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董德刚不懂马克思主义？

福海沁东  2008-8-5

一、董教授没有理解准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

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一个日趋完善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和世界观，具有如下精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客观规律）的探索精神，客观主观统一的务实精神，理论（认识）实践统一的互动精神，自然人文统一的科学精神，环境条件与事物变化统一的辨证精神。这些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正是由于马克思具有了这种哲学，科学思想方法，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贯穿于整个马克思的理论系统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础，否定马克思的哲学，就基本否定了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称此《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　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客观与认识）相符合的内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的）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客观物质）和（认识）实践相符的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人的认识状态）方面，即人的能动性（认识的科学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也就是说仅仅是简单的实践未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还需要主观能动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科学性做保障才能真正达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在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科学实验）中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对马克思哲学有真正的理解：《实践论》、《矛盾论》和《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都是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他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因为这两个飞跃都是能动的飞跃，所以他把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可见毛泽东的思想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而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与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不同的，邓小平的思想是过分强调了实践，而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忽视了人们在实践中存在主观能动的（思想方法、实践方法）错误。正是马克思批判的那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质的唯心主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极其简单（片面）的，让人们错误的认为，只要实践（只有实践）就能（才能）检验真理。

毛泽东是真正发展了马克思哲学，把马克思哲学具体化了，指出了认识具体的规律和方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两个对立统一的阶段，感觉不同于理性认识，但只有在感觉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才能得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不同于感觉，但理解后，便可更深刻地感觉。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正确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必经过程，是人的认识发展的一条规律。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才得以顺利实现。如果人们只是埋头实践，不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就无法顺利地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里，自己的亲身实践是重要的，但人们不能事事亲身实践，因此还要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人们在深入调查研究和了解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的感性材料，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形成概念，进而做出判断和推理，造成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理论系统，这才能够达到理性的认识。由认识的第一个飞跃所形成的思想、理论、计划。办法，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付诸实行，这个从理论返回实践的过程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这是由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是认识运动的继续。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只有付诸实行，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同上）理论不回到实践，对于人的实践不起任何指导作用。可惜，邓小平哲学和董教授的哲学认识连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还不能达到，第一个飞跃不能实现，因为他们缺少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形成概念，进而做出判断和推理科学条件与方法。这也正是我们所谓的改革设计师给我们的理论指导（第二阶段的飞跃）竟是“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大点、步子快点、思想解放一点”的原因。

3、董教授的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有否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董德刚在他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描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思想流派。”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五花八门，异态纷呈。”

“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很多内容上显然是不同的。”

分析一下董教授的上述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思想流派。”说明董教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思想流派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邪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学说是指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的主张或见解，无论这种主张、见解是错误的还是不完善的。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表明这个学说至少是不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五花八门，异态纷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是真理（客观规律）就应是唯一的、统一的。可是按董教授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五花八门或异态纷呈，那这门学科就自然不是科学，不是具有真理（客观规律）意义的了。按董教授的观点，共产党就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理论指导和指导思想。  显然，董教授把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当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了，把议论马克思主义的都当作马克思主义者了，荒谬至极！！

“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很多内容上显然是不同的。”“我们不是研究“马克思学”（也不是研究“毛泽东学”、“邓小平学”等），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什么和怎样说的，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中，哪些是我们至今仍然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研究的。”从董教授的上述言辞中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哲学是破坏旧世界的哲学（推翻统治者的哲学）， 现在的共产党不再需要马克思的哲学了，而是需要一个新的“建设哲学”。不知道是否现在的共产党理论中心和领导中心是否也是这个思想。如果是，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在是马克思主张的共产党了，已经不在是“破坏旧世界”的陈独秀、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了。我不知道董教授的“建设哲学”在哪里，是什么思想内容去指导党和国家? 实际上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科学认识客观规律的哲学，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这种哲学是破坏旧世界的哲学吗？是的，是因为他给了工人阶级科学认识社会的思想武器（思想方法），从而可以达到破坏旧社会的目的，是“革命的哲学”。但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也是认识新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对我们认识新世界、建设新社会有科学的指导作用。

