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 阶级现象出现了，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发展，在公司的核心部分，在为资本的市场利益服务中，一种对 抗性的文化或社会模式，即组织文化的发展过程随之出现。与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公司提供了另一种占用和复制社会权力的背景，代表了另一种反射意识的模式和与整个 社会交流的模式。市场和组织不仅是两个功能上互为补充的原则，而且用马克思的话来 说，也是两种“社会形式”，在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中以一种极为复杂与辩证的方式相 互渗透，即它们在现代阶级结构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联。　　

　　　　　　四　　

　　如果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中包含两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政党是如此平常，而这两个政党又 都具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特征，并有规律地轮流执政，那么原因就在于在这些社会的深层 次上，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建立在两种阶级因素上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政坛上的 两种战略立场，即不同的政治力量、政党或政党联盟将会支持的立场。两大政党中的任 何一个都希望执掌权力。从这一关键点出发，一个政党必然会通过与其他极的社会力量 建立积极的关系来控制另一种立场。两大政党因而不断地卷入互惠交换和妥协的过程中 。它们不断地相互窃取对方的思想和方案、纲领和口号，并利用对方的计划来修改和更 新自己的特定计划。　　

　　但是，在这两极间仍然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和保留某种区别的责任。因此，这 些政党的确推动了两极间的对立，以及在合理化和统治的逻辑原则上的竞争。“能力” 一极的情形与“资产”一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能力极必然是导向普适的合理性、阐 释、争辩性的交流及科学合作等等。当然，能力型的政党必须满足股东的利益，正如资 产型的政党必须满足公务员的要求一样。但是，在总体上这些政党不能许下相同的诺言 ，因而它们创造出不同的期望。一方面讨论“企业精神”，另一方面呼吁“机会平等” ，这些是统治阶级的老生常谈，但它们为被统治阶级所展开的前景在这两方面则是截然 不同的。　　

　　　　　　五　　

　　正如我们所知，在政治棋盘上存在着第三种可能的立场。这种立场所代表的不是轮替 ，而是替代。轮替使人想起季节的轮回，而替代的思想则是通过这种双重的(市场的和 组织的)资本主义进程，为那些在结构上被再生产为受剥削被统治的人改变气候。这种 替代型的政党(或协会)只有通过所有受剥削的大众的联合才能产生。受剥削的大众包括 私企雇员、政府雇员和市场上的自我雇佣工人。这三个部分构成了现代的整个被剥削阶 级，他们以不平等的和各种不同的方式屈从于阶级的两大因素，要么被剥削，要么被排 斥(如失业者、妇女和移民)。但是，被剥削阶级联合起来的策略只有在其建立的与能力 极联合起来反对资产极的策略基础上才能奏效。因为只有当被剥削阶级能够打破轮流执 政中两党所固有的勾结，把两个居主导地位的政党分立开时，替代的立场才能够出现。 只有当被剥削阶级发动社会斗争使能力型的政党必须接受被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和要求时 ，替代才能实现。对于这种类型的政党来说，由于其社会基础是依赖于组织的各种功能 ，因而其主要形象表现为其对建立公共事业、社会政府和参与式民主等目标的忠诚。这 是现时代阶级斗争的一个悖论，但是与能力极的联合同样总是一种反对其霸权要求以及 其维护资产利益倾向的斗争。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 、经济和社会民主制。　　

　　　　　　六　　

　　劳工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很典型地使这种导向不同形式的联合的动力具体 化了。这些历史性的运动给现代世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但却并非完全由被剥削阶 级所推动。问题是，被剥削阶级与能力极之间的联合是一种相互对立和不稳定的联合， 特别是当各种生产力呈现发展态势时，更是如此。例如，在前苏联，由于整个社会生产 采取了计划组织的形式，能力极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成为单独的统治阶级。私人 团体控制公共制度的情形必须被历史地理解，必须放到与现代民主制的必要条件的关系 中进行考察。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是我现在关注的问题。我只是想要强调这样的事实，即 一个政党(无论是一党制之一党还是多党制中的一党)实际上能够代表几个不同的阶级。 在欧洲，事实上某种相似的过程发生了，社会民主制最初代表了被剥削阶级的联合，以 及被剥削阶级与能力极的联盟，但最终这种联盟被能力极所主导，以至于该联盟逐渐采 取了能力极的立场，甚至在其确实与大众阶级保持紧密关系时，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 盟主权的形式实现的。因而该联盟的趋向是把自己变成产权型政党的一个平等伙伴，与 其一道完成轮流执政的过程。　　

　　左右的分野作为一种解释的工具，毫无疑问仍有相当的价值。但是，这种分野将有遮 蔽第三种立场的危险。如果政治领域包含了三种立场，这是因为伴随着日益团结起来的 大众，事实上存在着两种阶级的因素(市场和组织)，并由此产生了两种居主导地位的原 则。(即使这个大众倾向于不断地根据各自出身的不同、对生产力影响的变化或对分野 的霸权战略的影响的变化而四分五裂)大众实际上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承受着阶级的两 大因素的重压，这就是“结构的”模式。“左翼”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材料，而是应被 理解为一种过程，只有当臣属的团体或社会底层的各种力量通过他们的斗争创造出联合 的条件，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联盟强加于“能力”极时，这种过程才会实现。　　

　　　　　　七　　

　　在这种背景下，典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就能够用如下的词汇来描述。两个阶级：一个 统治阶级，其中包括两个相互渗透的极，与阶级的两大因素相对应；一个被剥削阶级， 包括三个部分，与阶级的两大因素的不同融合相对应。那么，这就暗含了三种不同的战 略立场，阶级结构决定了在公共领域围绕三种可能的立场组织起来的政党的动力。我们 可以认为，这种阶级和政党的交错结构在最基础的层次上，构成了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中 一种潜在的普适模式，尽管这种模式会有不同的形式，并分处不同的社会背景。这就使 我们能够解释产生于劳工运动的政党，如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是如何能在某种程度 上既代表统治阶级，又代表被统治阶级的。这些政党的行动有时代表了后者的利益，而 有时又代表了前者的利益。　　

　　这同样有助于解释西方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现存的分歧。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 者来说，政治联盟实际上仅在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中，或是包括关注生态的 政党在内的更广泛的政党联盟中才能实现。而对于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 正如我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现状要求我们继续共产党或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传统，尽 管是以非常不同的(民主的和多元主义的)方式继续的，其中之一变成了被剥削大众(包 括妇女、失业者、移民)的共同斗争，但是这并不排除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某种共同 的观点和行动。　　

　　　　　　八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纯粹形式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虽然市场和各种组 织关系同是现代社会理性的组成要素，但它们仍然是阶级的两大因素。社会主义因而是 以消除这些因素，建立无阶级，即平等民主的社会为目标的群众斗争。从实质而不仅从 形式的角度阐述这一问题将表明，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如何不是具体的致富 逻辑，而是抽象的利润逻辑、剩余价值的逻辑，即权力在男人身上的集聚；而且还揭示 了官僚的原动力如何体现了公司和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相同趋势。因此，在现代世界中 ，大众提出其“具体的致富”要求，即确保实现就业、教育、文化、医疗保险、对经济 的民主控制、城镇计划和生态保护，所有这些社会斗争实际上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 争，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我还要提到的最后一点是我在这里没有阐述发挥的。我认为资本主义结构仅能够在民 族国家的框架内存在。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绝不仅是阶级结构的一个特征。同样，自资 本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萌发以来，它就是一个具有中心和外围的世界体系。因此，帝国 主义不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 的暴力、剥削、压迫和破坏能力的最高体现并不存在于阶级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间的 系统关系中。因此，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完成资本主义整合全世界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 导致了全人类文化和物质的统一。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就是非常缓慢地 和渐进地建立世界政府的蓝图，在全球范围内以预设的社会契约的形式，即以原有民族 国家的阶级力量结构的形式进行再生产。这一过程的特征是体系中心性(帝国主义中心 性)与全球政府中心性(酝酿中的世界政府中心性)之间的联合和斗争。这就要求帝国主 义本身对被认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机构，在世界公众面前为其行为作出说明。这就为人 类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机会。因而当今的社会主义解放斗争变成了反对金融和军事帝国主 义的市场要求的斗争，即转向了促进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全球公众的讨论和对话。现 在，这些斗争遍布世界各地，而且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峰会”的“社会论坛”象征 性地表达了这些斗争。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不遗余力地投 入到这些运动之中。很明显，它们推动了反全球化的运动，即一场实际上是为争取另一 种全球化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　　

　　我把我的分析仅局限于一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和政党关系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 为这种结构体系为现今发达民族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背景。我认为曾经为 我们共同的历史作出很多贡献的中国人民今天代表着我们共同未来的伟大希望。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张锁庚　　

【作者简介】张锁庚，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摘 要 题】行政学理论　　

　　如果摒弃官僚制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那我们则必须在理论上提出“官僚制之后的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张康之先生以《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思考，站在对官僚制之弊病的人文救治这个理论立场上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论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客观上，科层制是现代社会在成长过程受到经济主导而产生的一种结构，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化的最显著方面。（注：值得注意的是，不加区分地使用“官僚制”这个术语时，在常识意义上将会导致两个混乱：第一是无法将传统的官僚制形式和现代官僚制形式（即科层制）区分开来，而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有着不可沟通的鸿沟。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是现代官僚制。由于第一点，我们经常会把我国行政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与官僚制弊端直接等同起来，而事实上，诸如长官意志、人情关系、个人特权等等官僚主义作风恰恰是科层制所拒斥的东西。所以有学者直接提出为“科层制”正名的问题。本文实际讨论的是科层制，但在涉及我国行政体制时，却包括对科层制的物化和官僚主义两个方面的克服，故而在标题中还沿用了“官僚制”这一术语。）对科层制的评估和提出对它的修正和替代问题，实际上与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在于，与社会主义市场这种探索性的经济体制一致，它是体现效率和公正的新型政治体制探索的可能路径之一。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强调通过外在的方式为公共行政提供道德制约或者引进公共行政的道德主体都不足以克服现代社会管理的物化，一个实际可能的方案在于尊重现代社会的结构化，把公共管理所内含的价值约束激活为它的基本维度，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道德化。　　

　　　　一、官僚制的意味　　

　　官僚制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育，其成就是不言而喻的，在某种意义上，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70年代以决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对韦伯关于现代社会之科层制理想类型的一个总结性评论。但是，它的成就也不足掩盖它的矛盾或弊端，正是因为此，“摒弃官僚制”或“再造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在西方公共行政之研究和实践领域都很强劲的呼声。这一点直接推动了我们学者官僚制的反思和对公共行政的新思路的积极探索。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科层制的反思是在新的条件——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占据西方政治价值主导地位——进行的，这意味着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科层制的历史合理性和内在局限，而主要集中于科层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也即是政府失灵。例如，在“再造政府”的理论呼吁和实践中，“再造”本身即意味“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注：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目标实际上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新的科技革命、管理革命和跨国公司崛起所催生的全球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直接推动的，因此直接要求不是彻底抛弃现代公共管理体制，而是对科层制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现代市场与科层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现代市场之上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提出根本地解决官僚制的物化问题是不可能的。为说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审理科层制的意味。　　

　　在科层制研究的历史中，韦伯可能是恰当的起点和产生持续性影响的最重要理论家，因为正是他对科层制的历史合理性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和提出对科层制的理想类型。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在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人们行为从传统、价值、情绪向目的理性过渡，统治类型由传统的和魅力型向合理的过渡这一背景下逐步成为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的。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恰恰是韦伯说明了官僚制的合理性前提，这个前提是现代经济。如果进一步注意到，这个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为利润而生产和组织化生产，那我们便不难理解以这种经济为基础的政府体制为什么会突出效率要求，也能够理解为什么韦伯断言“契约任命即自由选择，是现代的官僚体制的本质”？（注：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7页。）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现代官僚是形式化（即程式化）的？只要注意到上述基本问题，我们便会把现代官僚制与古代官僚形式区分开来，从而看到它恰恰反映了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人独立、契约平等、程序公正等基本要求。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它的道德方面，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反对道德的。因为，它在选择了与市场一致的价值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便拒斥对它的其它道德要求。这样，如果提出摒弃官僚制的问题，而不在理论上证伪工具理性问题将会引起逻辑问题。　　

　　现在，我们转向公共行政。在这一点上，韦伯说得也很清楚，借助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是“合法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也即说，公共行政实际地承载传统社会之政治的职责。但是，这多少面临着一些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与现代经济政治体是一致的。历史地看，如果公共行政的含义是属于公共生活的管理，那么它是以不干预私人活动为自己的价值底线的。在现代社会，这一原则虽然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由于现代经济（私人）活动之间的普遍依赖，公共生活本身的内容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它不是经济之外的某种独立的公共生活，而是与经济这种私人活动一致的公共活动。（注：关于这一点，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论。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个长期被学者们忽视的事实。阿伦特等人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化的劳动占据公共领域，就无真正的公共领域可言，最多只是进行一些公开的私人活动”。参阅《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当现代政府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时，政府与市场、政治与行政的二分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市场挑战着传统的政治伦理，但社会又需要一个整合的秩序框架为市场提供保障。由于这一特征，现代政府成长一个独特的路径，一方面，它必须为解决在市场中形成的道德冲突提供一个价值平台（罗尔斯所言的“重叠共识”、布坎南所言“赞同的计算”），并直接干预市场效率的失败，即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把自己的价值强行推向市场。这便导致了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复杂争论。在这种冲突中，服从宪法政治框架，科层制担当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任，它以宪政共识作为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前提服务于市场的效率要求。所以，虽然行政在其起源上是政治的，但它逐步摆脱传统政治而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一点现代社会在西方那里最后形成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而这一结构也表征了公共行政的尴尬，它无法对社会提供价值制约，但它却又是人们公正诉求的体制依赖。　　

　　　　二、公共行政的尴尬和给官僚制戴上伦理紧箍咒的可能性　　

　　正是由于官僚制的上述意味，它在现代社会中必然与经济过程同步地发生物化现象。因此，从韦伯正面确证这种“无人统治”的理想方式之际，他也实际上提供了对它进行批评的入口。在今天，对官僚制的批判已经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存在只是官僚制自身问题的直接反映。因此，在理论上提出对官僚制的救治也是一种现实的要求。　　

　　但不管怎样，在设计救治方案时，我们必须注意官僚制本身的意味，这便是作为一种契约，它本身即是“道德的空场”，故而不可能在保留契约方式基础上给它戴上一顶道德的帽子。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面临马克思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既要资本（保留科层制），又不要资本家（拒斥物化），这是完全错误的。（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7页。）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所预计的彻底抛弃官僚制即消灭资本主义的那种历史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在公共行政这个问题上面临这样的尴尬，既要忍受它的物化代价，又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提出对它的“道德”制约的可能性问题。应该说，张康之教授关于“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现实意义也在于此。这样，我们的问题便转化为在现实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审理官僚制的“道德的空场”？如果审理被这个“道德的空场”所掩盖的“制度的空场”——即被自由主义假设所掩盖的社会公正要求和制度改进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一要求作为制度改进的强大动力而存在，而现代经济结构和官僚制本身的发展也不断积极着制度改进的条件。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对科层制的批判便不再仅仅是给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幻想只要在公共管理中大量使用道德水平高、素质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其效率还是公正的目标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现代社会成长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问题并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本身。　　

　　这样看来，对待官僚制本身，我们认为下列立场是中肯的，即科层制具有两面性：它对自由和自发性，自然也对社会进步，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但同时对个人和社会，又提供了许许多多利益。（注：参阅查尔斯·佩奇为彼得·布劳等《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第二版写的序言，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尴尬，即必须在官僚制内部对官僚制改进，从而达到改变自身的目标。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行政实践在经验上展示了这种可能性，而理论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争论，也说明这似乎是惟一可行的路径。下面我们较为详细地讨论一下有关理论。　　

