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未来》简本

《社会主义的未来》简本　

　

约翰·罗默John E.Roemer

余文烈等译

原本 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约翰·罗默John E.Roemer，经济学家，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学者，耶鲁大学政治与经济学教授。　　

个人主页 http://pantheon.yale.edu/~jer39/　　

　 　

《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反复推敲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令人信服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萨缪尔.鲍尔斯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著名的圣塔菲学者 马萨诸塞州大学　　

对那些有兴趣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工程的基础的人，对那些对财产关系形式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更浓厚学术兴趣的人，《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埃里克.奥林.赖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罗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关于平等的理论；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获得平等的最大希望；苏联型计划经济的失败并没有使这种希望破灭。——乔舒亚.柯亨  MIT　　

　 　

　　 

　

导论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支持了一些旧论点，也产生一些新论点，认为社会主义不论在当今世界或作为一种理想都不能存在。我则希望阐述理由证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是可能的。我认为，赞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论点需要在构成社会主义成分的基本观点方面进行某些修正。勿庸置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

　　

    我们使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测算”的辩论，其主角人物是奥斯卡.兰格(0skar Lange)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eh Hayek)。兰格认为，经济学家现在称为新古典价格理论的东西表明把中央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哈耶克则反驳说，计划会从本质上破坏赋予资本主义以生命力的机制。哈耶克以及最近科奈内(J．Kornai)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其大部分是中肯的。但过去50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哈耶克对市场社会主义鼻祖的批评提出了重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

    经济理论尚未能使我们写出一份市场机制的利益与损失的完整的平衡表。30年代期间，苏联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很明显，这个国家是充分就业的，而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和机器却大量闲置着。哈耶克因此是从防御的立场去著述，而兰格也许已经深深感觉到，他的建议只是对一种必然是未来面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微调。今天，胜负的格局已经翻转过来。然而30年代的社会主义赞成者和今人的资本主义赞成者所做的结论都过于匆促，因为我们只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算充分理解市场的作用。　　

    如果所有的经济行为者相对于市场都很小，并且不能单个地影响价格，如果外在因素不存在，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那么，经济理论就能解释一种市场经济将如何达到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资源的配置将按照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帕累托效率的方式进行――即达到如下意义的效率：不存在其他能使全体人民至少过得一样富裕并使一些人过得更好的资源配置。

    但是这种静态效率相对于市场常常被认为具有的动态效率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市场比其他任何经济机制能更有效地引发技术和商品革新。尽管我们似乎具有许多市场动力论的证据，但没有充分的市场动力论的经济理论：还没有人提出一种原理，证明在革新方面市场打败了计划。也从来没有做过一种可控制的实验，让一个持疑惑态度的科学家自信地断言市场在这种动力的意义上优于计划。从科学的观点看，现实生活的实验是非常折衷的：过去30年最有动力的经济(日本和东亚老虎们)的运作是既靠市场又靠一大套计划。对比之下，虽然共产主义经济有计划而没有市场，但他们有政治专政，这是任何实验没计者都想改变的背景条件。　　

　　

    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经济效率概念。如聚没有其他可行的商品和资源的配置能使至少某些个人的福利更好而无人更糟，那么这种商品或资源的个人和企业的配置就是帕累托效率。每个个体的福利是按照体现在他的效用函数中他自己的福利观念来衡量的如果一种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那么在如下的意义上没有浪费；使一些人过得更好的唯一方式是让另一些人变得更糟。帕累托效率是经济配置的一种理想属性，尽管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还不是充分地把配置处理好，因为它不涉及对分配公正性的评估。在一种二人经济中，只要我不太厌腻，我得到所有的物品而你一点都得不到的配置是帕累托效率。

　　

    因此，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实际上，当代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市场在菲市场机构的范围内运作；这些非市场机构主要是企业、合同法、经济行为者和其他行为者之间的中介机构(诸如企业与其股东之问的中介机构)以及国家。

    大型资本主义公司是中央计划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内部交易不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这些公司通常由受雇的代表股东利益的经理经营。由于经营者本身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非常一致，他们的经营并不完善。

    合同法是对市场的一种基本补充：实际上，长期合同使签约各方在合同有效期间回到市场上来付出的代价太高。

    此外，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同形式的非市场机构已经逐渐形成一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具有一些实际生活经验能帮助我们评价可供选择的经济机制。例如，在德国和日本，公司所有者用以监督自己公司管理情况的机构与美国和英国的机构是极其不同的。　　

　　

    总之，市场不能孤立无援地实现其优良业绩，它是由无数个机构角色支持起米的，这些机构角色在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的演化。这本小册子的主要论点是，这些机构对资本主义设计的问题的解决，同时表明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如何可能在市场的背景下得到解决。　　

　　

    首先必然是不充分地概括一下哈耶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观点，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从长远看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人的才能，包括企业家才能的相对匮乏所决定的。财产权虽然与收入分配关系最密切，但从长远观点来讲应该把财产权看作是从才能衍生出来的。企业仅仅是企业家们据以使其才能变为资本的手段；反过来，正是企业的利润使其所有者能够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就是说，从长远观点看，有才能的人(或他们的后代)也是自然资源的占有者。此外，按照这种观点，任何干扰市场运作的企图一即干扰能使经济领域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的机制的企图一一将只能降低整个福利，因为这样必然会抑制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

    如果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平等主义者除了教育以及也许还有遗产税以外对不平等就几乎没什么办法了，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发尽可能多的人的才能。然而如我上面所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大而复杂的机构的产物，这些机构运作依赖于许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他们的“普通”是在如下意义上说的：他们的才能不属于那种在无限制竞争的环境中必须让其自由发挥的珍稀种类；这些经济行为者的才能可能要通过训练和教育来灌输。社会财富的再生可以说主要不是归功于健壮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按照被深刻理解的蓝图再生的。市场对于实行竞争和更经济地使用信息是必要的，但对于培养稀有天才的灵感就不那么必要了。　　

　　

    现代资本主义观念启发社会主义未来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于它对企业作为经济行为者之问关系(尤其是那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委托一代理的关系)的理解。把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说成是企业家据以把其才能转变为资本的工具是不对的。企业的利润分发给许多所有者，他们中的全部或大部分不直接控制影响企业利润的决策，基本上不对企业的成功或失败负责。换句话说，企业由其所有者雇用的代理人经营。这就使我们得到启发，雇用的代理人也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润分配得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匀散。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或被设计出来)使企业所有者能够控制管理的机制，能够移植到社会主义框架中去。　　

　　

    新古典的观点把市场看作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与这种"浅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充实"观点把市场看作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与提炼。 我认为，这两种市场观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与前者不同，适合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共处。尤其是，按照现代观点，收入分配有更多的可延展性；大门向从实质上减少不平等的可能性敞开着，无须等待庞大教育计划的结果，因为利润的再分配如果做得恰当，对经济效率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有害影响。这本小册子的具体任务，就是提出一些使这种利润收入的再分配能够实施的方法。我还希望向常常被例举的一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挑战：即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法，认为没有对企业私有财产的根本无约束的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对资本积累的权利，市场不能实现它的优良业绩。　　

　　

    以上段落确定了后面要讨论的内容，与此同时，向读者提供本书论点的梗概可能也是有用的。

第一章 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　　

    我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如下的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以及(3)社会地位。　　

    自我实现是个人才能以一种使生活有意义的方式的发展和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关于人类兴旺的概念。这一概念不同于诸如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生活计划实现的概念，因为生活计划可能体现在享受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或享用美味佳肴，或数草的叶片。然而这些行为并不能看作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一种需要奋斗的自我改造过程，而享用美味佳肴是不需要奋斗的。但是，人们确实从享受家庭的乐趣和美味佳肴中得到了幸福，所以我在社会主义的因素中，肯定了这些行为的价值。　　

    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自我实现和福利平等)是目标，这一点需要作点说明。如果把福利的平等而不是把福利的机会平等当作目标，那么社会就必须向那些选择非常浪费的、不现实的目标的人提供巨大数额的资源财富。假设我是一个很糟糕的运动员，但我认为除非我用双脚登上珠穆朗玛峰，否则我的生活就毫无价值。要使这种攀登成为可能，就需要大量金钱去雇用足够的搬运工和其他辅助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主张福利的机会平等，我就有责任选择那种合理的福利导向的目标。　　

    要确定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福利或自我实现的平等机会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我希望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的原则是清楚的，社会主义者或左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确定为使机会平等到底需要什么。保守主义者认为，如果在雇工中没有歧视，每个人都能通过公立学校制度或凭证得到教育，那么机会平等的标准就算达到了。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些保证只触及到一个更为巨大的任务的表皮。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无法获得特权的人给特殊的补偿或津贴。

   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讲，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由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不利条件的人给予补偿。如果有人认为，人从来不能行使自由意志，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超越个人控制的因素诱发的，那么福利机会的平等就降低为福利的平等。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意志的王国，因此在“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的任何清单上加上机会这一项是很重要的。　　

   

假设我们已经弄清了这个清单每一项的意思——我在这里不对(2)和(3)作任何说明。但是，上述陈述仍然是不精确的。例如，社会主义者真正需要的不是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而是自我实现机会在高水平上的平等。那么第(1)项就要重新表述为：社会主义者需要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达到的使每个人自我实现机会平等水平的水平上，使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或者换句话说，(1)项表明我们应该超过一切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提高自我实现的机会水平，把这种能够达到的水平作为全体人民的平等水平。迫切需要的(2)项要求我们选择那种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程度的社会组织，(3)也具有与此相似的陈述。　　

然而，要同时把这3个目标最大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那种把自我实现机会的平等水平最大化的社会组织很可能导致政治影响的非常不平等水平。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映认为，有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或在类似情况下，所有3个目标都能同时平等化。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确实根据的、乌托邦的想法。　　

第二种反应认为，必须承认在3个目标中权衡选择的可能性。这事实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例如，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如下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民主和平等何者为先？或者换个方式说，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比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平等更重要吗？社会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西方社会主义者比苏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我在这里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平等与最小最大化目标的结果之区别。(在经济学中，最小最大化配置是超过一切可行的配置使那些日子过得最糟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情况可以是这样，对全部个体产生平等福利的所有配置方式都使最不幸者较之他在一种最小最大化配置下的状况更糟糕。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例如，为了达到完全平等而必然实行高税率，由于高税率的有害刺激的影响面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类情况下，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会主张超出任何完全平等配置的最小最大化的配置)。　　

    至于自我实现与福利的机会，我主张选择这样的社会机构，它们对那些将获得最少机会的人给予最大化机会。然而有一点还不清楚：人们是应该主张促进政治影响的机会“最小最大化”还是最高水平上的平等政治影响目标。因为政治影响大概应该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用相对的术语来界定。社会地位在这方面与政治影响极其相似：如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谈论地位的水平还有意义吗？　　

    设想，我们能够用一个一组数字(a、b、c)来评价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这里a是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的平等程度，b是政治影响机会的平等程度，c是伴随那种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机会的平等程度。社会主义者不赞同的是那种超越一切可能结合的偏好次序：一个产生(2，l，3)水平的组织比一个产生(1，2，3)水平的组织好吗？　　

    我不想为某个特别的偏好顺序辩护，因为我认为，目前我们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随着通常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人的的确确断言不存在这样模式。在可行的模式面世之前，争论三项需要的偏好顺序之问的差异就是次要的。当然，在评价可能被提出来的各种模式的令人满意的程度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时选择一种“个人的”偏好顺序。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不能肯定一旦自我实现、福利和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已经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否需要作为迫切需要的东西附加上去。这就是说，有人也许想要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仅仅因为他认为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能促进前两项平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无阶级的社会是由于实现(1)和(2)以外的原因而令人向往的吗？或者说，一旦社会地位的平等得以实现，政治影响的平等是否就自然而然的了？我不知道，所以把这些问题留供大家自由讨论。

　

为什么只是提倡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呢？拥有后者是不可能的：例如，在一个社会中，犯罪分子的社会地位必然比其他人低。我主张社会主义者需要的社会应该在如下意义上把那些主动违犯法律的人列为罪犯，即他们在生活中拥有与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同样的真实机会。　　

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强烈地反对我在这里准确描绘的“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他们会说，他们所需要的是结束一个少数的资本家阶级靠工人创造的本来应该属于工人的剩余价值为生的制度——即结束剥削。他们会说，我所提出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纲领，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我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坚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谴责的基础上，这种道德谴责实际上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公正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谴责。因此，我认为这一部分的这种平等主义哲理化不是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替代，而是需要使其在伦理上具有说服力的一个组:　　

    (1)构成社会主义的大多数，　　

    (2)生产社会财富，　　

    (3)在社会中是被剥削者，以及　　

    (4)在社会中是贫困者。　　

    此外，工人阶级：　　

    (5)无论结局如何,在革命中什么也不会失去，以及　　

    (6)能够而且将改造社会。　　

    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况过去大体上是真实的。　　

    现在说工人阶级具有第(1)至第(4)的特征已经不再很接近现实了。那种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构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最贫困者(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中的妇女、年老体弱者、领取福利救济金者和失业者)显然也不再是生产性工人阶级的成员。第(5)条无疑也是不真实的一结局问题，已如共产主义的经历所表明一一而且即使革命的最后结果有利于工人，他们或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家们也不能忽视这种转变的代价。　　

一种可替代平等主义的伦理学说也可以用来奠定那种以剥削为由对资本主义的谴责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有正当权利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因此，剥夺了生产者所生产的部分产品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盗窃基础上的社会。柯亨认为，也许这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于工人阶级碰巧被赋予上述特征这个近似的事实，这种观点可以与平等主义和平共处一段时间。　　

但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从第(1)到第(4)特征的群体的不同，选择这种或那种伦理学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是只有那些生产财富的人才有正当权利得到财富呢，还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财富(只要他或她有权利得到自我实现和福利)？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工人是被剥削的，因为一个人用其劳动生产的财富按正当理由属于该人的这个命题——一个自我所有制命题——如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k)所阐发的那样，是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　　

    自由意志论者运用自我所有制的基本原理去推断再分配税收的不公正，因此那些把自我所有制作为攻击资本主义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自由意志论对福利国家的仇视。然而，平等主义者被当作一种伦理学基本原理，意味着既谴责资本主义剥削(因为它以不正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平等为基础)，又支持福利国家。　　

    我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应该采用那种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作用最好的伦理学理论，比如说，在今日世界上从为提倡社会主义变革辩护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作用最好的伦理理论。我的论点是，一种被使用过的伦理学理论，即那种建立在自我所有制基础上的伦理学理论，是错误的。现代平等主义理论家们已经肯定地认为，自我所有制的命题不是一个正当的伦理观点。人们不应该从出身的偶然运气中有区别地获得利益，因为出身的偶然运气是以一种任意的、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有价值的财富(才能、公民身份、父母)的。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伦理学论据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论据。　　

　 

第二章 公共所有制

    马克思确定了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在于剥削，而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关于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看作不公正的，或对于他来说，公正是否只是一些“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这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的。无论他的信念是什么，我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他的论点表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他还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无吸引力特征的原因：它的趋势是经受一系列危机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治疗药方是，废除双重罪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这种处方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解释为需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接着，国家所有制又几乎在全世界被当作公有制。
    一种财产的公有制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应该是，人民控制那种财产的处置权以及那种财产的产品。

    一旦人们试图评价一种特殊的民众决策机制是否事实上在这样的问题上使人民得到权力时，无数的问题就产生了。我根据惯例说，在具有充分公民自由的环境中的民主选择构成了民众决策。很明显，这种民主程序使财产的公有制度变成了一个相当淡漠的概念，因为公众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选择，改变他们对财产的控制。例如在东欧，目前正在讨论关于过去的国有制企业该怎么办的许多不同建议。有人主张通过分配股权持有证把企业的所有权分配给人民；有人要把资产卖给出价最高的私人投标者；有人赞成由工人自我管理；有人赞成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还有人想把工厂交给那些对企业、管理和原来的生产技术了解最多的人。这些解决方式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民主选择来决定。

    在民主选择方式中，公共所有制可以自动地转变成其他所有制形式，这就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被授予某个人或群体。
    或者考虑以下做法：政府在国家企业内把有价证券的股票分给每个21岁的年轻成年人，并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愿意时对他们那份股票进行交易；他们将收取他们的有价证券赋予他们的红利，但不允许他们把股票兑换成现金。死亡时，他们的有价证券回归公共财产。这种设计建构了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呢？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生产资料支配权通过把有价证券授予个人并在死后把证券收回的办法由公众控制。但是，公民活着期间有权力(至少集体有权力)以某种有人可能会觉得与资本主义太相似了以至于不能称之为公有制的方式影响企业，以便使利润最大化：当公民认为企业的利润前景不佳时，他们就通过出售股票对企业施加影响。这就可能迫使该企业削减工资，解雇工人，或采取某些与资本主义相同的行动。
    我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对公有制的崇拜：公有制已被看作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推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我在第一章列举的三种平等；他们应该虚心观察生产资料中什么类型的财产权会带来这三种平等。可能的财产权的无限分级把完全的、无控制的公司私人所有权(这几乎不存在)同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完全控制分开。不存在这种范围内国家控制结果对于造成三种平等是最理想的保证，也不能保证任何特殊的民主选择安排会带来这三种平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微弱的，而且我认为，从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去掉“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个要求，人们会做得更好。社会主义者应该要的是这样一些财产权，这些财产权能造成一个最能促进每个人机会平等的社会。在历史的现阶段，人们还不能真正地说，他们知道这些财产权应该是什么样子。
    公有制拜物教的另一个例子是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公众应该(假设通过某种代表式的民主)如何使用经济剩余(或者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何决定投资率和投资的部门分配)。我暂时同意这种结论，但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提供的传统的理由。传统的理由认为，由于工人们生产了剩余，因此他们应该决定这种剩余应该怎样使用。但是，我不像这种理由暗示的那样，认为民众控制投资或政治控制投资是一种权利。民众控制投资或政治控制投资是很重要的，但只是由于两个理由：在市场经济中，要求有效地配置投资的市场并不存在，以及，投资具有很多无法用市场很好管理的外部影响(更恰当地称为外在因素，它的一个消极例子是污染)。这种不存在的市场称为期货市场。反过来说，如果存在着一整套期货市场，如果外在因素与投资的联系很小，如果人们的偏好是在平等机会的条件下形成，那么我对由市场确定投资就没有多少异议了。市场确定投资就是公民确定投资，作为对价格和利率的个人反映的结果，经济社会中的公民决定了投资率。
    与投资相联系的某些外在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投资决定未来的消费，这种消费的一部分将由那些日前尚未出生的人享用，他们的偏好还未在今天的市场上表现出来。现在这一代人必须作为明天的消费者的代理人；很显然，这就造成了利益冲突，即使现在这一代人关心未来几代人。由于这种利益冲突，对投资率的政治辩论是件好事，因为它会显示那些对其作用感受最深的未来几代人的代理人的主张。

    第二，自然体现在新技术方面的投资要求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因而鼓励对工人进行更多的培训。培训以及一般的教育对那些接受它的人来说是投资的一种私有的、积极的外在因素；就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将带来一个更有教养的社会来说，培训或教育也是一种公共品。
   期货市场包括保险市场。能让公司购买保险以防止如下可能性的市场尚不存在：当一个巨大的投资项目，例如建一座新工厂，已经完成，这时对该公司的产品的需求可能由于普遍经济衰退的结果而急剧下降。像这样的使投资水平达到社会最优的市场应该存在。与投资有关的积极的外在因素的例子是在有关工人中间发展新技术。这些技术对于社会的价值将超过其对于原先投资者的价值。这就意味着由于这种原因该投资将出现在次优的水平上。
    因此，我认为投资过程的政治控制是重要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那些创造剩余品的人有权支配它，而是因为传统类型的市场失灵使它变得更为可取。即使这种剩余品不是由今天的工人们所创造，而是(让我们假设说)由某人拥有的机器所创造，由于刚才评述的理由，对它的配置也不应该单独由市场决定。
    值得特别一提的一个财产范畴是威廉.西蒙(Willian Simon)所称谓的社会一共和体财产(Social-Republical Property)。这是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但受到两种限制："财产拥有者要对由财产构成的群体或共同体承担一种潜在的主动参与的关系；不平等[被限制在]该群体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第1331页)。西蒙指出，在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财产权，这两个条件在法律上正式变成对转让权和积累权的限制。一个早先的例子是1869年的《宅基法案》，该法案把土地所有权授予那些服从下述条件的人：他们必须在授予他们的土地上定居、耕作并占用它。在社会共和主义者看来，对那些接近土地者的财产所有权的限制，用意是消除地主不在时产生的局部公害，即使这些公害增加了该财产的有用性也要限制。这就提出了我在下面第七章将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即一种财产关系形式必须特别着眼于它将会产生的各种公益或公害来评价。
    西蒙注意到了公民身份和投票权是不能转让和不能积累的权利的例子。人们能够辩论说，禁止转让上述两种权利的基本理由是公害的后果。如果投票权能够出售，穷人就可能把他们的投票权卖给富人，其结果是，社会与经济政策就会公然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所控制。这种格局的公害是多方面的，其中尤其是使穷人从其政府严重地分离出去。如果公民身份能够出售，那么一个国家就不大可能控制其公共的文化的性质：公共文化是一种公共物品，一般认为是由具有共同历史和经历的人民创造的。这样，当公害称为一个问题时，同样的原理应该引申到其他种类的财产就不出人意外了。
    工人管理的企业也许是社会一共和体财产的最著名的例子，但也有许多其他例子。租金控制是一个例子，这种控制典型地在有控制的租金上给承租人租赁的安全感。请注意，租赁的安全感给承租人改善他们的财产和共同体的刺激。(另一方面，如同经常看到的那样，租金控制可能降低财产所有者改善财产的刺激。)住房合作社是另一个例子。美国的《均等伙伴关系法案》使主要的合股人的权利不能转让，并且规定，在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况下，生意合股人应该平等地分配利润。
    总之，我认为公司和其他资源的财产权的选择完全是一个手段问题；建立这些权利的可能性应该由社会主义者根据这些权利产生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三种平等的可能性去评价。粗略地说，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如下：资本主义特征的私有财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宣布为公有财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又变为国有财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官僚政治僵化和阶级利益)，这种所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达70年。工人管理的企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是一种外围的所有制形式。种类繁多的财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变得随处可见：非营利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企业、独资企业、公有企业、社会一民主财产、劳动管理企业，以及社会一共和体财产的其他形式。最能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财产形式，可能只是淡淡地涉及生产资料的直接民众控制或国家控制。

 

第三章 长远目标与短期计划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因为它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几亿乃至几十亿人民的梦想，把社会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准则而不是贪婪的准则的基础之上。路德维格.范.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他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改革运动，是第一个不限于一部分人而是得到所有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世界的人民支持的意识形态潮流”。然而我却认为，我们在评价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果时如果低估它作为实现上述梦想的认真尝试所具有的影响，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每一个国家都组织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政党。我无法评价这些政党在政治上组织工人和工会方面，在30年代和4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全部影响。但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的出现和殖民主义的结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通过这种革命的发生)倒是完全可能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把长远目标和短期计划提到了世界议事日程上。长远目标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而短期计划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一条不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道路。今天，对于几十亿人民来说，再也见不到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或短期的社会主义计划了。右派说，这种目标和计划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不光彩地、确切无疑地失败了的短期没想——共产主义制度。在缺乏短期计划的情况下，梦想不同于资本主义承诺的长远目标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短视的、不科学的：已经失败的只是一种个别的实验，这种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然而，事情发展到左派屈从于上述短视观点的地步；发展和实施新计划就将更加困难了。　　