上述分析不难感觉到，董教授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者，而是反对者。

二、董教授没有准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卡尔·马克思(1818—18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创立的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有很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 马克思主义包括的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领域。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科学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又获得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后，江泽民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定位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在取得专政（统治）地位时如何带领团结各个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人（如董教授）可能误解了三个代表，把三个代表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独家执政）对立来，甚至想否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是对三个代表的误读、误解。三个代表不是要求无产阶级放弃专政地位和权利的理论。三个代表仍是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都以一定的阶级为基础，在政治上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大抵都是由本阶级中政治上最积极的中坚分子所级成，都有一个反映本阶级利益和意志、为本阶级的人们所拥护的政治纲领，并由此成为这个阶级的核心力量、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不仅代表全体无产阶级利益，而且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其他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也在一定程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  为什么说董教授没有理解什么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有很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是，董教授把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分割看，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割裂开来看，所以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董教授说：“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讲工人阶级是不全面的，正像只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不全面的一样）。”说明董教授不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只是无产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更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才能实现。因为，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的（最具有社会公平需求和社会变革动力的）阶级，只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才能真正维护了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所以，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在董教授的文章中还有表现：董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哲学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尽管这里董教授是概念上张冠李戴了，我们还是随行就市说，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不可能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难道不具有当代中国指导意义？这就好象是说：一个人平均吃一斤粮食/天，50亿人吃50亿斤/天粮，我们目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有50亿人口去吃粮的实践证明，那么未来100亿人口需要吃100亿斤粮/天就只好等世界真的达到100亿人口（吃粮）的实践证明才认可吗？不得不说董教授是十足的经验主义者，不知道人类可以根据目前推知未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道理。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行的，你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你如何实践？就像你错把吃李子的实践当作了吃沙果的实践，能证明出吃沙果的（性状）科学吗？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专家，应该先下工夫弄清楚马克思、毛泽东是如何思维的，他们的思维科学性到底在哪里，当你具备了这种思维方式了，在用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实践和验证，这样你必然会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的真谛。

   当你真正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后，你会发现马克思哲学本来就是系统思维。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　18页。) 　 可是董教授对马克思这种系统（论）思维方式竟然一点不知，还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提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三、发展关系。这就是用新的思想观点补充、丰富、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譬如，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吸收了系统论、价值论、认识论、人学研究中的很多有益成果。”

3、  董教授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构成和决定的，否则，就无法推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无法推导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之所以认定最终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因为能够存在无产阶级的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和剥削，才能使整个社会平等、公平。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我们不能一提阶级斗争就有恐怖感，阶级斗争是指阶级社会里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体现。阶级斗争是指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的斗争，根源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利益相互争夺的矛盾，通过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博弈）的过程得以解决。

遗憾的是董教授否定的正式马克思的核心部分，说：“而实际上，绵延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矛盾起伏跌宕的历史，是对抗性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与非对抗性阶级矛盾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历史，并非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时期。”

怎么就无法解释？？董教授应该再看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看看毛泽东的《矛盾论》。马克思主义正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解释清楚了阶级斗争所带来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时期。阶级社会的发展是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一.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质变过程中。当旧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代表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为他们服务的上层建筑，维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最终必然通过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 第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每次阶级斗争都能不同程度地打击反动阶级的统治，迫使统治阶级或是关心生产力的发展，或是改变剥削方式，减轻剥削程度，从而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旧社会的基础，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强调不强调和说不说的事，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认识阶级斗争，如何解决无产阶级在阶级社会中维护好自己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问题。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是麻痹人民和无产阶级，让人民甘心情愿地接受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接受官僚资本主义在政府中、社会中贪污腐化，接受资产阶级花天酒地浪费人民的劳动血汗和贪婪地占有人民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

当然，阶级斗争的形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会逐渐从武力暴力向文明的方式过渡，向隐晦的经济的形式过渡。邓小平如果是真心爱国，发展经济，并不需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如果他能够看到阶级斗争的形式转换，由武力暴力转换成经济实力（利益）的斗争，武力战争向经济战争转换，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在经济实力方面战胜资本主义，那就是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失败。其实，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已经明确指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原意）是一致的。

看看董教授下边这段话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

“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冲突的一面，而比较忽略阶级之间的同一、互助、合作的一面，虽然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在整体上是有偏差的。因为阶级是分工的产物，而分工与协作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表明各个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和互补的关系，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不可或缺。”既然是社会分工，那奴隶、奴隶主、地主、雇农、工人、资本家、皇帝、官僚、强盗都是社会分工的自然产物了？？