　　从韦伯出发，在理论上官僚的焦点问题似乎是理性，但是理性不是一个道德的预设，而是具有现实基础的抽象的理想类型，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韦伯的官僚制与经济人假设之间的关系，因此，以“交往理性”或“公共理性”来替代官僚制之工具理性基础一直是不同批评思潮的基调。特别是社会批判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攻击资本主义的重心之一即是工具理性，它通过法兰克福学派而成为今天的显学，哈贝马斯影响尤为巨大。张康之教授也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但直接从哈贝马斯出发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不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而试图在其上嫁接一个“交往理性”同样是一个乌托邦的追求，这是哈氏理论影响大但难以操作的基本原因。特别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采取普遍法治国家预设并为北约干涉南联盟进行辩护时，他更是面临一种尴尬：在全球范围，由于这种价值不通过统一的程序成为全球共识，它便成为少数强权国家剥夺和压迫其他国家的工具。这一做法也直接违反西方的民主精神，不仅无助于解决官僚制的问题，反而出现了韦伯所要预防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即否定了官僚制对民主的保障意义。事实上，从西方组织变迁和管理学实践更容易地看出当代的问题，因为至少在梅奥霍桑实验之后，李嘉图的群氓假设（即经济人假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问题是在实践上我们无法克服这种历史的依赖关系。在这一点上，除了经济实践的巨大强制性外，同样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或许正如罗尔斯评论功利主义以及反对派所作的断言，不是经济人的假设没有局限，而是它的反对派缺乏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学说。在理性假设上，组织人、社会人和复杂人无不切中经济人的问题所在，但总是无法替代它。　　

　　从前面讨论看，官僚制改进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整个公共行政体系赖以作用的价值共识，即宪政框架；二是在这一宪政框架上公共行政改进的政治程序。罗尔斯以其“与作为公平正义相联系的秩序良好之社会”前提，强化了通过改进共识来改善官僚制的可操作程序。（注：参阅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将能够通过程序和组织方式使新型的道德成为政治价值，从而获得对程序和组织方式的改进，达及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要求。这就既回避了把传统的道德重新纳入官僚制这种不可能的想象，又拒斥地简单地站在后工业文明（或后现代）立场上把那些既经不起分析更不能操作的价值凌驾于社会秩序之上的要求。当然，共识改进这种机制事实上也是以保全多元性为前提的。通俗地讲，即试图克服体制对人进行道德要求这种不合理状态，也鼓励个人通过奉献来促进体制改革的做法。不过，在理论和实践上，这种对官僚制的改进，结果仍然是官僚制。这样，本文标题“官僚制之后是什么”的答案仍然是官僚制。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远看来，如果这种改进是可能的话，它的最后结果也会彻底地改变官僚制而进入彻底的民主制公共生活管理体系，因为在一步一步的制约过程中，市场最终将退出现代社会的价值主导地位，而作为社会运行的必要基础而存在。　　

　　　　三、中国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以德行政问题　　

　　在论及中国行政体制时，必须回到中国语境。在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几个流行的研究容易忽视的重大问题：其一，不加区分的“官僚主义”是不是对现代官僚制弊端的一个准确概括；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涉及第二个问题，我们现行的行政体系是否是现代官僚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第三，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否能够与西方进行沟通。如果不提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便容易形成两个方面的混乱：一是从我们自己的伦理价值出发批判西方的官僚制，形成外在性批评；其二，简单地套用西方官僚制经验和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行政问题。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入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有着科学的概括，在1980年对我国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以及其它弊端批评时，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28页。）它的特点是同我们独特的社会主义集中管理之政治体制直接相关，也同我国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从批判官僚主义出发，直接得出否定西方官僚制的结论。在直接的意义上，现代官僚制是克服传统官僚政治许多重大弊端的有效制度，例如在我国行政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作风，甚至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政治特权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事实上，邓小平反复强调和特别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最重要原因在于，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正是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上，我们必须从改进体制入手，而不首先对行政主体提出道德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社会主义行政的基本要求。　　

　　第二，由于中国行政体系并非典型的科层制，也即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行政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必须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研究中国行政改革起点。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在这里，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在特殊的意义上，由于我国实际地提出了对西方官僚制的替代问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独特的历史资源。例如，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对行政体制的制约问题。当然，在当前我们面临的情境更为复杂，即在市场化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的物化问题。而对于此类，在全球范围对现代性的反思则必须成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在这一点上，举个具体的例子，即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划分问题。我们必须从西方的经验教训入手，充分认识到政府同样内含着对市场进行制约的职能和政府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的事实，从而防止由于人们对市场的偏好而忽视了这一点。事实上，斯特兰奇女士通过对10多年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观察，她强调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市场仅仅存在于国家的许可和权威之下，而且它们经国家命令的允许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注：参阅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政府的作为问题。当然，我们并不直接从这里出发提供彻底地改变市场经济性质的问题，这一乌托邦目标远没有达到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惟一的现实可能是政府改进，西方对官僚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西方现代性替代的意义上也直接面临这个问题。这便涉及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普遍意义上，这种改进的可能技术路径。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本文第二部分的罗尔斯框架可以作为重要参照，即通过建设科层制来改进科层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它确是惟一可行的道路。事实上，20多年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之一不是都能够在这一点上得到体现吗？一方面，我们成功改变了超越实际水平的对个人的要求，从而极大地实现了个人的解放和体制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体制还不完善，造成行政体制的官僚主义作用的泛滥。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点不仅是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改革要求，同时也是通过与西方社会制度进行沟通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对西方的研究恰恰能够成为我们的重要参照。　　

　　在上述三个前提上，我们便能够与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所推导出的“以德行政”进行对话。我们基本上不能同意这一结论。在我们看来，在普遍意义上，我国尚没有直接以后工业文明作为物质基础来超越现代性的形式化，因此《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把后工业社会作为起点，存在诸多难度。（注：参阅《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看，我们能够从价值上提出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却不能把这一要求作为组织制度的原则。也即是说，在没有证明“组织人”和“经济人”已经在我国成为过去之际，我们便不能简单地提出新型的人的预设，当然也即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预设。对于这一种前瞻性道德研究似乎可以这么做，但是对于公共行政这种操作性要求很高的研究来说，则是不行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也带有对“以德治国”原则的某些误解。我们认为，如果不在现代性基础上来讨论“以德治国”这个问题，必须会陷入一个理论困境，即无法把这一思想与传统政治伦理区分开来，从而在实践上形成对少数行政主体道德水平的依赖，这恰恰是违悖现代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　　

　　前面已经强调，现代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在管理个采取了否定传统价值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增进民主提供了有效通道。而它的物化的克服必须通过扩大生产力基础和自觉地进行社会改造来进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一点马克思早先说清了。因此，切不可把“以德治国”理解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复归或后工业文明的要求，而必须把它作为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这一要求既包含了对前述对西方现代性的替代选择（内容替代），同时又是以尊重现代性民主政治规律（形式规律）为前提的。因此，“以德治国”问题恰恰不是一个结构原则，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特色政治的内容，它与通过市场这种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一经济结构是等质的。这样看来，张康之教授所言的政府道德化才是成立的，但是这个道德化恰恰又不是能够通过培养道德主体来实现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现代法律建构起一个保障伦理价值进入政治的合法程序，通过程序正义防止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分配权力。这正是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以德行政”便缺乏实际操作的基础。张康之教授指出“基于法律制度的原则而构建起来的形式化的社会秩序并不是真正理想的社会秩序”，（注：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进一步指出：“真正属人的秩序的建立必须是对这种虚假秩序的扬弃，是一种对人进行了价值改造，使人在普遍的伦理体系中准确地找到自己位置的秩序”，这却是有问题的。且不说“真正属人的秩序”是一个无法证伪的价值，从而是无法进入操作的传统政治诉求，仅就“对人进行了价值改造”这一点来说，如果张教授把“如果政府不能够在体制上道德化的话，行政人员的道德因素就仅仅性于单个行政人员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不恒久的”这一前提坚持下去的话（注：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那我们无论是从当代西方实践，还是中国面临的问题，都可以看到：“普遍的伦理体系”如果能够在政治上体现，必然是通过合法程序成为政治实践价值的那种东西，这意味着形式化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基础性。离开这个基础声称一种普遍的价值，必须会形成一种霸权政治。普遍人权的困境、哈贝马斯关于普遍法治社会的声称所遭遇的问题，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教授已经意识到公共行政的伦理化最终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秩序，而是内在的自觉，并且从利益需求和秩序供给等多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些讨论给我们提供了积极的意见，但是其中也包含着重大的张力，例如“行政人员的以德行政是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前提”（注：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这个提法不应提倡，一方面，我们无法在这一点把现代政治与传统区分来，另一方面近20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利益面前，行政人员的德行在利益面前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之一，否则我们便很难解释已经出现的重大的腐败现象。因此，我们强调的是，张教授的讨论至少面临一个矛盾，如何把实际上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政府和公共行政的实际品质？也即是说，张教授之以德行政恰恰是一种伦理的视角，一种无法实现的伦理视角。　　

　　我们的意见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因为资本主义不道德，而是它的内在矛盾，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也不是给资本主义穿上道德的外衣，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强调，每一种制度都包含了不可超越的道德前提，并且体现在它的公共行政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首先不是在道德上，而是在它的制度优越性上，这种制度本身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物化现象，从而保全了被这种物化所排挤的多样性的价值、多元化的道德要求，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制度对人的强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外在地提出道德要求，而是如何在制度上完善这样一种体制。这样看来，以德治国的关键不是以德行政，它仍然是以法行政，只是我们必须把法本身不再看做是传统社会以阶级或阶层对抗为基础的统治意志的体现，而是以平等的多样性、公正为基本内涵的治理原则的体现。在这一意义上，以德治国首先强调的恰恰是政府和公共行政忠实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一点，即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它也是“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的基本保证，但是绝不是依赖行政主体的道德化的结果，相反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不是他们的个人道德水平，而是作为行政人员的普遍的道德水平）恰恰是规范行政的后果。　　

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周怡　　

【作者简介】周怡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性的实际操作性文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梳理、归纳和评价这些理论，并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奥科克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1)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2)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结构”(Alcock,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对20世纪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Lenski,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想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 J.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Gans,1979: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部分工人会因此而陷入贫困。而贫困又会使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降低，从而抑止人口的增长，减轻劳动力的过剩，使经济复苏，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亚当·斯密，1972:73-74）。显然，斯密认为，贫困是市场情境中劳动力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他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社会事实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力不可抗拒的社会事实还可以用另一个社会事实——反贫困政策失败——来加以说明。奥科克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三次世界经济不景气时期出现的，由大量失业导致大幅度贫困现象的案例后指出：“失业、低工资、早退休、高税收等引起了贫困，因此，国内外各种各样经济力量的变化都可能而且正在引起贫困，这类经济力量的影响不得不被归属到宿命论者的悲哀之中，因为几乎任何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真正抵御或改变它。”我们永远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来这些经济力不会被修正，但至少现在“政策意愿和经济力的互动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为经济力是导致贫困现象的原因”(Alcock,1993:32)。很多反贫困战略的失败往往都因为它们不敌一些或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经济力。在这层意义上说，任何解救贫困的政策措施都好似建立在漂浮不定的沙滩上。对此，有人干脆模仿功能主义的说法，赋予它合法之地位，这就是“市场需要贫困”。换言之，市场为了有效地运作，需要相当一部分穷人徘徊于市场的边缘。贫困者的等待与徘徊，会以一种无形的压力，作用于在职的工人，鼓励他们勤勉工作、克服懒惰（Novak,1988，转引Alcock,1993:33）。　　

　　按是否拥有职业，可以把穷人分为两类：失业的穷人和工作的穷人。针对工作的穷人，美国学界有所谓“利益均沾沦”。该理论假设：经济增长能有效地抑制贫困。安德森(Anderson)在1964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增长和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低贫困的发生。在后续的研究中，人们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归纳经济影响贫困率高低的主要理由为：经济繁荣，劳动力市场紧俏，此时雇主少有余地去选择他们雇用的人，穷人尤其是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就容易找到工作，而工作的穷人也会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摆脱贫困。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利益均沾经济”，并且视这些穷人为成功的政府财政政策的得益者。遗憾的是，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被认证。事实是，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利益均沾”的经济现象并没有发生，贫困率并没有就此降低。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威廉姆(William,1983)指出，这种事实说明，并非每个人皆能在利益均沾的过程中获益。具体而言，当经济领域发生了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信息业的结构变迁后，威廉姆认为，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三个阶段：大众生产阶段、超大众生产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本性都赋予穷人一个完全不同的雇用关系。总起来讲，这些阶段性变化成全了“自动化、钢铁、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中的高收入工作的欠缺”，穷人不是缺乏工作，而是缺乏技能去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Kelso,1994:226-246)。大量“微卑工作”涌现，壮大了穷人的队伍；又有相对“高精尖的工作”创造了“高收入”的富裕阶层。愈来愈明显的两极分化，愈来愈壮大的穷人队伍，突显在经济发展之后，这不能不让人再度触觉到经济力的谜幻。经验报告对这种谜幻的答复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贫困，经济成长与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分析与结论　　

　　社会力和经济力对贫困的结构解释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结构：结构是具有无法满足全人类需求的架构。明确地说，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　　

　　结构的“悲观”反映在两个方面：(1)实际操纵结构的智者，像每一个结构解释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的脱贫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譬如，利益均沾论的局限在于，它仅着重市场中报酬的多寡问题，而没有考虑家庭收入的其他来源。于是，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就成为政策注视的目标。(2)社会转型时确实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空间。在上述结构解释中我们看到，社会力和经济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贫困，但两相比较，前者似乎更多人为的因素；后者则多少归诸于或然的、具有人所无法预计的种种可能性。人可以凭借社会力发展经济，创造自己的富裕；人也可以运用社会力剥夺他人的权利，有意制造贫困。但是，人却不能真正主宰经济力。这种无能，表现在诸多的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的发展结果中，譬如，原本抑制贫困的种种政策却无意间引发出贫困加剧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社会力在改造经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受经济力之约束。　　

　　谈或然性的时候，其实也包涵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事物的发生、滋长和消亡都不会沿着绝对笔直的路线进行。福利政策就是一个例证。当它刚出台时，也许遵循简单的直线思路——“缺啥给啥”，十分奏效。可是，久而久之，救济就成为一种穷人习惯了的获取，失业者不再积极渴望拥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城市“底下层”的涌现成了发展的讽喻，福利国家制度或福利思想失败。失败并不能单靠撤销政策就宣告结束。我以为，这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单一的经济发展、经济援助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任何政策都是某种理论研讨的实际结果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结构解释面对种种失败的反贫困策略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莫非本身并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反思的依据在理论上或许出自这样的逻辑推理或假设：一方面，当结构变迁时，往往文化的变迁滞后于结构。换句话说，观念的转变落后于物质和技术的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滞后，形成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过，贫困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克服的现象，或作为发展的产物，同样属于发展的阻力。那么，两方面的结合，是否可以认为：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恐怕其中更多反映的就是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呢？如果答案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说，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时，我们用文化因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　　

　　不管上述推理是否能够成立，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许多学者开始尝试着用文化解释来理解贫困。　　

　　 文化取向的解释　　

　　 贫困文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经典的论及贫困文化的书籍相继问世。其中，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Edward C.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他们的出现和后来者的许多著书及争论，都确确实实使当时的贫困研究，尤其对当时激烈展开的有关“城市底层阶级”的讨论，实现了一次解释框架的转向，这就是，从结构解释转向了文化解释。　　