当前，西方对社会主义的短期目标应该是什么有很多争论，遗憾的是，东方在这方面就不如西方了。我相信，这个目标就是某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我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都必须利用市场，以便生产和分配人们为自我实现和福利所需要的物品。然而，市场经济与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否是一致的还很不清楚。作为一个短期目标，市场社会主义可采取下述各种经济布局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在这些经济布局形式中，包括劳动力的大部分物品通过价格体系进行分配，而由工人管理的或不是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的利润则在社会人口中进行非常平等的分配。我在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我认为首先介绍一下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简要历史是很有用处的。　　

一些人也许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应该满足于左翼一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赞同的那种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与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有许多区别。柯亨论证说，罗尔斯允许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者所不允许的激励报偿。但是正如B．巴里1973年所写的那样，“因此在我看来，《正义论》的重大意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宣言，这一宣言把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中的私有财产变成一种偶然的事而不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组成部分，因而使自由主义失去了它的决定性的特征，并且引进了一条分配原则，这一原则经过适当的解释和某种事实的假设，具有平等主义的含义。如果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或平等，那么这种自由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第四章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简史　　

　 　

截至1940年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人们几乎很难读到比如下两位经济学家更好的著作：弗里德里奇.哈耶克的《问题的性质和历史》、《社会主义的测算》和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940年，哈耶克认为这场辩论的特征是，随着兰格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表，辩论已进入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标志是：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价格运用于经济测算；用某种“自然单位”的测算，例如用能源数量或劳动产品所包含的“自然单位”的测算，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阶段以如下观点为特征：通过求解一系列复杂的联立方程式，测算如下价格是可能的：按照这种价格，社会主义经济中一般均衡将会达到。因此，社会主义只需要等待大功率计算机的发明就可以了。　　

第三阶段的标志是：兰格等人认识到，要找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均衡，实际的市场确确实实是需要的，这是因为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拥有足以进行测算所必要的信息，因为需要的信息――例如关于每个消费者将愿意对每样商品付出多少钱的信息——太多太多而无法搜集。　　

简单地说，兰格的建议如下：　　

消费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　　

工资由市场决定并由存在的工资交涉机关增加，　　

投资率或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　　

工业品的价格由一种“试错法”程序决定，或由中央计划机关的“摸索”估计决定。在中央计划机关宣布其产品的候选工业价格之后，企业经理将遵令运用下述两个规则计算他们企业的产出：选择那种按上述价格计算使单位成本最小化的生产技术；根据使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选择产出水平。一定的生产水平生产的边际成本是这样一种即时比率：按照这种比率，成本随生产从上述已知水平上的增加而增加。经济效率要求产出的价格等于它的边际成本。　　

如果所有技术的特征是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换句话说，如果用一个系数增加生产过程的投入仅仅用同样或者甚至更小的系数就增加产出)，企业应该“按现行价格选择最大化利润的产出”。 　　

如果以一个给定的系数扩大所有的投入将扩大产出不超过这个系数，那么这个生产过程就具有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特征。　　

当以一个给定的系数扩大所有投入能增加产出大于这个系数时，就具有规模收益递增。　　

经理们向中央计划机关报告他们按照这种价格的投入需求和产出供给。接着，中央计划机关再提出一个新的候选价格向量，在这新的候选价格向量中，商品在过度需求时价格被提高，在供给过剩时价格被降低。此外，中央计划机关将确定资本的利率以便在均衡状态下达到积累率的目标。　　

在对这种模式的仿效假设中，对这种方案有两个明显的问题要问：　　

是否存在“试错法”程序中的估算能够“收敛”并产生均衡价格向量的任何保证？如果能够的话，有多快？这种模式的均衡确实支持的积累率范围是什么？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和利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研究了第一个问题，尽管后来在雨果.索南沙因(Hugo Sonnenschein)和热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著作中，对“试错法”的现代怀疑主义接受了其坚实基础。　　

“试错法”会收敛似乎很明显：如果需求超过供给时价格上升，供给超过需求时价格下跌。那么在供给等于需求时价格为什么不能稳定呢？　　

如果仅有一个市场这是讲得通的。但对于成千上万个市场来说，由于对每一商品的需求依赖于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对每个市场的价格的调整就影响其他市场的不平衡状况，因此很明显，不存在所有价格能同时稳定所有市场的保证。　　

实际上，德布鲁和索南沙因的工作表明，在一种具有很多市场的经济中，“试错法”程序会收敛的情况是极不可能的。经济理论对于价格如何能收敛以期对所有市场提供同时的均衡依然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　　

只是到了最近，奥图诺(I．0rtuno)、罗默和西尔维斯特(J．Silvester)才研究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下面第十二章的主题。　　

该模式引发的第三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全面研究：如果一些企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那么什么时候才存在“边际成本价格均衡”？这种边际成本价格均衡的效率特征是什么？　　

但是，50年前这些“模式内”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对兰格模式的尖锐攻击认为，这种模式的假设遗漏了一种复杂经济的几个基本方面。　　

哈耶克《社会主义的测算》攻击的主要是兰格的“试错法”程序，其理由是：　　

第一“试错法”不会收敛，因为在该过程的每一步骤上世界都将发生变化，因而该目标将永远是变动的，经理们在每一步骤都在变革，例如改变他们从一系列可行的技术中选择的技术；　　

第二，商品是极其复杂的东西，因此中央计划机关甚至无法列出通过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所需要的众多价格；　　

第三，即使提供了这样一个清单，这套程序也使即使是忠诚且有才能的企业经理们无法找到最低成本的生产方法。　　

哈耶克认为，兰格从未为他在建议中否定工业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与工资的市场决定提供正当理由。实际上，兰格提供了他的理由，但这种理由似乎软弱无力，即使不是错误的话。他说，工业品价格的不均衡使经济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工业品价格决定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中央计划机关能比市场更快找到这种均衡。　　

我对此迷惑不解。看来也许兰格担心，如果他在自己提出的模式中允许市场决定所有价格(除了利率之外)，他就放弃太多，因而在社会主义者中失去信任。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兰格的建议已经对那些反对普遍计划的人作了很大让步；也许兰格认为走得太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但是，如果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价格如同哈耶克所暗示的那样是兰格建议中的可以牺牲的部分，那么，哈耶克对兰格的基本责难是什么？这就是说，假设一旦中央计划机关确定了(例如)利率以便获得理想的积累率，兰格已经允许市场决定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那么，哈耶克对兰格建议的批评是什么呢？　　

从他194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测算》这篇论文来看，似乎有几种可能。　　

首先可能是再次强调私有信息的分散，这种分散会使中央计划机关确定任何参数(诸如利润率)以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不可能。　　

其次是，计划者会要求企业经理们做(除了利润最大化以外的)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们就不对企业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因此，中央计划机关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将使经理脱离干系，实际上把对结果应负的所有责任都推在计划者身上。这种充满智慧的观点预示着大约30年后由亚诺什.科尔内所发展的软预算约束的政治社会学。　　

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的预算约束是如下事实的一种表达：它在生产或消费中的选择受制于其预算。如果一种预算能通过与控制资源当局的协商而改变，这种预算约束就是“软弱的”。　　

第三种批评是——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攻击迪金森比攻击兰格更为具体——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权威不得不用许多方式干预竞争的自然过程；它强制推行它的“家长式作风的”观点：不仅关于目前消费与将来消费之间的选择的观点，而且关于例如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相对规模的观点。因此，自由逐渐被剥夺，“社会主义必然变成极权主义”。我在第八、九章所描述的市场社会主义观念中，至少前两种批评是认真对待的。　　

为了继续哈耶克列举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说，这一思想发展的第四阶段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时期相联系。引人注目的这样的国家有：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引进“新经济机制”后的匈牙利；开始于1978年的农业非集体化以及随后一系列改革的中国；1981—1989年的波兰；以及开始于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这些实验在如下意义上当然是不完善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价格像(修改后的)“兰格模式” 所要求的那样自由，没有一个国家允许竞争决定国有企业的命运，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内企业被迫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　　

这个时期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是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它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哈耶克关于中央计划者干预市场而又不能承担企业损失的责任的观点，并且解释了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准确形式：被用作保护那些没有根基的企业的无数贷款、“软”价格和“软”税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那些企业必已破产。　　

科尔内的中心论点是：企业经理们深知这些挽救措施总是采取的，因而不认真听从中央的指令；中央对企业的财政控制从而成为不可能，因为经理们并不以参数的形式对待任何价格、税收或其他宣布的措施。此外，对企业经理的挑选、提升和解雇更多的是依据他们对党上司的政治忠诚，而不是企业的经济成果。　　

对第四代辩论作出重大贡献的其他人物是布鲁斯(W．Brus)和诺伍(Ales Nove)。但也许对这个时期的辩论作出主要贡献的是那些没有明确涉及市场社会主义的作者，这就是激励相容观念的经济理论家的系统表述和研究。激励相容理论把软预算约束问题作为极其一般的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来研究：计划者在向企业经理发布指令时必须设计种种激励，这样，遵循这些规则就会对经理们最有利。这不是说经理们的唯一兴趣在于个人的经济报酬，而是说，当做Y比做X更能提高经删的职业前景，提高企业的成功或实现其他目标时，经理们就不会被期待去做X。　　

市场社会主义辩论的第五阶段是目前这个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不仅仅取消了兰格所坚持的工业价格由计划者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主张，而且还废除了企业(在唯一国家控制意义上)的公有制。在这些建议中(其中一些我将在下面第六章简单介绍)，公司被设想为在或者代表工人或者代表拥有企业股票或负责企业财政的各种机构(银行、互助基金会、养老基金会等)的董事会领导下不受国家控制而独立经营的实体。科尔内和哈耶克的下述观点已被接受，即，只要政府不能可信地答应不干预竞争过程，经理们就不会成为利润的最大化者，经济的无效率就会产生。创造政府不干预企业管理可信承诺的最好办法是：撤销国家干预企业管理的权力，并建立一些有约束力的、保证竞争(尤其是国际竞争)的机构。　　

但是，如果通常意义上的公有制现在已经从前提条件被放弃，那么，第五代模式以什么为根据值得称为社会主义模式呢？基本点是，在第五代模式中，企业也不是作为私有财产被占有。　　

非国有化并不意味着私有化：这种论点认为，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财产权也能够引导企业经理追求最大化利润——至少使他们像在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中所做的那样有效——但又同样防止了以资本主义特有的极其不平等的方式在国民中分配利润。　　

这些建议把其主张归因于社会主义，接着又归因于他们希望实施的利润的相对平等的分配以及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中私有财产大规模积聚的权利的废除。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比当今大多数(但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多的计划，尤其是在投资方面。从社会主义者的初步愿望一览表来看，这些建议主要考虑的是实施一种更平等的收入分配，防止一个其成员从企业利润中获取巨大收入的小阶层的扩大。　　

第五代模式的倡导者希望以此促进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尽管从长远观点看，我认为这些平等与收入分配方面更多的平等将要求大规模地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这一点在下面第十三章将有更多论述)。　　

在我仰仗哈耶克的帮助勾勒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时，似乎社会主义者已作出所有让步——第五阶段将是最后一个阶段，接着来的便是大约10年、30年或50年以后的普通承认——只有传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制度才能产生动力效率、平等和自由的令人满意的结合。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也向社会主义作了重大让步。　　

第一，尽管只有过去10年的经历，但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有成分的份额一直急剧增长，这反映了以下现实：自由放任的私有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至少在民主条件下是如此(不仅考虑公共投资份额的增加，而且考虑福利国家的增加)。　　

第二，几乎所行人都认同的北欧社会民主政体的社会与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从实质上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转向平等而不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减少利润最大化激励的可能性。用稍有不同的话说就是，在可接受的较低效率的范围内，让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做法为哈耶克的和奥地利学派的“自然主义的”观点所不容。　　

第三，东亚战后时期的发展“奇迹”，显示了政府广泛干预经济而不减轻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竞争约束的可能性。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政府确实成功地使其承诺可信。例如，如果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了，它们(即使是国有企业，例如韩国的国有企业)不会得到政府的救助。　　

第四——这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让步，而是非私有制可行性的论点――发达的法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企业管理中复杂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能够解决；代理问题也许不比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中企业面临的问题简单。　　

此外，资本主义理论已经对经济理论领域的社会主义批判让步，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均衡状态下存在失业；由于缺少的市场、协调失灵和其他外在因素，市场均衡可能是次优的；尤其是，市场决定的投资率可能是次优的。　　

第五章 中央计划为什么失败　　

　 　

苏联型经济的失败归因于其三个特征的结合：　　

(1)大部分产品由行政机关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没有互相竞争的压力，　　

(2)政治部门直接控制企业，以及　　

(3)无竞争、非民主的政治。　　

然而，确定这些特征为其原因，尚未解释清其失败，因为我们必须揭示这些特征限制经济发展的机制。在前一章中，我曾提到委托一代理问题是苏联型经济的严重问题。当一个行为者(委托人)必须聘用另一人(代理人)去实施一项工作时，委托一代理的问题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代理人具有与委托人不同的利益，而如果委托人不能顺利地监控或监督代理人，代理人就不会原原本本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去做。经济生活中此类问题俯拾皆是，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理论付出巨大努力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我认为，对苏联型经济崩溃的真正解释要稍微更加复杂。我刚才列举的那三个特征导致阻碍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而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已经成功地解决。共产主义社会遇到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有3种主要的关系类型：　　

1）管理者与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类型，　　

2）政府计划者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关系类型，　　

3）以及公众与计划者之间的关系类型。　　

目标：　　

1）管理者必须努力让工人执行其生产计划，　　

2）计划者则必须努力让管理者执行计划机关的计划，　　

而在社会主义政体中，计划者被认为是在尽其所能为他们的集体委托人即公众效力的代理人。　　

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后来是中国的毛主义者的乌托邦观点是，经济刺激对于解决委托一代理问题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依靠的是转变人的价值观念：理想主义者想象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无私的个人为了大家利益工作，这种社会模式就是过去常常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　　

用毛泽东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人人都应该学会“为人民服务”，反对拼命追求个人安逸与舒适的行为。如果这种转变曾经发生过，代理问题早应该已经得到极大的缓和。　　

但是，大多数人不能一辈子以只为公共的利益服务激励自己：人们对其直接环境的反应非常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做的那样，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努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上。　　

说得更具体点，经理一工人的代理问题由于2个原因而恶化：　　

1）如果实际上不能解雇工人，工人就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而且由于能够买到的物品很少．挣更多钱的刺激也就很少，包括住房的大多数消费品都由企业直接提供而不是通过市场。　　

2）计划者-经理关系变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计划者或政客们依赖他们范围内的企业获得收入，因此，企业经理与政客们开始了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而不是贯彻执行由计划机关提出的计划。这种情况导致的这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是“软预算约束”：政治当局给企业增加贷款和减免税收，而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是不应该给予这种增加和减免的。这种格局被允许继续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在一一种官方不承认存在失业的制度中，没有重新训练和雇用被解雇的工人的任何机构，而且还因为，对完成计划的生产定额的评估常常是离开这样做所投入的成本进行的。　　

政府和计划官僚们最少阻力的途径常常是继续为本该允许破产的企业提供资金。　　

第一个代理问题，即计划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被认为在理论上(通过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已经解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关于作为人民代理人的党的理论。但毛在这一点上是不对的：要使公众有权力就需要政治竞争，然而全世界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过去都彻底地把竞争压制下去。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类似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经理一工人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是靠胡萝卜加大棒解决的。有理由可以证明，诱骗的作用更佳，例如，企业内部的职业阶梯被建构起来给员工一种在企业内部建功立业的激励，因为一个人在这个阶梯上每上升一步，其工资也随之增加。这种设计可以从一种“效率工资”理论（斯蒂格利茨拿诺贝尔奖的模型，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在表面上是一样的，但解释不同。——yuweiyuwei）得到解释，按照这种理论，企业支付给工人工资比他愿意接受的还多——或者，有点不确切地说，比市场要求的还多——以便把工人捆绑在其职业上。许多现代产业关系都与解决经理-工人代理问题的方式有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者-经理代理问题的类似物是股东-经理代理问题。经理被认为执行的是最有利于股东的政策，也就是说，经理被认为在追求企业的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以下做法常常不是为了经理个人的最大利益：因为涉及解雇一批员工的压力，他可能不想取消企业的一个没有利润的部门；他可能不愿意把利润作为红利分给股东，而愿意用这些利润投资企业内部的一些项目，因而避免了银行在通过一笔贷款之前所要坚持的详细检查；或者，他可能购买公务旅行所用的法人喷气式飞机，以及进行其他奢侈消费，而这些都不是为股东的利益着想。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已采取大不相同的策略解决这个代理问题。许多金融经济学家相信，股票市场和接管程序能迫使经理为股东的利益经营企业。如果由于管理不善而使利润下降，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下跌，该企业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接管目标。人们认为，接管的威胁是引导经理为了股东利益而经营的主要约束手段。　　

然而，日本似乎有一种极不相同的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在日本的法人金融中，股票市场一直相对地不重要。企业主要靠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股东在法人决策中发言权很少。日本企业被组织成称作Keiretsu的集团，每个集团与一家主要银行相联系，这家主要银行负责为在自己集团中的企业组织贷款协议。银行主要负责监督企业的管理；它甚至保护其企业不被接管。银行对处境困难的企业很有兴趣，这样，它的集团对新企业的加入便具有吸引力；因为如果它监管没有利润的企业，它便能更容易地为其集团成员安排贷款协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众-计划者代理问题的类似物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公众-股东代理问题，除非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既没有财产关系也没有文化需要股东作为公众的代理人。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理论引用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股东，即企业所有者，为其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与(无意地)结果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的行动是一样的――好像股东是被“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促进公共利益似的。但是，看不见的手只有在一系列严密的条件下才能很好地起作用。在实践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了干预看不见的手不能干预的事务的其他种种制度：反垄断法、各种各样的法规、税收和公共经费，等等。　　

这样，那种委托-代理问题打败共产主义国家的论点就企图证明，市场与政治民主制度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的3个委托-代理问题解决得比专制和行政配置对苏联型经济的3个问题解决得要好。　　

我现在对这种论点的有效性的怀疑是，在战后时期的1950~1970年，苏联型经济运转非常出色。实际上，西方这个时期对苏联型经济的攻击与他们80年代后期的攻击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早期，西方的共产主义批评者批评说，尽管共产主义的经济是成功的，但它对人的福利很糟，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　　

在这个期间，G7的经济增长记录与OECD18国的经济增长大体相当。1950~1967年期间，经互会国家每个工人的年均生产增长率为4.1％，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每个工人的年均增长率是4.O％①。如果有人比较具有大体相同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他得到的是有点不同的情况。在东德和西德，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3.1％和4.1％，在匈牙利，劳动生产率增长为3.8％，奥地利为4.8％。这些数字确实表明，在文化和发展水平标准化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增长可能稍高些——尽管不是明显地高。　　

此外，在仅仅用较高的投资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东方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成本也许比西方国家所需成本更高。1950年至1966年期间，经互会国家固定总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是24.7％，不是显著地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1.1％的平均投资率。但是，如果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分开，并且只把其低发展水平国家(土耳其、希腊、葡萄牙、日本、爱尔兰、意大利和奥地利)与经互会国家作比较，就可以看到稍有不同的情景。这个时期经互会国家的投资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工人增长率之比是6.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低发展国家的比率是4.2％。由此看来，似乎在相似的发展水平上，就增长付出的代价来讲，经互会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要高。　　

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还是很可观的。实际上，发表于1971年我们从中得到上述数据的伯格森的文章的修辞语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低于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这表明了作者对这个时期的感性认识。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也许还在别的经互会国家，为军事目的的巨额投资费用支撑着非军事部门经济的增长。我想，计算这种增长的成本是令人感兴趣的。　　

在战后大约20年的时期里以及苏联在30年代期间，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这确实是真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乞灵于委托-代理问题作为这种经济在80年代失败的解释。至少，委托-代理的论点没有经过细致的分析，因为这种经济在1960年至1985年之间变化的一些特征肯定产生了作用。据我推测，这期间的变化是经济福利增长对技术变革的依赖。战后不久，在没有技术革新的情况下经济福利就迅速增长，因为这种经济大部分在二战中遭到破坏，对它的重建即使没有技术革新也使经济福利大大增长(所谓粗放增长)。到了80年代，也许比80年代更早些，经济福利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经济革新的能力，即采用生产改进的商品的新技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苏联型经济令人沮丧地失灵了。我认为，把这种失败说成是由委托-代理问题造成的失败是一种误导――除了对如下意思的重复之外：民众的代理人、计划者和管理者们没有很好地为民众服务，因为他们未能成功地推动技术的变革。　　

把上述问题用稍为不同的方式表述就是：认为充分的技术变化没有发生是因为某代理人没有执行某委托人的指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人给过这种指令。　　

正确的说法是，没有市场提供的竞争——国内的和国际的——企业就没有进行革新的压力，而没有竞争的动力，革新就不会发生，至少达不到市场经济引发的那种速度。也许即使这种观点也太多地强调激励问题。　　

在苏联的经济中搞技术创新可能是极其困难的，(例如)，因为新技术领域的商品信息很难获得，因为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已被征集到国防部门，以及因为这种制度轻视资本主义企业迎合消费者的意愿。这种观点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经济制度对人民服务得很差，即使时有所闻管理者和工人工作得很卖劲，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观点与委托一代理的解释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倾向于强调：管理者和工人们工作不积极，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工作的刺激。　　

对于60年代后期以后这个时期苏联型经济失败的原因还有其他解释。穆雷尔(Peter Murrell)和奥尔森认为，当政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例如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命令的执行比竞争的政治领导人集团和工业院外活动集团出现时更为忠诚。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寻租行为增加了。　　

寻租，就是力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改变资源或产品的分配。一般来说，这种行为是代价很高的，并且与创造更多资源或产品的生产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资源消耗在某人获取某些产品的改变中而不是消耗在生产更多这种产品中，经济学家们常常把寻租看作社会浪费。但是，寻租并不必然是浪费；如果我们断定所讨论的产品再分配是一种社会进步，或者如果这种寻租过程引起一种不同的生产性结果，我们就不认为它是一种浪费。例如，如果股票市场如同凯恩斯曾经描写的那样实质上是一种赌博，那么进行股票投机交易的行为就被列为有害的寻租；反过来，如果股票市场是把投资基金配置到它们最优的社会用途上的机制，那么，尽管股票市场交易在所定义的意义上依然构成寻租，它也不被断定为对社会是一种纯粹的浪费。　　

梅杰(Ivan Maior)认为，苏联型经济受害于“枯竭”时期，而过去的20年是最严重的“枯竭”时期。但是，他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不能清楚地区分出枯竭的特征和枯竭的原因。其他论者注意到苏联经济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布莱克本(R．Blackburn)提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仅仅提及约300种特殊产品，而1960年的计划则涉及200OOO家企业生产的15000种产品。安德维格(Jens Andvig)提出一种官僚主义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既可以有高速运作的均衡，也可以有低速运作的均衡。他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均衡是高速运作的均衡，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均衡则是低速运作的均衡。　　

这样，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成了是否能设计出一种经济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技术革新将会产生，但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收入分配不会发展。更具体地说，没有生产资料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能够引起导致革新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吗？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这一点上，革新除了被竞争引发以外，我们还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中一种普遍的、多部门的现象。　　

我在这里把革新解释为一种“普遍的、多部门的现象”，是因为国防和航天工业的例子。在苏联和美国的国防和航天工业中，革新一直是惊人的，而且几乎完全是由国家的指令而不是由竞争产生的。此外，这些工业的革新还大量流向其他经济部门。由于这个例子的重要性，人们有理由怀疑，市场竞争是否必然作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产生技术革新。如我所说，我将在这里保守地假设必然是这样。　　

第六章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这里选择反映当前思考一种社会主义未来可能性的模式，我将限制在具有2个特征的建议上。　　