4、  董教授不应该用用马克思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否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马克思出生时从娘胎里带过来的，而是经过马克思长期的观察思考，总结无产阶级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结果。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　(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前期有不正确不成熟思想去否定他的后期成熟的思想的科学性正确性。如果普通人有这样的行为不奇怪，可是作为哲学权威的董教授就不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著作的大量修改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撰写《资本论》长达40年，之所以在他有生之年除了第一卷均未出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其中不少问题感到困惑，觉得自己的观点尚不成熟。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柏林—布兰德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史伯德在长期整理马克思著作以后也指出：马克思的“这些选择时常是互相冲突的，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这样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在写作中所犯的各种常常是很明显的错误。”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正式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系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方法）是科学的，否则资本论和共产主义论点就无法创造出来，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基本正确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完善不成熟的主要是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后阶段（帝国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理论进行再补充和发展。然而，董教授否定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尽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不必讳言。原因在于：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即使是那些真理性的认识，也只是对世界一定范围、一定层次的认识，总有未被认识的领域。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所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马克思也不例外。这就是通常所谓真理的相对性问题。其二，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情况的变化，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认识主要是董教授还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我们会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但是董教授可否弄清楚到底什么状况下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吗？人们能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是非常难的。如果，董教授能把实事求是搞清楚搞透，说明白，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像毛泽东把认识过程搞明白写出《实践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关于如何认识真谛（实事求是）道教、佛教都有很多高深自家认识。

三、董教授思维混乱（自相矛盾），把哲学、思想、立场、主义混为一潭，

清华破格录取蒋方舟时，蒋方舟说未来要成为大师，我发个帖子说，成为大师最关键的是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方法和习惯，我们很多博士、博导、教授存在的问题是具有了很多知识的条条框框和文字概念，而缺少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态度。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在于他们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思维能力。同样，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出现的先哲、圣人们都主要源于他们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说实在的，我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者也不是共产党员，也根本没有时间去逐文逐字阅研读马列原著，特别是不能像董教授那样拿着国家优厚俸禄去花时间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平时连忙于生存的时间也不够啊。但是，我对生活实践和思维方法的领悟，最终使我理解了马克思、毛泽东，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深信他们是正确、科学的。感觉董教授的主要问题在于思维的不科学，所以我上次建议董教授好好研究马克思哲学和科学思维方法。也许号称国家哲学权威的董教授不会服气，那么我们看看董教授的思维错误在哪里。

1、董教授的思维混乱，自相矛盾

   董教授说：“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个人学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它同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二者之间又具有重要差别，不能等同。”

既然董教授已经承认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个人学说是基本一致的，怎么可能在二者之间具有重要的差别？？只能说有些略微的差别才符合上句话的逻辑。

2、董教授是概念思维，而又混乱了概念

在董教授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董教授把主义、哲学、思想、立场、学说混为一潭。看董教授这段话中的混乱。“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哲学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主要是指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基本理念（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等）、基本方法。假如没有这一条，与马克思学说毫无关系，无疑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董教授或许会问这段话的混乱在哪里？

概念范畴、层次的混乱：马克思主义是大概念，高层次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相对马克思主义）的小概念、低些层次的概念，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或当作马克思主义，就如：人的胳膊、腿是人的组成部分，不能把胳膊、腿称为或当作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思想方法，这种科学思想方法是否科学通过当时的思想实践证明就可以了，而马克思主义中有社会运动的未来阶段描述，确实需要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立场问题），董教授把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了，说明董教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了马克思主义了。

概念类别混乱：立场是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持有的那个地位的态度，白话说就是观点和态度站在哪个（阶级、团体、类群的）场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和世界观，这和立场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类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不具有阶级性（立场问题），或者说阶级性偏弱（因为一些统治阶级不愿意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这种科学方法）。既然是科学思维方法，什么阶级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明显的阶级性（立场问题），这种阶级性不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阶级地位形成的，因为恩格斯本身也是资本家，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后形成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不能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科学的立场）等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是随时代和环境变化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上是稳定的，再说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和科学未必是同样的立场。可见，用立场判断或评价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错误的。

概念条件混乱：普遍意义的规律（真理）是无条件的，相对真理是有条件的，大多数事物运动规律描述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运动描述的越具体条件越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条件性。我们知道地球有引力，一个树叶要下落，这是科学规律，可是树叶掉落时（当时具体情况）未必下落，可能有大风把树叶刮向更高更远。所以，树叶下落的运动描述要符合客观规律是要在没有其他外力条件下的。在当今很多“哲学家”的思维中没有条件的概念，随便拿个概念套用，因此经常出现错误的思维判断和结论。