　　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在题为《贫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Lewis,1966:215)。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穷人，他们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无论是哪一种存在，刘易斯以为：“一旦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或者积极于组织起来，或者能够以国际化的观点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贫困文化了，尽管他们可能还是穷人(Lewis,1966:215)。从这层意义上看，贫困亚文化可能是主流文化中的暂时现象。但是，刘易斯在他的另一表述中又偏偏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他说：“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Lewis,1966:188)。这样，贫困亚文化对大社会的拒斥、隔绝的关系，在刘易斯眼里似乎又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是“非道德性家庭主义”的伦理藩篱，亦即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在《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Montegranesi。那里的村民们甘心作“家庭的囚犯”去获得一些即刻的报酬，接受现实的和眼前的安排。在进一步阐释这种伦理的原则和起源之后，班费尔德分述了“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下的三种贫困事实：(1)高度死亡率之下的孤儿及普遍的继父母式的家庭生活；(2)土地的占有决定了村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表现，大量无地的农民处于最低层；(3)缺乏扩大家庭制度。这里，班氏告诉我们一个也许是颇具启示的解释框架：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庭主义”，亦即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班费尔德的这种辩证的思想，虽然贯穿在这部书的始末，但他真正要强调的是：“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包括上层和下层阶级）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像刘易斯一样，班费尔德也相信，“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Banfield,1958:156)。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贫困之战”是随着约翰逊总统的就职和哈瑞顿的著作《另类美国》的问世真正开始的。哈瑞顿的这本书取材于整个美国社会。穷人，在哈瑞顿的笔下被描绘成“另类美国人”，其中的意思乃不言而喻：如果“我群”代表美国的主流，那么穷人作为“他群”必然为社会的非主流，而且一定存在有别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哈瑞顿说过，“在美国，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结构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没有父亲、较少的婚姻关系、早孕且有混乱的性关系，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不懂得需要稳定的、正常的爱情关系……哈瑞顿在书中，也像刘易斯、班费尔德一样，描述了美国当时的贫困状况，并对贫困现象的解决抱以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不同的是，他强调贫困文化的永久性格，似乎比前两者更胜一筹。他说，“存在着两种说法：‘穷人沦陷在一个堕落的怪圈中’；或‘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不管是哪类说法，他们都是一个稳定的、不思也不可能变迁的群体。他们一旦“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此再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的另类群体”(Harrington,1962:23)。很明显，在哈瑞顿的话语里含有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之观念。60年代的许多研究支持这一较为悲观的观点。　　

　　 情境适应理论　　

　　面对结构的变迁及新的结构机会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机会不等、无法选择或适应不当等因素造成贫困的可能；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明显地，原本在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的群体，会在文化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毫无疑问，穷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他们可能的仅仅是对富人文化的屈从和顺应，按照富人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行事。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贫困者适应的快慢，或不适应而招致的反叛，都可能构成贫困圈内特有的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解释大致给出以下子命题。　　

　　 命题一：是社会反常，缺失价值整合，还是错位的意识？　　

　　在争执不下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中，许多人倾向于涂尔干的话语，将经济发展后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Anomie)。意思是说，经济发展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这时底层人口的增长、底层人的反常行为，正是这种“失范”的直接反映。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在这样的空间里，填塞下了许多没有道德疆界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涂尔干提出“社会反常”之后，曾经非常担心底层人的反抗可能酿成与市民整体的冲突。为了减轻公众领域的冲突，他早年一直笃信结构的力量。他以为，只要组织起来，加强非个体的结构，就能够整合社会，以减少穷人的违法行为。但他晚期论著的观点，已经由结构转向了文化。他说：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去联系起民众，个体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过激行为(Durkheim,1951)。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他力主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　　

　　与此类似，凯尔索看到：在18-19世纪的转折之际，维多利亚道德的兴盛年代，社会祥和，人心安宁。但二战尤其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一种强调自我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取代了那种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索认为，“面临规范的失却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当穷人们迅速松懈对维多利亚规范的承诺时，他们的经济地位遭遇了社会许多其他部分无法想象的损失”。“维多利亚原则的下降，对整个社会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的上升”(Kelso,1994:156)。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口的反社会行为，是以上陈述的要点。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变动的20世纪60年代，穷人的文化或态度会以如此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似乎对此颇有议论。早先，他们相信，穷人深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不思进取，沦为下层；后来，他们认为，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范的破灭及所谓的“社会反常”，而且遭受着一种意识错位，即遭受一种导致政治寂静教（17世纪一种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的错误意识。涂尔干将文化视为提升社会整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更经常视文化为精英们用以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源泉。比如，他们反对将维多利亚规范看成是“帮助穷人成为公民”的良药，他们相信，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包括维多利亚规范）都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通过规范的神秘去驯服大量的社会底层，让他们自律、安分守法、勤勉工作，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向上流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在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眼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只不过是强加于穷人的政治制度，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不可能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Kelso,1994:165)。　　

　　同样针对规范，涂尔干的“社会反常”、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指的是规范松绑之后的贫困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规范强加给了穷人，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使贫困继续，呼吁的是剔除规范，方能解救贫困。不同的思路各自有其盲区：前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失范”必定出现贫困；后者则不能在“安抚穷人”的口号下，解释清楚穷人反叛行为增加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穷人被规范关闭在他们的地位圈的“死寂”，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社区其他方面的“活跃”。　　

　　 命题二：是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心理紧张的加剧，还是文化资本的缺乏？　　

　　甘斯在他的一篇题为《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的文章中，一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及了有关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问题。甘斯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按他的观点，行为最初起因于对现存环境的适应。人类的不少行为仅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反应，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可是，有一些行为模式被内化为规范后，环境的变动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它们。甘斯称这类行为是“行为文化”，其中内化了的规范就构成行为之原因。而适应某种情境又必然受适应者本人“期待”的影响，期待的强度及其持久性经常各不相同，就构成所谓的“期待文化”。那么，在甘斯那里，“所谓的文化，是那些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待’的混合体，它独立于情境刺激和情境限制而存在”(Gans,1968:212)。甘斯用这样一种文化观念，把我们带进了他所独具的贫困解释：(1)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穷人，因为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期待拟订社会的规范准则，并强迫穷人遵守。在这种状况下，穷人或者具有与富人不同的期待，或者不能内化富人强加于他们的行为规范，即使具有一样的期待、接受一样的行为规范，也会缺乏机会。无论哪种可能，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亚文化。在甘斯看来，这既属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2)将甘斯的“行为文化”归为大系统文化的一部分时，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就被描述成了“文化”，这时候存在一个倾向，就是将这种行为模式和支撑它的规范看成是抵抗变迁的文化。我以为，甘斯向我们点拨这一点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的约束和阻碍？显然，从穷人的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差不多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3)依甘斯的观点，不仅穷人内化怎样的规范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内化的程度也相当不同。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存在一些规范，它们并不能深入，仅仅属于口头“文章”；另一个极端是，某些规范被植根于人格结构中，一代代地传承，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刘易斯等论述的贫困亚文化）。甘斯所强调的是，处于两极之间的规范内化程度的变动和它最终的跃迁。他相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段，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行为呈现着，一些行为不出现；也可以明察某些行为规范的内化比另一些更长远。而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虽然我们不明白哪些行为规范会改变，哪些暂时不会改变，但任何行为规范，不管它植根得浅还是深，最后终将结束。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个反应”(Gans,1968:210)。如此，在甘斯的带有文化意味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贫困不再有永久的意蕴，虽然穷人的社会适应过程充满荆棘。　　

　　穷人是否内化大社会给定的价值规范？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的叙述里是否定的；而在甘斯的分析中，它介乎“可能是”(Maybe yes)和“可能不是”(Maybe no)之间；但是，在自由派秉持的另一个文化解释——紧张理论中，回答却是“完全肯定”的。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紧张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底层阶级的自我消极行为，起源于穷人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诺，而不是大社会的排斥。紧张理论认定，穷人已经完全内化了整个大社会的价值，但高度层级化的社会，使他们不能实现或达到目标，因而导致心理紧张。为了减轻心理紧张，穷人需要通过反常行为来释放压力，通过犯罪行为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失望(Merton,1938:672-682)。简言之，紧张理论认为：穷人内化了大社会的价值观，就有了他们的承诺；因为承诺不能兑现，他们有了紧张，也因此有了“反常”。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新作《世界的贫困》是他研究穷人的实录。穷人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根据不同的指代，布迪厄在分析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后指出：权力决定着教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现实中，无论怎样的社会，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将是必然的。作为社会低下层的穷人，历来只可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那些掌管制度的精英阶层定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因为他们把持着支配文化资源的权利。之后，布迪厄还特别指出：“扩大英才教育的最初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家庭出身的孩子”(Swartz,1997:288)，也就是说，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传递特征。对于穷人来说，我以为，一个合乎事实的推理是否应该这样：原本缺乏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于是我们说，穷人在文化资本的三层面上都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　　

　　 命题三：是歧视，孤立，还是排斥？　　

　　这组命题下的论者采用了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双重视角，但结构与文化的分野仍然清晰可辨。文化解释的落脚点是社会态度如何影响贫困，而结构解释则从制度、转型和流动等方面探索这些社会态度的最初原因。　　

　　持歧视观点的美国自由派领袖哈瑞顿认为，种族歧视是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美国黑人遭遇的社会经济崩溃，是白人精心策划、种族歧视及其病态心理状态的结果”。而且普遍存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经济结构”，“它并不是国家的主张，而是一个植根在劳动市场中的历史的和制度化的职业等级制度”(Harrington,1984:140)。60年代，约翰逊政府曾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努力去纠正种族歧视，呼吁减少种族偏见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贫困率。然而，民权运动之后，二三十年逝去，黑人的贫困率反而从1969年的32.2%增长到1991年的32.7%。并且，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现在大约2/3的贫困人口是非种族歧视的对象——白人。由此，人们质疑“种族歧视”是否依旧为贫困的主要原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许多政策分析家将歧视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他们认为，歧视出自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是绝对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反黑人情绪来自欧洲的原始情感，反映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则认为，种族偏见起源于美国历史上对黑奴剥削的本土发展历史，一旦具有了这种剥削关系，偏见就获得了它的生息之地，久而久之，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创造了一个强劲而又非理性的基础。因此，歧视深埋在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将永久贫困。但莫代尔(Jan Myrdal)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实际是缓冲种族歧视的，因为美国大众已经将美国人理想中的信仰和种族歧视的实践作区分，他们欲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所有人。　　

　　在美国，另一个与歧视观点相左的文化解释是从亚裔或犹太移民的崛起开始的。这一解释非常器重文化价值在移民事业成功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能够摆脱贫困、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踏入美国的最初动机仅仅为了挣钱后能够重返国土。正是这种“过路客”(sojourner)的地位或心态，使他们在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暂时忘却自己的享乐，异乎寻常地发奋工作、勤俭节约，具有甘担风险的创业精神。最终，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了事业，也因此有了长期立足的能力。另一些学者以为，亚裔人和犹太人能够立足他乡的根本，并不在于他们特有的“过路客”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譬如，用他们原来固有的城市经商的传统，来解释他们成为企业家的品格。但赫兹波格(Arther Hertzberg,1989)注意到，美国犹太人的历史亦是一个贫困的历史，他们并没有经商背景。类似地，大多数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农民，很少经商或管理企业的知识。还有一些学者相信，这些贫困移民能够成功地适应社会，因为他们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如强调教育、努力工作、严明纪律等。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会质疑：为什么同是肩载这种优秀品质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能成功？凯尔索告诉我们，在本国的土地上，尽管他们具备这样或那样的优秀品质，但那只是潜于意识深处的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这些潜在的能力通常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吞噬。如，传统的来自儒家思想的信仰，一直极度轻商，不免要抑制许多亚裔人的经商活动；再如，沙俄政策限制了犹太人的种种机会等等(Kelso,1994:85)。总之，很多族群在本土上常常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内在的价值和能力，只好背负贫困，背井离乡，选择异地去生存、适应和发展自己。凯塔诺(Harry Kitano)进一步指出：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后，是两种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具体说来，表面怀揣家乡传统文化的移民，又将美国人的信仰加以内化——努力工作、积极投身商业活动能够导致向上流动，他们“在一个既没有官僚压抑商业活动、又没有文化上否定企业活动的自由而宽松的美国环境里，重塑了一个崭新的文化，那是他们的本土文化和新家乡文化的结合”(Harrison,1991:150-160)。这样结合而成的新文化，是移民成功适应社会的根本。　　

　　以上从“过路客”的心态、文化传统、传统价值观念和双文化结合四个方面，解释了部分移民能够在新环境里由贫困走向相对富裕的影响因素。无论哪一种解释，它们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两点：(1)移民的贫困多半属于由迁徙引起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贫困问题。(2)边缘地位的跃迁，依赖个人及群体的文化适应的能力和程度。因此，用文化解释去理解移民的贫困似乎颇具道理。　　

　　威尔森在80年代晚期的名为《真正的劣势群体：内城、底下层和公共政策》一书中发展了他自己的社会孤立理论。他认为，发生在美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贫困急遽增加的现象，是都市内城各种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是：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与工作阶层因此也移出城市。都市内城因此成为穷人集合的领地，一个社会孤立的（次文化）区域。威尔森以“集中化效应”一词指称内城居民（特别是高贫困率社区的黑人）的生活情境。他说，正是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因此在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穷人因此产生了贫民窟独有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即产生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病态文化。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经济转型造成“社会孤立”的结果(Wilson,1987:60)，因此，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　　

　　走出威尔森的论述之后，似乎昔日主要在美国的有关"underclass"的讨论已经被欧洲人兴起的社会排斥理论所代替。社会排斥理论(Byrne,1999)相信：社会各方面的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排斥。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人群做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类别区分。如，由经济排斥、政策排斥、认同排斥和空间排斥等，造成了富人与穷人、阶级或阶层、女人和男人、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其中，认同排斥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的选择，多受文化因素的支配，它实际存在于任何一种属于经济关系的排斥之中，像一种语境、一个支持背景，内在地支撑着那些属于外显的排斥：一拨人排斥另一拨人。柏尔纳认为，“排斥是‘社会’作为整体而犯的过错，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Byrne,1999:2)。　　

　　 贡献与盲点　　

　　相对于结构解释较为零散的特性来说，真正系统地描述与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当属贫困文化理论，以及后来在对贫困文化理论的反省中诞生的若干“情境观点”。曾经有人将60年代以后的贫困研究进程分为三大讨论阶段：贫困文化的讨论、底层阶级的讨论和社会排斥理论的讨论。所幸的是，这三部分内容大多被囊括在文化解释中，足见文化解释于贫困研究之地位。　　

　　将刘易斯、哈瑞顿和班费尔德的贫困文化理论当作整个贫困研究理论的起始，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因为这些理论对60年代以后的贫困研究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不仅其后的一些理论的形成经常借用它们的意涵，而且一些理论的形成也差不多是为了反驳贫困文化理论的缺陷的。例如，情境观点基本是在反思贫困文化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在强调贫困特征时具有很大的类似性，可是在特征是否可能改变的问题上却不尽一致。贫困文化观点更倾向永久的保持特征，而情境观点则多持变化的态度。　　

　　贫困文化观点被提出后，确实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注意，并影响了60年代美国“反贫困战”的具体实施。但相应地，这种文化解释的观点也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激烈抨击。这些批评包括研究方法上的缺失、贫困文化概念的含混不清及逻辑上的矛盾、研究资料的不恰当，以及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多少潜藏着对穷人的歧视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等等(Valentine,1968)。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文化”事实上并不足以被称作文化，充其量只能被当成某些行为特征，其形成原因是穷人适应外在社会情境的结果，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也就是说，贫困并非穷人自己的选择，而是穷人没有选择的机会。　　