1）这些模式必须允许对市场的广泛运用，因为我认为，由于前一章结尾所讨论的理由，任何其他短期的建议都只能是乌托邦。我们知道除了市场竞争以外，没有别的机制能在整个经济的基础上引发革新。　　

2）这些建议把人当作今天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当作已被平等的经济政策或文化革命“改造”过的人。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相信，至少在短期内，人还是现在那样的人：能被改变的――在这方面是缓慢的——是制度，而人是通过制度相互作用的。　　

我将讨论3种类型的建议：　　

1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建议，　　

2保留传统的管理形式但考虑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建议　　

3 以及不把改变财产权想象为新制度重要特征的建议。　　

除了我选作讨论的7种建议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议。　　

主要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组成经济体的可行性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坚持工人不应该为其企业自筹资金有两个理由：　　

1 这将把工人的劳动和资金资产都置于同一风险中，这在冒险的世界里是一种很糟的分散经营策略；　　

2 它会把工人管理的企业归为每个工人很少资本要求的经济部分。想想要求十几个工人开一艘超级油船的例子吧。即使这些工人能借钱购买超级油船，作为抵押品使用，这种经营的风险也很可能使他们破产。每月支付贷款的利息是那么多，而且由于国际油价下跌，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就会被取消抵押船的赎回权。因此，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由别人而不是工人为企业提供资金是很必要的。　　

雅克．德雷泽、马克.弗勒贝和托马斯.韦斯科夫(T.Weisskopf)的建议都以借助外部资金来对付这个问题。弗勒贝的工人管理的企业由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而且银行本身也是工人管理企业。公民能在银行储蓄，但不能直接在企业购买股票。因此，银行就与企业的工人一起监督企业。在韦斯科夫的建议中，工人管理的企业由股票市场筹集股份提供资金。公民能够购买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合股投资公司能购买企业的股票。但是，投资公司不会因其股份而有投票权。因此，企业名义上只由其工人控制。我说是名义上的，因为很明显，投资公司可以用抛售其股票的威胁影响企业的投资政策。德雷泽特别提到，企业的工人应该与资金提供者签订合约，以便共同监督一些决策，但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制度建议。　　

这些建议还修正了工人管理企业传统概念的一些其他方面。传统上，工人领到的工资是企业纯收益的份额。过去常常认为，如果工人管理的企业按照使每个工人纯收入最大化的目的经营，帕累托无效率会在均衡状态产生。德雷泽的研究表明，当存在必须向其偿还债务的资本提供者时，这种方案不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率。但类似这样的方案确实表明，工人的工资将伴随企业的命运而变动。大多数工人应该从这样的变动中得到一定的保护。德雷泽提出了这种保护的方法。工资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的部分直接发给工人；随企业命运变动的部分应投资到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中去。这样，工人的补助金就由仅承担该经济的总风险的基金会提供，这样做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管理的企业可能没有使每个工人的收入最大化。例如，它们可能在工人最少收入的条件下使雇用的工人数量最大化——至少，这在困难时期可能是目的。如果所有的工人管理的企业在工人收入最低的条件下使就业最大化，均衡的效率特征如何尚有待研究。　　

第二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保留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种企业由董事会挑选的经理经营。这种类型以巴德汉和我本人的建议为代表。称这类建议为社会主义的建议的理由是，个人不允许在“公共”部门的企业投资，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利润分配产生了平等化的影响。巴德汉的建议和我的建议都允许小型私有企业存在。在巴德汉的建议中，所有的公共企业仿照日本的Keiretsu被划分为集团。每个集团中的企业与一家主要银行相联系。银行负责为其集团内的企业筹集资金，并负责监督它们的经营。一个集团内的各个企业相互拥有股份，一个企业把从其他企业得到的红利分给它的工人们。巴德汉的目的是设计一种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机制，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东欧和苏联的经济。他坚持认为，他的体系会产生正当的刺激：集团内的其他企业和主要银行会设法使任何指定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战略(详见第九章)。巴德汉法人结构的意图是回答某些人的观点：这些人认为，如同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的那样，只有高度集中的所有制企业才能被成功地监督，因为只有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要蒙受亿万损失的股东才会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挥动鞭子的刺激。　　

在我的建议中，企业也是由公共银行的贷款提供资金，银行也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是，企业的利润分配给个人股东。最初，政府给所有成年公民分配固定数量的息票或凭单(这种东西不是称作正规货币而是称作息票)，公民用它们去购买企业股票。拥有一个企业股份的公民有资格分享该企业的利润。更现实一些的是，公民可能会把他们的息票购买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合股投资公司再去购买企业的股票。公民不能用货币购买股票或息票。但是，公民能够按息票的价格，以一个企业的股票交易其他企业的股票。因此，息票股票市场的价格将如同正规股票市场的价格那样起浮不定。（左大培老师《混乱的经济学》一书有类似的建议，我估计是参考了罗默的意见。——yuweiyuwei）　　

由于货币不能在息票股票市场上使用，一个很小的富有市民阶层就不会最终拥有大部分股份。而且，由于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在一个很小的阶层手中的情况因而得以避免，我认为，这种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将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大不相同，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以平等分配企业股份开始也如此。此外，息票股票市场应该像资本主义股票市场那样，对企业管理提出同样的约束原则。当银行发现一个企业的息票股票价格下跌时，这是投资者认为该企业经营不善的信号，银行就要插手，密切监控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每个人在死亡时都要把自己的全部息票交回公共财政，息票的分配将在新一代成年人中继续进行。因此，息票体系是让人民在其有生之年分享该经济总利润的机制，同时也利用股票市场具有的优点作为承担风险和监督企业的手段。　　

只要劳动市场存在，人们受教育和才能不同，就存在工资差别。巴德汉和罗默的建议集中在国民收入的其他部分，即利润分配的平等化。一些工人管理企业的倡导者认为，按照西班牙蒙德拉贡的经验(该地区已经非常广泛地采用工人控制企业的作法)，工资差别应该限制在3—4.5：l。　　

我认为，这种经理经营企业的建议的主要弱点是，企业不能民主地经营。尽管收入会更平等地分配，但工人与其企业的关系可能改变不大。(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关系有很多可能的变化，日本和美国就是这样。)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它可能具有与现实资本主义最小的区别，因而它或许最有可能经营得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率。　　

工人管理企业建议的主要力量是，这些建议改变了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它的弱点是，在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该经济体能否仍然保持旺盛的技术优势，这一点还不太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让企业进入资金市场(如我已谈论的3种工人管理企业建议所提倡的那样)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工人控制企业互相协调。　　

以布洛克(Fred Block)、J．柯亨(Joshua Cohen)和罗杰斯(Joel Rogers)为代表的第三类建议，没有设想从法律上改变企业的财产权。布洛克把他的建议称为“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他的建议要求急剧增加资金市场的竞争和改变企业与银行的管理结构。他把美国很小的财富占有者阶层的大部分经济权力追溯到大银行的非竞争实践——更确切地说，追溯到资本的战略进攻。他要通过立法限制资本大量地和突然地跨国界流动。他还想通过创建一系列准公共银行(既有商业银行也有投资银行)以提高金融部门的竞争。最后，他要通过立法改变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例如在董事会的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持有人，30％为其他人员，后者也许代表消费者或当地公民。(回想一下第二章中西蒙的社会－共和体财产。)但是，对私人投资或股票市场没有限制。　　

布洛克相信，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将打破富人对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通过不断进步的税收政策使收入和财富的逐步平等化成为可能。他的建议胜于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主要地方是，他相信他在金融－法人关系上的改造会改善企业的效率和监督；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改善是否可能，因为市场社会主义同传统资本主义所有制要进行更为激进的决裂。该建议的主要弱点是，至少从表面上看，在打破富人对经济的权力方面，它比市场社会主义建议做得要少。　　

J．柯亭和罗杰斯提倡一种“联合的民主”的体制。他们注意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公共组织和团体；传统上，左派注意的只有一种团体――工会。柯亨和罗杰斯提议从政治上使所有这些团体都有权力。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企业的财产权可能没有变，但实际上诸如积极的环保组织、消费者组织以及工会的权利将迫使企业改变其行为。隐含在柯亨一罗杰斯的发达资本主义脱后面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协商模式，而不是竞争模式：例如，企业的行为和工资结构更多地由协商而不是由市场决定，而且柯亨和罗杰斯还提议改变争议者相对的讨价还价的力量。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建议中，“宗派主义”是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社会将分裂为各种群体，各自只考虑各自狭隘的利益。但这可能是所有民主政体的一个普遍问题。　　

有人可能会对这种建议提出指责，认为它是不能实现的：谁使这多如牛毛的团体具有权力呢(很明显，还必须从下面使这些团体有权力)？当然，这种指责也可以指向其他建议：在由此达彼的转变过程方面，其他建议没有一个是具体的，因此，专门对柯亨和罗杰斯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公乎的。但是，如果有人对正在努力筹划如何对待以前国有企业的东欧国家提出建议，那么，头六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柯亨一罗杰斯建议则不可能。然而，如下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更民主的经济过渡的建议，柯亨一罗杰斯的建议是最直接有用的；毕竟，这个建议确实进一步明确表现了近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政治民主一直是改革得以发生的主要导火线之一。　　

让我重申一遍。所有这7个建议都假设，人们在其经济活动中，将像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继续行动。提出的制度都是精心设计的，以便在我们所理解的人类行为的条件下，新的经济的结果(尤其是收入与权力的分配)与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的情况不一样。此外，在运用许多资本主义创造的微观经济手段的意义上，所有的建议都是折衷主义的：不仅运用了资金市场，而且运用了监督企业的方法，以及从更一般意义上讲，提供了激励因素。我把这种发展看作左派的进一步成熟。有人则把它看作抛弃了左派大部分心爱原则的失败主义的修正主义。　　

在这个长音阶中，社会民主的重音落在哪里呢？我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能够设计出一些制度，造成存在于北欧社会民主政体中的那种收入平等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他们就应该在短期内把他们看作是胜利者。我对于把社会民主作为短期的一种策略没有原则性的异议。但是我认为，对于社会民主的成功，一些微特别的条件是必要的，即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工人运动和相对同质的工人力量。在瑞典，只要全国工会组织即瑞典总工会能够教育成员工会遵守全国谈判的工资协议这一纪律，社会民主就起作用。没有这种纪律，资本家就没有与总工会谈判的刺激。当白领工人大量加入工会时，瑞典总工会维持这种纪律的能力就开始消失。因此，也许会令人惊讶，当70年代至80年代工会在瑞典增加密集度时，瑞典总工会的力量变小，导致在全国谈判中失败。正如芒尼(K.Moene)和沃勒斯坦(M．Wallerstein)所写的那样，当工会变成如同社会本身那样多种多样时，这时就很难在全国性的谈判中保持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是社会民主契约的关键。因此我认为，社会民主模式在世界上的适用性可能是有限的。　　

第七章 公害与利润分配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如我在第六章中详细阐述的某些提议一样，企业控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手中，这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利润分配本质上会是均等的，但利润只占国民收入的10％-3％。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小，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法人企业利润形式出现的某些收入可能会表现为支付给银行及其存款人的利息。但是我相信，在这些体制下可能出现的收入的局部平等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辩论不仅讨论它的不道德的分配性质，而且讨论它产生的现代经济术语所称的公害。公害是一种危害每一个人的社会特征。公害往往是由搭便车问题造成的：每个个人在做某件对他有利的事情时，认为其他个人也在做这同一件事情；大家都做这件事的结果是：对每个人来说，做这件事比不做这件事还要糟。搭便车问题产生公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失业：个别资本家解雇工人可能对他有利，但当许多雇主都采取这种措施时，结果就可能导致萧条，所有资本家和工人都会因此而受害。　　

有一些公害能够使企业增加利润。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许多企业共同造成的，对公民的福利起着消极的影响。其他的例子有：通过降低企业使用的进口品的价格提高利润的竞争，香烟公司做的有害广告，在南非的企业投资，这里的公害是种族隔离政策，在这里的企业投资就是延长种族隔离的寿命；加快装配线安装速度，或者更一般地说，缺乏实行包括职业安全与保健法在内的劳动法规的力度。所有这些做法都可以提高利润——往往也可提高工资——然而它们也损害了国民的利益。　　

也有人认为，财富高度的分配不均本身就是一种公害，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损害所有人利益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产生最明显地是通过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犯罪，较不明显的是通过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因此，对利润的低税收(这种作法增加了利润却没有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害。　　

因此，任何经济学都必须承认某种程度的公害。如果我们不允许污染，我们就不会有生产；甚至存在着一些与充分就业有关的低效率。不过，有一种公害的社会最优标准，这种标准能最佳实施社会作为整体对公害消耗与产品消耗之间的折衷选择②。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是，有一个很小的富人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得到作为企业利润中他们份额的巨大收入，因此，高程度的利润增加型公害反而一般对这些富人有利。公害对这个阶层成员收入的积极影响多　　

于回报给他们的对其福利的直接的和消极的影响。事情就是这样：即便是富人也往往逃脱不了公害。参见第二章防止地方公害中社会公共财产的合理化。因此，这些公害不同于解雇和失业的情况，因为在解雇和失业的情况下，即便是资本家也遭受福利的实际损失。那些从公害获得好处的人，通过政治活动，积极地为高程度的利润引起的公害而斗争。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优点在于不存在一个从利润中获取巨额收入的由少数人构成的权力阶层，因此没有一个对争取高程度公害感兴趣的阶级。(我在注释中提出的一个简单模式表明，一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越多，这个人所造成的利润增加型公害的程度就越高。) 这里假定我们有一种社会福利功能。社会福利功能提供了一种把个人享受的福利聚积起来变为许多人享受的社会福利的途径，许多人享受福利的社会就被称为福利社会。许多经济学家担心这样的聚财方式，原因是，对不同的个人所享受的福利进行比较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的财富积聚起来，是很难有一个科学根据的。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讨论，见埃尔斯特与罗默合著的《个人之间幸福生活的比较》一书。　　

一个简单的模式有利于说明我所表述的这种现象。以人这种群体为例，每个人都有一个多边函数u(x,z)，其中x是企业生产的私有产品，它也生产公害z(例如，假定z是一定程度的污染)。每个人都得到工资w(z)和企业利润π(z)的一小部分口；利润和工资依赖的是企业被允许释放的污染程度。假定工资和利润是作为被允许污染程度函数的增加，但其增加的递减率为　　

u'(z)>O，w"(z)<O　　

π'(z)>O，π"(z)<O　　

我们将从这个占有企业股份θ,因而得到其利润份额的人的立场米研究污染的最佳程度。例如：假定u(z，z)=x-bz2，那么，这个人的问题是选择(x，z)，从而使以x=w(z)+ θπ(z)为条件的x-bz2最大化(这种强制只是说，人的个人消费是他的工资和利润收入的总和，而这个总和可以看作是以个人消费品的单位支付的)。如果用这种表达式取代z除以目标函数，并设定关于目标等于零的第一个导数，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级条件：　　

w'(x)+ θπ'(z)=2bz　　

这个方程式表达了z的最高值与股份θ之间的一种关系。为了看到最佳值怎样随θ变化，求以上含有θ的方程式的导数，因而得出：　　

w"(dz/dθ)+ θπ"(dz/dθ)+π=2b(dz/dθ),或者 dz/dθ=-π"/(w"+θπ"-2b')　　

从我们关于z和π的导数符号的假设得出：　　

dz/dθ>0　　

这样，个人的企业股份越大，他的污染程度也就越高。在这个简单模式所表述的经济中，大股东将试图影响政治进程——如果这个进程规定z的水平——试图通过立法来保证企业污染更高的允许程度。　　

以污染为例。工业化国家的公民通过要求政府限制企业可台造成的污染程度的立法对工业污染作出反映。服从这些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守法的企业产生的利润就少了。大多数人把某种利润的丧失看作是被更洁净的环境的公益事业所补偿，但"大主数人"却不拥有其利润被降低的企业。那些拥有者可能宁要更大并润的个人利益，而不要清洁空气或净化水这样的公益事业。因此，大股东们试图影响政治进程一一假如这种进程规定污染程度一以便通过立法使企业造成的较高程度的污染合法化。但是，这种论点只是暗示性的，因为环境规则也降低了普通公民的工资。上页注释②提供的例子验证了解释利润与工资影响时的结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通过在南非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作法支持那里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公害。搞这样的投资大概会提高利润，通过交替投资或许也会提高工资。从这里给出的论点来看，可以想象，在种族隔离地区投资会受到股东更大的支持。这种设想是有例为初的。加利福尼亚的公共就职退休组织代表许多小投资者(在州政府工作的人)，是美国股票市场最大的公共投资机构，最近撤出了它在南非子公司的所有公司股份。据说这种撤股使公共就职退休组织的资产价值减少了一个百分点。显然，公共就职退休组织所代表的小投资者自愿遭受这种损失，为的是不从种族隔离地区获利。相反，代表整个大股东利益的企业董事会什么时候曾决定不在南非投资呢？　　

我不做那种综合的论述：如果不存在从公司利润中获取巨额收入的阶层，那么，低程度公害的时机就要来到了。但是，通过我上_面所作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利润收入的再分配对社会福利会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包括较好的收入分配，而且包括降低利润产生的公害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模拟试验认真研究阻止这样一个阶级形成的机制的一般均衡福利效果。我对这个问题已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将在下一章作简要的阐述。　　

第八章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我现在要更具体地论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这一章所要描述的模式不是作为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论述。许多问题都没有在这里考虑，例如国家的投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讨论。本章提出的这个模式的目的只是要分析一个问题，即公民福利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在公害成为问题时，确定企业产权的不同方式造成的。　　

我打算描述一种经济环境，在描述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经济机制将交替地作用于这种环境：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机制，另一种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机制。问题是研究每种机制产生的均衡状态下全体居民的福利。可把这种环境描述如下：　　

只有一种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且所有的人都喜欢消费这种产品。也有一种公害，把它想象成污染，这种公害是在已知可利用的技术的情况下与商品同时生产出来的。可以把这种公害看作是每一个企业生产函数的投入，尽管实际上它是企业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因为企业被允许释放的公害的水平的确部分地决定它的生产——污染容许的水平越高，企业在其他投入水平既定时的生产能力就越大。这种其他投入就是该产品本身的投入，因此企业生产一种产品用的是污染的“投入”和该产品的“投入”。　　

有许多公民，其中很小一部分起初是富人，而人部分起初不是富人——姑且称他们是穷人。这就是说，起初富人拥有很人数量的这种产品，而穷人拥有少量的这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公民都有使用这种产品的同样偏好，也都同样讨厌这种公害：效用，即消费者满意的尺度，在消费这种产品时递增，在消费这种公害时递减。这种公害是公共的，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必然会消费同样数量的这种公害，即企业“释放”的污染数量。该经济中有许多企业。还有一个银行，它负责接受存款和办理贷款。　　

这种经济的形势发展有三个相关的时期，称为0、l和2时期。这种产品的消费出现在0和2时期，而该公害的产生和消费出现在2时期。因此，一个人的福利或效用的水平取决于这两个时期中对该产品和该公害的消费。在经济模式中，用数学函数表达一种尺度(如效用)与另外一种或多种尺度(此处指消费)之问的关系；不过，就具体讨论的目的(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来说，这种数学函数常常是未知数或是不必要的，因而只使用该函数的记号。在这个模式中所要理解的重要东西是：效用函数u，即个人福利的尺度，依赖于以上定义的消费。具体讲，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具有结构式u(x0，x2，z)，其中，x0是0时期的该产品的消费，x2是2时期的消费，而z是2时期该公害的消费。　　

经济中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采取以下形式。世界有各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2时期。这些事情应该看作是在模式之外发生的事件造成的。与我们有关的是，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用来生产该产品的投入和所生产的该产品的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这种世界的状况。例如这种"世界状况"可能是天气，而天气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农场就是如此。　　

假设所有国民在O时期知道2时期将会发生的各种情况的可能性。此外，在O时期，每个国民除了拥有表明他或她富有或贫穷的该产品量以外，还拥有该经济中每个企业的按人口平均的同等份额的股份。在0时期，每个国民必须做出消费和投资的决定(他们的企业股份和他们的产品贮存有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作对未来的投资)；这些决定的精确性取决于将要利用的经济机制。在1时期，国民投票决定公害将被容许的水平(在我们的例子中，即决定允许企业释放污染的程度)。在2时期，一种世界状况发生，随着便是生产，生产过程中每一企业释放的污染量是1时期投票决定的。按照0时期公民做出的投资决定，企业的产品分给他们，由他们消费。　　

现在让我们在O时期运行的经济环境中引进一种资本主义金融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股票市场。人们起初各拥有所有企业的均等股票，但他们现在可用这些股票进行交易。股票价格是以该产品的单位命名的。这样，在O时期，一个人可以利用其拥有的用作交易的股票资金和该产品购买有价证券。她也可以选择她的多少资金用于O时期的消费，多少按当时利率存于银行(她也可以从银行贷款)。尽管她得到了各种股票，她还必须对企业的总投资(这是企业对生产该产品的投入)尽一份力量，她对企业的那份投资相当于她购买企业股票的份额。　　

在1时期进行了，各种选择和决定了公害水平之后，在2时期世界状况显示出来和生产开始以后，国民从每个企业得到一份与她购买的每一企业股票份额等量的产品；她也从O时期她在银行的储蓄中得到她的本金和利息(或者偿还贷款和利息)。因此，如果国民在O时期能够预知1时期投票的结果，如果他们知道每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和利率，那么，他们就能选择使他们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各种有价证券和消费计划(即一般会给她们带来最好结果的计划)。每一个穷人会作出同一种最优选择，而每一个富人会作出另一种最优选择。　　

一个企业如何选择它的投资水平，即在2时期的生产中它将使用的投入的量呢？在各企业的投资达到均衡水平时，国民就会购买不同数量的企业股票。对每个企业而言，不论是富还是穷，拥有50％以上的股票就会打住。拥有一半以上股份的集团被称为企业的控股集团。这样，企业的投资选择必然是那种对企业控股集团最优的：这就是说，除了这种投资选择以外，企业没有别的使控股股东能够获得更高预期效益的投资选择①。　　

最后，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如何在1时期投票选择容许的公害标准。在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既定时(人们在O时期已做出这种选择)，每个国民都会有一种公害量的最佳标准(在这种具有两种公害标准类型的经济中，有穷人的最佳公害标准和富人的最佳公害标准)。记住：在企业投资选择既定时，增加公害的量就会增加2期间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出，因此，每一个国民都不得不考虑下述选择：一方面，增加容许的污染水平将增加2时期每个公民的产品消费，但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直接降低每个公民的效用(在每个公民“生活质量”降低的意义上讲)。一般来说，对每一类型的公民都有一种使他们的选择最优的公害水平。　　

传统的和过于简单的选举理论坚持认为，选择的结果将是中问选民选择的或(在我们这个例子中)穷人选择的公害水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富人和穷人在决定公害水平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力。作为提供一种有关这个过程的成熟理论的捷径，我只强调一点：选择的结果使穷人和富人的效用的某些加权平均数最大化，我把用在这个平均数上的加权数看作是政治过程中的一个特征①。　　

我们现在准备讲一下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均衡的概念。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均衡是0时期每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和利率、0时期每个国民的有价证券和消费选择、每个企业的投资额和公害屠的集合，使之达到：　　

(1)按照这种公害水平、股票价格和利率，在企业的投资选择既定时，每个国民在O时期对消费和有价证券的选择使她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2)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控股集团，在每个国民的有价证券选择和公害水平既定时，在众多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企业的投资选择使其控股集团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3)这种公害的水平是1时期政治过程的结果(这就是说，在每个个人的有价证券选择既定时，公害的水平使富人和穷人的效用的适当加权平均数最大化)；　　

(4)O时期银行存款总额与银行贷款总额相等，每个企业的股票供求也是相等的。　　

在对经济主体的偏好和企业生产函数的适当限制下，就存在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均衡；如果已知这些函数的具体选择，我们可以计算出这种均衡。　　