四、哲学与思想的产生是有规律的，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

董教授总是想否定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客观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的，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方式形成的。道教理论，是老子的思想方式形成的，儒家的理论是孔子的思想方式形成的。要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是形成或具有类似马克思、毛泽东、列宁的思维方式。大科学家、军事家、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他们形成的思维方式。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发展（根本性发展）来自人类的思维科学方法、能力和思想的进步。而能出现一个具有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的“大师”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象董教授对这一点不太理解。董教授说：“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它汇聚了无数马克思后继者的智慧，吸收了古今中外人类精神发展的诸多成果，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理解老子、孔子了吗，董教授的智慧超过马克思和毛泽东了吗？若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把全世界的人的智慧加起来就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吗？如果没有顶极的科学家，把全国老百姓人的智慧加起来就能造出原子弹、卫星吗？其实，董教授连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难达到和没有达到，还说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后来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是什么。斯大林是典型的误导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有致命的毁坏、摧毁作用。我们很多自以为是的权威们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继承和批判，甚至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如果，各位真的想继承（离继承还有距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培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思维的能力，就应诚心诚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加快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农业改革和建设，我在给中央的《加快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现代化》文章中专门对中国经常出现的思维错误现象进行了分析，想必对各位有抛砖引玉的作用，摘录如下：

《加快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现代化》中的节选：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十一个主要现实问题还只是现象问题，其本质问题是认识、理论问题，是思想、工作方法和态度问题，是党风政风建设问题。

1、  首先应解决认识和理论混沌、错误问题。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十一个主要现实问题的本质问题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和不科学的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干扰、误导引起的改革行为混乱、失误造成了改革失误的问题。中国的农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革命）更是一个巨大系统工程。缺乏科学理论的革命（改革）是很难真正成功的。因为，革命（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需要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对未来、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而靠所谓的摸石头过河的方法是很难成功的。（按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或许有人会认为当今的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但依照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原宗旨——消灭剥削、为大多数人民某幸福、福利而言，改革是不成功的。）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在缺乏正确、科学改革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盲人摸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充满质疑或误解、反对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大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实际操作中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背道而驰的西方经济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活动，从而导致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和行为的混乱，构成了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阔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奇特景观。因此，我认为现在存在的大多数现实问题的核心是缺乏正确理论指导，是原理论、认识混沌、错误引起的行为结果，必须尽快从科学理论建设、澄清认识方面下工夫，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所以本文在提出这些现实问题之前先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怎样发展生产力，什么是提高生产力的原理、机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问题。当然，本篇文章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更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规律的认识将在《新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全面讨论。我们将下篇所提问题与上篇所述理论对照一下会发现：如果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其中大多数问题是会不存在或能够得到解决的。例如，因为，社会主义农业是大生产而不是包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第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社会主义农业是按劳分配为主和按需分配为辅，反对剥削和不平等，因此也不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社会主义农业是按计划科学全面发展的，因此也不会产生第八个问题、第九个问题、第十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等等。至于第七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无任何外资的情况下也是可以不缺少资金的，缺少资金的假象是西方经济学的误导结果，只是有关金融理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会给以详细阐述），人们还不容易仅从本文来理解或看到其解决方案。

2、  其次要解决理论界、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十一个主要现实问题的又一个本质问题是中国的理论界、知识界和领导干部存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科学和态度不正确的问题。即使我们完全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社会主义改革的完满结果。因为决定人的行为和认识的是头脑，是人内在的思想、意识、理念和思维方式。理论只能是给人提供一个思考的路线、行为依据，而不能完全决定人的思想和左右人的行为。理论是外在的信息资源，必须经过人内在的信息处理（头脑加工、吸收）才能转化为人的意识、理念。而人的这种外源信息转化成内在意识的过程是因人而易的，是因人的不同思维模式、思维路径、思维惯性而变的，是因人的不同内在信息储备（意识）而变的。人们会对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对同一种理论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较好的理论，大多数人并未真正理解，甚至是好经也被一些歪嘴和尚念歪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仅是影响人们对正确理论的理解、执行，而且是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对未知事物、规律的认识、探索、发现。所以，思想问题才是根本问题。社会整体的错误行为，必然是来自社会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那么，当今中国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在思想方面主要存在七种常见错误思维方式。它们导致理论界、知识界和领导干部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观念和行为。