　　我认为，这些批评固然有它客观的方面，但亦存在着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结构可能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中必然存在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抑或群体、家庭、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早已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又遍布在生存环境的各个角落。这种深入和遍布，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和反映着文化特征。以我之见，即便是最具结构解释意义的制度因素也无法摆脱文化影响力的控制。这不仅因为作为制度的制度者一定会带有文化因素的主观裁夺，而且制度本身也一定是基本贴近或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的，甚至如果将制度作为一种规范的话，它也可以隶属于文化的范畴。另外，受甘斯的启发，我以为，底层人分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渴望的情况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实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问题：“期待方面的阶级相似性无法解决在文化上是否存在阶级差异的问题。人们可能分享共同的期待，但同时又在通过自己的文化组织通常的行为模式方面保留着根本不同的方式”(Hannerz,1992:23)。最明显的例子是，移民们总愿意居住在同一族的区域内，共享属于他们自己的已经习惯了的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更像一套技能或习惯类型，而不是一套倾向或欲望。将文化作为习惯类型时，我以为，一个人在已经有了一种文化背景，又跨入另一种文化环境时，一定会有一段遭遇贫困、需要适应的日子，因为在那里可被接受的技能、方式和非正式的知识都是他所不熟悉的。于是，就适应文化环境的意义来说，对类似这样的贫困作文化解释相当重要。　　

　　第二个需要商榷的地方在于，贫困文化的若干著述的确曾经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了穷人的行为特征，那么在结构与文化的争论中，不少人质疑：行为特征是否就等同于文化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由来已久的争论。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审视文化与行为的关系。韦伯认为，人类受物质和观念利益的共同驱动。观念的利益，诸如渴望免于地狱之苦的期待，也是目的取向的，源自象征现实。韦伯在他著名的“扳道工”(Switchmen)比喻中说过：“不仅物质和观念利益都直接控制着人们的行动，而且，由‘观念’创造的‘世界的意象’像扳道工一样，常常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使的行动向何方而去。物质利益是行动的引擎，它驱动着人们向前，但是观念则决定着人类寻觅到达的目的地，以及到达的手段。帕森斯采用了韦伯的模式，但却降低了它的解释力。面对经济学的理性模式——行动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的观点，帕森斯的“行动的自愿理论”描述了这样一种行动者，他在一种情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行动的手段和目的的常规规律的控制(Warner,1978:121)。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文化传统提供了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界定为“共享的符号体系的某种成分”的价值，“这些价值可以作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arsons,1951:11-12)。这样，文化通过这种指向某些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价值来影响人类行动。毫无疑问，文化解释假设：所有的行动最终都受控于某种手段—目的框架，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那么，行为特征反映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必然的。　　

　　第三个需要商榷的是，很多人指责贫困文化论看似一部体恤穷人的叙述，但叙述者的实际姿态却在另一个频道上：穷人即懒人；穷人一辈子或世世代代都将是穷人。一方面，理论上我们相信，如果能在文化语境中解读贫困的话，该贫困的持久性一定远大于结构解释里可以看到的某些贫困现象。因为能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一定有年头的积累。结构可能造成贫困，一些是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通过努力、通过措施加以排除的；一些则可能持续，而且出现贫困文化的症候。我以为，我们研究贫困应当注重后者。我赞同刘易斯的观点，“减少物质贫困本质上不可能减少贫困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Lewis，参见Moynihan,1968:198）。正因为此，研究它才会显得丰满而颇具社会学（非社会工作）味道。而以往的单一政策性质的贫困研究所导致的“反贫困战”、“解脱贫困的政策”的失败，以及措施无济于事等等，也许与那种只见“树木”（物质贫困）、不见“森林”（贫困文化）的狭小思维方式有关。另外，实际上我们看到，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贫困文化理论，虽然一再强调了贫困因文化因素的介入而表现出长久之特征，但在他们晚期的著作中，尤其刘易斯已经修正了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重要性，注意到贫民所处社会结构对贫困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比如，他建议穷人如果能组织起来，以国际性的观点看世界的话，将有助于他们脱离贫困文化。　　

　　就情境观点里包含的若干理论而言，它们的贡献表现在对贫困研究产生的后续影响方面，尤其是对研究底层阶级行为的影响、对弱势群体文化适应的影响，以及对贫困文化理论的反驳方面。这些研究大都注重文化的影响，较少触及结构条件的限制问题。其主要的理论盲点在于，它们之中的某些观点过于简化了环境和行为两者间的关系，人们并不会自动地顺应环境的变化。就像甘斯所说，行为模式、规范与期待的发展是适应现存的情境而来的，但并非情境改变，规范（行为模式或期待）就会随即反应而改变，两者间存在滞差(lag)。在甘斯眼里，文化是行为规范与期待的产物，它影响行为，一些行为是随情境的改变而变的，有些却非如此。相对那些只反驳贫困文化的不合理处，而未能提出具体的理论架构的观点来说，“期待与行为模式”的分析似乎较有见地。　　

　　 结语　　

　　上述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在以下4个问题上对贫困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和答案。　　

　　第一，在对贫困现象的描述方面，结构解释注重贫困的客观状态，认定贫困是一种客观拥有的匮乏状态：收入、职业、权利、地位、市场机会的缺乏。文化解释强调贫困是一种特征：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特征（如刘易斯指出的贫困生活方式的诸多特征）、群体的态度（如威尔森的社会隔离）、主观心理感受（如默顿的紧张理论）等特征。　　

　　第二，就贫困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论，结构解释较注重经济财富的研究，明显偏向于那些由制度或政策派生的致贫因素：市场机会、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种族主义、结构变迁等等。文化解释则关注那些主要由规范衍生的穷人们已经习惯的内在因素：个人的动机、信仰、生活态度、行为特征和心理群像等等。具体到穷人失业的问题时，结构解释认为是穷人缺乏平等的竞争机会、缺乏技能训练；而文化解释认为是穷人缺乏求职的动机、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前者强调外援要素，后者呼唤内在驱力和内在的变迁。　　

　　第三，在发生贫困之后谁应该受责难的议题上，结构解释明显倾向于将责任外推。被指责的对象可能是国家、社会、市场和居住环境，也可能是政府、有权者、外群体及其他人。而文化解释，早期的贫困文化理论，多半将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但晚期（70年代后），在有关底层阶级的讨论中重新兴起的文化解释（文化适应过程的解释），如涂尔干的社会反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错位、甘斯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威尔森的社会孤立等等，则从社会规范的发生、式微，从社会态度，从穷人本身文化资源的欠缺等多方面，推导了一个责任首先归罪于社会、社会转型，然后检讨穷人偏差的适应能力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和穷人将共同分担“贫困责任”。　　

　　第四，就贫困现象会否持续长久问题，结构解释的观点是，贫困仅仅属于暂时的经济现象。因为它相信，外在因素是致贫的原因或根源。而一切外在的、强加于人的因素，相应于内在的、植根性的因素来说，更容易被人为地改变，被克服。至于文化派，尤其持贫困文化理论的学者始终认为，贫困是一个永久的或较为长期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代际传递的、一个具有福利依赖的永久性贫困。尽管后来有诸多的外在的文化规范强加于穷人的说法，而且晚期的刘易斯已修正了贫困文化代间传递机制的重要性，但是不管怎样，文化因素较之结构因素，对穷人的影响在时空的持续或逗留上，一定更漫长、更深入一些，因为文化规范的吸纳和吐故需要相当的时间作填塞。当然，作为结构解释的特例，甘斯的“贫困正功能”以及“经济力导引贫困”的说法，似乎持“贫困现象具有永久性特征”之调，但依我见，这种结构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将永久或持续陷于贫困的泥沼，而是意涵贫困作为整个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将无法根治，并可能无所不在。　　

　　总之，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在面对相同的议题和相同的事实时，往往有十分不同的解释，像一块钱币的两面，相互独立，自成一面，又浑为一体。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忽略任一面的解释，或倚重某一面的解释都会有失偏颇。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两大理论派别之间也有诸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例如，虽然甘斯的贫困功能论和马克思的制度论属于结构的观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属于文化的观点，但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论——贫困是社会所必需的。甘斯从功能角度阐释贫因存在的必要性；刘易斯以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传递强调贫困现象的持久性；马克思则说，是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贫困。　　

　　 几点思考　　

　　梳理结构和文化两种不同取向的解释时，我们总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孰是孰非的判断，其实这种期待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必要，因为每一种解释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用。但我们却可以从梳理中对两种解释理论的适用范围作大致的判断。　　

　　判断的第一前提是：在结构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是结构靠实力作为基础而引发了对文化的支配。将这一思考用于贫困研究时，我们说，在社会结构位置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或个人，必然要对弱势群体或个人实现文化上的全面统治。统治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穷人接纳了富人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却不能享有富人享有的财富、地位和权利，在一种扭曲的理性文化中求生。第二种可能，穷人失败于对主流文化的接受，生活在自己的贫穷文化中。第三种可能，移居的贫困者，从一种文化跨入另一种文化，在“边缘文化”中度日。不管出现哪种结果或哪种可能，它们首先昭示的一个理论假设是：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之后，我们需要倚重文化解释，尤其对较长时期的贫困现象。现由是，既然结构引发的文化支配不可避免，那么每一种由结构使然的社会现象，包括贫困现象，都必然打上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以文化支配力去度量结构位置，同样不失为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　　

　　判断的第二前提是：结构力引发文化支配之后，文化又具有自主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布迪厄的“符号支配”等都认真强调了这种文化的自主性。在贫困问题的研究领域，最鲜明反映文化自主性的是贫困文化理论，它以贫困亚文化的不变应社会结构之万变，将贫穷文化因自主而获的霸权推延到了极致。在“文化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概念框架下，我们可以归纳三种用文化去解释贫困或解释发展的场景：首先，面对结构变迁，我们可以用文化解释行为（包括贫困行为）的持续性。譬如，移民在新环境下的行为特征受传统价值观的干扰。其次，在相同的结构场景下，人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这时，我们可以雇用文化解释。相应的，当面对相同的发展条件，却有差异的发展结果（如一些人或地区富裕，另一些人或地区贫困）时，文化解释亦颇为得道。第三，我们可以作一个或许直觉上很有道理、但理论上显得空泛的假设：文化还代表着特殊群体里任何可观察到的生活方式的连续性。这一假设与前述“行为持续性”看似相同，其实，前者是在结构变迁的环境中看行为的持续性；后者则在某特定的群体中看较为恒定的生活方式。　　

　　判断的第三前提是：在稳定和非稳定的两种结构场景下文化的解释力不同。在稳定的生活场景中，因为文化代表着这种生活的持续性，文化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价值观念基本就是人们组织和行为模式的直接源泉。所以，在稳定的境况下，文化解释力是强大的。在非稳定的生活场景中，结构变迁是剧烈的，而文化变迁相对滞后。文化角色处在维持现存行为方式和建构新行为方式的搏杀、交织和变动中。在变动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稳定的生活场景，存在着维持稳定的现存文化，而处于变动时期的个人、群体或社区又不得不被涵盖在建构新行为方式的努力中。此时，对变动的、不确定的行为表现，文化解释力显然较弱。我们从梳理贫困理论的过程中知道，在变迁或发展的环境里，贫穷是增加的，文化解释对此做出了两种视角的分析：一是由变迁中行为或生活方式的持续性去解读贫困文化；二是在新旧行为方式的交替中解读穷人的适应问题。　　

　　因此，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其实，任何结构取向的制度解释里一定会包括文化因素；而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有制度的约束因素。一个事实是，如果制度不考虑现时现地的文化因素，制度本身就容易受挫以致失败；而能够称作文化的部分，它一定具有经济制度的基础，否则，文化的支配力不会如此强盛。另一个事实是，一方面无论是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还是在其程度较高的区域，贫困层总以一定的位置、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结构中，重视结构因素的解释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贫困文化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解释。两种解释并蓄的模式，不仅是以往研究提供给我们的范例，同时也被经验事实所支撑。但是，两种解释并存不等同于两种解释并重，差异般的、时序错落的解释可能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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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柯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评介　　

徐友渔　　

　　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使得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因此，两种思想体系孰优孰劣的比较和较量，也就有了定论；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实在是低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强韧性。社会主义信念有源远流长的动力，即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而滋生它的现实土壤仍然存在：人们向往的平等并没有实现。　　

　　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 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 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 SocialismInseparable from Common 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因为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柯亨感到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跃马横刀，正面截击诺齐克。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写于苏东巨变前后的论文于1995年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为名结集发表，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是本世纪末历史性事变在理论上的反映。柯亨紧紧抓住“自我所有”(seIf—ownemhip)这个概念做文章，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勇气。第一，“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是诺齐克捍卫私有制，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平等的出发点，而它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具有魅力、无可辩驳；第二，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认可“自我所有”的基础上，原来，资本主义的死敌在攻击资本主义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你看要命不要命?追根溯源，是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下篇中最早使用“自我所有”这个概念：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力量，这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的权利；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权利；当一个人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无主状态的事物，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与对象相结合，从而使之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基于此，诺齐克提出了他的名言：“任何东西，只要是出于正当的情况，用正当的方式得到，本身就是正当的。”照这个道理，不要说推翻私有，实行共产，就连以平等之名实行再分配，也是不正义的，因为这样做侵犯了个人的正当权利。所以柯亨认为，在诺齐克那里，自我所有成了当代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石。④　　

　　柯亨这样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当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他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关系看成和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是一样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成为自己所得，另一部分为资本无偿占有。“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正当地属于他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拥有者：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5]　　

事关重大，必须对“自我所有”动脑筋、下功夫。当然，能彻底批驳、全然否定最好，这就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连锅端了。不过，柯亨毕竟有一份清醒，他知道连根铲除“自我所有”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战术迂回曲折，他的主张也有发展变化。《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内容基本是由柯亨以下三个论证所组成的。　　

论证一 承认自我所有，但得不出私有财产台法和不平等的结论柯亨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并不是人类诞生时就存在，生活、生产必需的外部资源必定是从不为私人所有变成为私人所有。现在的问题是，诺齐克所赞成的、完全自由主义式的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是否合理?洛克从自我所有的概念出发，对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成的合法性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了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柯亨同意诺齐克对这个原则的改造，因为是否浪费，是否留下同样好而且充足的东西给别人难于定义和说明。因此，占有无归属的自然物品的合法性，就看这种占有是否恶化了其他人的处境。　　

　注意，柯亨并不是一般地阐述问题，而是和诺齐克论战。关键的地方是，柯亨指责诺齐克把洛克的限制性条件“处境没有变差”大大弱化了。诺齐克设想的情况是，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柯亨追问说，为什么只假设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只与假定它仍为公用相比，为什么回避其他可能?诺齐克的诡辩就在这里，如果与其他假设情况相比，由于此人的占有而使别人受损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设想一个两人世界，A与B在其中公用一切外部资源，A的收获为m，B的获得为n。当公有变为私有时，A占有全部土地，A获得了m十q，B获得了n十P，这里q＞F（大于或等于）0，这里多出来的p十q是由于A善于组织劳动，A与B有了新的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不考虑B因为要听从A的分配变得不如从前自由，那么，照诺齐克的标准，A的占有是合法的，因为B并没有比如果资料公鹦鼯学舌时少得。这个模式足以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资本主义并未使无资本者过得比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差，他们当然有所失，比如自由，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中得到的则更多。除非无产者生活得比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糟，否则他们没有理由抱怨，没有理由废除这个制度。[6]　　

柯亨的辩驳是，让我们考虑假如A未占有另外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不是继续共有，而是B占有。如果B的才干与A相当，那么他现在的所得就是n十q，A的所得则为m十P，万一B比A更能干，那么B的所得将是n十P十s，A所得是m十q十r，这里r和s均大于0。拿这和A占有的情况相比，B显然因为A的占有而受到了损失。只有在B的组织才能不如A的情况下，A与B的收获才是m和n。⑦　　

　　诺齐克和柯亨分别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两种阶级立场。这就好比一个老板雇了个伙计，老板的逻辑是，虽然我拿得比你多，但如果我不雇你，你的日子会更糟。而柯亨替伙计设计的道理是：怎么这么比，为什么不和假如我是老板，你是伙计比?但柯亨忽略了一个问题：谁承担风险?正常情况是，如果有亏损，老板仍需付给伙计同样的工资，损失将由他承担。　　