下面，我描写的是一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机制。除了一点之外，这种机制同资本主义机制是一样的，这一点是：人们只能用息票而不能用产品换取股票。每个国民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都从拥有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开始，例如，从拥有政府印的1000息票开始。企业股票的价格只通过息票显示。用息票换取这种产品是非法的；只能用息票购买企业的股票，股票只能对换息票：因．此，每个消费者都有两个预算约束：一个是这种产品的约束，另一个是息票的约束。息票预算约束表明，一个人不能购买价值超过1000息票的股票。这种产品的预算约束表明，O时期的消费总量，加上0期间的存款，加上一个人在选择有价证券中向企业投资的这种产品数量，不能超过一个人最初拥有的这种产品的数量。　　

所有其他方面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描述中的情况一样。我们现在可以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一经济的均衡定义为包括O时期各企业股票(现在称为息票)的价格和利率、每个国民在0时期对有价证券和消费的选择、各个企业的投资额以及公害量的集合构成，使之达到：　　

(1)按照这种公害水平、股票价格和和利率，在企业的投资选择既定时，每个国民在0时期对消费和有价证券的选择使她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2)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控股集团，在每个国民的有价证券选择和公害水平既定时，在众多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企业的投资选择使其控股集团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3)这种公害的水平是1时期政治过程的结果(这就是说，在每个个人的有价证券选择既定时，公害的水平使富人和穷人的效用的适当加权平均数最大化)；　　

(4)0期间银行存款总额与银行贷款总额相等。　　

这里的措词与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均衡的定义中的措词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股票的价格现在按息票来称呼，而不是按该产品的单位来称呼。在对各种偏好和生产函数的适当限制下，就存在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一经济的均衡，而且可以就这些函数的具体选择计算出这种均衡。　　

因此，人们原则上可以计算出两种政治经济机制下将会达到的均衡状态时富人和穷人的预期效用。我马上要谈一些这种计算。但我首先来定性地设想一下这两种机制下政治经济选择中人们可能预料的某些差异。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应该预料会出现的情况是：穷人会把他们最初拥有的许多企业股票卖给富人，而富人付给穷人的则是这种产品，穷人会在O时期把这些产品消费掉。这样会把股权集中在富人手里，并随之产生两种结果：富人在大多数企业成为控股集团的成员，因而企业投资的选择就会以他们的利益来决定；而且富人在容许高水平的公害方面会比穷人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他们拥有大部分的企业股票(见前面第七章的讨论)。　　

然而，在息票经济中，不允许富人购买所有企业的控股股票——因为股票只能用息票购买，而所有国民都拥有同样数额的原始息票。因此，人们应该预见到，在均衡状态下，穷人将成为大多数企业控股集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拥有社会上的大多数息票。这样，企业将按照穷人的利益选择企业的投资水平。此外，富人从企业利润中只能得到他们在2时期享受的相当小的一部分消费，他们因而也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希望保持那么高的公害水平。　　

所有这些都只是推测，因为一般均衡的结果可能很复杂。确定在均衡状态时福利将会是什么样的唯一途径是证明一种原理或作一些计算。我目前没有一般的原理，但我在表1中提出了一些计算的结果。　　

[表1]息票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结果　　

息票经济均衡　　

资本主义经济均衡　　

λ   z(平均) up  uR      W     z(平均) up   uR    W 　　

0.00 0.844 2.46 11.51 291.10   0.390 2.44 11.99 292.01 　　

0.04 0.853 2.46 11.50 291.56   0.463 2.46 12.09 292.79 　　

0.08 0.822 2.47 11.49 291.99   0.539 2.44 12.18 293.04 　　

0.12 0.792 2.47 11.47 291.39   0.616 2.43 12.31 292.32 　　

0.16 0.762 2.48 11.46 291.74   0.695 2.43 12.31 292.32 　　

0.20 0.731 2.48 11.45 292.06   0.775 2.42 12.37 291.46 　　

0.24 0.702 2.49 11.43 292.33   0.857 2.40 12.42 290.32 　　

0.28 0.672 2.49 11.42 293.56   0.941 2.39 12.46 288.95 　　

0.32 0.643 2.49 11.40 293.75   1.03 2.37 12.50 287.57 　　

0.36 0.614 2.49 11.39 293.89   1.11 2.35 12.54 285.57 　　

0.40 0.585 2.50 11.37 293.97   1.20 2.32 12.56 283.61 　　

0.44 0.556 2.50 11.35 294.01   1.29 2.30 12.59 281.49 　　

0.48 0.528 2.50 11.33 293.98   1.37 2.28 12.61 279.21 　　

0.52 0.500 2.50 11.31 293.90   1.47 2.25 12.63 276.80 　　

0.56 0.473 2.50 11.28 293.75   1.56 2.22 12.65 274.26 　　

0.60 0.445 2.50 11.26 293.53   1.65 2.19 12.66 271.60 　　

0.64 0.418 2.50 11.23 293.23   1.74 2.16 12.67 268.82 　　

0.68 0.392 2.49 11.21 292.86   1.84 2.13 12.68 265.94 　　

0.72 0.366 2.49 11.18 292.40   1.93 2.10 12.69 262.96 　　

0.76 0.340 2.49 11.15 291.84   2.03 2.07 12.69 259.88 　　

0.80 0.314 2.48 11.11 291.18   2.12 2.03 12.69 256.71 　　

0.84 0.289 2.47 11.08 290.41   2.22 2.00 12.69 253.46 　　

0.88 0.265 2.47 11.04 289.51    2.32 1.96 12.69 250.12 　　

0.92 0.241 2.46 11.00 288.47    2.42 1.93 12.69 246.70 　　

0.96 0.217 2.45 10.95 287.26   2.52 1.89 12.69 243.21 　　

1.00 0.194 2.44 10.90 285.88   2.62 1.86 12.68 239.65 　　

　 　

表1所列的是对这种经济环境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和息票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均衡进行计算的结果。如果λ值介于0与1之间，各种均衡就可以计算出来，其中，λ与(1一λ)是决定政治结果即公害程度时分别分配给富人的效用和穷人的效用的加权值。(因此，举例来说，如果λ＝O.5，那么富人的效用与穷人的效用在决定公害水平的政治过程中的加权值是相同的)。均衡有以下四个方面：公害水平(z)，穷人的预期效用(up)和富人的预期效用(ur)，福利总量W(社会总效用)。　　

每个经济主体的功利函数是u(x0,x2,z)=x0(5)+x2(5)-z，其中x0和x2是O和2时期的产品的消费。而z是2时期的公害消费。有95个贫穷的经济主体，每个经济主体在0时期被赋于10个单位的该产品，而有5个富有的经济主体，每个经济主体被赋于300个单位的该产品。有两种企业和三种世界状况。s状况下的j企业的生产函数是gs(j)(x,z)=as(j)xc(j)z(1-cj)，其中c1=0.7，c2=0.3，(a1(1),a2(1),a3(1)=(5,13,30)，a1(2),a2(2),a3(2)=(9,13,16)。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当λ=O(即公害水平对于穷选民来说是最优水平)时，“中间选民”政策就会出台。当富人的影响(λ)在选举中增加时，均衡状态下的公害水平就会上升。直观上看，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在这里提到的所有均衡中，富人最后购买了两种企业50％以上的股票。结果，银行根本不被使用，因而1时期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企业的年收入。富人比穷人想要更高的公害水平，因为他们拥有企业相当大的部分：每个富人都得到每个企业10％以上的年收入，而每个穷人得到的则是每个企业大约O.5％的年收入。因此，增加公害水平使得2时期富人与穷人的年收入出现更大的差别，而他们双方蒙受公害的λ接危害却是相等的。　　

一般地说，当富人在选举中的影响增加时，穷人的效用就会下降，而富人的效用就会上升。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真实一一当λ的正值很小时，穷人的效用随λ而上升，当λ接近于1时，穷富双方的效用都随λ的增加而下降(在我讨论息票经济的结果时，就会说明这些表面的反常现象)。如果有人认为福利总量是一项重要的福利统计(有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效用函数不一定必然具有人与人之问关系的任何可比较的含义)，那么，在λ=0.08左右时，福利总量就达到了最大化。　　

现在，我们来研究息票经济的结果。首先注意的是，当富人在竞选中获得较大影响时，公害水平会下降，富人的情况变得愈来愈坏，而穷人的生活则变得愈来愈好(至少达到λ=O.5左右)。实际上，当λ≥0.20时，息票经济中的公害水平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公害水平要低，而且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当λ=0.55时，息票经济中的公害水平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1／3。如果λ≥O.16，息票经济中的福利总量要大干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福利总量，而不论λ的值是多少，息票经济中穷人(在这种环境中，穷人占人口的大多数)的生活要变得愈来愈好。　　

这是对为什么当富人的政治影响(λ)上升(达到0．5左右)时穷人生活状况变得愈来愈好一一种表面矛盾的现象——的直观。结果是，在息票经济中银行得到了有效利用：在O时期穷人借入而富人贷出。不能在息票股市上从穷人手里购买企业大量股票的富人结果持有两种企业的一小部分股票。2时期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来自他们从银行存款得到的收入。富人没有兴趣增加公害的值，因为2期间来自企业的收入对于他们的收入增加很少。然而，2时期穷人依靠企业收入支付他们的贷款，所以他们期望较高的公害水平。因此，如果富人在政治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影响(一个增大了的λ值)，那么1时期选择的公害值就会下降。但是如果这个值下降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穷人O时期要求借的钱就会减少，因为他们在l时期只有较少的企业收入来支付银行贷款。这就降低了均衡利率，对穷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他们是借方，所以就增加了他们的效用，而公害的降低则减少他们的效用。这两种影响的净结果不容易预测；我们知道，如果λ的值小于0.5，对穷人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有人可能要说，代表富人且熟知表1的政党会建议富人减少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似乎富人日子越过越好后就会放弃权力的。(关于对马克思“放弃国家权力理论”，－－为什么不掌握国家政权有时对资产阶级最有利一的讨论，见《理解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但是，如果富人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是众多富裕国民的行动的汇集，而不是统一行动的结果，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对这两种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均衡进行比较，就会注意到，穷人(需要说明的是，穷人占总人口的95％)在社会主义均衡中比在资本主义均衡中的生活状况要好些，不管富人在选举中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原理，但在这个模式中碰巧是如此。　　

总之，市场社会主义机制能防止资本主义条件下损害穷人利益的搭便车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每一个穷人把她最初拥有的股票的大部分卖给富人是最优的，这就创造了一个富人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控制企业且其收入依赖企业的利润。富人控制着企业，而且通过他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高水平的公害也就应运而生。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穷人不会失去他们的股份。因此，穷人依然是主要的股东，而且富人结果也成了降低公害水平的力量。这些变化的纯结果在理论上是不容易预言的，但是我们至少在一个例子中看到，穷人在市场社会主义政权下生活富裕起来了。　　

息票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样的，除了非实在的市场以外：人们不能用息票交换产品。一般认为，如果取消市场，交易者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但这并非普遍的情况，尤其是当外在因素占优势时，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对这里描述的这个模式的有趣的批评是塞缪尔.鲍威尔提出的。我曾把λ值看是外因给予的。但是富人和穷人的政治影响程度对这个模式来说则是内因。的确，国民花费财力物力为的是获得政治影响，因此，在对这两种政治一经济体制进行芘较警兰花费也应考虑进去。如果国民在“寻租”方面(试图影响政治过程)在市场社会主义机制下比资本主义机制下付出得更多，那么，这种消费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会降低福利，因而是一种反对这种寻租的标志。不提出一种有关由资源消费规定λ值的理论，这种影响是无法评价的。　　

对这些结果的最后评价是正常的。在现实生活中，息票股市的一个好处是防止穷人过早地把他们的股份卖给富人。举例来说，如果原共产主义经济中的工业通过把其股份分给全体国民而实行非国有化，接着又建立完全自由化的股票市场，上述人们担心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息票经济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资产变现的情况不会发生。更正式地说，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下，如果关于2时期世界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信息穷人比富人贫乏，那么这种现象是可能发生的。重要的是指出，在表1列出其各种均衡的模式中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同样地有知识和富于理性。因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预料，两种机制下穷人效用的差距甚至比表l列出的还要大。　　

强凋以下这一点也许是很重要的：我不主张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一一即在过渡阶段一一立即引进股票市场。让.梯勒 (J．Tirole)正确地指出，在最初的“吵闹”阶段，不应该用股票价格监督企业的经营。本章提出的经济机制是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经济设计的。　　

第九章 市场社会主义中企业的效率　　

　 　

我在第五章末尾说过，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创建一种企业能互相竞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机制，尤其是是否能创建一种企业能技术革新的制度。就像哈耶克所指出的以及科尔内后来用软预算约束理论发展了哈耶克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当国家控制企业时，企业经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免除r因判断失误应负的责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无效操作不像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那样能被剔除。第八章的模式几乎没有论述这个问题。那个模式的目的是研究在不同类别的财产关系下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消费者的福利，其假设条件是，企业经理是企业控股集团的完全代表。实际上，在那种模式里，技术革新不是一个问题。这一章的目的是要论证，建立一些在第八章所说的息票经济中迫使企业互相竞争地经营的制度是可能的。　　

如第六章概述的那样，息票经济中的企业将围绕数量很小的主要银行组织起来，就像日本的集团中的情况那样。主要银行将主要负责汇合贷款协议以便为其集团中的企业经营提供资金；与此相应，主要银行负责监督这些企业。　　

这看上去可能与第八章的息票经济结构有所不同，在那里投资者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但是，通过莫迪利亚尼一米勒原理(Modigliiani——Miller)来看，这些模式中的均衡与银行为企业通融资金和国民把资金存在银行里的模式中的均衡是同态的。第八章中的一般均衡模式没钉提出监督问题，因而银行融资与个人投资者提供资金之间的差异是不重要的。广而言之，莫迪利――米勒原理只有在企业监督不受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的领域里才能成立。　　

息票股票市场提供了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三个功能中的两个：企业股票的息票价格波动对银行和国民来说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市场允许国民选择如何承担风险。它并不提供第三种功能，即，筹措资本的功能，这种功能是由银行提供的。如果企业股票的息票价格下跌(或者常常是在下跌之前)，主要银行就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调查，银行有对其集团内的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刺激因素，因为这样做它就可以保证其企业获得利润，并能够偿还其贷款。拥有获利企业作为银行的客户，银行就享有好的信誉，使其更容易继续筹措货币，为其集团内各企业的经营提供资金。　　

但是银行(它本身是一个公有机构)为什么要做好监督工作呢？即是说，谁来监督这些监督者呢？主要的问题在于银行是否能充分独立于国家而工作，利用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标准作出有关企业的决策。巴德汉和我都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肯定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认为该经济的下列特征会引导银行正确地做它们的工作。　　

我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中并没有特别说明银行的监督和所有制结构。我在这里认为，它们就其利润大部分直接进入国库这种意义来说属于公有。但是，如下面所说，它们的经理是在竞争的经营劳动市场上聘用的。　　

首先，应该有一些宪法上的规定，准许银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于国家的控制。例如，这些规定应包括保证银行经营只用经济标准来评价——例如，经理应该由董事会从经营劳动市场上聘用。大型国家银行的董事会该如何选择呢？罗伯特.波林(R．Pollin)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他们应该由银行管区内的公民选举产生。布洛克更早些时候为民主选举董事会提出过另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提出了一些防止银行董事会成为一个代表富人的统治阶级的办法(虽然这些办法不是永远不会失败)。　　

其次，经理人员具有的对其个人名誉的关心应该成为政治压力易感症的解毒剂。在日本，尽管银行受到财政部的严格控制，但经理们非常热衷于维护他们作为好的监督者的名声，而银行则竞相争取充当经营得好的企业的主要银行的地位。如果银行经理过多地宽恕坏的贷款者或容忍不履约的企业，经营劳动市场将不会忘记经理的这种缺点。　　

第三，刺激特征将作为银行经营的薪金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国际性生产竞争的大门必须保持开放。来自国外的竞争可以检查机构监督中的疏漏。　　

第五，如萨(R．Sah)和魏茨曼(M．Weitzman)所说③，银行在巨额投资项目开始之前，应该有一种广为人知的事先协议。如果企业的业绩在事先规定的日期不能超过事先规定的标准，这些协议应该强制进行清理。这些协议的公共性质应该排除德沃特里蓬(Mathias Dewatripont)和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过的软预算约束问题①，这种研究的结果是，重新协商向执行不好的项目的贷款是为了公共银行的利益。　　

第六，银行股份的某些重要部分不应该由政府持有而应由养老基金会、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机构持有。这些机构会关心银行获利并会出来反对来自国家的政治压力。　　

总之，银行摆脱政治控制应该由一系列法律的和经济的措施来保证；银行会在国家与企业管理之间构成一种经济责任健全的机构。科林.迈耶与他的合作者在几篇文章中都指出，银行监督企业的制度比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保证企业经营的机制的接管程序还要好②；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同样的机制也可以运用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如果银行积极有效地监督企业而企业必须依赖银行的资金，如果国际贸易的大门是敞开的，那么，企业就会革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革新是在大企业的研究与发展部进行筹划的，或者革新通过兴办新的小企业而进入市场。第六章讨论的七个提议全都允许小私营企业的形成。在巴德汉和我的管理型的提议中，我们想象许多发展中的企业逐渐会被“公有”部门的大企业所购买，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政府可能拍卖私人企业给那些公有(息票)部门的企业，收入归从前的所有者。或许加入公有部门是从主要银行得到贷款或得到特惠利率的前提条件。将有一种要求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法规，即这种企业要达到一定规模――在这种规模下，从前的企业所有者因为国家购买他们的企业而成为富人。在这些条件下允许的私有部门存在，应该对那些组建新企业的人提供几乎与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同样的激励，以便把革新引入市场。对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可以防止产生一个通过经济上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部门从而影响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资本家阶级。　　

应该指出，在关于作为监督机构的银行对股票市场／接管程序的相对效率的问题上，金融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我提出的息票经济把两个机制结合起来：股票的息票价格向银行显示出投资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看法，而且至少向银行提供两个理由去对经营不好的企业进行干预：　　

第一，维护它们的信誉；　　

第二，在银行在企业占有位置的情况下，保护银行自己的投资。　　

在监督问题上(银行与股票市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被看作是法人监控之市场的股票市场实质上把企业置于不断拍卖的状态中。如弗兰克和迈耶在《法人所有制与法人监控》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拍卖只在有良好的信贷市场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率的，因为这样那些有良好经营头脑的人才能够借钱出价购买企业。我们缺乏完善的信贷市场，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债权人，不能毫不花钱地审查意向借贷者的呵信赖程度。另外，如果投资人缺乏远见(在这一点上存在观点不一致)，那么，当企业采取从长远利益看最理想的行为但由此引起短期利润和红利下降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由于这些原因，股票市场的要素——连续拍卖系统对于监督企业经营可能是无效率的机制。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也提出一些股票市场为媒介的接管程序可能是无效率的理由。例如，如果企业A的股东是有理性的，而且，如果企业B——准备投标接管企业A——实际上会提高处于重组状态下的企业A的价值，那么，企业A的股东就不会卖掉他们的股份，而会持有它们并分享资本的盈利。这样，接管就不会发生。　　

如弗兰克和迈耶1990年所讨论的那样，在德国和日本，监督工作是由委员会制度来执行的，委员会由熟知工业的人员组成。由于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这种制度可能会比股票市场优越。　　

道格拉斯.戴蒙德(D．Diamond)1991年指出③，当投资者对企业及其经营具有不完全信息时，银行监督制度可能比股票市场更有效。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信誉(刚成立不久)或者信誉不好，银行监督给投资者和债权持有者发出该企业将会经营好的信号，这样就使企业降低资本的消耗。但银行监督涉及它自己为企业付出代价：银行必须了解企业并对其进行监督，而企业将以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对此给以回报(银行应该在财政上介入它所监督的企业，因为这样做会给投资者一种信号：银行在对企业进行认真监督是有利害关系的)。但是，信誉好的企业不需要利用银行监督：它们无需中介就能直接接近投资者，从而省掉了监督费用。投资者知道他们要自我监督以维护企业的美好信誉。因此，按照戴蒙德的说法，有些企业要使用银行监督而有些则不需要。　　

迈克尔.波特(M.Porter)1992年在一篇概述由哈佛大学商学院进行的一次大型研究的结果的文章中，对股票市场提出了一种比我更消极的观点。他写道，与德国和日本相比，美国的企业经营的投资政策是受保持高股票价格的需要所推动的。因为许多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尤其是共公机构的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是受追求短期资本收入所驱动，投资行为变得缺乏远见。总之，股票市场是完全无效率的。在德国和日本，公共机构的企业主要所有者把自己看作是永久的所有者而不出售股票；股票价格像在美国一样是由短视的投资者决定的，但是股票价格并不决定企业的投资政策。如果企业推行导致短期内股票价格下跌的长期投资政策，企业所有者是不会推翻企业领导人的。波特由此得出结论说：日本和德国由委员会管理的制度(用弗兰克和迈耶的话说)导致投资政策的长期取向，这种投资政策比起美国股票市场引导的投资政策，更接近于社会最优。文章结尾处介绍了美国资金配置体制中的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会有效地保护企业管理不受由短视投资行为造成的股票市场的变幻莫测所影响。　　

因此，专家关于股票市场有效配置资本和有效监督企业的能力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我这里没有费心去更充分地阐述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观点，这个观点读者可能是非常熟悉的，即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效率的关键。)我所描述的息票经济通过银行把股票市场和制度监督结合起来：人们可以根据他们对股票市场的效率的看法，把这种制度设计成允许股票市场对资本配置和企业监督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我自己的观点受到波特文章中引用的证据的强烈影响，因此我要推荐能够使银行不受股票市场影响地监督企业的保障措施。(这不是说股票市场的信息功能是没有用的。)公众选举董事会就是这样一种保障措施。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解决国际资本流动呢？这是为选民们提出的问题，而我找不到理由在国内公有部门禁止外国投资。外国投资程度和外国投资者的有关权利可以由法律来界定。当然，外国投资者不能拥有息票，但可以投入实物资本，其报酬是一定份额的利润。这无疑会以货币来确定息票的价值。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国民可以使用外国企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向国内企业投资。这是应该取缔的，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种法律能被有效地实施——至少在发展程度相当高的国家是如此。　　

国内公司试图建立外国子公司以便逃避国内企业的高工资吗？允许这样做的程度应该由法律来控制。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企业要保持接受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们并不必然要拥有自由输出资本的权力。　　

限制这种权力将会大大有助于改变资方与劳方之问的讨价还价关系。乍看起来，这种限制似乎是给工人设置的一个圈套——虽然他们更容易地就能获得高工资，但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资方没有走向国外的选择，那么国内商品的定价就可能超出国际市场，从而导致失业和衰退。但是必须注意，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对工人的刺激不应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每一个工人像他领取工资一样，都将从公有部门企业总利润中获得属于她的人均一份；她的利益在于使她的总收入最大化。大体上说，每个工人关心的是国家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是国家的工资单，因为她会得到国家收入中按人口分配的那一份。(这只是“大体上说”，因为并非所有的工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工资，而且还有对国民收入做贡献的私有企业。)尤其是，如果所有的工人在技术上都是同一的，而没有私有企业，那么对那种每人都拥有所有企业人均一份的股份的经济来说，工人的最理想的工资就是竞争的(即瓦尔拉的)工资：因为这种工资会导致充分就业和使国民收入最大化。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工会通过全国工联协调他们的活动，那么，在带来失业和降低国民收入这个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工资要求并不过分。　　