一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思维，也是一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唯理论、唯名论。这种思维方式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表面的、形状的、轮廓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概念、学术概念、书本概念和权威（口号）概念进行思维、判断、认识事物和诱导他人。如，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经验概念（或形状概念）思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本身是一种权威口号式错误概念，因为人类在没有科技时仍然有生产力。如果说科技是当今第一大生产力还比较贴切点，但这仍然是一种模糊概念，因为科技中能够真正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是其中能用于提高生产力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构成生产力。形而上学的概念思维会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概念当作真理或判断、行为的依据，不问青红皂白（不了解科学技术是怎样或在什么条件下成为生产力的）就大力、盲目发展科学技术，因此我国出现了大量毫无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论文。西方经济学是在假设“经济人”和“完全信息” 概念条件下进行的型而上学概念思维（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条件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其推论出的经济学结论也与客观规律不完全符合。然而，糟糕的是经济学家忘记了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只记住了它的结论概念，而不顾条件地乱用经济学概念进行判断、评术和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形而上学的概念思维模式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学者中最常见的错误。它的产生源自背诵式、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学生们为了考试获得高分，不求甚解只求记住和能说出。然而他们记住的、说出的只是一大堆概念，而不是原理和思维轨迹。这种人可以具有夸夸其谈的能力，显得特别知识丰富、博学，然而不具有科学的判断力、推理能力。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模式已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具有形而上学概念思维模式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是教授、硕导、博导。从他们的文章、言论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中不难看到他们的结论依据常常是一些不精确、不正确的概念。如，经济学界对公平与效率的讨论是建立在“公平不效率”的错误概念前提下进行的。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私有化）改革是在“经济人”和“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无劳动效率、劳动积极性的假设概念下进行的分析、判断。

二是不求机理的现象思维，也是一种经验主义、存在主义、经验论、唯实论、感觉论。这种思维方式是以个人的（五官）感受、体验、经验为主要思维、分析依据的。如，“盲人摸象”是典型的个人感受现象思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一种以眼观为主要认识依据的现象思维模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不求机理的现象思维。因为，人在相同的实践活动中对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或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因此认识结论也会不同。那么不同人的实践就会检验出不同的“真理”结论，怎么能是唯一的呢？魔术表演对观众的实践（眼见）检验是最好的讽刺和批判，因为它告诉人们眼见未必是实，耳听未必是真，简单实践检验得出的未必是真正的真理。再说，一种实践结果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构成的，辨别这些因素在实践中的作用与作用大小是很困难、要知识技能的事。唯心现象思维者常常会简单的把实践结果归结到某种个人意想的因素上。例如，深圳特区的高速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特点因素构成的，而唯心现象思维者会把深圳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在深圳的开放政策上。（客观看，深圳的特殊地理、特殊政策已构成了全国资源、能量、人才向深圳的汇集，因而产生了特区发展的特殊优势，如果上海、深圳失去特区、特权后就不会再有类似的发展速度。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发展是借助了全国的发展力量，是不可普及的发展方法，因为全国都用特区政策就不再存在特区和特殊政策优势了。）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实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检验真理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用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是有条件的、针对性的，不是什么样的实践都能检验真理。把实践用于检验真理时，往往要借助其他“真理”或实践结论条件联合进行，孤立的实践活动是很难检验真理的。另外，普通人的实践活动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既有可能得出与真理不相同的认识，所以很多真理的检验还需要有能力的“真理检验专业人员”的实践才能实现。表面上看，唯物现象思维者追求的是客观事实和客观存在，但他的思维、认识还是表面的、片面的、局部的、孤立的、有针对性的现象认识，而不能当作“举一反三”的规律性、机理性认识。然而，不求机理的现象思维者犯的关键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表面当本质，把局部当整体，把具体（针对）当一般（普遍），把现象当规律去判断、分析事物。不求机理的现象思维模式是中国领导阶层和新闻界、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学者及普通百姓中最常见的思维错误。