　　柯亨的上述假定和分析，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明显漏洞(我真不知道它怎么会竟然发生)，在B占有的情况下，若B的才干不如A，情况不止柯亨设想的一种。总收获量当然会小于A占有时的m十n十P十q，可能是m+n，这和原先公有时一样，A、B所得分别为m和n，但也可能更糟，总收获量小于m十n，这时B必须照约定仍给A的m十P，而自己仅得n—P。n—P这个数值可能接近于0，甚至等于0，若小于0，则意味着B付不出他应当给A的m+n。经营者有赔老本的危险，这一点，柯亨是避而不谈的。　　

　　实际情况当然比以上简化模式复杂得多，有两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第一，如果A的占有不是靠暴力的强迫，那么B的所得不应由A单方面指定，而是商议之后B同意接受；第二，可以设想人们轮流占有，而各人所得有多有少，经过一番优胜劣败的竞争，最后的关系稳定在最优化的组合上，即每人所得都比以前多。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会平等，但考虑到风险、才干和运气，要证明它不合理和不正义会比柯亨设想的困难得多。　　

论证二 平等和自由相容 　　

　 　

上一论证是驳议，说明以自我所有为前提，推导出财产的私人占有(它将导致不平等)的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论证是要正面说明自我所有(在目前的语境下即自由)与平等并不矛盾，现在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与诺齐克所说的相反，自我所有与条件平等相容，因为诺齐克所辩护的不平等依靠把自我所有和对于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原则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自我所有和对于世界的合作所有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不平等的倾向就可以消除。[8]　　

柯亨的论证方法是设计出一个两人世界，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同时合伙性地共同拥有一切外部资源。　　

　　在这个两人世界，Able能生产出生活所需品，以及更多的物品，而Infirm则什么也不能生产，但因为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资源都为两人合伙共有，因此Infirm虽然在生产活动中不能起正面作用，却拥有否决权。柯亨排列出一切可能情况，其中与目前的论证有关的是第四种：Able能生产超过两人所需的东西，但对于超出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不能由他说了算，如果在这一点达不成协议，结果是不生产，两人都饿死了；以及第五种：Able不但能生产多余的东西，而且其生产数量也可调节，这时，两人不但对如何分配，而且对生产多少都必须共同商量，取得一致。⑨ 　　

　　由于两人都是自利但又是理性的，因此这个体制能够维持下去。这里的要点是，虽然东西全是Able生产的，但这一点与他能得多少无关。Infirm只控制了生产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对如何使用土地可以投反对票)，Able控制了两个条件，但他并没有在两人的讨价还价的协商中占便宜，这种合作所有阻止了能干的一方由于多劳而多酬，往后可能发展出的差距和不平等也无从谈　　

起。[10]柯亨现在可以说：看，我就是能设计出一种体制，人们虽然在其中自我所有，但只要生产资料是合作共有，就可以避免不平等。　　

　　对此，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反应：这算什么自我所有?坚持合作所有，就达不到自我所有的目的和效果，如果没有别人的同意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还能算我拥有我自己?Able和Infirm难道不是不仅共同拥有世界，实际上也相互拥有了吗?这说明对外部资源的平等拥有，会使自我所有无效，或者说使自我所有仅仅在形式上存在。它并没有被消灭，但是没有用处。就像你有一个拔塞器，但从不让你有机会靠近酒瓶一样。[11]　　

这个反驳看来是致命的，但柯亨自有应对之道，他甚至还在等待着这样的驳话。他说，我所设计的体制中，自我所有确是形式上的，但我现在是和诺齐克辩论，为了辩论的目的，这一点却足够了。　　

你诺齐克不也是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第三章，设想了一个不幸的无产者Z吗?他只能在要么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要么饿死之间作选择。你说Z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自由的、自我所有的，但那不照样仅仅是形式，他的别无选择不是同样说明他拥有的自由派不上用场，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12]　　

柯亨说，诺齐克在辩论中面临一种两难推理困局：他要么收回自己的断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货真价实的；要么承认自由可以与平等不冲突，因为在Able和Infirm的两个世界中，Able的自我所有至少有诺齐克书中的Z那么充分，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产生不平等。[13]　　

　　柯亨在论证二的结尾处说，其实，他相信大家都希望Able和Z有更大的支配权，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模式不能是这个论证中的那种合作共有。他真正想说明的是，诺齐克的那种自我所有并没有多么特别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追求另一种平等，它比合作所有更有利于人们的自主(autonomy)。[14]　　

　　由于柯亨第二个论证的论战色彩太浓，因此没有必要作认真辩析，但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读者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站在诺齐克或柯亨一边，你把诺齐克迫得说不出话，并不会使人信服你的立场，别人很可能认为，你和诺齐克的自由都不是真自由；第二，不论从柯亨的个人政治哲学信念看，还是从人类一直抱有的希望看，正面解决自由能否与平等相容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就算柯亨真正将了诺齐克一军，人们充其量认为他在辩论上占了便宜，但同时会产生另一印象；二者的融洽确实难于做到，这对柯亨的基本信念相当不利。　　

　 　

论证三 质疑自我所有原则：它真是那么好吗?　　

　　柯亨在论证和论战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向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本身发起攻击，太有必要了。但他同时又清醒地看到，正面批驳它不会成功，于是退而求其次：减少它的魅力。“另一种反对的方法是表明，自我所有不同于它所混淆的其他条件，它用这些条件来说明了一些对它有利的东西。这并没有驳斥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我认为它是不能驳斥的，但若我的论证有理，能减少这个原则的魅力，使许多人不在忠实于它。”[15]这就是柯亨在论证三中采取的策略。　　

　　柯亨说，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就相当于全部或部分地许可奴隶制度，就会限制人们的自主，就会把人仅当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柯亨分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和前面一样，柯亨仍然以诺齐克为假想敌进行论战。　　

　　在柯亨看来，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原则，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因此没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和生产。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认为，强制性、非契约性地(即不是个人自愿地)为他人尽义务，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我所有给别人，实质上就是程度不等的奴隶制，比如在福利国家中对富人征高额税以帮助穷人，就是变相的、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因为国家剥夺了本来属于个人自己的东西。　　

柯亨首先争辩说，强制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把强制一概而论说成和奴隶制一样。比如，一个人明明无罪，但被强力拘禁了五分钟，这与长期监禁有巨大分别。长期监禁决不合理，但有时为了社会秩序短期拘留一个无罪的人，却是合理的。重新分配式的征税决不像诺齐克说的那样，是和奴隶制一样的强制劳动。”他然后引证雷茨(Joseph Raz)的例证说，如果一个人X不是出于契约要给Y做事，由此并不能得出，别人就像奴隶主一样地支配了X的劳动。　　

比如，如果我的母亲病了，我应当帮助她，但这并不是说她可以像奴隶主一样不受限制地支配我的劳力。“总之，我们可能都有彼此间的强制性义务，这并不蕴含着任何人有支配任何人的奴隶主般的权利。确实，这种义务构成了再分配国家的规范性本质，在这样的国家里，在某些方面没有自我所有，但也没有奴隶和奴隶主那样的关系。”[17] 　　

　　接下来，柯亨批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自主的主张。他说、在目前的语境中，自主指人的一系列选择，但它是一个程度问题：[18]　　

　　所以应当这么表达：在普遍、完全的自我所有之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有更多的自主。但也有充分理由假设，至少，在一个人们的才能不同的世界里，自我所有是敌视自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自我所有所授权的自我追求会产生无财产者，他们的生活前景太受限制，不能享受对自己生活的实质性控制。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要享受合理程度的自治，就有必要对自我所有加以限制。即使在个人才能相等的世界，自我所有也不能佼自主达到最高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自主要小于那些自女所有受到某种限制的人。如果我们之中没有人有权利做某些事，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在自主方面受益。　　

　　柯亨论述的第三方面是反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不把人当工具，他所针对的是诺齐克的这个断言，他所肯定的权利反映了康德的基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不能牺牲他们，或用他们来达到其他目的。柯亨说，康德的原则并不蕴含自我所有原则，这个原则也不蕴含康德的原则：[19]　　

　　国家通过税收强制身体好的人生产多于他们需要的东西以维持身体不好的人的生命，否则他们会死，这是反对了自我所有原则，因为自我所有蕴含着，人没有这样的义务，不是基于契约让别人用你的力量……但是，反对自我所有，我又是忠于康德的原则。因为，虽然我认为身体好的个的劳作应当作工具使用，如果必要可违反他们的意志，以便让不幸的人得到供给，这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不关心身体好的人。除了别的，我可以认为，他们应该提供所说的服务，仅仅因为我也相信，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生活，因此，抛弃自我所有并没有抛弃康德的原则，可能肯定康德原则而抛弃自我所有。　　

　　反过来说，肯定自我所有而抛弃康德原则也是成立的，因为遵奉自我所有的权利并没有蕴含着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但康德关于对待他人像目的的教导，一定包含着以特定态度对待人的要求。比如，对于服务员，我与他的关系只是接受他的服务，即把他当手段，但我也尊重他的自我所有权利。当他晕倒在地时我可以不去救助他，继续把他当工具(若当目的则必须救助)，这并没有侵犯他的自我所有权。”　　

　　在这三个方面的论证中，柯亨的论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我们暂时不这么做，只对他的基本思路提出质疑：就算你证明了自我所有并不是那么好，那又怎样呢?不是极好就一定是不好吗?　　

怎么不研究一下，万一没有自我所有情况又会怎样呢?固然，在柯亨看来，自我所有不怎么高尚，它不强调利他、助人的一面，但保障每个人固有的东西不是更基本吗?柯亨主张，为了弱者的利益可以部分地侵犯、剥夺强者的自我所有，照这个逻辑，只要没有致命危险，我们是否可以强使正常人分一只眼睛给双目失明的人，强使人把部分器官捐献出来?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给人们的最大教益是，一样东西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有了它情况会多好，而在于，一旦没有它，情况会多糟。与自我所有相同的问题也可以问：民主有多好?你可以尽情退想极美极好的东西，指责自我所有离它甚远，但你那美好的东西一点基础都没有。二十世纪给人的另一最大教训是，当人们耽溺于最美好的向往时，最基本的东西反而被剥夺了。自我所有显然不能造就人间天堂，但如果切实尊重它，倒可以避免人间地狱。想一想本世纪几次最大的人类灾难属于哪一类，就可知此言不虚了。　　

　 　

结 语　　

当我于1986年第一次到牛津时，我选听了柯亨主持的系列讲座。我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柯亨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其特征是：为理论上自圆其说，不顾情理，不管实际。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这种特征，当他以黑格尔式的逻辑无情地演绎他的体系时，他没有考虑，为了平等而公有，当人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当人们不能把劳作和报酬直接挂钩时，他们还会有多少积极性；他也没有考虑，为强制推行平等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集团和一个人，他们是否靠得住?是否会产生权力的异化?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以上两个问题是致命性的。　　

柯亨比马克思还进了一步(他在本书中指责马克思实际上不愿与资产阶级价值决裂，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考虑平等，而他宁愿在物质不足的情况下就谈平等。“就此而言，他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泽东式的穷过渡型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他实际上是在责难马克思：你反对资本(生产资料)私有，但又承认并坚决捍卫劳动的私有，岂不是双重标准?更彻底的逻辑是，要么全部公有，要么彻底私有。柯亨选择的是彻底反对私有，不留一点余地。这就有一个在情理上能否讲得通，在实际上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十分激进的革命口号：“剥夺剥夺者!”理由是他们非法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柯亨对此还不满意：什么?你说剥夺了工人的劳动，难道这不是承认工人有自己私人的所有物：劳　　

动?他担心，一旦承认人们拥有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合法增繁和转移，就会造成贫富差距，就会形成不平等。于是，他主张压抑和剥夺有才能者。这比马克思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是主张剥夺现实的压迫者、剥夺者，因为他们造成了不平等的悲惨状况。柯亨则主张剥夺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人，将不平等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比这更早，消灭于胚胎形成之际和形成之前。按照这个主张，当盖茨(Bill Gates)退学从事电脑开发和经营时，就要限他，甚至早在觉察到他有异常才能时，就要压抑他。他的智慧和于是他的自我所有，在柯亨看来是可以不受保护的，他关心的这智慧和才干有可能使其拥有者成为巨富，到头来不平等。但谁决定谁该受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才会避免产生不平等呢?这能发生在一个能与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相媲美，类型有点差异的世界。这是一幅远比Able、Infirm的世界更不能受的可怕图案。　　

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思，《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最后一章以沉痛的心情反省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但作者完全不谈失败的经验教训，完全不提这种失败早在哈耶克(Fedrich A．von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Serfdom)中就有精当的预言和透彻的分析。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弦更张、更寻新路，他十分不以为然，他从左的方面质疑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因素：彻底斩断所得和贡献的联系。“马克思对按贡献所得的责难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构的反社会主义(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22]马克思批评按贡献所得的原则，因为它会产生不公正的不公等。[23]“马克思不怀疑，按贡献所得确实是资产阶级原则，它把一个人的才能当成是自然的特权。按贡献所得尊崇自我所有原则，再没有什么原则比这更资产阶级的了。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教训是，它一方面去除了由资本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平而同时保留了个人能力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正。”[24]　　

柯亨的观点向我们表明，为了当彻底的平等主义者，我们需要远离人性到什么地步。　　

注释：　　

[1] Amy Gutmann , Liberal Equalit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48 - 49.　　

[2]G . A . Cohen , is socialism Inseparable from Common Ownership (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 1995 ) , l , 6 .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23]24]G. A. Cohen, Self-ownership , Freedom , and Eqaalit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151 ; 146 - 47; 85; 81 - 82; 99; 94 - 95;96;97-98; 1OO;1OO; 102;203;231;231 - 34;236 - 37; 238 - 40;240; 11,l6;258;258-59;259.　　