最后，我必须强调指出，我提出的息票经济，只有当经济能够支持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法规时，才能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对于低发展水平的经济而言，我认为巴德汉的"集团"模式较好。)没有像美国的证券汇总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 Commission)这样的监督机构，富有的国民用现金向穷国民购买息票这样的黑市交易是很难控制的。(通过证券汇总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政府能够了解股票市场上的所有交易。所有的股票交易都是由计算机来执行而且是按市场价或息票价进行的。尤其是，把股票赠给别人，或者比如以低于市场价把它卖给一个小孩，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其他的企业能够迁就那些希望使其息票有价证券资本化的投资者的办法：有的企业可能成为"现金乳牛"卖出他们的资本股票，把收入作为红利付给股东。股份的息票价格会逐渐下跌至零，但这时股东已有效地使他们的息票所有权资本化了。现金乳牛的现象必须用法规加以防止――例如，限制红利支付不得超过赢利。　　

现金牛与息票黑市交易(如果通过中心计算机记帐，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建立一些金融机制加以防止，这些金融机制能使那些需要大笔现金(例如用以创建一个小企业)的人能够使用他们的息票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得到现金。银行可以按息票有价证券的预期现价贷款给国民，并接管有价证券在贷款期限内进行经营，用来自有价证券的收入提供贷款。如果大规模运用这种机制，从而使银行控制全民主要部分的息票有价证券，那么有人必然要问：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如第七章所讨论，这是降低公害水平所必需的)是否要倒过来。答案可能是这样：银行应该为公众所有，并由公众选举行长。目标是设计银行的管理结构，使其不试图影响政治程序(例如在决定环保水平时)，仿佛它们是大的、有钱的投资者。　　

第十章 南斯拉夫的试验（略）　　

第十一章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虽然我至今一直在强调市场的功能，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应该有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的措施应该存在，尤其是为使收入的实际分配进一步平等化更是如此。失业会继续存在，因为企业将依据市场标准独立地作出决定；因此，这些措施将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对工人的再培训计划。关于福利国家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我想这里就无须对这种文献添加什么了。　　

除了实施社会福利工程之外，我还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是通过刺激企业在特殊部门或地区投资以及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这两种方式参与投资计划。有三个主要理由需要国家介入投资计划：　　

(1)因为来自投资的积极的外在因素。例子是在研究和发展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总的来说，这两方面的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并不是为提供资金的行为者所完全占有，因此无法引导各个企业向这些方面投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应该投入的那么多的资金。更一般地说，工人的技能因从事新技术的工作而提高；这种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或许比学校的教育更重要。因此，由国家投资是恰当的。　　

(2)建设公益事业。这类投资的例子是基础工程：高速公路、机场、水坝、铁路以及通讯系统。这些投入对许多企业的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投资由政府来提供比由私人提供更有效率。亚当.普泽沃斯基提出①，发达经济中政府投资的最佳比例是占总投资的20一25％。　　

(3)对不完全市场的补偿。因为期货市场一般来说是非实在市场——企业能在其中投入保险以防止它们的投资结果不能获利的意外事件的市场——市场经济中的投资水平几乎肯定都不是最优的。企业想要保持"灵活性"，灵活性意味着企业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一些不确定性解决之后再决定投资。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灵活性可能是社会最优，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不是社会最优。西尔维斯特和我在1992年的《投资补贴的激励》中研究了一个具有三个阶段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必须在开始生产以前的阶段投资。(三阶段结构抓住了市场经济中引起投资常常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即抓住了需要花时间在不确定领域这一事实。)在第二阶段，经济中将发生二次或好或坏的震动——比如说，企业的国际订单或变多或变少。企业只能投资一次。因此，企业可以选择在阶段1投资，使其能够在阶段2或阶段3生产——但这样的话它就必须在震动的性质显示出来以前选择它的投资水平(投资水平决定企业未来生产的功能)。另一种选择是，它可以等到震动显示出来后在阶段2投资一一但这样的话它就只能在阶段3而不是在阶段2生产。我们指出，在该模式的参量值的一定范围内，企业会选择灵活性，即等到震动发生之后，在阶段2投资，而只在阶段3生产。然而，有一种帕累托优配置，这是通过政府干预能够达到的。政府承诺：按照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所作的分析，如果阶段2的震动结果是坏的，那么政府就对在阶段1企业的投资给予补贴，用税款来支付这种补贴金。这就导致企业在阶段1投资，从而产生一种每个人(企业所有者和工人双方)都变得更好的均衡结果。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市场不提供这种保险呢？因为这常常涉及重大的"道德风险"，即这样的可能性：被保险人因为自己已经入了保险而很少对坏结果采取预防措施；企业可能因为它自己的疏忽而应该对"坏的震动"(如阶段2得到的订单减少)负责。可以推测，像这样的情况政府就不该为企业保险。但是，也有一些坏的震动企业显然不用对其负责，例如未来时期经济的衰退。在衰退时期，政府采用对遭受意外事件而在未来时期增长率没有达到预定水平的企业进行补偿的办法，或许能够增加投资(因而提高就业)。企业没有逃避这种合同的刺激。但对于政府来说，经济越开放，这种保险就变得越危险；它只不过是经济衰退情况下聪明的一步棋，而这种衰退显然是由于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力的悲观估计造成国内投资失败所引起的。　　

但是，如果这种保险是有效率的而且不受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所支配，那么，私人保险市场为什么没有组织这种保险呢？答案是：这种保险对经济中的所有企业(或大企业)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设立这种保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所有企业都会在阶段1投资，并且坏的情况(低增长率)不会因此在阶段2出现。普遍的保险确实会大幅度降低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显然唯有普遍的保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国家干预，强制性保险是不可能组织的。私人不提供这类保险的第二个原因是共变的危险——所有企业的人都会同时受到坏情况的伤害，使保险公司破产。这就是在开放经济中政府也不能提供这类保险的原因。　　

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经济计划：用于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计划和在市场还不失灵时用于取代市场的计划。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市场持一种全面谴责的态度；人们可以把苏联经济普遍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计划一开始，它就为自己的延续创造了一批支持者，即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计划者和官僚。实际上，这两种计划都创造了这样一种必须作为社会成本计算的政客：二者的差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些社会效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计划对社会来说总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这种主张天真地以如下观点为依据：真正的市场失灵决不会发生，因为那些受到明显市场失灵影响的人总是能自发地解决帕累托改良。如西尔维斯特1992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这种信念常常是以不合理地求助于所谓科斯定理来辩护。科斯定理断言，只要财产产权很好地界定，没有一种最后配置会是“帕累托非最优”，因为即使一些市场不存在，代理人的联盟也总是会形成，并且着手解决帕累托最优配置。实际上，科斯定理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才成立。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用普泽沃斯基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尾是合适的：　　

    如果让一个火星人在地球上选择一个最有效率和最人道的经济制度，那么，它肯定不会选择那些最依赖市场的国家。美国经济是不景气的经济，实际工资十多年一直不变，占人口40％的低收入者实际收入下降。它是一个不人道的社会，11.5％的人口(约3千2百万人，其中包括全部儿童中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主政体，但也是世界上民主国家中投票率最低和按人口比例计算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是那些追求有活力的工业和贸易政策的国家；世界上少数几个几乎没有穷人的国家是那些实行大规模社会福利和介入劳动市场政策的国家。

　　 

第十二章 投资计划专论　　

　 　

许多观察家认为，正如苏联型经济过去所作的那样，计划必然总是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的行政配置。我们从法国、日本通商产业省、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公司税收政策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指导性计划的实例知道，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第十一章中，我举了另一个计划实例，这种计划是通过政府组织的保险而不是通过政府直接配置投资物品实现的。在本章中，我要谈谈我同我的合作者伊格内乔.奥图诺和乔昆.西尔维斯特一起进行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运用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计划的范围是什么？用以实现这种投资计划范围的各种措施的相对优点又是什么？然后我将用实例分析的方法，简要地评论台湾最近的投资计划发展史。　　

让我通过概述一个原型经济环境的模式来确立讨论的框架。描述这样的环境时，我不预先假设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丽只是陈述生产与投资的时间的和物质的性质。设想一个其存在分两个阶段的社会。在每一个阶段里，全体公民都工作和消费。有一个部门生产这种社会经济中的单一投资品(比如钢铁)，有Ⅳ数量的部门生产不同的消费品。每～部门都有一定数量的企业。或许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公民向企业提供劳动力，消费消费品：在任何经济机制下，每个公民以他所受的不管是什么收入(预算)约束为条件，都试图在两个阶段里选择使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商品和时间消费量。　　

在第一阶段，所有企业都必须用它们掌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存量进行生产，但是它们可以在第一阶段安排投资商品的序列，使资本存最最直接地由第一阶段的消费商品生产和投资产品生产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在仅仅生产消费品时，投入和生产的投资产品越多，该经济在第二阶段的生产能力就越大。因此，投资更多的决定就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牺牲当前消费的决定。　　

现在把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运用到这种环境中。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企业是私有的，存在某种特殊的企业所有制的分布，由市场配置资源。每一公民都有权占有每一企业利润的一定的份额，这种份额也许为零。(如果这种经济像实际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话，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几乎不占有公司股份，在美国，最富的lO％的家庭占有所有公司股份的83％。)我们来研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均衡也称为瓦尔拉均衡，得名于19世纪的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　　

这种经济的瓦尔拉均衡可简述如下。首先，考虑市场与价格。在每一阶段的每一种消费品都有一个价格，第一阶段的投资产品有一个价格(价格迄今总是为2Nq-1种)，每一阶段的每一种劳动也有一个价格。比方说在这种经济中有K种劳动或K种劳动性质，或者说K种技能类型。此外，有一种公民储蓄与借贷以及企业借贷的利率。这样，这种经济就存在着2N+2+2K种价格。我将假设：所有公民与企业都知道今天的价格，并都能要么知道要么正确地预测第二阶段的价格。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假设：不过，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简化的假设，以便使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好理解。人们希望，使这种模式复杂化不会太大地干扰这种结果的一般性质。　　

面对任何这些2N＋2＋2K种价格的组合，经济行为者——企业和公民——的行为如下：　　

(1)在两个阶段中，每一消费品生产企业都需要一定量的各种劳动和投资产品，并提供一定量的它的产品，以便按既定价格使在两个阶段的(兑现的)总利润最大化。我们假设每一企业相对于其市场而言是比较小的，因此它不需考虑其生产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它是作为一个捕获价格的竞争者来运作的。　　

(2)投资产品生产企业选择提供的投资产品的量和需求的每种劳动的量，以便按既定价格使其利润(在第一阶段)最大化。　　

(3)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终生的预算，在这个预算中包括他在两个阶段提供给企业的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加上他从占有企业股份得到的利润收入。在这一终生预算既定的情况下，他确定第一阶段储蓄或借贷的数量，确定两个阶段需求的每一种消费品的数量，以便在其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使他的效用最大化。第一阶段的储蓄在第二阶段可以得到连本带息。　　

 (4)经济活动的时间规定如下。在每一阶段结束时，企业向股东支付利润，并发给工人工资。在一个阶段结束时，各企业把它在这个阶段生产的产品卖掉。因此，企业没有收入积存下来，因而必须以借贷来支付投资产品，投资产品在第一阶段结束时买进，但在第二阶段之前不算为生产成本。　　

以上就是这种经济中面对2N十2十2K种价格的任何组合或向量的每一经济行为者的行为。一个价格向量就是一种瓦尔拉价格均衡，如果：　　

(5)对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劳动的总需求等于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劳动的总供给，并且储蓄的总供给等于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按照这种价格，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　　

在公民的偏好性质或效用性质以及企业的技术性质的适当条件下，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民的劳动禀赋是既定的，那么，瓦尔拉价格均衡将会存在。如果我们确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是处于这样。一种均衡，我们就能够从瓦尔拉均衡的资源配置诸方面推导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的诸方面。　　

特别是，在瓦尔拉均衡中有某种特定的部门投资模式。企业的总投资将等于消费者的总储蓄。已知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商品价格、利率和他的预算(由于企业的股份是他的预算的组成部分，我们假定，他能正确地预知他有利益在其中的各企业的利润)，这个消费者决定储蓄多少仅仅是试图使其终生利益最大化。各企业决定其投资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利润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着眼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注意，由于两个原因，这种经济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两个原因是：在均衡工资条件下，一些公民具有的劳动质量比别人具有的劳动质量更有价值，以及利润可能以极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同样要注意的是，这种经济中没有税收——为了简化分析，我做了以下不现实的假设：没有需要税收的任何种类的转移支付或公共产品。我们研究的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原型，在这种原型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强壮的，或者换句话说都能依其收入而生存，并且所有的最终产品都是私人产品。　　

我现在要概述一下，在这种同样的经济环境中，市场社会主义机制怎样配置资源，同时也谈谈利润的不公平分配和瓦尔拉均衡也许是不理想的投资模式。鉴于第十一章讨论的原因，这种投资模式也许是不理想的。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事实上，这些原因中没有一个适用于刚刚讨论的模式：没有公共产品，没有外在因素，而期货市场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在这一章关心的是研究政府干预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经济中的投资向量。为达此目的，我们决定研究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模式——特别是那种没有公共产品、没有外在因素等要素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有一个选举政党的民主过程。这一政党被授权实施其经济纲领的权力。这一纲领包括两个要点：建议的在公民中对所有(公共)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的分配和建议的该经济的投资水平和方式。因此，在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民得到的企业利润份额大致是平等的。确保这种取向的一种机制在第八章中已描述过，虽然现在讲的这一模式由于没有股票市场而被简化了：因此，我们仅仅假设企业是以政治决定的方式把公司税后利润净值分配给公民的。每个企业都有一。位经理，他的职责是在面对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使其所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每一公民的收入包括他在两个阶段向企业出卖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以及社会分红(即税后公共企业总利润中属于他的份额)。在我现在描述的这一特别的机制——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变体——中，政府只对企业利润征税。　　

政府将用于影响投资方式的工具是对市场利率的贴息和加息。中央银行被授权贷款给企业，对各消费品生产部门实行一种特殊的利率贴息或加息。特殊部门的企业能以中央银行对其实行雕特殊贴息借贷；公民则以市场利率储蓄或借贷。我现在说明一下这种经济的兰格均衡(Lange Equlibrium)，之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奥斯卡．兰格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政府应该运用利率来调节投资。兰格均衡是各阶段所有商品的价格集合(2N+1种价格)，各阶段的工资集合(2K种)，一种利率，对利率贴息的集合(N种)以及公司利润税率的集合(也是N种)，当达到兰格均衡时，有下列情况发生：　　

(1)每一消费品生产企业需要一定量的各种质量的劳动力及一定量的投资产品；另一方面，各企业在两个阶段都提供使两个阶段的利润现值最大化的一定数量的产品。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投资是靠贷款提供资金的，所以那些用更高的利率折扣贷款来进行投资的企业相对地将获得更高的利润。　　

(2)每一投资产品生产企业需求的劳动力和供给的产品的数量使其利润最大化。　　

(3)每一公民把他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税后公司利润的份额)之和作为他的预算。他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阶段的消费类型及其储蓄或借贷的数量。　　

(4)中央银行在第二阶段按市场利率向公民支付利息，并按各种贴息率向各企业收集利息。即使像在均衡中那样储蓄同投资相等，由于利率的不同，中央银行的收入支出也不会平衡。从公司利润中取得的税收必须恰好补上中央银行的赤字。　　

(5)每种商品和每种劳动力的总供给与每种商品和每种劳动力的总需求相等，公民储蓄的总供给与企业对投资产品的需求的总价值相等。　　

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许多兰格均衡。假设政府想在这种经济中实施一种特殊部门的投资类型。如果投资水平向量位于某一明确界定的集合中，那么政府就可以宣布利率的贴息和公司税率，以便达到一种兰格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各部门的投资水平正是由这个向量确定的水平。正如人们假设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现了瓦尔拉均衡一样，我们也假设在政府宣布利率和税率之后，市场将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现这种兰格均衡。这一假设和那一假设同样可靠。　　

让我从质上来描述政府如何设定利率贴息以影响企业需要的投资水平。假设政府想由所有企业都比它们在自由放任的瓦尔拉均衡中投资得多：它已经断定，瓦尔拉均衡中的投资水平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想使公民储蓄更多、使企业投资更多。政府公布企业贷款的利率贴息。这将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各企业需求的投资的量是不同的，企业需求的投资是由各部门的贴息的多少而定。但这时投资需求会超过公民储蓄，因此市场利率将会上升。在均衡时(如果这种均衡存在的话)，储蓄等于投资，因此中央银行就会出现赤字，因为它得按市场利率(从公民处)借款而以低利率贷款给企业。赤字由公司税收弥补。这只是对所发生事情的一个非常近似说明，因为，当市场利率从它在瓦尔拉均衡中的数值发生变化时，一般来说，所有其他价格也会变化，以便使市场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一种数学变数是必要的；它既证明了这样的兰格均衡实际上是存在的，又使人明白兰格模式是什么样子。　　

从经济计划理论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兴趣的是我称为的兰格机制——即运用利率贴息和加息来引导投资——对于影响投资实质上是一种与其他方法(包括那些由中央计划机构对经济进行更深层次干预的方法)一样强而有力的方法。现在考虑两种其他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称之为指令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中央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许多兰格均衡。假设政府想在这种经济中实施一种特殊部门的投资类型。如果投资水平向量位于某一明确界定的集合中，那么政府就可以宣布利率的贴息和公司税率，以便达到一种兰格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各部门的投资水平正是由这个向量确定的水平。正如人们假设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现了瓦尔拉均衡一样，我们也假设在政府宣布利率和税率之后，市场将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现这种兰格均衡。这一假设和那一假设同样可靠。　　

让我从质上来描述政府如何设定利率贴息以影响企业需要的投资水平。假设政府想由所有企业都比它们在自由放任的瓦尔拉均衡中投资得多：它已经断定，瓦尔拉均衡中的投资水平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想使公民储蓄更多、使企业投资更多。政府公布企业贷款的利率贴息。这将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各企业需求的投资的量是不同的，企业需求的投资是由各部门的贴息的多少而定。但这时投资需求会超过公民储蓄，因此市场利率将会上升。在均衡时(如果这种均衡存在的话)，储蓄等于投资，因此中央银行就会出现赤字，因为它得按市场利率(从公民处)借款而以低利率贷款给企业。赤字由公司税收弥补。这只是对所发生事情的一个非常近似说明，因为，当市场利率从它在瓦尔拉均衡中的数值发生变化时，一般来说，所有其他价格也会变化，以便使市场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一种数学变数是必要的；它既证明了这样的兰格均衡实际上是存在的，又使人明白兰格模式是什么样子。　　

从经济计划理论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兴趣的是我称为的兰格机制——即运用利率贴息和加息来引导投资——对于影响投资实质上是一种与其他方法(包括那些由中央计划机构对经济进行更深层次干预的方法)一样强而有力的方法。现在考虑两种其他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称之为指令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中央命令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投资产品。在这种命令发出之后，不再有进一步的干预；各种市场达到这样的均衡：所有的指令都实现了，所有其他市场都出清。在这种模式中，所有企业都在投资约束下使其利润最大化，尽管某些企业在均衡条件下的利润为负值。(它们不被允许破产，因为这会带来其投资量为零的现象，比指令它们投资的量少了。)这些损失将由中央给予补贴，补贴的钱从公司利润总额的税收中提取。　　

第二种机制我们称为直接投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发布指令，而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投资产品并按规定的量交给各企业。如果企业愿意，它们可以自由地购进更多的投资产品，但是它们不能将政府给予的投资产品卖给其他企业。这样，一种市场均衡又一次达到了。　　

必须指出，所有这三种计划机制都极大地利用了市场：价格自由变化，并在供给等于需求时稳定下来。看来似乎政府运用指令／市场机制或直接投资机制比运用兰格机制能实现更大的控制，因为在前两种机制下政府似乎能更深入地或更直接地干预经济过程。但是我们已经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兰格机制比直接投资机制能实现更多的投资向量，并且实现与指令／市场机制恰好同样多的投资向量集合，同时保持了对所有公民的非消极的社会分红。　　

此外，兰格机制由于信息要求简单而优于另外两种机制。因为，为了在指令／市场机制下给企业正确的指令，或者为了在直接投资机制下给企业正确的投资拨款，中央必须知道各个企业的技术状况。但是运用兰格机制，中央只需监控产业总投资顺序并相应地调节利率贴息或加息，这非常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调节它给各银行的贷款利率。运用利率来指导经济，对中央的知识要求较少。因此，我们视这一一结果为实施市场社会主义投资计划可能性的重要途径，即用“非直接的”计划取代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兰格均衡中，公民的收入比在资本主义的瓦尔拉均衡中的收入更加平等，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被更平等地分配。然而，总收入是不平等的：差别是由于仍然存在劳动的不同价值造成的，因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如果有人要更多地改变收入分配，就必须安排更多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让我们注意兰格均衡中其他的一些性质。国家对企业产品的零售出路不规定数量，不安排运输，也不安排任何投资项目。所有指令、需求和发展都分散到企业这个层次上。企业从市场获得其所有投入品和在市场处理其所有产品。企业面对市场价格与利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任何企业从政府获得补贴。除了利率贴息外，中央不规定任何价格。在苏联，中央规定了数千种，或许是数十万种价格——更不用说还要规定包括各大企业计划产品的数量了。　　

那么，效率怎么样呢？可以证明，兰格均衡具有如下最优：在社会尽其能力投资的条件下，不存在从技术上讲是可行的能给每一公民带来更高效用的资源配置。或许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公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效率能够达到。如果企业由决定使每个工人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使利润最大化的工人控制，那么，利率机制就不会导致这种兰格均衡特征的效率①。　　

对任何投资计划模式的基本挑战在于：某种政治过程必须用来选择投资目标，而这就打开了寻租活动的潘多拉盒子，即出现一些目的在于影响这种政治过程结果的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浪费使用。讨论这种挑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在本章和前一章不过分的目标是想说明，在市场条件下，投资计划既是有益的又是可能的。但这种计划的潜在的社会消耗还没有研究。另一种挑战是我在第四章列举的哈耶克对计划的第三个批评，即计划会导致极权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的历史证明这一预测是错误的。　　

台湾常常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有效性的一个典型。但是，正如罗伯特.韦德有力地论证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离真理更远了。台湾成功的经历是当局对投资过程高度干预的经历，这种干预由财政部和经济事务部作出具体的安排。　　

台湾的银行实际上都是公有的。1980年，四家私有银行只占有总储蓄的5％。此外，私有企业受到高度调控：80年代，全部私有资本形式的大约80％是由银行给予资金支持的(和由股票给予的资金支持相对)。50年代以来，当局各有关部一直每年对公有银行发布6个到12个产业的投资目标清单。在70年代，银行自己开始参与编制这样的清单。尼古拉斯.垦格写道：　　

银行在达到同这些清单高度一致时感到骄傲。由于高达75％的贷款流入到定为目标的产业部门，这些清单似乎是指导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目标产业部门有效手段。此外，由于高过80％的银行贷出是投向私有部门的，这些清单显然有助于指导私有企业朝着发展计划定下的目标前进。　　

有好几种使投资目标得以实施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予以补贴的低息贷款(兰格机制)。除了常规性银行贷款外还设立了其他一些特殊基金，以实现信贷配置目标。规定的利率比通行的银行利率要低好几个百分点，而且借贷期长甚至可以缓期还贷④。另一种基金对购买台湾制造的机器的企业发放特许贷款。　　

1982年，设立了一种战略产业基金(或战略产业与重点产业优先贷款计划)，其目的是鼓励购买台湾生产的机器，或购买任何由"战略"产业生产的新机器，以及鼓励在一个企业一个企业解决的基础上的自动化。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设立的这种基金的总目标是鼓励产业生产较少的能源密集的制造业产品。这种贷款不仅利率优惠，而且还贷期长达8年，并允许缓期两年还贷。从台湾标准来说，这是非常慷慨的条件。　　