三是不看过程的结果思维，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实证主义、结果论、目标论。这种思维方式是不问原因、不看（本质）过程、不讲条件，只以（现象）结果为思维依据。“不到长城非好汉” ，“谁富谁英雄，谁穷谁狗熊” ，“胜者王侯，败者贼”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都是典型的不看过程的结果思维。显而易见，这些结果思维的结论是错误的。 事实情况是：世界上有大量的英雄好汉没有去到长城；抓住老鼠的猫也未必就是好猫；社会上有许多英雄人物是穷人；有奶未必是娘，是娘未必有奶。结果思维的错误在于以（现象）结果为思维、判断依据产生的结论是不充分的。同一种结果（现象）可以是多种途径、过程、原因或条件导致的，其结论还处于不确定性，而结果思维者常常是简单、武断地把他们绝对化了，把还不能确定的结论唯心地确定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就是这种绝对化结果思维。难道敌人赞成吃水果、蔬菜，我们就不再吃蔬菜、水果了吗？官僚主义者就习惯于武断式绝对化结果思维，他们不深入调查、不查原因、不问条件和差异，听风就是雨。结果思维表面上也是以客观事实（结果）来判断事物的，然而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是以个人意想的原因、条件、路径为判断结论的。实证主义就是比较迷惑人的一种假唯物主义真唯心主义的结果思维。表面上实证主义是强调真实、确实和实用，自称是实证科学，但它的真实、确实只是在于事件的（现象）结果而不是事件的（本质）原因、缘由、途径和机理条件。实证主义的唯心在于用唯物的（客观的）现象掩盖着其唯心的（原因、缘由和机理、规律性）本质。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真正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即用的是唯心的不科学的思想方法。实证方法对简单、单一事件（一因一果事件）还可以有效，但对复杂的复合的事件（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事件）如对社会行为、经济行为规律的研究只用实证方法就力不从心了。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就好象医生给人量体温得知体温38度（虽是真实的实证）就断言是感冒（其获得的结论仍是唯心的错误的），是同样的。不问过程的结果思维是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学者中最常见的思维错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崇洋媚外之风，就来自不问过程的结果思维。因为现阶段西方国家、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现状比中国好的现状、（现象）结果导致学者门、政府官员们误认为“美国、西方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们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他们看看美国、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今美国、西方国家的发达、先进的原因，就会发现和明白中国的发展并不落后，美国、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可重复、模仿的。一个时期中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一种不看过程的结果思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是不同的发展过程，然而前者的发展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后者的发展是为多数人的利益。另外是实行破坏资源、大量消耗资源的发展还是保护环境资源、节约资源的发展也是不同的发展过程，前者是为本时代人的利益，后者是为本时代人、后代人共同的利益。好在中国改变了思维方式，确定了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观念。

四是不看结果的形式思维，也是一种程序主义、形式主义、过程论、手段论。这种思维与不看过程的结果思维相反，只是把一个事件中的某个过程、手段、程序、方法、方式作为判断、思维的依据，而不问其结果、效果、效率、效益和目标如何。如：为富而富，为活而活，为写论文而写论文，为改革而改革，为民主而民主，为法治而法治，为发展而发展， “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熊瞎子掰包米，赶时髦追流行，等都是不看结果的形式思维。显而易见，不看结果的形式思维是错误的思维模式。骑马技术再好，马跑的再快，目标不对，骑术与快马就失去了最终作用（结果）。同样，战术再好，战略不对，好的战术也将失去作用。然而，这种简单的思维错误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中国法学界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司法程序合法却不管法律的宗旨、目的和效果；中国人大在大量的立法却不管所立法律是否真正执行或如何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职称评比、评价是以发表论文、书籍的多少为依据，却不看其在科技发展或社会发展中的效用、价值。政府官员把招商引资的金额、把所搞几大工程作为考核政绩和个人荣耀而不管百姓艰难痛苦与大量国企职工的利益损失。政府官员到处讲话却从不拿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再如，对温家宝关心、访问被拖欠工资民工的报道也是一种形式思维。作为总理不仅是要有关心民工的态度和对具体事件人的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行动，更要解决大众性的工资拖欠问题。总理应该做的是发现拖欠工资的现象（个案）后立即调查原因和提出国家解决该类问题的具体方法、措施和政策，并责成专人（部门）落实、检查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所以，对总理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报道要着重于总理指出的政府具体解决措施上。

五是不问条件的意向思维，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幻想主义和唯我论。这种思维有两种：一是明显的意向思维，既以个人主观臆断为主而全然不顾客观事实和条件的思维模式。如：“老子天下第一，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反映。这种意向思维的错误是容易识别的。二是隐含意向思维或一种不完善、不完整思维，即根据一些自我知道的现象、原理、公理、名言、经验、条件、感觉去判断事物（事件）的未来结果，虽然其判断、推论可能在第一个层面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只判断、推断了事物（事件）全过程的一部分、一方面就主观断定整个事件成立，然而事实上是事件成立条件的条件并不成立。大多数隐含意向思维者常常是对事件（事物）成立中条件的条件没有深入思考、追问就自认为成立。这种思维错误常在大多数青年人身上出现，因为青年人对某种事件成立所需条件不知道或知道的不全面。跳跃性思维的人、思维简单的人、过分自信的人和获得某种成功的人也都容易产生意向思维。跳跃性思维者虽然思维活跃和富有创新但不容易形成完整的推理和严谨的判断，容易从某种现象突然想象出结果而不考虑其条件。幻想主义是典型的跳跃思维和意向思维。思维简单的人、过分自信的人和获得某种成功的人容易形成主观和自以为是，其原因是其思维直接从现象、感觉到自己期望的结果，而忽视了结果形成的过程、条件的分析。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权威人士、官员和成功人事成为主观主义、意向思维的代表。这是因为这些博士、教授、知名人士、成功企业家会由于地位、名声而高估了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经验，自以为什么都比别人强、看得准。其实，他们的知识、能力、经验只是在某一方面，拿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能力去轻率判断、推论另一方面事件的结果就会忽视事件成立的某些必要条件，从而导致主观主义和意向思维。中国毛泽东时代提出“大跃进”，“大炼钢铁” ，“超英赶美” 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意向思维下产生的。当前农业部搞的测土配肥工作中就存在这种意向思维。如，以一百亩为测土取样单位，搞中心实验室测试的方法就是不问条件的意向思维。中国的土地条件是以户为单位，每户的土地种植是自由、自主的，每户的土地种植品种不同，每户的施肥条件、观念和习惯不同，因而每户的土地肥力也不同，甚至是每户的土地中的不同地块的肥力、土壤情况都不同，可是在中国一百亩地中就要由许多不同的农户和地块组成，即使测试的非常准确（的平均值）也不能代表每个农户、地块的土壤、肥力情况，如何实现科学测土配肥？看来国家几个亿的农民血汗钱又要被一些主观主义、意向思维者糟蹋了。