收入《徐友渔文选——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难题 　　

徐友渔 　　

《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柯亨 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 东方出版社2008年 李朝晖 译　　

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中，最活跃和有影响的应当是政治哲学。不论从重要理论被讨论的广泛程度、热烈程度看，还是从理论更新和推进的速度看，都可以这么说。显然，这与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多事之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思考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有关。　　

英国著名的布莱克维尔（Blackwell）书店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当代政治哲学指南》，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要问题。阅读此书和其他著作使我得到以下初步印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前者竭力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后者主张政府可以在收入再分配等方面进行干预；第二，中立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社群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主张政府在文化、价值方面不偏不倚，认为理性和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共通尺度，后者则主张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应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强调自主（autonomy）概念的重要性，用这个概念来说明自由、平等和其他概念；第四，力图超越自由主义，许多著作的标题就是在“自由主义”之前加上against（反对）或post－、after－（……之后）之类的前辍，但这反而衬托出了自由主义的主体地位。　　

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对于美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较为熟悉，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人的著作已经译介到中国。相比而言，我们对当今英国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及其学说则知之不多。一般认为，英国值得注意的人物大致有以下几位。　　

柯亨（G．A．Cohen），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他一直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格雷（John Gray），目前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曾是当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转向，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他的观点中包含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因素，认为自由主义是启蒙话语，以理论性的普遍性为前提，而这是大可怀疑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学说中只剩下关于民间社会的说法还有价值，对于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大力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行不通，是欺人之谈。　　

拉茨（Joseph Raz），研究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其著作《自由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1986）被广泛引用。　　

米勒（David Miller），他力图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路，集中探讨市场社会主义问题。认为这是“能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　　

和罗尔斯、诺齐克等相比，上述英国哲学家的影响要小一些。但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观点却有一些特点，值得中国读书界注意。与美国同行的关注点不同，英国（以及一些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哲学中有一种强大的左翼传统，但面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许多人产生了危机感，不得不回答现实的挑战。他们力图在理论上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原则（主要是平等原则），调和平等目标与市场经济的现实。　　

在捍卫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平等原则，正面回答放任自由主义的挑战方面，柯亨作了巨大的努力和深入思考，他的《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 and Equali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一本相当有影响的书。　　

所谓自我所有，指的是：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智慧和力量，只有本人对这一切拥有权利，未经本人同意，其他人不得对它们拥有权力，侵占它们。由此可以派生出，每个人使用属于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产品，也应当属于自己，而不能受他人侵吞。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从自我价值所有这个概念出发，论证了私有制产生的合法性：一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施之于自然无主的事物，他就拥有了该事物及劳动的产物，只要他的拥有不妨碍其他人作类似的拥有。　　

诺齐克把这一条加以发挥，明确提出：“任何东西，只要是出于正当的情况，用正当的方式得到，本身就是正当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如果财产的初始来源是正当的，而每一个传递过程也是正当的，那么人们现今对于财产的所有也是正当的。　　

在柯亨看来，上述说法是对财产私有制的赤裸裸的辩护。他有理由为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原则担忧：如果私人占有是正当的，财产的变动继承是合法的，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不平等也是合理的，难道一部分人的享乐（尽管出于祖上和自己的勤奋、能干而拥有巨额财富）和另一些人的贫穷是天然的？而在这种辩护中，自我所有的正当性是问题的核心。他宣称，在诺齐克那里，自我所有成了当代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石。　　

柯亨在书中回顾说，作为一个坚定、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任何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他都有现成的答案来对付，但当他于1972年读到诺齐克的论证后，他受到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迷梦中惊醒。震惊之余，他决心奋起应战。　　

柯亨感到问题紧迫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批判私人制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 对自我所有的承认。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他偷走了工人的部分劳动（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了自己劳动的部分回报，但不是全部）。但这就等于承认自我所有的原则是正确的：工人是自己劳动的唯一合法拥有者。　　

柯亨的思考触到了几百年来政治哲学的核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一些人主张，人拥有运用自我所有的自由，只要这种运用过程不包含欺诈和侵犯等等，就是合法的，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合理的。而另一些人看问题不是看开端，而是看后果：只要现实中还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的根源是有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劳动手段，另一些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处于受支配地位，那么不论你说当初的私人占有多清白，财产的传递多正当，我都认为有问题。这种人是以平等的名义质疑自由，而追根索源，是要质疑自我所有的合法性。难怪柯亨此书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这三要素构成书名，他的研究真是直指问题的根本和核心。　　

柯亨此书的主要内容由三个述论构成。第一，就算我们承认自我所有，但由此并不能得到私有财产起源合法，其后的不平等合理这种结论；第二，与诺齐克等人的主张相反，自由或自我所有能够与平等相容，柯亨假设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但并不产生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第三，自我所有原则并不像诺齐克所说的那么好，它不等于自主，也不等于康德的伦理主张：“要把人当目的，而不是当成工具看待。”侵犯了自我所有，也并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看柯亨的第一个论证，他的目的是要反驳替私人占有的合法性作辩护，他的论争对象是诺齐克。他认为，诺齐克的理由是：如果有人把本来属于公有的东西据为已有，但这并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处境的恶化，那么他的占有就是正当的。　　

柯亨反驳的核心是，当有人把公有资料占据为私有时，其他人与以前的情况相比，很可能所得并未减少；但如果与不是你占有而是我占有相比，则所得会少，这时你的占有是占了便宜，是侵犯了我的利益，就会表现出来。诺齐克的诡辩就在于，他的标准是第一种情况，回避了第二种情况。　　

把柯亨复杂冗长的，以符号表示的论证简化，可以作如下比喻。　　

设想世界上只有甲乙两人，他们的初始状况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 土地。由于能力和勤劳程度不同，甲每年收获粮食1100斤，乙收获900斤。　　

后来，甲独占了土地，由他安排生产，由于他指挥得当，加上分工提高了效率，总产量提高了，于是甲得1300斤，乙得1000斤。柯亨说，照诺齐克看来，甲的占有是正当的，虽然他拿了增收的大头，但乙应该这么想：我反正比以前得的多了。　　

柯亨质问道，为什么乙只能和以前比，为什么不和万一是他占有，而不是甲占有相比？乙占有会是什情况呢？总产量仍是2300斤，但由于乙有支配权，这时他得1200斤，甲得1100斤。在柯亨看来，比起甲占有时乙只得1100斤，乙不是因为甲占有而吃了亏吗，因此甲的占有是不正当的。　　

可以把柯亨和诺齐克的观点看来是代表了不同的阶级立场。诺齐克为资本家辩护的理由是：我雇佣伙计并没有剥削他，虽然我拿得多，但他如果不是受我雇佣，生活会更糟。柯亨则质问道：你怎么只与伙计不被雇佣时比，怎么不这么比：两人位置颠倒一下，伙计成了雇佣者，这时他会拿多少？　　

我认为柯亨的论证是有漏洞的，他怎么能保证乙的能力和甲一样，当乙占有时，仍然能提高同样的产量呢？既然是理论上的论证，我们应当假定甲、乙两人都是守信用的，乙在占有时承诺了给甲1100斤，即使最后总收成少于2300斤，甚至大大少于公有时的2000斤，乙也得给甲1100斤，这时乙的收获可能大大少于当初的900斤。因此，柯亨也是忽视了一种可能：占有者、经营者承担的风险。　　

在我看来，柯亨对平等原则的捍卫并不成功。至少在本书中，他没有把诺齐克反驳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能为平等原则辩护，或者不应该为平等原则辩护。　　

略论人的发展的规律

黄森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黄森(1921-)，男，四川省富顺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学学会会长。　　

【内容提要】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到内、从个体到类的原则，提出并论述了人的发展的七条规律。其中，关于个体的人的发展规律有三条，即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人的实践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关于类的发展规律有三条，即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特殊个人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人的发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性递增的规律。关于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关系的规律有一条，即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涵的规律。文章还具体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关系。　　

【摘 要 题】人学探讨　　

【关 键 词】人学/人的发展规律/个体发展/类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8，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2)04-0001-14　　

　　关于人的许多具体学科的规律，即人的局部的规律，特别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规律，已经研究得很细致很深入了，但关于人的总的规律，涉及人的社会属性的总的规律，则在人学研究中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由于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在于其社会属性，我们这里把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规律也看成人的一般规律。下面我们谈人的规律主要谈的是社会人的规律，不包括自然人的规律，即不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规律。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人的一般规律的思路问题。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人的规律的特征。人的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比较明显。一般说来，自然规律中不包含人的意识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而人的规律则包含人的意识的作用，但也具有客观性，即也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争论往往在这里发生：既然有人的意识的作用，怎么又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呢?但如果它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就无规律可言了。其实社会规律也如此，既有人的意识的作用，又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这两个“人的意识”是不同的，前者是任何人的意识，后者仅指实践或认识的主体。后面具体谈到人的规律时，就可看出其中既有人的意识的作用，但其存在又不依赖于主体的意识。人的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区别比较明显。人的规律是关于人的，社会规律是关于社会的，但它们都具有意识性和客观性，这是相同的，甚至有的规律既是人的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但有的规律则可以区别开来。除此之外，人的规律比起社会规律来具有更多的意识性，即意识的作用更强一些，但没有强到否定客观性的程度，否则就无人的规律可言了。　　

　　第二、研究人的规律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也就是方法。既然人的规律是一种规律，研究规律的一般方法，如调查与研究、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等，都是研究人的规律的方法，即指导思想。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指导人的规律研究的最直接的思想，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人学是关于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人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正如细胞学与生物学的关系，生物学是细胞学的最直接的指导学科，唯物史观是人学的最直接的指导学科。　　

　　第三、人的规律的理论框架。如何制订人的规律?人的规律有哪些?怎样构成人的规律的框架?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人学新领域。这方面的成果很少。我曾经提出过7条人的规律(注：黄@①森：《人学的足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68页。)，但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一种尝试，很不成熟。经过反复推敲，我把这7条作了增删和修改，其结果仍然是7条，但内容与排列顺序都有较大区别。制订人的规律的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则是：　　

　　1、制订人的规律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当然，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其指导思想，但是更高层次的指导思想。　　

　　2、人的规律应区分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规律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规律，此外还有关于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类的人的关系的规律。这里所谈的人的规律限于人的社会属性，至于关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规律暂时从略。　　

　　3、规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关系，人的规律自然不能例外。　　

　　4、规律的排列大体上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到内、从个体到类的原则，其结果，最初三条是关于个体的，最后三条是关于类的，中间一条是关于个体与类的。第一条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环境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故先谈二者之间关系的规律。其次就是人本身的规律，而人的本质是实践，故第二条是人的实践和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人的活动的结果就是人的存在和人的意识，故第三条是人的社会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三条都是关于个体的人的发展规律。第四条是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涵的规律，这条涉及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既是对个体发展的一个总结，又是对类的发展的一个先导。第五、六、七条都是关于类发展的重要对立特征的相互消长的规律，这三对重要特征就是人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个人的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作用、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与人的不自由的片面的发展，因此第五条是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逐渐减少和自觉性逐渐增多的规律，第六条是特殊个人的作用逐渐缩小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逐渐扩大的规律，第七条是人的发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逐渐减少和自由性、全面性逐渐增多的规律。这三条的顺序排列是由其因果关系决定的：第五条是因，第六条是果；第六条(包括第五条)是因，第七条是果。　　

　　以上是人的发展的七条规律的理论框架，下面分条加以说明。　　

　　 一、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具体内容是：人首先是环境的产物，然后才能改造环境，也就是说，环境对人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人对环境的作用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　　

　　这里所说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其内容是十分复杂的。自从类人猿成为真正的人以后，人就主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对自然界的依赖的程度也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降低。至于个体的人则是从出生以后就依赖于社会。所谓社会，包括父母、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部族、国家、区域，乃至包含人类；还包括这些人或人群的各种活动和关系、各个层次的制度，这些活动、关系和制度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生产)的、政治(管理、法律)的和文化(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三大类。人一旦出生下来，就生存和发展于社会之中，受当时社会及其历史的哺育、教育、影响、塑造。一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农业封建时代的人的形象、知识、技能、思想、感情、价值观、行动不可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不能要求古代人和近代人具有现代人的品质。但是反过来，我们可以问：社会又是谁改变的或创造的?是人创造的，或确切点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由现时的人创造的。这似乎出现了一个怪圈，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又是人的产物，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就弄不清楚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圈，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但在相互作用中，有一方面处于基础地位、根本决定地位，即社会环境，而人处于从属地位、非根本决定地位。因此，社会环境的面貌一方面是前社会的延续，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人的痕迹，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的烙印。杰出人物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他的时代，但不可能在根本上超越他的时代，成为一个将来时代的人。他可能坚强有力，让社会按他的设想发展，但他的设想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如果他的设想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他的设想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历史都会打上他的烙印。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英雄史观只看见英雄造时势，而旧唯物主义只看见环境的作用，这都是片面的，所以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时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是一定受教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又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中外古今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些道理。　　

　　从整体上说，没有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不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古代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思想家孔子也是这样的人物。尊孔的人说孔子是“天纵之圣”，其实没有春秋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就没有孔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礼崩乐坏”，诸侯互相征伐和兼并，贵族地位不稳，变动频繁，孔子家族从贵族沦为平民，孔子本人作为破落贵族却有较深文化素养。他一心想当官，恢复其贵族地位，于是广收门徒，率领他们游说诸侯。他一生虽然也作过几次高官，但基本上是一个教师。当时中国已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积累，但十分分散，孔子在教学中“述而不作”，只是对这些分散的文字典籍进行整理，形成《诗》、《书》、《易》、《礼》、《乐》、《春秋》，他个人的言论被编成《论语》，这些典籍被历代君主尊为“经典”，他本人被尊为“圣人”，甚至被尊为“王”。这使儒家创始人的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这种统治地位虽已在“五四运动”后被根本推翻了，但其影响至今犹在。决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孔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明显看出，无论历史上的孔子还是后来历代王朝所塑造的孔子，都是古代的孔子，都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天生的，其思想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没有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就不会有孔子。　　

　　“千古一帝”秦始皇决不是“受命于天”，也是时代的产物。秦始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统一的格局，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他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敢于铲除奸佞，任用贤能，这些是他能统一六国的主观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在诸侯互相征战中领主制逐渐为地主制所取代，为大一统提供了经济基础。加以秦国僻处西隅，历代君主贤明，统一西秦后远离中原战乱。这些条件加上秦国策略正确巧妙，将士用命，终将六国各个击破，统一全国。秦始皇在战胜各国的同时逐渐推行大统一的战略——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这些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打下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经历了反复的分与合而不解体的大一统基础。对于中国今天这个历史最悠久的统一大国，秦始皇功不可没，但这个大国之所以能形成并绵延至今并非秦始皇一人之功。秦始皇之为秦始皇，首先是时代的产物，然后才是秦始皇的主观作用。秦始皇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他在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和贵族施行严刑峻法，残酷统治，不惜焚书坑儒，禁止私学，五次巡游全国，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筑阿房宫和骊山陵，穷奢极欲，致使国力日虚；不仅如此，他还妄想长生不老，派人四处寻求仙药；也妄想从他开始，二世、三世绵延下去，千世万世，永世不绝。结果，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人民反抗，死后不过三年便被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和刘邦、项羽反秦战争所推翻。　　

　　法国历史上有两个拿破仑皇帝，即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一世是伯父，三世是侄儿，一世就是一般人口头上的拿破仑，他虽然最终失败了，死于囚禁中，历史仍然公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为他在短短十多年间(1793—1815)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横扫欧洲，重重打击了封建制度，大大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黑格尔赞美他是“骑在马上的绝对精神”。他的帝位是被推翻的，死时拿破仑三世13岁，并没有继承他的帝位。拿破仑三世登上帝位的过程同一世相似，都是先被选为总统，然后由总统登上帝位。一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至高无上的威力，而三世却是个庸才。他没有他伯父的才能，却野心勃勃，想利用伯父的余威成为法国皇帝。他搞了多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直至1848年法国革命，他利用革命形势攫取了总统宝座，不久便实现了他的皇帝梦。这样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能步拿破仑一世的后尘成为法国皇帝呢?从根本上说，这不是由于他有了不起的能力，而是由于他适应了法国农民的需要，他也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对此事作过一些分析，他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他举的例子中就有这一对伯父和侄子。他指出拿破仑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就是因为法国当时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拿破仑三世就是靠农民的选票当上总统的，两年多后又靠农民的支持发动政变，解散议会，恢复帝制。那么，拿破仑一世的英雄业绩是不是单靠个人的雄才大略创造的呢?否，他也是时代的产物。他之所以节节胜利，固然同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他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封建王朝的打击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但当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权力欲无限膨胀，具有进步意义的拿破仑战争逐渐演变成为侵略战争时，他的厄运也就来临了，以一世之雄也难逃全军覆没，身为俘虏的命运。　　

　　马克思说：“关于环境和教育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这话一般被理解为关于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观点，这不能说错，但马克思这里的重点是批评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分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英雄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而教育者凌驾于社会之上，即人民群众之上。杰出人物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而社会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即英雄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承认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历史、时代，人首先是时代的产物，然后才谈得上反作用于时代的改变。马克思曾具体地分析了人和社会的这种关系，他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第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第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页、585页、584页、677—678页、55页、88页。)这就是说，这一代人总是现成的社会环境的产物，然后他们才能进一步改变这个环境。而唯心史观则把事情歪曲成似乎既然历史就是人的活动，那么杰出的人物的活动就是决定性的，而杰出人物只能是天生的，其非凡的才能是神或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赋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全面的科学的，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过程的。　　

　　 二、人的实践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具体内容是：人的三个主要活动，实践活动是基础，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作用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评价活动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的关系。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作用的关系，但认识活动占基础地位。　　

　　人的生活、生命就是人的活动，离开了活动，人不复存在。人当然首先有生理活动，这是人的自然基础，但这种活动都是本能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动物的活动，那么，人主要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这里谈的也就是人的自觉的活动，即社会人的活动。以社会为座标，人的活动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以自觉性为座标，人的活动也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从人学的角度，后三大类活动的关系是不能不研究的。　　