但是1965年设立的另一种基金("台"美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却是为了另一些目标：促进对污染的控制，计划生育，工厂花园式发展以及产业技术研究机构。这笔基金的约1／3支出是直接发放，其余的'以特许利率贷出。这项发展基金的意图是补贴"经济计划指明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重要企业"的项目。大约70％的这类基金流入私有部门，其余的流入公有部门。这些基金的大多数采取贷款形式，利率视情况而定。但有一些也用于购买政府在企业中的股票。　　

韦德的结论是：就优惠提供资金对改变投资配置重要到何等程度作一精确估计是困难的——他写道，这在台湾没有在韩国重要。他指出，在1962年至1974年期间，“中央”银行给予各公有银行的“特别”再贴息贷款占它给银行部门贷款总数的大约一半。　　

这样，这种贷款当然能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贷给企业。对于我的目的来说，台湾的例子表明，公有银行体系作为影响那些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政策的渠道，其可行性是明显的。　　

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我描述过的兰格模式的方法：通过优惠的利率和长长的还贷期对投资以补贴。而且，在给企业发放贷款时，也使用了直接投资模式。在台湾所用的第三种方法——我在这一章没有讨论——是政府在私有企业购买股票。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与民主　　

　 　

当今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民主主义者；一些像塞缪尔，.鲍尔斯(S．Bowles)和赫伯特.金提斯(H．Gintis)这样的民主主义者之所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有助于实现民主。我在第一章里曾谈到，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之一是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我在这里也因袭传统地假定民主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前提，虽然这个假定决不是明显正确无误的。在何种方式的民主能帮助实现想要达到的平等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这样说可能更为准确。　　

坚持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也会引起我们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上的变化。在民主制度下，代表社会主义的一个或数个政党将会和其他政党(其中也会包括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竞争权力。有时也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资产阶级政党偶尔获得胜利，一个政权也可以在多年里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可以说，尽管反对党偶尔获胜，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仍然是社会一民主主义国家。　　

但桑地诺主义者的情况可能属于另一种类型。那里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由于种种原因——政党本身的错误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几年以后这个政党在选举中失败并被资产阶级政党或联盟取代，这就使原有的一些成就付诸东流。然后，或许是过了几年之后社会主义者又在选举中获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用语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桑地诺主义者当初视他们自己为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可能就不会犯所犯的一些错误。　　

不过，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政权完全可以从它的宪法中体现出来。宪法会限制生产资料中私人积累财富所能容许的程度，并且或许会明确受宪法保护的其他财产种类。压倒多数的人要求取消这些规定的一个正当理由是，如果财产关系被认为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话，财产关系就不会产生长远计划，特别是不会产生投资；另一个正当理由是，财产关系的任何变化会使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要达到社会主义者所切望的机会平等的一个关键性改革是大规模改善穷人和低收入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我认为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子女与有钱人子女之间的机会差异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到根除。只有当由于教育技能的不平等分布有所好转时，工资差别才能显著缩小。要想在把所需资源投入到这样的教育上达成共识，需要每个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观的重大变化。国家的主体民族必须克服他们的种族主义，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被说服接受约翰.邓恩的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不能独占一个海岛。”这样看来，如果必须等候全体公民共同感情的形成才会有社会主义，那么，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认为，在没有公民共同感情的前提下，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更快地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因为在我引述的关于财产再分配的各种建议下，人们的经济利益将会发生变化。我已概述了民主社会里各种公害的水平是如何成为不同阶级为它们各自的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斗争产物的。如果利益变化了，那么总的来说，公害的均衡水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让我把1991年的海湾战争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可以这样说，打那场战争是为了保持低廉油价，而要想使油价保持低廉的主要利益集团则是把油作为投入的企业。当然，所有消费者都希望油价低廉：问题是，谁愿意在1991年1月去打仗，以保持油价低廉，以及谁甘心再抵制一年？迟至1990年12月15日，即在以美国为首对伊拉克实施空袭前一个月，在美国所做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打仗。这一点证明，他们宁愿选择可能稍高的油价和稍高的失业率，而不愿去打一场战争。但布什总统决定开战，他这样做很有可能得到了一些“重要人物”——那些从企业利润中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以及那些可能会因油价上涨而使其利润下降的人——的支持，正是他们使得打仗的选择占了上风。一种更为讥诮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没有重要的经济目的，只是布什总统在厚着脸皮同萨达姆.侯赛因进行了过分的调情之后挽回自己面子的一种手段。即便如此.我提出的观点仍然适用于真正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在假设：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下，没有一个人的所得超过总利润的人均分成。油价的上涨当然会损害利润和工资，但是，可以讨论的是，不会有什么“重要人物”阶层在使石油保持低价水平上有如此大的兴趣。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宁愿承受更高油价的可能性，以避免必须打一场战争。　　

如果资本主义的弊端中有许多是这样一类的公害一增加利润的公害——那么，即使个人的偏好顺序(对于非经济学人员来说就是价值观)不变，利润收入分配上的变化也会改变民主过程产生的公害水平。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就属于这一类公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论点坚持认为，工人阶级间的不和(例如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造成的不和)在资方反对劳方的斗争中加强了资方的力量。事实就是这样。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可能蕴涵着产生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机制，例如通过资本主义传媒对待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方式。第七章关于公害的讨论暗示，假如利润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资本家煽动的工人阶级的不和就会减少。我并没有忽略人类本身就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思想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不能期望这种思想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但是财产关系的变化将会使一个维护歧视的强有力的阶级利益得以消除。　　

左翼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基本批评是，只要资本控制在一个很小的富有阶级的手里，政治就必然要符合该阶级的需要。如果公共银行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以及法律条款限制企业自由出口资本，统治社会的"资本结构权力"就会从总体上被打破。那些资本控制者将不能靠威胁把生产资料(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作)转移到海外而把社会当作人质。在布洛克1992年的建议中，他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这种结果的：他要求监察各银行的董事会必须代表不同类型的选民，其中也包括不是股民的公民。　　

一旦一个重新分配利润的机制，或者把企业改造成工人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那么共同感情最终将会形成，富有者也会情愿牺牲一些收入来资助这种教育制度，以便向那些现今被排除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的人提供机会，如果能够这样认为的话，那将是令人欣慰的。我没有看到这种主张的证据。虽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有重要的人人平等的主张，这种程度上的共同感情在那里还没有发展起来。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还很强大，这反映在保守党派的复苏上。尽管南斯拉夫、东欧各国和苏联存在着并非一般程度上的人人平等准则，我们还没有看到从共产主义的灰烬里飞出一只强大的社会主义凤凰。　　

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就是许多人过去常常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是否会由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促成，或者这样一种转变是否真的会发生。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中国、古巴)都有它的黄金时代，即在一段时间里，全体公民中的一大部分人被激励起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作出牺牲，或者以同别人合作的方式-一规范自己的行为。但这些黄金时代都为时甚短。还不大清楚的是，假如这些国家的经济如果获得持续成功，这些合作时期是不是可能会继续；也不清楚不论经济成就如何，黄金时代的精神是不是会延续下去，因为这种精神是由(例如)一一个伟大的更好的变革而不是由一个稳定的美好时代引起的。　　

因此我在人性的全面变化这个问题上仍然持不可知态度。我更喜欢把我的信心放在能给普通人带来好结果的制度设计上。在已经表明了某种不可知论后，我是不是仍然承认市场社会主义最终会增加对(例如)公共教育更多支出支持的可能性呢？也许!我将再次援引公害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的教育是一种能增加利润的公益，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家赞助工人阶级教育的经费是合理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由公共资助的教育现在是低于这个程度的，而且资本家阶级中的重要部分的确支持增加的教育投资：如果美国工人像日本工人一样能阅读详细的操作手册，他们就可能更有生产成效，并能更容易地获得提高利润的技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系桥本万太郎(M．Hashimoto)在《日本和美国就业基本训练：汽车制造商的经验》1992年工作论文中报告说，本田公司对工人的训练计划包括使他们学习工作操作手册。本田在美国建立起工厂之后，发现工人不能通过阅读工作操作手册进行学习。　　

但也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阶级教育的最佳程度比社会教育的最佳程度要低——这就是说，在教育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增加的公共教育可能对利润产生纯负面效应(当需要向工人阶级边际教育的增加提供资金的利润税额大于这种增加所能产生的利润的时候)，虽然增加的公共教育作为一种公益可能通过对社会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我包括从改进的电视节目到公共文明的一切东西)的作用继续产生重大的积极的边际效应。根据第七章的论点，这种额外的教育增值正是一个利润平均分配的社会更有可能通过它的政治过程来加以支持的。如果用第七章的语言来描述这种论点，我们就会说，一段时间之后，公共教育的缺乏是一种增加利润的公害。　　

至今为止，我在本书里还没有论述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即国家间极大的不平等，为了便于描述，这种不平等被称为南一北不平等。在下一个50年里，很可能正是这种不平等将成为政治的焦点：在南方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将很可能要求从北方得到大量援助，以使它能实现工业化而不损害全球的共同利益。我毫不怀疑这种援助是由正义所要求的，因为一个人在哪儿出生，从道德上来说，具有一种任意性的个人特征，而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出生在低生活水准社会里的人作出补偿。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是不是更容易支持这种援助。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实践表明，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挪威和瑞典，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比任何别的国家都高，而这似乎是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对官方的发展援助提供最大份额的4个国家是挪威、瑞典、荷兰和丹麦。这4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至少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94％。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18个成员国中，美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15％，名次排在最后(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资料)。　　

斯堪的纳维亚各社会民主政党以团结为理由，主张相对多的发展援助。有证据表明，工业化国家里有许多人主张撤回大公司在南非的股份：这个例子说明，人们为了居住在一个遥远国家的人民的自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收入(以稍高的工资、利润和津贴的形式，这是由于在南非投资可能带来的)。因此，对北方的许多人来说，南方人民的低福利是一种(产生利润的)公害；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利润的再分配，对外援助很可能增加，这种看法并不荒唐。　　

记住我们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观察到的(关于教育、对外援助和其他问题)政策变化的两个原因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　　

(1)由于改变财产关系产生的但不改变个人的偏好顺序(或价值观)而出现的政治结果的那些变化。　　

(2)由于改变个人的偏好顺序而产生的那些变化。　　

我在本书第七章使用的公害论点假定价值观不变，虽然我认为当人们经历新的情况时，他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因此，比方说，如果公共教育投资增加了，一开始由于需要有更高技术的工人这样纯粹实际的理由，人们受到了较好教育的新的平衡可能会引起价值观的转变，并随之引起教育投资的进一步增加。然而我还是相信，价值观的变化是缓慢的，而且并不一定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变化。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价值观是在以公共为中心到以私人为中心之间循环着。由于这些原因，我不把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建立在无私个人的演变之上。　　

第十四章 左翼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　　

　 　

左翼对工人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都几次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它们反对市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由或许是：竞争是造成资本主义的几个基本缺点的原因；由于各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样依靠企业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的这些缺点因而也会被市场社会主义继承下来。　　

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输家，而哪里有输家，哪里就常常有自我尊严的丧失。如果自我尊严是罗尔斯称作的一种基本利益，而且可以辩论的是，是最重要的利益之一，那么，使世界依旧分成赢家和输家的市场社会主义会对向着人类自我实现的发展做出什么进步呢？但由此不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其经济机制需要企业间竞争的社会也需要那种其结果是输家丧失自我尊严的人与人之问的竞争。然而，我认为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论点：经济领域的竞争产生了作为社会中更为普遍现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是，即使不提这样一种论点，也肯定是这样的情况：只要市场被用来配置劳动力，人们会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们的收入来估价自己。(正如《纽约客》的漫画讥讽的那样：“金钱是人生的成绩单。”)　　

竞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共同体意识的缺乏。正如柯亨所写的那样，市场“激励人们作出贡献不是建立在。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责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非人格的现金报酬基础上。”尽管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在增加收入平等的范围内，将增加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特别可由条件平等来培育。　　

在两种意义上存在着这样一一个更好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使我们早日实现到达社会主义长期目标的任务，或者这一阶段本身能够比市场社会主义实现更多的平等。没有理由认为，在第一种意义上最优的社会设计在第二种意义上也是最优的。我不再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究。　　

左翼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种批评来自与鲍尔斯和金提斯、柯亨和罗杰斯⑤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把民主扩大到经济生活中。然而，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甚至不引入工业民主，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充其量是对资本主义的微弱进步。　　

这些挑战提出的实质问题是，我概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是否代表对资本主义的充分进步，以致这种进步在第一章描述的平等主义的范围内可以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我已经试图对短期建议和长期建议作出区别，我并且打算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短期建议：也就是说，我不把下面这种制度当作一种公正的制度加以辩护：在这种制度里，人们领到的工资同他们所具有的技能成比例；技能的分布具有不平等的机会，而且在未来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中仍像以前的结构一样具有不平等的机会。突出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之问存在着一个比某些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更好的阶段吗？我认为没有，这没有什么惊讶的，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　　

我不反对通过社会民主的方法对收入进行进一步的再分配——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公共资金和与它密切相关的累进税体系提供更多的生活用品。我说过我怀疑北欧社会民主模式适用于全世界。我这里提一下另一个告诫。在一种市场经济中，我认为人们往往相信，在道德的意义上，他们挣到了通过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才能所得到的东西。(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观点是，市场竞争使那些经济上不成功者丧失自我尊严。)这种观点被洛克亚种的自由主义哲学提升为高度的道德原则；这种哲学认为，人们有权保留他们用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东西。遗憾的是，许多通过援引劳动价值理论来定义剥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含蓄地赞成一种与此相似的道德立场@。现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虽然明显地同这种自由主义观点相左，但对那些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或许是在心理上被接受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用社会民主方法所能达到的收入重新分配程度就会因此受到政治限制：至少在一种民主政治中，如果一种经济机制给人们的报酬同他们认为他们应得的报酬不成比例，那么这种经济机制是不可能稳定的。毋庸置疑，斯堪的纳维亚渚国的社会民主目前部分地复归到较少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可能作为一个原因具有这种心理状态。　　

另一种重新分配收入的机制是房地产税，我是支持这种机制的运用的。从公正的观点来看，对房地产课以重税是非常有道理的。第一，在赚钱和存钱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赚钱和存钱的不平等机会分布造成的意义上，保证机会平等的需要证明征收房地产税是正确的。第二，即使人们(在平等机会条件下)用正当手段挣得了他们的房地产，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有权通过把自己的房地产分给受惠的个人来加重下一代机会的差别。下一代机会平等的要求可能废弃这样一种权利。　　

资本主义国家的房地产税为什么如此低呢？房地产税之所以低，部分是因为富人的游说；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认为他们是正当地挣得了他们通过市场交换所获得的东西，因此他们有权根据他们的选择处理他们的房地产。此外，还有不高尚的原因：许多可能从更高的房地产税中享受纯利益的人抱着一种他们自己将来可能发财的希望(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其概率是极低的)，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高额房地产税对他们个人就是有害的了。在劳动市场很重要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征收房地产税多半会使很多人感到苦恼。因此，从政治上讲，通过房地产税重新分配收入的作法，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比在资本主义条件更为可行。　　

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只能取得有限程度的平等，主要是我对存在着不以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市场有效地配置劳动力的怀疑造成的。的确，本书概述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关键，是作为国民收入类别的工资同利润之问的根本不对称。考虑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工人的工资分配的同时，不过要求有一个重要例外：失业者和就业者之间工作的分配有一种任意的因索。这就是说，有些失业工人，他们可能和有工作的工人一样合格，但却找不到工作。几种现代失业理论将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这里的主张是，在存在竞争性劳动市场的情况下，在技能分布和其他经济环境参数明确的情况下，就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分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考虑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润的分配。即使我们使整个经济效率水平保持不变，也仍然像我在第一章中所坚持的那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利润分配自由。这种观点可以根据下述估计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利润的极端集中，然而这种集中却不是由于少数人具有和运用才能造成的；总人口中有才能的人的缺乏似乎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报酬暗示的那样。或者，这种观点也可以根据下述估计断言：才能虽然极端缺乏，但是才能的运用应该比它们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报酬有实质性的降低，甚至那些自私的(才能)占有者对其才能的运用也应该如此。　　

对于竞争和其有害影响仍然存在于我建议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的非议，我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苏联的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甚至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一经济制度也不能使社会稳定，民主制度更是如此，除非它能给予它的成员们同具有相似文化和教育成就的其他社会里可得到的类似质量的日用品。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一经济制度必须能够以大约资本主义政治一经济制度能够保持的速度进行革新。这种关于民众要求的主张是一种经验主张，依据的是少数实例。但是，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苏联当局坚持认为，人们应该珍视共产主义条件下生活的安全，这种生活的安全超过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安全。说实在的，苏联公民并不充分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不安全的程度。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可以预料，如果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给予其公民差不多同资本主义提供的一样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社会将是不稳定的。正如我坚持认为的那样，除了企业问的竞争外，我们还不知道能产生富于革新的经济的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基于这样的竞争的模式上。　　

那些相信资本主义的基本罪恶是它在人们身上引起的竞争精神的人可能会说，他们如果接受我的论点，那是得不偿失的。但是我却更相信，即使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和自我尊严受到竞争的损害，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议(如果制定出来)仍然标志着走向一种公正社会的进步。如果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改进及其带来的公害的减少，将极大地增加自我实现的机会和那些资本主义条件下处境本来会更糟的人们的福利。这种见解的证据来自北欧诸国。　　

最后，针对那些认为工人管理必然是下一步特点的人，我要为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辩护。正如我在第六章注意到的那样，当代所有工人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承认，企业必须从非成员中筹措资金，即要么通过股票市场，要么通过银行贷款，而且这样做会在未知的程度上损害工人控制企业的自主权。因此，还不清楚，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和工人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真正区别达到什么程度。我对经理经营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偏爱是建立在保守主义基础上的，即在改变一种制度的特征时，最好一次改变一个，如果可能的话。这里用一个生物的比喻是恰当的：具有一种变异的生物体比同时发生两种变异的生物体更有可能存活下去。在我看来，改变向企业提供资金的私人性质比改变企业的管理结构作为第一步更为重要。当然，我是在假定我们从一种其企业存在着等级管理结构的经济开始。如果我们从一种工人具有相当大的管理权力的经济开始，那种等级管理制度在第一阶段也是应该保留的。例如，原苏联许多企业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以上最后一点不应该被认为是在暗示，在财务改组成功完成之后，我明确无误地支持引进工人管理作为第二步，因为正如几位作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工人管理可能使企业太反对冒险。例如，企业采取一定程度的冒险，可能是社会最优的，但却产生了下述可能性：每个工人都必须经常改变自己的工作，例如一生工作中改变3—4次工作，其原因是被解雇或企业破产。但个人很可能希望避免即使这种程度的冒险。　　

的确，在一种经济中，如果使所有的企业都采取工人管理的形式，其结果可能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比在一种具有混合管理形式的经济中更糟，这是可能的。假设在没有外因刺激的情况下工人管理的企业比经理经营型企业更反对冒险，那么其结果是产生较少的革新。假设除了我的企业以外，其他所有企业都采取工人管理的形式，这可能对我的企业的工人们投票争取也实行工人管理的形式是最优的：因为如果我们作另一种选择，即传统的经理经营的形式，来自工人管理企业的竞争就会不足以刺激我们企业革新，因此，选择仍然处于传统管理体制之下的作法使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但是所有企业由工人管理时达到的均衡很可能不是最优的，其原因是低程度的革新。低程度的革新会产生如下结果：或许所有的人都宁愿牺牲他们在工人管理体制下的自治来换取较高的生活水平，而较高的生活水平却与(假设)具有足够数量的经理经营型企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如果关于工人管理型企业过分反对冒险的主张是对的，最佳的安排似乎是一种既具有工人管理的企业，又具有足够数量的刺激理想的革新速度的经理经营型企业的经济。这一段完全断言，所有企业是劳方经营型的情况可能是帕累托次优纳什均衡。

第十五章 未来展望　　

　 　

    当前，写社会主义的讣闻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这些批评者说，相信一个社会能建立在一种平等主义原则基础之上是乌托邦。他们说，贪婪是好事，或者至少是必要的邪恶，即一种能用恰当的手段——市场、合同法、私有财产——制服的动力，给所有人带来尊严和满足所需的物质条件。　　

在任何专制国家的垮台我们都鼓掌欢呼的意义上，苏联的结束是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它的崩溃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一种倒退——对于亿万人民来说，它的存在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即一个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仅仅是一种梦想，尽管它还不是现实。具有这种信念是为创立这种社会而斗争的前提。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描绘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蓝图，再次为敢于信仰这种理想的人提供一种根据。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小册子中至少采纳两种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者评价财产关系必须根据这些财产关系提供平等主义的能力。苏联的实验只是各种想象的实验之一，它的失败并不排斥其他更成功尝试的可能性。有充分理由相信，苏联制度的失败不应归因于共产主义的平等目标，而应归因于取消市场因而失去随之而来的激励和竞争。　　

第二个观点是，当代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设计下一个社会主义试验高潮的可能性。当代资本主义在带来经济增长方面的相对成功应该归功于产生竞争的法律环境和文化，归功于它设计能解决代理问题的机制的能力。特别应指出的是，它的成功尤其不能归因于它拥有无限积聚私有财产的权利，除非这种权利与刚刚提到的那些特征不能分开。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表明，这种权利对于它的成功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与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描述的早先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依靠单独一个人的天才运作，所有的利润就朝他滚滚而来。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相比，现代企业的利润扩散是激烈的。为了实现这种扩散程度而又不牺牲企业的效率和创造性，当代资本主义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我认为，这些手段能够成功地被一种制度所运用，而在这种制度中，利润的分配比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扩散。　　

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这本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小册子的主张取决于私有财产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区分。由于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经济理论只能建立在历史——一种比人的想象更加丰富，的源泉——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迄今为止两者实际上总是一块出现的。但我们确实有几个例子——现代企业以及或许还有中国的乡镇企业——使我们开始理解，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以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归因于私有财产无限制积聚的权利，事实上可能应归因于竞争和市场。随着我们对这种区分的理解越来越具体一一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中财产形式的继续演变，我们对这种区分的理解无疑将会如此——对更平等的社会的设计将会更清晰地被提出来。本书第六章和第八章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很可能是粗糙的，这些蓝图将不断进化。我鼓励读者把这些蓝图仅仅当作启示性的，只有在解释这种一般观点的例子时才是有用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近期前景的最后这一章里，我想避免对“过渡学”文献添加任何东西。然而，为使一个社会过程的任何最终状态成为可行，必须存在一一条由此及彼的道路，因此，应该有理由请求某个试图描绘最终目的的人至少描绘一张可行道路的粗略草图，即使不是一张精确地图的话。我以如下警告作为接下来的谈论的开端：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如果试图预言未来，我们就如履薄冰。　　

我认为，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最少的国家，是那些自1989年以来在东／中欧形成的国家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将有什么类型的市场体制，他们面临着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有些人会坚持认为，设计一个息票股票市场，设计一个以银行为中心的监控体系，以及设计一套充分保护经济机构(银行、企业)不受国家干预的种种制度、法规，其代价不比沿着英一美路线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代价大。实际上，科贝特(J．Corbert)和迈耶(C．Mayer)已经在其《东欧的金融改革》中论证道，在新的共和政体中，建立以银行为基础的监控体系，比建立以分散的市场行为者和接管程序为基础的监控体系更加容易。　　

但是，在政治上，许多这些国家的思想意识氛围对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利的；“不再试验”的叫喊是很幼稚的，好像在任何种类的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都可以避开试验似的。然而，在一些这样的国家中引进本书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几年之后在政治上也许是可能的，如果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能保留的话——我认为许多这样的国家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捷克共和国看到的极端自由的试验，并不可能产生瑞典或芬兰的开明的资本主义——更可能的结果将是墨西哥或巴西的庸俗资本主义。在那些保留大部分国有部门的国家里(例如俄罗斯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将会这样做)，提倡更平等的非国有化的政党可能在将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资本主义国家的三种类型是：　　