六是唯书唯权的引借思维，也是一种权威主义、本本主义、唯权论、唯上论。这种思维是以专家、学术技术权威、教科书专业书籍或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行政领导、知名人士、老师的言论为思维、判断依据的引经据典式思维。引借思维是一种懒惰思维，它是直接把引借来得话语作为结论性评判标准，而不去深入思索这些“话语、经典”的成立条件是什么、适应范围是什么，也不去对这些“话语、经典”进行自我思维（实验）验证。引借思维是一种高效的大众化行为指导性思维，因为大多数权威人士、书籍和知名人士的言论正确率较高，在自己没有能力判断或没时间深入思考研究的情况下采用引经据典的引借思维可以降低失败率。但是引借思维不能作为规律、学科研究的思维方法，因为权威人士、书籍、期刊、名人的“言论、经典”都有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常常看到学术权威和专家们之间有截然不同的相反的观点和言论。然而，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学术研究（论文）中却把引经据典、名人言论当作了其论点的主要论据，如果不改变这种学术研究的方式是很难获得真知灼见和事物内部规律的。同样，政府和领导干部也不应采用引借思维方式，因为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决策错误将会给社会和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引借思维不能保证思维、判断的正确性。   

七是不假思索的模仿思维，也是一种实用主义、逐流主义、唯众论、从众论。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言行或持有某种观念的人数多少为主要判断依据的思维，主要表现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和简单民主式决策。显然，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一种容易辨别的低级错误思维方式，从社会把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作为贬义词就可以看出人们对这种行为（思维）错误的认识。尽管这样社会中还是大量存在着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如大量赶时髦、追潮流、鹦鹉学舌、东施效颦的人。但对简单民主式决策的思维错误就不容易理解或辨别了。表面上看简单民主式决策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模式，然而民主决策思维正确的前提是民主成员（民众）的信息完全、知识足够和思维正确者（智者）的分析（讲解）到位。由于大多数人不具备透彻分析、正确判断复杂事物，特别是把握事物运动规律、预测事物未来状况的能力，很难对复杂事物做出正确的思维、判断，这也是为什么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中的原因之一。简单民主式决策常常是以大多数人的判断为依据而放弃少数真正具有真知卓见人的正确思维判断，特别是许多简单民主式决策实质上是把决策思维变为多数人的决策赌博（猜测）和决策者的责任推卸。当然，我不反对民主式决策，正确的民主式决策有助于保证决策思维的正确性，但民主决策的正确性不是来源于是否人数是多数，而是来源于能否使思维者决策思维具有全面性、深度性、透彻性和逻辑性。民主式决策更应该用于民众利益的决策，而不是真理或科学、认识的决策。如果把对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的数学证明是否正确的判断通过全国公民进行民主公投来进行是很难能获得正确结论的。同样，社会发展问题、经济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军事战争问题、政治问题、科技发展问题都是较复杂、深奥的问题，用简单民主式决策是很难获得正确思维、判断结论的。