　　西方传统哲学把人的自觉性活动区分为认识、实践、审美，即知、意、情，其成果为真、善、美，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别研究这三种活动。但康德狭隘地把实践等同于道德实践，而把最基本的实践，即劳动或物质实践忽略了。其实，道德活动基本上是一种评价活动，其基本性质与审美活动是相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从揭示实践的真正内涵，确立其在人的全部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开始的。前面对这三种活动的含义、内容和发展已作过论述，这里专门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的一切。从这种意义讲，人的一切活动，除生理本能活动而外，都可以说是劳动的因素，或说是实践的因素。人的一切活动都包含在实践之中，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都是实践的因素，但它们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把它们同实践活动区别开来，研究它们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就是人的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活动，这里最核心的因素是改造世界。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但它不是盲目地改造世界，而是自觉地改造世界，其自觉性表现在它是有目的的和有思想指导的。例如农民种田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其目的是生产粮食，其中包含了主体的评价标准和对粮食的评价活动；其指导思想是农业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其中包含了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的运用(指导)。显然，实践活动中包含了不能缺少的评价标准和认识，没有评价标准和认识就没有自觉的实践。这样说来，人似乎必须先有评价标准和认识，然后才有实践活动，那么，评价标准和认识又是来自哪里呢?唯一正确的回答只能是来自实践。评价标准与认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即从自发到自觉。人的实践从其具有一定目的与思想指导而言，是自觉的，但同时还包含自发的一面，即目的不明确和指导思想不全面、甚至错误的一面。只有在实践过程中，目的才更加明确起来，指导思想才更加全面准确起来。因此，实践活动与评价活动、认识活动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的关系，从时间上无法肯定地讲实践在先，还是评价标准与认识在先；如果从人类活动的整体上讲，从一个人一辈子的活动来讲，归根结底来讲，实践在先，因为实践是整体，评价标准与认识是它的局部；实践是源头，评价标准与认识是它的产物；实践是基础，评价标准与认识是它的上层建筑。实践在先之“先”也许可以说是本体论的“先”。总而言之，人的活动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由于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评价活动的互相推动而不断前进的。　　

　　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也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如只有目的而没有思想的指导就是盲目的，达不到目的；如只有思想指导而没有目的，更是难以设想。在这里，目的占主导地位，认识是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是由主体的价值标准决定的，显然评价活动与认识活动比较，评价活动占主导地位。但从一个人的整个评价标准和整个认识比较，认识则处于基础地位。主体在实践中必须有一个目的，目的是由价值标准决定的，而价值标准的形成，认识起了很大作用。评价标准的性质比较复杂，有的主体性很强，是一个人的家庭、经历和习惯形成的，如对怪味食品的爱好、生活癖好、偏见等。但多数评价标准虽然都有主体性，客体性也很强，正常人的很多评价标准都是共同的，如身体上的健康标准、食品上的卫生标准、人权上的平等标准、政治上的自由标准、经济上的富裕标准、法律上的犯罪标准、道德上的善恶标准等等。这些标准的客体性的程度当然也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往往带有阶级性，很难得到所有正常人的认同，但应该承认这些标准都有较强的客体性，都是以一定的正确的认识为基础的，因此，我们除了承认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认识与评价标准互相作用和互相推动而外，还要承认认识对评价标准的基础作用。　　

　　 三、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人的意识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又反作用于人的社会存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由此推动人的发展。　　

　　前面谈了人的主要活动的规律，这里谈的是人的活动的淀积就是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是动态的人，人的存在是静态的人。人的活动必然产生很多成果，这些成果沉淀下来，又积累起来，就是某一活动时段的人或人的存在。人的存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具体分析起来，人的存在不外乎三种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自然存在即人的身体，社会存在即人在活动中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受社会关系制约的社会性质，精神存在也包括在人的社会存在之内，由于它可以与社会关系区别开来，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而不再称之为存在，而称之为意识。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群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群与社会的关系，其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家庭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文化关系等等。人群指的是由多人组成的组织、机构、团体，它们之间、它们与个人(包括其成员)之间也具有各种关系。社会当然包括人类社会，但在当今世界分为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的条件下，社会分为大大小小的国家的社会，因此，这里谈的社会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和人群的整体，社会与人、人群，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存在多种关系。人的社会性质也属于人的社会存在的范畴，但它们要受社会关系制约。人的社会性质是非常复杂的，但由于这些性质都是社会的，就离不开社会关系。人的性质可以区分三大类：经济性、政治性和文化性，各类又包括很多性质，但都离不开社会关系，例如人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离不开阶级关系，人的独立性离不开人的平等关系，人的道德性离不开伦理关系，等等。　　

　　人的意识就是人的主观世界，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而这个客观世界就是包括主观世界在内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意识不外乎两大类：关于自然的意识和关于社会的意识，关于意识的意识包括在社会意识之内，就其特殊性来说，它可以说是第三大类。　　

　　按照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自然意识应该是自然界的反映，社会意识应该是社会的反映，关于意识的意识应该是意识的反映，为什么我们笼统地说，人的意识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呢?反映论谈的是反映的对象与反映的内容的关系，意识内容是对象的反映，而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意识这种功能发生的根源。意识这种功能的产生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即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这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反映客观世界，其根源就在于人的社会实践，在于人的社会存在。人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劳动中，首先就必须反映自然界。劳动就是改造自然的活动，如果不反映自然界，劳动如何进行呢?如何能获得成功呢?在社会实践、社会存在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不仅反映人类社会，也反映自然界，就是从这个意义讲，整个意识都是社会存在决定的。不但意识离不开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也离不开意识，正如前面所说，不但评价活动和认识活动离不开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也离不开评价活动和认识活动。社会存在与意识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前进，共同发展之中。但是，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相推动，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而不是完全并列的，因为新的发展总是首先萌芽于社会存在中，由意识把这种新的发展明确起来之后，再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个规律的内容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人学规律可以说是这个论断在人学中的运用和引伸。马克思的论断是一种历史观论断，其座标是人类社会；这个规律是一个人学规律，是在历史观指导下作出的。从这个论断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谈的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他谈的意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我们在这里谈的则是个人的社会存在，个人的意识。整个社会的存在和意识不是个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的机械相加，但都离不开个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所以马克思的论断引伸到个人身上是符合事实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四、人的个体发展的有限性和类的发展的无限性相互蕴涵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由于个体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人的个体的发展也是有限的；由于类的蕃衍是无限的，类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但是，由于类的发展由个体的发展构成，类的发展又蕴涵着个体的发展；同时，个体的发展也以浓缩的形式蕴含了类的发展。　　

　　前面谈的三个规律都是关于个体的发展的。个体的各种活动能力和社会存在的发展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中包含曲折、循环、倒退，但其整体是一个前进的过程，所以，每一个正常人的发展总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少能走向高能。从低智走向高智，从简单走向丰富，这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受到自然过程的限制，当个体的自然过程，象任何生物体一样从成熟走向衰老的时候，这个社会过程也就放慢了或陷于停滞，最终随同肉体的死亡而终止。但是，就类来说，这个发展过程并未终止，而是在年轻个体的身上延续下去了。前人在发展过程中淀积下来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成就不会由于前人的自然死亡而全部消失，会有相当大的部分作为后人发展的起点或有分析地继承的基础而融入后人的发展过程之中，如此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就形成了类的发展。毋庸赘言，除了前人与后人之间的延续而外，还有同时代人之间的纷争与交融。纵的延续与横的交融就形成了类的发展。只要地球不毁灭、人类不毁灭，类的发展就不会停止。地球总有一天是要毁灭的，人类的发展是否能够达到摆脱地球毁灭的命运而继续发展下去的水平今天还难下结论，在地球毁灭之前人类是否会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导致毁灭今天也难讲，但从今天的情况看，人类有足够的理性来避免自我毁灭，而地球的毁灭还是很遥远的事，可以不予考虑，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说，人作为类的发展是无限的没有顶点的。　　

　　可以明显看出，类的无限性与个体的有限性是不同的，但二者又不能分离，是相互蕴涵的，相互过渡的。个体的有限性中蕴涵着类的无限性，类的无限性寓于个体的有限性之中，因此，个体的有限性才能过渡到类的无限性；反过来说，类的无限性是由个体的有限性组成的，类的无限性蕴涵着无限的有限性，因此，类的无限性才能转化为无限多的有限性。这就是个体与类、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规律。它告诉我们个体的无限发展是不可能的，而类的无限发展是可能的，而由于个体的有限性中蕴涵着类的无限性，个体的有限发展也就融入了类的无限发展之中。从这种意义讲，有限的个体也就实现了自己的无限性。　　

　　下面我们就来探索类的无限发展的一些规律。　　

　　 五、人的实践的自发性递减与自觉性递增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实践的自觉性萌芽于类人猿，形成于类猿人过渡到人；人的自觉性随着实践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提高；人的自发性仍然存在，但随着自觉性的增多而不断减少；人的自发性不会减少为零，人的自觉性不会增多到无限。　　

　　什么是人的自觉性?人的自觉性是相对于人的本能而言的。人作为动物具有多种本能，本能是由上一代遗传下来、不学而能的生理机能，如人体各部分的生理作用、饥而觅食、性的冲动等，有些本能能为人所意识，如饥、渴；有些本能不为人所意识，如体内器官的活动。人的自觉性的生理基础——大脑和神经系统是遗传的，但人的自觉性不是遗传的，而是在劳动和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其具体内容有二：一是目的，二是指导思想，它们都是人所意识到的。人的实践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为了什么)，还有指导他达此目的手段(知识和外化了的知识——工具)。但人的实践所产生的结果不一定完全与原来的目的一致，人在实践中还应具备的知识不一定都具备了，这些就是人的实践中的自发性，也是与自觉性相对的，这种自发性经过多次实践会为人所认识，这时自发性就变成了自觉性。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机器逐渐取代手工工具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手工工人大批失业，这引起了手工工人砸坏机器的行动。按照上面的解释，这种行动当然不是本能活动而是人的自觉活动，因为它有明确的目的——阻止机器取代手工工具，它有思想指导——机器的使用是手工工人失业的原因。但这种自觉性是很肤浅的，这种实践中还有深藏的自发性——阻止工人失业的目的达不到、机器的使用是阻止不了的。因此，就工人的最后解放来说，我们把这种斗争称为自发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参与下，通过实践与认识的互相推动，逐渐认识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订了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一般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作为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标志。但是处于自觉阶段的工人运动并不是就没有自发性了，因为在实践过程中总还有许多因素是实践主体还没有认识到的，实践主体总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　　

　　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的自发性总是在不断地转化为自觉性，但这一层次的自觉性总包含着更深层次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又会转化为自觉性，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因此，在任何历史时代，自觉性和自发性总是同时存在的，不过早期社会形态中自觉性比晚期社会形态中自觉性低，而自发性在早期社会高于晚期社会。这种状况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史、认识史是一致的，科学史或认识史的过程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多、越广、越深的过程，也就是自觉性越来越高的过程，一般说来，这个过程应该是无限的，但一旦某种认识涉及人的利益时，认识的发展就会受到某些难以逾越的限制，这就是认识的主体性的限制，特别是主体的目的性的限制。　　

　　一般说来，主体性对自然认识的限制比较小，也比较易于超越，但在一定场合，当这种认识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遇到强烈的压制。例如伽利略的日心说，由于触犯了一贯主张地心说的教会的权威，就受到迫害，哲学家布鲁诺甚至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对自然认识的限制主要来自认识本身，即已经形成并固定化了的认识，亦即成见、偏见、甚至错误观念，只要没有利害因素掺杂进去，还是较易突破的。　　

　　社会认识的情况就不同了，除了认识本身的原因外，利害因素在一定程度内对能否获得科学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立场问题，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不能认为不同阶级对同一社会现象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因为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现象，不同阶级的人都是认识的主体，当然都有可能达成真理性的认识，但如这种认识直接涉及利害关系时，立场(包括阶级立场)就会对认识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一位立场鲜明的资产阶级学者可以比较顺利地承认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过程，一来这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二来他的阶级立场对于认识这个过程也有推动作用，但要他承认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就非常困难。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才是符合人性的，不可能为“不符合人性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只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才能摆脱阶级偏见，面对客观现实，而认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前景。至于解放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在建国后多数都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就大大推动了他们对社会制度发展规律的认识。除了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而外，主要由于人的利益更大地制约着人对社会的认识，所以自然认识更早地形成为自然科学，得到不同阶级的人们所认同，而社会认识虽然随后也形成为一些社会科学，但这些社会科学中意见分歧，争议很大，难以达成共识。至于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哲学更是观点各异，流派纷呈，更加难以达成共识。　　

　　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人的自觉性就自然认识而言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是逐渐增多的，而就社会认识而言虽然也是逐渐增多的过程，却可以区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觉性才充分实现了，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则是自发性处于主导地位，恩格斯因此把共产主义社会称做“自由王国”，把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称做“必然王国”。他是这样讲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634页、59页、55页。)恩格斯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没有这种人，相反，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就是这种人，最初他们是少数人，正是在他们统率下人民群众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必然王国才有可能转化为自由王国。　　

　　这是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觉性已经达到顶峰了呢?否，人的自发性不会完全消灭，自觉性也不会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限智慧。宇宙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无限的，新事物层出不穷，人类的认识也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在实践中，不管目的多么明确合理，指导思想多么正确，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多么先进，其中总有一些人们不掌握的东西，总有风险，总有失败的可能，总有自发性，总有从自发向自觉转化的过程。如果实践是创造性、冒险性的活动，其风险就更大了。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王国这一论断，是相对于阶级社会的必然王国而言的，自由王国的自觉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六、特殊个人的作用递减与人民群众的作用递增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随着类的自发性的日益减少和自觉性的日益增多，特殊个人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对社会事务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里所说的特殊个人包括杰出人物，但不等于杰出人物，它指那些通过多种方式拥有极高的权势、财富或地位的与人民群众不同的人物，包括优秀的、平庸的、奸恶的人物，他们中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人民领袖，总之，对人类社会的现状与未来产生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不管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推动的作用还是阻碍的作用。　　

　　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这些特殊人物创造的，历史的面貌和走向，都是这些人决定的，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则是在这些特殊人物的指挥和支配之下默默无闻地顺从地完成着他们的使命。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肤浅的错误的，因为它没有看见归根到底这些特殊人物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而社会是由全体人民群众构成的，而人民群众的活动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人民群众的活动又形成了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过程，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历史发展呈现出特殊个人的作用从古到今日益缩小的趋势，人民群众的作用日益增大的趋势。大体说来，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时代特殊个人的作用极大，近代减弱，现代更弱。下面作点具体分析。　　

　　特殊个人不外乎两类，一类是靠个人能力，白手起家，成为帝王将相、高官显爵、科学巨匠、艺术大师、亿万富豪；另一类是靠祖宗福荫，血统渊源，或裙带关系，成为名门显贵，甚至君临天下，或独霸一方。在封建时代，影响历史发展进程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拥有最高权势的帝王将相，有的凭借个人的杰出才能和敢冒大险的坚强意志，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开辟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例如中国历代的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和他们的谋臣武将，都是这种人物。秦始皇虽是靠继承关系而不是靠个人能力登上秦王宝座的，却是开辟了中华大一统局面的千古一帝，但对于秦王朝的覆灭，他也起了明显的作用。这在前面我们已作了介绍。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之后，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让大批部队解甲归田，减免赋税徭役，解放家庭奴婢，鼓励农业生产，借以稳定社会秩序，恢复被前朝的重赋税、重徭役、重刑罚以及连年战争所破坏了的经济。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为后来的文帝、景帝所继承，中国社会出现了几十年的繁荣，史称“文景之治”，避免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从此以后，中华帝国进入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必乱，乱久必治的循环，有两千年之久。在这两千年中，人们见到这些帝王将相和敢于造反的英雄豪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其中不乏优秀的杰出人物，也有不少大奸大恶之徒，但在帝王中除了开国之君、中兴之主和胡作非为的亡国之君而外，多数是平庸之辈，全靠祖宗打下的基业比较牢固才能把统治维持下去。甚至出现慈禧太后这种人物，她毫无治国才能，仅凭皇帝生母的身份和满脑子阴谋诡计，竟能掌握中国最高统治权达47年之久，成为封建顽固势力的最大代表，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不过是100年前的事情，按今天的情况来看，慈禧太后这种人物竟能占据最高统治权如此之久，确是难于思议!这种现象不能单单以个人的品质来解释，而只能以时代的发展水平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似乎都是些特殊个人在活动，正是因为人的自觉性低，通过种种手段而跃居高位的人就似乎能主宰一切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居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这里的“它”是黑格尔时代的普鲁士政府。　　