发达民主的资本主义、　　

发展中民主的资本主义　　

和发展中的独裁的资本主义。　　

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发达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是最不可能的，因为这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制度在它们被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意义上是稳定的。　　

发达资本主义用社会民主的让步比用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更可能削弱阶级斗争，除非某种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大门也会打开。　　

在独裁的发展中国家里，增长率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足以改善庞大的工农阶级的生活条件，这些国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候选者，尤其是在极端的物质不平等产生了具有民众基础左翼政党时：今日的南非和萨尔瓦多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左派在这些国家掌权，民众的意向可能支持真正的私有资产国有化，那时公有部门就能够沿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路线来组织。在不久的将来，具有高增长率的独裁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例如韩国)更可能变成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上一代人中已经成功地显著地提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最后，我认为，发展中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分为已经提高了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国家和没有提高这一阶级生活水平的国家。在那些劳动阶级处于接近贫困状态的国家中，左翼政党也许能够在政治上向着财富再分配前进。例如，在1988年大选中几乎掌权的巴西民主党和在1988年大选中虽然没有掌权但确实获胜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可望在市场社会主义的舞台上赢得未来的选举，沿着在这里描述的道路改造这些国家经济中的规模大而无效率的国有部门。　　

然而，历史是否趋向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正如乔伊特(K．Jowitt)在《新的世界混乱》中强有力地论证的那样，由于处于经济衰退压力之下的社会被民族主义的烈火所点燃，世界可能在一个时期里处于混乱之中。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几乎肯定不能产生它们的公民看到的西欧的社会；这些资本主义改造极可能带来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和劳动阶级的相当大的部分的普遍不安全感。这些国家的公民将会发现，1989年的革命从他们那里被偷走了。这样，这些国家就为民族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但是，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潜力将取决于它提供蓝图的能力，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即苏联模式已经失败。(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但它的存在却使世界也许大为好转，这一点我在第三章第一段中已经说明。)幸运的是，这项工作不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旧模式的观点，有许多教训要从20世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汲取。　　

为了保持客观的观点，为了明白在人类历史上一个70年的运动是何等的短暂，为了记住人类反对不平等、不正义的斗争是如何持续不断，以及为了认识到那些几乎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发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是如何持久，今天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信念是个关键问题。并非好像我们只有从苏联70年的经验中学习：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或者鼓吹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终点的论调的人，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短视。资本主义可能赢了，但毫无疑问，这样说为时尚早。想想周恩来被要求评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时的机智回答吧：“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真正的人类历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消除了作为自我实现的不可逾越之障碍的物质匮乏的社会历史——还没开始。　　

　　 

　　 

　

附录 美国息票红利的价值　　

　 　

为了说明起见，我在这里提出对美国每个成年人将会得到的利润红利的粗略计算，如果第八章论述的息票经济是可实行的话。这个计算是粗略的，因为一些我假设保持固定的量值无疑将是变化着的。我假设企业的总产量像法人企业利润率一样是固定的。更确切地说，我在这里报告的是对美国企业1950—1990年期间利润收入的再统计，以适应如下事实：在息票经济中，公民在企业中将不拥有股票——现在以红利形式流入公民手里的收入，在息票经济中将以利息的形式付给储蓄者，并且不被当作利润。　　

我将我的估算限制在检验经济的非金融行业部门。(这里排除金融部门和农场；作为第一一批计算，还排除非法人行业。)如果企业的投资如同在息票经济中那样完全由债券和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靠股票提供，非金融法人企业部门的总利润会怎样呢？我假设，在法人企业部门内现有的企业股票将转为债务，把对此债务所付利息看作成本。那样留作息票持有人分配的利润将是支付这项利息之后的利润。因此，设：　　

π(cap)(t)＝t年法人企业税前总利润，　　

E(t)＝t年法人企业股票总值，　　

D(t)＝t年法人企业部门净总负债，　　

i(t)＝t年法人企业部门付出纯利息，　　

c(t)＝t年法人企业部门资本减耗限额，　　

r(t)＝t法人企业债务平均利率，　　

π(coup)＝息票经济中法人企业利润.　　

我使用的计算恒等式是：　　

πcoup(t)= πcap(t)+c(t)+i(i)-r(t)[D(t)+E(t)]。　　

变量π、E、D、c和i的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资料，πcoup(t)是我们想要估计的估算息票利润数据。这样，πcap(t)+c(t)+i(i)就是法人企业的“净盈余”；我们从“净盈余”中减去在息票经济中用债务取代股票筹资时所支付的总利息的估计数。　　

在国家统计资料中，πcap是按企业净收入减去应纳税折旧费计算的。但是纳税折旧费与经济折旧费不同。向美国财政部国内收入署报告的折旧费与估算的经济折旧费之间的区别在于资本减耗额。在计算方程式中把它加到利润中去，是设想给出一个接近于实际经济利润的数字。　　

我把r(t)估计为t年的实际利率，即(r(t)一i(t))／D(t)。表A1记录了自1950年以来每个成年人的πcoup(t)值(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即未按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价值计算)。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数值最近几年并不明显地高于50年代的数值，所以按实际价值计算，最近几年的数值要低得多。表A.的第三栏列出了美国男性黑人的中等年收入(按当时的美元)，最后一栏列出了每个成年人的红利对这个收入的比率。50年代，息票红利在男性黑人中等的收入中可能已构成实质性的增长——10年的增长大约是20％。(由于在50年代中等收入的男性黑人实质上不拥有法人企业股票，我们可以把这种红利看作是收入的净增。)但是在80年代，息票红利占中等的黑人收入决不会超过7％。(我以中等黑人收入作为贫困线的代表。在1950年，女性黑人的中等收入是男性黑人中等收入的三分之一，至1990年也仅占男性黑人收入的65％。这些息票红利肯定占中等女性黑人收入的很显著的一大部分。)　　

　 　

表A，每个成年人的息票红利，变式1　　

　 　

　 　

表A2 资本股票的折旧率　　

由于下面几个原因，从这里使用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π(coup)(t)的值可能低估了真正的息票红利的价值。首先，70年代的折旧法规是很宽松的，也许资本减耗调整并不足以使通报的利润达到真正的经济利润。表A。按年度记录了非金融法人企业部门纳税折旧对资本股票的比率，请注意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比率的上升。第二，在国家统计中一部分被报为非金融非法人行业的收入事实上不是(不属于息票部门的)小型行业的收入，而是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会是息票部门的大企业的收入。例如，休斯航空公司是一个非股份行业。那些在80年代通过支持性买下全部股权而“走向私有”的公司也属这种类型。1990年，非金融非法人行业收入是3600亿美元，而法人企业总利润是2320亿美元，也许更引入注目的是这样一个统计数字：1989年，最富有的0.5％美国家庭拥有价值3270亿美元的法人企业股票，而他们的非法人行业财产的价值是15000亿美元。实际上，很富有的人占有的财产的类型已迅速转向没有法人地位的行业的债券，1983年，他们拥有5160亿美元法人企业股票和8490亿美元非法人行业债券。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一部分非法人行业收入来自巨大的股份，这些股份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会被国有化。　　

　 　

表A3 每个成年人的息票红利，变式2　　

表A3记录了对每个成年人息票红利的第二次计算的结果。基于对上述两种现象的考虑，这里作了两点调整。在1950—1974年期间(包括1950、1974年)，按表A。计算的平均折旧率是O.0656。对于1975—1990年这一时期，我把超额折旧定义为：　　

x(t)＝dpr(t)一0.0656K(t)。　　

当然，可以认为，宽松的折旧法规反映在技术变化速度的增长以及因而工厂设备的有效经济寿命的下降上。　　

这里，dpr(t)表示在t年的纳税折旧，K(f)是在t年非金融法人企业部门的总资本股票。因此，X(t)是在￡年折旧的超额量，在这方面准是把折旧按1950—1974年期间的历史比率计算。为了提出第二个合格证明.我假设在息票经济下，30％的非金融行业收入将变成息票部门的收入。(我不容易找到按企业规模的非金融非法人企业收入的分配资料，但我认为这项收入是相当集中的，因此它的30％很可能被很大规模的企业所挣。)设nfb(f)是非金融非法人行业在t年的收入，即利息支付和折旧的净值，那么，如表A3所显示，对息票红利更为宽松的计算可以用以下恒等式计算得出：　　

πcoup(t)＝πcap(t)+c(t)+i(t)+z(t)+0.3nfb(t)一r(t)[D(t)+E(t)]　　

我们用这种计算可以看出，成人红利在50年代大概会占黑人中等收入的25％，在80年代平均约占这种收入的12％。　　

根据以上粗略的计算，至少可以看出，美国战后一个时期，息票红利在穷人的收入中有了显著的增加，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收入的分配。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利润构成国民收入的部分一般比美国要高得多，但情况也是如此。最近几年，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利润能力下降了，这反映在每个成年人利息红利的减少上。事实上，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利润已经向金融部门的方向转移，但金融部门的利润我在以上计算中没有考虑进去。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金融部门的利润主要回到国库，那么一般公民都会从由这些利润提供资金创造的公益中获益，这是我在这里没有提的福利增加额。　　

　 

附录：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　　

作者：艾伦·沃德 　　

编译者：查君红、沈国权、龚伟 　　

 　　我们阅读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时，本能地意识到这些是对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的描述。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小群人生活在舒适和奢侈中，而另一些数量不断扩大的人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后者劳动生产的财富被前者所占有。马克思不停地说到资本家剥削工人，即把剩余价值的创造当作资本带来的"无偿劳动"的恰当形式。不仅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以非正义的强烈意识，而且他对此描述的本身看起来也蕴涵着非正义。
　　然而，我们深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非正义的详细描述，就会即刻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根本没有提供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论证，甚至没有明确地指出它是非正义的或不平等的，或它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实际上，我们发现，明确的反对和持续的批评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家（如皮埃尔·蒲鲁东和费尔南·拉萨尔），他们确实谴责资本主义非正义，并且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得到正义、平等、人的权利的手段。也许惊讶的是，我们进而发现，有些相当明确的判断达到如此效果，即资本主义虽有种种明显的缺点，但就正义而言，不能算错。对马克思来说，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事实，以前就有所知。但是他对持此观点的推理和建立于其上的正义的概念，却很少被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正义或经济正义可能实现的方式说的不多，他们自己对正义的社会制度可能区别于非正义的社会制度的方式也没有给以极大地关注，这些当然是正确的。并且若是，如同我希望说的，达到正义，就自身而言，在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的实践中不占重要地位，上述省略就既不严重也不使人惊讶。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在他们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中审慎地对待正义的概念，并在其中置之于一定的地位。他们认为在社会思想中正义概念被误用，即其被"神秘化"和在意识形态上被"神圣化"，两者实际上都是对这种误用的高度批判。马克思对正义的这种批判可以看作是为了努力澄清正义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阻止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滥用。我认为，在马克思的社会观和社会实践中对这种批判追根溯源，并将其与马克思自己否定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同时又要求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逻辑相联系，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一）
　　传统上，正义概念一直在理性评价社会制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有的美德，而非正义是任何社会制度最严重的弊端，一直受到谴责。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哲学家和普通人，正义一直是，如同恩格斯曾经所说的，"所有社会的根本原则，……衡量全人类的标准，……对所有矛盾的最终裁决"。为什么正义概念被赋予如此的重要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正义"〔Gerechtigkeit〕是一个法的概念或法律〔rechtlich〕概念，是一个与法律和据此法律享有的权利相联系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权利概念和正义概念是从法的角度判断法律、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最高理性标准。该观点一直以来被认为对理解和评价社会现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西方社会思想本身从根本上说就是法的思想。根据西方传统，社会整体是"国家"或"政治实体"，在这个框架内人类行为由法律和政治过程调整。西方传统对社会的研究一直首先是对上述过程的研究；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理想的社会，一直被构想为理想的国家；而社会实践，在其最高形式上，一直被称为是一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或由明智的政府调整公民行为的娴熟运作。根据西方传统，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与制定法律、保障权利和发布法律命令这些权力相联系的人。基于这种社会思想，很容易理解权利与正义应被视为根本的社会原则，所有社会行为的最高标准。不仅马克思对正义批判的源泉，而且他的社会思想的根本创造性，都在于他对这种社会政治或法律思想的驳斥。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告诉我们，他的社会思想的来源在于他作为研究法律和法哲学的研究者对上述那种思想的不满意，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那种思想。我们可以在马克思1848年间写的文章和手稿中看到，他告诉我们，他的批判性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总体，即社会生活的完整具体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要到政治国家中去寻找，人类的物质活动发生在这个政治整体中并且取决于它。马克思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的集体生产活动的系统，目的是满足随历史发展变化的人类需要；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生产活动的反映。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告诉我们，"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仅仅是特定的生产方式并受这种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的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批驳了"忽视真正的关系把自己局限于夸大的王子和国家的戏剧中的旧的历史感"。　　

马克思对黑格尔社会思想改造的关键在于他的人类实践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现实。它不过仅是以充斥必要的人类活动为特征的自然现象，它以生产活动或劳动为特征，把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二）　　

从马克思所有对社会现实的细致研究中和他对之理性评价的深刻关注中，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清楚地阐述积极的权利或正义思想的真正努力。这种对法的思想和原则的相对忽视与其说来自于，如某些人所说的，马克思对"道德说教"的个人厌恶或对待社会现实的"非道德"态度，不如说来自于，他对法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评价。因为马克思认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仅扮演次要的角色，他不象以往许多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赋予法的思想在作为衡量社会理性的尺度上相对较低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法的思想仅是必要的一方面，采取它用作根本立足点判断所有社会现实，也就是采用了扭曲思想判断社会现实。但是以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把正义作为理性社会的标准是不对的。在《资本论》中，他写道：　　

"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些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的形式上，这些法的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这段文字并不构成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清楚论述，不过，它有相当的启发性。虽然马克思在这段文字中仅说到"交易"的正义性，但是他所作的概述应用于行为、社会制度，甚至应用于法律及政治结构，都是相当充分的。他对有关交易的正义性的论述确实蕴涵若干重要的论断，它们与正义的概念和正义在社会理论与实践中的适当功能有关。
　　首先，正如我们所料，马克思是从正义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功能来看待正义的概念的。人类思想引用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取决于特定时刻的生产过程。对此引用的理性有效性，在马克思看来，总是要以现存的生产方式来衡量。政治国家和与社会公共调节相联系的法律及权利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两者都取决于现存的生产方式，并是其中独立的突出部分。两者都反映或表现生产，不过是以扭曲的和神秘的方式。国家突出自己为真正的社会代表，法的形式也就伪装成为社会实践的合理性的基础。这种法的形式不是以国家的自主理性为基础，就是以无条件的"权利"或"正义"的理性原则为基础。而除了这两个原则，其他的都没有理性要求。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制度和思想的真正合理性只能从两者都参与并解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这个更综合的高度来理解。因而，作为法的形式的正义，要求得到超越自身的解释。判断交易或制度的正义性，要求理解他们在生产中的功能。马克思说正义的交易就是与现存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时，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指正义的交易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中扮演具体的角色，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实际的阶段起作用。正义的交易适应现存的生产方式。即前者与后者构成一种特定的关系，具体地说，前者推进实现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单个个体合作生产活动的过程。那么，判断社会制度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取决于对现存的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了解，和对这个整体与涉及到的制度的关系的理解。这也许就是恩格斯为什么说社会正义还是非正义取决于"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
　　其次，正义不是抽象的人类理性衡量人类行为、制度或其他社会因素的标准。它不过是每种生产方式衡量自身的标准。它仅仅是具体的生产方式背景下的人类思想体现的标准。因此，没有适用于任一和所有社会形式的"自然正义"的一般规则或诫令。例如，一个人的所有权被另外一个人占有，或由借钱取得利息，它们本身没有正义或非正义可言。在古代生产方式下，具有奴隶，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既合法又便利。另一方面，高利贷与这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不相吻合的；它以别人的痛苦获取利润，当然是非正义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直接的奴隶制是非正义的；而由借出资本获取利息完全是正义的。
　　第三，马克思紧随黑格尔反对形式上的正义思想，这是清楚的。对马克思来说，行为或制度的正义或非正义不在于对法的形式的解释或与普遍原则的相一致。正义不取决于人类行为与利益的普遍一致性，而取决于特定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中的具体要求。对于特定行为或制度是否正义的理性评价，以它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的具体作用为基础。但是，这些评价不是着落于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地点的抽象的或形式上的正义原则，也不是着落于内在的或假设的契约或协议，这些契约或协议抽象地和形式上地决定了制度或行为的正义。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的所有形式上的正义哲学原则都是空洞的和无用的；它们用于这样的历史环境时，是误导的和扭曲的。因为，它们把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或制度看作是偶然的，非本质的，仅是纯粹理性形式表现自身的偶尔场合。但是行为或制度的正义是其与这种历史环境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相一致。马克思说正义的交易不是物质形式，而是物质内容。制度的正义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成为其一部分的特定制度。因此，一切法的形式和正义原则仅在它们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中才是有意义的，仅在它们的内容和所应用的行为自然来自于这种生产方式，并与这种生产方式具体地相适应，它们才能保持理性的有效。
　　最后，对于马克思来说，行为或制度的正义不取决于它们的结果或效果。例如，我们认也许为，正义的行为和制度与非正义的相比，会使人们更幸福。但这不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一种生产方式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为基础，那么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的正义制度总的来说是以牺牲被压迫者的代价满足压迫者的需要。但是如果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我们至少想到他会同意色拉斯马库斯的观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还可以想到，他会同意休谟：行为和制度是正义的，在于它们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也就是维持现有的生产方式。我们也许争辨说，如果一种交易是从现存生产关系中自然地发展而来，适应现存生产方式，并在其中发挥具体的作用，那么它必须服务或倾向服务于该生产方式下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必须保证或倾向于保证现成事物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从短期来看，也许就是这样。正义的交易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有意识地被用来强化保障现存秩序的稳定或特定阶级的利益。但是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有一种内在趋势，其自身的发展将导致不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它自己的全面崩溃和取消。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些最正义的交易，这些某一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密切的一部分，也必定在该生产方式不稳定和最终破坏中起着本质的作用。对马克思来说，正义的交易是以它在整个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来考虑的，而非以它对整体的结果来考虑的。……

　　（三）
　　资本主义的剥削被描述为"非正义"， 其含义是资本主义错在它的分配方式上。资本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被认为是"非正义的"，这判断是指根据决定分配的，或至少，应该决定分配的法律或道德规则及其实践，工人分得的社会集体产品比他们应得的少（资本家分得的比他们应得的多）。这从而意味着，在正确的分配制度中，通过制定和加强法律、采取政治决议，以及使个人更严格地遵从正确合适的道德规范这些手段，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剥削。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错在此处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分配不是与生产并行而存的，不是与其无关，而是局限于众多个人以他们的集体的道德智慧和政治智慧在其中所做的选择的范围。任何分配方式都是生产方式的一个动态部分，并取决于它。占有剩余价值和剥削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也不是偶尔发生于其中的任意的、不公平的实践（例如，像欺骗，或走私，或维持放荡的生活）。剥削工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越来越往后的阶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剥削必定变得越来越糟，这是该生产方式规律的发展结果。它既不可能通过实行或加强调节分配的法律，也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带来的任何道德改革或政治改革得到解决。更加重要的是，建议把剩余价值与资本相分离和结束对工人的剥削，这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改革，将置自身于最直截了当的、最不含混的非正义的地位。这些改革将最明确地侵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的根本财产权，构成强加于该生产方式之上的、与其不相容的分配制度。一旦这种"正义的"分配制度建立起来，那些好心肠的改革者怎样可能期望维护该制度，这是一个神话。（想到的其中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任何制度，无论如何错误地构想，都能存在一段时间。）
　　但这不是全部。甚至即使革命的实践结束了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实践的重要方面引起决定分配的法律规则发生变化，认为结束了这种剥削，就构成了对"非正义的"纠正，这仍然是错误的。对马克思来说，政治革命，不在于强加政治革命家所认为的最可值得称道的道德原则或法律规则或"正义原则"。它而是在于调整社会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以适应已经在社会中形成确定形式和特征的新生产方式。除非在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中，这种根本变化已经在社会中按其自身要求发生，任何进行真正的政治革命的努力都将是非理性的、徒劳的，用马克思的原话，就是"堂吉诃德式的"。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定的现状，不是现实与之应当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现有的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因而，对马克思来说，政治行为是从属于革命实践形势的。政治制度不创造、也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只能使之与人们之间已经有的生产方式相一致。它只能给以法律的确认，也就是说，确认历史性的个人正在创造和寄生于哪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如果革命的制度意味着新的规律、新的法律规则的标准，以及新的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不是以前没有完成的"正义"现在完成的象征；而是具有自我特色法律制度的新的生产方式已经从旧的生产方式中生长出来的象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不是比旧的"更加正义"，它仅就自我存在来说是正义的。