思想方法问题是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只有思想方法正确才能发现问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建立科学有效的理论，即使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理论的应用与实践结合仍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来保证。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思想方法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所倡导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胜利，其核心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种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特别是中国进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性教育、教学，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错误思想方式呢？一是理论界和教学者、学习者还没有真正认识、理解、吃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和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如多数人会把唯物主义与唯实主义混为一潭（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宏观物质叫实或物，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物质叫虚或“心”），机械地认识唯物与唯心，或者说是一种唯心式的（个人感受的）唯物，教育者、学习者并不知道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具体思维路径。真正的科学的唯物论应该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数学相一致的。可以说用物理学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物质运动规律来思考、观察问题、辨别真伪是真正的科学的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二是思维习惯、惯性与情感阻碍了人的正确思维。思维不仅仅是方法问题，而且是思维习惯、惯性与控制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了我们对思想方法的正确认识问题，并不一定保证我们形成正确的思维，因为人的思想是有习惯和惯性的，这种习惯来自于学校教育、锻炼、实践和社会文化。西方人的文化导致西方人更习惯于终端、（孤立）现象、（具体）细节的思维模式，而东方文化导致东方人更习惯于源头、（关联）本质、（笼统）整体的思维模式。即使一个人有了较好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其思维仍然受外部环境刺激、个人情绪的影响，情绪化、情感化的人很难做出正确的思维和判断。这也是具有很强唯物观的伟人们在某些时候也会犯（唯心主义）思维错误的原因。

3、  要下力量解决理论界、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态度问题。

除思想方法问题外，态度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现代成功学把态度作为首要条件，甚至认为：“态度决定一切。”尽管“态度决定一切”的说法是唯心主义的、不准确、不全面的，但态度确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前提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有了科学的理论，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还需要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建设。什么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理论与方法再好都将失去应有的作用。态度问题不但影响着理论的实践与执行情况，而且也影响着人对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结果。如果，一个科学工作者、社会（人文）研究者没有严谨、认真、客观、求实、求真、坚忍不拔的态度就很难真正发现真理或客观规律的。中国目前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图有虚名、追求金钱地位的不正之风。有些学者捏造实验数据、统计数据，编造假科研成果，编写（甚至请人代写）虚拟的、仿造的科技论文和搞书籍、成果挂名，为的是晋升职称、获得学位、提干、荣誉、奖励或套取国家科研经费；一些大学、科研院所越来越不重视研究生、科研队伍的道德、精神和态度的培养；很多获取大量国家科研经费、占有大量科研资源的著名研究人员整天应付出风头的社会活动，而不是科学研究问题，然后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编写一大堆论文或不负责任地到处发表言论、文章。这种研风、学风、作风严重干扰、阻碍着科学技术和学术的正常发展。同样，在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指鹿为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的不良风气。党风、政风问题一方面使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方针不能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可使党中央、国务院和研究、决策人员不能获得真实的情况而产生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马克思、毛泽东的重要人生态度，也是共产党获取革命成功的法宝。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对当今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未来能否成功进行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而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当然，一个人（组织、国家）要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法院法官很想做到客观公正（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常常会由于能力和条件的制约而做出不客观（不实事求是）不公正的误判。因为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还有思想方法、技巧、能力问题。对于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我曾提出“五实”的方法：求实、真实、扎实、诚实、朴实。求实也是求真，是指要有追求真理的态度、意愿。真实也是客观，是指“一是一，二是二”、客观公正的态度，特别是指表术客观、真实。扎实也是到位，是指思想、思维、工作到位，特别是深思熟虑、工作扎实、细致、认真、完善。诚实也是真诚，是指对人对事要真诚、对事业、对真理要有诚心，要坚持不懈，心诚所至金石为开。朴实也是自然、天然、简朴，特别是指心境坦荡、自然、淳朴，无华不浮，（不但）无欲则刚，（而且）无欲则清，判断处理事物不为情、欲所困所扰。在“五实”中，求实是最难的，真实、诚实是最容易的。然而在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中相当比例的人连真实、诚实也没做到。当今在中国欺下瞒上、弄虚作假已相当普遍，它已成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腐败的重要温床和基础，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政府官员——“人民公仆”和共产党干部——“三个先进代表”的真实、诚实这种社会对公民的最基本要求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就无前途可言，更不必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了。前边讲的主要是指如何追求真理，然而“只求主义真”并不是马克思、毛泽东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本意和最终目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更高层次的形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用真理（理论）武装自己和人民，指导自己和人民正确利用世界、改造世界。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这也是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次次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实践不仅是真理（科学）的体现，而且是对真理（科技）认识和真理（科技）检验的重要方法与途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需要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快速提高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而也只有理论、科技与实践相结合，应用于实践活动中才能构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然而，中国农业科技、教育离农业生产一线越来越远了，大量的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不从事农业，大量的农业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不能应用于农业生产一线。农业科研院校不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怎么能是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