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和富人,还是发达与欠发达
穷人和富人,还是发达与欠发达
Lin, Ershen(Ph D)
前不久,看到一篇比较穷人和富人的文章,概括起来无非一句话:富人是君子,穷人是小人 (根据孔老夫子的君子/小人定义)。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是本人第一次看到有人写这种富人颂。其实,这种不做调查、不加分析的概括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的目的是廉价宣传。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千差万别的:你能够把微软的盖茨或者老一代巨富洛克菲勒跟那些暴发户或者携带公款外逃的贪官列为一类吗?中国的陈嘉庚跟赖昌星都是闽南人,也不可同日而语。谈到穷人,在美国曾经有一个乞丐,拒绝进收容所;她宣称行乞是她的人权,不容侵犯。后来哈佛大学为此请她去演讲,还授予她荣誉教授头衔。她跟那些把小孩手足砍断再放到街上圈钱的黑帮头子也不是一类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也许有人会说,暴发户本来是穷人,不算富人。然而,在刚刚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里排除掉暴发户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富人可言了。再说,传统的贵族犯不着雇用无聊文人做自己的道德皮条客。
其实,与其比较抽象化的穷人与富人,不如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得有意义,尽管这里也会牵扯到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在这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并非穷国和富国的代名词。比如说,亚洲四小龙现在人均收入不亚于西方国家,但仍然不被列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文化上有那些差异呢?这个问题很大,这里不准备作系统的回答,只是罗列一些最为常见的现象而已。
要谈文化,就要牵涉到美。爱美是人之共性,但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爱美的方式也不同。发达国家的女性喜欢苗条,欠发达国家的女性趋于肥胖。男性也相差无几。在传统社会里面,肥胖是财富的象征。中国人看到人家肥胖就会说:“你发福了!”福者,财富也。在美国,调查却发现肥胖症主要与贫困有关,在黑人社区最为常见。在临界点以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其得肥胖症的人口比例呈正相关性。传统文化多属于此类。唐代的绘画、雕塑里面的女人都是肥敦敦的。就连十九世纪的法国画家、摄影师也是挑选肥胖的模特儿。但是,崇尚白、胖莫过于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在选美之前把美女藏在密不通风的小茅屋里喂养几个星期,出来的时候需要由别人搀扶着才能站立。到了临界点以上,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其得肥胖症的人口比例便呈负相关性了。
发达国家的人喜欢运动、旅游,欠发达国家的人一有钱就花在了吃喝嫖赌上面。其实,西方人也喝酒,而且酒量 (当然还有食量) 比东方人大得多,只是他们没有把这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那些权贵们更不会如此,因为他们有更多样化的追求。因为欠发达国家崇尚的生活方式是静态的,所以那里的富人发福得厉害,衰老得也特别早。
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于生活和劳动的态度。对于生活的态度,欠发达国家的人喜欢张扬和攀比,生怕被邻居、朋友瞧不起,因此生活得很累。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加关心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喜欢务农的博士可以种田,关心环保的人士可以选择骑自行车上班而不必担心被人讪笑,所以生活得很舒坦。美国人、日本人均以小气闻名。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米尔斯指出过,节俭是与一个民族的前途的可预期性密切相关的;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人们决不会节俭。因此,发达国家的人们崇尚节俭,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崇尚挥霍。发达国家的人们为自己而生活,欠发达国家的人们为他人而生活。
对于劳动的态度,发达国家的人喜欢自己动手,欠发达国家的人喜欢雇用佣人。卡特总统是第一流的木匠,在亚非国家里面能找得到这样的总统吗?在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培养小孩的劳动观点。在发达国家,这用不着培养,它早已经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了。在那里,有些住在乡村地方的教授在假日种田为乐,至于大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更是家常便饭,媒体根本不会加以报导。说到务农,在发达国家与在欠发达国家又大相径庭。那里的菜农未必有田地。记得若干年前在新西兰看到过种西红柿的温室,里面的空气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都由电脑控制,浇水、施肥更不必说了。所以,那里的农民不但要会开车和操作各种机械,还要熟悉化学和电脑。这可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啊!
谈到对于劳动的态度,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劳动会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现在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则把这个预言骂的一无是处。其实,在发达国家里面,马克思的预言早已经在一部分人身上实现了。上面谈到过人们以务农为乐,也许还有人不服气,说那是业余爱好,不算工作。可是,你又怎么解释那些“工作狂”呢?我说的是真正的工作狂,而不是那些为了晋升而装模作样的伪工作狂。也许在欠发达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人,但在发达国家里倒是确有其人。
本人曾经认识一位美国老教授,他是位欧洲移民,也是国家科学院的老院士。他每天比学生来得更早,走得更晚。在一个下大雪的周末,他突然跑来问我如何操作一台仪器,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自己的部下都没有来。当时,实验室里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知道地球的末日到了,你会做什么?有人说他要做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这位老教授的回答是:继续做他的实验。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研究工作就是他的第一需要。有人预言这位教授非要死在实验台上不可。几年以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正所谓求仁得仁。如果有人揣测他是为了诺贝尔奖而奋斗,那我可以告诉他,这位老教授早已经知道自己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因为他的一个博士后曾经作弊而使他自己也受到牵连。对于这一类的事情,“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热爱工作的人不必计较得失。
我还认识另外一位老教授,她曾经收到一位同事的一份论文文稿,请她提意见。她对于结果作出了新的推理,并自己动手画了一张新的图。因为翌日要发稿,来不及叫秘书了。确实,我从当时的原始复印件上看出那张图的笔迹与其它的图不同。当时是用手工作图的。结果,正是那张图使得文章的署名作者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作这种图的教授的名字却不在上面。我问她是否考虑去告那位同事,她说不必了,因为她很高兴她提出了正确的理论。
在发达国家,懂得从工作中获得幸福的人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个群体。每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学府、企业都有一个这样的精英群体。
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于工作会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感到不解,因为他们周围的人每时每刻都在讨论钱:上班时间如此,下班回家也如此,休闲娱乐如此,请客吃饭也如此。据说富人的特点就是成功地用赚钱来充满自己生活的一切空间,从赚钱中获得快乐,可谓与钱奋斗,其乐无穷。不过这只是欠发达国家的富人的特点。在发达国家里,人们可以在快乐中赚钱,因为善于生活的人可以把工作变成一种快乐。应该说,这些人并非不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也不是一些大公无私的英雄;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通过奉献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言以敝之,欠发达国家的富人从金钱中获得生活;发达国家的富人在生活中获得金钱。
发达国家的精英首先是奉献;而欠发达国家精英的主要能力是巧取豪夺。欠发达国家的精英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巧取豪夺,是借助于传统的威权主义文化:权威满天飞,泰斗遍地走,结果是资源被垄断,异己遭排斥,创新被扼杀。在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权威崇拜症。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是平等。离开平等,自由蜕变为混乱,博爱流于伪善。平等是现代价值观的基础。平等的理念谁都知道,但要付诸实施殊为不易。“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要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平等的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