　　在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也各不相同，因此，特殊个人在各个国家的作用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比较健全，国家领导人替换比较正常，例如美国总统任职最多不超过8年，任满退位，由新选出的总统接任。其他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也都能和平地进行，没有人利用、也没有谁敢利用自己的军政大权强行继续执政。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的更换往往要通过政变的途径甚至通过残酷的战争才能实现，显示了特殊个人的更大的作用。这只能用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来解释。应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发挥人的自觉性具有不可克服的限制，那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从根本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于国家事务之外。　　

　　按照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国家中人的自觉性应该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国家事务中人民群众的作用应该比特殊个人为显著。马克思在130年前描绘的巴黎公社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型，在公社的公共事务中活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仅是少数特殊人物。他指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634页、59页、55页。)“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634页、59页、55页。)巴黎公社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雏型，本身还不是十分完善的，不一定适应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选择地采取了它的一些原则。我们所关注的是，在象巴黎公社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特殊个人的作用也不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显著了。我们完全有根据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自觉性可以提高到很高的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而特殊个人的作用就不会比一般个人超出多少。　　

　　以上所谈这个规律的表现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讲的，但各国的发展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例如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就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超越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使人的发展的规律在中国表现为纵横交错、多姿多彩的现象，如何认识这些现象，还须作进一步研究。　　

　　 七、人的发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递减和自由性、全面性递增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基本达到。与这种状态相对立的是不自由的片面的发展，人的发展是这两方面相互消长的过程，亦即与社会发展过程相适应，积极方面逐渐增长、消极方面逐渐减少的过程。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社会称做“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有时也提人的全面发展，最完整的提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认为它是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呢?显然，不能作绝对的理解，把自由的发展说成绝对自由的发展，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把全面的发展说成绝对全面的发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的发展都是相对的，总是一个过程，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发展和最后的绝对全面发展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是相于过去社会中人的发展不自由而言的。在过去社会中，人的发展首先受为生计而劳动所限制，其次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限制(剥削对剥削者也是一种限制)，第三为社会传统、家庭影响、个人经历中形成的错误观念、偏见、成见所限制。这就是对人的发展的三大限制：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过去社会中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人的发展不全面是由于人的发展的片面性造成的，人们经常谈到人的发展的片面性有：人的素质的片面性、人的分工的片面性、人的思想行为的片面性。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劳即劳动，广泛一点讲，就是动手、实践的能力。这五种素质，对每个人讲，缺一不可。旧式分工往往把一个人限制在一种行业、一种专业，甚至一个工种，但分工上的全面性不是要求一个人无所不能，行行精通，而只是使他或她能够根据个人的愿望或社会的需要易于转移自己的行业或工种。思想行为的片面性造成许多思想怪僻、行为乖张、甚至反社会、反人类的人们。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理想人格则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具有共产主义自觉性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而且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些品质也将不断发展，使人的发展的自由性与全面性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对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大批出现，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要的前提，但历史的前提，即自有人类以来人的发展的自由性与全面性的逐渐增加和不自由性与片面性的逐渐减少，也是必要的。人之所以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由于人类社会几十万年以来在实践基础上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逐渐积累的结果。动物是没有任何自由发展可言的，人的自由发展开始于人对自然界的最初的有意识的改造，例如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从事采集和渔猎，这种活动使人发展了最幼稚的智力、技能和语言以及其他素质。但这时人的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的水平是很低的，这就限制了人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水平提高也就提高了人的发展的自由性和全面性。几十万年的人类社会历史中，生产力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但从整体上讲，它始终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讲，人的发展也是一个越来越自由、越全面的过程。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的发展也是一个越来越自由越全面的过程。人之所以为人与其社会性是分不开的，人的实践活动总是社会性的。人类社会在其出现之初规模狭小，关系简单，主要社会组织是部落、部族、公社，人的活动范围很小，社会交往很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产品交换开始以来，人们之间的交往才日益扩大。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大国的出现不但扩大了国内交往，而且出现了国际关系。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各国交往由于市场的作用日益频繁，致使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今天世界理论界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人的日益扩大复杂频繁的交往具有两面性，既有交流、互助、合作，也有冲突、斗争、战争；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就人的发展而言，既有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也有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某种社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的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几种剥削制度在其没落时期对人的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很明显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甚至畸形的人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整个过程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且推动了人对社会的认识，推动了认识史、科学史的发展，从而使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时提高了自觉性。　　

　　就人对自己的认识而言，人的发展也是一个越来越自由全面的过程。人对世界的认识，就对象而言，开始和发展得最早最快的是自然界，其次是人类社会，对人自己的精神现象的认识最晚也最慢，因为精神现象无影无形，难以捉摸。人的精神现象包括思想、感情、价值观等等，十分复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人的主观世界也在发展，日益丰富，日益自由和全面，虽然其中也有不少错误的或过时的东西，不少成见和偏见，这些东西也阻碍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剥削制度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什么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它只有阻碍作用，单向度的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就是剥削制度的产物。这种观点不是毫无根据，但剥削制度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推动作用，从而也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例如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古代的文明；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的文明。当然，它们的作用也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政治制度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更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它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还处于主导地位，再加上资本主义文化对我国的包围与渗透，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限制我国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这决不是说，我国的先进分子中不可能出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我国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不能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三个最主要的特点，他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三个特点是同“三个代表”的思想一一相应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二者是易于理解的，如何理解第三条呢?我们认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与时俱进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在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之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都充分满足了，人民需要的就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江泽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开端，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能等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才谈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在就应该向这个方向走去。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明确提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的关注和阐发，这与邓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是同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致的，是与教育界提出的全面素质教育的思想一致的。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追求目标，这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张进铭/陶然　　

【作者简介】张进铭　陶然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题】中外经济学家　　

　　约翰·罗默(John Roem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价值取向和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维护新古典经济理论。他为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已被称之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该学派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罗默的学术经历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80年以前，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他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达到顶点；1985年以后，他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成份到达顶点，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有所减弱。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代理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代理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　代理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　　　　　雇用　　　　　出售　　

0 　　　　　　　　+ 　　　　　　0　　　　　纯粹的资本家　　

+ 　　　　　　　　+ 　　　　　　0　　　　　不完全的资本家　　

+ 　　　　　　　　0 　　　　　　0　　　　　独立的工匠　　

+ 　　　　　　　　0 　　　　　　+　　　　　不完全的无产者　　

0 　　　　　　　　0 　　　　　　+　　　　　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代理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代理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代理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代理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代理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代理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代理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代理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代理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　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2:147-62.　　

　　②　J.Roemer(1981),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J.Roemer(1982),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　J.Roemer(1985),"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　J.Roemer(1988),"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A Tale ofLenin and the Tsar",in M.Taylor(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9-44.　　

　　⑥　J.Roemer,I.Ortuno-Ortin and J.Silvestre(1990),"Market Socialism",U.C.Davis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355.　　

伯特·奥尔曼谈西方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　　

徐小苗/杨双　　

　　著名美国学者，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伯特·奥尔曼（Bertell·Ollman）教授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做学术报告，介绍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他说，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不如十年前那样热门，其冷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１、资本主义还有能力解决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其干预经济的程度日益加强；２、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一条甚至比前一条更为重要；３、无产阶级日益非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已变成中产阶级，其意识也在非无产阶级化。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能实施其有效的管理，并显示出相当的生命力，因而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还不会走向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甚至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些事实，也导致西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怀疑，也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结合今天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形成了许多修正学派。　　

　　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柯恩（G·A·Kone）。该学派起源于英国，是从英国分析哲学发展起来的，因此和现在盛行的分析哲学有联系。这个学派一个重要之处是强调语言分析和语言应用，强调对概念的分析要精确，不能含糊。他们主张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严谨准确。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原著含义模糊，这是致使许多人漠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这些人自称是没有垃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原著经他们加工修改后，读起来非常清楚，但再也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了。他们都痛恨辩证法，而我本人非常喜欢辩证法，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学院派在社会学、哲学领域非常有影响。　　

　　二、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反，他们的所为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可疑，更加模糊。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克·德里昂（Jacque·Deliant）探讨的重点之一，就是寻找在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权力结构和揭示这种权力关系：一个群体压制另一个群体。另一个代表人物米歇尔·富克（Michel·Forker此人已去世），对潜在的权力关系也很感兴趣，他把社会当成一个切片，探寻微观中潜在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存在，而人们又不重视，因而构成对人性的压抑。他所关心的社会生活中的压制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压制相比，更加具体细致。他不仅关心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制，也对其它的社会压制感兴趣，如男人对女人、老师对学生的压制等。他希望社会各个领域的被压制者都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自己。解构主义在文学作品中、女权运动、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中很有影响。德里昂很强调他本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Wilhelm几年前已去世）。他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早期的文学作品，讨论文化霸权问题，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文化权控制社会大众，通过压制导致社会异化。他发现，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作品中，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本能的反抗。这个学派在文学、历史学领域中有非常大的影响。　　

　　四、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许多政治学家、思想家都在这个领域中活动。这种社会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政治运动等。他们自称是运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并非是社会主义者。当然，也确实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到上述运动中，他们在自己的一些著述中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大的敌人。　　

　　五、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克里斯顿·笛尔费（Creston·Dielfer）。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女权运动影响很大。其中大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女权运动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趋势。女权运动者讨论阶级压迫与性压迫的关系。许多学者也参与进去。法国学者笛尔费特别关心女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这方面，他写有很不错的著作。　　

　　六、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代表人物是威斯特（Wister）。西方国家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科学真理，而且在道理上也符合正义，因此，相信宗教的人认为他们自己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美洲，尤其是在巴西，相信宗教的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人想把巴西这方面成功的作法搬到美国去，哈佛大学的一位黑人学者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因为黑人更加相信宗教，教会也更有影响。　　

　　七、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赫伯特（Michcl·Alpert）。该学派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乌托邦的作法在西方社会从来也未中断过，但是他们所描绘的乌托邦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同。从理论上说，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是彼此矛盾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是反对乌托邦的，认为乌托邦是一种理想，没有现实可行性。但米歇尔认为乌托邦与现实还是更接近，对现实也是很有作用的。由于苏联崩溃给西方留下不好的印象，使人绝望。因而，乌托邦与现实社会主义更是不能一样的，需要描绘出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蓝图。　　

　　八、市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David）该学派也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理想是乌托邦，而是更为现实的。他们认为，市场是不可能取消的东西，所以只能设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相结合，并加以改进，而不是象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法国、奥地利、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大量的有关试验与努力都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不成功的。这似乎已经证明，市场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市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他们最现实。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最乌托邦。　　

　　九、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瓦仑斯坦（Wahlenstine）。该学派强调国际劳动分工与世界市场，而马克思本人则是注重研究财富的分配过程。他们强调国际分工，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世界各地。其中，在资本主义何时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们把时间向前推移了。在讨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商业网络时，他们也讨论这种状况如何也影响了资本主义以外的世界。他们进一步认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之一，就是使中国和苏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体系内去理解资本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最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它首先是因为受到资本主义的扩张影响而产生和形成的。瓦仑斯坦曾写过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阐述了上述思想。　　

　　十、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系由经济学家组成，代表人物是大卫·高登（David·Godehe）、米克尔·阿格雷塔（Mickle·Aggreita）该学派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早期的资本主义。他们更热衷于把资本主义划分成不同阶段和过程，探讨每个阶段和过程中财富积累的各种模型和模式。他们重点研究财富积累是怎样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推动了其政治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又导致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危机的加剧。他们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实际上是探讨财富积累的危机。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国际分工，管理学派关心的则是财富积累的过程，二者应相互补充。　　

　　奥尔曼教授认为，上述十个流派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各自的研究。他们大都反对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研究要么缺乏整体性，只是切片，要么就是太宽宏。在研究压制时，不注意将其研究放在阶级压迫的大环境中。当然，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并不绝对如此。他们不关心阶级结构问题，不关心工人阶级受压迫问题。在我看来，阶级斗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否定和反对这两条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培养出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代人，而前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则一无所知。如果不创造后马克思主义，却想创建更加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学院派对资本主义都是远距离的批评，并非批判。更糟糕的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更加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真正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目前的这种现象的继续下去，将会促使美国工人觉醒，起来革命，这种变化已经开始。　　

　　奥尔曼教授还就与会的中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即兴予以回答如下：西方现有２０—３０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出版物约有２００种。发行量最大的是《新左派》，约１５０００册。社会主义的杂志和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有区别，社会主义的杂志发行更多，如《民主》发行有１１万份，其它社会主义杂志发行要少些。这些杂志与任何党派都不太挂钩。各党派都有一些类似报纸的印刷品供内部阅读。美国没有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有许多类似party式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小组织，人数也都在２０—３０人，他们与工人没有任何关联，也不与学院派发生联系。我本人没有参加任何党，但我倒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党。　　

　　每年四月份美国的有关学者都开会讨论苏联崩溃的问题。人数大约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有些人认为苏联的垮台是很可悲的，但没有人对苏联持支持态度。苏联的垮台反倒使美国人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了现实中苏联那样不好的社会主义形象。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多么地糟糕！　　

　　奥尔曼教授认为，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且更加恶化，因而社会主义必然会成功。尽管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是两极分化更加厉害，越来越多的千万富翁已经取代了过去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遭受压迫和饥饿最厉害，一个是非洲，一个是美国。前者是人所共知，后者却令人惊讶。他认为美国社会的前途有三种：法西斯；对世界的毁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以在美国有可能实现，是因为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已不可能变得更好了。目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主要批评的是中国搞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这种作法表示理解。　　

　　奥尔曼教授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关于“异化”等问题的学术演讲。　　

　　奥尔曼教授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阶级斗争是一个游戏的名称》（Class Struggle Is the Name of the Game），《左派学院》（The Left Academy）１—３卷，《社会革命与性革命》（Social and Sexuel Revolution），《美利坚合众国的社会制度》（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社会主义教训之研究》（Studies in Socialist Pedagogy）等。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张进铭　陶然 　　

　 　

　 　

　　约翰·罗默(John Roem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价值取向和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维护新古典经济理论。他为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已被称之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该学派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罗默的学术经历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80年以前，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他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达到顶点；1985年以后，他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成份到达顶点，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份有所减弱。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代理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代理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　代理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　雇用　出售 　　

　　 0 + 0　纯粹的资本家 　　

　　 + + 0　不完全的资本家 　　

　　 + 0 0　独立的工匠 　　

　　 + 0 +　不完全的无产者 　　

　　 0 0 +　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代理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代理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代理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代理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代理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代理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代理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代理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代理人的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　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2:147-62. 　　

　　 ②　J.Roemer(1981),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J.Roemer(1982),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　J.Roemer(1985),"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　J.Roemer(1988),"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A Tale ofLenin and the Tsar",in M.Taylor(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9-44. 　　

　　 ⑥　J.Roemer,I.Ortuno-Ortin and J.Silvestre(1990),"Market Socialism",U.C.Davis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355.　　

　 　

作者：张进铭　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