　　（四）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上的非理性和最终垮台的论述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一概念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制度，这极大地制造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遣责资本主义是因为其非正义，我试图简要地解释我自己所认为的这种指责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实际上所占的地位。
　　根据一些哲学家的看法，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人类利益一致之上的，即社会关系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是互利的。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人类社会都相同地建立在利益冲突之上，建立在有利于一个阶级而对另一个阶级的强迫劳动之上。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都涉及到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人类活动的交往"；这种交往的本质形式之一是支配和奴役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冲突及其引起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
　　对马克思来说，奴役的本质在于，奴役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生产活动在产品丧失和放弃下，本身脱离了生产者而被生产者之外的某人或某物所占用，被其监督以致生产者不能作为独立的生产目标和实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支配涉及到的不仅是占用和享用物质，而且是"对他人意志的占用"。主人享用奴隶的服务或劳动成果时，他享用的是奴隶的生产活动的结果，是奴隶倾注了其意志并实现了其目标的某物。因而，主人对奴隶的产品的占用，对奴隶来说，必然涉及到其放弃，其自身生命活动的异化和其生产意志的顷刻消沉。正如黑格尔所说，奴役劳动本质上是"被抑制的欲望"。用马克思的原话，这种劳动在本质上"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它是被迫的劳动，……自我牺牲的劳动，屈辱的劳动。"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这些支配和奴役的社会关系是伪装的。资本家和工人看上去都是独立的商品主人，作为自由的个人，交换他们的物品。他们之间的交换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完全正义的，他们作为财产主人的平等权利是严格得到尊重的，从而造成一种幻象，即该生产关系本身完全是独立的个人之间自愿交流的结果。然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出卖劳动力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依赖于资本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部分工人劳动。资本，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说，就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作用来说，必然地通过占有和积累无偿劳动剥削工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说，雇佣劳动者的活动的最终结果总是资本的更高积累、其自我生产以异化和自主的形式的更高积累，这既成为其劳动、其生命活动本身的必要条件，又成为这两者的独立的目标。
　　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不是非正义的形式，而是奴役的形式。马克思说，"资本吸取剩余劳动，没有任何平等，在本质上它总是被迫的劳动，不管它看上去来自怎样自由的契约协议。"资本家的剥削不是欺诈交换或经济非正义的形式，而是隐蔽的对工人支配的形式。资本主义是一种奴隶制度，并且是更阴险的奴役，因为支配和奴役的社会关系在体验上是支配和奴役，而在理解上不是支配和奴役。依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特征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找不到，只要它未发现剩余价值之迷，马克思认为他揭开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面纱并使工人们理解了他们贫穷、破落的条件和对现状的不满：以资本的形式奴役工人们自我生产的现状。
　　需要一再重复，虽然该奴役是工人凄惨、堕落和不满的源泉，但是它不是非正义的形式。认为奴役这个概念必然"隐含"非正义的那些人，都是种种偏见的牺牲品，这些偏见就是启蒙时代前的许多人（如亚里士多德）也不具有。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偏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果，该意识形态赞美资本主义取消了直接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以自由人在自由市场相会的开放社会取代了那些"非正义"和"人类耻辱"。然而，就马克思的观点，隐蔽在普遍自由的面纱后面的实际奴役比他的前任既不是更加正义，也不是更加非正义。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资产阶级社会通过自由立法的途径和诚恳的解决办法以尊重其所有成员的"人权"，对此是无济于事的。也不仅仅是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包含奴役，这是工人们反抗它的充分理由。这样的奴役是不合格的错误，是人们要以坚决的态度不惜任何代价取消的邪恶，这也不是马克思的想法。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奴役，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中包含的直接的奴役，都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遣责该奴役不合格就是遣责现代社会的所有生产进展，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在马克思看来，遣责来自于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该奴役关系，如同因为还有些疾病不能治疗，而理性地遣责医学。
　　作为历史性的强有力的要求，解放成为真正的和有效的需要，这仅是在特定条件下在被压迫阶级中产生出来的。这种需要的出现不仅作为社会理想，而且总是作为现存生产关系内部的实际运动趋向于超越该生产关系的具体的历史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种需要仅在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不和谐或对抗时才发生。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人类发展和改变着生产力。以这样的方式，他们造成新的历史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人类欲望和需要。然而，在现存生产关系中，这些新的可能性不可能实现，这些新的需求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也就是说，生产力已经超过了生产关系而与之对抗。依马克思的观点，正是这种对抗提供了每一时代社会革命的条件。就被压迫阶级来说，仅在这种对抗的条件下，对解放的有效的需要才能形成。马克思说："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自身不停地创造着最终革命地推翻和历史地超越其自身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是增加剩余价值率、以资本的形式积累更大量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内在趋势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许多不同而且相关方面的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这些不稳定趋势中，最显著的是资本主义积累强加于工人之上的不断加重的奴役负担。马克思并不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的工资必然减少。实际上，马克思认为，总的来说，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极其快速扩张下的那些条件，有可能是对工人的物质待遇最有利的。但是资本的积累还意味着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工人为自身锻造了"金锁链"，这使工人受到资本的束缚，而且该束缚倾向于越来越重。奴隶的待遇也许有好转，但是对他的奴役必然会越来越难以忍受。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的一方面，是社会财富不断增大的供给，生产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同时生产了一个在数量和不满上不断上升的不安份的奴隶阶级。它扩大了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同时使在数量上稳定增长的人类与占用、利用这些手段相隔离。它还以正好与那些人相隔离的被迫劳动的手段扩大了生产力。从而，资本主义自身既生产了工人们推翻和取消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又生产了使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成为真正的历史性可能性的物质力量。它同时生产了不断加重的奴役负担，不断加强的解放的能力。就这样，它创造的生产力愈来愈不相容于以其手段创造的生产关系。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恶的或非理性的，因为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必要奴役的状态的永久性、它将这种状态扩展到绝大多数人类，以及它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不可能满足的欲望和机会，正是种种引起其衰落的缺陷。依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正在瓦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相反。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是其衰落的原因和消除它的理由。
　　但是，即使马克思认为，工人要求解放的渴求是资本主义应被消除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与认为它是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的一样，仍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我的想法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然植根于某一特定的道德或社会理想或原则，这是错误的。有人声称，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推翻资本主义会带来更大的人类幸福。有些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康德主义者，因为他反对的资本主义支配和奴役仅仅包含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把人本身当作目的。还有些人从马克思希望人类的力量在社会主义下得到扩展中，看到模糊的"自我实现"理论。但是，当然，看重人类幸福的人不是功利主义者，反对仅仅把人当作手段的人不是康德主义者，以及注重人类的力量和能力发展的人不赞成任何特定的道德哲学，这都是极有可能的。因此，在我看来，那些在道德哲学中处于特定地位的追随者，认为马克思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与其说马克思赞成某一特定的道德哲学，不如说马克思是一个"普通人"，几乎每个道德哲学家都能声称，马克思的道德观念与他的是一致的。
　　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包含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有机功能和预测的综合理论中。该理论本身不是道德理论，它也不包括任何诸如此类的特定的道德原则。但是它也不是"仅仅描述性的"，在繁琐的哲学意义上，这被认为是使理论具有问题性：诸如此类怎么能成为谴责所"描述的"理由。伪装的剥削、不必要的奴役、经济不稳定性和不断下降的生产率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特征，这些构成了其受谴责的正确理由，关于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发展的理论，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具有那些特征，但是马克思从未试图给以任何哲学的概述；为什么那些特征构成了谴责具有它们的资本主义的正确理由。他无疑相信，他的理论提供的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是对的，无论道德哲学家是否可能给我们有关对社会制度谴责的性质和如此做的理由的性质，为了表明他自己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是对的、充分的，不诉诸于哲学原则、道德要求、或良心的评估方式是必要的。他在这些信念上是正确的，已由这一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严肃的资本主义捍卫者仅在道德哲学的立场上驳斥他的批判。为了捍卫资本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依赖于不健康的经济原则，它曲解或误解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它描绘的资本主义图景是不准确的、片面的或不完全的。还有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概述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他对其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他的时代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否认过，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所理解的，是一种充满非理性的、成熟至毁灭的具有不必要奴役的制度。更少有捍卫资本主义的人，认为这种制度终究是好的或有希望的，任何支持该想法的道德哲学是否得到严肃的考虑，都是可疑的。　　

选自Allen Wood,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 1, no.3(1970)。　　

　 　

　 　

附录：耶鲁John E.Roemer：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公平

　 　

　　2006年4月19日，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John E. Roemer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做了题为“对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公平的一些思考”的讲座，本期简报报告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一、问题

　 　

　　可以把经济机制分成两部分来探讨，一是社会禀赋资源(无论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过程，二是分配这些资源收益的方法。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收入分配动态有效率前提下，在一个总资本量和人力资本分配已知的社会，是否存在收入分配的自由度，也就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收入平等。在这里对两种收入分配效率做出如下定义，在给定社会禀赋资源条件下，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如果人们平均收入相等就是静态效率相等；如果收入增长率相等，就是动态效率相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动态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那就是所有资产私有，市场不受限制和通过税收实现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再分配。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动态有效率的前提下，存在两个自由度，一是怎样把资产的产权分配给社会成员，第二个是怎样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收益。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存在第二个自由度，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企业产权极度私有化，产权是很不平等的，但是收入再分配是非常可观的。

　 　

　　有些人觉得只要证明再分配的第二个自由度的存在就可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验显示，只要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美妙的收入平等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两个自由度都需要考察，因为在某些社会资产所有权的再分配比收入的再分配更容易实施。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如果税收制度不完善，也许通过税收实现再分配不是很容易的。

　 　

　　二、协调、激励与市场社会主义

　 　

　　很多人认为，20世纪欧洲计划经济失败证明了资产所有权不能社会化。但从计划经济失败的事实，我们只能推论出以下三种制度结合是不可行的：(1)国家拥有资产；(2)非市场形式分配资源和商品；(3)政治专政。

　 　

　　假如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个拥有多个企业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它的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另外有归因于民主制度的政治问责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要长期稳定，就必须保持股份所有权的大致平等。这种系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并且是有效率的。我把它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对资产所有权做特别的限制。为什么这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思考市场制度的基本功能。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人们提供训练自己和创新的动力。在这里不精确阐述这两个功能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两种功能的确是存在区别的。那么这两种功能哪一种更重要呢？

　 　

　　在谈论苏联的历史时，我们经常讲起巨大的协调失灵，工厂经理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原料，企业之间安排各种复杂的以物易物的交易，买消费品需要排长队等等。关于激励机制失灵也有不少故事。近年有人对在苏联激励失灵说法表示怀疑，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是把废物做成有用商品的高手。但是不管当时激励是否失灵，一个简单事实是，国民教育水平并没有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而降低。古巴也是这样，其文盲率是全拉丁美洲最低的。总体来说，受教育的低回报没有使年轻人放弃学业。甚至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深有见解的讨论，也基本上没有涉及激励问题。哈耶克假设苏联企业管理者是忠诚能干的，问题是这些人没有真实的价格指导，无法知道生产成本，因此也无法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协调的问题。哈耶克也谈到了市场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因而利用了人们希望致富的动力。但是即使在谈论这一点时，我们也要把市场的协调功能，即市场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在一起的特点，和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市场动员人们为致富而创新的特点区分开来。二战后西方反苏联宣传都没有宣称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而着重攻击其缺乏民主和自由。在苏联，就经济学家Yevsei Liberman关于引进价格机制观点的争论，都没有讨论激励问题，而只谈及合理计算成本问题。János Kornai讲预算软约束才是一个真正的激励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进入经济学词汇，此后计划经济在西方才被视为同时受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之祸而有缺陷。在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Harold Macmillan声称，苏联不会害怕西方，他们有同西方同样强大的核武器，有内部交通网络，有繁荣的经济，而且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竞争上很快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有很多资深观察家都持有这种观点。所以用在价格缺失的情况下协调一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体制导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解释后来苏联经济衰退比用激励失灵更合理。197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在西方很快就变了，计划经济激励机制失败被当作罪魁祸首。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部好的苏联经济史，把计划经济体制失败中协调失灵和激励失灵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评价。

　 　

　　如果市场机制主要的功能在于协调而不在于激励，那么就有可能在保持市场机制的同时，重新分配企业股份而不对经济产量有任何伤害。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是它鼓励企业家思想，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英雄是企业家。但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创业家的企业已被领取薪水的管理人员管理的大型公司所取代，创新也主要由学校和公司里领取薪水的研究人员来完成。70年代西方经济问题要点是有效的监督管理人员，资本主义的英雄也相应变成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大股东，激励也变成了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激励，以及能够购买比较差的公司控制性股权，解雇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重组的公司突袭者，而并非企业家。对市场研究的注意力也从其发掘创业家的角色，转向它通过公司控制市场，监督管理人员的角色。

　 　

　　近年来的诸多丑闻，比如安然事件说明市场监督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的效果远不是完美的，除了英国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是由大的私人股东监督，而是由各种机构控制。在这些国家，公司收入的主要获得者，并不直接参与监督，至少在德国和日本，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开的。如果这种机制不影响效率，进一步把对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制和企业收入分配分开，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我所称的市场社会主义，既不牺牲有效的管理监督，又把资产收益较平均地分配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可能。

　 　

　　三、收入再分配、收入平等与教育

　 　

　　假定在一个国家，企业的利润相对均等地分配给公民们，并且建立机制以防止演变出非常不平等的股权控制。怎样设计这样的机制是一个大课题，我不确定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但是这种机制的存在完全是可能的。经济学这个行业肯定没有对这个问题像研究拍卖那样绞尽脑汁。但不管怎样，这种机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不像社会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所称道的那样。

　 　

　　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里有欧洲的例子，特别是欧洲北部，而以北欧五国为最。某些保守派声称福利国家正在灭绝，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由于人口和移民的变化而无关宏旨地改变，而不是在消失。经济学家Peter Linder最近甚至主张，由于采用了聪明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北欧国家的经济效率的损害基本不存在。而且基本上没有证据说明较大的福利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低。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美国的低，但原因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工作更少，而他们的生产率并不低。

　 　

　　我猜想，北欧国家收入再分配制度成功的秘密是他们的社会成员具有同种性。这个看法并不新颖，但是我的论点与同种性带来团结那种惯常的说法不同。我认为在福利经济历史的早期阶段，重要的是成员的风险同一性，而这是由教育同一性造成的。这里的风险同一性，不意味着每个人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而是每个人发生恶劣情况比如残废和疾病的机率都差不多。因为风险是同一的，劳动者彼此保险是理性的，相反如果在保险费相同的情况下，一个高风险的群体和一个低风险的群体彼此互保是不理性的。所以劳动者同种性导致了北欧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保险体制。而且我猜想，这种制度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喜欢这个制度，疾病保险和养老福利带来了一种愉快的社会。这种状态，也开始为人们所珍视，于是那里的公民进一步推广福利社会的范畴。当今的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超出了从个人利益出发做理性的保险所需要的水平。原因是早期的保险制度使人们养成了对平等的喜爱。

　 　

　　不能忽视的是，北欧国家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团结工资政策。50年代这些国家的工会和雇主们同谋使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实行同样的工资。这种做法不是由于什么道德观念，而是为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而且当时被人认为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需。后来团结工资延伸到企业之内，导致北欧国家不仅有财政分配后的收入平等，而且有财政分配前的收入平等。

　 　

　　北欧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例子，虽然这种例子不是能够广泛复制的。社会保险带来人们对平等的喜爱，而社会成员的同一性是实施社会保险的前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了社会成员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使工资平等成为理性的选择。所以北欧模式不一定可以模仿。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反驳政治右派的中心论点，即大规模的收入分配会摧毁人们的动力因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在这里，我们不谈论选择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体制(比如上述重新分配资本所有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可能性，我们关注的只是这种体制的经济可行性。这种体制即使经济上可行，由于劳动收入的极大差异，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所期望的收入分配。

　 　

　　消除绝对的贫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人力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家庭收入还会是极不平等的。利润、利息和租金收入，只占一般发达市场经济产出的25%，剩下的都是劳动收入。最近两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最近一个世纪，美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收入最高的0.1%的人都是以劳动而不是资本获取所得。今天美国的富豪多数都是电影明星、超级球星或者公司总裁，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是资本家或者收利息的债主。如果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在竞争机制下取得的，而且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很明显，即使没有上述的高收入人物，平等分配企业股权，也不能导致很多人所想要的收入分配平等。事实上，劳动的异质性至关重要，尽管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提及这一点。

　 　

　　我曾经计算过，如果美国的资本全是公共所有，而产品按照劳动价值分配，美国的基尼系数会是0.28。这种平等程度，不需要改变现有的资本所有权分配，只需要把税率提高5%就可以实现。这个结果戏剧性地显示出，起码在美国，现在的不平等，原因在于能力不平等，而不在于资本所有权不平等。

　 　

　　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共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50%，但是社会成员的同种性不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深度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公共收入也占国家中收入的30%。然而在人口异质性的国家，教育作为另外一种纠正不平等的方法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教育，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力资本也就是获取薪酬的能力平等化。第二，我们能否期待民主制度在异质性国家带来必要的教育财政支持。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通过教育改革达到平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行性。

　 　

　　首先，我们要把经济可行性这个问题讲清楚。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本领的不同，总会带来获取收益能力的不同。以为通过教育可以完全消灭这方面的不同是乌托邦的想法。更为合理的问题是能否在平均水平上消除父母收入和孩子收入之间的关联。机会平等的一个确定的表现是一个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分布与他们母亲的教育无关。有一项研究，将美国男性劳动者分成三类，母亲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只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至少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90年代初，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很明显孩子的前途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虽然这项研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三类人收入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可以想象，不仅仅是基因，社会因素，比如家庭的文化环境和家庭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对孩子将来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对比，对丹麦做同样的研究，这三类人的收入随母亲受教育程度增加而增加。但是收入差距比美国的要小。

　 　

　　上面美国与丹麦的差别，不完全是教育财政政策的缘故，文化同质和团结工资政策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教育财政政策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在丹麦，国家对所有孩子的投资都是等同的，而且没有私立学校。在美国，由于学校财政依赖于地方政府地产税的征收，教育投资在不同地方有很大的差别，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投资，更不用说私立学校了。

　 　

　　考虑下面的问题，假设我们可以对美国教育预算重新分配，对社会背景不同的孩子做不同数额的投资，什么样的预算分配可以将上述不同背景的人们的收入的不同极小化？要做这样的计算，必须估算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工资和教育支出间的弹性系数。在美国，不同市区可以观察到的学校支出差别很大，这种计算是可以做的，美国劳动经济学家Julian Betts和我用局部均衡模型算过。按照母亲教育程度将美国孩子分为四类，母亲教育程度<8年 ,8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母亲教育程度>12年。计算结果表明，要达到这种平等，对母亲教育程度最低儿童的投资大约应该是母亲教育程度最高的儿童的5倍。

　 　

　　根据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我们认为，即使在教育技术给定条件下，教育支出彻底地再分配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缩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未来可预期收入的差别。教育技术给定，指有关弹性系数都是从现有数据计算出来的，因而反映了当前的教育技术。

　 　

　　四、教育财政政策的政治可行性

　 　

　　探寻通过教育财政政策消除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儿童将来获取薪酬能力的不同，是否政治上可行，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想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阶层的人，通过民主的政治竞争，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教育财政政策，能够达到不同的阶层的人获取薪酬能力的平等。

　 　

　　我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家庭有一父一母，一父或一母，和一个孩子组成，家长按照获取薪酬能力来分类。教育生产函数，也就是孩子未来薪酬函数是家长薪资和学校教育对孩子投资的函数。也就是说，孩子将来的收入由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决定。假设所有的孩子的天赋和能力没有差别，因为我想着重考察社会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而不是基因对孩子将来收入的影响。在模型中，家长们组成政党，就收入再分配和教育预算进行政治竞争。竞争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均衡政策，这种政策需要制定税收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收缴教育预算金额，然后把预算分配到学校，预算分配严格按照学生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就是家长薪酬的不同来进行。

　 　

　　我们把模型简化，假定一代人只有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实施教育财政政策，通过教育技术决定下一代的薪酬分配。下一代人进行同样的政治竞争，决定第三代人的薪酬分配。这种进程永远持续下去。下一个问题是，薪酬的分布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方差趋向于零，那么从长远来看，下面意义上的平等就会实现了，人们的薪酬与年代久远的祖先的薪酬无关。但是模型的结果显示，此分布的方差会不会趋向于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主从来不能保证能够消除家庭背景对孩子薪酬的影响，最多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消灭这种影响的可能性。

　 　

　　上面的结果说明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看，民主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家庭只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是有争议的，因为在很多国家，不同家族间的相互团结是很一个真实而重要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上述的悲观分析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当然，不同家族的相互团结在一个种族、民族、宗教不同的人口中发展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在种族同一性比较高的北欧国家才出现了上述的团结工资政策。

　 　

　　五、总结

　 　

　　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只要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这个制度不会带来剧烈的收入再分配，原因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

　 　

　　对于民主制度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消除不同家庭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可能性，如果各个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一个良好政体下，也就是一个不为腐败所扰，衷心代表选民利益的各政党进行有效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机会不平等的消除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并且，起码在美国，要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儿童获取薪酬的能力提高到地位较高的儿童的水平要做出较大数额的投资。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里实现平等的前景是不乐观的。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实行社会团结，就是要说服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胞做出一定的牺牲。美国著名学者John Rawls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一道德信条提供了精深的哲学依据，使以下说法成为值得尊敬的说法：出生于好的家庭或者拥有聪明的大脑不过是一件侥幸的事情，不应使获得高收入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过去35年里，美国右派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最有危害的后果是对博爱这个道德信条的否认。美国右派意识形态使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变成是体面和正常的事情。

　 　

　　经常有人提出左派也就是平等主义者需要对现实世界提出新的政策，新的想法。创新当然是对的，但是缺乏新想法不是左派的问题，团结这个旧想法依然很好，社会保险这个旧政策也依然很好。鼓吹新想法的重要性的人往往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有新的手段来说服那些已经被右派教导认为自私是好事的选民选择进步政策。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战略，的确需要一些新的手段，但这个战略本身是错误的。左派应该开展的是意识形态教育运动，教给民众什么是公平，教给民众博爱是公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这样做是有基础的。

　 　

　　美国右派智囊团，雇佣一些学者来鼓吹他们的思想。这些组织包括胡佛研究院等等，每年总共有5亿美元的支出。他们已经用了35年的时间向民众灌输他们的观点，比如反社会团结的观点，贪婪是正确的，激励只能利用人们贪婪的动机，或者社会保险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产值和社会财富。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对这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团结的意识进行了打击，他们使大家认为人们贪婪，只考虑自己的家庭是体面的事情，结果造成了美国一百年来最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40%社会财富，最富的0.1%的家庭拥有30%的社会财富。我认为中国有可能避免这种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发生，但是这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提问：

　 　

　　问：如果把您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模式推广，会面临更大的人与人之间异质性，我想，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险金和人们的风险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异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人寿保险中，人的保险金和他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在银行的管理方面，资本充足和它的风险是联系起来的。这在金融市场是很自然的，我想问罗默教授，在社会保险方面，对这种建议有什么看法？

　 　

　　罗默教授：各个国家社会保险机制是不同的，尤其是您所说的保险是否反映人们风险特征。我认为多数的社会保险不反映人们的风险特征。有一些例外，比如说退休金，保险费和一个人的收入是有关的，但是其它保险比如医疗保险，收入越高的人，医疗保险费越高，可能他们使用医疗保险业越多，但是他们得病的概率比较小。总体来讲，多数的社会保险是有重新分配性质的，而不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理性的个人选择，所以一种团结的社会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问：您的报告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人力资本决定收入，如果要实现公平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人力资本是非常稀缺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相对不稀缺。在一个人力资本相对不那么稀缺的国家中，怎么实现公平呢？

　 　

　　罗默教授：首先，我不确定在中国人力资本是否是不稀缺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缺少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在中国现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高素质的人会越来越稀缺。总体上，在中国的工资是要上涨的，但是起码根据美国的经验，很多来自穷人家庭的孩子将来的工资很难有很大提高。家庭对孩子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问题是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带来收入不同，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据我观察，在中国，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中国需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找出它自己的解决方式。

　 　

　　问：您刚才提到，在过去的35年，西方国家教育人们要贪婪，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观点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在中国，我们被教育，我们也教育人们要自私，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怎么才能改变这种趋势，使人们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罗默教授：我的顾虑是右派观点现在美国占上风，这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也许中国一些人因为受美国右派影响才变得意识形态比较偏右。我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对右派的这种人本性贪婪，只顾自己的说法做出挑战。我认为社会上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个被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他们愿意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收入重新分配会伤害经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风气和社会制度是相关的，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北欧，人们消费更多的休闲，工作更少，这种选择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工作的效率同样很高，他们的经济在全球也是有竞争力的。我想要说的，一个国家的成功，并不需要很大的不平等，而且税收很低。经济学不会教给我们这个结论，坏的经济学才教给我们这个结论。

　 　

　　问：您认为激励和人们的贪婪联系在一起，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达到公平。通过教育人们，我们可以将激励和社会团结联系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达到社会公平，而不需要太多的市场力量。这是您的意思吗？

　 　

　　罗默教授：不是。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只要家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带来平等主义者想要的平等。如果家庭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民主政体下不会产生达到平等所必需的教育财政政策。只有在人们不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实现平等的希望，后来，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失败了，20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将民主制度看成是实现平等希望，就像当初看待社会主义那样，我认为对这种看法不是理性的，对它持怀疑态度。要达到这种平等，在民主政体下，人们必须有社会团结的精神。

　 　

　　问：我看到有资料表示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信仰影响过自己的事业。刚才林老师称您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中国还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经历了从兴起到走下坡路的过程。这么多年以后，您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是怎么看待的？

　 　

　　罗默教授：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快速向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是向不好的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成就使很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推动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市场机制。资本主义最好的地方是它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它的私有产权。市场机制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过去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我从来都认为马克思思想上有一些重要错误，尤其是他对市场的很低评价。我认为市场是一个复杂社会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现代经济的发展使马克思过去的错误越来越突出。就是因为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不同，在讲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言不达意，所以我不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社会现实和19世纪的有很大不同，考虑现在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不会有什么高见。在70年代末，我和西方一些学者，用现代的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假设，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对的，哪些假设，哪些结论是错的。我们这个群体的很多成员，80年代在西方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中的所有人，都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足够的探讨，其次，马克思主义离现实社会也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